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主要取材于元杂剧《赵氏孤儿》。二者都围绕着“救孤”与“育孤”展开故事，都没有脱离复仇这条主线，同样以悲剧结尾。但与原著不同是，电影更多地融入了现代人对人性与人情的思考，挖掘了原著隐而不显的种种可能性，使得故事内容更加充实，也更合情合理。
从剧情主题来看程婴、屠岸贾与赵孤之间的父子亲情被誉为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的《赵氏孤儿》，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气氛，且复仇主题贯穿始终，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式悲剧的文化精神。王国维认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原著的剧本结构是五折一楔子。在开头的楔子中，作者通过屠岸贾之口自曝其丑，将其为了杀害赵盾处心积虑所用的种种卑劣手段一一道来，最终诈传晋灵公之命，不仅“将赵盾三百口满门良贱，诛尽杀绝”，还要“剪草除根”，为这场惨烈的悲剧拉开了序幕。然后用三折的篇幅，围绕着“搜孤”与“救孤”的矛盾冲突，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忠奸斗争。为了救赵孤，公主、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献出了生命；为了救赵孤，程婴舍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总之，为了维护正义，要么牺牲生命，要么舍弃骨肉。原著用惨烈的悲剧气氛给人以震撼，凸显了严肃的正义精神。这也正是原著的悲剧精神之所在。
不仅如此，原著复仇的主题亦贯穿始终。仅“报仇”二字就在全剧中出现了19次。在赵孤即将出生之际，其父赵朔就说：“若是个小厮儿呵，我就腹中与他个小名，唤做赵氏孤儿。待他长立成人，与俺父母雪冤报仇也。”那些为了救赵孤而死去的人，口中所言也是“报仇”之语。抚养赵孤长大的程婴心里念叨的也是“报仇”。为了实现复仇的终极目标，原著最后用二折的篇幅讲述了复仇的过程与结果：先是程婴“踌躇辗转，昼夜无眠”，“将从前屈死的忠臣良将，画成一个手卷，倘若孩儿问老夫呵，我一桩桩剖说前事，这孩儿必然与父母报仇也”，借此培养赵孤的复仇意识。赵孤最终也明白了“原来赵氏孤儿正是我，兀的不气杀我也”，心中的怒火被点燃，当即就要“报仇舍命诛奸党”，并最终亲自将屠岸贾拿下，“将那厮钉上木驴推上云阳，休便要断首开膛；直剁的他做一埚儿肉酱，也消不得俺满怀惆怅”。复仇成功之后，原著在浓郁的悲剧氛围中，总算给出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屠岸贾被身首分张，赵氏光复，赵孤被“赐名赵武，袭父祖列爵卿行”。保护过赵孤的人也各得其所：“韩厥后仍为上将，给程婴十顷田庄，老公孙立碑造墓”，为这个悲情的故事加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
而电影仅在前半场秉承了原著的悲剧氛围，伴随着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画面直接震撼着观众。可是，当程婴主动携带赵孤投身屠岸贾后，那种悲剧的气氛却淡然隐去，而转入了对程婴、屠岸贾与赵孤父子之情的抒写。这是电影与原著的最大不同。原著因为受剧本结构的限制，并没有过多描写程婴、屠岸贾与赵孤的父子之情（尤其是屠岸贾与赵孤的父子之情），我们只能通过原著的只言片语来窥得一斑。如第四折开篇屠岸贾云：“自从杀了赵氏孤儿，可早二十年光景也。有程婴的孩儿，因为过继与我，唤做屠成。教的他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这孩儿弓马倒强似我，就着我这孩儿的威力，早晚定计，弑了灵公，夺了晋国，可将我的官位都与孩儿做了，方是平生愿足。”就连程婴自己也承认屠岸贾对赵孤“十分见喜”。可见，屠岸贾与赵孤之间的情分并不浅。
原著中这些简单的描述以及程婴抚养赵孤成长情节的隐而不彰，为电影演绎程婴、屠岸贾与赵孤的父子之情提供了极大的拓展空间。电影用近一半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程婴、屠岸贾与赵孤的父子之情以及日常生活，其中不乏温馨的画面：
一边是程婴对赵孤的保姆式抚养。为了让赵孤能够安全长大，程婴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地跟随赵孤，处处限制赵孤的活动，甚至不让他上学。与其说程婴是一个父亲，还不如说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保姆。这也许就是经历屠岸贾的大屠杀后，心有余悸的程婴所能给予赵孤最好的保护吧。最能让观众看到程婴父爱的，是屠岸贾带着赵孤去上学的片段。程婴发了疯似的一间学校一间学校寻找，唯有此刻，程婴对赵孤的父爱才一览无余地表现了出来。由于赵孤不服程婴管教，二人之间的一些小摩擦，也很有喜剧效果。
一边是屠岸贾对赵孤的另类培养。与程婴不同，屠岸贾对赵孤实施的是男子汉的野性培养。比如让赵孤从房顶跳下来说是会接住他，结果却没有。屠岸贾就是用这种方式向赵孤传递人生经验。不仅如此，屠岸贾更像一位父亲，更能适应孩子爱玩的天性，陪着赵孤郊外嬉戏玩耍的场面，就很感人。即使后来知晓了赵孤的真实身份，屠岸贾想杀掉赵孤，但当赵孤那声“干爹，救我”的呼喊发出时，他在稍稍犹豫后还是毅然出手救了赵孤。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屠岸贾对赵孤的父爱之深。而屠岸贾受伤后，赵孤拼命地找药救他，也是赵孤对屠岸贾父爱的回报。因此，自小就生活在屠岸贾身边的赵孤才会发出“你（程婴）是我爹，太尉养了我十六年，也是我爹”的感叹。
总之，电影更注重对程婴、屠岸贾与赵孤的父子之情的挖掘与演绎，而刻意淡化了原著的悲剧意蕴与复仇主题。
从人物塑造来看人性的光芒原著围绕忠奸斗争，更多的是表现程婴等正义之士的善以及屠岸贾的恶。剧中人物成为善与恶的代表，有明显的脸谱化倾向。而电影则弱化了忠奸斗争的色彩，融入了编创者对人性的思考，更注重挖掘人物的人性，使人物形象既有人情味，又有复杂性。电影里的程婴、屠岸贾、赵孤等人，不再是忠或奸的代表，而是一个个充满内心矛盾的复合体。因此，陈凯歌在回答观众疑问时才说：“这部电影里没有历史，只有人性，没有被历史推着走。”
（一）程婴：由充满正义的大英雄转为有情有义的小人物形象
程婴本是一名草泽医生，经常
出入驸马府照顾庄姬的胎儿。恰逢赵家遭难，程婴于仓皇间担负起了救孤的重任。在原著里，为了救赵孤，程婴在与公孙杵臼商议后，主动舍弃了自己的孩子。眼见亲生儿子被屠岸贾杀死，他“心似热油浇，泪珠儿不敢对人抛，背地里揾了”。不仅如此，为了让屠岸贾信服，程婴甚至不惜假装出卖公孙杵臼而自毁名声，并因帮助屠岸贾杀死“赵孤”而被其招为门客，忍辱负重地携赵孤寄居于屠岸贾门下，协助赵孤完成了复仇大业并最终成就了自己的英雄壮举。
而电影中的程婴不再是充满正义的大英雄，而是有情有义的小人物。陈凯歌说过，“程婴的行为虽然在古代可以用‘忠义’解释，但现在不同了，不仅违反常识，也反人性，反人伦。如果说程婴是个英雄，上来就伟大，那样不太可信。今天是一个平民时代，是自己争取自己权利的时代。程婴复杂的心理斗争，让他具备了自私性和现实性，他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没什么两样，你可能还会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面对屠岸贾的搜孤行动，程婴想救赵孤，更想保护自己的孩子。此时他所面对的不再是自己孩子与赵孤的选择，而是自己的良心。这就很自然地既成全了程婴的义又免去了程婴对自己孩子的无情。这样的程婴更具人情味，更能体现现代人对生命的尊重。尤其是怀揣报仇之心的程婴几经挣扎后决定放弃复仇。面对屠岸贾质问为何不趁灌汤喂药之际谋害自己时，程婴大喊：“我怎么下得了像你那样的毒手啊！”一句话，道出了人性的良善。这样的改编是富有创意的，也更符合人性。
（二）屠岸贾：由十足残暴的刽子手转为充满父爱的父亲形象
原著中的屠岸贾本是一个心狠手辣、阴险歹毒之人。因为韩厥办事不力，他随即挥剑毁了韩厥的脸；为了找到赵孤，他下令搜捕了全城的婴孩；为了确认赵孤的身份，借程婴之手对公孙杵臼严刑拷打；为了斩草除根，“把这一个小业种剁了三剑”。其恶行在原著以及影片前半部分显露无遗。
然影片从一开始，就赋予了这个人物人情味。因为赵氏父子的飞扬跋扈，才使得屠岸贾对其痛下杀手，为自己的残暴找了一个台阶下。虽然屠岸贾斩杀赵氏全族，甚至连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放过，的确残暴，然在杀死“赵孤”后，他又把全城的其他婴孩放了，这又为其残暴减了一分。尤其是在认赵孤为义子后，屠岸贾的残暴全然不见了，他开始非常自觉自愿地扮演了一个称职父亲的角色，既陪赵孤玩耍，又教其武艺……可以说，赵孤的成长过程也是逐渐洗刷屠岸贾残暴的过程。尤其是屠岸贾在识破赵孤身份后，不仅救了赵孤，还愿意放其一条生路，直接将残暴化为零。即使在最后的打斗里，屠岸贾还是让了赵孤两次，这些都是其人性的表现。虽然在大众的审美期待中最终屠岸贾死了，但他的这些善行消解了观众对他的痛恨。虽然屠岸贾诛灭赵氏家族的行为无法取得观众的原谅，但他的死也没有让观众有大快人心之感。
（三）赵孤：由道具杀手转为进退两难的孩子形象
原著中赵孤只能算一个道具，纯粹是为了最终杀死屠岸贾而存在的枪手。原著写到，二十年后，学成文武艺且“甚有机谋，熟闲弓马”的赵孤，经过程婴采用画卷、循序渐进地复仇教育，迅速燃起了复仇之焰，不仅活捉屠岸贾，还要“将那厮钉上木驴推上云阳，休便要断首开膛；直剁的他做一埚儿肉酱，也消不得俺满怀惆怅”。最终，赵孤主动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也为自己赢得了敞亮的未来。
然影片中的赵孤，其复仇年龄被提至15岁（比原著早了5岁），是“一个在两个父亲之间努力保持平衡的孩子”，“他不是为复仇而生，却必须接受复仇作为自己的命运”。从影片来看，赵孤对伴随其成长的两位父亲都有深深的依赖感：当他得知屠岸贾是害死自己亲生父母的凶手时，难以相信；当他看到屠岸贾为救自己受了重伤，发了狂似的求程婴拿出解药。即使最终被动地、仓促地报了仇，然而他终究是不痛快的。
曾耀农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观众来讲，不仅需要好莱坞数码电影的视听震撼，更需要电影的现实解读与人文关怀、精神抚慰。”陈凯歌作为一位既注重人文关怀又注重人性的导演，正是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将原著的悲剧意蕴与现代人文关怀结合在一起，为观众呈现了一部与原著不一样的《赵氏孤儿》。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17.
[2][元]纪君祥.赵氏孤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曾耀农.中国近期电影后现代性批判[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6.
[4]张颐武.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刘家忠（1962—），男，山东寿光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史与地方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