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磊，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谢婉若，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田大菊，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2011年3月，艺术学从一级学科升格为学科门类，戏剧与影视学成为艺术学科门类下属的五个一级学科之一，影视学的重要学科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影视学在迎来发展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种种挑战。怎样进行影视学学科建设，分析影视学研究现状是基础和前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社科学术研究的高端权威项目，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准，能够充分反映出某一学科研究的基本现状。本文以2009-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艺术学”和“新闻传播学”为择取范畴，遴选出影视学论题73项，对其进行整理与分析，发现在当代语境下影视史、影视文化与批评、影视产业与发展、对外传播与社会发展是四年来影视学研究的热点论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影视学研究的基本视野。
一、电影与电视史
电影、电视史的研究属于传统的基础研究，一直受到学界重视，尤其是电影史研究成果颇丰，研究理念、视野和方法不断更新，逐渐形成“电影史观念、电影史料与电影史写作实践三者之间不可分裂”①的研究共识。在此共识的指导下，实际操作中形成了宏观和微观，客观与主观，描述、论证与阐释等关系处理的研究方法。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2005年前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国电影史撰史工作，研究成果呈井喷式盛况，拓宽了电影史研究视野，创新了电影史研究方法，为电影史研究营造出浓郁的学术氛围。这种影响在2009-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得到有力佐证，四年中关于电影与电视史的研究是重头戏，共立项16项，每年平均4项，其中电影史项目14项，占88%。
纵观此时期立项项目中电影、电视史的研究选题，除陈刚的《中国电视发展图史(1958-2013)》等立足中国电视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属于大手笔的电视通史研究外，绝大部分项目基本抛弃了鸿篇巨制式的视野，而是细化研究对象，或是专注于一个时段的断代电影史，如吴涤非的《艺术流变与文化视野：新世纪的中国电影(2000-2009)》、刘宇清的《华语电影传统的分化与发展研究(1945-1965)》、李玥阳的《跨文化交流背景中的“十七年电影”研究》；或是局限于某一地域的区域电影史，如张华的《新疆电影史》、吴亚军的《北京电影发展史(1900-2004)》、许乐的《香港电影文化史》；或是对电影现象中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分析，如段运冬的《中国主流电影问题史研究》、陈清洋的《中国电影海报史》，其中电影“口述史”研究凸显。作为历史记录的一种方法，“口述史”成为中国电影史料的重要来源，日渐受到电影研究界尤其是电影资料馆的重视。近几年电影口述史成果丰硕，其中《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于2011年出版，在中国电影口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电影口述史的研究热情得到国家社科课题的大力支持，郑宜庸的《中国电影编剧口述史》、吴迪的《中国电影口述历史研究》、陈必强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研究》先后立项。“口述史”研究的地位和意义不仅体现在电影史研究中，在电视史研究中也受到青睐，张金尧的《经典电视剧主创者“口述历史”及理论溯源》于2011年立项，凸显了经典电视剧主创者口述史料的历史意义。
总体而言，此时期立项项目中电影、电视史的研究侧重国内，涉及国外的研究很少，如李洋主持的《审查与扶持——欧洲电影政策史研究》。其实，中国电影、电视的史学研究应在“开放的影视史观念”、“实在论”方法的统筹下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与阶段电影、电视历史现象进行深入聚焦，力求“重审”与“重写”历史，如此则意味着电影、电视史的研究“并不是对现有成果的简单‘翻案’，而是指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现历史原本所具有的丰富性，并对这种丰富性给予合乎逻辑的解释”。②在聚焦中国国内电影、电视史研究的同时，扩大眼界，对他国尤其是近邻的日本、韩国、印度、伊朗等亚洲国家予以关注，比较研究，借鉴其历史上的优秀之处，于我国将来电影电视的良性发展(尤其走出国门)大有裨益。电影、电视史是至少包括创作者、作品、观众三位一体的整体系统，故国家社科课题应引导分项目细分研究对象，但累积项目应力求做到“总体史”的史述实践。
二、影视文化与批评
新媒体迅速崛起的当下，大众文化渗透日常生活，电影、电视成为日常化的文化文本，影视文化的解读风生水起，逐渐形成新的话语格局。虽研究主体和研究话语有别，但总体来讲，影视文化与批评涉足领域“或侧重对电影、电视本体的审美潜能研究，探寻影视本体的形式意义，探究影视的文化本质和艺术本性；或在伦理文化、道德观念下以社会责任和人伦教化为重，研究影视内容的社会意义和哲学意义；或超越影视创作实践，把影视作品作为语言文本，进行结构研究和形式分析；或关注影视机制与观赏主体精神机制的关系，对电影、电视进行文化研究，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影视的艺术领域、美学领域和文化领域”。③在向视像时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影视文化的研究对影视文本生成、影视消费洞察、影视文本意义解读、影视产业发展等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意义。影视文化与批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国家社科基金予以高度重视，2009-2012年共立项25项。主题涉及影视理论、影视创作与批评、影视文本解读几个领域。
(一)影视理论。在中国，就理论而言，社会需求胜过艺术需求，创作重于理论，实践理论比纯理论更受重视。影视理论更是如此，一向注重务实，对影视进行形而上的纯理论思考比较薄弱。中国影视理论研究应关注更抽象的美学、哲学领域，探讨影视的本性是什么、影视与人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从形而上的角度分析声像、时空、叙事等问题，分析影视与人的情感、行为、创造性等的关系，将影视与哲学探讨结合起来。
当前影视理论研究进入多元化调整期，形而上的影视理论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自觉性和自主性增强，为构建影视理论的“中国学派”增添基石。邹贤尧的《全球化思潮中中国电影的民族主
体性建构》、赵蓉的《新时期中国电影叙事研究》、黄琳的《新媒体语境中的电影美学核心版图建构——互动叙事、虚拟现实与电影发展新模式研究》，以形而上的研究视角探讨中国电影的主体性追求、电影叙事艺术及电影美学的特色。周安华的《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更是以亚洲新电影为对象，对其现代性建构与阐释进行哲学思考。电视理论研究一直滞后于电视实践，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电视理论研究范围扩大、形式多样、逐渐趋向成熟，潘源的《电视艺术、技术与媒介文化价值研究》、陈默的《新媒体时代的电视文化艺术研究》对电视基础理论进行探索。李兴阳的《新世纪中国电视剧与民族国家想象》、董华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娱乐栏目价值取向的变迁》则偏重电视应用理论研究。不足的是，当下影视理论研究比较偏重总结性的归纳研究，缺乏前瞻性研究和战略家意识，建设性的理论研究仍需学界着力关注。
(二)影视创作与批评。对影视文本创作和创作主体进行学理阐释和美学批评是学者们关注和思考的又一场域。文化视野下的影视创作研究主要关涉影视如何创意、影视文本如何结构故事、如何提炼文本内涵等方面的内容，归根结底是讨论中国影视文化发展文本创作的问题。当前影视创作现状受市场资本、文化体制、受众趣味等种种影响，影视创作格调已发生变化，一味追求影视创作的艺术性已不可能，新形势下影视创作的创新问题成为关注热点。胡智锋的《新形势下中国影视文化发展创新研究》、陈旭光的《当代中国电影的创意研究：理论与实践》，站在中国立场结合新语境着力思考影视文化发展创意问题，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前沿视野。王田的《新世纪欧美类型电影创作新趋势研究(2000-2010)》将研究视野转向欧美，对大众电影的主流样式——类型电影近十年的创作新现象进行梳理和分析，其研究成果对我国类型电影的创作创新具有借鉴意义。影视创作的关键是讲故事，这涉及创作的操作核心，叙事能力和风格往往影响到影视文本的艺术价值，从叙事角度分析影视创作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储双月的《中国当代电影的历史叙事研究》侧重分析中国当代电影创作中如何对历史故事进行建构。影视创作方面的立项项目偏重于电影创作，电视创作仅有倪保祥的《纪录片内涵扩大与创作手法、作品形态互动相关发展研究》。
影视批评是当代影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审美、社会文化导向的功能，对影视创作具有引导和促进作用。在批评主体和批评场域多元化的当下，影视批评异彩纷呈，但多是对单部影视文本的解读和批评，系统性、学理性的影视批评研究并不多见。四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影视批评立项项目3项，张智华的《中国当代电影批评及其价值取向研究》、敖柏的《新时期电视剧批评价值取向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聚焦影视剧批评价值取向。熊国荣的《中国电视剧创作方法的批评维度》则是针对创作方法，对电视剧批评思维进行讨论。
(三)影视文本解读。影视文本解读是一种很宽泛的学术活动，属于文化研究范畴内的文本细读。影视文本解读是从影视艺术角度审视文本所体现出的文化现象，主要包括文本的文化性内容层面，如人物、情节、主题及其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等。影视文本解读一直是影视文化艺术研究中的重点，近几年此领域研究视野丰富新颖，在国家社科立项课题中得以印证，如张启忠的《动画电影视阈中的汉传佛教文化》、吴卫华的《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形象研究》、吴匀的《现代空间理论视野下的中国武侠电视剧研究》、彭慧媛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文化分析》等，细化研究对象，研究角度新颖。
影视作品本身承载着某种文化内涵，文化内涵即影视作品的倾向性问题，体现出影视文本的价值观，是影片的灵魂、思想内涵的核心，是主导影片表意系统如何运作的最高原则。余纪的《国家体验与国族认同：17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意义与政治功能》，即从政治意义的维度来分析“十七年”这个特殊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文本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杨远婴《中美日三国家庭情节剧电影比较研究》、刘帆《从商业浸染到文化越界——好莱坞大片与中国式大片的比较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的电影文本与它国进行对比研究。
影视文化与批评渊源于文化批评，费雷德里克·杰姆逊曾认为文化批评应该“重新把文本和分析过程向历史趋势开放”，“惟有以这种发展或类似的东西为代价，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些孪生的、明显无法比较的要求才可能得到调和”。④故影视文化的研究应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进行全面论述，同时还应考察其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多元学科背景，对影视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界定和分析，尤其是处理好当代影视中商业、技术与影视美学之间的关联性，力图建立符合时代要求与影视文化本体要求的影视文化与批评研究体系。
三、影视产业与发展
影视产业是以电影和电视作品为核心，包括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和播放及其影视衍生品的开发等相关产业经济形态。影视产业具有双重属性，一是精神层面的上层建筑属性，二是物质层面的商品属性，影视业在提供新闻、娱乐、文化等信息的同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内在要求。作为产业，电影、电视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与发展经营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如何经营，如何发展，成了业界和学界积极探索的热点。2009-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关涉影视产业与发展的项目为18项，研究主题宽泛，既有宏观的产业经营、发展策略思考，又有微观的案例分析。大致涉及以下两类：
一是从政策角度分析影视产业的发展。国家政策是影视文化发展的指挥棒，会直接影响到影视产业的发展前途。自20世纪七十年代至今，韩国影视产业在韩国政府强有力的系列政策扶植下，迅速崛起并不断创新发展，在全球掀起阵阵“韩流”，韩国的经验虽不能完全在中国复制，但其在影视产业政策方面的给力举措，足以证明国家政策对影视产业发展的影响力。国内学者也日渐重视对政策的思考，黄望莉的《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政策导向与主流电影发展策略研究》试图以史的视角将电影发展与电影政策相关联，重视电影政策对电影发展的影响。2012年2月18日，中美双方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达成“新协议&r
dquo;，协议核心内容是：中国将在原来每年引进美国电影配额约20部的基础上增加14部3D或IMAX电影；美方票房分账从原来的13%升至25%；增加中国民营企业发布进口片的机会，打破过去国有公司独大的局面。⑤毫无疑问，此协议的出台会对我国电影产业产生诸多影响。如何解决相关问题是亟待思考的现实问题，刘汉文的《中美电影新协议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评估及战略对策》对此现状进行了适时的回应，体现出研究的前沿性特点。庞井君的《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广播影视发展趋势和政策引导研究》和朱春阳的《电视产业规制与中国电视剧产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研究》从宏观的制度层面探索影视产业的发展。
二是从经营管理角度分析影视产业发展对策。影视产业的发展虽离不开制度层面的引导和支持，但关键还是依靠产业本身的实践运作。关于影视产业发展策略研究，立项项目多结合产业现实问题和实际需要，主要从产业的管理、经营模式等角度，针对具体行业进行思考，如刘藩的《电影产业链问题研究》、马宁的《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从产业结构进行分析；贾士秋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管理创新研究》、郭庆的《电视栏目剧的发展与对策研究》从具体的业态类型进行细致深入的思考；赵化勇主持的《中央电视台品牌战略研究》立足实战经验，以中央电视台为研究对象，专门探索其品牌发展路径。周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经验与发展策略研究》、曾娅妮的《我国儿童电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金洪申的《中小城市数字影院现状与发展模式研究》则是在总结经验或分析现状的基础上，寻找发展路径。而饶曙光主持的《全球化·产业化·类型化——中国类型电影：历史、现状及其发展战略》，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从时间维度梳理历史，分析现实，引导未来对类型电影的发展进行全面的分析，具有宏大的研究视野。
总体来讲，影视产业与发展类立项项目体现出学者对我国影视产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不同的视角寻求影视产业发展的方略，但对影视产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和前沿性问题关注度不够。就产业角度讲，影视产业的发展是诸多要素合力促成的，政策支持、经营管理、影视产业资本运作、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影视衍生产品的开发、受众消费格局等方面都是影响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影视产业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沿性问题主要是：资本与人才。中国影视产业正迎来一个机制性和结构性变革的新时期，影视产业的盈利模式将出现“长尾效应”和“蝴蝶效应”。在这个变革时期，资本与影视产业携手共进，影视金融业务在影视产业悄然兴起，随之出现影视企业如何与影视资本合作、影视资本如何挖掘有潜力的影视项目、产业发展方向如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实际是资本和影视行业如何对接的问题，是值得长期关注与思考的问题。随着影视结构性转变、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以及受众消费模式和消费内容的转向等整个社会时代的变迁，影视产业的发展急需各环节的新型人才。著名导演张艺谋作为业界精英也曾感叹：“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回归到踏踏实实的人才培养和技术革新，‘票房至上’的短视，会扼杀电影的文化内涵！”⑥影视人才的培养问题既是持续性的战略问题，也是解决诸多困境的现实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四、对外传播与影响
在全球化的当下，文化正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一级，文化国际话语权日益成为国家间争夺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我国政府也日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⑦文化走出去战略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一项国际战略，而影视文化是不同民族间文化对接最容易的文化样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影视文化的对外传播现状并不乐观，一直处于贸易逆差，与传媒文化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影视文化仍未进入国际传播主流。面对如此现实，如何提高我国影视传播的国际影响力，是不少学者着力关注的问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对此给予了有力支持。
高晓虹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中国电视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刘娜的《新语境下中国广播电视对外传播战略与对策研究》、陈怡的《国际电视新闻频道全球传播与拓展战略研究》等课题立足国际语境，针对国内实际，从管理学、传播学等角度探索影视媒介传播的国际竞争力策略，努力寻找中国影视文化“走出去”的路径。何苏六的《我国纪实影像的国际传播与影响力研究》、刘丹凌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影像传播与中国形象研究》、陈晓伟的《中国电影影像表达的跨文化传播》则从传播学、文化学的角度着力于影视媒介产品的国际影响力研究。其实影视对外传播研究的关键是要分析国际主流影视文化的特性和需求，不可否认“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本土文化的传播理念具有可行性，但同时应正视影视文化要“走出去”须被理解才会被认可的残酷现实，而我国影视节目的海外传播一直存在明显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即我国文化产品内蕴含的东方审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文化信息难以被西方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直接导致我国影视节目在海外市场吸引力下降的结果。⑧如何扩大我国影视文化在国际上的认知度，如何调和影视传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如何实现影视文化对外传播“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经典策略等论题，应是影视对外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
在加强影视对外传播研究的同时，影视的国内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华的《民族影像与国家形象塑造：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变迁和传播研究(1979至今)》、郭建斌的《电影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赵卫防的《60年来香港和内地电影互动及影响研究(1949-2009)》、张兵娟的《电视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等项目将影视文化传播与影响研究相结合，超越对影视文化传播简单的精神娱乐作用的分析，而是侧重讨论影视文化对社会变迁、对民族生存以及大文化传播等深
层次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在2009-2012年影视学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项目中，电影与电视史、影视文化与批评、影视产业与发展、影视文化传播是四年来影视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基本勾勒了当前影视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在媒介全球化，新媒体迅速崛起并普及的语境下，影视学的研究需继续践行开放性的史学研究；超越纯技术性考量而深入文化精神层面，洞悉影视生存与跨文化战略；关注学科交叉所带来的新机遇，当前学术研究的最显著趋势便在于跨学科研究，各种研究领域与方法的相互扶持与配合，“学术机构的长远构成倾向于更加专门化、专业化、系科化、碎片化，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交叉、交流在不断增多……”⑨，这种跨学科的总体趋势还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深化。
注释：
①李道新：《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观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载《当代电影》2008年11期。
②陆弘石：《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部分。
③潘源：《影视艺术传播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7月，第1页。
④[美]费雷德里克·杰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第2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⑤《电影新协议促门槛提升影视板块机遇大于挑战》，载《上海证券报》。http://stock.jrj.com.cn/invest/2012/02/22015012306119.shtml。
⑥周宁：《访张艺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亟待回归》，载《经济参考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10/29/c_123881506.htm。
⑦《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十八大报告全文》，http://www.xj.xinhuanet.cos/2012-11/19/c_113722546.htm。
⑧徐明华：《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献综述——以2000-2011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载《新闻爱好者》，2012年9月。
⑨[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