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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的文学追求的价值探讨

2015-09-30 09:48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扬雄一生,慕屈原、司马相如而为赋;慕司马相如《凡将》作《训纂》、《方言》;慕司马迁续《史记》;慕《周易》作《太玄》;慕《论语》作《法言》,体现了曲折、发展的文学思想与学术追求。扬雄著《太玄》,是其思想由文学向经学转变的开始。扬雄文学道路与文学观念的这种转变,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特定的思想或个性原因。扬雄历汉成、哀、平三朝,复仕新莽,命运多舛。汉成帝时期,扬雄以汉赋创作为主,屡谏成帝;哀平之世,学术途辙一变,而为《太玄》、《法言》、《训纂》等,专事经学;王莽摄政之初,续《史记》,作两《箴》(《州箴》、《官箴》);王莽新朝,为《剧秦美新》、《方言》。概括而言之,扬雄走过的这条由文学入经学的道路,与其个性及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扬雄文学追求的个性心理分析
    扬雄,蜀郡成都人,《汉书》本传称其“好辞赋”,多半受到了司马相如的影响。司马相如亦为蜀人,其赋作在汉武帝朝兴盛一时,对蜀郡士人影响不小。扬雄为其赋作“宏丽温雅”的风格所折服,故“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①另外,扬雄以屈原文采胜相如而竟至投江,对屈原多有同情,反《离骚》之义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天问解》等。在蜀郡时,扬雄有《绵竹颂》、《蜀都赋》等作品。汉成帝朝,扬雄多上赋讽劝,②《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皆为此时作品。这里的“讽”与“劝”,皆为扬雄对赋旨的认识。《汉书》本传称:“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弘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卷八七下,第3575页)《法言·吾子》扬雄之言则更为具体:“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③“讽谏劝人”,乃辞赋主旨。扬雄对“讽”与“劝”之别有所提示:“赋劝而不止,明矣。”宋吴秘的解释更为详细:“讽之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然后讽之有正,如其不已,乃复成劝,言不正也。”可见,“讽”、“劝”皆为“贤人君子诗赋之正”而设。但“讽”一般很难实现作者理想中的“讽谏劝人”目的,扬雄称“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即可证。扬雄这个时期的赋作,文学性特别突出,基本遵循了扬雄所说“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美学原则,也就是《扬雄传》所称司马相如赋之“宏丽温雅”原则,故刘熙载称:“‘则’与‘雅’无异旨也。”④
    《汉书》对扬雄赋作的记载,始于《反离骚》,其后为《甘泉赋》。实际上,在二赋之间,扬雄还有《绵竹颂》、《蜀都赋》等作品。根据《汉书》记载,扬雄“每作赋”,常拟司马相如之赋“以为式”,故其赋作风格多近相如。不仅后来的《甘泉》四赋如此,早期在蜀郡赋作,亦多如此。如李善称:“《雄答刘歆书》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⑤李周翰则称:“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扬雄见汉成帝的情节与司马相如见武帝何其相似之至:皆有近臣荐之于帝;作品皆被帝王疑为古人之作。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扬雄赋作仿相如,且文风与之极为相似。也就是说,扬雄的文学道路,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踵武前贤、拟圣贤立言的道路。其赋学屈原、司马相如,经学《周易》,子学《论语》,史学司马迁《史记》。正为此故,其赋作似相如,仿经有《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慕司马迁续《史记》。当时诸儒或以扬雄非圣人而作经书《太玄》,“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不知扬雄正欲于经、史、子、集各有推阐。
    扬雄为何选择了一条这样的文学与学术道路?从其早期未出蜀就刻意选择模仿屈原、司马相如看来,这应该与其所处的社会学术环境或政治制度无关,更多则与其个人的性格禀赋或人格追求有关。孔子、屈原、司马相如、司马迁相同或相似的人生遭遇与人格悲情,不可能对扬雄无所触动。据《汉书》本传,扬雄“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卷八七上,第3514页)。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对扬雄个性心理进行一番简单解剖。“简易佚荡”,晋灼注:“佚荡,缓也。”说明扬雄性格柔顺、行动舒缓,同时说明了他性格内向、心理压抑与不爱交际的一面,后文的“默而好深湛之思”,也是这个意思。
    这一点,与扬雄的身体缺陷有关。《汉书》称其“口吃不能剧谈”,晋灼注:“或作遽,遽疾也,口吃不能疾言。”颜师古:“剧,亦疾也,无烦作遽也。”据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口吃主要是一种语言障碍,与人的心理状态的异常有关,而不是人的发音器官出现了毛病,但对人的性格影响不小。对于个性开朗的人来说,口吃对其心理影响不是很大,对其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影响也不明显。但对于相对内向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敏感、自卑、烦躁、消极,都是口吃给性格内向者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个人人生观与世界观往往带来比较消极的认识与感悟。扬雄内向性格的偏执性,甚至造成了他自闭的倾向。尤其晚年,他“用心于内不求于外”到了一种被“时人皆忽之”的地步。作为中散大夫校书天禄阁,他竟然到投阁几死之时方为王莽所知,且竟使王莽有“何故在此”的疑问。无论王莽疑问是真是假,扬雄很少与外界交往应是事实。即使在他复官为大夫后,也出现了“人希至其门”的情况。扬雄投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内心的苦闷、自闭、自卑与烦躁,甚至还有恐惧的心理。
    对于扬雄来说,他表面上展示了一种豁达与大度, 对屈原的投江也一度表达了排斥与反对,但他骨子里的自卑与消极,则是无法掩饰的。《反离骚》与其说是他对屈原悲惨遭遇的同情,不如说是对自己人生宿命潜意识的积极反抗。扬雄的个人期许是很高的:“自有大度,非贤哲之书不好也。”但在他的主观意识里面,圣贤君子往往有“得时”与“不得时”之分。对于扬雄这样的心理状态来说,君子“不得时”的几率要大一些。扬雄本人,或者说任何具有抱负的人,都不想将其人生的轨迹定格在“不得时”的轨道上。扬雄在这里的议论,无疑体现着个人较高的自我期许与人生命运无常之间的矛盾心理。《反离骚》有这样的议论:“夫圣哲之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这是对圣贤命运蹇舛的同情与理解吗?倒不如说是他对本人命运无常的深深担忧。
    扬雄生活的时代,“贤才不遇”的思想已将文人笼罩在宿命论的阴影之下,如与扬雄大致同时的桓谭就有“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之叹。⑥这种思想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早在孔子之时,即曾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叹。西汉此论调更多,如贾谊《鹏鸟赋》:“天不可与期,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焉识其时?”《淮南子·齐俗》:“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刘邦有“命乃在天”之说,韩信有“天授”之论。这种“命定论”思想的深刻影响,催生了汉代文人特殊的人生悲情与宿命感慨。汉人“遇不遇”的命运讨论,就由此而生。李炳海先生曾认为:“早在汉代文人那里,对于人生的遇与不遇就有深刻的思索和痛切的感慨。”⑦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普遍性心理环境之中,加上扬雄个人性格的缺陷,很容易造成其悲观的心理状态与消极的人生态度。班固传赞称其“恬于荣利”、“乐道好古”。王充《论衡·命禄篇》引扬雄之言:“遇不遇,命也。”⑧由此看来,扬雄很早就对利禄、命运有其独到的理解与感悟。所以,他可以对屈原投江有其自己的理解:“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这是他对人生际遇的无奈感喟,是对战国、秦汉特别流行的“待时”观念的深刻体悟。
    这种思想观念有其特定的社会思想基础,是对当时社会思想的深刻反映。《论语》中孔子对颜渊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与扬雄之论相同。孔子这种积极的“待时”思想,在《周易》中亦有所体现,如《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⑨《孔丛子》记载孔子歌:“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欲何之?”“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孟子引齐人之言,曾有“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之语;《万章下》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尽心上》引古人“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之说。《左传》中更是屡见此语。荀子在《宥坐》中引孔子“厄于陈蔡之间”事,并就孔子“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之论进行了论析,最后总结道:“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身端行以俟其时。”⑩入汉以后,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司马迁亦作《悲士不遇赋》以效之,东方朔《答客难》中“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思想,皆是对孔子“待时”思想的深入诠释。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东方朔在这篇赋中,详细阐释了“时异事异”的思想。李炳海先生认为:“遇与不遇这个富有哲学意味的人生课题,成为两汉文学的重要主题。”(11)而据其考察,汉代正统史学家往往具有“遇”的观念,而不遇则是性情文人的独特感受。
    对于扬雄来说,其内心恐怕一直被笼罩在“不遇”的悲观阴影中不能自拔。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其文章中找到证据。扬雄《解嘲》对“遇不遇”的认识,似乎与常人不同。他认为,乱世可以为士人之“遇”带来很大的人生机会,而当今盛世则是造成士人“不遇”的最大根源: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帚彗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这种独特的社会认识与人生体悟,必然造成他对个人前途命运的悲观基调,并进而造成他消极的人生追求。这种心理暗示的无处不在,这种特殊的定向思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文学客体的选择。由此看来,扬雄文学与学术道路的选择,与其人格悲情与消极人生有关。扬雄骚赋之作,首仿屈原,而屈原有蒙冤投江之死;仿《周易》,文王有拘于羑里之难;仿《论语》,孔子有困于陈蔡之厄;拟相如,相如有“无为”之志;(12)续《史记》,司马迁有宫刑之祸。而他对司马相如的刻意模仿,或者包含着对其“遇”的向往以及对前贤“不遇”的深切同情。扬雄或者并无将自己拟于圣贤的主观意识,但其对孔子、屈原、司马迁等人命运的同情之理解,则是明显的。他后来的跃身投阁,很难说不是这种悲情心理作用的结果。
    另外,扬雄这种个性心理的形成,也有当时普遍文化心理与地方个性深刻影响的痕迹。《韩诗外传》卷七记载:“传曰:伯奇孝而弃于亲。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贤而杀于兄。比干忠而诛于君。《诗》曰:‘予慎无辜’。”(13)《汉书》记载诸葛丰上书言:“臣闻伯奇孝而弃于亲,子胥忠而诛于君,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贤而杀于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犹不能自显而被刑戮,岂不足 以观哉!使臣杀身以安国,蒙诛以显君,臣诚愿之。独恐未有云补,而为众邪所排,令谗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惧也。”(卷七七,第3250页)《汉书·冯奉世传》班固赞称:“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卷七九,第3308页)汉人在日常生活中屡次提及这些忠贞见谤的人物如伯奇、子胥、隐公、申生、叔武、孟子、申生、屈原等,显然当时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为忠臣被害、忠而见弃等社会丑恶现象强烈不满的文化心理。《诗经》中的“予慎无辜”等思想,则是这种文化心理产生的学术渊源。扬雄具有与先贤类似的政治与生活经历,他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未尝没有同情前贤的思想,这就使其具有了悲观、消极的心理意识。同时,扬雄长于巴蜀,此地虽经战国、秦、汉战乱,然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称:“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卷二八,第1645页)扬雄悲观、柔弱的个性,也是地方性格的反映。例如,《北史》泉屳本传记载:“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屳虽童幼,而好学恬静,百姓安之。”(14)地方风俗,历久不变,扬雄时代,也应大致如此。
    二、扬雄文学观念转变历程及其社会学术动因
    扬雄文学道路的转变历程,虽然主要与其悲情个性有关,但他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学术思想的转变,又无不带有社会思想转型的深刻印记。帝王的改朝换代,必然带来社会制度与学术风尚的巨大转向。扬雄本人虽然具有不慕荣利的理想追求,但其身居显位,厕身权贵,帝王喜好的改变、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学术风尚的更辙,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不容小觑。
    汉成帝时期,扬雄欲效相如讽谏事,创作了大量的赋作;然讽谏不止及“诸子各以其知舛驰”的原因,终至使他投身经学。《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15)司马光注称“少年之事”、“悔作之也”。宋咸注:“汉儒之赋,古诗之流,尚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矧乎今之赋也,犹倡言优戏之具尔,作之者作宜愧焉。”吴秘则曰:“其文雕刻,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其后,扬雄逐渐放弃了“壮夫不为”的汉赋创作,转而投入经学研究,《太玄》、《法言》、《方言》等相继问世。
    扬雄何以产生如此的思想转变呢?扬雄经学研究的方向性变化,最早始于《太玄》的撰述,这也是他文学观念发生转变的开始。据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的考证,扬雄作《太玄》于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16)这个时期,汉代社会制度与学术思想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动。汉成帝时期,扬雄创作了大量的赋作,某种程度上与司马相如赋极为相似。在命运观的理解上,他可能还不十分消极,所以才有讽劝帝王之志。但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学术大事,就是汉成帝命刘向等人校书东观,学风大开。成帝末年,又开始论礼制,行尊孔之事,封孔子之后孔吉为殷绍嘉侯。汉哀帝时期,学风一变,建平元年,刘歆领《五经》,集六艺群书著《七略》。刘歆欲立《左传》、《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于学官。这些经学著作,皆属古文经学。客观上说,此前皆为今文经学的天下。即使当时汉哀帝欲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古文经义,然“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立古文经学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毫无疑问,古文经学在当时已经得到了汉哀帝的支持。如儒者师丹奏议刘歆“非毁先帝所立”,而哀帝称:“刘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毁哉!”这种学术风气虽然首先起于刘歆等人,但汉哀帝的推崇,也会造成士人对古文经学的重视。尤其是,古文经学虽未立学官,但民间喜好者不在少数。据《连丛子》记载,孔子立少游京师与刘歆友善,而扬雄对子立之子孔子元十分器重。刘歆有《与扬雄书从取方言》,并曾观其《太玄》等著作,且歆子刘棻曾从扬雄学奇字,二人应该有频繁的学术交往。扬雄经学,与刘歆接近而古文为多,如其本传称其“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章句训诂”在汉代又称“章句内学”,《连丛子》孔季彦“治古义则不能不非章句内学”,即指季彦好古文而不好今文。由此可见,扬雄撰《太玄》有其特定的学术条件。
    早在扬雄自蜀来游京师之初,西汉已经出现了古文经学抬头的迹象。汉成帝好儒术,永始二年擢翟方进为丞相。翟方进习古文,《左传》流传也与之有关。翟方进为相,是西汉后期学术风气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17)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来,汉哀帝建平四年却又奸佞当道:“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扬雄《解嘲》即作于本年。上文说过,《解嘲》体现了扬雄对“不遇”人生的特殊感受。汉赋讽谏与帝王垂青及士人“遇”之命运息息相关,在汉哀帝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士人“不遇”的悲观失望思想迅速蔓延。这是扬雄文学与学术观念转变的社会与个人思想根源。
    日本学者冈村繁对这个问题也有所考察。他认为,扬雄文学、儒学立场的转变,与汉成帝死去、王氏家族倾颓、刘歆等人失势有关,因为扬雄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与关照。(18)这种说法未尝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个人学术转向的主要动力,应该来自于个人内心的主观诉求,而不是客观形势的外在逼迫。因为按照中国文人的实际情况,困境与逆境会促使他们的创作冲动更趋激情而不是相反。故司马迁有“发愤”之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9)
    所以,“政治失势”说值得商榷。
    其实,扬雄主要的儒学著作,恰恰作于王莽、刘歆得势之时,说明扬雄学术转向发生于王、刘失势之前,应主要与当时的学术风尚有关。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为安汉 公,刘歆逐渐得以重用。元始三年,刘歆协助王莽恢复古制,扬雄《法言》即作于本年。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汉文帝时所置博士有《诗》、《书》、《春秋》,后又置《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而《论语》于汉武帝时期被罢。此时扬雄作《法言》,说明《论语》在当时已经开始复兴。另外,刘歆政治上的得势,部分诠解了士人得“遇”的命运主题。像扬雄这样对“遇不遇”具有深刻体察的人来说,当然会对逐渐兴起的古文经学有着特殊的感情。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立明堂、辟雍、《乐经》博士;元始五年,王莽、刘歆等复古旧制,征天下通小学、《五经》、《论语》、《孝经》、《尔雅》者,扬雄《训纂》即作于本年。扬雄小学类书籍的编纂,也与经学有关。有人怀疑,扬雄作《训纂》等小学书,是为了训诂汉赋中繁复、华丽辞藻之故。然扬雄著小学在赋作观念发生转变之后,则毋宁将其小学之书视作向经学转变的开始。这是因为,扬雄作《训纂》,是取司马相如《凡将》“有用者”而作之,并“顺续《仓颉》”。司马相如初通经学,如《三国志》秦宓本传有“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记载。《史记》、《汉书》司马相如本传对“相如东受七经”之事皆无记载,故后人一直怀疑此说真伪。关于七经的具体内容,有人以为是就《诗》、《书》、《礼记》、《易经》、《春秋》、《论语》和《孝经》而言。(20)但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考证,汉武帝时后四经同时并罢。(21)考察《汉书·艺文志》,司马相如于汉武帝时曾作《凡将》一篇,扬雄亦曾作《仓颉训纂》一篇,由此推知,西汉时蜀郡学士曾习《尔雅》一类的小学著作。这样看来,当时的七经即应指汉文帝时所置的《诗》、《书》、《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和《尔雅》无疑。司马相如也应该是通《尔雅》的,而秦宓说他曾被文翁派遣“东受七经”应确有其事。从这里分析,司马相如《凡将》有经学成分,扬雄《训纂》也不应该纯粹为赋作而言。二人的小学来源,应该与当时盛行一时的蜀学,尤其是蜀郡的经学关系密切。至于扬雄所作《方言》,尤为经学附庸,故刘歆称:
    歆先君数为孝成皇帝言:当使诸儒共集训诂,《尔雅》所及,五经所诂,不合《尔雅》者,诂鞫为病;及诸经氏之属,皆无证验,博士至以穷世之博学者。偶有所见,非徒无主而生是也。会成帝未以为意,先君又不能独集,至于歆身,修轨不暇,何偟更创?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22)
    起码在刘歆看来,《方言》足与《尔雅》并列,这同时也会引起王莽对扬雄才华的注意。而扬雄“乱世得遇”思想的存在,必然不能不使其对王莽的逐渐篡汉之举产生复杂的感受。汉孺子刘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扬雄、刘歆、冯衍皆续《史记》。扬雄续《史记》,《论衡·须颂》称:“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23)此种史学观念,体现着扬雄本人特殊的朝代更迭思想。他对新朝的呼之欲出,代表着当时士人特殊而复杂的心态,体现了当时士人对王莽政治与学术革新的高度期望。扬雄在王莽新朝作《剧秦美新》,是有其思想基础在里面的。
    由此看来,扬雄文学向经学的转变,绝不是他一蹴而就或心血来潮的事情,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与特定的学术发展动因。西汉王朝的衰亡,王莽新朝的创建,古文经学的兴起,都是促成扬雄文学与学术思想转变的外在动力。
    三、扬雄在汉代的学术地位及其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扬雄在当时以赋闻名,其经学著作并未受到士人重视。刘歆即曾评其《太玄》:“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司空王邑等人亦怀疑扬雄书不能传世,如其对桓谭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其他诸儒亦认为扬雄非圣人而作经,当有诛绝之罪。可见在当时西汉人眼里,扬雄赋作水平自无争议,其儒学撰述却被儒者视作讥毁圣人之举。
    《汉书·艺文志》中入《训纂》在《六艺略》之《小学》;《太玄》、《法言》、《官箴》等在《诸子略》之《儒家》;“扬雄赋十二篇”在《诗赋略》之“陆贾赋之属”。这是班固的分类标准,说明东汉时期,史学家对扬雄在学术与文学上的贡献,有着较为公允的评价。将扬雄《训纂》入《六艺略》,《太玄》、《法言》归儒家,赋作与汉初陆贾、司马迁等并列,评价似乎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宋人并不这样看。郑樵以为,《汉书·艺文志》将《太玄》、《法言》归入儒家,说明班固缺乏明晰的部类观念。他认为,《法言》可入《诸子》,而《太玄》应归《易》类。章学诚对此非常赞同:“(班固)总谓扬雄所叙三十八篇,谓其胸无伦类,是樵之论笃矣。至谓《太玄》当归易类,《法言》当归诸子,其说良是。”(24)但是章学诚进一步考证,班固这种分类方法,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学于刘歆《七略》。(25)另《汉书·艺文志》并未收录扬雄《方言》,可见班固对扬雄此书尚有偏见。《隋书·经籍志》亦将《太玄》、《法言》入诸子儒家,说明唐人沿袭了班固的分类标准。但是,《太玄》已被称为“经”:《扬子太玄经》。后世史学家,恐怕还是将扬雄视为继承孔子衣钵的“西道孔子”看待的。
    其实,汉人对扬雄的学术成就,褒奖有加者仍不乏其人。当时刘歆未必能全面认识扬雄《太玄》的学术价值,但他对扬雄是非常尊敬的。《汉书》即称,扬雄“于时人皆忽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另外,班固之父、祖与扬雄来往密切,班彪曾称扬雄为“父党”。(26)尤其是桓谭、王充等人,对扬雄学术成就推崇备至,甚至有“西道孔子”、“东道孔子”、“通人”、“当世文武周公”之美誉。如唐马总《意林》卷三引《新论》:“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太平御览》卷二引《新论》:“通人扬子云,因众儒之说。”《论衡·超奇》引桓谭称扬雄:“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太平 御览》卷六○二引桓谭《新论》则曰:“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人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王充《论衡》对其事迹记载殊多,如《超奇》:“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对于扬雄的著作,王充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其《佚文》称:“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27)至于当时为何出现排斥扬雄学术著作的现象,王充《齐世》篇也有其独到的见解:“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壹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28)文人相轻,自古而皆然,但那些与扬雄“不能并肩”者,对其著作却反而有很高的评价,如王充《论衡·佚文》记载:“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29)虽然扬雄拒绝了蜀富人之请,但其著作的学术价值在当时还是被认同的,尤其是其巴蜀故乡。对于扬雄著述之功,班固在《楚元王传》中将其与孟、荀、董、马、刘并列:“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卷三六,第1972页)这显然代表了东汉史学家对扬雄的客观认识。自桓谭以下,开始有意识神异扬雄,如《太平御览》卷三九九引桓谭《新论》有扬雄赋《甘泉》而“五藏出在地”的记载;《西京杂记》有“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倾而灭”的记载。说明扬雄的学术影响,在儒者中开始逐渐扩大。这与当时古文经学的逐渐确立不无关系。南北朝时期,更是将其提升到“通儒”的地位。如《太平御览》卷五八五引《金楼子》曰:“王仲任言:夫说一经者,为儒生也;博古今者,为通人也;上书奏事者,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连篇章,为鸿儒也。若刘子政、扬子云之列是也。”自汉代以降,《太玄》、《法言》等书注疏颇多,如《太玄》有汉宋衷注,三国陆绩注、蔡文邵注、虞翻注,晋王肃注,北魏陆凯注,等等;《法言》有汉宋衷注,晋李轨注,梁侯苞注,等等;《方言》有晋郭璞注。汉代以后,扬雄的历史地位及学术影响,较其生活的时代已经大为改观。
    另外,对于扬雄的小学贡献还需要做一说明。汉代律令规定,官吏必须通小学,奏章有舛讹者甚至有杀头之祸。扬雄著《训纂》,显然也有自命为学者师或官吏师的潜意识。这当然与其特殊的学术水平有关。《汉书》著录的西汉小学著作者,仅限于司马相如、扬雄二人。扬雄小学,当在其他儒者之上。(30)扬雄小学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其本人的好学多问有关。(31)可见扬雄的小学成绩,绝不是单纯得自书本,而是其刻苦学习与实地考察的结果。对于扬雄的小学贡献,冯班曾有较高评价。(32)所以,明人将其列入“蜀四贤”,(33)无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扬雄著作的代圣贤立言及其小学方面的突出才能,不能不使其儒学作品充满了繁复、绮华甚至佶屈聱牙的词汇,从而使其著作缺乏自然的灵动与活力。刘熙载即称:“扬子云说道理,可谓能将许大见识寻求。然从来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气尽力竭耶?”“扬子《法言》有些憨意。盖专己创言,人虽怪且厌之,弗为少动也”。“扬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圣人。《朱子语类》云:‘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此可知学贵实有诸己也”。(34)
    汉人对扬雄的文学成就评价也很高。《汉书·艺文志》将其赋归入“陆贾赋之属”,与枚皋、严助、司马迁赋并列。当然,与司马相如一样,扬雄的文学创作,离不开侍从帝王的出游与讽谏。(35)扬雄赋作刻意模仿司马相如,但班固未将其与司马相如一样归入“屈原赋之属”,史学家或者有将其赋视作近臣之作的意思。桓谭对扬雄的赋作创作方法有所记录。(36)后人对扬雄辞赋观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魏晋人吸收了扬雄“辞赋小道”的文学思想,曹植《与杨德祖书》称:“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37)至南朝,辞赋观念的认识又有变化,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称:
    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鸮》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
    毫无疑问,扬雄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自然流动的文学趣味。洪迈《容斋随笔》卷七称:“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38)
    在后人看来,扬雄代表了两汉文学的一个时代。扬雄之前,西汉文学的开创性代表人物是贾谊与司马相如。西汉后期,扬雄是文学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尤其是在文学的“阐理”方面,汉代文人无有出其右者。(39)在刘勰看来,扬雄的文学地位足与贾、马并列。他认为,汉代自王褒《九怀》以下,学《楚辞》者众,然莫能有超越屈、宋之人,唯“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40)这种认识比较符合汉赋发展的历程。另外,在汉赋发展史上,扬雄具有推动汉赋进展的特殊贡献。
    在汉代文学史上,扬雄还具有继承先秦并开拓汉代文体的特殊作用。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称:“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41)扬雄的《元后诔》,也是汉代第一篇继承先秦的变体形式之一,故《文心雕龙》有“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的说法。扬雄之前,经学与诸子著作引用《诗》、《书》典故较为平常,但文学作品引用者并不频繁。自扬雄《百官箴》才有所改变。《文心雕龙·事类》称:“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 而莫取旧辞。惟贾谊《鹏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42)扬雄的《剧秦美新》虽然是模仿司马相如《封禅文》而来,但这种文体在整个西汉凤毛麟角,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扬雄的文学创作与人格特点,对唐人诗歌创作影响不小。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称:“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况乎扬子云之故地,岩壑依然;宓子贱之芳猷,弦歌在属。”《上绛州上官司马书》有“扬子云之澹泊心窃慕之”之说。杨炯《从弟去溢墓志铭》赞“扬子云吐凤之才”。李白《东武吟》有“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之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有“吾友扬子云,弦歌播清芬”之赞。扬雄的文采风流、个性悲情与澹然超逸,对后世文人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的。
    扬雄学术与文学道路的选择与转向,不仅是其学术思想、个性心理内在作用的结果,也与社会政治的重大变化及学术风尚的急遽转型有关。早在西汉时期,扬雄的学术与文学成就,就得到了时人的赞许,但尚未形成风气。魏晋以降,对扬雄及其著作的研究蔚然兴起,扬雄的历史地位与学术贡献逐渐得到了认可。毫无疑问,扬雄是西汉文学与学术发展进程中最有典型性的个案,对其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如《剧秦美新》的真伪与学术价值问题、关于《太玄》的创作缘由与意图问题、关于扬雄思想发展与变化的历程问题、关于其所言“讽”、“劝”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及文学功用问题,甚至关于其由文学入经学的其他因素的影响问题,等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注释:
    ①《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13—3515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卷数及页码。
    ②《甘泉赋序》:“奏《甘泉赋》以风。”《河东赋序》:“上《河东赋》以劝。”《羽猎赋序》:“故聊因《校猎赋》以风。”《长杨赋序》:“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③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5页。
    ④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5页。
    ⑤萧统:《文选》卷七《甘泉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1页。
    ⑥《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册,第957页。
    ⑦(11)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⑧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4页。
    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572页。
    ⑩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27页。
    (12)《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司马相如之赋“其指讽谏,归于无为”。
    (13)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7页。
    (14)《北史》卷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331页。
    (15)汪荣宝:《法言义疏》,第45页。
    (16)(17)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99、277页。
    (18)参见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19)《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册,第3300页。
    (20)参见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21)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7—178页。
    (22)周祖谟:《方言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1—92页。
    (23)黄晖:《论衡校释》,第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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