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歌词创作，自来认为是南唐词风的承继与盛宋词史的前导，其间与政治遭际相关联的深意虽不乏体认，但始终缺少令人信服的实证性研究。本文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首先选取《采桑子》词十三首，旁及《玉楼春》、《夜行船》诸篇，这是一组从未明确考证出有内在关联并关合政治心态转变的词作。此种特定历史境遇中歌词所蕴藏的心理之掘发，有助于深度读解欧阳修的另一名作——《朝中措》送刘敞词。尽管此前的研究者可以考证它的历史背景，但其中深层次的政治寄寓与时风迁变之中士大夫仕宦心态的不同趋向，则非由历史心理切入而不能完全理会。进而欧阳修影响深远的文化行为的内在动因及其与后辈士大夫政治选择的异同，也将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采桑子》《玉楼春》《夜行船》词的内在关联
周必大于南宋绍熙二年(1191)至庆元二年(1196)主持编辑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收有近体乐府三卷，首列《乐语》七篇，次为词，以《采桑子》十三篇冠首①。今所见欧阳修词的最早辑本，是收录在曾慥《乐府雅词》卷上“雅词”类的八十三首，其中《采桑子》计有十一篇②。对勘二者，次序无别，唯《雅词》中少最末两篇。周必大全集本卷次安排与罗泌就“盛传于世”的欧阳修词集《平山集》所重辑本相同，而曾慥亦就《平山集》有所选取③。欧阳修《采桑子》十三篇，其前十首一般被认作风物名作，而鲜有深究其寄寓。词中深意之考知，必须结合其创作的具体时、地。以《采桑子》前十首并词前《西湖念语》而言，时地因素都存在着不确定状态，故先考证《采桑子》最末三篇，词云：
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
十年一别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话衰翁。但斗尊前语笑同。劝君满酌君须醉，尽日从容。画鹢牵风。即去朝天沃舜聪。
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④
欧阳修诗文中凡是言称“谢公”，皆指他的洛中旧友谢绛；而以上三首词中的“画楼钟动”、“清风”、“尊前客”、“十年”、“旧曲”亦都有明确所指，即由谢绛《夜行船》歌词触发的一系列密切关合欧阳修仕宦升沉与心态变动的往事。谢绛词云：
昨夜佳期初共。鬓云低、翠翘金凤。尊前和笑不成歌，意偷转、眼波微送。草草不容成楚梦。渐寒深、翠帘霜重。相看送到断肠时，月西斜、画楼钟动。⑤
又，欧阳修《玉楼春》词云：
春山敛黛低歌扇。暂解吴钩登祖宴。画楼钟动已魂销，何况马嘶芳草岸。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洛城春色待君来，莫到落花飞似霰。⑥
《居士集》卷十《送谢学士归阙》，周必大本原注为明道二年(1033)，诗有“人醒风外酒，马度雪中关。旧府谁同在，新年独未还”之句⑦，论者一般定此篇为明道二年冬送谢绛之作⑧。参证《玉楼春》“洛城春色待君来，莫到落花飞似霰”，是送别之际春色尚未来到——词中所言“芳草”，乃“草色遥看近却无”之初生“芳草”；所言“柳色”，亦即“新年垂柳色”之“柳色”，皆初春景色。而自洛阳入汴京，必途经嵩岳，故诗云“马度雪中关”，是用韩愈“雪拥蓝关马不前”，为揣想而非即目。“新年独未还”意为：大地回春，希深(谢绛字)则要远离我们而去；因此是“独未还”。谢绛入汴京，是由河南府通判任满，权开封府判官，史书所载在景祐元年(1034)二月丙午⑨，此已明确到具体时日，不当有误。故知《送谢学士归阙》与《玉楼春》词，同为景祐元年正月送谢绛入京时作。而《玉楼春》“画楼钟动已魂销”，正谓谢绛《夜行船》词已经流播西京士大夫间，适值送别词作者之时，因此不免有“销魂”之感。
不止“画楼钟动”关合谢绛，《采桑子》“明月清风”亦非泛指，而是牵合了洛阳离别后欧阳修与谢绛的再度相会。考欧阳修《祭谢希深文》叙景祐三年(1036)冬贬谪夷陵，转乾德，于宝元二年(1039)夏五月与谢绛、梅尧臣相聚于邓州⑩，“清风之馆，览秀之凉”(11)；是“清风”为欧、梅、谢相聚之处，又与梅尧臣信云“喜会于清风”(12)。此度相聚，令欧阳修一扫夷陵迁谪之劳苦，顿觉轻松，“无异京洛之旧”(13)。短暂相会后，欧阳修回到贬所，旋即改任武成军；于秋天离开乾德，客居谢绛所在之邓州，故《采桑子》词中自谓“尊前客”。宝元二年冬十一月谢绛去世(14)，随后欧阳修来到襄城，一年两度与梅尧臣相聚(15)，由于此际缺少了“风义兼师友”的谢绛，欧阳修又有《夜行船》词云：
忆昔西都欢纵。自别后、有谁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细寻思、旧游如梦。今日相逢情愈重。愁闻唱、画楼钟动。白发天涯逢此景，倒金尊、殢谁相送。(16)
词中“愁闻唱、画楼钟动”、“倒金尊、殢谁相送”明显寓有悼念逝者之意，而“白发天涯逢此景”，即指夷陵贬谪之事。欧阳修在夏天相聚后返回乾德曾有诗赠梅尧臣(17)，取以参读，诗云“一别各衰翁”，即“白发天涯”之叹；“幸陪主人贤”，即以客居身份而谓谢绛为“主人”；“清风满谈席”之“清风”，也与《采桑子》所言“明月清风”相合；而“已见洛阳人，重闻画楼唱”，正以“画楼”代指谢绛《夜行船》这支“旧曲”。
至若《采桑子》究竟作于何时何地，则需详考“十年”所指。倘自宝元二年(1039)欧、梅、谢三人邓州聚散算起，则《采桑子》“十年一别流光速”，当指皇祐元年(1049)——本年正月欧阳修自扬州移知颍州，“二月丙子，至郡，乐西湖之胜，将卜居焉”(18)。细绎欧阳修事迹，则“十年”不外举其成数言之。考皇祐二年(1050)七月，欧阳修离开颍州移知南京应天府，是为“思颍”之始。晚年欧阳修曾经先后编撰有两部《思颍诗》集，其前集起始时
间便断自“南京”(19)；而在续集的序中，他回忆道：“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约梅圣俞买田于颍上。”(20)退居后的欧阳修提起这段“本志”来，由于情感的左右而出现了记忆的模糊。“皇祐二年”是欧阳修离开颍州的年份，而约同梅尧臣买田，则要迟至皇祐三年(1051)他们在应天府的“白首相逢”。由于此次聚会是类似《于役志》所载的“小饮”性质，因此，检诸欧阳修的诗文书信，了无踪迹，唯一可供按察的即此《采桑子》词。皇祐三年二月，梅尧臣从故乡宣城出发(21)，先北上至江宁，再渡越大江，然后逆运河西入京师，其间必停留南京即应天府；时欧阳修正在应天，因此二人没有不见面话旧之可能。梅尧臣五月抵京，因此他们的相会也必定在此时。《采桑子》“画鹢牵风。即去朝天沃舜聪”句，正与梅尧臣即将入京为官相合。
综上所考，《采桑子》最末三篇当作于皇祐三年五月于南京应天府欧阳修与梅尧臣相聚的宴会之上。欧阳修也在人生中三个重要转捩点，由谢绛《夜行船》词之触发而于歌词中暗寓一己的政治遭遇与心态变动：
(一)《玉楼春》(春山敛黛)词写在送谢绛赴京的景祐元年(1034)，标志着欧阳修洛阳少年放浪生活的结束；
(二)《夜行船》(忆昔西都)词写在谢绛去世的宝元二年(1039)，欧阳修天涯归客之平静从容的心境初次呈露，但尚未进入稳定阶段；
(三)《采桑子》(画楼钟动)等三首写在知滁、颍之后的皇祐三年(1051)，时与洛中旧友梅尧臣的再度相会，并约同买田颍州，呈现出老境退隐之意。
由此，和三篇《采桑子》密切相关的前十首词作，属于应天府相会之时欧阳修向梅尧臣描述颍州风光时的“思颍词”。首先，十词中所涉及的与时节相关的风物，无一例外地是春天逝去而初夏来临之时；而欧梅相会正在夏初五月，显然是欧阳修在向梅尧臣称述“此时”颍州令人难以忘怀的风物。其次，此前的研究者多依据第十首“俯仰流年二十春”并“谁识当年旧主人”之语，认为熙宁间晚年的欧阳修退居颍州作(22)；实则，此“二十年”者，乃是“二十年间几人在，在者忧患多乖暌”的“二十年”(23)，是从景祐元年(1034)洛阳离别后算起，到皇祐三年(1051)欧梅相会的约二十年间。但词前之《西湖念语》云“因翻旧阕之辞”，则是欧阳修晚岁居颍以旧作歌唱时所作，而此云“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者，即老年欧阳修“风月属闲人”(24)的退居状态。
二、《朝中措》词与“作茧”心态
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词云：“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锺。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25)史载嘉祐元年(1056)闰三月“辛卯”“知制诰刘敞知扬州”(26)，但欧阳修为何在送刘敞出京时书写如此内容？而词中若“山色有无中”、“文章太守”、“行乐直须年少”等，貌似明畅，歧解实夥。解决上述疑问，需要详考已然决计买田的欧阳修于至和元年(1054)第三度召还入京后政治心态的变动。
欧阳修撰《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云：“公讳敞，字仲原父，姓刘氏，世为吉州临江人。”“尝直紫微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将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数千言，文辞典雅。各得其体。”(27)刘攽撰《刘公行状》以及《宋史·刘敞传》，都将刘敞“直紫微阁”附于一生事迹后而不得其时(28)。欧阳修既为最早记载者，当是亲见亲闻。则此事的发生，应不出至和元年(1054)九月至嘉祐元年(1056)闰三月间。刘敞“直紫微阁”，即知制诰，时间在至和元年九月甲子即初四日(29)，欧阳修在此三天前迁任翰林学士(30)。考本年刘敞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纸，次年即至和二年(1055)曾请欧阳修等题诗(31)，欧诗云“官曹职事喜闲暇，台阁唱和相追随”(32)，正指两人同僚关系。至和二年六月，欧阳修因上书论宰臣陈执中而主动要求外放并准予知蔡州，刘敞与时为侍御史的赵抃共同上书请留欧阳修。这场政治斗争最终以欧阳修的留任、陈执中的罢任而告结束(33)，欧、刘的关系也在此际上升为“同道”。仅一月后，欧、刘更一同被任命为前往契丹的使臣，即为前后“同行”者(34)。欧阳修在刘敞启程的前夜亲往送别，以能够相逢为盼(35)；道途之中，又频频回忆两人此番行路之“同”(36)。而欧阳修所撰《刘公墓志铭》，至和三年九月至嘉祐元年闰三月间记载也最为准确详明。由此推知，欧阳修所记刘敞“文章敏赡”事，正在此过从甚密之时。嘉祐元年春，欧、刘先后自契丹返京，欧阳修曾有诗邀请刘敞：“从今有暇即相过，安得载酒长盈车”(37)；未料此言或尚未践行时，刘敞便离京奔赴扬州任所。《朝中措》词换头“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锺”三句，不但“挥毫万字”二字有“一挥九制数千言”相证，“一饮千锺”亦可参证“载酒长盈车”，知欧阳修此刻的心情，不止于夸赞刘敞的风流豪放，更有相聚心愿未能了却的遗憾。
刘敞到达扬州后，曾游览平山堂并有诗寄赠给欧阳修；欧阳修不仅有答诗，同时梅尧臣亦有和欧、刘之作，三人诗依次云：
芜城此地远人寰，尽借江南万迭山。水气横浮飞鸟外，岚光平堕酒杯间。主人寄赏来何暮，游子销忧醉不还。无限秋风桂枝老，淮王先去可能攀。(刘敞)
督府繁华久已阑，至今形胜可跻攀。山横天地苍茫外，花发池台草莽间。万井笙歌遗俗在，一尊风月属君闲。遥知为我留真赏，恨不相随暂解颜。(欧阳修)
黄土坡陁冈顶寺，青烟羃历浙西山。半荒樵牧旧城下，一月阴晴连屿间。人指废兴都莫问，眼看今古总输闲。刘郎寄咏公酬处，夜对金銮步辇还。(梅尧臣)(38)
此三首诗婉转勾连，环环相扣，其发端却在《朝中措》词中。欧词上片全以问句组合，或是仿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体，即“殷勤访朋旧”、“旧园今在否”之意；而“平山堂”于欧阳修，正为一位离别已久的故人：“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即嘱咐刘敞游赏平山堂时，代我看看它的容颜是否有所更改？“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则谓我种下的那棵垂柳，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久别之后不知消息，故发为探问之语。刘敞“芜城此地”诗中，明确透露出他完成欧阳修所嘱托的任务。起句以“芜城此地”指“平山堂”；继言“尽借江南万迭山”，是对欧阳修“山色有无中”之作答；颔联又谓山色依旧、风物不殊；“主人”句，谓我目前来临此地，而不见当年的旧主人；尤可注目的是结句：“无限秋风桂枝老，淮王先去可能攀”，表层意义杂用淮南小山《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及《论衡·道虚》篇中淮南王仙去之“古典”，实则内含有自伤外放，不得与欧阳修同处之“今典”。欧阳修身居翰林学士，所在“玉堂”即宋人眼中“天上仙境”。对于正值壮年且刚刚入京为官不足三载的刘敞，恐是未曾理会欧阳修嘱托他探访平山堂的更深意味。
在答复刘敞的诗中，早已有买田之意的欧阳修为《朝中措》词“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句下了一个极佳的注脚。欧诗首先接引着刘敞的“芜城”来做文章，这不单单是叙述历史与描绘胜景，而是在对比中纳入古今迁变与人事难定之感。颔联“山横天地”之“山”，即词中“山色有无中”之“山”，是通过刘敞诗作，欧阳修已然了解平山堂的现状；接以“花发池台草莽间”，则回到迁变的“本题”上来。鲍照《芜城赋》“孤蓬自振，惊砂坐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39)，为欧诗中“草莽”之所本。至和年间同在京师时，欧阳修便在刘敞出示的南唐后主旧物澄心堂纸上书写过类似的意见：“当时百物尽精好，如今弃置论蒿莱。”(40)“蒿莱”即“草莽”，欧阳修选用此字，不止于迁就押韵，更是关合“本地风光”。李煜《浪淘沙》(往事已堪哀)词换头云：“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开。”(41)澄心堂纸既为后主之旧物，故用“蒿莱”关合李煜事；而描写扬州，则选用“草莽”以切合“芜城”。但于此古今迁变而致人事难定的深层含义，不仅身处清华之地的刘敞不曾顾及，而当外知扬州即南唐故地时，仍旧不以为意，故不得不令欧阳修再度重申“行乐直须年少”。诗云“万井笙歌遗俗在，一尊风月属君闲”，此所谓“遗俗”，乍视之，是自南朝至晚唐五代“扬州”皆为歌吹欢舞的所在(42)，但这不过是欧阳修所用的“古典”；其“今典”则是欧阳修自述庆历八年(1048)自滁州转任扬州之“乐”，即过滤掉少年轻狂的从容恬静的“乐”。诗结尾云：“遥知为我留真赏，恨不相随暂解颜。”貌似是表达自己不能前往的遗憾，实则是劝勉刘敞寻找远离政治纷争的“乐”之存在。在与刘敞关涉扬州的赠答诗中，欧阳修几乎每一动笔都会涉及这种“乐”的寻找(43)，但能体会这一用意的只有梅尧臣。
笺释梅诗之前，须先就“黄土坡陁冈顶寺”作年与欧诗作年之矛盾有所考订。朱东润先生系梅诗作于嘉祐元年(1056)春(44)，与刘敞南下扬州相遇；然欧诗周必大本、《四部丛刊》本原注皆为“嘉祐二年”(45)。盖梅尧臣确在嘉祐元年春游览扬州，此集中诗作了然，不容轻否；然就此诗而论，却必在嘉祐二年。刘敞原唱既云“无限秋风桂枝老”，若是嘉祐元年的清秋时节，则梅尧臣早已入京。又参证《刘公墓志铭》载刘敞知扬州不过“岁馀”，则刘诗必作于嘉祐元年秋，送达汴京欧阳修处，或已至岁末；而欧、梅于汴京的和作，应于嘉祐二年。梅诗之作年既明，则他再为“平山堂”作诗时，便有别于嘉祐元年身临其境时的高亢发舒(46)，一变而为深沉感慨。在梅尧臣笔下，欧阳修所关心的“山色有无中”显然不再成为问题，刚参观过平山堂的梅尧臣确凿告诉老朋友景色依旧：“黄土坡陁冈顶寺，青烟羃历浙西山。”而接下来便转入刘敞无意言之、而欧阳修着意论及的主题即“迁变”上来：“半荒樵牧旧城下，一月阴晴连屿间。”更为重要的是，梅尧臣是真正能够理解欧阳修者，其云：“人指废兴都莫问，眼看今古总输闲。”这里的“闲”，即是欧阳修所言及的“乐”。但目前欧阳修表面上清贵闲暇的京官生活，实则却是毫无乐趣而言。梅尧臣在诗的最后将现实处境呈现了出来：“夜对金銮步辇还”的“夜对金銮”，正是北宋翰林学士连夜草拟制辞的情状(47)。梅尧臣在这里用“步辇”，不过指称欧阳修翰林学士的近侍身份，其字面或有取于曹丕《校猎赋》“步辇西园，闲坐玉堂”(48)，即映下“玉堂”二字。进入到嘉祐年间的欧阳修，愈加觉得京师生活的不安，他在写给友朋的信札中说：“遂决南昌之请，自此可图一作茧处矣”；“深思一作茧处，未有去端尔”(49)。欧阳修所谓的“作茧处”，便是寻找机会外放为官以远离政治中心，重新找回自己在滁州、颍州期间所涵养的平静从容之“乐”，而这实在是刘敞不能有深切理会之处。
欧阳修与刘敞此际志趣异向既明，愿更论盛传欧、刘二人间文人相轻的公案。此不止关合欧、刘二人的关系，进而带动两代政治家的心态取向。叶适《习学记言序目》述“旧传”两件曾巩因不够博闻而受困辱之事，次云：“刘敞亦有‘可惜欧九不读书’之诮，然犹流言，未足凭也。”(50)所谓“可惜欧九不读书”之事，由于在叶适本人也未能提出“流言”的来源，从此便陷入了两难境地：是他一方面觉得此事殊为无稽，但同时又将刘敞对欧阳修的讥评纳入曾巩的遭遇之类，即若真有此事，则欧阳修之被刘敞指摘为“不读书”或者也如曾巩一般是“闻见不博”。就叶适的本意而言，他或者更认为刘敞学识高于欧阳修这一点本身就
不可信，一样属于“流言”。问题恐怕不是叶适以“流言”二字所能解决的，他自然会读到欧阳修在诗文中对刘敞学问的推重，同时他也不会没有读到叶梦得、邵博等人关于刘敞“折辱”欧阳修的记载(51)。“可惜欧九不读书”或流言如此，但流传在士大夫间的那些欧、刘之间相轻的事件，也是令叶适难以措手。必须注意到，当刘敞这位年轻的博学之士走进欧阳修的生活中时，他的举动显然无法更改欧阳修已然渐趋平静的“作茧”心境。尤其在二人同时入京为官时，欧阳修是外放十年的旧臣，而刘敞则是一位拥有广阔前景的新一代士大夫。对于欧阳修而言，他更关注的是一种如“作茧”般转向内在的生活状态，而刘敞则亟须在日渐显出“盛世”光景的时代最大程度实现自我价值。可以说，欧、刘间“相轻”的种种“流言”，究其实质，是新老两代政治家更替时必然有所反映的一端而已。刘敞每每在言语交锋中占得上风，学问好自然得到喜于提携后进的欧阳修之肯定，但更应看到，此际已是“作茧”状态的欧阳修，可谓志不在此。欧阳修在《刘公墓志铭》中叙及刘敞卒后，压抑不住内心的苦痛，一文之中的两作“呜呼”：盖在刘敞死讯传来的“呜呼”中，欧阳修所言及的“命也夫”，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的惋惜。正如《朝中措》词所谓“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欧阳修曾在诗词中数次暗喻刘敞注意内心的安静以处变。而文章结尾处的“呜呼”，则是刘敞本人虽然生前自恃学问文章，未料此物对一己的重大意义。在欧阳修眼中，士大夫政治作风的转移，是很难再给自己更为宽松的环境；一个转向著述、寄寓深慨的“作茧”处——“惟其文章粲日星，虽欲有毁知莫能”，成为了欧阳修全副生命的依托所在。
三、内在转向与士大夫的政治分野
欧阳修政治心态“作茧”般的内在转向，不止于送别刘敞时所言的“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实在影响了这一时期欧阳修的相关诗文创作。这里主要考察欧阳修自视甚高的《明妃曲》创作，虽非歌词考证，但于歌词所蕴藏的“历史心理”密切相连。《明妃曲》为和王安石所作，原唱已为不朽名篇，随后便有深味其言如黄庭坚者，亦有曲解其意如范冲者(52)，其间关合安石本人处境及复杂之创作心态，虽一时难以明言，但仍不乏体认。但欧阳修的和诗，一来是和安石之作，则不免因“被动创作”而失去独立性；二来欧诗的平易多给予接受者一种错觉，即作者的用心诗中了然，毋庸更为深究。欧阳修的坦荡胸怀，的确无劳寓言委曲出之；但在具体创作中，他内蕴的思想与发抒的情感会在文字间形成一种“彼此变换”的效应。仅仅以平易视之，是有失欧阳修创作的胜处所在。
叶梦得《石林诗话》转录欧阳荣云：
先公平日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53)虽然如上记载或与欧阳修所谓的李杜优劣论相左(54)，但这并无法否认欧阳修对《明妃曲》创作的自负；胡仔云：
近观《本朝名臣传》乃云：“欧阳修为诗，谓人曰：《庐山高》，惟韩愈可及，《琵琶前引》，韩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后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负如此。”则与石林所纪全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55)王应麟《玉海》著录《本朝名臣传》云：
张唐英。五卷。唐英初改著作，援宋、齐间故事，凡领著作者皆撰《名臣传》一本，以试史才。因纂录天圣至嘉祐名臣世家谱牒，次第撰为五十列传。(56)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即为“嘉祐名臣传”(57)。据张商英为其兄唐英所撰《张御史唐英墓志铭》载，唐英改任著作佐郎，约在嘉祐七年(1062)或稍后(58)，而《名臣传》之作正在此时。欧阳修《庐山高》作于皇祐三年(1063)，《明妃曲》二首作于嘉祐四年(1059)，是在诗作完成后，便有此自负语流播士大夫间。又，朱熹曾从“乡人李氏得书一编，凡十六条，皆记(欧阳)公事”，其中正有与《名臣传》所录相合的记载(59)。而从《庐山高》等三诗的风格言之，也确如张唐英所记，依次近乎韩、杜、李三家。欧阳修自视如此，无可置疑。但这里的疑问，并不在艺术风格上的比较，而是要着重探讨一下究竟是何种原因让欧阳修对《明妃曲》有此自负。
欲发覆欧阳修《明妃曲》二篇貌似平易之作的隐曲处，需先阐明其所用的“寓托法”。诗中的寓托，是通过诗意的转折来实现的，它更为接近在当时已经萌芽、并有着广阔发展前途的戏曲小说之寓托方式：即不由“特定语汇”而由“情节设置”；落实到诗中去，便是对“意趣”的安排。在王安石一扫前人陈俗的《明妃曲》现身之后，欧阳修的创作中，也同样是通过“意趣”来实现个人怀抱的寓托。以此二篇而言，其中寓意更深的是在前篇中，后篇是就前篇所忽略的“背景”做了些许的补充。前篇所设置的“情节”是：“胡人”——主角之一，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模式且自得其乐；“汉宫琵琶女”——主角之二，她生长在与胡人相对的另一极世界中，她不会去了解所习练歌曲究竟在传达着何种含义。但一个将“胡人”与“汉家琵琶女”有效联系的人物出现了——“谁将汉女嫁胡儿”，这个本来是故事主角的人物在此际却是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背景”。王昭君的身份在欧阳修的诗中显然已经暗淡，但她的效应反倒更为凸显：“胡人共听亦咨嗟”、“遗恨已深声更苦”；无论是胡人还是汉宫没有不受到她的影响。欧阳修如此费周折地“情节设置”，其用意究竟何在？作这首诗的前二年即嘉祐二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大变文风之际，他为自己已去世三十余年的洛阳旧友张汝士补写了一篇墓表，其中有云：
自君卒后，文僖公得罪，贬死汉东，吏属亦各引去。今师鲁死且十余年，王顾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临穴者及与君同府而游者
，十盖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则病且衰，如予是也。呜呼！盛衰生死之际，未始不如是，是岂足道哉？惟为善者能有后，而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60)
文中提到的“文僖公”即钱惟演，身为旧王孙的他是五代至北宋转型期最后的士大夫，青年欧阳修在洛阳非常饱满地领略了晚唐五代士子不拘检的作风，与他关系甚深(61)。文中又提到的“师鲁”即尹洙，这是北宋走向盛世前夜的士大夫，毕生奋斗，却未能施展才华以至郁郁而终。最后欧阳修提到了自己，进入嘉祐之后，他逐渐感到自己正在向事业的高峰迈进，但此时他的政治心态已然转向了内在，他希望通过不朽的名山事业而为一生画上句号：“惟为善者能有后，而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而这也正是《明妃曲》中的深意所在：明妃的死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但她的影响散播开来——“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就欧阳修当日屡屡请求外放的行为来看，诗中所写的胡人“泉甘草美”的居处，是如此的平静和美。或者欧阳修便以“胡地”喻外放之处，而以明妃的死喻自己将要终老于斯；至若琵琶曲回传至汉宫，则谓自己能够不朽的文字。在《明妃曲》的后篇中，诗人补充了作为“背景”的王昭君，“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的名句，是就其处境与心态更为精彩的描写。如果我们认同张唐英的记载，即前篇为“杜甫可及”之作，而后篇为“李白可及”之作，恰恰可以印证上述对诗歌深意的掘发。盖于前篇之中，欧阳修更为注重志意的寄托与安排，此所谓近于杜甫者；而于后篇之中，则无复于意义层面再做设置，全任情绪之发抒，亦所谓近于李白者。由此可见，欧阳修自视为“可以不朽”的原因，非止于张唐英、叶梦得等转录者斤斤计较的“诗艺”高下，更在于诗中借助“情节”的转换，寄寓了政治心态上的重大转变。因此是其“诗心”所向，有非时人所能易晓者。
欧阳修欲自“空文”之中寄寓“治道”之心，是“盛世”光景到来后，北宋士大夫的群体选择之一。此种选择是欧阳修在他的师友钱惟演、谢绛、苏舜钦、石延年、尹洙诸人纷纷去世之后，关照自身所得出的感悟与自处的药方。而刘敞与王安石，则代表着“盛世”来临时士大夫群体的另一选择。王、刘关于昭君的创作，都无一例外地塑造了昭君超然不群的形象，王安石诗“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刘敞诗“汉家离宫三十六，宫中美女皆胜玉。昭君更是第一人，自知等辈非其伦”(62)；显然是自我形象的外在投射。在他们看来，一个更为广阔的、有待进一步革新的时代即将来到。与欧阳修做出同样选择的自然是老友梅尧臣，在他的昭君诗中，那种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淡淡伤感已然弥漫开来：“月下琵琶旋制声，手弹心苦谁知得。辞家只欲奉君王，岂意蛾眉入虎狼”(63)；由于梅尧臣政治生涯的坎坷，较之欧阳修自多悲苦之音。欧、梅这一代老辈人的心声，似乎是意外地被苏轼所窥破。面对这一特异人物的出现，欧阳修兴奋无比；他很惊讶年轻的苏轼能够洞彻他历经磨难后的感悟，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64)欧阳修确实找到了知音，但从整个北宋士大夫的政治遭际观之，则欧阳修未免过于乐观。晚年苏轼面临着百倍于老师的严酷政治环境，是连“图一作茧处”亦不可得；至若与欧阳修有着异向选择的王安石与刘敞，却同样面临着政治生涯的艰难困境。
总之，通过细读比勘欧阳修词以及相关的诗文创作，可以掘发出词人自洛阳而夷陵而颍州的政治心态内在转向之历程。由于这一心态是寄寓于歌词创作之中，使得歌词所包蕴的情感厚度与思想深度得到进一步开掘。作为“宋型士大夫”标志性人物的欧阳修，其政治心态的转变牵动着的是一时代士大夫整体的精神面貌；而他在歌词创作中所注入的士大夫精神，也标志了“北宋士大夫词”独特面目的形成。
注释：
①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991页。
②唐圭璋等点校：《唐宋人选唐宋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③吴昌绶、陶湘辑：《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下。又，参见饶宗颐：《词集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页。
④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5—156页。
⑤《全宋词》，第147页。
⑥《全宋词》，第167页。
⑦《欧阳修全集》卷十，第156页。
⑧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又，参见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册，第2670页。
⑩胡柯：《欧阳修年谱》，《欧阳修全集》附录一，第2600页。
(11)《居士集》卷四十九，《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218页。
(12)《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九《与梅圣俞》(九)，第2448页。
(13)《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与谢舍人》(二)，第2467页。
(14)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15)《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九《与梅圣俞》(十一)，第2449页。
(16)《全宋词》，第184页。
(17)《居士外集》卷三《答梅圣俞寺丞见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323—1324页。
(18)《欧阳修年谱》“皇祐元年”条，《欧阳修全集》附录一，第2605页。
(19)《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二《思颖诗后序》，第601页。
(20)《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二《续思颖诗序》，第605页。
(21)《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二，第553页。
(22)黄畲：《欧阳修词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0页。
(23)《居士集》卷五《寄圣俞》，《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36页。
(24)《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五《与吴正献公》(八)，第2372页。
(25)《全宋词》，第156页。
(26)《续资治通鉴长
编》卷一百八十二，第7册，第4399页。
(27)《居士集》卷三十五，《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926、928—929页。
(28)刘攽：《彭城集》卷三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册，第349页下。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册，第10387页。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七“至和元年九月甲子”，第7册，第4279页。
(30)《欧阳修年谱》“至和元年”，《欧阳修全集》附录一，第2607页。
(3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四七七《去年得澄心堂纸甚惜之辄为一轴邀永叔诸君各赋一篇仍各自书藏以为翫故先以七言题其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册，第5774页。
(32)《居士集》卷五《和刘原父澄心纸》，《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54页。
(33)《欧阳修年谱》“至和二年”，《欧阳修全集》附录一，第2608页。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至和二年六月戊戌”，第7册，第4352页。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至和二年八月辛丑”，第4365页。
(35)《居士集》卷六《重赠刘原父》，《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61页。
(36)《居士集》卷六《奉使契丹道中答刘原父桑乾河见寄之作》，《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57页。
(37)《居士集》卷六《重赠刘原父》，《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61页。
(38)《全宋诗》卷四八五《游平山堂寄欧阳永叔内翰》，第9册，第5883页。《居士外集》卷七《和刘原甫平山堂见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481页。《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六《和永叔答刘原甫游平山堂》，第903页。
(39)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页。
(40)《居士集》卷五《和刘原父澄心纸》，《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54页。
(41)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正编》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58页。
(42)南朝乐府中所言的“扬州”在地理上指今天的南京，但无妨诗人连类作想；参见王运熙：《吴声西曲中的扬州》，《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00页。
(43)《居士集》卷十三《和原父扬州六题》，《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394页。
(44)《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六本篇“补注”，第904页。
(45)《欧阳修全集》卷五十七本篇“校记”(一)，第816页。
(46)《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六《平山堂杂言》、《平山堂留题》，第838、904页。
(47)《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志》，第12册，第3812页。
(48)徐坚著，许逸民点校：《初学记》卷二十四《居处部·园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7页。
(49)《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六《与王懿敏公》(七)、(十二)，第2389、2391页。
(5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皇朝文鉴三·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33—734页。
(51)《居士集》卷五《答原父》，《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30页。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邵博著，刘德权等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条、卷十九“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149页。
(52)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六，上海：中华书局上编所1958年版，第66—67页。
(53)叶梦得：《石林诗话》，《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页。
(54)《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九《笔说》“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条，第1969页。
(55)胡仔撰，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6页。
(56)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八《艺文·传》，影印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6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