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21)是俄国阿克梅派的发起人，曾先后出版诗集《征服者之路》(1905)、《浪漫之花》(1908)、《珍珠》(1910)、《异国的天空》(1912)、《箭袋》(1916)、《篝火》(1918)、《火柱》(1921)等。古米廖夫个性浪漫，喜欢在浪迹天涯的旅途中寻找创作灵感，他的足迹遍及英、法、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古老城市，曾三次漫游非洲，到过撒哈拉大沙漠、尼罗河、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也曾远游近东、地中海和拉丁美洲的安的列斯群岛等地。古米廖夫对浪漫个性的追求逐渐演变成其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异国情调”：“对自愿的漂泊者和旅行家古米廖夫来说，古老的欧洲、非洲、小亚细亚城市留给他的绚丽多彩的印象意义重大，这是他的生命，是他的思想和想象赖以生存的养料。”(郑体武，1999: 315)
尽管古米廖夫生前未曾有机会亲赴中国一游，但有不少源自中国的诗歌意象散见于其诗歌作品之中，显露出他对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化的兴趣。古米廖夫曾依据法国朱迪特·戈蒂耶的译本《玉书》而翻译、出版了中国组诗《瓷亭》(一译《瓷器陈列馆》，)。遗憾的是该法语译本并未忠实于中文原作，不过我们仍能看出古米廖夫对中国的向往。
1.0 古米廖夫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显然，古米廖夫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欧洲、俄国当时掀起的中国热紧密相关。我们知道，自17世纪起，由于欧洲传教士等人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的介绍，西方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展开了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等活动。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俄国文化界也掀起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热潮，譬如列夫·托尔斯泰曾研究孔子并将老子的《道德经》译成俄文。古米廖夫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可见诸于其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作品中不时会出现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题材和诗歌意象。
鉴于古米廖夫一向喜欢猎奇，他对富有神秘色彩的中国产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早在1908年创作的《皇后》一诗中，就有了这样的句子：“你那卷发下的额头泛着青铜色泽/你的眼神像钢铁那样锐利/沉思默想的僧侣们/在西藏为你点起篝火。”(Гумилёв，1991a: 102)①1909年，古米廖夫又创作了《中国之旅》一诗，题献给著名画家С．苏杰伊金，诗的最后两句是：“只有到了中国我们才抛锚停靠，/哪怕半路上会遭遇死神之邀。”(Гумилёв，1991a: 118)在这首诗中，字里行间显现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心，可见古米廖夫要到中国一游的愿望多么强烈。1911年古米廖夫写出《我信过，我想过，终于亮光一闪》一诗，里面有这样的诗句：“我梦见，我的心儿并不痛，/在黄土中国它像个瓷质的铃铛/挂在五光十色的佛塔上叮当作响，/成群的仙鹤在珐琅般的天空鸣叫。/温顺的姑娘穿着红绸衣裳，/上面用金线绣着蜂、花和龙的图样。/姑娘盘腿而坐，眼神惆怅，/正在专心地倾听那细微的声响。”(Гумилёв，1991a: 168)从诗行中的“黄土中国”、“瓷”、“佛塔”、“仙鹤”、“珐琅”、“红绸”、“龙”等意象，可见古米廖夫对中国文化元素相当熟悉。1914年古米廖夫又写出《中国姑娘》一诗：“浅蓝色的凉亭/矗立在河中央，/像编织的鸟笼，/里面住着螟蛾。/从这凉亭里/我望着霞光，/有时我也看/树枝怎样摇晃；/像树枝摇晃那样，/独木舟在滑行，/绕过河中央/矗立的凉亭。/就在我的牢笼里/有一束瓷质玫瑰，/那只金属做的鸟儿/尾巴闪着金光。/而我不相信诱惑，/在绸缎上书写/心平气和的短歌，/倾诉爱情和寂寞。/终归要钟情于未婚夫；/尽管他秃顶和老气，/但不久前在广州/他通过了所有的考试。”(Гумилёв，1991a: 250)在这里，古米廖夫直接取中国的现实图景为创作题材，甚至还提到了科举考试这一中国选拔人才的方式。
通过对上述诗歌中存在的中国题材或意象的分析，我们看到，尽管古米廖夫本人未曾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文化并不陌生，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仰慕和向往。
2.0 古米廖夫对中国诗歌的翻译
在古米廖夫的一些诗歌中经常出现“红绸”、“珐琅”、“龙”等意象，说明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传说和神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米廖夫没有机会亲赴中国，但又不能满足于通过别人对中国的介绍所得的知识。1917－1918年间在巴黎翻译中国诗歌这一举动，说明他希望通过亲身实践而能更好地把握和体验中国文化的奥秘。
1917年5月，古米廖夫经由芬兰、瑞典和挪威前往伦敦，不久转赴巴黎。在伦敦他结识了供职于大英博物馆的东方学家、中国诗歌的杰出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在古米廖夫遗留在伦敦的笔记本上，抄录着一些他正在研读或打算借阅的介绍东方文学的著述和译著名称，这表明当时的他已准备认真探究东方文化。之后古米廖夫到了巴黎，并在此居留半年之久(1917年7月至1918年1月)。这一期间，古米廖夫受同样身在巴黎的俄国著名画家Н．冈察洛娃和М．拉里奥诺夫夫妇的影响，钻研东方文化的愿望变得愈发强烈。但是，古米廖夫连一种东方语言都不懂，他只能借助法语和英语译本，尤其是法语译本。虽然古米廖夫通晓法语、英语、德语等多种外语，但就掌握的程度看，在他研读东方文学时真正有用的只有法语：1907－1908年古米廖夫曾在法国索邦大学旁听文学课；1910年4月曾与安娜·阿赫玛托娃一起去巴黎度蜜月；1914年曾将法国著名诗人特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2)的代表作《珐琅和雕玉》译成俄语出版。就古米廖夫的这个译本，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А．Я．莱温松曾做过评论，认为古米廖夫的译本极为珍贵：译本“奇迹般地再现了他所爱戴的戈蒂耶的原貌”，“两个文本如此对等，真令人难以想象”。(Гумилёв，1991a: XIX)可见，古米廖夫精通法语，加之诗人译诗，译笔甚佳。
居留巴黎期间，古米廖夫借阅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相关资料，全神贯注地钻研东方诗歌，其所译诗集《瓷亭》就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成果之一。古米廖夫将在巴黎翻译的中国和印度支那诗整理成册，冠名为《瓷亭》(副标题为“中国诗人”)，并于1918年由彼得格勒极北出版社出版。1922年诗集在思想出版社出了修订版，就
篇幅而言，增加了一首转译的中国诗《山影》。1922年版的《瓷亭》在结构上分“中国”和“印度支那”两编，前者计11首，后者5首。由于古米廖夫本人不懂中文，所以在他翻译李白、杜甫和张若虚等人的诗作时主要依据所搜集的英、法文译本。这一点他在翻译手稿上曾有明确说明，并列出了他所依据或参考的译著的作者，其中包括朱迪特·戈蒂耶、侯爵圣－德尼、休厄特、阿瑟·韦利等。就《瓷亭》收入的中国诗而言，古米廖夫在翻译时主要依据的是朱迪特·戈蒂耶的法文译本《玉书》，所译的11首中国诗都见于该译本。
在朱迪特·戈蒂耶的《玉书》中，有一首名为“瓷亭”的诗，标注的原作者是唐朝诗人李白。古米廖夫正是取了这首诗的名称来冠名自己所译而成的诗集，并将该诗列为诗集的第一首。在古米廖夫选译的这11首诗中，所译诗歌的名称、原作者均与朱迪特·戈蒂耶的法文译本相同的诗共有5首，其中包括疑是朱迪特·戈蒂耶将李白的两首诗《题元丹山居》和《江南春怀》合译(秦寰明，2003: 261)而成的《瓷亭》，另外4首是李白的《江上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秋笛》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3.0 对古米廖夫译文忠实度的客观评价
不知是由于人们对古米廖夫诗歌才华的倾慕，还是由于《瓷亭》契合了俄国人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欲求，《瓷亭》一经出版便备受关注。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看法，即认为古米廖夫的译文不够准确，说他对中国诗的翻译是一种改写或曰自由译。在Г．П．斯特鲁韦和Б．А．菲利波夫编选四卷本的《古米廖夫文集》时，就曾认为诗集《瓷亭》中的中国诗“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写”。(Гумилёв，1991a: IV)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公允。客观地讲，在这方面古米廖夫很有些替人受过的味道。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古米廖夫翻译中国诗时所本的法文译本《玉书》。朱迪特·戈蒂耶(1845－1917)是《玉书》的译者，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诗人特奥菲尔·戈蒂耶，就是那个“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首倡者。上文提到，古米廖夫曾翻译过其代表作《珐琅和雕玉》。1864年起，朱迪特开始翻译唐诗并在杂志上发表；1867年出版了中国诗译本《玉书》，该书迅即被转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出版。1902年又出了修订版，共收入110首自周朝到清朝期间的中国诗译作。朱迪特翻译的《玉书》曾多次再版，长期以来深受读者青睐，流传甚广，但随着文化交流和相关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开始质疑该书的翻译准确性问题。中国学者钱林森认为“至少是改写而非翻译，是由女作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钱林森，2004: 185)秦寰明对戈蒂耶和圣－德尼的译本曾做过比较，认为“圣－德尼的译本中尚是忠实于原作的一句一句的翻译，到戈蒂耶手里则只是略取其意，稍取其词，典故均不予译”。(秦寰明，2003: 259)
既然朱迪特·戈蒂耶的译文被指是对原作的一种独具匠心的改写，那么古米廖夫依据朱迪特的译文进行转译，其译文的准确度就不当仅以中文原文为标准去判定。通过比较，我们会看到，在由法文转译中国诗的过程中，古米廖夫处理得相当严谨，力求将朱迪特的“原文”译得毫厘不差。仅以古米廖夫和朱迪特译的《江上吟》为例。李白的原诗共有12行：“木兰之枻沙棠舟，/玉萧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沈德潜，1979: 193)从1928年版的《玉书》看，朱迪特在翻译此诗时作了相当大的删减和改造，秦寰明将其译文回译成中文如下：“我的船是乌檀木所制；我玉笛的孔镶嵌着金。/就像有种植物能去掉丝绸上的污淖，酒消解心头的悲恼。/当一个人有好酒、精美的船和年轻女子的爱，他就像仙人。”基于对比研究的结果，秦寰明发现，由于朱迪特·戈蒂耶不求忠实于原作，在《玉书》中有若干首题名李白的作品至今无法查证出它们的原诗。同时，该文作者指出：“可见戈蒂耶只是取了李白诗中‘木兰之枻’、‘玉箫金管’、‘美酒’、‘载妓’这些词面所表示的情事，由此最多只是从消极的方面透露出对功名富贵的藐视。而李白诗的中心内容：通过‘楚王台榭’的不保和‘屈平词赋’的永存，反映对文学生命的珍视与自信，在戈蒂耶的笔下荡然无存，而变成了一首及时行乐的颓废之作。但正是这种‘轻浅’的‘改作’，却迎合了当时法国乃至西方社会的诗学趣味以及他们的对于东方文化的口味。”(秦寰明，2003: 259)仿照这种对比研究的做法，我们尝试着将古米廖夫《瓷亭》中的《江上吟》回译成中文：“我有红木造成的船，/有用玉制成的笛管。/就像水能洗掉丝绸上的污点，/酒会消解心头的愁烦。/当一个人有好酒、快船，/有可爱的女人相伴，/夫复何求？/地地道道像个神仙。”(Гумилёв，1991b: 112)在古米廖夫的译文中，除将朱迪特所译的“乌檀木”改为“红木”、“有种植物能去掉”改为“水能洗掉”外，在意象构成和内容上都与法语译文相吻合。若将《瓷亭》与《玉书》中《春江花月夜》的俄译与法译进行比照可发现，一如我们刚分析比较过的《江上吟》，两者同样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这样看来，古米廖夫的译文虽然做到了对朱迪特译本的忠实，但法译本错讹在先，不懂中文的古米廖夫因此而背上不忠实于中国诗原作的“黑锅”很无奈，实属冤枉。
4.0 结语：古米廖夫代人受过，所据法译本错讹在先
在尼古拉·古米廖夫诗歌创作的成熟期，他不断地寻求浪漫个性的张扬，其诗歌的“异国情调”特征也变得愈加明显。充满神秘感的东方，尤其是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逐渐成了他实现心灵探险和体悟生命存在之激情的凭借。他曾创作过《中国之旅》、《中国姑娘》等诗，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曾专门钻研并翻译过中国诗，集成《瓷亭》一书出版。尽管古米廖夫在翻译中国诗歌时所依据的《玉书》实际上“是改写而非翻译”，因而他无法形成对中国诗本真的认识，但由此不难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珍视。或许是对古米廖夫亡灵的一种补偿和安慰，1910年与之结婚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后来成功译出屈原的《离骚》，而他们唯一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长大成人后专事东方历史与文化研究，成了声名远扬的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