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陆川《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等电影在中国影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引起了国际影坛的关注。本文将从电影的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塑造和矛盾冲突等方面讨论陆川电影的思想风格。
关键词：陆川电影；《寻枪》；《可可西里》；思想风格
2002年，陆川的处女作《寻枪》令国际影坛惊艳，他的第二部电影《可可西里》（2004年），有评论家认为它是“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的中国电影”，甚至有评论家提出：“《可可西里》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1]《南京！南京！》（2009年）再现南京大屠杀那段悲壮的历史，激发起无限观众的民族主义精神，是至今为止陆川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陆川的电影无论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塑造、影片格调还是矛盾冲突等方面都表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本文将结合电影《寻枪》和《可可西里》主要从主题、人物塑造和矛盾冲突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题材讲述中国男人的故事，以警察、军兵的故事为主，探索人面临残酷现实的生存挣扎和对道德的考验。
无论电影《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鸿门宴》还是电视局《黑洞》或为快乐男声拍MTV，陆川的电影电视讲述的都是男人的故事，以中国男性为主角，电影里说不上谁是女主角，女性大都是配角。《寻枪》、《黑洞》讲述的是警察的故事，《可可西里》是巡山队队员的故事，《南京！南京！》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抗日军人和人民的故事。导演陆川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或许是从小受环境氛围的影响，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也看到他对警察军人等有着情意结，散发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提倡男人要具历史使命感、责任感。
陆川电影多以探索人面临残酷现实的生存挣扎和对道德的考验为主题。传统以警察和英雄为题材的电影，宣扬正义战胜邪恶，颂扬警察队伍的英勇无畏、团结协作、雷厉风行等，为人民服务也是中国现代警察题材电影常用的主题。近年来，好莱坞的英雄主义电影多倡导人的责任，如《蜘蛛侠》，体现在那句经典台词 “当你的力量越大，你的责任也越大”（《蜘蛛侠》）。另有《蝙蝠侠》，保护市民、与邪恶斗争的侠义精神也体现了个人的责任感。《寻枪》讲述的是警察马山寻回丢枪的故事。马山寻枪一来为了个人尊严，二也是枪遗失了将危及到社会、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把枪找回来不仅是个人的事，也具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刘结巴面临着私仇，如何在法与仇恨中生存和抉择，周小刚为了金钱卖假酒害死人，在道德与金钱之间的抉择都是值得探讨的主题。《可可西里》——按陆川的原话：“这部影片我想去探索的是关于人的生存问题，你可以说它是一部寓言，这种生存挣扎，你面临，我也面临，只是我把这挣扎放到这片子里。”[2]巡山队员为了尊严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和生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生态系统，使人类及子孙后代能更好的生存；盗猎分子为了生存和个人的利益放弃了尊严，他们狩猎也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家人的生存。巡山队员在没编制、没武器、缺少人员、没人支持、没工资和经费的情况下依然自愿守护藏羚羊的安全，不畏艰辛、置生死度外，与盗猎分子展开激烈的斗争，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品质，顽强的斗志。影片中,当记者问到那位青海师范学院毕业的巡山队员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时,他只是简单地答道：“有意义呗！”盗猎分子为了生存和致富不惜猎杀国家珍稀保护动物，因为珍贵的羚羊皮能换取大量的金钱。两者在道德与现实、金钱与理想中的不同抉择，陆川通过真实、客观的表现手法和悲剧的效果带给观众深刻的思考，让观众反省人类自身的道德行为和思考社会的不良现象，从而使观众受到陶冶和教育。
二、人物形象塑造大都是具有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义勇双全的阳刚男人，但却具有悲剧式的命运。
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如马山、强巴、刘栋、日泰和陆剑雄等都是具有历史使命感、责任感的义勇双全的活生生的人物，而非遥不可及的英雄。导演傅靖生拍摄的《可可西里2》，虽然可可西里的巡警牺牲了，但盗猎分子最后还是绳之于法。陆川电影塑造的人物马山和巡山队员具有传统英雄的特质，如英勇无畏、正直，不惧危难、不图安逸、不计得失、坚持不懈、执法为民等，在社会赋予的强大压力下奋力坚守自己的使命，但他们从影片开始就一直处于劣势，在瞬间就轻而易举地被敌人枪杀了，死是如此轻易、安静和突兀，无一逃脱悲剧式的命运，这与以往电影塑造的正义英雄不一样。
《寻枪》的马山是个平凡男人，甚至称不上是个好丈夫和好爸爸，表现在马山的家庭问题（夫妻生活不和谐、儿子缺少父爱）。妻子韩云对马山又爱又恨，她心里怨恨马山对李小萌念念不忘，这是导致她不满婚姻生活的原因，也暗示着马山的婚姻危机，表现在夫妻之间不信任，生活不和谐。对于儿子，马山缺少关怀，只会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儿子，儿子怕他但不尊重他。马山某天起床发现自己的配枪丢失了，疯狂地从阁子跑到楼下，把家里翻了个遍，看见儿子不对劲儿就马上追出去，把儿子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搜查；回到警局，马山把储物柜里里外外都找了一遍，又模拟了一场向上级报告的场面，导演把马山的惊慌、焦急、恐惧和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枪的丢失同时使丈夫和父亲的尊严丧失。周小刚曾特别买了一件避弹衣给马山，但马山最终没接受。马山为了拿回自己的枪不惜一切，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马山和刘结巴的最后死亡也是悲剧式的。刘结巴的家人都被周小刚的假酒害死了，他偷枪是为个人恩怨执行私法，过程中还误杀了无辜的李小萌和马山，他认为他对死去的家人也有着报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用错了方式。
电影《可可西里》的故事原型是可可西里野牦牛巡山队的感人事迹，队长日泰人物的原型是野牦牛队的第一和第二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队长索南达杰的事迹也非常具有传奇性，和盗猎分子的斗争和牺牲使他成为可可西里的英雄。扎巴多杰于1998年11月8日在家中离奇死亡，子弹从左耳根射入，死因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谜。他们的牺牲使他们成为可可西里的英雄，并使可可西里和野牦牛队的名字和事迹在短短两年内被全世界所认识和获得媒体极大的关注。两任队长的真实事迹本来就是很好的电影题材，但陆川并没有把故事原型的枪战搬上银幕，而通过突兀
、简单的死亡表现人物，更深一层地引发观众对人的生存挣扎和生存价值的深思。巡山队员的真实表现在现实的人物和理想主义者也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尴尬和窘境。首先表现在身份的尴尬，巡山队员不在政府编制，身份不被确认，他们是自愿性质的，生存得很艰难。其次，表现在行为的矛盾，巡山队员既是执法者和护法者，但又是违法者。他们一方面极力保护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生态系统，但另一方面，当他们经费短缺时，又只能靠贩卖缴获的皮子过活和维持经费。从队长日泰和记者尕玉的对白中可知巡山队员的状况，“我们一进来（可可西里），女朋友都走光了。”“我们不在编制。”“我的队员已经一年没发工资了。”“巡山队的经费得靠自己解决。”“我卖过皮子，但我没办法。”《可可西里》中，巡山队员的生存条件恶劣，他们没有强劲的武器装备，衣服残破，手脸漆黑，每月只能领到两百多元的工资，却已经一年没发工资，人员越来越少，没经费时只有被迫做他们深恶痛绝和违法的事——卖羚羊皮。再次，表现在与盗猎分子的悬殊对比，盗猎分子资金富裕、装备精良，农民为了生存为他们带路、扒皮子，他们像狼一样在可可西里行走，生命力强大。在最后一幕，盗猎分子的老板用两辆车和房子来引诱日泰，可见他们的资金有多富裕。如马占林的对白：“我们的老板很有钱。”他们进一趟可可西里就能带几十万出来，所以不断吸引着更多的人加入猎杀藏羚羊的行列。最后，表现在巡山队员脆弱的生命，出师未捷身先死。《可可西里》有三位巡山队员的死亡令观众印象深刻，分别是强巴、刘栋和日泰。强巴的死具预示作用，刘栋的死最感动观众，日泰的死最震撼，这与我们心中那种英雄不死、邪不能胜正、好人有好报等观念产生强烈的碰撞和冲击，让我们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感叹现实是如此残酷，生命是如此脆弱和悲惨。日泰队长的死是导演精心安排的，和强巴、刘栋的死相呼应，营造影片冷峻的现实基调和强调生命的脆弱。日泰突兀、安静、简单和充满压抑的死亡把这种基调推向了高峰，也使影片的内涵更加深刻，带给观众更多对于人生存的思考。陆川认为“做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归宿是什么？也许就只能像这个队长一样，被按在那里，被屠杀了，像羊一样被杀掉了。现实就是现实，没有够激烈、够商业的拔枪对射，理想主义者没有三头六臂，只能是颓然倒下，倒在事业未竟之时，倒得普普通通，毫无悲壮与英雄气概”。 [4]陆川的两部电影都过悲剧的形式突出他们的形象和电影主题，也是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
三、传统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的矛盾，善良的人性与丑陋的物质金钱的对比。
陆川电影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传统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的矛盾斗争，也是善良的人性与丑陋的物质金钱的对比。传统警察类电影的内容和卖点多表现为警匪之间的斗智斗勇、人车的追逐、激烈的枪战和特效的爆炸场面等，警察和英雄往往通过战争和激烈的战斗来表现英雄主义和英雄威武、强大的形象。《寻枪》和《可可西里》在没有激烈的战斗、枪战和挣扎的情况下，主角就突兀地、轻易地被击倒在地。导演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更多的是因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不同选择的两类人物的冲突，陆川的电影总表现出善良的人性和正义的一方较为弱势，无良的人和残酷的现实较为强势，以此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良知，正是通过表达道德的沦丧以呼唤道德的雄起。
《可可西里》影片开头，巡山队员强巴与盗猎分子相遇，在没反抗的情况下就被射杀了；在追逐盗猎分子的过程中，巡山队员遇到马占林一行人的时候，虽然有一段短暂的斗争场面，但只通过几下枪声表现，突出的还是盗猎分子的生存挣扎；最后，日泰遇到盗猎分子老板时，只交谈了十句话，向他打出了唯一的一拳头后就被一个不知名的盗猎分子偷袭，突兀地、瞬间地被枪杀了，挣扎了几下就牺牲在荒漠中。《可可西里》不重表现英雄主义，代表正义的一方突兀地、瞬间地被对手枪杀，让观众受到强烈的冲击和落差，增强了悲剧的力量和震撼力，达到陆川电影的目的和效果。
《寻枪》和《可可西里》的悲剧冲突都发生在为生存挣扎的百姓的斗争，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原因是两种互相冲突的善与善之间的斗争，彰明较著的恶，从来不会产生悲剧。只有纯粹的积极因素和纯粹的积极因素发生冲突，才能毁灭悲剧主角。”他认为“在希腊悲剧中，就表现两种‘价值’的冲突。”[3] 影片中的刘结巴和扒皮的农民马占林等人其实都是现今经济社会非法营利的受害者，虽然他们的做法法理不容，但在情感上，他们是值得同情的。刘结巴非十恶不赦的匪徒，他虽然偷了马山的枪并误杀了李小萌，但他也是假酒危害的受害者，他的家人被周小刚的假酒害死了，他的生存就是为家人报仇。马占林等农民因为当地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不能以放牧等为生，追随盗猎分子，为的是“扒一张皮子五块钱”。其实，他们是社会和人类破坏自然的受害者，这和盗猎分子之间的冲突是不同的。陆川通过双方在道德与现实的不同选择构成了两者的冲突和矛盾。《南京！南京！》中陆剑雄等人无法逃脱被屠杀的悲剧都延续了陆川式主角的悲剧命运，也扩大到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冲突，但都是对人性的探索。
看陆川的电影，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对男性阳刚味、责任感充分的表现，另一种便是对人性和道德的探索和反思。这在现今社会，都是一种呼唤。
参考文献：
[1]林少雄·《名家推荐2004年最具观赏价值中外影片》·2005年1月·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社·2页
[2]李彦·《陆川谈<可可西里>及其他》·《大众电影》（Popular Cinema）·2004年17期·40页
[3]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与喜剧》·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41页
[4]姚汝勇、杨玉霞·《理想主义者的死亡和悲剧美的诞生——看电影<可可西里>》·《广东艺术》·2005年第1期
[5]李柯川·《陆川 我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绿色中国》·2004年21期·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