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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光是谁的徒弟,曲阜师范大学孙晓光 孙晓光,男。南京大学历史学(世界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海疆史、东亚史。
孙晓光,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周四下午出诊。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医学人文系,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彭建中教授学术继承人,赵绍琴名家研究室成员,彭建中名医传承工作站负责人。擅长治疗:各类慢性肾病、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IgA肾病、紫癜性肾炎、肾狼疮性肾炎、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等,更年期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月经不调、不孕症,糖尿病、甲状腺病,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顽固失眠、慢性疲劳综合征、过敏性鼻炎等。补肾是大家现实生活中见到的问题,可是不是补得对,却谁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大家都是凭感觉补,补肾就是简单的吃补肾的药物或者是食材就可以吗?亦或者是人人都适合补肾吗?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孙晓光带大家了解补肾的各种禁忌,帮大家走出补肾误区,科学补肾强身。打开新浪新闻孙晓光主任讲到,平时很多人补肾其实会发现,吃了好多营养药甚至吃了汤药,自认为的肾虚症状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重,这其实就是没有补对,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肾虚问题,很有可能是身体的“邪”在作祟,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六种自然界的气候,但也是六种让人致病的病邪。其分为外邪和内邪两大类,邪致病可以由外而入,也可以自内而生,它对人体健康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前面说的补肾没有效果的很大原因也都在这个“邪”字上,所以说同样有精神萎靡、腰膝酸软、四肢乏力、尿频、腹泻这些症状,盲目补肾肯定效果不佳,如果它是“邪”在作祟,我们反而补了肾的话,这个结果会越来越糟,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腰就是肾,所以很多人认为腰疼、腰酸肯定就是肾虚,同样是腰疼、腰酸其实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孙晓光主任为大家举了很形象的例子说明:比如说,腰部有固定不移的刺痛,不分什么时候都非常的疼,而且有一个固定的疼痛点,从中医角度来讲,一般认为是瘀血造成的,可能跟跌打损伤有关系;而肾虚呢,往往是在劳累后加重,比如说干了一天活,站了一天,走路走多了觉得腰疼,这种在劳累后出现加重的腰疼与肾虚有关;而湿邪出现的腰疼,是人从一个静止状态到一个运动状态,比如睡了一宿觉以后起床下地,刚开始走的时候腿迈不开、酸沉,但走着走着走就觉得好了,这是因为在运动中气血流通,经络的因邪导致的痹阻得到了缓解。打开新浪新闻分清了什么是肾虚,孙晓光主任说补肾需要分清楚哪些人可以补,哪些人不能补。金代一个著名的中医学家叫做张子和就说:“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什么意思呢?脉脱下虚属于虚证里面的危重症,后面讲的是无邪无积,就是体内没有邪实没有积滞的人,这个时候才可以考虑给用补,或者是食补,或是药补。那么现实生活中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无邪无积之人,一个比较简单的、相对比较容易鉴别的方式就是看面色。一般来讲,面色偏白的人比较适合进补,那么为什么说要挑面白的?中医认为面黄是脾湿,有湿邪;面黑情况比较复杂,可能有血瘀,也可能有寒凝等。相对来讲,古人讲面白则需固护阳气,说明这个人气血不足,也就是偏阳气不足,平时爱手脚偏凉偏虚。再一个就是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喜暖喜温的,不愿意吃凉东西,比如喝点儿姜枣茶,他觉得胃挺暖的,平时吃一点人参、黄芪这类补气药觉得很舒服的,那么这一类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属于有无邪无积人群,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温补的药物或者食材补肾。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论文找到没?若还需要的话,不妨借鉴下(历 史学研 究),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文史》《周秦汉唐文化研究》这两本学术性比较浓,尤其是前者,用的都是繁体字,连篇累牍的,适合高水平人观看,比较累。
《文史知识》《历史学家茶座》这二者通俗易懂,篇幅较短,适合一般读者观看,以上4本新华书店有卖。 《西域文化研究》这是本新出的历史期刊,内容比较难得,全是关于西域的历史和文化。
新华书店有卖。 如果喜欢古代司法,可以订购《法史学刊》,这是一本专门研究历代司法的刊物。
比较老的有《历史研究》《清史档案》,不过现在很少看到,估计只能在地摊上买到了。 个人感觉,《国家历史》不好,首先,商业化气息太浓,不是纯学术性杂志,更像是《文明》《华夏地理》那样的画册。
其次,作为一本新闻历史杂志,所以对近现代历史挖掘比较多,而1840年前的内容较少刊载。毕竟搞新闻的不会像史学家那样去啃读史籍。
所以它的内容范围太窄,更像是一本近现代史杂志。 三,噱头太多,名为历史杂志,内容却是和当今生活息息相关,挑了些跟当今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内容来刊。
比如现在在放《赤壁》,它就登了篇《赤壁1800年》,还有《华洋冲撞100年》,这又是结合中国入世写的一篇经济史文章。总之,现代元素太多。
而真正的历史杂志,只会挑在历史里比较有意思的文章来刊登,而不会挑时下人们关心什么而登什么。 综上所述,这本书看看可以,但是想找本优秀的历史期刊,建议不读这本。
在我看来,通俗的《历史学家茶座》要比这本书好太多。当然,想了解历史,看看黎东方等著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和蔡东藩的《中国历史演义》是非常有帮助的。
也发表历史教学的文章 《政治课教学》改刊启事 《政治课教学》自1983年11月创刊至今,已走过了21个年头。
这些年中,编辑部在人员少、工作量大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为基础教育、政治课教学和广大师生做了些服务工作;这些年中,期刊被中国期刊协会定为赠建全国百家期刊阅览室指定刊物,曾被评为“全国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等。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全国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和厚爱分不开;离开读者,我们将一事无成。
在此,我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育教学类期刊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课程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整合教学月刊社的出版资源,从2005年1月起,《政治课教学》将并入《教学月刊·中学版》(下旬)中,下旬版以原《政治课教学》为主干,再融入历史、地理两科内容,办刊宗旨不变,除个别栏目作适当调整外,主要栏目不变。
新的《教学月刊·中学版》(下旬)注重引导性,坚持科学性,重视可读性,体现探索性,突出实践性,并在针对性、实用性和时效性方面下功夫。下旬版每月21日出版,邮发代号32-153,定价4。
00元,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欢迎广大新老客户订阅。同时,也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
《政治课教学》编辑部 《政治课教学》是为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教学改革及教师队伍建设服务。它坚持科学性、突出实践性、体现探索性、重视知识性、注意可读性。
主要读者对象为中等学校师生、政治教研员和师范院校政治专业师生等。 期刊的最大特点是针对性、时效性和实用性强。
期刊的主要栏目有:备课参考、教案选登、多媒体教学、教学研究、教法介绍、教法漫谈、高考研究、中考研究、复习指导、综合练习、问题探讨、教材研究、热点分析、时事评论、德育研究、教研员论坛、新论点击、职业教育、义务教育等。 《政治课教学》在全国首次期刊评比中,被评为“全国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
在中国期刊协会主办的赠送“全国百家期刊阅览室”活动中,被中国期刊协会定为“指定赠送刊物”。(指定赠送刊物“主要从社会效益好和质量好的期刊中挑选”,中国期刊协会是从全国8000多种刊物中选中400多种杂志作为赠送刊物。
)《政治课教学》的赠刊单位有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 雷锋团、上海南京路八连、河北隆化存瑞中学、沈阳飞机工业有限公司、陕西延安中学等等全国文明单位。 《政治课教学》为16K、48页,单价3。
00元。全国各地邮局(所)均能订阅,邮发代号32-75。
国内公开刊号为CN33-1048/G4, 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1008-8695。 主 编: 郭受农 副主编: 盛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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