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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民族的文化反映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之中,离开语言所依赖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真正学好一门外语。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文化日语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从日语构造和日语运用看日本文化
摘要：“人的思考习惯”是指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共同拥有的一种认知习惯的总和，它是人们每天无意识的习惯性的思考和行为模式的基本，这些集合起来就成了文化。总之，用某种语法构造说出来话的意思是以说话人的认知习惯为前提在文脉中产生的。在这里面，又是和作为文脉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要弄清楚作为文化基本要素的人们的思考习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语言。
关键词：言语文化学;言语意识;言语表现;日本文化
牧野成一说过，言语文化学既不是用文化来解释言语，也不是用言语来解释文化。假定可以显示某种言语现象和文化现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就要通过明确地提出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来证明言语与文化的有机性，有缘性。总之，所谓言语文化学，是一门以已经作为社会习惯确定下来的言语的，文化的各个特征为研究对象，通过和两者有关系的普遍的媒介物，达到科学的记述的目的。本文即从日语的言语文化分析的视点，弄清楚日语和日本文化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一、日语构造里的文化
(一)词汇与日本文化
作为单词的总和的词汇，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使用者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以及生活在里面的人们的思考方式。
1.词汇中反映的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错
日语词汇里，反映了日本固有的要素和外来要素混合的文化。例如：和语•汉语•洋语混在一起。比如我们仅限于衣食住方面的话，衣方面，有「着物」「ゆかた」「帯」「寝巻」和「シャツ」「パンツ」「パジャマ」等，食方面，有「米」「汁」「豆腐」「すき焼き」「酒」和「スープ」チーズ」キャンディー」等，住方面，有「玄関」「ふすま」「縁侧」和「ドア」「ベランダ」等。所有的都包含三种语种，这三种语种的竞争，正反映了日本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错的姿态。正是这种二重构造才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2.特殊的一群――拟情词(拟声词•拟态词)
金田一春彦教授认为，在很多言语的词汇体系中都是空白部分的拟情词的存在是日语词汇独特的一个特点。都说日语里拟声词和拟态词多，虽然不能说这是日语独有的特色，但是这种单词的多用是感觉的，非分析性的事物认识的一个例证。例如：イライラ•ムシャクシャ•ヤキモキ…等等，对外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吧。ホットする•ハレパレとした気分•スッキリした•(胸の中が)モヤモヤしている•ウンザリだ•ガッカリだ……等等，总是把感情状态分得特别细，有时描写很激烈的动作的状态的语句非常丰富，被经常和频繁地使用。ショゲル•フサギコム•ムクレル•ムカツク•ジレル•イラダツ•侘ビル……等等，对于把这种不断地感情的摇摆的心情分得如此之细的日本人来说，如果让他们生活在没有拟情词的“意思世界”里的话，他们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痛苦。
(二)语法里的文化
1.语序
日语是所谓的SOV(主语+宾语+动词)的语序。即：不仅是句子的信息，句子基本的意思构造不到句末是不能理解的。例如：
彼女は日本语教师になりました。
彼女は日本语教师になりませんでした。
彼女は日本语教师になりたかったんです。
彼女は日本语教师になりましたか。
句子是记叙句，否定句，还是疑问句不到句末是不知道的。可以说一直到句末都有悬念。如果把句子的信息当作是内部的话，像日语这种语序的语言，到达内部的过程就不显得唐突，比较缓和。从听者来看，不能从句首就能把握整个句子，而是从外部慢慢地到达内部。
2.自动词和他动词的使用选择
(1)不使用“他动词句”而选择使用“自动词句”
お茶が入りましたよ。(自动词句)
お茶を入れましたよ。(他动词句)
这是说话人给对方倒完茶之后的场景。这个时候，不用他动词句「お茶を入れましたよ」，而是多用自动词句「お茶が入っていますよ。」通过用说“茶已经倒好了”这个显示结果的句子，来抹掉主语“我”，这是一种不涉及到是“我把茶倒好了”的说法。如果使用他动词的话，就成了包含有“我为了你把茶泡好了”这种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恩惠的说法，会让对方不愉快。
(2)取代使用“自动词句”而选择使用“他动词句”
部屋を散らかしていて、すみません。(他动词句)
部屋が散らかっていて、すみません。(自动词句)
前者和后者都经常被使用。前者的他动词句子是说明把房间弄的很乱的是自己，有一种给对方带来不愉快而道歉的表达方式。后者的自动词句子只是说明“房间很乱”这个状态，至于是谁的责任则比较暧昧的说法。这种情况下，比起用自动词句，用他动词句对道歉的心情更强烈些，会给对方更好的印象。
使用自动词句还是使用他动词句有以下的倾向：
自己(动作主人)直接或间接的会给对方带来负面的影响的情况，如果使用自动词句，容易招来“回避责任”的误解，所以为了确实的给带来麻烦的对方传达道歉的心情，比起用自动词句，有更多的会选择使用他动词句的倾向;
自己(动作主人)特意采取给对方带来正面效果的行为的情况下，如果使用他动词句，可能会给对方一种“强加于人的好意”“自我主张”等的印象，所以更倾向于使用自动词句，而不是他动词句。
二、日语运用中的文化——言语
意识和言语行为(一)定型化的寒暄语――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所谓寒暄是指人和人见面的时候或分开的时候互相交换的礼貌的行为或语言。通过说这些话语向对方显示敬意或亲近的心情，使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顺畅。
说到寒暄语，包括：①人跟人见面的时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元気ですか”等;②表示欢迎的时候，“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等;③分开的时候，「さようなら」「おやすみなさい」等;④回家的时候，“ただいま”“お帰りなさい” ;⑤出门的时候，“いってきます」”“いってらっしゃい”等;⑥吃饭的时候，“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等。
日语中说这种固定的寒暄语是非常普通的习惯。 “毎度ご来店くださいまして有难うございます”“毎度ご乗车有难うございます” 像这种固定的寒暄语在日本社会中也是非常广泛地使用。而在很多其他语言中这种固定的句子是一个空白的部分。但是，对日本人来说，根据用不用寒暄语，用什么样的寒暄语，可以显示对人关系的很大的不同。有可能出现只是因为没有用寒暄语而导致人际关系的不和谐，而相反，也有只是一句寒暄语而成为点亮了对方心里的暖灯的情况。总之，寒暄语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油被使用，如果没有寒暄语，就会成为一个很难居住的世界。
(二)支配敬语行为的心理
谁都知道，日语的敬语非常发达。尊敬人的心情在哪个国家都能见到，但是把它发展到整个语法和词汇里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不能不说是日语的一个特色。在日语里，除了身份，地位等社会地位以外，职业以及相关的业务里自己从属的社会、年龄、性别等的差别等等这些要素规定了当事人的用语。不仅如此，这种不同，在谈话双方之间产生了落差的时候，必须选择可以均衡这种关系的话语。
一般使用的敬语的规则是，根据对方或话题中出现的事物跟自己的关系(上下•亲疏•利益关系)，使用相适应的词句。当然也会考虑“待遇表现”或“品格语”。支配日本人言语行为的条件有很多，最主要还是由“敬意” 的表达方式和微妙的对人意识里的“心里距离”的拿捏这两种来决定的。总之，就是是否把对方和对象纳入“自己人”的范围，根据这种和自己心里距离的远近来决定采用何种用词。
三、结语
日语和日本人的意识互相影响，成为一体，形成了日本列岛上独自的一个精神空间。可以被称作“民族的精神空间”。这也同时可以称作“民族的言语空间”。“日本人像”也好，“日语像”也好都可以从中得到反映。本文以日语的言语文化分析为视点，从日语构造和日语运用这两个方面分析了“日语像”和“日本人像”。可以说通过一些词汇，语法和几个言语表达方面，一定程度上弄清楚了日语和日本人的认知习惯及日本文化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日语和日本文化的联系仅就在以上两个方面也都远远不止这些。例如，还包括日语中反映日本这个民族擅长和不太擅长的方面，日语中可以反映喜欢用自动词发想的日本人，授受动词的多用，被动语态的妙用，沉默的日本人，人称代名词的省略，暧昧表现，婉转的拒绝等等。这些都当作今后的课题来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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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本文化对日语成语的影响
摘 要： 成语是民族语言发展的产物，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是语言词汇的精华。它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民族文化会在语言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促使成语的形成。本文从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三个方面论述日本文化对日语成语的产生、发展及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日语成语 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积淀，更是文化的映像”[1]。语言中存在丰富的文化内涵。任何一种语言的产生、变化和发展都与其民族和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息息相关。正如日本语言学家森田良行先生所说：“言叶はそれを生み出した社会的文化であり、文化的视点を离れて言叶を考えることは生きた本当の言叶を眺める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であろう。”[2](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离开文化视点考虑语言就无法看到真正的语言)成语作为语言文化中文化性最强的一个部分，更是民族文化精华的体现。它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反映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民族文化势必在语言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促使成语的形成。学习和掌握成语既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又能增强文化能力，文化能力的增强必将有助于语言能力的提高。日本文化纷繁复杂，并且吸收多国文化的精华，拥有大量的成语。本文从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三方面简述日本文化对日语成语的形成、发展的影响，引起人们对成语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视，进而更好地学习和理解日语成语，并在语言实践中准确地表达成语的意义，避免由于不了解日语成语的文化背景而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日本权威词典《国语大辞典》这样解释成语：“古人が作って、昔から屡々用いられて来た语句、合成语、熟语など二语以上が缠まってきた言叶。”(从古至今一直沿用的词句、复合语、熟语等由两字以上构成的语言)可见日语成语包括汉语中的二字四字词组、谚语、惯用语句、格言、歇后语等。
一、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的生存空间，必将与该民族的文化特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3]。日本人自古以来生活在四面环海的岛国，盛产各种鲜鱼，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鱼文化”。从最普通廉价的「鰯」到最稀少昂贵的「鲷」都大量出现在成语中。「鰯の头も信心から」(精诚所至);「鲷の尾より鰯の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鲭を読む」(故弄玄虚);「鳗登り」(扶摇直上);「鲍の具の片思い」(一厢情愿);「虾で鲷を钓る」(抛砖引玉);「山芋が鳗となる」(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鲈庖丁」(尔虞我诈);「鼈が时を作る」(异想天开)等。正是因为“鱼”是日本民族饮食的主角，所以在日语成语中鱼的种类被详细地划分，各类鱼的形象特点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因为日本的海产资源丰富，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的海产品，所以日本民族对食品调料便不像大陆民族那样急切和讲究。在日本很长时间只把「塩」和「味噌」作为调料品。「塩」是从海水中提取的，因此各家各户味道都一样。但是用大豆做的「味噌」每个人做的味道都不相同。如果自己做的「味噌」比别人的都香，就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于是便有了日语成语「出前味噌」和「味噌が上がる」(自吹自擂);「味噌を擂る」(阿谀奉承)。但是如果配方比例出了问题，「味噌」就会做失败，所以「味噌を付ける」就是“丢人现眼”的意思。此外，「味噌もくそも一绪にする」(好坏不分);「味噌が腐る」(指嗓音太坏)等。
日本列岛山多地少，自然环境特别恶劣，以种植水稻谋生。引水灌溉是种植水稻的重要必备条件，因此各家各户经常发生水源纠纷，成语「水挂け论」(争论不休)。日本民族以大米为主食，相关成语有：「他人の饭は白い」(家花不如野花香);「花より団子」(舍华求实);「朝饭前」(一蹴而就);「冷や饭を食う」(坐冷板凳);「饼は饼屋」(无论做什么事情还得依靠行家);「同じ釜の饭を食う」(亲密无间)等。
日本频繁受到台风、地震、海啸等多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古代日本民族对一切自然现象都十分恐惧、敬畏，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灵魂的，都是神的化身。日本民族信奉「神」「霊」「鬼」，认为「鬼」是「神」从天上、海上、山上派遣来到地上后的变形，它力大无穷、冷酷无情，非常可怕。由此产生「鬼に金棒」(如虎添翼);「鬼の空念仏」(虚情假意);「鬼の井沼に洗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心の鬼にする」(横下一条心);「鬼を酢にして食う」(天不怕地不怕)等。在威力无比的神和大自然面前，人要生存下来就必须祈求神灵的庇佑。日本全国各地遍布大大小小的「神社」，里面供奉着不同的「神様」，每年都要举行各式隆重的祭祀活动，日语称之为「祭り」。「最初の祭り」指非常隆重、热闹;而「後の祭り」指错过了时机，毫无意义。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在日本列岛上生存繁衍，岛国文化是日语成语的生命源泉。
二、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是文化形态的象征，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4]。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必然会反映该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成语。
日本民族自古以来信仰「言霊」，认为语言具有不可思议的灵验力。这种灵验力既能带来吉祥，又会招致灾祸。心里期盼的吉祥如果随便说出来，「言霊」就会失效。日本民族对自己的语言慎之又慎，主张「言叶多きは悪し」(言多必失);「沈黙は最大雄弁なり」(沉默是最佳的雄辩);「口は祸の门」(祸从口出);「言わぬが花」(不说为妙)。由动词「言う」构成的成语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言い落とす」(信口开河);「言いふらす」(散布谣言);「言いまくる」(口若悬河)等充分反映日本民族对发言的消极认识。
「花道」「茶道」在日本民族的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闻名世界境界极高的艺术。成语「草花三年」指学习插花是从最一般的插草花开始练习的，但是要插得好至少要勤练三年，以此成语强调苦练基本功的重要性。「茶道」的礼仪作法非常难，但是早晨吃的普通的「お茶の子」是谁都会做的最简单的事，由此便有了成语「お茶の子さいさい」(轻而易举)。茶艺不精，随随便便泡茶有了成语「お茶を浊す」，指含糊其辞、马马虎虎。以茶为题材的成语还有「茶にする」(爱理不理);「灭茶苦茶」(乱七八糟);「番茶も出花」(旧貌换新颜)等。日本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日语成语生存的肥沃土壤。 人类与动植物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朝夕相处。
某些动植物的特性在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上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日语中就有很多以动植物设喻的成语。樱花是日本的国花，自古以来深受日本民族的喜爱。樱花花期极短，但它齐开齐落、绚丽缤纷、轰轰烈烈的“集团主义美”，在凋谢前依然保有高尚风范，这些都是日本民族毕生所追求的崇高品质。在日语中有许多以樱花为主题的赞美的成语：「桜は花に现れる」(才华横溢);「桜は七日」(在短暂的一生中也要干出宏伟的事业);「三日见ぬ间の桜」(世事无常)等。日本两大重要的节日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一定要插「菖蒲」，九月九日的重阳节一定要装饰「菊」。但是节日第二天六日的「菖蒲」和十日的「菊」就没有任何用处。成语「六日の菖蒲」「十日の菊」就表示错失了良机，没有任何价值，意同汉语的“雨后送伞”。
「河童」是日本神话故事中虚构的动物形象，擅长游泳，也可以生活在陆地上，深得日本人的喜爱。「陆に上がった河童」(虎落平川);「河童に水泳に教える」(班门弄斧);「河童の川流れ」(淹死会水的人)。「鹈」是专门吃鱼的，它吃鱼时是一口将鱼整条吞下。借用这种现象成语「鹈呑みにする」比喻不求甚解，或是上当。「亀」是日本民族非常喜爱的动物，人们认为「亀の甲より年の功」(姜是老的辣)，希望「亀は万年」(像龟一样长寿)。日本民族认为自己的体内都栖息着「虫」，这些「虫」长得什么样、藏在体内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平常这些「虫」潜伏在体内某个地方一动不动，让人没有任何感觉，但是一有时机它们就会行动起来令人难以对付。这些「虫」操纵指挥着每一个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于是产生了很多以「虫」设喻的成语。「虫の居所が悪い」(心中不快);「腹の虫が纳まらぬ」(怒气难消);「虫すが走る」(令人作呕);「虫の知らせ」(事前预感);「泣き虫」(爱哭的人);「弱虫」(胆小鬼)。而「虫がいい」指体内的虫子在洋洋得意地任意摆布着人的行为，不管别人的感受，意同汉语的“自私自利”。此外，日语中还有很多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如猫、狗、牛、马等设喻的成语，在此就不一一列举。总之，动植物是日语成语取之不尽的丰富资源。对于这些带有特殊民族文化烙印的成语，一定要在了解民族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学习和运用，才能避免误解、误译、误传。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会给人的思维产生具有渗透性、持久性的动力。思想文化渗透同时伴随着语言渗透，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色，再现不同的文化传统。
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较为复杂，经历多个时期。中国的“道教”最早传入日本，日语成语「六神主なし」(六神无主)，「六神」就是指道教中的“心、肺、肝、肾、脾、脏”六脏之神。随着中国汉字传入日本，中国古代提倡的“修己治人”的儒学也传入日本。儒教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成为日本民族为人处世的原则，并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产生很多蕴含儒教思想的成语如：「孔子の倒れ」(人无完人);「犬に论语」(对牛弹琴);「男は松女は藤」(男尊女卑)等。公元六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的人生观，成了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在佛教中把善恶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最高的无色界称“有顶天”，能登上这一最高境界当然是欣喜若狂，于是有了日语成语「有顶天になる」(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僧人们每天赤脚行乞，晚上回到寺院一定要洗净脚才给信徒们讲经说法，所以「足を洗う」表示洗手不干。和佛教有关的成语还有「仏顶面」(板着面孔、绷着脸);「仏の颜も三度」(事不过三);「お释迦に経を闻かせる」(班门弄斧);「有为转変は世の习い世」(世事无常)等。这些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日语成语已深入日本人的生活。宗教信仰给日语成语提供充足的养分。
综上所述，日语成语丰富多彩，充满智慧和创造力，是蕴含日本文化最丰富的语言单位，更是日本文化的精华和核心的体现，在文章和交流中使用率极高。我们必须重视对日语成语的学习和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并不断提高日语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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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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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格助词「デ」の意味・用法
论文大纲及撰写计划
1.はじめに
2.先行研究
3.「デ」格の各意味用法
范囲の限定
地点・时点の限定
事物の限定
4.「ニ」格との相违
场所を示す
时间を示す
原因を示す
5.おわりに
撰写计划
2009年10月-11月 查找资料，拟定题目
2009年11月-2010年2月 完成初稿
2010年2月-2010年3月 完成二稿
2010年3月-2010年4月 完成终稿
主要参考书目 菅井三実1997「格助词デの意味特性に関する一考察」『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P127森山新2002「认知的観点から见た格助词デの意味构造」『日本语教育』115,1-10
森山新2004「格助词デの放射状カテゴリー构造と习得との関系」『日本认知言语学会论文集4』P66-75
森山新2006「多义语としての格助词デの习得过程」『认知言语学考论』
森山新2006「JSL(第二言语としての日本语)における格助词デの习得过程に関する认知言语学的考察」『日本认知言语学会论文集6』
杉村泰2005「イメージで教える日本语の格助词と构文」 『言语文化论集』17-1
审核老师意见
所选题目名称：
外来语の激増の原因とその影响について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课题研究现状：
外来语是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流入日本的证明。而使用外来语是我们学习和使用日语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外来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促使了日语本身的发展和日本社会文化的进步。同时随着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泛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了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及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于日语外来语，《大辞泉》(小学馆)将其定义为：ほかの言语から借用して、自国语と同様に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语。借用语。日本では、広义には,汉语を含まれるが、狭义には主として欧米诸国から入ってきた语を言う。现在では一般に片仮名で表记される。1956年日本国立语言研究所就日语中和语，汉语，外来语，混合语几类构成日语的词汇，对大众化的90种杂志进行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 汉语 外来语 混合语。10年后的1966年同一研究所又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大报纸一年的日报，晚报为对象，进行了日语词汇构成比的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 汉语 外来语 混合语。由此可见，10年岁月的推移，外来语的比例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外来语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荒川物兵卫在《角川外来语辞典》(1969)一书中指出：“一个个单词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外来语则是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种子。”《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1979)的序作者富道勇夫也曾说过：“难于出口的话语用外来语说就容易多了。”
随着中日两国间的不断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和研究日语。日语外来语也受到了一些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的兴趣。皮细庚在《日语概说》(皮细庚，1996)专门辟章探讨了外来语，是外来语研究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皮细庚不但讨论了外来语的来源，揭示了外来语的本质，还分析了外来语的特点，着重将外来语和原语进行对比，对其中的“和制英语”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此后多年我国外语界的一部分学者深受外来语研究的启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书籍。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对外来语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郑成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了名为《试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的论文。郑成不仅深入研究了外来语的特点，还深刻分析了外来语使用的现状，提出外来语激增的双刃剑作用，更将外来语和日本历史社会的心理联系起来。沈宇澄在其主编的《现代日语词汇学》一书中就外来语的作用、表记、语义展开讨论。朱京伟则在《日语词汇学教程》(2005)中论述了外来语的特征和历史，同时也分析了外来语和原语的区别，特别提出了外来语和在来语的关系。《相识日语》(2005)的作者王冰从外来语词语的移植方式的角度对外来语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对外来语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语的来源、特征、现状、作用及同原语的比较上，并且都已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外来语近年来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略有不足，所以本文将着重研究外来语的激增原因和影响。
课题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日语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旨在加深对外来语的了解，以便为广大的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带来更多便利，方便其更好地使用外来语。由于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比例不断增加，所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外来语对于我们学好日语，进行中日跨国交流有很大的帮助。外来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对外来语激增原因及其影响分析对外语教学研究、翻译和实际应用都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
课题研究要点：
1 引言
2 外来语的定义
3 外来语的现状(激增)
4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
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日本人的心理原因
日语本身的语言结构特性
5 外来语激增的影响
积极方面
a外来语高雅、新颖
b能委婉地表达事物
c 能精练表示事物的概念与区别
d 有利于日本的国际交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消极方面
a 日语丧失其纯正性
b 造成不同年龄段间的语言交流障碍
c 外来语的泛滥和误用
6 结论
课题进度安排：
10月30日，提交开题报告。
11月3日，参加开题答辩。
1月8日，完成毕业论文初稿(电子稿)。
3月18日，完成毕业论文终稿(纸质稿)。
3月27日，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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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成 .浅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4)
8朱京伟 .日语词汇学教程[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在东亚金融危机已经波及欧美的压力下,人们对1999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如何预测议论颇多。在世界银行和欧盟都降低了对199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影响下，部分经济学家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可能性持五五开或四六开判断。在我国最近的讨论中，人们则尤其关注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何时全面爆发，是否以及怎样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影响。 对此本文认为，尽管那些大型金融资本集团明白，他们正在朝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单行道上疾驶，但没有任何垄断资本、特别是最腐败的金融垄断资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动改变自身与生俱来的追逐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误，就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龃”。我们也有可能象其他东亚国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增量利润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是本文对所谓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理解。中国已经有47年的高增长，改革前27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最近20年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此在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条件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可是，人们在享受高增长的带来的现代化消费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 由于本文作者曾经早在1988年5月写的“危机论”中就指出过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后来在1994年11月发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中也分析过今天才出现的国际经济问题及其本质原因。而且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确实大部分被我当年的文章不幸而言中，因此现在写作本文不能算太过于唐突。但我实在既不是预言家，也根本不是国际问题专家，甚至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了解甚少。因此，理论家们对本文大可不必介意。 一、 真正解决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并非“新政”，而是战争 我们在去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金融危机是现象，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一次复制。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认识： 1、资源贫乏使欧洲在危机压力下走向战争 在30年代初的欧洲，当危机爆发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资源的分割已经确定，各早期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再拿来作为资本化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所以制造业的结构性过剩几乎不可能在同构的、分散的欧洲小国内部缓解（这也与现在东亚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于是德国首先加速向军事工业转移，并且必然随之在这种传统产业结构并不能产生增量的制约下、要求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重新分割。这当然导致从欧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战争。 2、美国两个“百日新政”受阻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源大国，因此本来比欧洲小国更有条件通过启动本国资源向资本转化形成新的资本增殖收益，并以此改出危机。1933年罗斯福执政后也确实推行了两个“百日新政”，第一个“百日新政”加强联邦计划和政府干预，但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受阻；第二个“百日新政”侧重垄断，但新法在1935年春起不到1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12项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业复兴法”。罗斯福执政后的3年中，各地已有100多位法官下了1600多道指令禁止实行 “新政” 。其实罗斯福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工业结构，而且尽管政府财政融资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国库亏空60-70亿，国债从1932年的187亿增加到1938年的347亿，但失业仍然有700万，全国14%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济。 看来，无论归罪于思路错误，还是推诿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罗斯福“新政”作为历史事实，对美国经济危机只是在1934-37年的3年间相对缓解。随之1937年美国经济再度出现危机，是年10月29日股票爆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1929年股市大崩溃时的跌幅还厉害。随后，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导致欧洲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压力下，罗斯福的“新政”也就销声匿迹了。可见，“新政”并没有根本解决危机。 3、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的历史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这次结构性危机：一是战争爆发和战后重建刺激了工业需求，当时旧有的工业在未改变传统结构的情况下，确实有了重新增长机会；二是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世界输出军火，和战后对世界援助重建物资的同时，使美圆自然变成世界通用的贸易结算货币，并在战后达到了占国际货币总量的约3/4的统治地位。 由此，不仅美国的大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可以得到最廉价的资金去进行资本输出，而且背靠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也可以进行只赚不赔的国际竞争。因为，只有美国政府可以凭借印刷出来的绿色纸片，与世界任何国家交换资源、产品，甚至政权。 说老实话，假如我们也有这种特殊条件，不去促进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自由竞争，推行“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大循环”，那就是放弃历史机遇。而实际上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当然就是不能亦步亦趋，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二、战后美圆资本的垄断地位变化，必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 1、美圆的垄断地位与追逐泡沫经济的本质特征 美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首领，各国以美圆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GDP增长比例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客观上造成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 2、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圆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美圆投资，不得不听任美圆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60-7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美圆独霸天下。于是有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其间，美圆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降低到3/5。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圆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品交易来保证其对超额利润的渴求。 进入到9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之比已经达到99：1。美圆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币值高估约70%。在1999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圆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美圆的贬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日益迫近。 然而，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必然在泡沫经济幻灭时加强对其他国家推行所谓“一体化”，企图为过剩美圆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吸食利润的条件。这就使得以发展实物经济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中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 我们这样分析，是因为西方7国最近针对已经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做出的对策调整，不过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加强监督管理”，理论家们提出的看法也不过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集团对自身本质问题有能力做深刻反思，也没有给人们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对其心存幻想的举措。 3、东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 分析这次东亚经济危机的源头，本文的看法可能不同于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我们认为：东亚发生的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始作俑者仍然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因为正是美国在战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国的制度，又在日本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到对美国出口长期顺差的80年代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调整汇率。但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圆币值上升提高了日本转移传统制造业于东亚、和在欧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能力。尽管日本这些对欧美的投资大部分失败，但其对东亚的产业转移，却得益于东亚各国本身按照西方制度经验追求工业化，而大获成功。 一方面东亚按照日本“雁阵式”战略，以各国对欧美的出口配额为条件，发展成了日本产品的复制出口基地，这就是所谓“东亚奇迹”。而另一方面，日本则在大量移出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必然导致货币资本过剩于实物经济，其追逐投机利润的本质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亚洲最大的泡沫经济。这的确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事实。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让金融资本针对自身弊病做本质性转变是不可能的。 三、中国经济的增长分析 有人说，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延续第20个年头了。于是人们在最近的讨论中常常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向其他东亚国家那样，只维持了20年左右高增长，就纷纷在经济危机中进入衰退期。我觉得，这种比较的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其实如果以我们这种约10％的年均增长速度做为标准，那么中国从1952年“一五”计划起，已经高速增长了47个年头了。 47年的高增长也并非“奇迹”，因为中国大多数年份是在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原始积累阶段多数国家都是表现为经济高增长的。只是，改革前我们是中央政府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进行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两个增长阶段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在改革前27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控制的国有大工业体系。企业的层次级别不同，占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数量和质量既会明显差别。由此又产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条块之间在财产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复杂的利益关系。可以认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门占有全部资源和城市工业资本和格局，一方面较大影响和限制了县及县以下（包括大批国营工业“空白县”）地方政府占有资产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大农村和农民大面积的贫困。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本来是要解决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与地方政府追求发展之间的矛盾。当时形成了从中央到乡镇各级财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财政体制，一定意义上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较为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然而，财政分级承包制的实行，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按照中央政府进行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欲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 然而，农村改革和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部分地破除了过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积累的垄断流通、金融和科层组织体制，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全国的工农业剩余来形成自已的资本积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启动资本”。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县级企业普遍亏损；据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1994年的调查，全国1000家上交利税最高的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已达，比同期国营企业还要高！在这种局面之下，地方财政亏损面扩大，尤其是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赤字严重，致使地方政府工业化发展目标更是碍难实现。 通过占用新的资源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尽快完成地方政府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中央、地方完成财政分权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在继续粗放型增长的重要行为特征。1992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开发区热”即昭示了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土地向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原始积累的实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80年代中期完成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得到了工业化发展的自主权，但失去了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前借以获取原始积累的集中垄断的计划体制。九十年代“开发区热”和“以地生财”，都反映了地方政府占有地方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增殖收益作为原始积累的行为特征。 2、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 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哪一级政府追求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我国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依靠大量资源投入来支持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老路子。 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的提高经济效益，把经济增长转到集约化轨道上来，却事实上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在地方工业化阶段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例如，“六五”、“七五”期间的国有单位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800-2000元，还建成了许多象“四大乙烯”这样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型建设项目，可是“八五”以来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在建规模越来越大，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建设项目却越来越少。又如，固定资产投资的交付使用率“八五”初期还在90％以上，“八五”末期降到只有54％。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效率近20年来也是拉大的趋势。如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 ，“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八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只处在中等水平。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型特征始终没有改变，地方工业化阶段尤其80年代末期以来甚至有加重的趋势。 随着9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化工和机电工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将明显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必然不断上升。但是，重工业、化工和机电工业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业，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拉动重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必然急剧增加。国家计委王健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能源和钢铁的人均占有水平计算，到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时，14亿人口就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其中包括29亿吨原油；需要消耗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资源使用的集约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各国，即使是如此，1955-1975年，钢铁消耗仍增长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CNP同期倍的增长幅度。 最近做出的决策是以财政和信贷方式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我国的“重型”增长方式重新出现，从过去的经验看，主要工业原料的消耗速度也必然有显著加快趋势。以石油为例，在80年代的“轻型”增长方式下，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而1991-1993年则猛升到10％；经济增长与钢消耗的弹性系数也发生了变化，80年代为1:，1991-1993年则上升到1:。 我们不得不承认，90年代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继续按照传统道路追求工业的高增长，工业对资源的消耗严重浪费。我国经济增长不仅粗放型特征极为明显，而且由于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内部化金融的政府垄断、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因此只能依靠传统工业发展惯性维持增长，资源消耗必然增加。例如，日本生产每单位GNP所消耗的能源，只是我国的1/11，但如果只从工业部门看，按当年汇率折算，1985年日本每亿美元工业产值能耗为万吨标准煤，我国1990年为万吨标准煤，二者只差52％；可是因为其服务产业比重比我国高出一倍以上，服务产业的单位产值能耗只是工业部门的1/3-1/4，所以服务产业比重大就使平均单位产值能耗大大降低了。如果用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2010年，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需要消耗10亿吨原油和亿吨粗钢。 3、中国资源稀缺只能进口，对国际市场影响必然增加 改革前27年我们也是高增长，低通涨；这与近20年没有明显差别。如果要对现在的增长与过去作比，那么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20年正是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寻找投资机会，以及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初的1980年，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现在年进出口总值约4000亿美元（考虑走私因素），年均增长率超过GDP增长8个百分点，到“八五”期末，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到已经超过3％，经济的外向度已经超过40％。 我国是人均资源稀缺国家，下个世纪更是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缺口。我国国土面积虽占到世界的7％，可是除了煤以外，铁、铝、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比重，都低于国土面积比重，石油储量比重甚至还不到国土比重的40％。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更是排到世界80位以后。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顶多维持在亿吨，要生产亿吨钢，至少需要7亿吨铁矿石，而届时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4亿吨，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 此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够实行，木材进口将在现在每年约3000万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变，到2010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需要达到450公斤，总量将达到亿吨，而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耕地面积到2010年将减少到13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粮食进口。 4、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对国际金融资本的需求 中国到2010年有13－14亿人口，一旦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 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8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国粮食进口5千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贸易量2亿吨的1/4。目前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2亿吨，中国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这将会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 目前中国出口额只占世界的3％，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为5％，而中国为12％，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18％，这将会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因此在未来如果继续粗放型工业化过程，我国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影响国际市场。 从1998年的情况看，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宣布到本世纪末全社会需要增加约1万亿美圆投资。此外，中国到2010年仅为支付8亿吨石油进口，就需要3000亿美元以上，加上各种矿产和农产品等其它进口，外汇需求将达到7500亿美元。即使我们能够象最近10年不断维持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也要求在未来15年内，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 可是，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认为，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在内的东亚经济，已经发生危机，这实际上属于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危机。事实上1998年中国的出口已经明显下降。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世界范围的市场疲软不可能短期缓解。那么也就不能寄希望于继续保持过去的出口增长率。 不过，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必然“溢出”，又由于在金融危机压力下获利机会减少就更需要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因此我国的资本项目可能会保持顺差。但是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将使我们在下个世纪初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这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全面危机之前的情况相似。更何况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国际贸易保证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环境と経済の関系だ 上の二枚の写真もは环境との関系や、経済が成长している。第1点のうち、国内総生产(gdp)が上升することで、环境もが急激に汚染しました。第二枚、経済効果の进展と环境保护されている。やすいという结论に达し、発展との结论を下した」とし、「二枚図がもっと合理的な最初である。 社会主义の発展は早ければ、わが国と大きく変わらない注意エコ课题のやテイスト苦いものが広がった。现在、中国政府はすでに多くの措置を取ることにしたと実行戦略「持続可能な発展」の状态だった。一方的な戦略は経済発展のための措置を取ると、环境保护、同期间だった。この方式は、我々の国は発展の持続可能な开発の方式と后世のがあることができる十分な资源で展开していた社会だ。もし私たちを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きた环境问题への自然资源や発掘盲目的、韩国は漆黒のような不毛の地は、时间の问题だ。 とにかく、持続可能な成长のための戦略构想に対処するための时间かかりました。自然の豊富に新党が豊富な天然资源が、十分に把握していれば、惩戒処分を受けることには関心がない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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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的第四届新时代资本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论坛主题为“双循环”下的资本市场创新与发展。来自监管系统、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经济学界的逾40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针对“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内外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给资本市场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尚福林指出，资本市场在这样的 历史 交汇期，应进一步发挥现代经济金融体系的枢纽作用，支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他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本形成功能；二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三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四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五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吸引力。 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在致辞时表示，“十四五”时期，从国家全局来讲，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的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资本市场制度也应当更趋成熟和定型，以更好地发挥其作为金融市场、要素市场的枢纽作用。现在看来，还应当进一步健全市场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提高质量的长效机制，完善促进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做优做强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制度水平，从而建立起科学的、有温度的、高效的监管体系。 证券日报社社长陈剑夫在会上表示，证券日报只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一滴露珠，但同样折射了时代的光辉，见证了资本市场的 探索 、改革、创新和沧桑巨变。作为资本市场的一分子，我们一直怀着与资本市场同呼吸、共命运的心愿，传递信息、连通上下、发现价值、分享经验，与市场共同成长。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从如何进一步提高上市质量的角度发表了精彩演讲。他指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是资本市场的要求，资本市场已有30年的 历史 ，上市公司群体日渐成熟，要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是上市公司自身的要求，上市公司应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整体质量。 中证金融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望军则围绕“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助力 科技 、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进入全面建设 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要按照“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目标，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把支持 科技 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形成的体制机制安排，畅通 科技 创新与资本市场对接渠道，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同时，在上午的论坛中，全国股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永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刘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中央 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等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持续推进新三板改革创新助力提高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夯实投保工作对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数字化和金融化带来的变革”“中国经济创造新需求”等题目发表了主题演讲。 下午召开了两场专题分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分论坛”和“上市公司领军者分论坛”。主要从构建资本市场良性循环生态链、“十四五”规划建议看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和改进金融生态以及上市公司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压力等方面进行多维度探讨。 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为代表的7位首席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全球经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相对于全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的确定性是非常明显的，明年全球经济将处在全面复苏的回升阶段，但中国将是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明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9%左右；以贝瑞基因董事长高杨为代表的10位企业家则表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应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做精主业、提高公司的业绩和价值，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 此外，下午的大会还举行了“科创领军者联盟”第三批会员入盟仪式。截至目前，“科创领军者联盟”已经有111家联盟成员，占到目前已上市的202家科创板企业的一半以上，汇聚了越来越多的优秀科创公司。联盟成员通过深化交流合作、共享优质资源、跑出 科技 创新“加速度”。 （编辑 田冬 上官梦露）
1976-1978年，河南省南阳县溧河公社插队知青1978-1982年，武汉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2-1986年，经济日报社总编室编辑1986-1988年，经济日报社工交部副主任1988-1992年，经济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其间：挂任河北省保定地区涿州市副市长）1992-1993年，经济日报社记者部代主任1993-1996年，经济日报社记者部主任1996-1996年，经济日报社编委会委员、记者部主任1996-2005年06月，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其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5年06月-2011年07月，经济日报社总编辑 2011年07月-2012年05月，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 2012年05月-2015年07月，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15年07月-，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第十届、十一届广东省委委员。
詹国枢，男，1949年生于四川西昌，汉族，老三届高中生。1969年赴四川会东县下乡插队，后任县文化馆干部、副馆长。197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至1982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后到经济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主任、高级记者、编委委员、副总编辑。2006年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任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现已退休。
一个人抄也就算了，每个人都抄，真TMD无聊
“新经济”的概念是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上首次提出的。当前，关于新经济一词众说纷纭，如有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智能(力)经济、后工业经济等称谓。当然，这些称谓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新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笔者认为，新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仍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1]。新经济在本质上与传统经济有着同一性。新经济是信息推动或知识推动的经济，与传统的土地、劳力和资本经济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因为软件不能替代食品、服装和住房。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从而使产业结构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济里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优化，而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在新经济活动中，新经济必然涵盖传统产业的升级。传统产业升级具体包括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而引起的技术结构升级、组织结构升级和管理水平升级等。 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了，两者只有同时推进，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新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旧的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高性能的生产装备，如电脑芯片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例如，信息电子技术及其产业向汽车的产业的渗透，使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从1990年的1 383美元上升到2 000美元，汽车电子部件市场的火爆为整个汽车电子业带来数千亿美元的产值[2]”。其次，传统产业只有注入新技术，才能提高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自我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催生出“新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光学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指出，现在的汽车工业已不像是传统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占到一辆高级轿车总成本的70％、普通汽车的1／3”[2]。在新经济形势下，由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 蹈叨热诤希��到峁股�短蕴�牟辉偈撬�降南ρ舨�担��皇窍ρ艏际酢W苤��桓龉�夷芊癯晒Φ赝瓿刹�蹈锩��【鲇诖�巢�涤敫咝录际跗笠到岷系慕裘艹潭龋?/P> 新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个国家传统经济的基础不同，新经济的起点就不同。因而各国新经济的内涵是有其特殊性的。在确定发展新经济的具体产业结构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别性和特殊性。例如，中国作为尚未完成传统产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其“新经济”必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的新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也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甚至不排斥在某些有基础的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赶超战略，但其着力点应该是：通过把高新技术引入传统的生产模式，使传统产业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必要性。第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依赖于传统产业升级。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新经济中的代表产业如IT产业等都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市场壁垒较高，它的启动和生存必须建立在一定资金量的基础之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而中国装备工作的综合实力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初、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仅处于以机械化为主、单机自动化，刚性自动化阶段，数控机床拥有量仅占机床总量的0．7％，产品技术平均落后15—20年[2]。高新技术发展已经受到了传统产业这方面的极大制约，不突破这种制约，它就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另外，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大，而劳动者素质较低，只有继续保留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才能解决就业难题。否则，失业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也势必威胁到处于萌芽状态的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第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分工规律，一国所具有的安全性的产业结构，是那种没有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只有按照国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产业或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本国经济的安全度，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是目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劳动资金双密集型、劳动技术双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中国应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优势产业的把握及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3]，当引以为鉴，第三，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因为，传统产业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可以演变为新型的现代化产业。如果中国不加快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升级和组织结构升级，势必在质量、规模、效率和核心技术方面与跨国公司、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差距，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也形成新的挑战。惟有技术升级可以确保原有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增加新的比较优势。所以，立足于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不是对传统经济的消极维持，而是对新经济的积极促进。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资金双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新经济的主要内涵。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新经济不可能消除传统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主导技术、组织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它不会消失。新经济的先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辅相成，具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它们共同促进着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新经济既要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又要立足于传统产业升级。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要标志的新经济涵盖了传统产业升级。 二、新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以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使社会各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方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等有了新的推动力量。同时，新经济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指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对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绿色科技的产生与兴起，将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绿色科技不仅将成为全球各大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而且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必然导致产业部门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降低和丧失，而应用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则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中国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4]。鲁北化工绿色科技的开发、应用与推广，经历23年历程，创建了绿色科技，构建了绿色产业链，实现了源头控制、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使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工业完成了从“夕阳产业”向“绿色产业”的革命性转变。“鲁北”从一个只有40万元试验经费的小厂到发展为目前拥有50亿元资产的国家特大型企业集团的过程，体现了绿色科技创新的巨大价值。 背后经济带来了新的人才观，新经济要求人才内涵升华，提出了人为资源开发的重点是向潜能开发和创造力开发转化。这种新的人才观对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人才的日益重视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而以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为目标的人力资源开发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这些都是微观经济领域变革的主要动力。普通工人、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将使传统产业升级具备必要的人才力量和技术支持，给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希望。 新经济赋予政府新的责任。新经济不仅要求政府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制定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政策，还要求政府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重点研究知识经济的发展问题，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发展知识经济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做发展知识经济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是因为，新经济的建设涉及新旧产业的各个领域，其广度、深度、规模和涉及的领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只有采取政府行为、政府干预才能顺利实施．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基础设施，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是高速数据信息网，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如此巨额的工程投资。政府必然成为新经济的孵化器。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产业变革的竞争中，各国政府必将全力以赴，给企业以技术支持，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政府将为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其他社会条件。政府也将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代科技革命正推动着世界产业经济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发达国家正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知识经济迈进。而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机遇，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过来，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60一70年代的调整培育了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与历次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而这一次，中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给中国的机遇不谋而合，两者都聚焦于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经济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潜力将为传统产业本身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三、新经济时代怎样实现传统产业升级 在人类经济发展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但每次产业升级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是由新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新技术是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必须采取适合新技术、新经济内在要求的具体方式，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潮流，遵循新经济的发展规律。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升级的基本环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是新经济的支柱和先导，正是在信息技术及其它高新技术的强大推动下，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信息化。信息化不仅成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命脉，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控制财富的手段。企业的信息化是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经济形势下，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也必然构成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信息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 信息化是一种高附加值、高增长、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可以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包括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第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首先必须保证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前提。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管理设备和相关技术。更重要的是，信息产业可以直接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中国辽宁省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辽宁在发展软件产业时，注意运用软件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造出许多传统产业与软件技术结合的新方式．如软件与交通运输相结合，开发出基于全球定位系统的动态目标管理系统；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与机械制造业相结合，开发出数控机床，带动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2]。第二，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传统产业能否获得新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传统企业信息化改造的关键。诚然，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不只是添加一些先进技术设备，或是把手工报表用电脑打印出来。它是企业深层次的改造，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包括建立以高速数据网络为核心的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大型动态数据库、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生产过程、? �⑼�辖灰资侄蔚取F笠档男畔⒒�∩枋┪�笠档男畔⒀�妨鞫�丛煳镏侍跫��拐�銎笠档脑擞���ú�返纳杓圃谀冢�荚谕�缟辖�小6��菘獾慕�⒖梢晕�霾哒咛峁┯行У囊谰荩��彼�彩浅杀局行摹⒗�笾行摹＝�⑿滦偷墓ぷ髁鞒蹋�抵噬鲜切纬梢恢盅杆佟⒏咝У墓芾矸绞健T谡庵止芾矸绞较拢���淖橹�辉僖远�Α⑽镒实任�行摹6�亲胖毓芾硎�萘鳌＜�耍�笠悼梢蕴峁┐罅扛鲂曰��瘢�佣�蛊笠档纳����芨�玫厥视ι缁嵝枨螅�┱蛊笠档纳�婵占洹M�辖灰卓梢园镏�笠荡蚱频乩怼⑹奔涞南拗疲��毓憷�氖谐�5]。第三，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基本前提。它为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信息化改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科研基地、教育基础设施、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创新政策及知识产权法规等的建设。
论国际贸易关系的标准合同 摘要：当前,国际贸易的趋势之一是大量使用标准合同。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开展,作为规范贸易当事人的国际贸易合同正在向着标准化、格式化的趋势发展，其对我们固有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以国际标准合同为分析基础，客观地评价国际标准合同，并且提出对保护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几点建议。关键词：国际标准合同示范合同发展中国家意思自治一、国际标准合同的产生的基础19 世纪初, 保险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公用事业开始发展, 对于这些公用性组织而言,由于相对人的不特定多数性及交易的重复性,为了交易的便捷便开始制定能重复使用的合同约款,标准合同遂开始出现。所以,标准合同是应现代商事交易由双向转向多向、从一次性交易向连续性交易的变化而产生。但是谈到合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契约自由和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如果我们把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认为是赋予契约以生命,并将平等、自由与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则当成是契约的健康标准的话,那标准合同的出现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契约杀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时标准合同天生是与传统合同自由、平等的背离, 这种背离并不是人为主观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造成的,是客观的,而且这种背离是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与发展,它为我们开始通向实质上的合同的自由、正义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标准合同的出现并非是将全部抹杀现实契约原有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从理想中带回现实中来；相反其还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就如英国的迪普洛面勋爵所指的：“这些合同中的定式条款都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后而固定下来，它们由那些能够代表某一行业的经常从事此类交易的人制作，经验证明，它们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纵观标准合同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标准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对于那些一方当事人固定,另一方为不特定多数人双方而言,为避免交易的麻烦,制定内容确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复多次使用,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同时标准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仅仅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交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大量出现，如保险、铁路运输等，使得标准合同得以兴起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标准合同占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数量的99%,称“我们生活在标准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标准合同已经在公用事业中立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运用。传统的契约理论渐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考虑主体间现实经济能力与缔约能力的差别,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学的平等,至于具体的当事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经济环境、相互实力有何悬殊, 则非所问⋯⋯”。②对合同自由的追求唤起了人们标准对合同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合同的实质性的自由的深思。二、国际标准合同的概念及范围对于标准合同的概念和范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标准合同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 即标准合同总是采用书面的形式, 其条款总是事先准备好的,该合同的格式由缔约方的当事人交给另一方的当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况外人们不能提出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在商业实践中“标准合同”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国际贸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强调的这两种合同的含义决不是等同的。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它进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块可供雕琢的木头,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础上可以精雕细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具体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改变。有的称其为“订不订由你”；在英国又被称为格式合同, 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中对标准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予以保护的问题时，对这两种标准合同之间的区别就尤为重要。有关比较如下: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师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他们运用可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加入或完成补充条款或附件，否则合同也没有意义。而定型化合同原则上不可以, 其是一方当事人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强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由单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对于剥削弱方当事人的危险性显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过，国际贸易中使用这些定型化合同的场合要少于国内贸易，因为这种合同以垄断或支配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先决条件，而在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③这样的条件仅在个别行业的贸易中存在,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处于垄断地位,从而把价格强加给各石油加工与批发公司。所以，笔者认为标准合同并不等同于国际标准合同。国际标准合同将更多地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国际贸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果。其中一种在经济上是无害的，例如，在国内法上已实施的国际公约，公约中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得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取消。如，《海牙公约》、《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等。这些公约设法在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平衡关系。另一种则必须予以慎重的考虑。例如，多国公司订立的强加给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而在国际贸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国际组织发布的可以反复使用、不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遇见和使用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合同示范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制订的FIDIC 合同条款。在此特别是行业协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与由个别企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一样，也是一种示范性合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行业协会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如梁西教授认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应是“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④可见，这里的国际组织指的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业协会组织，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或民间机构。三、国际标准合同的优势国际示范合同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标准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贸易双方当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贸易当事人。否则就有悖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次在实践中也往往无可能实现，每个交易都是统一的标的，统一的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推行国际标准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而是为了帮助完善和规范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即为交易当事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提供一个范本，而具体的内容和交易条件的变动是由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这样才符合实际需要。同时笔者认为不需将国际标准合同的效力过度的神话，而非要强求国际组织制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对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标准合同的条件演变发展而来的。对于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论是学术理论、社会舆论，还是交易的当事人, 贬多褒少, 大家主要是从国内的格式合同的角度来看，认为标准合同的提供者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 使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意思难以真实表达和实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市场竞争类似博弈过程。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博弈是市场参与者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所以法学研究者、企业、消费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对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同的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化描述。但笔者始终坚持国际标准合同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标准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对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 没有谈判、修改的余地。有学者说国际标准合同的兴起与盛行,无疑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个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甚至认为格式合同是导致契约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笔者引用史际春先生的一句话:我们认为,惟有更多地从积极一面看问题,把因为社会和经济的社会化而给契约自由带来的限制,以及合同内容更直接体现社会意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是一种进步,方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造契约自由和不自由的辩证法。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的出现并不是对合同平等与自由的背离,而是一种修正,是民法从抽象概括和假设的分析法向以客观的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法的过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剥离以及向开始关注和追求实质合同自由的转折。但是，客观地讲,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国际标准合同的优点也说明标准合同提高了效率,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契约正义。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上的义务负担和风险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四、重视保护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天生是阳光的,尽管由于制定者的趋利避害性和经营的垄断性,使得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利益的倾倒性,但它通过公开大胆地承载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和监督, 刺激着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视和条款的改善,“采用仔细而专门拟订的国际标准合同或一般条款, 在缔约时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讼”⑥。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要保护的弱方当事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在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地方企业。所以保护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的需要是结束对他们的物质资源的剥削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义务。目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方当事人。第一，弱方当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参与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过程中能够发表他们的观点。例如，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商会惯例委员会的历次会议, 并参与了该“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过程。我国选派的专家在广泛听取国内机构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5 年1 月和1997 年1 月两次递交书面报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国际商会认真研究了中国代表的两份报告,并在最终形成的《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中采纳了我国代表的大部分意见,从而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利益,且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⑦。第二，国际标准合同与合同条款的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制订统一法和统一规则，而不是制订传统意义上的公约。统一的规则比严格的公约更加灵活、适用。如果其对于每一位当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们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适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单个企业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总之,对国际标准合同的控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把涉及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考虑周全,才能使国际标准合同这种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发挥,其弊得以控制。注释：①陈很丽．从标准合同看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经贸．2005(9)．②尹继良．标准合同与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师世界．2002(4)．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④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论及其适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6)．⑥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法学研究．1997(3)．⑦王策，朱景晖．标准合同及未来立法模式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3)．
浅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分析 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变迁 一、供需框架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为此，需解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的问题。这体现在：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
经济日报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5月，隶属于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是以出版经济、时政、文史、教育类图书为主的中央级出版社。是国内最早的九家“经联体”出版社之一。成立20多年以来，共出版各类图书4000余种，年出新书170种左右，再版率约60%。年销售码洋约3000万元。 经济社科类图书是出版社的主打产品。出版社以政府公务人员、企业家政商两界高端人群为主要读者对象，出版了许多适合政府公务人员、企业家的高品质读物，力求为读者提供最前沿的思 想与最有价值的学习实践，把自身打造成专业化、国际化、独具特色的一流出版机构。特别是在经济专业领域要立志成为国内最优最强的出版社。出版社具有较强的图书策划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自成立以来，许多图书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有些图书分获国内各种大奖。如《推开宏观之窗》荣获第14届中国图书奖，《知识产权实用手册》荣获1992年第6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烟雨故园路》荣获第6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等等，都是国内图书最高的奖项。出版社每年还引进并输出了许多优秀版权书，以丰富国内外的图书市场，这些图书关注国内国际政治时事，关注热点焦点问题，关注人物，关注资讯，为国际文化交流和促进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也给我社带来了良好的效益及声誉。出版社的机构和编辑队伍健全。下设总编室、编辑部、发行部、出版部、市场部、专题部、财务部、邮购部、读者服务部、办公室等。共有国家正式事业编制70多人（目前具有发稿在编辑27人，其中具有正高职称的6人，副高职称4人，中级职称13人）。大部分编辑具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另外还聘社外编辑约20人。编辑们从业多年，专业水平和编辑技能较高，出版的图书质量都达到了优秀及良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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