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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成都市教育局组织的全市中学课堂教学设计大赛获一等奖 ， 2007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全国初中地理优质课赛课获一等奖， 2007-2009年度 被高新区党工委评为高新区优秀共产党员 ， 2010年 成都市教育局组织的成都市十万教师大比武（课堂教学比武）获二等奖 。 多篇论文获得省市各级各类奖励。 多次作为主研人员参与课题研究，曾获高新区科研成果一等奖。 多次参与省市区各级各类教师培训授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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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张衡。张衡是中国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
由于郑爽，张恒似乎已变为“公众人物”，任何举动都将引起媒体的关注。作为曾经相爱的明星情侣，郑爽和张恒之间的关系没有尊严地结束了。没有“我们不再是我们”，也没有“相别两宽各生欢喜”的祝福。我们了解到张恒和郑爽在媒体中破裂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们的关系破裂并告上法庭时，一起录制的恋爱真人秀节目刚刚结束了。自分手以来，张恒和郑爽基本上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2021年1月，张恒突然宣布他已成为父亲，并向公众舆论推了两个“无辜小生命”，这成为他毁掉郑爽的工具。张恒的举动，几乎使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两个孩子与众不同。用两个孩子摧毁了他们的母亲，张恒的举动遭到许多网民的嘲笑。“两个无辜的小生命”的出现使郑爽陷入了“代孕、弃养”的动荡之中，压倒性的舆论迫使她宣布退出娱乐圈，但这还没有结束。
张恒在民间借贷纠纷案败诉并判处监护权诉讼之前，公开郑爽使用阴阳合同和拆分片酬逃税，以期希望郑爽将被列入“法制咖”等级，让她再也不会回来。连击后击中郑爽，张恒得到了两个孩子的“抚养决定权”。到目前为止，他不再歇斯底里，而是想以体面的方式以郑爽结束争议。因此，张恒发表了很长的文章。张恒的长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内容有条理，思路清晰。当他公开获得孩子的“抚养决定权”时，他还向他们道歉：“孩子没有得到母爱的日子”。张恒还向因恋爱关系而几乎精疲力竭的父母们道歉，最后，张恒向关心此事的所有人道歉，并表示愿意接受法律惩罚以及公众批评。
只是，张恒要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结束张恒的关系纠纷并不容易。自从他把两个孩子扔给舆论，试图摧毁郑爽以来，公众一直不喜欢他。郑爽的行为是错误的，张恒的行为也不值得推广。张恒再次更新了长篇文章，这是她写给郑爽粉丝的一封信。从线条之间的线条来看，张恒应该是听众在互联网上对他的评价。他基本上列出了网民给他的所有昵称。他最初想像过去一样显示事实，提供证据，进行公开录音和聊天记录，以恢复真相并与网民作战。张恒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看着他面前熟睡的孩子，张恒意识到他错了。
在这件事上没有赢家，由于借入了2000万元，郑爽被迫释放“偷漏税”，而郑爽所要支付的价格则更多。仅2000万？为了消灭郑爽，张恒毫不犹豫地将孩子用作推翻郑爽的工具，最终输给了惨败。现在张恒，只是想作为父亲“请放手”。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控制它。不知道张恒在使用两个孩子毁掉母亲时，会想到这样的后果吗？
方积乾教授，1939年7月6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1961年获复旦大学数学学士学位，1982年至198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蒋庆琅教授，研究生命现象的随机过程模型，获生物统计学博士。1985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由讲师直接提升为教授。1991年至今，中山医科大学（现为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主任、博士导师。国际生物统计学会中国组负责人；中国卫生统计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卫生统计学会会长。曾在英国肯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学，1993以来，任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授。二、主要著述曾主编国家规划教材《数理统计方法》和《高等数学》，主编第一本医学计算机中文专著《电子计算机及其在医学中的应用》，主编的医学研究生教材《医学统计学与电脑实验》被列为教育部推荐教材，主编的《现代医学统计学》受华夏英才基金资助，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InternationalSciencePress(2003)分别以中英文出版，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卫生统计学（第五版）》于200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三、主要成果序贯判别分析方法和多状态生存分析的成果曾获北京市和卫生部科技进步奖。曾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生命现象的随机模型》和《离子通道门控动力学研究》、博士点基金课题《多状态模型的Bootstrap研究》和《生存质量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国家“七五”攻关课题《适应于肿瘤预防研究的生物统计学理论与技术》（卫生部科技进步奖）、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细胞膜单离子通道的门控动力系统研究》和《空气污染对健康损害的研究》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课题《中国人生存质量的测定与应用》（国家统计局科研成果二等奖）等。现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复杂性状基因定位数据连锁分析方法的研究》。四、已发表论文[1]黄玮俊李彩霞拉布周雁黎培兴胡彬普布卓玛格桑卓嘎方积乾王一鸣.藏族人群15号染色体中心粒区域基因的高精度连锁不平衡和单体型图谱及其与汉族人群的比较[J].科学通报，2006，51(3)：283～[2]王蓓高海莲刘雪琴郝元涛冯桂兰方积乾.WHO生存质量量表老年模块在我国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中的适用性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06，41(8)：687～[3]凌莉刘军韩璐唐广心方积乾.广州市农村流动人口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分析[J].华南预防医学，2006，32(2)：1～[4]王心旺方积乾.广东省居民健康、伤残、死亡三者间的量效关系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6，26(4)：445～[5]郝元涛方积乾宋心远朱淑明吴少敏.非线性因子分析模型参数估计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06，23(2)：108～[6]王心旺方积乾.基于混合正态模型的糖尿病住院病人医疗保险设计[J].中国卫生统计，2006，23(2)：118～[7]李彩霞黎培兴方积乾.传递不平衡的对称性检验的适用性[J].中国卫生统计，2006，23(1)：16～[8]颜杰相丽驰方积乾.灰色预测模型及SAS实现[J].中国卫生统计，2006，23(1)：75～[9]何春方积乾.极大似然估计和拟极大似然估计模拟之比较[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6，23(1)：114～[10]郝元涛方积乾PowerMJ吴少敏朱淑明.WHO生存质量评估简表的等价性评价[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2)：71～[11]刘清海方积乾.医学期刊统计学误用现状、趋势与对策[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6，17(4)：549～[12]赵利刘凤斌梁国辉陈金泉方积乾.中华生存质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J].中国临床康复，2006，10(8)：1～[13]王心旺方积乾.基于分类风险模型的最优奖惩系统设计及在特定疾病保险中的应用[J].中国自然医学杂志，2006，8(3)：185～[14]麦劲壮李河方积乾刘小清饶栩栩.Meta分析中失安全系数的估计[J].循证医学，2006，6(5)：297～[15]李彩霞黎培兴方积乾.家系数据紧密连锁位点的单体型频率估计[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44(3)：9～[16]凌莉刘军韩璐唐广心方积乾.广州市流动人口的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5，39(6)：395～[17]王心旺杨哲方积乾.广东省卫生行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产出效益分析[J].广州医学院学报，2005，33(1)：9～[18]万崇华方积乾汤学良张灿珍卢玉波孟琼高丽.SF-36量表用于肝癌患者生活质量测定的效果评价[J].肿瘤，2005，25(5)：492～[19]李彩霞黎培兴关永源方积乾.离子通道的混合密度参数估计与状态判别[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5，24(6)：62～[20]颜杰党容方积乾.配对设计两组多分类频数分布的比较方法[J].中国卫生统计，2005，22(5)：306～[21]颜杰谢薇方积乾.SPSS中随机抽样的精确实现[J].中国卫生统计，2005，22(4)：255～[22]匡莉方积乾徐淑一.医院规模经济与成本函数研究进展[J].国外医学：卫生经济分册，2005，22(3)：111～[23]金华方积乾.多维协变量具有测量误差的结构回归模型[J].生物数学学报，2005，20(1)：77～[24]刘清海方积乾.医学论文统计学报告指南的综述与思考[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5，16(4)：448～[25]黄玮俊李彩霞陈素琴孙健冬周雁方积乾王一鸣.中国汉族人群15号染色体中心粒区域5个基因的高精度单倍型及单倍型域构建[J].科学通报，2004，49(7)：649～[26]李彩霞黎培兴关永源方积乾.单离子通道潜在信号的马氏距离判别[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3(3)：111～[27]王心旺刘淑霞方积乾.健康期望寿命的综合评价[J].广州医学院学报，2004，32(4)：29～[28]王心旺杨哲方积乾.糖尿病保险费精算模型研究[J].广州医学院学报，2004，32(3)：7～[29]王心旺杨哲方积乾.广东省居民6种疾病负担研究[J].广州医学院学报，2004，32(2)：21～[30]杜勇李幼姬李彩霞郭辉JosephCKLeungManFLam杨念生黄锋先方积乾PatrickHMaxweⅡ黎嘉能王一鸣.Uteroglobin基因G38A多态性与IgA肾病相关关系[J].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2004，25(3)：200～[31]赵利陈金泉梁国辉刘凤斌方积乾.因子分析法在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研制中的应用[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24(11)：965～[32]郝元涛孙希凤方积乾吴少敏朱淑明.量表条目筛选的统计学方法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04，21(4)：209～[33]何春方积乾.多维平均处理效应极大似然估计的模拟研究[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4，21(4)：97～[34]颜杰李彩霞曾芳芳方积乾.如何控制SAS结果的输出[J].中国卫生统计，2004，21(2)：119～[35]张晋昕方积乾凌莉陈雄飞党容.基于预报效果的ARIMA模型筛选[J].中国卫生统计，2004，21(1)：6～[36]颜杰李彩霞方积乾丁守銮.完全随机设计两组t检验与秩和检验的功效比较[J].中国卫生统计，2004，21(1)：10～[37]刘颜李一明伍友春方积乾.深圳市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及相关因素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4，18(10)：41～[38]孙希凤郝元涛方积乾.老年人生存质量量表条目的初步筛选[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7)：455～[39]李彩霞黎培兴关永源方积乾.单离子通道潜在信号的阈值[J].数理医药学杂志，2004，17(4)：294～[40]刘凤斌方积乾王建华.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的探讨[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04，15(4)：290～[41]刘颜李一明伍友春方积乾.深圳市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认识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13(5)：576～[42]赵利刘凤斌梁国辉方积乾林丽珠陈金泉.中华生存质量量表的理论结构模型研制探讨[J].中国临床康复，2004，8(16)：3132～[43]金华何春方积乾.可交换条件下的结构回归模型[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2(3)：4～[44]黎培兴李彩霞方积乾关永源.单离子通道的隐马氏模型与状态的还原[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2(2)：9～[45]方积乾宇传华.第十三讲如何处理随访资料[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3，37(1)：63～[46]王心旺杨哲刘淑霞方积乾.广东省居民健康期望寿命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2003，24(3)：F002～[47]王心旺方积乾.健康-疾病负担测量与医疗保险精算方法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3，23(6)：1～[48]凌莉方积乾.三级医院病人就诊流向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2003，23(3)：11～[49]孙希凤方积乾.老年人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J].中华老年医学杂志，2003，22(8)：508～[50]陈雄飞董晓梅汪宁方积乾.多因子共线性的主成分logistic回归分析[J].中国卫生统计，2003，20(4)：212～[51]郝元涛方积乾.证实性因子分析在量表等价性评价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03，20(3)：130～[52]张晋昕方积乾赵晓华陈雄飞凌莉.医学时间序列谱分析中的日历因素及修正方法[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3，19(11)：690～[53]倪涛洋黎黎刘颜方积乾关永源.时间序列数据记忆性的判别方法[J].生物数学学报，2003，18(4)：502～[54]何春方积乾.可交换条件下多维结构回归模型总体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J].生物数学学报，2003，18(3)：321～[55]许宗利方淯靖方积乾.多元性状同胞对连锁分析方法及其在原发性高血压基因定位数据中的应用[J].生物数学学报，2003，18(2)：176～[56]许宗利方积乾.一般家系二分类性状的贝叶斯连锁分析方法[J].生物数学学报，2003，18(1)：15～[57]郝元涛方积乾.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等价性评价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12(3)：338～[58]郝元涛方积乾.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在医学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医院统计，2003，10(4)：240～[59]方积乾王显红.骨密度测量的统计质量控制[J].中国骨质疏松杂志，2003，9(3)：273～[60]许宗利方积乾.适宜于连锁分析文献的Meta分析方法[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2，36(3)：196～[61]刘凤斌方积乾.医学教育与生存质量[J].现代预防医学，2002，29(2)：206～[62]周旭毓方积乾.Gibbs岳样在HBV、HCV感染与肝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meta分析中的应用[J].中山医科大学学报，2002，23(3)：165～[63]凌莉方积乾.调整资源结构后医院的成本效益评价[J].中国卫生统计，2002，19(4)：214～[64]周旭毓方积乾.Meta分析中随机效应模型的Gibbs抽样及其应用[J].中国卫生统计，2002，19(4)：204～[65]方积乾周凤琼等.试论医院服务质量的评价与保障[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2，18(10)：630～[66]凌莉方积乾.卫生资源供给结构调整的方法学研究[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2，18(6)：351～[67]郑迎东方积乾.含有重度缺失的多维时间序列补缺方法及其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J].中国公共卫生，2002，18(1)：118～[68]凌莉方积乾.世界卫生资源配置模式探讨[J].卫生软科学，2002，16(2)：34～[69]方积乾柳青.我国恶性肿瘤筛查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肿瘤，2002，11(1)：10～[70]凌莉方积乾.病人就诊流向及医疗费用的变化[J].中国医院统计，2002，9(4)：219～[71]宇传华方积乾.骨质疏松症临床试验设计的统计学要点及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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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师资665人，其中教授117人，副教授197人，讲师268人；获硕士、博士学位师资379人；有博士生导师8人，硕士生导师420人；省教学名师4人。喻 田教 授 ，2007年5月任遵义医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从事麻醉学科研、教学与临床22年， 1989年获心血管外科麻醉硕士学位，1992年开始参与指导研究生， 1997年晋升为副教授，2001年破格晋升教授，2003年4月任麻醉系主任。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专家，贵州省科技、教育、卫生的评审专家。本省麻醉学科带头人之一 余志豪教授，全国著名麻醉学专家，《中华麻醉学杂志 》编委、《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编委、《贵州省麻醉学会》名誉主任，遵义医学院麻醉学奠基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曾任遵义医学院麻醉科主任、遵义医学附属医院院长、遵义医学院院长。石京山侗族，1959年6月出生，贵州锦屏县人，1982年毕业于遵义医学院临床医学系，获学士学位；1989年遵义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96年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1999年2月-2000年3月在瑞典王国哥德堡大学留学。2001年3月—7月在清华大学进修，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兼职博士生导师，中国药理学会神经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卫生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第九届编委，中华医学会贵州省分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贴，贵州省省管专家、政协第十届贵州省委员会文化卫生体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药现代化专家组专家、遵义市中药现代化领导小组成员，第三届遵义市人大代表，遵义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30多年前，余志豪教授随大连医学院南迁到遵义，现已从事麻醉学医疗、教学、科研50 年。余志豪教授麻醉学知识渊博，尤其在围手术期心肌保护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开创和领导的心肌保护研究涉及麻醉学和心脏外科的诸多前沿领域，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对小儿骶管阻滞的研究成果已为我国广泛采用，成为临床麻醉常用的方法。余志豪教授治学严谨、论著颇丰，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在国内麻醉界和心血管外科学术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先后以第一作者发表国家级杂志的论文40余篇（国家级37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的科技一等奖和贵州省的科技进步奖等20余项；同时，他还在辛勤耕耘、诲人不倦，已培养了大量的麻醉专业高级人才，其中大部分人现在已是各高等院校和省级医院的院长、主任、教授及研究生导师等。荣获“中国麻醉学特别贡献奖“ 芶大明，教授，麻醉系副主任，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专家，市管专家，中华医学会贵州省麻醉学会常务委员，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常委，民盟遵义市委副主委。1983年遵义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毕业留校工作，89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已从事麻醉学教学、科研、医疗20余年，主讲《麻醉药理学》、《临床麻醉学》、《外科学》，主持学院教学改革项目1项，参与教改项目4项。在省内率先开展对围手术期血液保护方面的研究，血液保护已成为我院麻醉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固定培养方向。共发表论文 3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国家级杂志9篇），获多项科研成果奖，目前承担多项省、市、院级科研课题。 朱昭琼，女，教授，1963年12月出生，1985年毕业遵义医学院医学系，留校到遵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麻醉学教研室暨麻醉科从事教学、科研、临床麻醉工作。2005年7月毕业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获得麻醉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华医学会贵州省麻醉学分会委员兼秘书、遵义医学院临床麻醉学教研室主任、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科麻醉科主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麻醉学的教学和科研一线工作，主持包括省教育厅课题在内的多项教改课题。参与麻醉药理学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承担各级各类教学工作，教学生动、风趣，深受学生欢迎,现任遵义医学院教学督导专家组成员。参编卫生部规划教材1部。目前作为项目负责人和指导者承担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20余篇，获得国家专利4项。张红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钱民章教授毕业于遵义医学院医疗系；1988获上海医科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医学硕士学位；1989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进修；1994-1998年作为交换访问学者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中心留学，被聘为该校医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从事医学院本科、硕士生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24年，99年以来培养硕士生16名，作为主要成员参加过国家863、75基因工程课题各一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有关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研究课题一项，均作出重要贡献。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8项。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其中9篇被SCI收录。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贵州省科技进步叁等奖一项。目前研究方向为心血管疾病分子生物学，侧重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理及天然产物防治的分子机制。邓飞汉族，病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1985年毕业于贵州省遵义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1991获得病理学硕士学位。1997获得病理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华医学会贵州省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肿瘤防治杂志编委，贵州省省管专家，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德国政府DAAD奖学金获得者,贵州省及遵义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曾在新加坡国际管理学院和北京教育行政管理学院学习。主编专著《淋巴瘤与瘤样增生病理学》，参编专著《现代恶性淋巴瘤病理学》和《全国医学转型教育系列教材：生物医学基础》。2006年任遵义中医高等专科学校校长，2008年11月任遵义医学院副院长。 口腔系刘建国教授 刘琪教授 葛颂教授 杨德琴教授 王凯 副教授 梁文红 副教授 陈舟 副教授 药理学学科带头人黄燮南教授，两度留学日本， 1996-1998 遵义医学院副院长， 1998 ～ 2005 年担任遵义医学院院长，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贵州省省管专家，中国药理学学会理事，心血管药理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贵州分会理事、贵州省生理科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心血管药理学研究和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
贾辅忠，主任医师，教授。195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66年南京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1980年4月至1982年4月在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第二内科研修肝脏疾病的临床和免疫机理。从事传染病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50余年，在治学过程中逐渐确立临床感染病学的完整体系。1992年任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教授。获国家“七五”科技攻关和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多项医学研究奖。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共80余篇；主编和参与编著书籍28部，其中《临床肝胆疾病》(1984年)、《医院内感染监控管理》(1990年)、《临床感染病学》(1998年)等对拓展学科发展有重要影响。曾任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学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江苏分会理事、江苏省病毒性肝炎防治指导小组副组长。曾担任中华传染病杂志、中国实用内科杂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临床肝胆病杂志等专业杂志的编委。李兰娟，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内科学（传染病）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浙江省科协主席。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肝衰竭与人工肝学组组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病专科医师分会会长，全国人工肝培训基地主任，国际血液净化学会理事，《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中国微生态学杂志》《浙江医学》主编及《中华传染病杂志》《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副主编。从事传染病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3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传染病诊治；肝衰竭与人工肝脏；感染微生态研究。创建了独特有效的人工肝支持系统（ALSS），在治疗重型肝炎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开辟了重型肝炎治疗的新途径，建立了我国第一株永生化人源性肝细胞系——HepLL，创建了分离肝细胞的新方法，完成了新型生物型及混合型人工肝的构建，研究成果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制定了《人工肝治疗指南》《肝功能衰竭诊疗指南》，编著了我国该领域的首部专著《人工肝脏》，引领我国人工肝研究发展的方向。创立了感染微生态学新理论，首次揭示微生态失衡在肝衰竭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发现细菌耐药新基因；提出了感染微生态防治新策略；主编了我国首部《感染微生态学》专著，研究成果200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近年来在“Journal Hepatology”“Journalof Clinical Virology”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SCI收录30余篇；承担了国家“863”“973”“十五”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余项；主编专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手足口病》《传染病学》等16部，其中，《传染病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2－2009年，中心独立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5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项；国家973项目：2项（分题负责单位）；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子项目牵头1项，参与5项；国家卫生部课题：3项；省级项目：13项；市科技项目：108项；国际合作项目：9项；中心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我国CDC系统中是受资助项目较多的单位之一。 2002-2009年获得各级科研成果23项，其中省科技进步 特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4项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 7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5项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 三等奖 2项 ☆传染病：艾滋病、病毒性肝炎、流感、人感染禽流感、疟疾、SARS、军团菌等；☆非传染病: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恶性肿瘤等；☆寄生虫病：疟疾、肝吸虫、隐孢子虫等；☆伤害：交通、职业、学校等；☆营养、环境、职业、社会、心理等健康危害因素；☆学科层面：现场流行病、分子流行病、分子生物学、蛋白组学、毒理（生化、分子）。 ☆庄志雄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化与分子毒理学，独立指导26名博士、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现为中国毒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委员、中国医学教育学会预防医学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亚洲毒理学会理事、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职业卫生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卫生毒理学会主任委员、广东热带医学会副理事长、《卫生毒理学杂志》、《中国公共卫生》、《中国公共卫生管理》、《中国性病艾滋病杂志》副主编、10余种杂志编委。主持和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科研基金、广东省科研基金十余项，发表科研论文100余篇，参加编写4本著作和教材的编写。多次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广东省科技进步奖、深圳市和广州市科技进步奖；1993年起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程锦泉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特聘教授，广东省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现任深圳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公共卫生管理》及《中国公共卫生》杂志副主编、《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编委、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流行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预防医学副会长、深圳卫生经济学会理事。先后在国际国内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和参与国家七.五攻关课题1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主持广东省卫生厅课题1项，深圳市科技项目等5项，还主持《深圳市区域卫生规划研究》，《深圳市卫生政策研究》、《深圳市控制梅毒艾滋病母婴传播及经济学评价研究》等项目以及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欧盟，中英、全球项目。2002年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4年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05年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06年、2008年分别获得深圳市科技创新奖。☆张仁利教授： 2000年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部，获得病原生物学医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热带病研究，现为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子生物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深圳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体感染受体分子生物学；传病蚊媒雌雄蚊差异基因组研究;同时担任广东省寄生虫学会理事，深圳市传染病与寄生虫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热带医学杂志、热带医学杂志编委等社会职位；先后在国际刊物Infection and Immunity, BBC, Cancer Research, Internationl Parasitology, parasitol Immunity 等刊物发表多篇有影响的论文，1998年获日本大幸医学奖。先后主持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Science(国际科学基金)、教育部等科研课题；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何雅青研究员：现任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医学病毒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特邀审稿专家、“中华临床与卫生”杂志副主编，深圳市预防医学会病原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防治人畜共患传染病专家组成员，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硕士生导师，深圳市医学继续教育中心兼职教授，为享受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脊髓灰质炎病毒、轮状病毒、诺沃克病毒、腺病毒、肠道病毒71型、SARS病毒及溯源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20余篇论文发表在国家一级杂志上，3篇论文发表于国外杂志上，其中论文《华南地区动物SARS样病毒的分离与鉴定》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在研课题两项，参与国家“973”计划项目和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课题各一项。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张建清主任医师，博士，是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恶英重点医学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现为广东省质谱学会理事、深圳市保健科技学会理事、深圳市实验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深圳市营养学会理事、深圳市预防医学会理化检验专业委员会委员。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期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共计24篇，参与编辑专著1部。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省、市级科研立项课题共计11项，同时获得国家、省级和市级科技成果奖共计三项。 ☆中山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已同以下高校建立高等院校教学基地（含研究生、本科生）：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共培养博士研究生23名、硕士研究生30多名、博士后3名。迁地重建：目前，一个占地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由一栋综合业务楼、一栋预防医学门诊楼、一栋后勤服务楼和三栋实验楼组成的新的疾控中心迁址重建工程正在建设之中，预计至2008年，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深圳疾控中心将在瑭朗山绿树红花的映衬下，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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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习惯的道路，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同上书》第51页）。爱利亚学派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但是应当指出，“理性”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种子论）的观点：理性（奴斯Nous,即心灵）是一种更精细的种子，由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理性”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而“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43页）这种原理被德谟克利继承并改造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中，“理性”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漠克利特认为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他们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样。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3页）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苏格拉底所揭开的哲学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195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同上》，第199页）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奥。亚里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辩哲学体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然后把它焦结在“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理性本体。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完全的经验主义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把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08页）而“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同上书》，第301页）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节）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三、理性的内部分裂——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共命运的。而经验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成分，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样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漠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正本质。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者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而来的抽象观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谟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府理性的作用于高于感性，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集中涵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所填补。大陆唯理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中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一种哲学史观点认为大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地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莎则认为“真观念”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屁兹走得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生一种“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唯理论者所揭橥的与经验理理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天赋理性论”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从另一个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特征。但是“天赋理性”论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无论是经验理性论，还是天赋理性论都同样重视方法论，把它们各自带有片面性。经验理性论着重归纳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而天赋理性论则重视演绎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普遍原则出发下降到经验世界。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斗角逐，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在历史上必然走到绝境。四、批判理性——康德的理性观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的对垒，到了十八世纪末，双方都濒临绝境，无法再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哲学运演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会合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历史分流，寻求逃脱困境的出路。康德哲学这时应运而生。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大旗把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全面探索科学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条件，他说“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第257页）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识还有赖于人类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分“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部分全面细致地探索了人类认识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临的绝境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进一步弘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理性论在考察、研究，分析人类认识能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综合了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关于人类认识探索的优秀成果，在人类认识史上建构了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动摇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为信仰留出了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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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 理查德·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 Daniel Garber, Michael Ayer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法]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 [荷] 斯宾诺莎：《伦理学》，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 [英] F. 培根：《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 [英] 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 [英] 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 [德] 卡西尔：《启蒙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0. [德]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 [德]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 1．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01。 2． [德]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4． [澳] 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 [德]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 [德]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美] 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9．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 10．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1． [法] 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1999。 12． 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13．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反思来路，我们却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较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态度；往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欲提请人们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及引起极大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尤其是尝试对此误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上的偏识，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与思考的愿望。 一 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073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126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万多人，差会达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人。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难。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教育方面占，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考，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应该予以区分。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当年的直接对待上，还是在后来的学术探讨上，往往是盲目化情绪化的时候多，以同情与了解的态度对待和研究则少矣。 在对待上，最典型的有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中的杀教民、杀传教士、焚毁教堂。据基督教广学会季理斐（Rev. D. M. Gillivray）所著的《庚子教案受难记》的不完全统计，从1900-1901年12月，义和团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徒30000人；杀死的外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教堂有近3/4被毁。[12]（P513）再有此后一系列大小教案；在20年代，又有知识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一直持续六年多时间。所有这些行为、事件甚至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析起来，不出四种： 其一，是把基督教妖魔化，许多地方绅民，包括许多官吏，相信并传布各种污秽荒诞的诬教言论。如教堂以迷药诱人入教；教士能以术御女，或以媚药奸淫妇女；男女同室听道聚会，被认为男女群聚行淫乱之事；育婴堂被指责为“诓婴儿，挖目剖腹，吸食脑髓”；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以为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之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甚至教会所办慈善施舍事业，亦被认为只是为了诱愚民入教；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以上之想象，多首出于士绅之口，与基督教实际相去甚远，其于基督教毁损若何，可以不论；但这中间难道没有折射出我们的文化道袍下面，所遮掩着的淫秽与污浊吗？设以健康的文化心态，会这样想象别人吗？义和团时期，“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常说是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把她们订在墙上。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阴毛编织的‘万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这些说法，仅仅用“愚昧”二字来认识，是远远不到位的。 其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看法实在多出误解，起因有四：第一、误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天主教相同，其实它乃一中国特色的四不象。清廷痛恨洪秀全者，一并及于天主教，认为其煸惑人心，图谋不轨。第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有保护外人传教及教民利益条款，从而置教士、教民于一特殊群体中，使传教活动大大超出了纯粹宗教范围。这中间尤以法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给予保护为典型，他们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务，偏袒教民，引起官民极大愤慨。如此，西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宗教动机，已与各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混合为一，难以分别；并且，这中间确实出现过不少十分伤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第三、教会内部出于传教或赈灾目的，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查、数据统计，以及绘制的地图表格，被误认为间谍行为；另外，由于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深入内地，无远弗届，三教九流，无不接触，传教的方式方法又异于国人所能了解、理解和接受的范围，这一切，亦易引起怀疑和猜测。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传教士干过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丑恶事情，也不排除一些统计和图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的情形。第四、不少入教者素质极为低劣，实为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入教以获得庇护。他们逃避政府政令役税，犯案可倚势从轻，其跋扈乡里，为所欲为，外来教士每每不察或难察实情，有意无意袒护之，于是引起公愤和官绅对基督教之鄙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的有教养和有社会地位的教徒的人数从来都微不足道。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有些中国教徒“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徒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到：“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得安其生。” 其三，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异类化，认为其不讲伦常道德，类于禽兽。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旧式士绅与官僚阶层。现录湖南士绅全省公檄如下，很能说明当时士人阶层的总体看法：天主教“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很显然，这里边有些是文化与习俗之差异，有些则是误解甚至是莫须有。另，湖南衡阳绅民呈请禁教的公呈有议论说：“窃维天主教者，肇自岛夷，情同禽兽，前古未之有也。”“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旦化为倮虫人之域，狷狷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如此想法与情绪，让人莫名所以。有人指出，同治年间多次反教案件中，“士绅人物常是主要策划者与煸动者，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则常是打教的群众。”谈到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1900年5月底随英国侵华军舰“奥兰度”号来到天津，并参加了战争的G??吉普斯准尉，在他后来写的《华北作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而是来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但是，他们教唆、煽动乱民对平安相处的基督教‘蛮夷’横加凌辱，甚至迫害。”以上情况，主要当然是由于文化差异及闭目塞听，所导致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大的误解与冲突；然而，这里也不能排除现实利益因素的考虑。梁启超曾指出过，“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原因何在，大可深思。 其四，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完全对立，将其等同于黑暗与愚昧的迷信。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觉醒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中间，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20年代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均持此观点，“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都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洗礼，他们多受科学至上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费尔巴哈、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又于20年代初受罗素、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的影响，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尤其基督教。然而，我们且听听当时个别的不同声音，梁启超对非宗教同盟“讨武檄”式的电报，及“灭此朝食”一类的激烈言辞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做法淹没了“恳切严正的精神”，并暴露出国民“虚骄的弱点”。傅铜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本身便带有宗教色彩，并且是非科学的，“所发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话，都是门外汉的反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问题的著作的总数还要多。”这一现象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比所谓的对立要复杂得多。 总括以上四种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几种思想倾向，而很少顾及事实之全部与学理之深入。这中间的第二条，即政治倾向中，相当原因应归之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及传教方式上的问题外，其余三条，皆属于我们应从自身检讨的范围。难道不是吗 回答者：ken_su - 魔法学徒 一级 6-4 10:09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著名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尼采首先是一个语言学家，然后作为一个哲学家或者称之为自由思想者，他的许多著作里都包含了现代心理学的内容。他是一个充满着反叛精神的诗人哲学家，他强力地批判了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否定基督教传统的道德体系，主张重估一切价值，更提出了超人理论和永恒轮回的命题，渴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强力的思想文化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尼采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他不同于他年轻时代的精神导师——叔本华之处就在于，他渴望着在这个虚无的世界上寻找到一种意义，或者说创造出一种生存的意义，以此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他的思想为后来的存在主义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但是由于尼采的某些思想过于极端，过于的强力，因此后来被纳粹所利用而染上“纳粹哲学家”的污名。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写，任何伟大都会被误解。 尼采的诗歌 太阳沉落了 1 你不会再干渴得长久了， 烧焦了的心！ 约言在大气之中飘荡， 从那些不相识的众人口中向我吹来， 强烈的凉气来了…… 我的太阳在中午炎热的照在我头上： 我欢迎你们，你们来了， 突然吹来的风， 你们，午后的凉爽的精灵！ 风吹得异样而纯洁。 黑夜不是用斜看的 诱惑者的眼光 在瞟着我吗？…… 保持坚强，我的勇敢的心！ 不要问，为什么？—— 2 我的浮生的一日！ 太阳沉落了。 平坦的波面 已经闪耀着金光。 岩石发散着热气： 也许是在午时 幸福躺在他上面午睡？—— 在绿光之中 褐色的深渊还托出幸福的影子。 我的浮生的一日！ 近黄昏了！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 一半的光辉， 已经涌出象露珠 一样的眼泪， 白茫茫的海上已经悄悄地流过 你的爱情的红光， 你的最后的动摇的永福。 3 金色的欢畅啊，来吧！ 你是死亡的 最秘密、最甘美的预尝的滋味！ ——我走路难道走得太快？ 现在，我的脚疲倦了， 你的眼光才赶上我， 你的幸福才赶上我。 四周围只有波浪和戏弄。 以往的苦难， 沉入蓝色的遗忘之中—— 我的小船现在悠然自得。 风暴和航海——怎么都忘了！ 愿望和希望沉没了， 灵魂和大海平静地躺着。 七重的孤独！ 我从未感到 甘美的平安比现在更靠近我， 太阳的眼光比现在更温暖。 ——我的山顶上的冰不是还发红光吗？ 银光闪闪，轻盈，象一条鱼， 现在我的小船在水上漂去…… 星的道德 注定走向星的轨道上面， 星啊，黑暗跟你有什么相干？ 快乐地穿过这个时代行驶！ 愿它的悲惨跟你无关而远离！ 你的光辉属于极远的世界， 对于你，同情也该算是犯罪！ 你只遵守一诫：保持纯洁！ 回答者：linnan7060 - 童生 一级 6-4 14:40我写过一篇尼采的论文，给你怎样？ 回答者：summeragain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6-4 19:48 这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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