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接近尾声之时，一部低成本电影《万箭穿心》引起观众和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影片以新鲜独特的视角，细腻逼真的笔触，关照了一个“万箭穿心”的普通家庭，对当下中国社会、家庭、个人及其文化语境的犀利切入，被很多业界人士赞为难得一见的关注社会普通人家庭故事的电影。
影片通过女主人公李宝莉波澜起伏的生命曲线，揭示出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后，在改革日益深化，社会结构及其观念深刻转变的语境下，人们在婚姻、家庭、情感生活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传统道德维护家庭和谐的伦理规范已经失去效力，新的男女平等、相互约定、彼此尊重的家庭伦理观念还没有建立；一方面夫为妻纲的等级秩序被破除，女性的个性获得解放，另一方面有些家庭内女性权欲过度膨胀和失控，逆转成为对男性个体的侵害和压抑，形成了新的男女不平等(如同农民起义成功后因无新的社会观念，建立的依然是封建等级制度)。与此同时，传统观念中的负面内容依然如阴云般笼罩在女性的家庭生活中，家权父去子继，女性夫死从子，这些纲常仍旧主宰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传统道德中正面内容的消逝和腐朽内容的残存，现代社会新道德的缺失，使得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给彼此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不自知，最终酿成家毁人亡、母子反目等多重人间悲剧。
一、伦理失范：传统家庭秩序的瓦解
中国传统给家庭规定了井然有序的和谐秩序，强调“仁者爱人”，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儒家思想认为，对于人的基本要求应从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开始，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延伸。“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个体的灵魂归宿和精神追求应该与家庭和谐、国家太平紧密联系起来，形成浑然一体。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爱和谐，对于稳定家庭，乃至稳定国家、延续至稳定几千年中国农业社会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从五四反封建到改革开放，再到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和商业文明的逐步兴起，原来在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家庭规范及其道德体系在社会转型中摇摇欲坠。
《万箭穿心》的故事就开始于90年代的中国，那时正逢国营体制转轨，大批工人失业下岗，然而，个体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武汉市汉正街的小商品市场热闹非凡。贫富差距初步分化，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成为划分人们等级阶层的新标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法则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古老的家族等级秩序伦理，使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遭遇“失范”。“失范(Anomie)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上的无序状态。在失范社会中，曾有的统一信仰遭到怀疑和抛弃，而个人又尚未确立自身的信仰体系，所以社会成员会感到失落，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感。”①《万箭穿心》讲述的年代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中国加入WTO已经十年，全球化使得中国的商业文明几乎与世界同步，市场经济的负面冲击使得传统道德的失范更为严重。
在《万箭穿心》女主人公李宝莉的家庭中，夫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仁爱关系荡然无存。儒家传统伦理为夫妻所规定的秩序是“夫义妇顺”……“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本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也就是说，为夫者应恩义待妻，为妻者对丈夫应当顺从。然而，李宝莉与马学武这一对夫妇，妻子刁蛮凶悍处处想压过丈夫，丈夫胆小懦弱，忍气吞声，传统伦理所推崇的家庭行为规范早已消失殆尽，家庭中一方淫威的无限膨胀，一方受压受虐束手无策，夫妻关系走向失衡。
于是我们从影片一开始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在搬家的过程中，搬运工因增加了工作量而要求增加工资，李宝莉为此激烈争吵，马学武为了缓解冲突给工人点烟倒茶结果遭到了老婆侮辱性的喝骂，被搬家工人报以同情的取笑。这使得马学武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于是在婚外寻找情感慰藉。李宝莉使用极不光明磊落的手腕，向警察报假案将老公和情人捉奸在床，然后假装宽容大度地原谅了老公。这样，李宝莉既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同时又成功拆散了老公和情人的关系。
性学家李银河观看此片后，对影片中女性性表达的感触十分敏锐，她在采访中表示，传统上人们通常认为女人是没有欲望的，女性的欲望只在于被动的接受，而这部影片正面表现了女性主动的性需求。李宝莉处处强势的性格决定了她在性需要方面也占据主宰权，反而造成了丈夫的性冷淡。性爱本来是男女之间由灵魂到肉体最亲密无间的融合，但却成了丈夫取悦妻子的手段，马学武通过性来讨好李宝莉，为了让李宝莉同意老家被毁的老母亲来家里住，主动向妻子求欢。然而李宝莉对老人态度十分恶劣，更借机对马学武的性无能大加奚落，逼得马学武无家可归的老母亲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临风陨泪，一家老小恃于李宝莉的淫威，抱头痛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儒家传统伦理在李宝莉身上全然无存。
当李宝莉的闺蜜苦口婆心地向她指出，马学武是个好男人，是她把他逼得出轨时，李宝莉不以为然，争辩说马学武是农村人，身份地位低于她，而她当年追求者众多，所以马学武应当理所当然对她好，容忍她的各种任性和无理。这一人物前史背景暗示，传统伦理中夫妻行为规范已经消失，现代文明中的夫妻平等的观念还没有建立，导致了李宝莉的言行的混乱和迷失。所以马学武自杀后，李宝莉对丈夫的死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并不是悲痛，却是迷惑和不解，她想不明白好不容易住上了新屋，丈夫为什么又要离婚，又要自杀？她不明白是自己飞扬跋扈的言行给丈夫造成了伤害。直到十年后儿子终于揭开了马学武自杀之谜，李宝莉才明白，她对丈夫的逼迫没有给丈夫留下任何生存空间。
二、“夫死从子”：传统道德糟粕的阴霾
马学武去世后，李宝莉撑起了整个家庭，影片对李宝莉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向：由否定转为同情。这种态度是通过描述李宝莉母子关系间冲突展现出来的。而这一冲突也许来源于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定：“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四德”的伦理决定了妇女在男权家庭中必须处于次等和从属的位置。电影《万箭穿心》反映出这种男权制思想的集体无意
识至今仍积淀在人们的深层文化心理中。
在男权思维模式下，强势的女性往往是不被社会普遍接受和欢迎的，因为强势女性逾越了男权社会所规定的性别等级秩序，对男性的优势地位形成威胁。在男权思维中，母亲身份通常是被神圣化和浪漫化的，作为母亲的角色必须包容、大度、温柔、慈爱、奉献、自我牺牲，像圣母一般完美，而在儿子小宝眼中，不断斥骂父亲的妈妈与这一完美化的母亲形象差距太远。所以在大人的婚姻争吵中，尚未成年的小宝已经坚决地站在父亲的一方，对母亲表现出强烈的敌意。父亲去世后，李宝莉要求把遗像收起来，小宝反而愤怒地将遗像摆在李宝莉的床上，故意刺激李宝莉。虽然丈夫去世前李宝莉一直都不是一个温柔慈爱的母亲，时常对儿子声色俱厉，但丈夫死后，李宝莉对儿子小心翼翼，处处忍让。她毅然决然地背负起了家庭中的男性职责，成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每天含辛茹苦地在汉正街的小商品市场从事重体力劳动，和身强力壮的男劳动力争抢生意，一干就是十年。李宝莉多次提到，支撑她的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小宝能够考上大学，出人头地。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感动小宝，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对母亲记恨在心，不仅尽量避免与母亲交谈，而且在知道高考成绩的当天，宣布与母亲断绝母子关系。小宝对母亲的仇恨程度已经超越了任何一种青春期叛逆，他在替父亲施行对母亲违背夫权的惩罚。他通过一次次摆上母亲不愿看到的父亲照片，提醒母亲，她所犯下的是逾越性别等级秩序的滔天罪行。他大度地包容了父亲的出轨，丝毫没有考虑父亲的行为是否给母亲带来伤害，而他看到久已丧夫的母亲和她的情人同居却无法容忍，指责其“恶心”，“不要脸”，甚至大打出手。最后，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父亲留下的房子所有权是就是他的，理直气壮地要把对自己具有养育之恩的母亲赶出门去。咨询过律师李宝莉才知道，小宝即使打官司也赢不了，而且对母亲还应该尽赡养义务。甚至影片中有文化有知识、通情达理的奶奶对这一点也一无所知，也要求李宝莉把房产证改成孙子的名字。更令人心痛的是，李宝莉主动放弃了法律对自己的保护，选择一无所有地将自己净身出户。家中唯一的男性家长马学武虽然早已成为一张遗像，但每一个家庭成员，无论是小宝还是奶奶，都在代替他对李宝莉施行着惩罚，父权制的阴魂一直游荡在这个家庭中，从未离去。甚至连李宝莉自己，在面临现代法律和传统秩序的两难选择时，都倾向于选择传统，而不是法律。
《万箭穿心》中母子关系的悲剧，从侧面反映了传统文化的糟粕——父权观念依然潜移默化地积淀在当下人们的潜意识中。影片对女主人公悲惨命运的细致展现，正是对旧观念依然存在的反思。
三、救赎方式：平等性别关系的重建
在经历了“传统伦理秩序的颠覆”、“男权家长制的惩戒”的过程之后，影片为主人公李宝莉安排了获得救赎的方式：建立新的两性关系，结束惩罚程式，建立平等互爱、彼此尊重的两性秩序，让失衡的两性关系恢复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修复女主人公内心的伤痛，治愈罪责和惩罚给她造成的双重灵魂创伤。
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两性关系的不平等首先表现在把女性当做欲望对象和观看客体上。所谓的“女性特质”是被男权社会文化建构的，是女性后天在社会规范中习得的，如果一位女性不具备男性社会所建构的“小鸟依人”“温顺柔美”等等“第二性”特征，而表现得像男性一样威严勇猛，或者脾气暴躁，大大咧咧，她就很难被男性社会广泛的认同和接受。所以“女性柔美”一直被用来当做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准，而出于对男性的迎合，追求外表之美早已内化为古往今来所有女性内心的梦想。但无论从外在容貌和内在气质上，李宝莉都不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标准。颜丙燕所饰演的李宝莉经过十年风吹日晒雨淋的扁担女生涯，曾经的风韵消失殆尽，活脱脱变成一个皮肤黝黑粗糙，蓬头垢面，土里土气的劳动妇女，但她仿佛对自己的红颜丧尽浑然不觉一般。丈夫去世时，李宝莉没有像其他女性一样，感到家庭支柱轰然崩塌，自己的精神也随之被摧垮；相反她一滴眼泪没有掉。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必须抚养孩子和老人，所以表现出一种大丈夫的豪情壮志：“马学武往江里一跳，奶奶小宝都得我罩着。我越是要说，这是万丈光芒。我不得叫我的家散了的。”她发现扛扁担赚钱快而多，就兴高采烈地承受起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撕破脸皮和其他扁担争抢生意。李宝莉处处不愿服输的强势性格，使她先天具备女性主义者的性格特质，她从来不需要让自己受到男性(不管是丈夫马学武还是情人建建)的保护和宠爱，也不在乎自己在男人面前是不是表现出女性美，没有在男性面前刻意打扮自己，没想主动地把自己当做建建的观看客体。建建刚从监狱放出来的时候，李宝莉不愿多和建建多叙几句旧，依旧狼吞虎咽，不顾形象地大口大口吃炒饭，心中想的只是赶紧和建建说再见，好争取时间再去挑扁担给儿子赚生活费和学费。
影片对李宝莉与建建的性关系的描写更是富有深意。女性主义认为，从男权的视角看，女性在性行为中是被动的，而男性是占有型的，女性是被占有的客体。而女性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导演用特写含蓄地表现了女性在男女双方性关系中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颜丙燕的手开始紧扒车窗，后来放弃挣扎转而拥抱。与建建发生了关系后，建建嘲弄李宝莉：“我在里头十年，外头变化大，这样开放，完了跟没个事一样？”李宝莉头也不回：“滚，搞的老子心里烦。”这里透露了女主人公有身体需要但不愿承认的烦躁。导演王竞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第一稿剧本给方方看时有一些担心，但她并没有提出太大的修改意见。唯一提出的一点是儿子在看到母亲和情人在一起的那场戏应该删除，觉得对母亲的形象有一个伤害，是一个道德上的‘污点’。不过事实上，我们后来还是拍了这段戏，也剪在了片子里。”②导演超越原作者的决定显然是一种明确的创作追求。
导演在刻画建建的人物形象时，在表现他作为强权男性的同时，有对女主人公坚强的内在个性的潜意识欣赏。建建并不是一个与马学武一样懦弱胆小的男人，而是
一个不受约束、无法无天的小团伙头目，也许他不难找一个漂亮女人，然而，他却不知不觉地喜欢这个“男人婆”一般粗糙的女人，好像他对李宝莉产生的不只是欲望。李宝莉不愿意将自己当作用钱购买的泄欲机器，要求与建建建立平等的情感关系，这一点也似乎让建建感到新鲜和感动。恰恰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之中的相似性，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在既互相吸引，又势均力敌的状态。李宝莉为保护小宝打伤建建，主动赔钱给建建的情节，是对两人关系一次最微妙的试探：赔钱的行为表示出李宝莉对建建黑社会身份地位的畏惧，却也无形中将二人的亲密关系拉远。被惹恼的建建对李宝莉抬杠报复，假意将两人的关系划定为利益交换，这使李宝莉伤心欲绝，她显然要求情感的对等。
没想到影片最后建建接受了情感对等的要求。我们看到了最感人的一幕：当李宝莉被逐出家门，用扁担挑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这间让她“万箭穿心”的新屋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建建的面包车已经在她的楼下等待多时。已经面临无家可归境地的李宝莉，仍然试图维护自己的自尊，不愿接受建建为她提供庇护，但是建建执意让她上了车。在电影最后一个画面里，摄影机垂直俯拍建建带着李宝莉离去的面包车，谁知面包车刚启动就慢悠悠地停住，熄火了。李宝莉只好下来从后面推车，推前先狠狠地踹了车轮子一脚，性格依然如故。这种轻喜剧式的收尾让观众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李宝莉与先夫马学武之间的不平等冲突以弱势方的自尽为结局，而李宝莉与建建彼此“实力相当”，两性关系趋于平等，他们之间的拌嘴则更加接近一种打情骂俏。影片的结尾让观众在心酸之后感到慰藉，不禁对两人的未来展开无限的遐想……
四、“万箭穿心”：社会转型的文化纠结
导演曾对媒体说，有好几个有名的女演员都说想演李宝莉这个角色，而且说酬金和档期都不是问题，但最后她们最后都放弃了，原因是“她们感觉这个角色太让人纠结了”。这种纠结其实不仅是李宝莉这一个角色的纠结，而是转型期社会多种价值矛盾并立给很多人造成的纠结，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纠结。
中国的传统文明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农业文明重农抑商，它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但是如果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商业文明中追求利润的价值指向，给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克己复礼”的伦理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在传统伦理失范的时代，失去伦理约束的个体无限膨胀，给他者带来的伤害。于是，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价值观缺失的伦理危机。新的道德体系还未能重建，传统伦理中的糟粕却依然顽固地存在，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新旧两种文明中的负面元素都在撕裂着个体，折磨着个体的情感。畸形的夫妻关系，冷漠的母子关系，都是反映当下混乱失序的伦理状况的最好载体。面对这个危机怎么办？用旧传统约束个体的膨胀？似乎不灵。商业文明中对利润的追求更让我们迷茫。二元对立的文化，彼此冲突的文明，让我们的民族，让我们的每一个个体处于分裂状态，这种分裂存在于在《浮城谜事》《搜索》《二次曝光》《观音山》《无人驾驶》《摇摆的婚约》《碧罗雪山》等一批现实主义电影中。二元对立的语境，多种价值的冲突，纠结于这些影片的主人公身上。这些影片似乎都在寻找着解开纠结的途径。
从人类社会纵向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在农业文明消亡，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许多思想家寻找传统消逝，新潮到来后的思想指引，比如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论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相互约制。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把法制提高到宗教的地位，期待让法制成为人们的精神信仰。这些思想和其它因素构成了市场经济自律社会的形成，这种自律就是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新道德和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既强调商业文明对个体权力和自由的尊重，又力图通过契约关系约制个体，促成个体之间的彼此尊重，限制自我的膨胀及对他人的压抑和伤害，如此而建立起个体与个体之间真正相互平等的精神理念。《万箭穿心》似乎在向往着这种境界，影片主创通过对建建与李宝莉相互关系的描述，似乎在探讨着男女平等交往的新途径。这也是电影的价值观和现代主义主题。
《万箭穿心》逼真纪实的导演风格和颜丙燕极其生活化的自然表演，打破了类型电影中对女性色情化和客体化的表现方式。它没有将爱情中的女性表现为欲望化的窥视对象，而是将对爱情的书写建立在自由、平等的两性关系之上，极富现代社会的先进意识。编导以准确的眼光，真实地描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道德伦理的新旧交替，价值观念的二元并立和良莠共存，真实立体地表现了复杂语境中的鲜活人物，丰富深刻地揭示出人性在多元文化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体现出导演对人与社会细腻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