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The Reader）是德国小说家本哈德·施林克的代表作，在1995年出版后一直备受赞誉。该书不仅成为第一本荣登《纽约时代》畅销书榜首的德语书籍，更被翻译成39种不同的语言，囊括了多项国际性文学大奖。2008年，著名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改编了这部小说并将其搬上了大银幕，该片在上映后好评如潮，当年即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五项奥斯卡奖提名。与小说一样，电影里充斥着纠缠不清的情欲与爱恋、罪恶与人性、背叛与救赎，以独特的“问询”方式向观众呈现出了男女主人公备受煎熬的自识与反思过程。故事始于15岁的米夏与汉娜的初次邂逅，在度过了若干个由阅读、做爱和洗澡组成的“程式化”的爱恋时光之后，汉娜突然从米夏的生活彻底消失，再次相遇时汉娜却已成为法庭上的被告，并因曾经的纳粹经历而被判终身监禁。在汉娜入狱后，米夏开始重新为汉娜和他自己朗读文学作品。经由这一次持续了18年的朗读，米夏和汉娜双双走过了痛苦和彷徨，最终找寻到了各自灵魂的归宿。
影片的主旨发人深省，女主人公汉娜的形象也富有深意。事实上，汉娜本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一方面，她代表了曾为纳粹服务过的德国普通民众。这些并非十恶不赦的普通民众在“二战”以后一直背负着深重的罪恶。促使他们成为罪人的正是其身上“平庸的恶”。理解与谴责这些“罪人”也由此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道德难题。在另一方面，汉娜代表着历史与过去，理解汉娜也正是从当下理解历史，又经由历史更好地理解当下。汉娜的形象本身内涵丰富，通过对汉娜形象的建构，电影深刻观照了历史与当下、罪恶与惩罚等复杂问题。
一、无思、蒙昧与“平庸的恶”
从电影开场直至结束，一种时时流露的却又恰到好处的悲伤氛围很好地映衬了男女主人公内心的苦楚和纠结。无论是汉娜、少年米夏还是中年米夏都明显表现出一种迷茫和沉重。然而，作为影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汉娜本人却并未有任何内心的独白。观众无法通过汉娜的言语去把握这一角色，于是“汉娜的痛苦源于何处”遂成为电影为观众设置的第一道难题。毫无疑问，影片中的汉娜是孤独、古怪和固执的。她沉默寡言，举止刻板严谨，工作之外再不与任何人发生联系，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可以说，汉娜只是在自己的世界中按部就班的生活。她既不去感受生活，也不去思考人生。但耐人寻味的是，汉娜身上又充满了神秘和矛盾：她既用母性的温暖和成熟女人的韵味激发了少年米夏的自信，也用冷酷和决绝彻底伤害了米夏。她很少有任何感情流露，即便是在自杀那一刻，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绝望、满足和安慰，但却又在倾听米夏阅读文学作品时有明显的情绪波动。
事实上，汉娜与普通人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汉娜费尽心机掩饰的巨大秘密——“文盲”的身份。继而掩饰秘密也成为她实际生活中最大的原则。为了不让别人知晓这个秘密，她在生活中自我封闭，不惜放弃升职的机会，离开熟悉的城市。也正是由于这个秘密，在她担任纳粹看守时，总是将曾为她朗读书籍的少女尽早地送进毒气室。甚至为了避免接受笔迹检验，而在法庭上自愿放弃减罪的机会，承担了一切责任，甘愿被终身囚禁。表面上来看，汉娜是因为“文盲”的身份极度自卑，故而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的尊严。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由于被错误的生活原则所主导，汉娜一直处于“无思”（thoughtlessness）的状态，根本无法辨别善与恶，从而只能被生活所摆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盲”或“不能阅读”并不是造成汉娜悲剧的真正原因。被“文盲”身份遮蔽了理智，不去思考善与恶才是作为普通人的汉娜最大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是汉娜个人的问题，也是二战期间德国整整一代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有过深刻的思考，并用“极端的恶”（radical evil）与“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区分和分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阿伦特在1961年4月参加了德国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的审判。艾希曼在二战期间为希特勒实施了“最终方案”，屠杀了大约600万犹太人。刁诡的是，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一点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1]为何这样一个看起来并非是“恶人”的人却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通过旁听庭审，认真观察艾希曼，阿伦特认为自己找到了原因：“艾希曼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又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2]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一概念。“平庸”就是“完全无思想”，在极权统治下，无思想地执行本身是罪恶的法规，并由此规避自己的道德责任即是“平庸的恶”。汉娜在看守集中营时，严格执行命令不让一个犹太人逃跑，最终导致几乎全部在押的犹太人被大火活活烧死。她所犯下的“恶”就是典型的“平庸的恶”。这样的罪恶异常肤浅，也十分可笑。它直接导致了汉娜在特定的情况下陷入了伦理的两难境地，是忠实地执行命令还是作出正确的道德抉择？也正是如此，汉娜才会在法庭上提出让所有人屏息等待答案的问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朗读”在影片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充分揭示了汉娜身上这种固有的“无思”状态。在汉娜自杀前，米夏问汉娜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么多年以来，你有没有想过过去的事情？”汉娜回答说只有在监狱里她才真正地和死者一同生活。这并不是说，监狱为汉娜提供了一个冥想和反思的场所，而是在监狱里汉娜通过“朗读”摆脱了蒙昧的状态，从而经历了从“无思”到“自识”并进一步“反思”的救赎历程。也唯有如此，汉娜才真正地理解了自己的恶，并选择自杀的方式来完成灵魂的救赎。于是，正如徐贲所指出的：“阿伦特强调‘知善’和道德自我启蒙的重要性，不是重申柏拉图的
知善即行善，而是说，思想对作恶有遏制作用，因为思想可以产生（虽然不一定能产生）关于善恶的辨别能力。”[3]
二、历史、过去与未来
事实上，即便认识到汉娜身上“平庸的恶”，也很难对汉娜进行道德审判。对于这种具有“平庸的恶”的普通人，是该同情她？理解她？还是谴责她？上述难题不仅仅是影片中的米夏所面临的，也是观众所不得不去思考的。“无思”的汉娜无法与别人进行思想上的沟通和交流，也无法从合适的距离去观照自己。虽然知晓汉娜秘密的米夏可以选择适当的位置观察和理解汉娜的行为，但米夏却仍然痛苦不已。他的痛苦正是因为无法在理解和谴责中作出一划二分的决定。理解汉娜就意味着无视汉娜竭尽全力去掩饰的秘密，是对汉娜的背叛。谴责汉娜就意味着要将汉娜与纳粹等同起来，是对事实的熟视无睹。更让米夏感到痛苦的是，作为德国战后的一代，汉娜让他第一次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容逃避的话题。
米夏是战后的第一代年轻人。如果二战对于“米夏们”而言只是历史，那么这段作为“过去”的历史很难与当下的生活联系起来。但汉娜却生活在过去，理解汉娜就需要回到过去。于是，米夏通过汉娜参与到了历史建构中，也由此认识到上一代的生活无可避免地对这一代的生活产生影响。“历史”与“当下”的交织也由此通过汉娜这一形象被纳入了观众的思考中。电影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十分深入。影片改变了原作中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情节设计，通过别出心裁的倒叙将不同时空融合在一起，以多层叙述的方式呈现出一条跨越两个时代的救赎之路，从而更为鲜明地突出了“理解过去即是理解当下”的历史认知。电影中出现的第一次倒叙是通过男主人公推开的那扇窗户，观众被带回到了男女主人公相遇的年代。也就是从那个时刻起，电影刻意地混淆了时空，模糊了现实与历史的边界。过去与现实在米夏的现实生活中难解难分，米夏总是在现实生活跳回过去，试图捕捉到过去的踪迹同时思考过去的所作所为。
与汉娜一样，米夏也经历了从“无思”到“自识”再到“反思”的过程。在与汉娜最初的交往中时，米夏并未真正完成从男孩到男人两种不同角色的转变。他小心翼翼却又懵懂无知。在汉娜消失后，他又尽量避免思考与汉娜有关的一切问题。庭审以后，米夏终于认识到只有理清过去才能正视现在，未来也因此才有了可能。随后，大声朗读所带给他的内心深处的平静终于使他发现一个过去不愿承认的事实，自己本身就生活在历史之中，过去才是现在的起点。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朗读《奥德赛》的镜头也对此作了充分的说明。第一次和汉娜朗读《奥德赛》时，米夏单纯地将这个故事理解为“一个返乡的故事”。但故事中的奥德赛信奉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离开时的“家”与返回时的“家”早已不是同一个所指。如此，奥德赛的返乡历程只是理清过去，寻找一个目的地的新开始。米夏不由自主地选择《奥德赛》作为朗读的开始说明了所谓的“过去”既是目的地也是新的起点。
从这个角度讲，残酷的战争在德国两代人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经历了战争的一代人和战后德国的年青一代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了历史的建构中。对于“米夏们”而言，他们的父辈直接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但在这段历史背后，也有无数像汉娜一样，由于“无思”而为纳粹服务过。理解这些人不是为战争辩护，而是理解历史的多面性，认识到历史与当下有着不可忽视的张力。唯有直面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实，继而清醒地找到未来的方向。
三、结 语
在影片的结尾，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向米夏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她（汉娜）有没有意识到对你产生的影响？”银幕上的米夏在听到这个问题后陷入了沉思。很明显，汉娜与米夏的畸恋对米夏整个一生的爱情观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米夏终其一生都在尝试理解汉娜，思考与之相关的问题，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这种追寻同时使得汉娜之外的女人无法真正地走入他的生活，直接导致了他婚姻的悲剧。然而，除去感情的因素，真正让米夏感到痛苦和迷茫的，却是在理解了汉娜身上那种“平庸的恶”以后仍然存在的“道德审判”。其实这也正是汉娜本人的困惑，“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在理解了历史、反思了自我之后，是否就不再面临道德上的两难抉择，是否就真的为未来确定了新的出发点？对于这些问题，影片虽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却又指出了从“无思”“自识”到“反思”这样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而这，或许就是电影《朗读者》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杨布路厄，伊丽莎白.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1-1965[A].载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C].孙传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2] Arendt Hannah.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290.
[3] 徐贲.平庸的邪恶[J].读书，2002（02）.
[作者简介] 方仪力（1980— ）， 女，四川成都人，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