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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学《琵琶行》，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写“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好不可怜；后来这诗还生了个典故，叫“江州司马”，专指那些在仕途上不大顺畅的人，再添一层可怜，觉得白居易真是失意得彻底。大了才知道，老白在浔阳的日子，可没他自己在《琵琶行》里写得那么惨。 浔阳是江西九江市的古称，扼赣、鄂、皖三省之咽喉。 周瑜在这里练过水师，东晋（公元317年－420年）全靠浔阳这块儿的漕运，才不至于穷得吃不起饭。南朝时（公元420年—589年）朝廷偏安，浔阳作为首都的屏障，更是成了攸关存亡的战略要地。南宋岳飞在浔阳打过金兵，元末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水战也在这儿，既是兵家重地，又是繁华商区，还有大名鼎鼎的庐山，老白在这里，日子能有多惨？ 果然三十年后老白写诗，“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时”，很怀念在浔阳游山玩水的景象，还嘱托人家要替自己去故友，东林寺长老那儿走一遭。不怪他惦记，浔阳风景，的确不差。 譬如东晋张僧鉴在《浔阳记》里写，浔阳有座鸡笼山（今江西九江鸡笼山），山下有条小溪，溪中浸着大石块儿，累累叠叠，漂亮得很，像是有谁特意堆出来似的。这水不大深，只到女孩子的小腿，但每天早晚都有涌泉，跟潮水似的，喷薄而出，时刻一点儿不差。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这潮气势就更足了，所以当地人叫它“潮泉”。 潮我只知道钱塘潮。最壮观的秋潮，说是白练横江，天边轰隆作响，似有银龙急奔而来，掀起泼天风浪。鸡笼山下的潮泉，水那么浅，气势能到什么样儿呢？有些难以想象。 浔阳除了有潮泉，还有口浪井，在溢城。 溢城现在是哪儿，不大清楚了，但三国建安时（公元196年-220年）还叫这个名字。孙权来过，叫人打井吃水，结果锥头刨钻了没几下，嚯，居然出来一口古井！ 还挖了块铭碑，上面写：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颖阴侯灌婴让人挖了这口井。这井三百年后一定会堵塞，但再过不到一百年，会有个顺乎天时的应运者，重新把这口井挖出来。 孙权一看，乐坏了。 从汉高祖六年到建安时候，可不就是三百多四百年的时间吗！重新把井挖出来的应运者，除了自己，还能有谁？既然顺乎天时，那就是天命所归，凭你万千豪杰，曹操刘备，最后都要臣服于我东吴天下！简直梦里都要笑醒。 后来人读史，当然知道这就是想想的事儿，搞不好这石碑上的铭文，也是孙权找人胡编乱造，蛊惑民心的，但这口井本身的确有些意思。 井很深，趴在井口上，乌漆墨黑一片，不知道下头是个什么状况，只有一股股凉气儿往上冒。每次大江上有风浪，这井里的水就跟着起波澜，也是“浪井”之所以叫 “浪井”的原因。 浔阳还有座稽亭（今江西九江东长江南岸）。北边儿是澄澈绵长的大江，南面是崇峻翠翠的山栾。有人要走，别人到稽亭送他，吟诗唱和，借这景色一叙别情。景借得久了，眼见这青山白河，无一不好——算了，不走啦！留了许多人。 稽亭嘛，稽，就是留的意思，自然走不了了。白居易那晚送客，也说浔阳江头，不知道是不是在稽亭？若是，那这坚持要远走的客，真算铁石心肠了。 可留下来，有什么好呢？ 浔阳城东门出去有座大桥，大桥下藏着一条蛟。蛟似龙非龙，身子像蛇，长的能有十多米！到脑袋那块儿，又变得像老虎了；声音又像牛，一张口就哞哞叫。平时总潜伏在水里，暗盯住来往行人，肚子饿了，便拿舌头一搅，嘴里的腥涎液射上岸，人就被裹下水了。它得了行人，还不一口吃掉，要藏在腋下慢慢吸血，直到血吸干才算完——听着就吓人！这浔阳留不得！ 留得，怎么留不得？董奉拿了张符扔进水里，不大一会儿，一条死蛟浮上来，浔阳从此安生了。 董奉这么能耐？ 董奉就这么能耐。他和华佗、张仲景一块儿，被称为建安三神医，据说连死人都能救活。当时交州刺史士燮死了三天，家人还不放弃，听说董奉恰在交州（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广东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便赶紧请他过来。董奉拿了三丸药，捏着士燮的嘴巴喂进去，又灌了点儿水，捧着他的头轻慢摇晃，将药化下去吞了。不大一会儿，士燮手脚就有了动静，脸上也多了几分血色，才过半天，人就起来了。 俗话说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董奉让人起死回生，和他一张符纸下去，蛟就死了的事儿，玄怪离奇，难免叫人生出几分疑惑，但他在浔阳附近隐居，的确是真的。不过，说是隐居，不当官而已，董奉平时做的，也是兼济天下的事儿，他靠治病来救人。 治好一个轻病，叫人家在山坡上种一棵杏树，治好重病，就种五棵，从来不收诊金。治好的人多了，山坡上漫漫望过去，全是杏树，听说足足有十万株。春去冬来，粉粉白白的杏花谢了，一颗颗小青杏从叶子里冒出头，再长大，变黄，熟了软了，董奉就把杏儿给卖了，卖杏儿得的粮食，全分给浔阳穷苦的百姓。 董奉卖杏儿的法子极有趣。他不管这事儿，让人自己拿器皿来装。你要一碗杏儿，就拿一碗谷物换；要一盆杏儿，那就得一盆粮食了。要是有人装了一盆杏儿，只给了半盆粮食，走到半途，还没下山呢，盛茂密密的杏林中就会窜出几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吼一声，腥风呜呜呜地啸来。 人被吓得赫然一跳，跌跌撞撞飞奔下山，也顾不得手里杏儿咕噜噜地滚落多少了！回家见老虎没跟来，定下心来仔细一瞧：嗬，多少谷物换多少杏儿，落在山上的，全是自己白拿的！ 偷杏儿的人，下场就惨了。老虎一路跟着，不离不弃，把人咬死才罢休。它是畜生，又是董奉好心救回来的野老虎，不专属哪个，你怎么报官，怎么计较？只能叹一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了！ 因董奉医德实在太盛，半点不为自己，老百姓都叫他“苍生大医”、“建安医仙”，后世医家也以他为榜样，自称“杏林中人”，杏林这个词儿，慢慢就成了中医的代称。 浔阳有意思的植物，除了董奉的杏林，还有黄金山（今江西鄱阳响水滩乡西南）上的柟树。这种树怪得很，今年东边儿长叶子，西边儿是枯死的；明年西边儿绒绒地发了绿色，东边儿就萎萎地下去了，总要一半一半地交替生长。 我是没见过这种树，《浔阳记》里说这又叫“交让”。一查，是有交让这么一种植物，新叶长出来，老叶全落光，交替生发，却也没有东西两半儿对开长的说法。明代王象晋写《群芳谱》，说柟树其实就是楠树。长得好的，森秀繁茂，形状跟伞似的，但枝叶都挨不到一起，各各让开，所以叫交让木，又因长在南方，便从一个“楠”字，三种树其实一样，只是叫法不同。 我不懂植物学，越读越迷糊，索性不管了，继续看张僧鉴写庐山。 庐山顶上有湖，还有杨梅、山桃；西南边儿是康王谷，对角又有北岭城。每次天阴阴要下雨，北岭城就有鼓角萧管的声音，像天上神仙沐浴更衣后，焚香奏乐似的。这是将降雨当做一件郑重的大事儿了。 但每回都这么郑重么？庐山的雨是很多的，常年氤氲朦胧，像笼了层烟，山峰都藏在云雾里，看不分明。魏晋南北朝的人说这儿是“神仙之庐”，因神仙也总这样缥缈难寻，似真似幻。有了这层神仙遐想，往庐山去的人，就见山不只是山，云也不尽然是云了，一草一木，都带了仙气。 譬如登上山岭，若有日头照耀，山顶处能看见一层金光，华艳明亮，越显庄严——这是仙人住所。在那儿，鸾鹤舒展翅膀，从容遨游；又有许多瑶草玉树，因玉露琼浆滋润，开得极好，蔓延铺陈，柱子上栏杆外，全是五颜六色的闹热。神仙们宽衣阔袍，在云雾里穿梭来去，一瞬在此，一瞬在彼，下棋弹琴，长啸纵歌，十分逍遥。 往下俯瞰人世间，又是另外好几番景象了。 或者黛色苍苍，山峦破开半边天空，悬崖隔绝千里长路，洞谭幽深，丘壑小山，只见隐约轮廓，忽然一阵大风，山石震动，呼呜声起，噼里啪啦一阵碎响，骇人心神，再来几声凄绝猿啸，更显幽僻。 也有像李白写的那样，日照香炉生紫烟，太阳是灿灿的红，树是苍翠的绿，白云在天上自舒自卷，山川就跟锦缎似的叠叠层层，每处都是不重样的漂亮，再看天地，壮阔茫茫。 又或者于盛夏傍晚时见日头暗却，云霞光芒收敛，山林消融在暮色之中，湖水清气慢慢儿起来，芙蓉荷叶错落交杂，印在湖面上，只得淡淡一层薄影。 这些景象，是庐山，却又不是庐山，人之所见，都是自己心中的风景，因此各有不同。便就是同一个人，不同心境下看庐山，也有不同体味，果然应了苏轼那首庐山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庐山，怎样都看得，一双眼睛能有十分景象。 譬如白居易，初到浔阳时，心情苦闷，一方面是官场上受了挫，更重要的，还是他母亲猝然身亡，女儿也夭折了，丧亲之痛，恐怕更胜官场失意，所以难免青衫常湿，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心。 即便去庐山寺庙上清修，他写的诗也是“薄暮萧条投寺宿”，总归我这辈子注定是飞不起的鹦雀了，从前富贵时来往的朋友，如今可以不必联系了，丧气得很。但在庐山呆久了，清气一洗浊世烟尘，心也渐渐安定下来。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白居易的政敌再次擢升，于他是个极不利的信号，白居易却很是无谓，晚间还冒着大风雪去了一趟庐山东林寺。窗外雪漫山头，屋里火气深深，屋里暖和，白居易心头也暖和。他现今在庐山的日子平和恬然，笔下诗文清幽闲静——我每天睡到足觉才起来，有时兴致来了，将帘子拨开些，就能看见山顶上皑皑的白雪。山中雾气太盛，衣服常润润，生的柴火也幽微，总怕一不小心，就熄灭了。不过，我的药圃茶园都很好，新近还引了一汪细泉，曲曲折折地绕过台阶，看着心里就很舒爽...云云。 即使后来重新升职，离开庐山，白居易也是“乐天知命我不忧”，不大将得失放在心上了。有一回春天，他来庐山玩儿，见桃花盛开，便写诗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人之一生，此处得到，彼处必有失去，有时兜兜转转，想要的其实正在眼前。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好计较呢？ 白居易一介凡人，在庐山涤尽尘埃，多了几分仙气；麻姑是仙，却偏要逮着凡人论得失，一点儿闲气都不受。 麻姑是仅次于母元君（玄妙玉女）、金母元君（西王母）之后的道教女仙，地位很高。宋代从真宗到理宗，都给麻姑赐过封号，什么“清真夫人”、“妙寂真人”、 “真寂冲应元君” 、“真寂冲应仁祐妙济元君”，等等。尊奉麻姑的道观香火也很盛，朝廷政府常常主持修葺增建。明清时候，建昌府（今江西南城）的官员每年七月七日还要上山祭拜麻姑——人家过七夕，他们拜麻姑！ 信麻姑的虽多，但她成仙前的来历，模模糊糊，谁也说不清。 有说她是汉桓帝（公元146—167年）时的修道人；也有说她生活在后赵（公元319年—352年），父亲叫麻秋；或者说她是东晋孝武帝时的人，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因吃了蛇肉，吐血死了，后来就成了仙；还有人说她是宣城人，当地有麻坊，所以这地方的人都姓麻，麻姑是女儿家，就叫麻姑.... 说法不一样，很多地方也都说自己这里有麻姑遗迹。像安徽宣城有麻姑山；山东牟平的昆嵛山，以前叫姑馀山，说麻姑从前在这里飞升；四川灌县的青城山上，有麻姑洞；湖南衡山有麻姑仙境，以江西南城的麻姑山最有名，是道教第二十洞天，第十福地，也是张僧鉴在《浔阳记》里写的那座麻姑山。 张僧鉴笔下的麻姑山，可一点儿都不仙。说如果登上山去，能见到一种东西，长得很像人，有脸、眼、鼻、口，但没有手臂和脚，俗名唤作枫子鬼。跟西汉初时，吕后把戚夫人的四肢剁了，做成人彘差不多，想想就瘆得慌。 不过，这倒是魏晋南北朝人对麻姑的普遍印象。 魏文帝曹丕写《列异传》，有麻姑的一则故事。说她曾到一个叫蔡经的人家里，因模样漂亮，看着只得十八九岁，一双手不是人手，而是鸟爪，有十厘米长，这蔡经就动了邪念头，暗道这女孩子的手实在上佳，要是能给我挠挠背，那就好了。谁知麻姑是神仙，会读心术，知道蔡经的想法后，勃然大怒。面上没见她有什么动作，蔡经却突然软倒在地，两只眼珠子像被鸟爪子挖出来了，眼睛流血不止——这计较有些太过，听起来跟枫子鬼的故事似的，瘆得人背脊凉。 然而魏晋南北朝以后，唐代开始，儒家礼教渐占上风，加上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四月，颜真卿写《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把麻姑惩罚蔡经的事儿换到了别人身上，蔡经两只眼睛受伤，也换成了只受一顿鞭子打，手段温和许多，麻姑也慢慢被看做是消灾避祸、庇护百姓的神仙，形象亲切许多，民间传说也有了变化。 譬如说西王母在农历三月三过寿，设蟠桃会请各路神仙来庆生。麻姑去往降珠河畔，把采好的灵芝酿成仙酒，当作礼物送给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尝了，觉得大好，将这酒称作“寿酒”。 因麻姑见过三次沧海桑田，五百年光阴对她来说，只是一瞬，而且这么多年过去，她的容颜依旧不老，献的酒还被王母娘娘封为“寿酒”，老百姓便都来借吉利，求寿数。每逢人家过生日，尤其老人妇女，都要送一副《麻姑献寿图》；春节时候，要贴麻姑年画，一个漂亮的少女，或者骑鹿，或者身边立着一只白鹤，或者靠着青松，或者手上端着盘子，盘子里装着仙桃、美酒、佛手，都是取有福气的意思。 民国时候，梅兰芳还把麻姑献寿的故事改编成了京剧，里面经典唱段儿说，“瑶池领了圣母训，回身取过酒一樽。进前忙把仙姑敬，金壶玉液仔细斟。饮一杯能增福命，饮一杯能延寿龄。愿祝仙师万年庆，愿祝仙子寿比那南极天星。霎时琼浆都倾尽，愿年年如此日，不老长生”。 愿年年如此日，不老长生——五福寿为先，这真是极好极好的唱词儿哪。 参考文献： 《晋书》《南史》《梁书》《三国志》《资治通鉴》 《侯鲭录 墨客挥犀 续墨客挥犀》赵令时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 《<大唐伊吾郡司马上柱国浔阳翟府君修功德碑记>考释》陈菊霞 《<琵琶行>画题研究》刘望 《名噪天下——浔阳楼》 《江西九江浔阳陶氏:陶母陶侃陶渊明 贤廉门风越千年 》 《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曹虹 《两晋至唐宋时期庐山诗歌研究综述》邹菁 《佛学、神仙与隐逸:六朝时期的庐山诗》王柳芳 《庐山山水诗在中国山水诗中的地位》罗龙炎 《庐山慧远的山水文学创作》龚斌 《魏晋南北朝庐山隐士文化及兴盛原因》童子乐 《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李炳海 《唐人选择庐山隐居的功利化倾向》肖妮妮 《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陈道贵 《晋唐庐山禅诗研究》鲍赫 《谢灵运与慧严、慧观》姜剑云 《宫亭庙传说: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魏斌 《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邓小军 《庐山道教文化概述》陈岌 《康王谷史辨析》刘大纯 《东晋帝陵有无石刻考》李蔚然 《东晋南朝“钟山文化区”的形成》刘淑芬 《苏峻与王师作战地“西陵”考》姜丽娟 《山东省博物馆藏顾莼致黄丕烈书札》崔巍 《汉末名医董奉考》北京中医药大学 钱超尘 《董奉考》钱超尘 《从董奉杏林园看道家和谐社会追求》舒长兴 《董奉巧治疠疫》 《建安三神医之一——董奉的生平及里籍考》陈启夔 《“杏林”的由来》李杨 《秦汉三国时期的医学道德形象》曹志平 《麻姑的传说及其信仰民俗》曹国庆 《道教麻姑信仰与中华寿文化》刘晓艳 《麻姑考辨》曹红亮 《颜真卿与麻姑文化》刘晓艳 《道教女仙麻姑考》胡长春 《渊明故里考》徐新杰 《关于中渡城的“琵琶行”与“长恨歌” 》黄德 《重读<琵琶行>——兼析白居易江洲时期的心态》吴小洪 《唐代琵琶诗研究》余晓雪 《漂浮与融合——从诗人仕途心态看<听颖师弹琴>与<琵琶行>》张丰镜 《李白_望庐山瀑布_其二_异文问题思考》孙桂平 《古代庐山隐士文化研究》童子乐
丁耀亢故里——相家沟，是丁家的“庄园”，其位于诸城市皇华镇南6公里处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因丁耀亢厌世，携妾久居于此。村由周围的黄豆山、凤凰山和望海楼山环抱，山上松柏苍翠，荆草葱茏，枫红柞黄，隐隐烂漫的五颜六色点缀着披绿的群山。整个山域岚气霭霭，瑞气蒙蒙，雄伟壮观。三山呈“品”字形鼎足分布，把安逸的村庄包围在其中，幽雅而肃静。三山中夹一条龙湾溪水，自南北流，绕村东而过，溪上有“野鹤桥”，建于天启三年（1623年），它弓身跨溪于村东头，桥单孔石拱，是丁耀亢当年经常走过的道路，桥面溜滑，不知留下了他的多少脚印和悠远的沧桑岁月，桥头现有石碑一座，上书“野鹤桥”。这就是一代鸿儒丁耀亢一生除远游外，一直在这里过着读书、著作和稼穑生活的地方。他在这里写出了《醒世姻缘传》等一大批著作。写作之余，他经常到父亲丁惟宁住过的九仙山庄丁家楼子村（现为五莲县叩官镇）与诗友王乘禄等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在这里写下了大量的描写五莲山、九仙山的诗文，留存至今。在相家沟村东野鹤桥北方的山岗上，建有“东溪书舍”。据记载，此舍建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石墙茅顶，五间，宅院宽敞，是他读书、著作之处，已久圮。今为相家沟小学。院内现存两株银杏树，干粗数抱，枝繁叶茂，高约三十余米，近前观之虽粗皮皱裂，却生机盎然，高耸云天。树枝上挂有无数条红绸布，飘飘摇摇，是否此树已有仙神灵气？丁耀亢诗序中云：“山中银杏树，少年手植，四十有五年，今秋得果二石。予年六十有八。”以此可知两株银杏树是他23岁时（天启元年——1620年）手植，至今已384年了。书舍西是牡丹园，园内是丁氏家塾，供丁氏子孙读书。在“东溪书舍”东南2百米处山巅的悬崖之上，有阁名曰“卧云阁”，系砖木结构的小楼，民称“东楼”，是他晚年所筑，为其养病、会友、吟哦之处。他有《卧云阁九日落成诗四首》道出了这阁取名的缘由和登阁的好处。今选其一：“草阁初成霜树边，淡烟微雨菊花天。收来红叶千林醉，偷得白云一榻眠。此日登高容泛酒，因时漫兴偶成篇。老人不作悲秋赋，倚枕加餐付岁年。”此阁已久圮，现仅存遗址。东山上有他施舍兴建的道观“不答庵”，佛院“东山寺”，他经常与佛道长老谈经论文。 在相家沟村委办公室后，是丁耀亢的“煮石草堂”，堂名取自唐人“秋山扫红叶，归来煮白石”。正堂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门楼一座，南门称“峪园”，东门称“日涉”，为明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建造，《天史》一书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草堂已圮多年。丁耀亢晚年因著《续金瓶梅》一书，触犯朝廷，康熙四年（1665年）八月年近六旬的他被捕入狱，到十二月得赦，此书几尽焚毁，沉重的打击使他双目失明，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冬腊月病逝于家中，享年71岁。葬于相家沟村西500米处的黄豆山之阳，人称“老爷林”。傍山的平坦开阔地，墓在中央，距墓约二百米左右各有一条小溪，水从山上流下汇入龙湾溪水，如今在两溪交汇处修小水库一座。传说此墓地是丁耀亢听从一位“海上仙人”指点卜葬于此的，因丁精通“易经”，选择山环水抱的风水宝地，看来是大有讲究的。墓冢坐西北面东南，朝向凤凰山，墓前由旅居加拿大的丁氏后裔敬立的一石碑，上以隶书镌刻“丁公耀亢之墓”六个大字，在艳阳下，显得宁静而肃穆。
名牌医院就诊。于天启医师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科医师。于天启，男，血液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广东省名中医培养对象，广州市优秀中医临床研修人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
论文都总结的话，就要把之前那个看的你说你所那个描述的事件的一个总结，以及你以后要对于这样的发展。
那就多看下医学类的文献吧，像（生物医学、临床医学进展、医学诊断）
医学伦理学对一些生的启示应该说通过医学伦理学的知识知道，一些生在实际工作过程里面应该注重人文关怀的注重伦理性。
这个医学伦理学对医学生的启示，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切入点吧，就是这个，伦理学的哪些细节对医学生的一些启示呢？不要写的太笼统了，要具体生动一点
实践循证医学的五个步骤（按循证医学的五个步骤进行写作，要求每个步骤具体、详细，并列出参考文献）五、 研究结论六、 附：参考文献文章字数大于1200字，用A4打印，宋体字，小4号，单倍行距。在循证医学最后一次课堂上交给老师，不交者不得成绩。循证医学实践的五个步骤1提出需解决的问题2检索和收集最好的相关证据3评估文献的方法学质量、效果大小和结论的外推性4综合证据和其他相关因素，制定问题的处理方案5评估1-4项的效果和效率，不断改进。
解决临床问题，包括发病与危险因素认识与预防疾病；疾病的早期诊断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疾病的正确合理治疗应用有疗效的措施；疾病预后的判断改善预后，提高生存质量。合理用药和促进卫生管理及决策科学化。促进临床医疗决策科学化与临床医学发展。询证医学可以促进临床医生业务素质的提高，紧跟科学发展水平，发展临床难题，促进临床与临床流行病学科学研究，促进临床教学培训水平的提高，培训素质良好的人才，提供可靠的科学信息，有利于卫生政策决策科学化，有利于患者本身的信息检索，监督医疗、保障自身权.
促进临床医疗决策科学化与临床医学发展等。
促进临床医疗决策科学化与临床医学发展 ；促进临床医生业务素质的提高，紧跟科学发展水平 ；发展临床难题，促进临床与临床流行病学科学研究 。
促进临床教学培训水平的提高，培训素质良好的人才 ；提供可靠的科学信息，有利于卫生政策决策科学化 ；有利于患者本身的信息检索，监督医疗、保障自身权益 。循证医学实践既重视个人临床经验又强调采用现有的、最好的研究证据，两者缺一不可。
扩展资料：
循证医学的要求：
1、根据非实验性的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对疾病基础知识的理解来诊治病人。循证医学并非要取代临床技能、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医学专业知识，它只是强调任何医疗决策应建立在最佳科学研究证据基础上。
2、获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定出病人的治疗措施。
3、解决临床问题，包括发病与危险因素、认识与预防疾病；疾病的早期诊断、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疾病的正确合理治疗、应用有疗效的措施；疾病预后的判断、改善预后，提高生存质量。合理用药和促进卫生管理及决策科学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循证医学
张启瑜，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腹部外科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温州市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分会、普外科学组副主任委员，《温州医学》、《温州医学院学报》及《浙江临床医学》杂志编委，《肝胆胰外科杂志》、《浙江创伤外科》杂志编委、副主编。
钱礼1915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华墅镇一个乡村教员之家。少年时代，苏南地区厚重的人文积淀、读书人家清贫生活和严格庭训的熏陶和磨砺，使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信念深植于这位乡间学子的心中。在这个家庭中，先是长子成了医生，那就是我国著名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重庆医学院院长钱悳教授（1906~2006）；受兄长的影响和资助，钱礼随后也走上了习医的道路。一个清贫的乡村家庭，出了两位后来知名的医学院院长和全国人大代表，不能不叹服这位乡村教员所具有的“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注重子女教育的深邃眼光。求学于上海医学院后，钱礼在日寇侵华战乱中长期颠沛流离、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接受了当时上医一批我国最优秀的现代医学教育开山大师们的谆谆教诲和严格训练。母校“尊重科学、尊重患者”的校风逐渐培养了他行医和治学的操守，也使他形成了受益终身的奋斗不息的个人特质。特别是钱礼一家有兄嫂姐妹四人同时惨遭日寇杀害，国恨家仇使他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强烈的正义感。 钱礼1941年自上医毕业后即先后在重庆、贵阳中央医院工作。当时的大后方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在重庆的上海医学院和中央医院却集中了一批我国现代医学的开拓者和精英力量。作为年轻的外科医生，钱礼就是在那里接受了沈克非、王历畊、黄家驷教授等外科名家直接的指导和敲打，在治学、处事、乃至为人等各方面都接受了最严格的基本训练。随后，他在贵阳中央医院又奉派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随中国远征军在保山、芒市等边境地区工作并且进入缅甸，投身打通滇缅路的神圣抗日战役，在一年多的战地手术队中救治了无数伤员和平民，同时也锤炼了自己的野战外科技能。抗战结束后钱礼回到内地，转入南京中央医院（现南京军区总医院前身），这所当时一流的大医院的业务工作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熟悉和掌握了腹部外科的临床特点和各种经典术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1947年，钱礼又来到杭州谋求事业上的更大发展。他先在杭州市民医院，稍后加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改名浙江医学院）。1958年他奉调温州医学院，在温医工作长达二十六年。1983年又调回浙医大附属二院。1993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暂缓退休，继续从事研究著述工作”，因此他一直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部在职教授，直至逝世。20世纪50年代前期，钱礼在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工作，任外科总论教研组主任。他又是浙江肿瘤外科的先导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陆续选送科内医生外出进修，并且着手添置设备，在浙医二院成立了肿瘤科，组织开展了肿瘤的临床、病理和放射治疗工作。该科后来成了国内最早成立的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的技术基础，许多当时的业务骨干日后也都成了闻名全国全省的肿瘤科专家。1958年秋，钱礼奉调去浙南参加创办温州医学院，这对他献身肿瘤外科事业的宏愿无疑是极大的打击。但他无条件地服从组织调动，在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医疗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当时大部分基层医院外科业务主要在腹部外科，便毅然将自己的业务重点又转到腹部外科，并不倦地在这个领域中探索、思考和总结，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他的带领之下，温医附属医院普外科的业务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在温州工作的26年间，钱礼走遍了浙南的山山水水，无数次到基层会诊、指导疑难手术和抢救危重病人。他不辞辛劳，淡泊名利，一切从病人的需要出发，为解除当时交通闭塞、条件艰苦的浙南地区人民的病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钱礼又是一位优秀的医学教育家，他和同事们在温州南门外的一大片水田中白手起家，创办起浙南地区第一所高等学府——温州医学院。先后讲授《外科学总论》和《外科学》等课程数十年，他讲课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深受学生欢迎和好评。他讲课时的生动情景甚至仍深印在四五十年前的学生们的记忆中，至今仍为他们所津津乐道。 钱礼在担任浙江医学院外科总论教研组主任期间，就非常明确地认识到编写和采用自己的教材是提高师资能力和教学质量的重要基本建设。1953年他自行编写了的38万字《外科学总论》讲义，受到同行好评。1955年高校开始使用统一教材，当时所用的《外科学总论》由苏联鲁凡诺夫编著。在教学实践中钱礼发现，该教材存在着许多不妥和谬误，于是，1956年冒着当时巨大的政治风险，他在《中华外科杂志》发表了《读鲁凡诺夫外科学总论书后》的书评，对该教材的不足之处甚至原则性错误一一提出中肯的批评，表现了自己的学术良知和道德勇气。该文发表后，在国内外科学术界产生了反响。到温州工作不久，工作环境和现实使他萌生了填补国内腹部外科专著空白的想法，并很快付诸行动。从着手构思、编写提纲、收集资料到反复修改，在经过长达6年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伏案工作之后，经由上海第一医学院外科沈克非、崔之义两教授评阅的130万字、数百幅插图的《腹部外科学》脱稿，但是，正当上海科技出版社已将书稿排版、校对之际，十年动乱开始，该书的出版也一搁七年。1973年《腹部外科学》终于出版，首印8万册一销而空。这是我国腹部外科领域出版较早的专著之一，影响了当今六十岁左右的一代普外科医师，并被众多学者的论文、著作广泛引用。不少普外科学家都曾因学习此书而深受教益。著名外科学家、卫生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就曾回忆，自己当年也将钱老的专著作为案头书随时拜读 。更多的基层普外科医师当年将得到一本《腹部外科学》视为人生幸事，时时研读，逐渐让书中要点烂熟于胸，并进而以此书提出的原则和经验指导更年轻的一代普外科医师。一本书让钱礼与全国无数素未谋面的中青年普外科医师结下了师生缘。正如一位读者所说：当我细读这部专著时，对钱老的仰慕和崇拜之情难以言表。以腹部外科为重点的普通外科发展历史相当久远，它所覆盖的疾病不但种类繁多, 而且变化莫测、风险难料，因此与外科领域中的其他专科相比，较难取得开创性的成果。钱礼长期坚持临床一线工作，他善于进行对病例的思考和系统的理论总结，同时又善于广泛吸取他人包括国外文献的学术营养，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腹部外科学》的问世，是他实践和思考的结晶。书中所涉及的每一种疾病，尤其是关于腹部外科急腹症的许多章节，他几乎都生动地介绍了自己的诊治体会或教训，并运用大量案例和数据论证国内外各种观点，即便是与个人见解相左的也实事求是地加以介绍，并明确指出某些观点方法的不足或局限性，提请读者在实践中加以注意。他以自己的勤奋、严谨、求实、博学的治学精神和精深独到的学术见解折服了广大读者。此后，他又撰写出版了《腹部外科学·第2版》（160万字，1982）、《乳房疾病》（40万字，1983）、《甲状腺疾病》（40万字，1984）；并且主编了《现代普通外科学》等专著。《外科病症的诊断思路与处理程序》（第1版，51万字，1994；第2版，68万字，2000）是钱礼晚年又一力作 。他认为，临床沿用至今的“鉴别诊断法（differential diagnosis）”具有诸多局限性，指出“对一个疑难病例与其进行莫衷一是的诊断，不如对其该如何逐步处理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处理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病变的真相”的观点，提出了全新的“剖析诊断法（analysis diagnosis）”，并强调应综合考虑手术风险性、得益率和病人的承受力而作出正确的处理，同时提倡医学教育应注意从在校学生开始进行有关能力的系统训练。除这些专著外，钱礼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他以一己之力辛勤笔耕达六百余万字，在现代中国外科学界堪称最多产的作者。在这些著作中，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是《腹部外科学》和《外科病症的诊断思路和处理程序》两部，他也因这些专著重要的学术影响而名满全国。2006年春，由钱礼教授任主审，郑树森院士、张启瑜教授等全国知名中年普外科专家合作编写的《钱礼腹部外科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这是该社为数不多的冠以医学家姓名的专著之一。编委们认为，钱礼教授两版原著有关临床诊治原则和经验教训的论述至今仍是外科学界应该遵循和借鉴的。原著的功力如此深厚，而其风格又如此独特，因此除增加一些新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革新内容之外，基本保留了原著风格、章节顺序和内容不变，很好地体现了对原著的继承和发展。 钱礼教授曾任浙江省医学会第三、四届理事会顾问组副组长、第五~ 七届理事会名誉会长，为该会资深会员。他一直热情关注浙江省外科学分会的工作。1978年至2003年底的二十六年漫长岁月中，他始终积极参与外科学分会的活动的组织工作。他注意发扬学术民主，团结外科学分会的同行，精心策划和组织分会的每一项学术活动，紧紧围绕学科最新进展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开展学术交流，让与会者得到教益，推动全省普外科发展。为加强省级和杭州市级各大医院对全省普外科的示范作用，他倡导开展在杭各大医院普外科联谊活动。他长期坚持参加浙医一院、浙医二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省中医院和杭州市一医院等五所在杭三甲医院普外科的查房，组织开展有计划的专题研讨，分工合作，集中大家的智慧形成有关临床热点、难点病种诊治规范方面的共识，再通过学术年会等形式推广到全省。为扩大交流、提升浙江普外科研究的地位，他提议成立了华东六省一市外科协作组。这一组织定期开展活动，并与浙江的学术活动形成良好互动，推动浙江普外科学界更好地开拓视野，走向全国。在学术活动中，钱礼以他严谨的学术思想、精深的学术造诣和治病救人的仁爱之心影响和教育着中青年外科医生，他诲人不倦的大师风范更坚定了年轻医师献身外科事业的兴趣和决心。钱礼团结外科学分会开展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活动，使之跻身浙江省医学会最有活力的分会之列，并为后继者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钱礼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第七、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参议员。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承担起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至今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1988年4月的全国人大七届二次全会上突然发生的一幕：在一次全体大会进入发言程序后，他第一个举手起立发言，对在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中没有安排西医界委员提出质疑，这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是没有先例的——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一举动当时令收看大会电视直播的我们家人和许多熟识的朋友、同事都惊呆了，并在一时间成了媒体报道的热点。对此他回应说，“我所考虑的只是国家的利益，别的并未多想”。这一建议后被采纳，吴阶平教授增补入该委员会。钱礼曾任浙江省高级卫生技术职务评委会主任、浙江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主任等职多年。面对这两项科学性、政策性极强的任务，他始终秉公办事，为浙江这两项重要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了自己的极大力量。虽登耄耋之年，钱礼仍继续向社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多次主动慷慨解囊，向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等机构捐款，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近年继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两万元后，又向玉树地震灾区捐款一万五千元。2011年2月钱礼教授以九十七岁高龄荣获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颁发的“抗灾救灾先进个人”称号。逝世后，杭州市红十字会又追授他“人道博爱奉献奖”。 从钱礼教授的临床实践和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学术思想的脉络。他特别强调医生要立足于病人的实际情况，掌握好“探求真相专注细致、鉴别诊断切中要点和处理问题辩证思考”的三个环节；尤其强调外科治疗必须保证病人当前安全又照顾到远期效果，这些“一切从病人的实际出发”的论述体现了他学术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他反复强调外科医生应具有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合乎逻辑的辩证思考、遵循原则又重视细节、规范处置又善于应变，等等，这些论述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学术素养和思维艺术的丰富内涵。我们看到，他通过创造性劳动所形成的学术思想恰与20世纪90年代后提出的“循证医学”的要义高度契合，因而在我国外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争鸣在中国常常被蒙上政治色彩。在学术上讲真话，会有可能引起麻烦甚至招来灭顶之灾。要敢于在学术上坚持真理、纠正谬误，不仅要有辨别真假的能力，更需要敢讲真话的道德勇气。钱礼在学术上不唯上，不唯洋，他是一位敢于讲真话的典范。今天，在学术上讲真话已经不会再有政治上的风险，但是，担心是否会因此冒犯一些“权威”或可能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样拷问着每一位学者的良心。钱礼曾经说过，“写书有一种快感，把自己的独到心得倾吐出来，把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提炼出来，该是何其痛快！”只有教会读者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进而掌握举一反三的能力，真正使读者受益，才能体现学术著作的价值，这也正是钱礼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在他的著作中这样令读者心动的亮点比比皆是。反观今日学界，华而不实之风盛行、东凑西拼、言之无物的著作见怪不怪，甚至不惜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如此为文，对照钱礼教授的精神，应该感到汗颜。钱礼九十八年的人生和学术道路折射着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跌宕风云，有坎坷，有磨难，甚至曾经不得不放弃当时自己心爱的新兴专业。但是“不唯心”使他捍卫了科学和学术的尊严，“不跟风”使他总是能找到新的学术关注点、走出自己的学术新路。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能够始终保持活力，靠的就是永不止步的奋斗精神。由于年事已高，钱礼2004年后逐渐淡出了专业活动。今天现代医学的惊人发展，似乎也使得他一些精彩的具体论述不再像当年那样被人们关注了。但是，他所提出的对外科医生乃至任何临床医生的一系列原则要求，今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再先进的计算机程序也不能取代医生头脑的分析，勇于实践、勤于思考永远是做个好医生的基本素养，也是患者对我们的要求。这也是钱礼学术思想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迪。钱礼事业的成功是与夫人赵韵和女士（1920~1999）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尤其是他在远离家庭独自一人在温州工作的二十六年间，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动乱等大背景下，钱夫人既要完成浙医二院麻醉师的繁重工作，又要操持好留在杭州的一个大家庭的家务，担当起照顾家中多位老人和培育4个子女的重任。她无怨无悔地解除钱礼教授的后顾之忧，让他能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事业。钱礼的成就浸透了夫人的心血，她集中国传统女性和现代职业女性的美德于一身，是钱礼当之无愧的贤内助。钱礼教授晚年最感欣慰的是他的子孙中有多人走上了医学道路：几位子辈都在临床一线勤恳工作了几十年，他们医术精良，甚至也著作丰厚，都已可称事业有成；而孙辈，长孙在美国成为肾科医生，二孙则在国内从事普外科，直接继承了钱礼的专业。钱礼无疑对他们的职业选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即便眼下国内医患关系的现状令人失望，许多医生的后代放弃了“子承父业”，但子孙们从钱礼那里得到信念是：医生永远是崇高的职业。“学无止境，对病例须多思考，合理分析，应能避免误诊；医乃仁术，视患者如亲朋，权衡得失，当可避免误治”，我们一定会谨记钱礼的遗训，努力做一个像他那样的好医生。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造就钱礼这一代中国老知识分子多彩绚丽人格魅力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面对我们所处这样高度物质、技术化的社会环境，我们这一辈今天的医生和学者，又应该如何塑造属于自己的辉煌？这是钱礼教授这位严格的老师留给后学的又一份问卷。
张启瑜长期从事普外临床工作，专业基础扎实，经验丰富，胜任外科疑难危重病的处理，能较好地将教学、临床、科研结合起来，承担多项省教委、卫生厅课题，并撰写论文40余篇，并与浙医大合作培养外科硕士生2名，2002年开始独立带研究生。 1990年在温州率先开展了消化道粘膜下不止血法一层吻合术,并在全科室推广使用。到目前，已有2000多例手术经验，获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1991年主持率先开展肝门部胆管癌切除术。1992年主持率先开展电视腹腔下胆囊切除术，为浙南地区领先水平。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了脾切除术、结肠癌切除术、阑尾切除术、肝囊肿切开引流等手术。对门脉高压、肝癌和肝门胆管癌等都有有较深的造诣。率先在温州地区开展高危胆管癌切除、脾动脉缩窄式远端脾肾分流术以及肝癌切除术、胃癌切除术、高位肝门部胆管癌切除术等重大手术。在张启瑜带领下，外科推出了一项又一项新技术。2000年远赴有世界肝移植摇篮之称的美国宾西法尼亚洲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专门研修人体肝胆移植的临床应用。2000年学成回国后，在我院原有动物学实验基础上，结合在美国所学的临床肝胆移植知识与技能，组成肝移植攻关小组。 2001年率先在浙南地区开展肝脏移植手术,至今已达15例，同时又主持开展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为温州及周边地区的晚期肝病、肾病、糖尿病的治疗找到了新的途径。 1996-1997年主持完成省教委项目。撰写的论文分别发表《中华实验外科杂志》和《中华肝胆外科杂志》；曾获中华医学会有奖征文二等奖及光华基础研究论文奖。1998年主持《消化道粘膜下不止血一层吻合术临床应用研究》课题。1998年《区域动脉灌注5Fu·奥曲肽对AHNP犬心脏肾脏的影响》获中华医学会主办第二届善德定有奖征文二等奖;2000年区域动脉灌注5Fu·奥曲肽治疗急性坏死性胰腺的实验研究获浙江省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南氏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供血动脉置管给药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系统化研究目前通过省级鉴定，属国内领先水平；2002年《动脉缩窄型远端脾肾分流术7例报告》发表于中华肝胆外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