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整体上顺应了北魏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后，大大提高了鲜卑族的封建文明发展程度，促使北魏完成了封建化的发展历程；加速了民族融合，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社会发展的诸多趋向，却与改革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盲目迁都与全盘汉化的消极后果逐渐凸显，一个政权过早地走向了衰落。
北魏初期的统治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北魏政权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实际是北魏传统政策与现实情况不符的表现。自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统治区域扩大，与各民族交往日益增多，矛盾也随之增多。这些说明，北魏原有的统治措施不再适合国家发展的趋势，必须变革旧的统治方式、经济制度和风俗习惯，以适应封建政权的发展，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484年，孝文帝开始改革。改革之后，拓跋部和北魏社会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制度，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走向了封建化。改革也加速诸民族融合的进程，使北方少数民族的经济由游牧或半农半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实现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封建化。改革还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北魏国力强盛，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但孝文帝改革由于一些措施过于激进或施行的方法不当，致使空前繁荣的局面也包含着一些隐患。这些隐患，与北魏后期的政治走向有着间接或直接的联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封建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生活繁荣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繁荣”却演变成了“腐化”。繁荣与腐化之间是怎样一种转变？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变？这与统治者推行政策的态度和方法有着紧密的关系。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迁都和全盘的汉化政策。
一、迁都的负面影响
迁都洛阳取得的成果最多，失误也最多、最严重。
首先，这是违背“民愿”的迁都。保守的贵族及官员不主张迁都，更不主张“汉化”。废太子元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而孝文帝对这一点是了解的。“（高祖）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孝文知北人之不乐徙边，乃借南伐之名以胁众。”
其次，考虑不周的迁都。自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即今天山西省大同市古城遗址）以来，平城一直都是北魏的首都。迁都解决了粮食和柔然干扰等问题，但在迁都之后，六镇的管理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北魏设置六镇是为了拱卫平城的安全，所以守卫这里的将兵地位很高，迁都之后六镇的地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守卫六镇将兵的政治经济地位下降，与迁都洛阳的鲜卑贵族相比更是天地之差，久而久之矛盾与问题产生了。
孝文帝的迁都，是为了推行其“汉化”政策做铺垫。迁都之后的主要政策是推行汉化，那么，汉化政策实行的又怎么样呢？
二、盲目汉化，造成不良后果
孝文帝在迁都之后，立即推行汉化政策，内容涵盖范围极广，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禁胡服、断北语、改籍贯、改姓氏、定氏族，提倡胡汉通婚、改革官制和刑律、尊孔尊儒、兴复礼乐等。这些政策，可以说是使迁都之后的鲜卑人与之前北方生活的彻底切断，取得了成果，也酿成了不良后果。
首先，鲜卑贵族的迅速腐化。
初到中原的以孝文帝为首的鲜卑贵族只看到了当时洛阳的繁华，却从不去考虑那样的繁华是经过几世的积累，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化积淀。关于这点，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须知鲜卑本无文化可言，要有学术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孝文帝的断北语，一从正音，只是为鲜卑贵族进入文化士族开了一扇门户而已。”
其次，执政能力下降。北魏自世宗、肃宗以后，官场腐败，贵族官僚沉湎于聚敛钱财，追求享乐，鄙视世务，逐渐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喻好文章，时引才人宋世景等，共申燕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所得谷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与弟广平王怀，颇相夸尚，竟慕奢丽，贪纵不法……”他们把拥有财富的多少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却忘了作为统治阶级自身所应承担的那份责任。
此外，孝文帝推行汉化是急促的，为了达到高速度甚至以消灭鲜卑文化为代价。这严重违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规律。民族融合强调的是“相互”，优秀的东西得以保存，各族人民共同分享，以求共同进步；糟粕要予以舍弃，避免本民族停滞不前。鲜卑族强健的体魄就是其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但在盲目汉化中没有被保留下来。
迁都和汉化本来都是为了保卫北魏政权的安全、建设和发展，但由于孝文帝缺少了作为统治者应有的周全考虑，导致整个贵族阶层的迅速腐化并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使北魏政权过早地走向衰落。孝文帝的这个失误是值得后世封建王朝引以为戒的。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卷二十二《废太子恂传》.中华书局.1974年.590页.
[2]魏收.《魏书》卷十九《任城王澄传》.中华书局.1974年.464页.
[3]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14页.
[4]魏收.《魏书》卷二十二《京兆王愉传》.中华书局.1974年.590页.
作者简介：刘旭，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研究方向：历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