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物出土地点在大庙北沟的一处圆形小山包上，南距乡间公路约400米，这里地势稍矮，东、西两侧与两座高山相连，山包与高山之间有两条南北向深沟。出土器物有：四系粗瓷瓶 、瓷碗、瓷碟 、铜匙 铸造、铜线。
关键词：东辽县; 发现; 辽金文物
（一）地貌及文物出土概况
文物出土地点在大庙北沟的一处圆形小山包上，南距乡间公路约400米，这里地势稍矮，东、西两侧与两座高山相连，山包与高山之间有两条南北向深沟。其西北邻近名为高丽岗的大山，距凌云乡政府约5.5公里，向西1公里处为三良水库。
据发现者介如，文物集中出土于距地表约30厘米深处，1件四系粗瓷瓶朝上位置，瓶底压有1枚铜钱；其北侧较近处另发现3件器物，瓷碗压在瓷碟口上，铜匙斜放在碗旁，在碗的西侧还零星散放有一些铁钉。器物附近未见到其他遗旁。
（二）出土器物
四系粗瓷瓶 白褐色粗胎较厚，含砂量较大，制作粗糙。小口略侈，圆唇，短束颈，鼓腹，圆足略斜。颈部有4个对称的扁桥形竖耳。器表大部施黄绿釉，近底处露胎，唇沿及肩部釉色偏深绿或呈墨绿色，釉表有较多砂眼或砂包。腹下近底处刻三道较细的弦纹。口径6.7、底径直9.6、高26厘米（图一，1）。
瓷碗 乳白色胎，胎质略粗。圆唇，敞口，腹较深。圆足底部刻有一个较深的半弧形符号。器外表施两层釉，里层为深薄的铁花釉，外层系较厚的褐绿釉，腹中下部边缘明显堆釉。碗内釉色亦为两种，底釉为褐色，表釉呈黑蓝色，组合变化而形成两圈褐色竖条状菊瓣纹。近底部无釉，圈足上方刻一道略弯的短凹弧线。口径18.2、底径7.2、高9厘米（图一，3）。
瓷碟 乳白色粗胎，轮制。尖圆唇，大敞口，腹较浅，底部残缺。器内、外施土褐色釉，外表釉层宽窄不均，腹中部以下露胎。碟内有一圈较明显的环形垫烧痕迹。口径13.2厘米（图一，2）。
铜匙 铸造。勺表面较光滑，中间略凹，颜色偏黑；柄较长，呈板状鱼尾形，中间较窄，尾部稍宽。其表面残存有金粉痕迹，弯折处刻有两道呈八字形的纹饰，旁边再用较浓的金粉描画三组短横线，每组两道，短横线一侧尚遗有点状凹凿痕。勺长7.5、宽3.15厘米，柄长16.8、宽0.6~0.7厘米（图一，4）。
铜线 1枚。已残，钱文篆书，直读为“皇宋通宝”。
铁钉 5件，形制大体相同。锻造，钉身为扁方棱形，上宽下窄，下部略尖，顶部有的呈抹斜状，个别略弯。长5.1~5.7厘米。
（三）初步认识
图一 出土器物
1、四系粗瓷瓶 2、瓷碟 3、瓷碗 4、铜匙
（1.2．xqy 1/6,3.约1/3,4.约1/4）
东辽发现的这几件器物，除铜匙具有较浓厚的契丹或女真族的文化特点外，其他均属金代遗物。
所出黄绿釉四系粗瓷瓶的顶部及呈橄榄状的腹部特征与过去在黑龙江等地出土的四系瓶大致相同（顺平：《对金代白釉黑花四系瓶的一点浅见》，《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陈家本：《双城县兰棱镇出土一批金代窖藏文物》，《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这种粗瓷瓶在东北地区普遍较流行（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怀德县文物志》，1985年），其小口四生活经验的特征一直可延续到元代初期（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钢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瓷碗的器形，大致与前郭尔罗斯所出的黑釉大碗相近（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前郭尔罗斯自治县文物志》，1983年）。碗底的刻划符号具有地方特色，与东辽尚志窑址所出的金代罐底的符号相同（辽源市文管所；《东辽县尚志金代窑址清理简报》，待刊）。碗内以两种釉色组合变化而形成放射状的菊瓣纹，在东辽县前李沟遗址（唐洪源：《吉林东辽公路沿线文物调查简报》，《博物馆研究》1992年第1期）也曾发现过，在元代早、中期仍然较为流行（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发现元代窖藏瓷器》，《文物》1986年第1期；唐汉 三、李福臣等：《内蒙赤峰大营子元代瓷器窖藏》，《文物》1984年第5期）。而鱼尾形长柄铜匙，其整体造型及鎏金纹饰均体现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格。这种较为精致的餐具目前所见极少，应为具有一定身份的契丹或女真贵族所有，其铸制的时间可能早至辽代，金代仍继续沿用。另外，四系瓶底部所出的宋代铜钱，对这批文物的断代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
东辽所发现的这几件较完整的文物，对进一步研究辽源地区辽金时代的文化特点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