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人来说，看电影不外乎一个目的：曰逃避，逃避不完美的现实，逃避缺憾的人生，暂时远离或平淡无奇，或孤独寂寞，或紧张繁忙的生活。逃避分消极和积极两种：沉溺于虚幻的世界的电影属于消极逃避 － 娱乐，艺术和科幻电影多属于此类；沉浸于一个虚拟现实世界的属于积极逃避。而这个虚拟现实世界又分两种，一种是用白描的手法真实反映出的，无奈和残酷尽收眼底，沁入心脾，寒彻心扉的现实世界，一种是用艺术的手法再现出的，使观众在感慨现实的无奈和丑陋的同时经历心灵洗礼和精神升华的现实世界，。在我看来，象所有其它的艺术形式一样，电影的最高境界是能给人以情绪上的感动和思想上的震撼。
遗憾的是，中国所谓的大牌导演们近年来拍的电影充其量都只能给人以消极逃避。《无极》《夜宴》《黄金甲》无不属于此类。（当然，有人会认为这些电影连消极逃避都谈不上，只能做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能给人积极逃避的电影是我所喜爱和关注的电影。贾樟柯的电影大多用白描的手法真实地反映现实。《小五》和《站台》真实得让人窒息。《站台》讲述的是一群在平淡、沉闷的生活中寻找希望和激情的青年。他们生活在县城；比起农村青年，他们更多一点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但这正是他们的不幸，因为80年代中国的巨变和世界的纷繁与他们无关，只能使他们年轻的心更加躁动不安。《任逍遥》延续了这个主题；依旧沉闷，依旧挣扎，依旧无法逃脱，依旧没有出路。随着拍摄场景由山西移到北京，《世界》里的年轻人的挣扎也从小县城转到了大都市的某个角落。变换的是场景，不变的是对挣脱现实桎梏的渴望。wWW.133229.coM也许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导演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插入动画，让观众在一种虚幻的感觉中暂时获得解脱。但这种尝试在他所描绘的压抑，烦琐的尘世面前显得过于单薄和轻飘。
虽然描写的是都市生活，《榴莲飘飘》和贾樟柯的反映小县城生活的电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电影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并没有给人突兀的感觉。相反，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观众深深地感受到了生活的无奈，残酷和几分荒诞。电影越到后来，越能看出味道。尤其是导演把拍摄景地拉到东北以后。看前半部分时，观众看到的女主人公只是个赚钱赚得发了疯的行尸走肉：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接客。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没有喜怒哀乐，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不知道她从哪里来，不知道她要到哪里去，更不知道她活着是为了什么。
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人们对她的了解在加深，对她的看法也在逐渐改变。回到东北后，她也就回到了俗世。俗世中有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需要处理，包括和父母和亲戚朋友，还有感情上的纠缠不清。最让人吃惊的是，她原来是个受过多年正规训练的京剧演员。当她的亲戚带着她十八岁的表妹来让她帮着找出路时，她平淡地说：“跳国标舞怎么了？我还学了八年的国粹呢！”让人很是怀疑自己听错了。原来那个在香港街头匆匆行走的模糊形象一下子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二十岁出头的她也曾有过梦想，也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过，也曾有过纯真的爱情，她并不一定甘心做赚钱的机器。她现在表现出来的平淡和冷漠是理想幻灭，看破一切之后的心如死灰。这种淡漠让人心痛，也让人心寒。
所以，电影的前半部分呈现了曾经的美好被毁灭之后的状况，而后半部分一步步地揭开被毁灭的过程。她和以前戏校的几个好朋友重聚时在路边高唱“反动派没打到，帝国主义带着美元来到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的性高潮啊性高潮。”听他们扯着嗓子吼这些带着几分叛逆，几分无聊，几分躁动的歌词时，让人不禁悲从中生。感觉很象看《站台》中的某些镜头。
《天下无贼》 ，《盲井》， 也都属于这类白描的现实电影。但与贾章柯电影不同的是，这些电影试图宣扬一种精神，一种能给人以某种启示和支撑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执着。
执着是现实中稀缺的众多精神之一。现代社会节奏太快，现阶段的中国变化太多太大，人们有些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慌忙调集所有的精力来应付。他们不敢再执着，因为不做成本－收益分析的执着太奢侈。在做人上执着意味着受损失，在感情上执着意味着受伤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在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算计后，似乎也总是不一定能做到收支平衡。那种惶惶不安，如履薄冰的感觉似乎是一种太大的代价，虽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愿意承认。他们下意识里其实希望生活中有一种不变的东西指导和支撑。他们希望自己能忠于一个原则，一种理想，或是一个爱人。无奈生命苦短。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每走出一步，都无法再回头。所以我们不敢执着，生怕在坚持的时候会错过很多。
于是我们去电影里过这种执着的生活。执着的人看上去好像都很傻，有的干脆就叫傻根。 傻根告诉我们：执着的真诚和善良可以唤醒人们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残存的人性。《盲井》想通过元凤鸣来传递一个道德信息，即人不能象动物一样只追求物质利益，而应该有道德水准：人是应该是诚实的，做事是应该有原则的。他们俩的单纯显得和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格格不入。但最终总是傻人有傻福。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寓言故事虽然能满足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心理，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震撼力。《立春》和《图雅的婚礼》似乎要深刻一些。现实在这里显得更加复杂和无奈：彩玲执着地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最终只落得个和自己收养的孤儿相依为命；图雅执着于自己的感情和责任，但她在电影结尾处的哭泣不能不让人担心她的未来。
这种执着的精神也许是中国的导演们所能做到的最接近在电影中表现精神追求的例子了。比起《叶落归根》，《求求你，表扬我》之类想传递道德信息却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接近可笑程度的影片，这些电影无疑是更进一步了。 但离真正的传达精神追求的电影还相差甚远。中国的电影似乎无法担当表现精神追求和人文关怀的重任。也许不仅仅是中国的电影界，而是整个中国的文艺界。也许甚至可以提高到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也许中国世俗的传统文化和当下浅薄的商业文化无法培育出象黑则明、小津安二郎这样的大导演，也无法孕育出象《野狼犬》（stray dog）《东京物语》（tokyo story）《黄昏武士》（twilight samurai）这类反映日本文化中让人或震撼或感动的精神的影片。
但愿，我的担心纯属多余。渴望，看到让人既感动又震撼的中国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