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电影市场上，冯小刚导演的贺岁喜剧片和周星驰主演的香港无厘头喜剧电影，在电影风格和人物塑造等很多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品味又会发现这两类电影在喜剧效果的营造上又有很多差异。本文从冯小刚和周星驰喜剧电影的相似之处入手，分析它们内核的差别，并进而寻找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冯小刚；周星驰；喜剧风格；文化差异
冯小刚导演的贺岁喜剧片和周星驰主演的香港无厘头喜剧，一度成为中国喜剧电影市场上两个不可超越的高峰。它们或以诙谐幽默的语言，或以超乎想象地夸张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虽然它们的生产地分别是中国内地和香港，但这两类喜剧电影在很多方面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
一、相似的平民化视角和小人物塑造
不论是机智狡猾的“刘元”，还是外表忠厚而内藏心机的“韩冬”，或者是“打死也不说”的“川菜厨子”、想吃苦的“大款”，冯小刚“笔下”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的属于那种小人物。平凡、普通，仿佛每天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似的”。【1】同样，在周星驰电影中，不论是武功盖世的“唐伯虎”，还是为民请命的“白面包青天包龙星”，或是齐天大圣转世的“至尊宝”，不管他们是才子还是英雄，经过周星驰的演绎，一律带上了平民小百姓的特点，或贪财，或好色，或胆小怕死。同时在他们身上也体现了平民小百姓对于真善美的道德评价，他们都是真实的，不虚伪的。
在冯小刚和周星驰的电影中，小人物堂而皇之地踏上了舞台，成为主人公，演绎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些影片采取了“既非仰视也非俯视的平视视角，影片中的人物，既没有拔高，也没有贬损，就仿佛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够遇见的亲朋好友一样……”【2】这种小人物视角带来的亲切感、熟悉感，对于千千万万平民观众有着极大的号召力。这也是冯小刚和周星驰电影票房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冯小刚和周星驰的电影中，“传统的英雄、伟人、侠客均未出场。”【3】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取代了他们，这其实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些小人物可以称为“解卡里斯马人物”，这些小人物“调侃着别人又嘲笑着自己，消解这一切严肃的事物又不付诸于行动，生活中处处不顺又不悲天悯人，处处显得高人一筹而常常露出马脚，他们用游戏化的方式消解着现实的挫折与无奈”。【4】同时，他们也大胆地解构着传统的一切，《甲方乙方》中的“英雄梦”轻松地解构了英雄“巴顿将军”，《大话西游》中那个没事就长篇大论婆婆妈妈唧唧歪歪的“唐僧”，更是对经典文本《西游记》中“唐僧”形象的颠覆。《不见不散》中“刘元”给孩子教的中文课“你吃了吗？”，“没吃回家吃去吧”，“趴下”等通俗甚至低俗口语，这些市井语言直接与课本上的经典语言发生对抗，而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当观众听到那些经常在自己口中出入的市井语言出现在“神圣”的课堂时，不能不产生一种颠覆与破坏的快感。正是这种解构与颠覆造成了一种喜剧效果，同时也释放了观众压抑已久的破坏∕颠覆本能。因此，不管是冯小刚的电影，还是周星驰的电影，都共同具有一种解构的喜剧风格，都能使观众在看完影片后有一种释放的轻松，破坏与颠覆的兴奋，从而缓解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这几乎是所有观看冯小刚和周星驰电影的观众共同的“期待视野”。
但是，如果认真比较，我们又会发现冯小刚电影和周星驰电影在塑造人物，制造喜剧效果的方式上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正是通过这种差别我们可以见出香港与大陆两种文化体制的差异。
二、黑色幽默和漫画式夸张带来不同的喜剧效果
冯小刚影片中的人物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现实中，像普通观众一样更多地为生活中的各种物质性的东西所累。《没完没了》中的“刘元”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也从未从事过什么值得夸耀的雄伟业绩。所谓的“炸开喜马拉雅山“的设想也不过是出于喜欢恶作剧的本性与自我调侃而已。《不见不散》中的“韩冬”也是生活里的小人物，日复一日地为生存在都市里奔波。《一声叹息》中的“梁亚洲”以写字谋生，费心劳神，工作也颇为辛苦。冯小刚的电影世界是逼真于沉重而繁琐的现实生活的，它的喜剧效果也就常常来自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敏锐感受。比如“梁亚洲”在婚内婚外两种感情的极度痛苦与挣扎中发出的感叹：“就是一个仙女，你也要忍着，再说这个世界，哪有小仙女呀……”这种种的矛盾斗争，身临其境，会产生痛苦、无奈；而置身事外，也许就会发出某些荒唐与滑稽。冯小刚的巧妙就在于他总能把尴尬与无奈留给电影中的人物，而将滑稽和幽默带给观众。所以冯小刚电影的喜剧效果就常常有“黑色幽默”的味道。是“沉重之中蕴含着幽默，严肃之内夹杂着讽刺”。【5】
与冯小刚的“苦中作乐”不同，周星驰电影的喜剧效果常被称为“无厘头”。 “‘无厘头’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的一句俗话，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其语言和行为实质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透过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6】
从《赌圣》系列影片开始，周星驰风格凸现，并得到相当认可，创造了一个与现代道德观念冲突，在普通人眼里是个有文化的小混混的‘周星驰式青年’的形象”。如果说冯小刚笔下的小人物总是生活在平淡而具体的现实中，终日为生存而奔波劳累的话，那么周星驰塑造的“周星驰式青年”就潇洒自由得多了。虽然说这些小人物也大部分处于生活的底层，但生活却处处可见不可思议的离奇、荒诞遭遇。从《整蛊专家》中靠整人、搞恶作剧赚钱的“古晶”，到《逃学威龙》中实为飞虎队队员却卧底学校的“周星星”，再到《审死官》中仅靠两张嘴皮就可以颠倒黑白、乾坤的状师“宋世杰”、《鹿鼎记》中稀里糊涂混进宫的假太监“韦小宝”。
“周星驰式青年”的生存环境不像“刘元”、“韩冬”那样逼似现实生活本身，而是曲折离奇、险象环生。而又能处处化险为夷，他们的生存环境带有更多的虚拟性、假定性。对人物生存环境的自由设定也为电影制造笑料带来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他们并不像冯小刚笔下的人物终日为生存奔波，为生活所累，只是在生活的矛盾、无奈、尴尬之隙来一两个 “黑色幽默”。相反，“周星驰青年”几乎是把生活当做游戏。整蛊专家的职业就是整人、搞笑，“周星星”卧底到学校，课堂上与老师展开仍黑板擦
大战，仿佛是一场精彩的武打场面。更具代表意义的是《百变金刚》和《破坏之王》，剧本使用的道具和出现的人物如“阳婆婆”、“西人牙膏”、“人头马桶”、“加菲猫”，这些可以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了。生活对于“周星驰式青年”来说更像是游戏和漫画，充满了想象和乐趣。
正是在这种虚拟的游戏化的生存环境中，周星驰电影才能更轻松地搞笑，制造喜剧效果，带给观众轻松、愉快的感觉。
如果说冯小刚的喜剧电影是在对现实生活的一番咀嚼之后咂摸出的那一点苦涩的黑色幽默，那么由周星驰所主演的一系列香港无厘头喜剧电影，则更多地是超越现实束缚之后的靠想象的汪洋恣肆般地自由和夸张所带来的快感。
三、差异的背后：文化土壤的不同
冯小刚贺岁喜剧片和周星驰主演的香港无厘头喜剧电影的这种差别，其实也正是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差别的一个体现。大陆文化有着几千年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所以，尽管冯小刚的电影也带着浓厚的后现代文化色彩，但在骨子里，冯小刚其实还是站在主流意识这个圈内的。电影《没完没了》中“刘元”的追求爱情与终成眷属，虽然有小小的骗术和潜藏的心机，但其目的是纯洁的，行为也不曾触犯法律和道德规范。而其本性的善良和乐于助人的风范，则更体现出主流意识形象的要求。冯小刚是善于以讽刺和幽默的手法把他电影中的人物放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使观众发出笑声。他这种讽刺和幽默越发展，人文主义的传统就愈见鲜明，电影《手机》同以往的贺岁片一样，保持了葛优这面大旗不倒，片中笑料仍不少，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手机》的笑声不再轻松，冯小刚在把他的主人公放置于尴尬境地的同时，也把许多用手机撒谎的丈夫拉到了尴尬的边缘。这次，冯小刚就不仅仅是搔老百姓的痒痒肉了，而有点揭起大众遮羞面纱的倾向了。这种深刻而犀利的人文批判精神是迥异于周星驰电影所代表的香港无厘头文化的。
人文情怀不仅代表一个人的情操，更是代表了人类应有的价值观。【7】从冯小刚的电影中便可以看出，这种人文主义传统保证了我们的喜剧电影在制作笑料的同时不至于滑落到低级庸俗的地步。
大陆文化人文传统深厚，强调反映现实、批判现实，强调美刺作用，同时也使这种文化负担过重，显得过于成熟而沉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对比冯小刚和周星驰的喜剧电影，我们可以发现，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全部是反映当代现实生活题材的，表现手法也是现实主义的，老老实实的反映生活、批判生活。在此前提下制造喜剧效果。而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就不同了，创造力极为旺盛，既有时装片，又有古装片，既可以是当代社会的小警察、小店员，甚至是比较荒诞的整蛊专家，又可以是古代的大内密探零零发，天下第一才子唐伯虎。故事或借鉴国外电影或者来源民间传说或改编金庸畅销小说，甚至可以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大内密探”，香港文化的自由也给了电影创作者极大的自由，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创作者的想象力、创造力。与冯小刚电影多以京味幽默语言调侃制造笑料不同，周星驰电影制作笑料的手段也十分丰富，比如灵活的镜头切换，代表性的例子可举《唐伯虎点秋香》开头的“烤鸡翅我爱吃歌”，第一个镜头是唐伯虎手持大毛笔一脸严肃的醮墨运笔，观众都以为他是要写字或作画了，但接下来镜头一晃，原来唐伯虎是在给烤的鸡翅刷酱油，一个巧妙的镜头切换，荒诞、滑稽一下子就出来了。在周星驰电影中，这种挑战观众定势思维，与观众展开思维赛跑的“指东打西”的镜头，可谓屡见不鲜。但在冯小刚电影中，如此富有想象力的镜头却很少见。漫画式的思维方式在周星驰电影中也是常见的一种搞笑方式。
对比可见，香港轻松、自由、年轻而富有创造性的文化环境给港产喜剧电影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电影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这个空间中得到了自由的发挥。周星驰喜剧电影的成功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这种文化也有它自身的弱点，轻松和自由走到极致便容易滑向低级庸俗。《东成西就》这样集全港最著名的十大明星，内容却空无一物，纯粹搞笑的电影，可以说走到了反面，大陆文化中深厚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使这种现象不易在大陆出现。
在相似的后现代语境中，冯小刚和周星驰的喜剧电影走到了相似的娱乐化道路，以平民化的视角塑造了一系列可笑、可怜、可爱的小人物，在对传统的解构中给大众带来了轻松、愉快。但香港和大陆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它们或是内涵深厚但手法过于拘谨，或是花样翻新轻松愉快但有流于低俗的危险。
参考文献：
[1][2][5]摘自吴涤非《世俗之梦：“反英雄、中庸哲学”与“平民风格”——关于冯小刚的电影创作》，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4期
[3][4]引自何建平《试论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后现代特征》，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4期
[6]引自《大话西游宝典》，第255页，现代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7]引自焦素娥《宫崎骏动画艺术的人文情怀与诗意追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