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Steiner）曾经对翻译的程序作过这样的表述：“翻译的步骤有四：⑴信赖（trust）；⑵侵入（aggression）⑶吸收（incorporation） ⑷补偿 （restitution）。”（1975/1992:312-316）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无一不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在翻译什么，为什么翻译，如何翻译等问题上做出选择；与此同时，译作还受到译者的性格、个人经历、美学观念、文学能力以及当时所处的主流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换言之，译作的翻译受到译者主体性的操控。本文试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以朱生豪译的《哈姆莱特》为例，探究作为承载了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感受的意象，如何在文学翻译中进行传递的。
关键词：文化转向; 译者主体性; 意象; 哈姆莱特
一、引言
9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在这一时期，翻译研究跳出了“单纯从语言转换层面看翻译问题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2006:3）文化转向之后，译学研究开始从文本内转向了文本外，将话语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出现了文化学派、诠释学派和目的论派等多种学派。这一时期的译学研究摒弃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而直接将译者推向了翻译活动的前台，译者的经验、意向、情感、动机等前理解因素均受到关注，给予作译者以充分的自由和无限的权利，对其能动性、创造性给予了充分肯定。”（2009:86）
二、《哈姆莱特》意象汉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发挥
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绝不是发生在真空当中，不可能独立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会受到来自文本本身的制约，还会受到许多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创作。”（2004:184）因此，译者又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适应文化的要求，适应特定文化中不同群体的要求，克服文化和语言上的重重障碍，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圆满完成翻译任务。以下三例就是很好的说明：
And duller should thou be than the fat weed
That roots itself in ease on Lethe wharf,
Would thou not stir in this. （第一幕，第五场）
译文：要是你听见了这种事情而漠然无动于衷，那你除非比舒散在忘河之滨的蔓草还要冥顽不灵。
在这个例子中，出现了意象Lethe。希腊神话中Lethe是阴府中河流之一，饮之则忘前生之事。其河畔之草喻为最浑噩无知之物。译者朱生豪在考虑到汉语读者或许对Lethe这个意象感到晦涩，不知晓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当中英两种文化之间发生冲突时，译者朱生豪对原文中Lethe这个意向进行侵入，直接用“忘河”这个中国读者熟悉的意象来代替原文之“象”。
Pray God your voice, like a piece of uncurrent gold, be not cracked within the ring.
（第二幕，第二场）
译文：求求上帝，但愿您的喉咙不要沙哑得像一面破碎的铜锣才好。
此例中出现了意象uncurrent gold（不通用的金币）,英国金币上有圆线，线内有元首之像，金币如有裂痕侵入线内，则不能使用。在这里莎士比亚用uncurrent gold这个意象意谓不希望童伶还没到发育期变了声，破了嗓子，就没办法扮演女主角了。而汉语语境下的读者常常用“破碎的铜锣”来形容声音的沙哑，如“破锣嗓子”。译者朱生豪或许考虑到汉语读者对uncurrent gold这个意象的接受程度，“去象留意”直接用“破碎的铜锣”这个中国读者通晓畅明的意象来代替uncurrent gold。
以上二例中，译者朱生豪之所以采取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与他当时的翻译审美标准和其译莎之目的有关。他在1944年春所写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序中明确表示：“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值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三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1990：264）由此可见，译者朱生豪译莎的标准是忠实、通顺而在忠实与通顺之间，通顺又处于忠实之上；而他译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中国的读者能够读懂莎士比亚，所以当遇到陌生的意象时，译者通常采取去“象”留“意”的翻译策略，迎合中国读者的审美需求，让这些意象更加明白晓畅，为中国读者所接受。
尽管诗人朱生豪译莎的目的是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读懂莎士比亚，但他偶尔也会满足一下自己的审美需求，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试看下面一例：
…. Let not ever
The soul of Nero enter this firm bosom. (第三幕，第二场)
译文：永远不要让尼禄的灵魂潜入我这坚定的胸怀；（尼禄，曾谋杀其母）
在这个例子中出现了Nero这个意象，译者为了“存其真”采取直译的方式保留了原文之象，但考虑到接受语读者或许不了解此意象背后的文化内涵，故采取了加注的方式，对原文意象进行解释。在这里，译者通过直译原语中的意象，不仅忠实的传达了原文的神韵，增加了目的语的内容，丰富了目的语的文化内涵，而且也满足了其个人的审美情趣。
三、结论
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原作者、翻译策略、翻译目的、文化规范等许多语言外因素的制约。因此，意象的审美求解翻译过程毋庸置疑地受到译者的操纵。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两方面的限制。”（1992：7）诗人朱生豪当时翻译莎士比亚的目的主要是向外国证明中国有翻译莎士比亚的能力，让广大群众都能够读懂莎士比亚，而不是要向国人介绍英国文化。因此，当遇到陌生意象时，诗人通常采取“去象留意”的方式，即，侵入原作之“象”，用汉语读者能够接受意象代替原文中的外来之“象”；但他偶尔也会为了满足个人审美需求，采取加注的方式保留原文之“象”，即吸收外来之“象”，使得原作的
语言形式和思想文化在目的语的文化体系内获得重生。
参考文献:
谢天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2006（3），,中国比较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