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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万人，流动人口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通过人物的语言写人。人物的语言要充分个性化的，能表现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让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城市病的表现及其治理：
1、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人地矛盾尖锐。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率问题突出等。
2、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
3、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
4、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5、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通过人物的语言写人。人物的语言要充分个性化的，能表现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让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前情提要：大城市有三病：公共资源短缺、污染和犯罪，为治疗城市病，人为的限制人口流动，反而会造成区域发展不均衡。 身在魔都，我习惯了去哪都要1个小时的路程，习惯了站在拥挤的地铁上看着对面空旷的车厢，也不免心中嘀咕太远太挤太累。上海地铁已经开通到17号线（规划到26号线），公共交通还算便利，也难免会出现下图的尴尬。 上海的地铁，南通松江，北达宝山，但除了内环以外缺少环线，才会出现上图的局面。 尽管上海已跻身全世界地铁长度最长的城市之列，但地铁的密度还明显落后于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大都市，如果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讲，上海还需要建更多更密集的地铁。如果有一天，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可以实现任一地点500米范围内必有地铁站，地铁出行比例达到80%以上，那时的地面交通将不会再拥堵，污染也相对减少。据说这就是纽约、东京、香港已经实现的景象（没去过未亲证）。 特大城市的拥堵与道路的规划也不无关系。中国特大城市的道路往往是大马路多，小马路少，路网密度低。在上海，浦东新区的车道比浦西宽多了。中国在建的新城，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大马路的形式。从直觉上来说，很多人会相信大马路的模式有利于缓解道路拥挤，实际上并非如此，小马路密集的模式一方面可以像毛细血管一样分流主干道路的车流；另一方面，大量的小马路路边可以有足够的人流，从而发展起沿街的商业，这样既增加城市生活的便利度，又可以缩短居民生活的半径，减少开车出行的需求，城市拥堵反而可以得到缓解。 更为突出的问题出现在公共服务上：学区房太贵，医院太拥挤。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大大低估了实际的人口增长。20世纪末的规划认为到2020年上海人口是1800万，事实上现在已经达到2418万。 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问题，也是导致今天出现“城市病”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主要靠地方财政支持，包括学校和医院，特别是基础教育。特大城市传统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市中心。与此同时，人口在逐渐往郊区扩散，一方面外来人口也在往郊区集中，同时，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也在往外搬。大量优质中小学在市中心，人们在往郊区搬，越来越多的家长开车接送小孩上学。这导致了一个交通现象：熊孩子们的开学终结了寒暑假的良好交通。 中国的特大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有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就应该是医疗、教育。因此当面临医疗和教育资源短缺时，恰恰应该引入各种资本，增加医院和学校的供给。随着人口流动的限制最终会放松，未来特大城市迟早要实现不同人群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也是中央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精神所指。现在特大城市的高中数量规划，是根据本地户籍的孩子数量规划的。如果这一点不改变的话，等到未来公共服务逐渐均等化，户籍制度逐渐被淡化的时候，特大城市有一天将面临严重的高中供给不足的问题，等到那时候再去考虑高中的数量问题，可能已经太晚了。 从古代的治水到现代城市的“治病”，“堵”从来都不是出路。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万人，流动人口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前情提要：大城市有三病：公共资源短缺、污染和犯罪，为治疗城市病，人为的限制人口流动，反而会造成区域发展不均衡。 身在魔都，我习惯了去哪都要1个小时的路程，习惯了站在拥挤的地铁上看着对面空旷的车厢，也不免心中嘀咕太远太挤太累。上海地铁已经开通到17号线（规划到26号线），公共交通还算便利，也难免会出现下图的尴尬。 上海的地铁，南通松江，北达宝山，但除了内环以外缺少环线，才会出现上图的局面。 尽管上海已跻身全世界地铁长度最长的城市之列，但地铁的密度还明显落后于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大都市，如果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讲，上海还需要建更多更密集的地铁。如果有一天，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可以实现任一地点500米范围内必有地铁站，地铁出行比例达到80%以上，那时的地面交通将不会再拥堵，污染也相对减少。据说这就是纽约、东京、香港已经实现的景象（没去过未亲证）。 特大城市的拥堵与道路的规划也不无关系。中国特大城市的道路往往是大马路多，小马路少，路网密度低。在上海，浦东新区的车道比浦西宽多了。中国在建的新城，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大马路的形式。从直觉上来说，很多人会相信大马路的模式有利于缓解道路拥挤，实际上并非如此，小马路密集的模式一方面可以像毛细血管一样分流主干道路的车流；另一方面，大量的小马路路边可以有足够的人流，从而发展起沿街的商业，这样既增加城市生活的便利度，又可以缩短居民生活的半径，减少开车出行的需求，城市拥堵反而可以得到缓解。 更为突出的问题出现在公共服务上：学区房太贵，医院太拥挤。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大大低估了实际的人口增长。20世纪末的规划认为到2020年上海人口是1800万，事实上现在已经达到2418万。 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问题，也是导致今天出现“城市病”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主要靠地方财政支持，包括学校和医院，特别是基础教育。特大城市传统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市中心。与此同时，人口在逐渐往郊区扩散，一方面外来人口也在往郊区集中，同时，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也在往外搬。大量优质中小学在市中心，人们在往郊区搬，越来越多的家长开车接送小孩上学。这导致了一个交通现象：熊孩子们的开学终结了寒暑假的良好交通。 中国的特大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有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就应该是医疗、教育。因此当面临医疗和教育资源短缺时，恰恰应该引入各种资本，增加医院和学校的供给。随着人口流动的限制最终会放松，未来特大城市迟早要实现不同人群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也是中央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精神所指。现在特大城市的高中数量规划，是根据本地户籍的孩子数量规划的。如果这一点不改变的话，等到未来公共服务逐渐均等化，户籍制度逐渐被淡化的时候，特大城市有一天将面临严重的高中供给不足的问题，等到那时候再去考虑高中的数量问题，可能已经太晚了。 从古代的治水到现代城市的“治病”，“堵”从来都不是出路。
浅谈微表处技术在治理沥青路面早期病害的应用论文
【摘 要】 贵州省某高速公路经多年营运，出现了车辙、裂缝、坑槽、麻面等损坏现象，急需进行维修养护。相关部门决定采用微表处施工工艺对部分路段进行修复(厚度为10mm)，以探索和积累微表处技术在我省沥青路面早期病害治理方面的方法和经验，以便为路面养护工作提供更经济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微表处技术 治理沥青路面 早期病害
一、微表处
微表处是乳化沥青稀浆罩面的高级形式，它适用于重交通道路的预防性养护和路面轻度车辙等的早期修护和新建路面的抗滑磨耗层。微表处是采用专用机械设备将聚合物（改性）乳化沥青、粗细集料、填料、水和添加剂等按照设计配合比拌和成稀浆混合料摊铺到原路面上，不需碾压，并很快开放交通的、具有高抗滑和耐久性能的薄层结构。
聚合物改性乳化沥青是经聚合物改性的乳化沥青，本条线改性乳化沥青种类为BCR,其软化点大于等于53℃。
二、微表处施工前对原路面的处理
1.原路面结构强度必须满足要求，否则应事先进行翻修甚至换填路基等方式补强处理。
2.原路面存在的局部结构性破坏，必须在分析病害成因的基础上选择沥青挖补，然后再进行微表处罩面。
3.原路面的裂缝必须事先进行灌缝处理，否则原路面上宽度大于5 mm的裂缝在通车后便会反射到路面上。
4.对深度在25~40mm的车辙先进行多次车辙填充；深度在15~25 mm的车辙用车辙填补箱单独处理，深度小于15 mm的局部车辙可直接做一次微表处罩面。
5.对原路面上的标线等先进行刨除，在微表处施工前应用鼓风机将路面渣滓等吹净，有油污的路面应彻底清洗干净。
三、施工控制要点
1.集料及矿料级配
集料中要有一定数量的粗料起骨架作用，粗料过少将会造成粗细集料之间嵌挤力下降，导致强度和高温稳定性降低，集料中还需要掺加适当数量的细料以保证稀浆的密实性、粘结性、耐久性和和易性；还应严格控制砂当量指标，低砂当量表明骨料中粘土含量较高，会导致石料与乳液裹附困难，成型后路面会产生细微裂缝。矿料的级配通常采用中粒式或粗粒式（JTGF40/ MS- 2或MS-3型），本次微表处施工矿料根据路段情况及业主的要求，采用了坚硬、粗糙、耐磨耗的玄武岩为粗集料（），其级配满足沥青混合料用粗集料要求；采用石灰岩为细集料（），其级配满足沥青混合料用细集料要求，合成JTGF40规范中 MS-3型矿料级配，矿料级配见下图。并严格控制机制山砂砂当量指标（砂当量不小于65%）。成型后的路面结构厚度为10mm左右。
2.改性乳化沥青
改性乳化沥青根据高速公路路面的情况和要求，我们选用BCR改性乳化沥青，主要特点是可提高高温稳定性，提高与骨料的粘附性，提高路面的抗剥落性，具有很好的韧性及粘韧性等。改性乳化沥青各项技术指标满足下表要求。微表处用乳化沥青技术要求：
3.填料—本混合料填料采用的P. 水泥。
4.水——不得含有有害的可溶性盐类、能引起化学反应的物质和其它污染物，一般饮用水即可。
5.配合比—微表处混合料配合比设计，由国内沥青权威供产商科氏沥青材料有限公司出具。
6.微表处施工过程检验要求（微表处施工过程检验）
四、在本工程施工中体现出的主要优点
工期短，施工方便、施工使用人员少、施工速度快连续式微表处摊铺机在供料和天气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保持连续工作，1天之内能摊铺300-400t微表处混合料，折合为 长的标准车道，施工后即可成型通车，交通开放时间快，工期短，施工季节长，可以在不影响交通畅通的'情况下进行路面的维修养护工作，特别适合于高等级公路及城市干道的快速维修和养护。
抗磨耗和抗滑性能微表处封层的磨擦系数大，能够很好地提高路面的抗滑能力。在自然气象条件差的天气下，提高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性。
防水功能，微表处具有很好的封层效果，在路面形成一个致密防水层，能够有效地阻止雨水渗透到路面下层，因其较薄的结构在桥面上使用，桥面也不会增加太大重量，也不会影响排水，防止桥面由于水损害而产生破坏、病害。
降低费用，首先微表处罩面与沥青混凝土罩面相比，其结构厚度较薄，相应造价较低；其次由于微表处的预养护功能，在路面的寿命期内摊铺3-4次微表处封层，能够提高路面的使用寿命，降低道路维修养护费用。
节能环保，与热拌沥青混合料相比，在常温条件下作业，降低能耗，符合环保要求。 微表处可应用于沥青及水泥混凝土两种不同的路面上（在水泥路面上铺微表处，需洒粘层油）。
五、结束语
通过该高速公路行车实践表明，微表处施工后的路面效果良好，有优良的修复车辙功能，与原路面粘结牢固，脱皮现象极少，微表处技术与其它的路面施工养护措施相比，具有施工快捷方便，大大缩短开放交通时间，节约能源，成本较低等优点，是一种功能完善的道路养护方法。因此，微表处技术以其优良的使用性能和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城市病的表现及其治理：
1、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人地矛盾尖锐。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率问题突出等。
2、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
3、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
4、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5、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通过人物的语言写人。人物的语言要充分个性化的，能表现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让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前情提要：大城市有三病：公共资源短缺、污染和犯罪，为治疗城市病，人为的限制人口流动，反而会造成区域发展不均衡。 身在魔都，我习惯了去哪都要1个小时的路程，习惯了站在拥挤的地铁上看着对面空旷的车厢，也不免心中嘀咕太远太挤太累。上海地铁已经开通到17号线（规划到26号线），公共交通还算便利，也难免会出现下图的尴尬。 上海的地铁，南通松江，北达宝山，但除了内环以外缺少环线，才会出现上图的局面。 尽管上海已跻身全世界地铁长度最长的城市之列，但地铁的密度还明显落后于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大都市，如果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讲，上海还需要建更多更密集的地铁。如果有一天，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可以实现任一地点500米范围内必有地铁站，地铁出行比例达到80%以上，那时的地面交通将不会再拥堵，污染也相对减少。据说这就是纽约、东京、香港已经实现的景象（没去过未亲证）。 特大城市的拥堵与道路的规划也不无关系。中国特大城市的道路往往是大马路多，小马路少，路网密度低。在上海，浦东新区的车道比浦西宽多了。中国在建的新城，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大马路的形式。从直觉上来说，很多人会相信大马路的模式有利于缓解道路拥挤，实际上并非如此，小马路密集的模式一方面可以像毛细血管一样分流主干道路的车流；另一方面，大量的小马路路边可以有足够的人流，从而发展起沿街的商业，这样既增加城市生活的便利度，又可以缩短居民生活的半径，减少开车出行的需求，城市拥堵反而可以得到缓解。 更为突出的问题出现在公共服务上：学区房太贵，医院太拥挤。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大大低估了实际的人口增长。20世纪末的规划认为到2020年上海人口是1800万，事实上现在已经达到2418万。 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问题，也是导致今天出现“城市病”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主要靠地方财政支持，包括学校和医院，特别是基础教育。特大城市传统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市中心。与此同时，人口在逐渐往郊区扩散，一方面外来人口也在往郊区集中，同时，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也在往外搬。大量优质中小学在市中心，人们在往郊区搬，越来越多的家长开车接送小孩上学。这导致了一个交通现象：熊孩子们的开学终结了寒暑假的良好交通。 中国的特大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有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就应该是医疗、教育。因此当面临医疗和教育资源短缺时，恰恰应该引入各种资本，增加医院和学校的供给。随着人口流动的限制最终会放松，未来特大城市迟早要实现不同人群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也是中央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精神所指。现在特大城市的高中数量规划，是根据本地户籍的孩子数量规划的。如果这一点不改变的话，等到未来公共服务逐渐均等化，户籍制度逐渐被淡化的时候，特大城市有一天将面临严重的高中供给不足的问题，等到那时候再去考虑高中的数量问题，可能已经太晚了。 从古代的治水到现代城市的“治病”，“堵”从来都不是出路。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近些年，一线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扰，准一线城市也正在或即将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产业发展不够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等。
报道称，相关人士表示，克服“大城市病”是现代化城市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的重中之重。国际上，城市病问题主要发生在首都地区和特大城市，而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经蔓延到许多二线城市，体现在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空气污染、社会安全弱化、就业困难等多个方面。
除了重点发展城市群外，还应放开对大城市的限制、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构建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体系，强化大城市的规划与管理，用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弱化拥挤效应对大城市规模经济的抵消。
最后对于一些人口拥挤的准一线城市，应疏散中心区的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配置，转变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将离心疏散确立为未来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
希望大城市病可以早日得到有效的治理！
中国区域经济未来如何兼顾增长和平衡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 中信出版社 《 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 》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布局。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和区域平衡发展两者之间一直被认为是存在矛盾的。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经济的过度集聚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原因。同时，东部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迅速膨胀，拥堵、污染和各种公共服务资源紧张问题愈演愈烈，人们也普遍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人太多”。 所以，近十几年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平衡战略层出不穷，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资源投入，包括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和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这些地区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吸引投资来促进增长。同时，政策对东部地区特别是超大城市实行土地供应收紧和严格的落户标准，来限制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以求治愈“城市病”。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我国面临着许多迥异于以往的问题和挑战，我国自身的经验、国际上的经验，似乎都难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直接的借鉴。为此，需要深入分析今后发展的潜力、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围绕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战、新问题，寻找可行的解决之道。 中央有关决策部门委托中国经济50人论坛开展了一项关于“十四五”和到2035年我国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改革的研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领衔成立专家课题组进行专题研究，最终形成了《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在书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陆铭给出了中国区域经济未来如何兼顾增长和平衡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收敛”的思考 为平衡区域发展，实现所谓的“收敛”，中国政府在2003 年后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资源倾斜，包括土地供应和转移支付，通过产业转移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中国的例子似乎完美印证了发展经济学中通过产业转移实现“收敛”的发展模式。但本文强调对理论的应用一定要注意它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 中国2003 年之后出现的“收敛”现象，不仅没有基于人口的自由流动，为实现“收敛”所进行的产业转移也并不是资本追求更高回报的结果。 中国的人口集聚落后于经济和产业的集聚，本应该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提高人口的集聚程度，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但社会各界没有理解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往往把经济在少数地区的集聚误解为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全球普遍存在的集聚效应被污名化为“虹吸效应”，造成了社会各界普遍反感产业向少数地区集中。于是，长期以来，政府在政策上对于发达地区采取抑制措施（比如收紧建设用地指标），试图“倒逼”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同时，用行政力量推动产业转移。 一方面，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尽管有少数符合了内地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些不依赖于海运贸易的制造业，但大量产业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地区间平衡增长的效果。 相反，有些欠发达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污染型的产业来实现短期的GDP 增长。更多的中西部地区政府利用政策优惠，投资兴建了大量的工业园和新城，短期内成为西部的增长明星。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中西部保留了大量的经济开发区和新城，这些政策虽然从短期看可以在经济总量上给欠发达地区带来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由于缺乏集聚效应，相应的政策伴随着低效率的发展。 新城大量建设在人口流出地，也已经出现了总量过剩和规划超标，还伴随着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原本说“发展是硬道理”，但在人口流出地进行大量的无效投资，却造成了“硬发展是没道理”的局面。 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地区的抑制措施，比如建设用地指标的收紧，导致东部沿海特别是大城市房价的迅速攀升。房价的上涨推高了工资水平，首先，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赶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其次，工资过快上涨带来的是劳动力成本的攀升，相比之下，资本的价格因为利率长期被压低而处于低位，所以企业被迫以资本投入代替劳动力投入，致使中国出现了过早的产业升级。过度使用资本，还造成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从而抑制居民的消费水平，抑制服务业的发展。 此外，钟粤俊等人的研究显示，人口密度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但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集聚，中国的行政力量将人口导向人口密度低的农村和小城市，这严重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所以，“中国式收敛”是需要十分警惕的。国家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各类补贴和支持，要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角度来考虑，如果资源配置出现低效率，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不利的。 如何兼顾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平衡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2020 年，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启动“十四五”规划，迎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如何发展需要认真的思考，当前的资源空间错配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有关，如果相关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将为未来更高质量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2019 年8 月26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要保障民生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在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指导下，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再加上中国自己过去所做的尝试，面向未来的空间发展规划，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第一，要加快实施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要重启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 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根据规模和功能定位差异，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半径30~80 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轨道交通连接起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强化其增长极作用。 要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中下游）黄金水道沿线地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的竞争力，因为这一地区的内河航运和海运条件具有全球竞争力。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间和地区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可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的劳动力短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占比将持续提高，可以创造大量就业，特别是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缓解贫困。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城区人口500 万以上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人群的落户进程。 第三，加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 为步入高收入国家做准备，建议尽快推行12年义务教育，其重点对象是农村户籍儿童。建议加强在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均等化，促进留守儿童和进城随迁子女在城市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既有利于流动人口家庭团聚，又有利于人力资源大国建设。 特别是在超大城市，人口老龄化和产业集聚带来大量劳动力需求，而面向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资源又严重不足。 对此，建议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同，增加教育投入。随着12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口流入地，特别是在特大和超大城市，将面临大量新增的高中阶段教育需求，对此趋势应早做准备。 第四，增强土地和住房管理的灵活性。 土地和住房供应要与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真正做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建议在人口持续增长和房价高企的城市增加建设用地供应，加强低效利用的工业和商服用地向住宅用地灵活转换，建设更多商品房和公租房，适度放松容积率管制，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对城中村等低成本居住形态的包容度。 在人口流出地区做减量规划，公共服务适度地向中心城区集中。对已经进行的投资要做科学的评估。要高度重视上一轮投资中形成的工业园、新城、基础设施等不动产所带来的地方金融和财政风险。对于缺乏回报且不可持续的项目应及时终止。 进一步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使人口流出地闲置的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地区交易和再配置，提高农民在指标异地交易中的收益。 第五，在人口流入地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 在城市出现的拥挤和污染等问题，主要不是由城市的人口数量导致的。特别是在拥堵方面，城市的外来人口大量在工作地附近租房，对于拥堵产生的影响不大，通过控制城市外来人口数量来治理拥堵效果有限。 要看到，人口集聚背后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减少人口集聚来治理城市病是得不偿失的，不如从供给侧加大改革力度，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和都市圈，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布局。相关投资既可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又可拥有可持续的回报，还可以缓解城市病，减少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压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宜居和社会和谐三个目标的共赢。 第六，在欠发达地区要实行有区分的、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 对于在都市圈或者核心大城市周围的地区，可以进一步集聚制造业和服务业。 其中，将有两种可持续的产业类型：一是服务于本地需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二是服务于外需但是出口不依赖于海运的制造业。 在另外一些地区发展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由于创造GDP 的总量受到资源限制，应该通过引导人口流出来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要与所对应的产业比较优势相关联。 对于比较优势在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的地区，要相应地提供与产业竞争力相吻合的基础设施。要建设有利于将产品运出来、将游客运进去的基础设施。 建议对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大面积铺开的高铁项目进行投资回报评估，考虑在中西部地区以更多的机场建设取代过量的高铁项目，因为机场更加适合人口密度低且地形复杂的地区。 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要更多强调“有效性”，要从投资于不动产转向投资于人。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园、新城、基础设施总体上已经过剩，未来应转而投资于教育和医疗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事业，改善生活质量，提升人口素质，为更长期的发展打下基础。 第七，行政和财税体制要向着促进一体化和区域分工协调发展的方向改革。 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和评估，要淡化直至取消GDP 总量的指标。 特别是对于人口流出地，更是要减少对于GDP总量增长的激励，以免人口流出地仍然做总量的增量规划，以及地方之间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恶性竞争，防止不同地区在产业选择上的雷同化发展。 在淡化相对劣势地区的GDP 总量目标的同时，国家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有效的转移支付，促进不同地区生活质量的均等化。城市群内部要在一体化进程中，形成不同城市之间更有效的共同发展和财税分享机制。 如果喜欢，请点下“在看”或者分享到朋友圈。 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