摘 要：文艺学经验方法作为艺术鉴赏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中国古代文论可谓是文艺审美经验方法的典型形态。本文主要是对经验性及经验性的审美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表现以及生成原因作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审美经验；诗性直觉；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文论属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指古代中国的人们依据一定的哲学观与美学观，对文学现象以及相关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所作的阐说。[1]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中，有着特殊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范式，而经验性的思维方式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因而在分析和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文艺方法时，经验方法则是最主要的方法，并且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创作和审美方法。
文艺学经验方法，作为人类认识文艺现象的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就是审美主体从自身的审美经验出发，对文艺的本质和规律进行经验性把握的一种方法。[2]31“经验”是哲学认识论中的一个概念，是人类知识与技能的积淀，属于意识和精神范畴。而经验方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思维范式，与审美经验又有着密切的关联。它将审美对象看作一个浑然整一的有机体，从整体上进行感知和把握。既然是一种经验性的审美把握，那么这种审美就离不开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活动。中国先哲们在进行艺术审美活动时，无论是进行创作还是鉴赏都与实际生活中所观之物，所感之情紧密联系。一切都源于对生活的审美经验性体验，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明显的经验性特点。
一、中国古代文论之经验创作——诗性直觉、摇荡性情
王宇根说:“中国思维传统不太重视对对象进行条分缕析的细细切割和区分, 而要重视主体独特的经验，重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重视从整体上直接把握对象,重视整体的浑成与圆融。中国思维之所以重整体直观是因为认识到逻辑的细致解析往往会破坏整体的和谐,因而妨碍对事物本质的把握。”[3]208~209中国古代文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美与善相统一，主情重情。这些特征和要求就决定了中国古人们在进行创作时离不开自然社会，重情重美，他们的创造和审美都来源于生活实际，是对事物的直观把握。直观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化“基因”，它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直觉感悟、体味品评等基本的“理论范式”。[4]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性直觉。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诗言志”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一种文艺本质观。从“诗言志”是古人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更是古代诗论家对于主体内心世界认识和情感因素的理解。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志”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但始终是古人们对内心情感的直观把握和表达。“言志说”要求抒写内心的情志，反映真情实感，写真景、真境；抒真情、真志，而不矫揉造作。这种“真”，是创造者内心情感的一种直观。真实的直观和表达这种精神活动，诗人们就要对“物”和“情”进行认识和体验，而非思辨。另外，中国古人们讲究“天人合一”，通常把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如《周易》中的“神”，这种宇宙间不可捉摸、变化莫测的东西，人们无法认识它，而它却又是事物变化的主宰，所以这种“阴阳不测之谓神”，就被赋予了体验的直观性，这种体验源于先民们的现实生活。《周易》中阴阳八卦所表现出来的神秘主义与认知方式，也正是先民们在与自然界进行搏击的过程中焦灼、忧惧、崇拜等情绪的显现。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逐步形成了生命万物之始在于“道”，而“道”法“自然”，“自然”主宰一切的观念，因此给“自然”赋予了无比崇高的地位。正缘于此，中国古代几千年文学文论观中，就不自觉地将自然万物赋予其人类的生命力和活力。从人类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来感受和欣赏自然万物。老庄也曾用“玄览”、“心斋”、“坐忘 ”等直观的方式来领悟“道”的内蕴，孟子主张“万物皆备于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庄子则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都是非理性思维的探索。这种运用融合物我、主客的体验方式进行诗性的表达，在本质上是审美的。他们将审美与文艺创造渗透在天人合一的体验而非静观的认识当中，对事物、情感的直观认识，是一种诗性直觉的认识。
在具体实践与创作中，诗论家们更是重视经验性的描述和审美性的追求。刘勰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听千曲而后晓声；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不仅要求对事物的实际体验和经历，更是对语言的诗意特征的追求。叶燮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要求作家的心声必须与诗文创作一致。有此准则，于是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诗意情感的抒发。这种性情之摇荡，不是诗人们凭空想象得到的，更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切身经历过和体验到的，实际生活中的“物”象，无论是自然景物还是社会事物，在作者主体审美关照下，与“物”合而为一，触景生情，才有了主体感情的激荡。是直观性的体验，而不是理性的论证。在传承几千年的优良文化传统中，形成了许多固定的意象，如“柳”象征惜别与留恋，“兰花”代表高洁，“松”、“竹”象征挺拔、坚强的意志等，这些都是主体情感及其审美关照下形成的的独特意象。如果没有古人们对事物、景物及情感的诗性直觉和主体审美关照，就不可能有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
二、中国古代文论显现经验性审美方法论的原因
经验性方法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显现最为突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首先，是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影响，追求文论的真、善、美，强调文学伦理道德的价值和情感体验的表现，强调批评主体的表现作用，注重和谐美的文艺美学观念。中国古人认为万物的主宰是宇宙间变化莫测的“神”（天）。并且万物皆有灵性，皆有生命，所以尊敬、崇拜万事万物，必须尊天命而行之，合二而一。原始五行、阴阳说，就是把具体物质形态与人类紧密联系，“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把世界万物的特性本质，类同于人的本质特征。但总的来说是“以人为本”，以主体去感受和体验客体，将主体客体化，客体审美化。《易经》
将宇宙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归结为阴阳变化，孔子称“一阴一阳谓之道”，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和”、“同一”是儒家文化的典型特征，正由于这样的哲学思想背景，古代文论家们常常从宇宙、自然、社会“道”的根本规律出发，认为人的社会本质和自然属性“德、性”，人的喜怒哀乐“情”等方面，探索文艺的本质和本原，从文艺创作中种种复杂矛盾的现象出发，加以阐明和欣赏，体现出一种气势恢宏的整体性的思辩趋势。
其次，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不太重视自然科学，而是更多地追求、体验人与自然契合无间的一种人生境界和精神状态。干支纪年法、二十四节气、“四大发明”等，比西方早出现几千年，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文论没有汲取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而是追求精神领域的超脱与感应。自汉代佛学的传入，在中国经历本土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思想，受到文学（论）家们的青睐，如“滋味”、“神韵”、“妙悟”、“灵感”等理论学说，都是在理解、借用佛学禅宗思想的传统上逐渐形成的。魏晋刘勰作《文心雕龙》，全面探讨文学创作、批评及鉴赏等一些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剖情析采”、“神与物游”，从物到情、从情到辞，整个过程都“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在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上“唯务折中”，认为天地间是人，人乃“性灵所钟”，“五行之秀，天地之心”（《文心雕龙•原道》）。可以看出儒道释文化对刘勰及其文论创作理论的影响。到了唐宋金元时期，禅宗思想对文学文论的影响则更为深刻，在诗歌创作中以禅入诗，诗歌理论上以禅喻诗。如王维、苏轼等追求诗歌境界之空灵美；韩愈、王昌龄、严羽等讲究载道、取境、妙悟之意境美，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禅宗思想影响。在儒道释等哲学观的影响和作用下，使中国古代文论与古代哲学观念紧密联系，“以人为本”，重视审美主体的观照，形成了文学的“人学观”，从而使自己的话语体系“形神兼备”，体现出其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审美特质。[5]文论创作中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审美观念上追求“咏物言情”、“意趣神韵”等美的经验感受。
再次，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特征之诗意性和含蓄性决定了文论本身的特征，追求形心相远之“想象”的心理体验。如《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可以看出诗歌语言之音律美。而想象则更是让诗意性的美感进一步深化。曹丕在《典论•论文》就确切、精彩的描述想象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淑六艺之访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将想象过程分为“始”与“致”两个阶段。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更是将想象看成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认为文学创作中想象能够产生一种精神远离形体的体验，“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之妙，神与物游”，想象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物我同一”和“物我两忘”。这种诗意性的想象理论在诗歌及文论创作中是直觉性而非理性，正是与中国古代哲人对物象的直观审美追求和话语表达的含蓄诗意相关而形成的。
正是在中国古代特定文化传统及中国古人话语表达方式及审美追求下，中国古代文论才形成了真景、真情、直观、神思等审美经验性典型形态特征。
参考文献：
[1] 袁济喜.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特质[M].载《求是》学刊，2004年11月第31卷第6期.
[2] 赵宪章著.文艺学方法通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3] 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5] 王刚.中国古代文论对审美主体的观照和开掘[J].载《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6月第18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