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简称"民治新专”，由顾执中等人于1928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办，是旧中国第1所新闻专科学校，也是办学时间最久的私立新闻专科学校。在顾执中等人的努力下，民治新专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报业蓬勃发展的现实，开创了早期中国新闻教育的独特典范。
一、从职业化意识萌芽到一所新闻教育学校的诞生
中国新闻教育缘起于近代报人逐渐明晰的新闻职业化意识。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报业的发展与报人职业素养的提升，自晚清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报人"品类太杂，敲竹杠、捧歌女，为社会所不齿"的情况开始被业界所唾弃。同时，随着西风东渐的潮流，国外新闻教育的成功实践也开始进入中国视野，特别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创始人威廉博士的数次访华，给国内报界带来不小的轰动。在这种背景下，时任《时报》记者、精通英文的顾执中敏锐地把握到了中国新闻教育将大有可为的未来趋势。顾执中认为，那些只擅饮酒赋诗的新闻记者应该被新的受过专业教育的新闻记者所取代了，因而立志创办中国本土的新闻教育。
1925年，顾执中借助兼任上海景林夜中校长的机会，先在该校设置业余新闻班，开创我国业余新闻教育先河。但他不满足于此，进而想创立一所独立的新闻专科学校。®当时著名报人张季鸾并不认同他的想法，张认为新闻工作无需专门的大学教育。张季鸾的观点，代表了当时部分人对于新闻教育的思想局限。但顾执中执意要亲自一试，创办一所私立新闻大学。为此，他还拒绝了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让他出任该校首任新闻系主任的邀请。顾执中认为，新闻教育应该是专业性的，而复旦大学乃是综合性的名校，这"对新闻教育来说，极不适宜”。
顾执中创办民治新专之前，已转入《新闻报》工作，并已经成为沪上的名记者。他通过自己良好的社会关系，发动朋友筹资，与闵刚候、沈吉苍、葛益栋、范仁齐五人各出200元，沈颂芳出100元，以及《新闻报》老板福开森捐资500元，共1600元创办了民治新专。初创时，邀有陈树人、李浩然、严独鹤、马崇淦、冯少山、钱承绪、马相伯
等人做董事，公推戴季陶为新闻学院董事长。在学校创办后的一次董事会上，严独鹤在演讲中称："新闻学院之开设，在中国为创见，困难必多。幸顾君等历来办事富有创作之精神，一定可以成功，现报纸进步，一日千里，请才孔殷，而近日青年学子之研究新闻学者，亦颇觉饶兴趣，足见新闻学院之成立，实合现时代之需要。”严的论述，正揭示了创办民治新专对于中国新闻教育的开拓意义。
在动荡的岁月中，民治新专三易其址，自1931年起，除外地办学外，上海校址始终在长乐路、重庆路口(原蒲石路、白尔部路口)的两座二、三层楼房外加一个大操场区域内办学。1934-1935年顾执中出国期间，学校暂停招生，1936年春恢复招生。1940年因环境恶劣再次暂停招生。1941年，顾执中在缅甸仰光开办民治新专短期班。1943年春在重庆复校。1944年春，顾执中又在印度加尔各答创办民治新专短期班。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校，重庆分校停办。1946年春开始扩大招生规模。同年冬香港分校创办，直到1949年春停办。1951年春，学校部分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1年秋，余部改为民治新闻工农学校。1954年，学校停止招生，历经26年。
二、探索创新：构建独特的新闻教育体系
民治新专在其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多次受到当局的压制乃至取缔，并始终不予正式立案。校长顾执中等人凭借着坚定的理想，破除艰难、探索创新，开创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新闻教育体系，使学校的发展得以延续。
(一)学历制加短期班的授课方式由于办学环境恶劣，民治新专始
终坚持以学历制与短期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且多为业余制，但重视课程教学。学校创办时，学制为2年，上课时间3学期，实习时间一学期。1944年重庆时期时，每年三个学期，9月10日-12月14日为第一学期，12月26日-第二年4月1日为第二学期，4月7日-7月8日为第三学期。为躲避日机轰炸，并方便师生白天去工作，上课时间为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半，每晚三节课，每节45分钟。每周18节课，不含实习。
1948年，学校处于成熟阶段之时，设本科及专修科二部，本科日间上课，不分系，学制2年;专修科夜间上课，分设五系，学制半年;学生修满专修科四系者，给予本科学历。
另外，在特殊时期及境外教学时，学校多采取短期班的方式授课。例如重庆复校时，先是恢复补习班，然后才逐步恢复正式办学。在缅甸仰光、印度加尔各答、香港创办分校时，都采取了短期班的方式。这种授课方式既满足了学生们的多样需求，也使学校得以灵活运营。
(二)多元性加专业化的课程设置学校课程设置极为多元，并不断调
整，以适应社会需求。例如在1948年，学校除本科不分系外，专修科分设新闻概论、采访、编辑、管理、印刷五系，而在1949年，则调整为报业、广播、电影新闻、新闻艺术、语文五系。具体的课程方面，包括新闻史、新闻业务、
经营管理等基础课程，也包括国文、历史、哲学、政治、法学等通识课程，还有社会学、新闻伦理学、广播、电影、电视等在当时算是较为时新的课程。据1949年的招生档案显示，该校所设课程包括，新闻学概论、采访学、编辑学、造纸学、印刷学、通讯社研究、新闻写作、副刊编辑、速记、新闻漫画、摄影、社论、采访及编辑实习、广告学、发行研究、报纸经营及发行、报业会计、杂志经营及编辑、新闻社团、档案管理、时事分析、中国报业史、世界报业史、世界政党、国际关系、南洋概论、世界近代史、文学史、比较宪法、法学通论、公司法、出版法、经济学、经济现象、社会心理学、无线电工程及收发、铸字工程、印刷工程、报纸印刷机、油墨研究、排字、工场管理、机械学、铜锌版制造工程等课，可谓门类齐全。另外，也曾开设有英文、俄文，甚至阿拉伯文等外语课，以及信鸽传递、电码收报之类传统和现代并蓄的课程。
与同时期其它学校相比，民治新专的课程设置具有鲜明的专业性特征。据统计，1947年前后，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专业课所占比重达到58.33%，高于政治大学的23.73%、复旦大学的47.50%、民国大学的52.53%、暨南大学的16.28%、中国新专的37.15%。
(三)业务型加国际化的师资来源
民治新专办学条件艰苦，但一直拥有阵容强大的教师队伍。因为当局不予立案，顾执中则大胆借此便利，不经呈报直接自由聘任教师。学校刚开办时，即请到了诸多名师授课，除顾执中亲自教采访学外，还有《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教编辑学，留美法学博士教国际公法，日本记者奥宫正澄教日文，戈公振也常被邀请去作演讲。
早期教学没有课本，学生靠记录教师讲话来学习。由于所请老师学识渊博，教学质量有很好保证。这一力邀名师的传统，贯穿学校发展的各个阶段，即便在极为困难的重庆时期，民治新专也依然由外务部工作、留法的虞和瑞讲授国际关系概要，著名作家老舍讲授新闻写作，军事家冯玉祥讲授军事学概论，知名记者陆诒讲授采访学，国际广播电台负责人彭乐美讲授广播学，等等。这些老师多是业界出身的精英、大佬，并具有出一定的国际化水平，体现了民治新专较高的师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学校的教学水平。
(四)严格化加公益性的学生培养
学校在学生培养方面十分严格。为确保教学质量，常采取小班制，初办之时，每班仅收20-30人。学生入学须经过考试，其招生简章中明确声明，招生〃特重国文，国文无根底者，概不录取”，体现出对学生素质的一定要求。
在特殊历史时期，学校还根据社会需要开设专门课程，力求服务公众。
〃八•一三〃抗战后，民治新专因〃战事日亟，战地记者之训练，异常迫促，特分晨夕两班，为期三周"举办短期战地记者训练班”。1939年，民治新专又举办免费报工班，预招80人，“所有学杂等费，一律不收”。另帮助〃幼年失学，对每日报纸之阅读，感觉困难者甚多〃者，添办店员读报班，以培养店员的阅读能力，招生名额300名，免收一切学杂费。这种专门化的学生培养方式，体现出了民治新专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除此之外，学校还对部分学历制的穷困生减除学费。
但学校的如此慷慨，并不意味着学校在经济上的宽裕，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多数时期，学校经济上的窘迫难以想象，曾一度收完学费后只够维持一两个月，每学期后两个月即无着落，只好靠借债和拖欠度日。校长顾执中本人不但拿不到钱，还经常依靠做记者的收入进行补贴。经济动荡时期，学生曾以大米为学费，送至老师家里，以防止货币贬值冲击学校生存。
三、走出课堂：将实践作为新闻教育的归宿
新闻教育的目标和归宿在于实践应用。民治新专尤为注重这一点，通过开辟各种路径，强化学生的实践学习。
(一)广设平台，为学生创造新闻实践机会
顾执中有一句名言：科学家有实验室，新闻记者也有，即整个中国、整个社会。民治新专就是这样积极鼓励学生走向社会的。首先是高度重视实践课程与实习锻炼，学校虽课程很多，但"重点是采访、编辑与时事分析及摄影，往往在一学期后，即有采访与编辑的实习。"
顾执中要求学生，一定要培养新闻意识，并勤奋写稿，课上会〃随意提出几条马路和几个门牌号，分配学生去采访调查”。在第二学期后，学生就被要求每周须交两篇新闻稿。
学校鼓励并指导学生出版刊物，制定有《学生刊物出版条例》，规定"凡本校学生或学生团体，均有出版刊物之权利”。重庆时期，民治新专的学生甚至创办了一个学生通讯社，学校不但给予了批准、登记，还动员全校学生通力合办。
顾执中本人则充分利用《新闻报》馆的条件，经常派学生去参加公开集会及记者招待会。1946年顾执中在重庆创建民治通讯社，作为高年级学生实习基地。后来通讯社在上海成立总部，每日发稿两次，主力依然是民治新专的学生，学生发稿，可以获得相应报酬。
1937年，顾执中等人还创办新闻专业月刊《新闻记者》，为学校搭建与业界互动的平台，并解决"以目前国内新闻读物，异常稀少〃的问题。此外，民治新专同学会还在上海《大沪晚报》开辟专刊《记者公园》《采访周报》，用于同业交流。这些努力，对强化当时报人的身份认同，构建新闻职业共同体，以及开拓民治新专师生的视野，提升学校的声誉和质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开展了中国第一次媒介调查活动
在论及民治新专在学生实践方面的成就时，不得不提的是学校曾开创的
中国第一次媒介调查活动。这项调查由50多名师生历时数月完成，调查读者达OT00余名之众，成果以《上海读者和上海报纸》为题发表于《新闻记者》月刊第一期。作为一项量化研究，这项调查被评价为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传统中的典型案例。
该调查以问卷的形式进行，所调查内容包括读者的人口学信息，阅报习惯、阅报体验、价格态度、批评建议等等，调查对于了解当时读者情况、为报业发展提供建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调查结果充分体现了民众对于新闻作为人民喉舌、拒绝过度商业化、增强真实客观性、维护民族利益等方面的期待;也从读者的视角解答了报纸该如何刊载广告，处理好新闻与广告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收集整理了读者对于各报的批评建议。最终的结果被公布于众，〃以备经营报业者的参考”，〃希望经营报业的人们，尽心把这种事实加以精确的研究，使中国的报纸从此获得前途更加光明的新生命。”®
这项调查给学生们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们通过行动，切身地感受了开展社会调查的困难，以致有学生表示这项工作〃艰难和令人生畏后退〃。但是，正是通过这场调查，学生们与知识分子、广告老板等不同受访对象进行了广泛交流，锻炼了沟通能力，提升了对话技巧，也对当时的诸多社会问题有了直观了解，激发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四、民治新专对于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的典范意义
民治新专的风雨历程，是上世纪初新闻业从无序走向科学化、专业化的侧面写照。学校立足于本土新闻事业发展所需，充分借鉴国外新闻教育与实践的经验，兼具基础性、开放性、前瞻性及国际化等多重特征，开创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新闻教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了大批的优秀新闻专业人才，直接推动了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这所学校的办学历程还彰显了顾执中等一代新闻人热切的新闻教育理想与不屈的奋斗精神。他们的努力，为中国当代新闻教育蓬勃发展奠定了历史根基。今天，民治新专的奋斗足迹虽然已经远去，但是民治精神与民治人的付出，将永远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