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韩寒获得首届上海《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到2004年2月2日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的照片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80后”文学的兴起大概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在这一时间内，它完成了由个别写手、个别作品到文学群体的飞跃，并形成了不同于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青年写作群体——如50年代的云南“新边塞诗人”、80年代的“寻根文学”作家——的青春风貌。关键还在于，其“青春写作”并不仅仅与青春有关，还与“另类”、“改写”、“颠覆”等字眼有关。在这一文学现象延续10年以后，也可以说是在“80后”这一代人逐渐度过青春期以后，我们对他们的文学评价才有可能具有了一种文学史的眼光，具有了一种喧嚣之后渐渐归于平静的心态。2007年，我撰写并发表《论“80后”文学》[1]，随后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17期转载以来，迄今已有四年，这是一个沉淀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我将此文命名为“后青春期”的缘由所在。
一、三极分化：止步于传统意义的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
1.“拒绝命名”的开端
“80后”文学是一个“有时间段”的文学现象，从萌芽酝酿到形态形成，因为有网络新媒体的介入，一开始就具有相当鲜明的个性，主要表现为“拒绝命名”的情绪。美国《时代》周刊促使国内主流媒体为“80后”正名之后，集体的欢欣鼓舞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对80后代表人物的质疑就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开始由文学界流向社会。假如以《时代》周刊命名为界，可以分为“命名前”与“命名后”两个时期。“命名前”的80后文学依赖两个平台成长。第一是网络。可以说，没有网络就没有80后文学，如今赫赫有名的80后作家，无不是早几年就驰骋网络的少年骑手，他们在网上都有一批追随者。不少人是在网上“暴得大名”后才被出版商拉向出版界，从而名利双收，获取更大声誉的。比如春树，2000年《北京娃娃》出版之前，就以另类出格被视为与擅长“身体写作”的“上海宝贝”卫慧同类，引起广泛争议；比如李傻傻，其作品专辑被新浪、网易、天涯三大网站同时推出。第二是《萌芽》杂志。在中国目前文学杂志极不景气、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萌芽》杂志得益于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策划。80后代表作家中有相当一批出自这场大赛。比如韩寒，1999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郭敬明，第三、第四届一等奖得主；张悦然，一等奖得主；周嘉宁，一等奖得主；蒋峰，一等奖得主；小饭，二等奖得主。80后的写手们借此台阶，平步青云，进入文坛。在青春少年已成气候之时，《时代》周刊及时介入，使得“命名后”的迅速崛起与集体登场，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由于命名者有意或无意的对后来被称做“偶像派”的偏爱，此前《萌芽》网站已展开的争论烽火再度点燃，且急剧加大了讨论的范围和激烈程度。韩寒、春树、郭敬明能否代表“80后”成为争论焦点，敏感的媒体明确提出80后作者有“偶像派”与“实力派”之分，并分别列出两派的名单。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孙睿等人属于“偶像派”，而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则被归为“实力派”。至此，80后文学局面形成，完成了由网络的自发写作、零散写作向文学群体的过渡，并正式进入文坛。但群体形成之日，似乎也是群体分化之时。关于谁来担当“80后”，以及谁能代表“80后”的争论异常激烈，在命名后的第5个月，“抛弃命名”一说就在媒体赫然公布。2004年7月8日，在上海作协召开的“80年代后青年文学创作研讨会”上，80后代表作家蒋峰、小饭、陶磊及众多80后写作者，首次集体向评论界及文坛表示：与韩寒、郭敬明等先期走红的“80后”划清界限，并表达自己对“80后”这一概念的反对。在随后的媒体采访中，李傻傻也明确表示：生于1980后的写作者要想真正地创作而不只是期待市场的宠幸，就必须抛弃所谓“80后”的概念，他甚至主张废掉“80后”概念。[2]同样被邀请参加中央电视台80后专题节目的作家李萌表示赞成李傻傻的观点，她认为，在“80后”这个概念的掩饰下，那些媚俗的、浅薄的、不合格的文学产品也堂而皇之地装进了这个箩筐，这就使得人们对所谓的80后文学产生了偏见。
2.一致拒绝团体化
充分个性、独立行走的“我”，充分自由、放松写作的“我”，与充分张扬、种类繁多、活跃于网络的青年亚文化小圈子相互呼唤，文化英雄与娱乐偶像互为一体，使文学作品与文化消费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每一位出名的青春写手都有网站等商业推手隐藏其后，都有大量的粉丝围绕其侧，但同时又缺少扛大旗的人，缺少号令文坛的领袖，缺少为各方服气的评论家。于是，80后文学在形成文坛新势力的开端时，就始终弥散着一种“拒绝命名”的情绪，但不同作家群体所表现的相同一致的态度就是拒绝团体化。这对形成某种文学流派几乎是致命的一击。我们看到，拒绝命名，各行其是，妨碍了写手群体在较短的时间里打出旗帜，另立山头，失去了与诸多媒体携手合作的机会。80后文学恰恰与当代诗歌旗帜翻飞的状况相反，没有出现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文学团体，即便有文坛名家马原主编的《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面世，且造成一定影响，但实力派作家自己依然如故，不反对、不响应、不抱团，更没有宣言。[3]
也许这就是真正的“我时代”的降临，也许这就是“让写作真正成为个人私事”的时代，也许它从根底上暗合了80后一代人反拨“集体主义”的时代心理。当然，这也与“80后”最初命名的不确定性和误读有很大关系，因为命名实际上是在80后写手群体、主流文坛、以抓眼球为动力的网站、出版商和媒体等第三方市场化力量的多方博弈之中产生的，多种力量的拉动，反而激发了80后写手们拒绝团体化的一致态度。
3.三极分化趋势明朗
2007年，80后文学开始出现“三极分化”的趋势。以张悦然为
代表的作家开始回归主流文坛，尽管先前写作观念与文本风格已有变化，但明显避开与主流的观念冲突，在身份确立上也尽量靠拢主流。以郭敬明为代表的作家继续走“明星路线”，义无反顾地进入图书市场，文学创作与市场营销的紧紧握手成为制胜法宝。相比之下，韩寒尤显特立独行，他的文学写作已经被网络博客写作的影响覆盖了。进入公共领域，提出公共话题，成为意见领袖，已是韩寒的不二选择。也许，这样的比喻不一定恰当——博客成就了韩寒，韩寒也成就了中国的博客——但事实的确如此。尽管在博客兴起的那一段时间里，吸引无数粉丝的不仅是韩寒式的社会言论，但应该承认，公共话题是博客也是今天微博的主流话题，也是第一主题。
当时主流文坛的举动恰好构成了分化的潜在背景。2007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公布新一批入会会员名单，吸收张悦然、郭敬明、蒋峰、李傻傻等加入作协，而与此同时，韩寒却明确表示，“作协一直是可笑的存在”[4]。80后代表作家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度：韩寒依旧“玩世不恭”地另类写作，并由文学领域跨界到网络公共领域；郭敬明竭尽全力打造自我偶像，直接进入市场；张悦然则逐渐回归传统文学的轨道，试图消除市场“偶像派”的光环。张悦然似乎同时在写两类作品，一类是适合市场口味的、附以精美照片与设计的时尚畅销书，另一类则是袒露人性、抒写内心的纯文学作品，而《誓鸟》的问世与成功，显示了张悦然日后写作的主要方向。80后“偶像派”作家中，在纯文学的道路上，张悦然无疑走得最远。2006年，张悦然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经人牵线搭桥和北京作协签了约，随后又经白烨推荐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加入作协在张悦然自己看来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过程”，在新加坡的孤独写作让她感到没有同道者，加入作协是一种“归属感”。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郭敬明的文学创作，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他在商业方面极为成功。在迎合市场方面，郭敬明几乎有近于天才的敏锐：《岛》发行两周年后，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最小说》将阅读人群定位于中学生与低年级大学生，发行销量至今居高不下。2007年新作《悲伤逆流成河》上市一周，销量突破100万册，两个月后销量则达到了260万册。郭敬明将自己定位在“大众时尚偶像”，他不但以一个商人的姿态来面对文学，而且是当下最能把握青少年读者阅读心理和网络销售的文化商人。《小时代》升级版的不断面世，使得郭敬明的市场号召力得以继续保持。
《南方人物周刊》把韩寒评为2006年度最经得起考验的文化先锋，同时获得这一称号的还有李银河、陈丹青和易中天。一个1982年出生的青年与阅历丰富的学者们并肩出场，证实了“韩寒现象”的社会关注度，“意见领袖”的影响开始逾越青少年人群。韩寒的奇特在于他对原有意识形态符号的极度熟悉，其嬉笑怒骂的言论游走于主流媒体的底线却又那么游刃有余，确实有着不可否认的机敏与老道。他出版了十多本书，时常占据销量排行榜的前列。他同时是一位优秀的职业赛车手。他不参加研讨会、笔会，不签售、不作讲座，甚至不参加颁奖典礼。韩寒的专辑《十八禁》中的一段歌词似乎能表达他的内心：偶像露出嘴脸/英雄开始下贱/所谓的尊严/不值一钱/你竟以此共勉/没有偶像的年代/万物一年被淘汰/人们礼尚往来/内心却很坏/我最怀念某年/空气自由新鲜/远山和炊烟/狗和田野/我沉睡一夏天/没有信仰的年代/我们等着被变卖/我们只会发呆/发成了痴呆/这是最好的年代/充斥最假的情爱/噪音变成天籁/金钱换的爱。
2008年2月3日，新概念作文大赛10周年庆典的台上，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的手握在一起，出现了80后文学一个标志性的场面。对于作品、市场、媒体，三人看法各异，近于南辕北辙。80后三位代表作家在经历市场与文学的分化后，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三极分化趋势明朗。韩寒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做，写作也好，赛车也好，他始终特立独行。郭敬明则成为文化商人，依照市场的动向来赚得更多的钱。而张悦然回归到传统文学领域，忠于文学创作，希望当一名青年作家。[5]
到此为止，80后文学不但止步于传统意义的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而且大大地逸出地界，其现象本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围。
二、三种特色：呈现网络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学风格
1.代际差异：网络一代的“青春写作”
回顾我的研究思路，其路径本身也是值得记录的。我从2004年开始关注80后文学，一直在思考对于“80后”概念的确认。由于社会和媒体对于这样一个代际概念的热衷，我实际上承受着一种来自社会的压力。当文学研究一旦搭上社会代际的列车，就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感觉，研究领域如原野一样辽阔。我在最初开始进行课题研究时，试图用“四个圆”来限制“80后”概念，即大都市、独生子女、现代消费、新媒体，我以为，四个圆相交的部分是80后人群最具有独特性的代际特征。我试图通过对一个“金字塔”顶尖的关注，来回避对于一代人研究的全面介入——这实际上也是我个人感到无能为力的巨大范围——何况我一直想把研究限制在文学领域。但我的团队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加入，他们的实证研究和以数据说话的方式影响着我，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10所大学的一系列问卷调查，使我慢慢看到一个网络人群的浮现：先是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人群可以分为“前80后”和“后80后”，正好网络上也有“85后”之称呼。我同时注意到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有“两个十年”，一是“技术的十年”，一是“普及的十年”：前者从1994年到2004年，后者从1998年到2008年。1985年出生的人，他们在14岁青春期时，正好遭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一线城市进入家庭的重要时刻。国外大量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在青春期接触互联网，与他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关系。我们暂时将研究人群的目光向后推移，90后开始进入视野，下限终于落在1994年。因为，他们的14岁与2008年重合。我清楚，无论这样一种界定如何需要在不断的质疑中去发展，却都有一种力量在明里暗里地影响着我
和我的团队的研究，那就是互联网，就是网络，就是新媒体。
可以断言，没有互联网等新媒体，就没有这一代人的文学。因为，“80后”乃至“90后”正是网络下的一代，新媒体下的一代。他们之间有着历史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延续性，这是他们之间代际特征延续可能性的前提。但在延续间，依然有着代际差异凸显的可能性。我对“80后”和“90后”有两个基本的概括：如果说“80后”是“从平面印刷媒体向数字新媒体过渡”的一代和“价值断裂”的一代，那么“90后”就是“完全数字化”的一代和“重建价值的一代”，同时又是更加自我的一代，也可能是更加远离传统并试图探寻新价值观的一代。无论定义如何再发展、修正，一个趋向是明显的，即他们共同拥有的数字化背景，以及这种背景的不断深化。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恰恰是新一代人成长的核心关键词，“网络”一词最终凸显在文学形态的面前。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2008年我申报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80后文学与网络的互动关系研究》之后，旋即又与熊晓萍教授合作研究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80后90后：网络一代的传播方式研究》，将视野延伸到传播学领域。我主持成立的有28人参加的多学科团队——“80后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先后在网络青春写作、无厘头文化、新媒体与农二代、新媒体与现代设计、网络新艺术等学科领域全面开花，共获批省部级课题6项。我在这样一种研究环境中，始终感到互联网新媒体的巨大作用。我深切地意识到，网络新媒体在这一代人身上的深刻烙印。从代际研究回到文学，其实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一切入视角极有价值和延伸空间，即了解和把握新媒体时代文学乃至艺术的变化，及其新的生成方式。[6]此种研究指向未来，其核心问题是一个时代转换的巨大问题——传统纸媒向数字化媒体转型。在此种背景下，我们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有十倍的意义提升。了解媒体时代的转型，我们就可以逐步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会有“网络一代”的出现与发言？为什么会用“青春文学”的形式？为什么会出现愈见明显的代际差异？为什么会出现以网络文学、网络艺术为代表的新的艺术形式？
2.以个人为中心的“去意识形态化”
新时期文学30年的历史发展，主流文坛的文学标准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从维持了几十年正统地位的传统现实主义，到外来西方现代主义的冲击，精英文学的价值观似乎一直处于同意识形态的协调、融合、冲突的博弈之中。从洪治纲《无边的质疑》[7]到邵燕君《茅盾文学奖的风，将向哪个方向吹？》[8]，我们可以从“茅盾奖的矛盾”中感受到主流文坛的变化，看到精英文化的变化。理解了“茅盾文学奖”标准变化的基本脉络，我们就不难发现，意识形态与当代文学的紧密程度随着50后、60后、70后作家的写作呈逐步淡化趋向，而彻底终结“意识形态写作”则是在80后文学中实现的。
我们试图用两种模型来描述当前中国的文化现状。一是“同心圆”模型。简言之，就是以主流文化为圆心，非主流文化为包围，另类文化为边缘。主流文化起稳定圆心的作用，而边缘与非主流文化始终保持一种指向主流的运动力量。当边缘由非主流渐渐融入主流之时，圆心的新鲜血液得到补充，同时，新的非主流与边缘文化又出现了。二是三种文化“缠绕共存”模型。国家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种文化相互缠绕、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国家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承继传统为己任的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是民间的、市场的、消费的、通俗的文化。三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十分重要。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国家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补整合，对大众文化却有着一向忽视的倾向。现代文化的传播和教育模式中就有着更多属于前两种文化的成分与特性，往往因为忽视了来自民间底层大众文化的补充，而未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格局。
80后文学是80后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它属于青春文化、青年亚文化，处于非主流文化与边缘另类文化之间。它是全球化、网络化、民主化、市场化背景下的文化，是成长中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80后文学继“先锋小说”与“70年代人写作”之后，彻底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过程，并以青春文学与网络写作两种形式蓬勃生长，形成与主流文坛某种对峙与挑战的态势。对原有意识形态化的消解贯穿于其成长的全部过程，而这一消解过程又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以体现——精英与草根的对峙与交流；主流与非主流的冲突与融合；边缘与另类的张扬与生长；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抵触与妥协。可以看出，与青年亚文化、网络密切相关的80后文学，正是在上述对峙、挑战、冲突的过程中蔚为大观，开始了一个属于21世纪的文学新时代。引发文化冲突的原因，也恰恰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权威型文化的一种挑战。传统权威型文化所代表的庄严、持重、宏大、集体、中庸、规范被打破，如同平稳坚固的城堡，被掏了一个小洞，中庸之道借由“恶搞文化”走向“酒神文化”，无拘无束、狂放不羁、抨击社会、展现自我，而且集体地进入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所提出的“狂欢生活”。这种与强调服从等级秩序、严肃禁欲的“日常生活”相异的“反面生活”，则是平等、自由、快乐、无拘无束，充满对权力、神圣的戏谑和不敬。[9]
3.青年亚文化中的“非主流”文化趣味
80后文学在完成终结“意识形态写作”历史过程的同时，体现了另一个文学史意义：彰显了一种“非主流”文化趣味，这一趣味与80后文学的青年亚文化特征紧密相关。以网络为首的新媒体为80后青年群体寻找和建构自己的身份提供了一个既虚拟又现实、既模糊又安全的平台，不但培养了新一代的消费方式，也养成了他们的文化趣味和审美习惯。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青年亚文化迅速繁殖和发展，最为典型的有：恶搞文化、山寨文化、迷文化、情色文化，等等，它们表达出一种与主流文化迥然不同的非主流文化趋向。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分类并没有
一定的标准界限，除了上面几种较为典型、影响力比较大和熟悉程度比较高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形式，如网络语言、网络文学、影视音频、酷文化、跟帖、人肉搜索、晒客、御宅族，等等。非主流文化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网络上非主流文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标签，类似的有非主流图片、非主流音乐、非主流空间、非主流个性签名、非主流头像，等等，不胜枚举。
什么是非主流文化趣味呢？也许，伯明翰学派关于亚文化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抵抗、风格、收编。[10]第一个是抵抗，所有的亚文化对主流社会都有一种抵抗，我要把牛仔裤搞破就是一种抵抗，抵抗整洁庄重的传统。第二个是风格，我要形成我独特的风格——无论是衣饰装扮还是行为方式，无风格毋宁死，这就是亚文化的生命和标志。第三个是收编，商品社会和意识形态对青年亚文化的收编，把你的风格转化为商品，为大众享用；把你的主张变为主流的一个部分，无形中化解你的独特性。富有意味的是，今天这个收编的过程比从前缩短了很多，原因是以网络为首的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从前，亚文化的参与者比较少，支持者人群也比较少，而到了今天这个网络的时代，出现了“网络一代”，他们成长于网络，网络是他们名副其实的“第二生存空间”。在新媒体环境中成长的这一代人，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知识结构、文化趣味。借助网络新媒体为大本营形成的力量，由小而大，由弱变强。进入现实社会，当年轻的一代普遍拥有这种观念和文化趣味的时候，启发是普遍的，力量是普遍的，影响也是普遍的。你无法回避，甚至无法选择，主流社会不得不接受它。当他们同时也成为主要消费者的时候，商家的反应更加迅疾。因此，这个收编的过程被大大缩短了。进而言之，亚文化的气氛和非主流文化趣味的形成不仅仅是依赖一小群人，而是依赖网络改变的整整一代人。我们先前指出的，飞速增长的网民数量以及网民年轻化的事实，即是有力的例证。[11]
三、三个前景：后青春期文学演变发展的多种可能
1.加速文学“类型化”
80后文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青春写作”的风貌，无论从题材、内容、主题，还是美学风格上都有强烈的青春气息与青春色彩，它之所以可以独具一格，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的类型化。这个类型化当然也有它特有的内涵：青春期的叛逆与忧郁，“非主流”的文化趣味，以及网络一代的独有方式。还有一点，这个类型化的青春文学是由他们自己完成、自己消费的，80后作家写手与80后90后读者之间似乎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消费系统。这不由使人想起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在其名著《消费社会》中的开篇语：“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12](P45-46)也许，正是80后群体在文化消费上的强烈欲望，构成了这一代自己写自己读“青春文学”的丰盛现象。同理，借助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浪潮，80后的作家和写手们，在80后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也可视做“准文学思潮”短暂呈现——之后的进一步表现，即身体力行推进和加速了当代文学“类型化”的发展趋势。
“类型化文学”于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在图书市场中形成，但蔚为大观却是在网络文学网站。自1994年3月中国以“cn”为域名加入国际互联网后，同年就有了电子文学月刊“新语丝”。截止到2001年6月30日，我国已有以“文学”命名的综合性文学网站约300个，以“网络文学”命名的文学网站241个，发表网络原创文学作品的文学网站268个，其他各类非文学网站中设有文学视窗栏目的达3，000多个，仅文学网站“榕树下”的作品库中就储藏原创作品100多万篇。第一代网络作家基本是70后，他们普遍是大城市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白领，理科、商科出身，爱好文学。选择了技术含量高的互联网来完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完成的“文学梦”。但是很多网络作家出名之后，纷纷选择了退出。第二代网络作家以80后为主导，专业背景多元化，写作类型化、职业化、高产化，成长于各大文学网站。代表作家明显呈现出类型化特征，比如：玄幻奇幻小说的辰东、萧潜、牛语者、梦入神机等；历史军事小说的当年明月、曹三公子、唐家三少等；都市言情小说的饶雪漫、明晓溪、郭妮、罗莎夜罗等；武侠仙侠小说的我吃西红柿、舒飞廉、沧月等；科幻灵异小说的天下霸唱、南派三叔等。随着80后的成长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开始在《萌芽》、“新概念”崭露头角；另一方面更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们，开始在文学网络上开辟自己的天地，抢滩网络文学。从2003年开始，继“榕树下”之后，起点中文网、晋江原创网、红袖添香、幻剑书盟、17k中文网、腾讯网读书频道、新浪网读书频道等网站陆续成立，笼络了一批网络写手加盟，通过底薪、网上付费、订阅分成和网站稿费给网络作家发工资。于是，第二代网络作家写作速度普遍惊人，有人同时写作4～5本书。2008年7月4日，盛大文学公司在上海宣布成立，收购国内三家知名原创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晋江原创网、红袖添香网。它整合了网络文学的优秀力量，业内专家认为：盛大文学公司的成立是国内原创文学界的标志性事件，将使文学更为普及，走向大众，促使网络文学渐成主流。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当下文学的类型化趋势，使得文学真正融入文化消费的大潮。[13]
作为网络类型化文学主力的80后作家写手，无论在文学观念还是艺术方式上，都与传统纸介写作作家拉开了距离，其中原因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作家职业身份的重新认定、数字化背景下的媒体转型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无论历史如何评价，我都把它视为80后文学的余波之一，也是其后续前行的前景之一。
2.推进新媒体文学
10年来，我们一直处在对于数字化既欢呼又担忧的矛盾心情之中，2010年底出版的两本美国学者的著作以及媒体对它们的报道就是例证。一本是《我们改变了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14]，另一本是《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15]。前者属于欢呼派，
在揭示互联网与人类大脑相似性的同时，充分肯定互联网的伟大作用，鼓动我们利用好互联网；后者属于担忧派，质疑互联网的优势，指出互联网的负面效应：人类正在被毒化，正在变得一天比一天浅薄，正在丧失专注、沉思和反省能力。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多家报纸报道了后一本书，而对前一本书有意忽视。这里既有纸介媒体对数字化无可言状的抱怨和恐惧，也有主流意识形态对“数字化崇拜”的警惕。主流文坛的犹豫彷徨作为原因之一也不能除外。传统文学批评家对数字化现象也持谨慎态度，我一向钦佩欧阳友权先生的提前涉入，他和他的团队对数字化新媒体文学的理论论述可谓先行一步。但一批理论成果的出现，倒使我有一种“理论提前量”的感觉，即新媒体文学艺术尚未成型，理论紧跟而上试图解释，价值判断远远多于事实判断。其勇气可嘉，但实际效果并不一定贴切，用传统的文艺理论真的可以解释新媒体文学吗？我总有几分疑惑，宏观的学理描述难免大而有疏，我们很难由此把握其细部的变化及其具体的形态。依这位批评家推论，80后文学包含有新媒体文学的元素，而新媒体文学可能又是文学未来的发展归宿与艺术形态，因此，80后文学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发展做出了贡献。推论是鼓舞人心的，但要把它们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社会转型、观念转型、尺度标准发生了变化。南辕北辙，刻舟求剑，我们在理论上，今天依然容易掉进古人早就论定的陷阱。
要用准确的定义去概括新媒体文学既容易又不易，易处在于定语明确，难处则在于定语的变幻不定。但我们通过一些新媒体现象，可以努力地接近它的形态。比如在80后文学中去寻找与传统纸介文学不同的地方或许就是有效的路径；比如网络文学以及那些无法用文学所涵盖的网络写作，作为网络一代青春期的发散物，都带着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与内涵特征：交互共享、大众狂欢、公共空间、“去中心化”、搞笑风格，等等；比如与传统纸介媒体的文学相比，网络文学更多地建立在“虚拟空间”，而网络等新媒体提供的“虚拟空间”的成长经验是80后、90后“网络一代”与前辈最大的区别。与网络普及同步，网络成为“第二生存空间”。网络空间的“虚拟体验”，是网络一代区别于前辈的重要特征。一个可见的事实在于，80后一代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拥有现实与虚拟两个身份，可以自由地出入现实与虚拟两个生活空间，现实与虚拟两个世界的不同“人格”往往反差极大却又和平共处，而这在前辈人群中间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无论我对80后和90后的两个定义如何发展、修正，一个趋向是明显的，即他们共同拥有的数字化背景，以及这种背景的不断深化。因为，80后乃至90后正是网络的一代，新媒体的一代。新媒体是新一代人成长的核心关键词。因此，新媒体文学也属于新的一代，而80后文学至少有两个特征可以证实它与新媒体文学的关系及其推动作用。一是它与网络的互动关系，80后文学就是缘起于新概念作文和网络；二是80后代表人物均是自由出入于网络和纸介的写手。也许，更为重要的是，80后文学所依据的非主流文化背景。一个传播方式，一个文化背景，加上一个巨大的网络人群，我们无法回避新媒体文学的出现。
简言之，80后文学借助网络等新媒体，为新媒体生成新艺术探索了一条新道路，并拉近了新媒体与传统纸介文学的直接距离，吸引并稳定住一批年轻读者，促进了当下主流文学的新一轮突破，同时推进了新媒体文学的出现。尽管方兴未艾，尽管不是一蹴而就。由此，我们试图探讨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新媒体文学？80后文学是否推进了新媒体文学？前者没有结论，后者答案肯定。
3.代际特征中的公共话题与社会镜子
无论是对网络的依赖、对手机等新媒体的喜爱乃至对信息处理方式的改变，还是对自我的重视和对集体的疏离，以及非主流文化趣味的凸显，伴随互联网长大的80后、90后一代，都有着巨大而普遍的变化。在数字化鸿沟面前，我们不难看到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最为明显的代沟；而延续并不断强化80后文学的代际特征，为80后乃至90后进入中国社会不断提出新的公共话题，并使之成为中国当下社会的一面镜子，将是80后一写作手作家的创作前景之一。
在学术名著《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的研究》中，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提出了著名的“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概念，她将人类的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前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玛格丽特的大胆与精彩之处在于，她明确地指出当下的时代属于“后喻文化”，即“青年文化”时代。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全新的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
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喻的价值，瞬息万变的世界已经将人们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在时代剧变面前，老一代的“不敢www.dylw.net 写作论文舍旧”与新一代的“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两代人的对立与冲突。[19]玛格丽特向20世纪的世界宣告：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每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社会现实。玛格丽特更为深刻与坦率的结论还在于，她把代沟产生的原因没有像人们惯常的思维那般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是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上。两代人需要平等对话式的交流，但对话双方的地位虽然平等，意义却完全不同，因为年轻人代表未来，而年长一代要想不落伍，唯一的选择就是努力向年轻人学习。玛格丽特·米德的理论无疑给了我们丰富的启示，将此产生于二战后西方社会的理论，平移参照中国21世纪的社会现实——所谓“四世同堂”，“五代同堂”的用法，在中国大陆文学界已经用了20多年。为什么唯有到“80后”的提出，“代际差异”才会如此醒目与突出呢？其实这恰恰取决于文化空间的根本改变与传统价值观的某种“断裂”。文化传递的惯性在2000年后被极大地遏止了，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也使原来依赖意识形态强行预制的文化轨道与生存空间被迅速地消解了。新的一代开始呈现出不同于前辈乃至“颠覆性”的青春记忆与文学风格，全球化、网络化、数字化、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个性化、另类化、虚拟化、娱乐化——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产生与制造公共话题的可能性。从前的孩子看着父亲的背影，今天的长辈看着孩子的背影，也许台湾的社会变迁比大陆稍早，因此，我在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20]一书中读到了一种全球化视野下对于“代沟”这一世界性主题的别样阐释。人文学者出身的龙应台，通过母子对话所要传达的是一种人文情怀，在承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代际之间存在“代沟”的前提下，她顽强叙述的是一种试图跨越“代沟”障碍的人文传统，关乎伦理，关乎价值，关乎立场，关乎信仰。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温和的、切磋的，是充满自我质疑和自我批判的，尽管这种质疑是痛苦的，这种批判是犹豫的。我最看重的就是作者理性叙述的坦诚与纠结，因为坦诚，所以感人，因为纠结，所以使得话题愈显深度及其复杂性。龙应台及其两位公子的独特处，在于多头线索的交集：国际家庭、跨国成长、母子分离——文化碰撞中的代际差异油然而生。于是，一个世界性的“代沟”主题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方面展开：历史跨越几个时代，激烈动荡；地理空间交叉碰撞，漂移不定。假如把玛格丽特和龙应台的上述两本书放在一起阅读，可以更加强烈地感受跨越半个世纪的世界性的“代沟“主题。尽管中国大陆的人文学者尚未如此深刻地感知与描述这一点，但可以肯定地说，80后文学以及它所生发的所有话题，都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顽强而尖锐地存在。
从传播学视角解读80后文学，不难看出其超出文学的诸多意义。大众狂欢与改变“认知失调”是80后文学的创作动力之一，人们在制造偶像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塑造自我，而网络公共领域则构成80后人的特殊生存空间。在传统的大众传媒中，传播者的角色受到种种限制，并非人人都能获得传播主体的权力，然而，在80后文学的传播中，情况发生了逆转。众多的传播者(即写手)是普通平民，而且大都是青春期的青少年，这些80后人俨然成为传播中的主角，口无遮拦，百无禁忌。他们队伍庞大，十分活跃，建网站、开博客，创作热情和创作数量令人吃惊，呈现出群体狂欢的状态。与网络同步成长的80后写手们，由于网络的这种特性，也十分自然地改变着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属性，他们不但传播文学信息，还常常传播文学以外的信息，这使他们表现出与传统作家很大的不同，因而也引起更多的争议，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被视做“意见领袖”与“公共知识分子”的韩寒。[9]
在国外媒体看来，韩寒整洁而又大摇大摆的个人风格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萎萎缩缩形象的颠覆，也同时具有杰克·凯鲁亚克和贾斯汀·汀布莱克的风范——他几乎本能地被描绘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象征，这可不是纯粹的恭维。他是生在毛泽东时代之后、赶上了一胎政策的“80后”。这一代人是在讨论价值观和国家角色等诸多问题上的一个分水岭，类似于“婴儿潮一代”对于美国的意义：他们是出生在社会变革拐点处的那代人，这种变革使得他们与父辈产生了代沟，也使得他们要么被说成是很有自知之明，要么被说成是自我放纵——当然这取决于你听谁讲。[21]
著名法国学者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指出：当一个历史事件失去了当下一切的参照意义，不再是一个世界想象的镜子之后，“它也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中去了”[22](P127)。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历史事件仍有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想象的镜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会论战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还不仅仅是80后文学依然是“一个世界想象的镜子”，恰恰是当下社会还没有充分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同时，我们可以预言其历史意义将与日俱增，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时代，成为一面独特非凡的关于21世纪中国大陆社会的“想象与现实相互映射的镜子”。
四、并非结语：后青春期的意义
也许，传统的文学标准已www.dylw.net 写作论文经无法约束80后文学，但仍然不妨碍我们去评判：80后文学并非文学流派，也不是有纲领、有旗帜、有口号的文学思潮，但由于明显的代际差异，它也可以被视做是一次“准文学思潮”。我把它的“全盛期”称做“青春期”，而把它的后续期暂且称做“后青春期”。此文即是对80后文学后续期、余波期的一次理论阐释。我们坚信：80后文学虽然已过全盛期，但余波未了，影响深远，对其各方意义的阐释也远未终结。由文学而“80后”，由“80后”命名而迅速成为一个流行符号，从文学走向社会，从精英视野走向公共领域，80后文学不但余波未了，其非凡意义还将不断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