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裤党》是蒋光慈1927年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创作题材，在半月内完成的一部中篇报告文学小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无论从题材还是艺术性文学发展都处于低水平，内容多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新文学大系》主编茅盾曾说：“小说的题材内容从狭义到宽泛，思想觉悟从浅显到成熟，涉及领域从局部到全面，全国的新文学运动渐渐热闹起来。”[1]自“革命文学领导人”蒋光慈出现，如火如荼的革命描写，领袖揭竿而起、“革命加恋爱”等文学模式也频频出现。但对于蒋光慈的诗作、小说评论界一向颇有微词，他的代表作《短裤党》也倍受质疑。从革命文学发展历程来看，《短裤党》是蒋光慈创作史上的一颗明珠，文本被赋予的生动和激情来源于小说人物的原型性、夸大性、交叉性特征。本文将结合小说背景和内容作详细阐述并论证这种人物刻画方法的合理性。
一、人物原型性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的蒋光慈不仅频繁接触革命事件，而且文风也具有“左派”倾向。1927年，蒋光慈依据上海爆发的工人革命为蓝本创作了典型的报告文学《短裤党》，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创造了一个闪光点。小说描写了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艰苦抗战过程，最终在“大团结齐抗战”中实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胜利。
《短裤党》有两位最为鲜明的革命领袖杨直夫、史兆杰，他们呕心沥血为革命事业牺牲小我，用智慧和勇气来宣传指导革命。史兆杰在开场中以身患肺病、睿智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形象亮相，杨直夫则在“软红色的电光”下以焦虑于暴动起义能否成功的高层领导者的形象登台。种种光辉事迹塑造了如此“生活化”的无产阶级领导者。因为这是一部典型的报告文学，所以共产党代表人杨直夫和史兆炎很容易就可以找出生活中的原型，并得到社会公认，他们是上海工人起义的领导者翟秋白、赵世炎。虽然小说在艺术上处理得有些粗糙，但是人物形象在原型的选择、加工上完全符合时代背景，而且作者身份和原型人物如瞿、杨大妇的密切交往相关也增添了小说的可信性和真实性。所以，《短裤党》在那个革命年代起到宣传教育、指导作用可想而知，被称为“时代的最强音”。
二、 人物夸张性
《短裤党》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觉醒的工人阶级形象的文学作品，它以大无畏的革命姿态投入时代潮流。“受苏联普罗文学影响”[2]小说写实中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让工人阶级形象更富有艺术张力。
李金贵夫妇是这类崭新的工人阶级形象的典型代表。李金贵“终日劳苦，而食不饱衣不暖”[3]，是几乎全世界的苦难都集中到他身上的工人，“父亲穷的病死，十七岁的妹妹被工头侮辱投水，巡捕打得伤痕还残留着”[3]，他的生活就像他知道自己即将为革命牺牲时说的“这个世界他都能放下了，只有他那个深爱的翠英。”[3]除李金贵还有邢翠英这个艺术形象：性情温柔、意志坚强。她除了孜孜不倦地学习爱国爱人民的知识外，还有女革命家的光辉。会场上居高临下的她看到小工贼时，她立马抓住批斗并枪毙了他，革命的火种顿生点燃。上千人的广场，一个女革命家的叱咤，试想虽然是白色恐怖统治下工人阶级“地狱般生活”，女流之辈的夸张性集中表现在翠英的英雄气概上。翠英的爱人金贵为了革命事业要去抢警局的前一晚，她依偎在最爱的人的怀里就是无法说出让他不去。她知道这一去就是九死一生，但是革命者身份的她明白：“党的决定，革命的需要，我哪能以个人的感情来劝阻他？”[3]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翠英要给金贵报仇时，她把矛头指向阶级革命对象：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小走狗，坚定要杀完才称心如意。这种私仇公仇同体化顿时把一个弱女子的形象放大了，她如英雄般高大起来。正是肉体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英雄主义精神成为伟大革命者的点睛之笔。革命文学的人物夸张性是革命年代的特定产物，大无畏地追求理想，为民主、自由甘愿献出生命都展示了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高涨的革命热情。
三、人物交叉性
人物性格的形成原因有多方面，工人阶级革命者各具特色。“同样是无产阶级领导者，知识分子出身的杨直夫、史兆炎与李金贵性格上就存在明显差异。”[4]暴动前夜的杨直夫以运筹帷幄、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领导者登场，而史兆www.dylw.net 写作论文炎则以一个有勇有谋、理论水平很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亮相。第一次秘密集会时，史兆炎条理清晰地分析了上海武装革命的利弊形势，在暴动失败后理智地选择暂时性的隐忍以积蓄革命力量。林鹤生、鲁正平等在暴动中贻误时机犯了错误的同志，不断“然而”的鲁德甫，暴动失败后的集会上提出铲除“工贼和包打听”的几位年轻工人代表，这些有瑕疵且觉醒的工人阶级形象同样被塑造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这种人物类型相互补充联系，褒贬有别的笔法正是蒋光慈小说向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蜕变标志。
邢翠英在丈夫牺牲后手持菜刀赴死报仇存在“才子佳人式”的革命恋爱模式。革命文学中但凡男女革命者一起通常有类似“罗曼蒂克”的情调。人物语言、行动虽透露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决，但浓情蜜意依旧弥漫其中。这一点杨直夫与秋华、李金贵与邢翠英以及华月娟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都有体现。其中秋华的出身还被设定为“为爱情出逃的大家闺秀”。尽管与其原型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的个人历程基本吻合，但有评论说这部反映工人阶级起义为核心的小说中，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会削弱革命现实主义硬朗的精神，大幅度充满浪漫色彩的心理描写会削弱革命者光辉的形象。实际上，如此现实浪漫交叉的笔法让情节变得尤为生动，也使革命者形象更为真实丰满。
《短裤党》的艺术性一直颇受争议。实际上，小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从一定程度上正反映早期革命文学建设的基本水平，它的艺术得失正体现当时革命文学发展进步的历史局限。就该文“在蒋光慈文学创作生涯中的转折作用而言，《短裤党》是其革命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5]，从影响学的角度上说，它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优秀代表作。蒋光慈完成了用“粗暴的叫喊”和“革命的拳头
”打破白色恐怖的青年革命家的蜕变，通过刻画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展示了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风貌。
参考文献
[1]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社，1936
[2]程毓礼.论《短裤党》——蒋光慈小说系列研究之二[J].南京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2）.
[3]蒋光慈.短裤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许志英、邹恬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
[5]王智慧.激情叙述下的革命言说——蒋光慈小说创作简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