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钱奴论文研究

不可能给你做作业吧，论文这东西还得自己写才行，给你一些资料，你参考一下，3000字不算多，拼拼凑凑就完了，毕业论文还要5000字呢。这些资料没有发完，有字数限制，你给个邮箱，剩下的发在你邮箱里，对你很有帮助的，随便润色一下就可以交了。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19 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可见，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一、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学理1、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2、“比较”的意义：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注：（1）布吕奈尔等著《什么是比较文学》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转引自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第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看钱奴》对后世的文学作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有关资料，《看钱奴》杂剧在元代主要被改编为院本，在明清两代主要被改编为传奇，在当代则主要被改编为昆曲，总之其影响至为深远。元朝后期，此剧曾被屈彦英改编为《看钱奴》院本演出。明朝王元寿曾将此剧与《来生债》杂剧合并改编为《灵宝符》传奇。明朝徐复祚杂剧《一文钱》明显秉承了此剧的讽刺喜剧精神和审美特征。诚如徐子方在《明杂剧研究》中说：“此吝啬鬼形象，与元曲郑廷玉之《看钱奴》形象有一脉相通之处。”清代薛旦又将《看钱奴》杂剧改编为《状元旗》传奇。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根据《看钱奴》杂剧改编的昆曲《看钱奴》搬上戏曲舞台，对元杂剧的编演传承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小说创作来看，明朝凌濛初的话本体小说《初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五卷就是根据元朝无名氏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和郑廷玉此剧的故事情节合并改编而来。清朝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第五回和第六回中对严监生悭吝异常的夸张讽刺，也明显受此剧讽刺艺术精神的影响。从此剧开始，悭吝人便成为不少作家讽刺的对象。另外，《看钱奴》对清代讽刺小说比较重要的一点影响在于人神互动的艺术构思，并以神话故事的结局隐喻讽世。《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孽海花》等即是其代表。以神鬼世界反映凡俗世界，正是封建时期文化高压专制下作家借以批判现实的无奈选择。此外，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可知，《看钱奴》在国外也有流传，法国人裘利安(Jilian)在1830－1840年间曾将《看钱奴》译成法文。

对不起，没空给你做作业。谢谢

匈奴人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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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是一个经常出现在秦汉时期历史典籍中的势力，匈奴是如何兴起的？与之前的戎和胡有什么关系？与之后的乌桓鲜卑等又有何联系？匈奴是如何消亡的？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了《匈奴全传》系列的创作，希望通过创作一系列的文章，来讲清上述问题，也希望能供各位朋友一观。

由于正史（《史记》和《汉书》）对匈奴的起源记载比较含糊，因此，我在写本文时参考了一些正式发表的期刊学术论文，所以本文参考的资料来源有两类：

第一类：正史类

1.《史记》的《匈奴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蒙恬列传》、《高祖本纪》和《韩信卢绾列传》。

2.《汉书》的《匈奴传上》。

第二类：学术论文类

1.王兴峰，论汉代匈奴的南迁及其治理方式。

2.王永安，试论匈奴民族起源及强盛之道。

3.安英，苏明明，论匈奴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

4.杨泽宇，人类学家的史学情怀——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对匈奴族研究的学术贡献。

5.李焕青，张宇，李月新，匈奴名号考。

6.王翔宇，中西史籍的匈奴记载差异比较。

（一）匈奴起源说法的汇总——正史

参考了上述资料后，发现匈奴的起源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说法。

《史记》只提了一句：“ 匈奴的祖先是夏朝王族的后裔，名字叫淳维。 ”

写完这句话后，《史记》就没有再介绍匈奴，转而开始介绍自夏朝开始，华夏北方和西方的游牧群体（比如戎、狄、翟、胡等）与中原各诸侯的交集，因为这些记载不一定都是关于匈奴的（例如，夏朝衰败后，周朝始祖公刘及后来的古公亶父与戎狄的记录、申侯联合西戎灭西周、齐桓公助燕伐北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等），所以不一一展开介绍了。

（二）匈奴起源说法的汇总——学者

专业的学术界对匈奴的起源存在争论，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有

学者总结了近代学者王国维、梁启超、张其昀、缪凤林、宋文炳、吕思勉和王桐龄等人的观点，虽然这些人的观点也存在很大差异，但其中有一条观点我本人比较认可，即王国维、梁启超和吕思勉等人提出的：

匈奴夏、商、周三代之时西北“鬼方”之遗种。

他们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荤粥、猃狁、獯粥”等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他族”对“匈奴”的特定称谓。

匈奴起源问题足可以写成专业的学术论文了，这里不再讨论，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相关文献。

匈奴的起源虽然不可证，但匈奴的兴起却是共识。《匈奴列传》中关于匈奴的兴起是从介绍冒顿单于弑父篡位开始的，实际上，《史记》的其他记载，也有关于匈奴的介绍。为了更全面地介绍，下面先介绍匈奴冒顿单于弑父篡位前的匈奴与中原的交集。

（一）记载一：赵国名将李牧与匈奴的战斗

李牧是战国七雄之赵国的良将，关于李牧的记载出现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我在写赵国灭亡的那篇文章时写过李牧的详细记载，这里只介绍李牧与匈奴的作战记载。

从整个中原文明这个大范围来看，战国七雄的秦国、赵国和燕国都担负着抵御夷狄侵扰的责任。

战国后期，匈奴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赵国北边是匈奴和林胡等势力的地盘，当时的赵国不但要和秦国作战，还需防备来自匈奴的侵扰。

李牧作为赵国的良将，被派往赵国北部的代地雁门等边境戍边，主要是防备匈奴（常居代雁门，备匈奴）。

李牧为了一战就把匈奴打怕，作了很多准备，主要有：

第一，李牧将边境的赋税收入全部收归自己的幕府，用来供给赵国军队的日常开销。

第二，李牧经常带领士兵练习骑射技术。

第三，李牧建立了一整套防备系统，包括充分利用烽火台，派出很多间谍监视匈奴、打探敌情。

第四，优待守边士兵。

第五，李牧规定：如果匈奴入侵，要迅速集合士兵，退守营垒，不准出战，有敢擅自抓取匈奴做俘虏者斩。

在李牧建立的防备制度下，虽然每次匈奴入侵时，赵军都退守营垒，不和匈奴作战，而实际上，赵国却并没有什么损失，也没有人员伤亡。反而让匈奴人认为李牧胆小怕事，甚至连赵国守边的士兵们也觉得李牧胆怯。

时间久了，大家都开始质疑李牧，赵王派人来责备李牧，但是，李牧却继续按照上述制度守备边境。后来，赵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召回了李牧，派其他人来做边境主将。

在新任边关主将的领导下，匈奴每次入侵赵国时，赵国士兵总是出兵迎战。但赵国士兵每次出战都会有损失，甚至多次被匈奴打败。更糟糕的是，赵国边境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赵国边境的居民不敢再放牧牲畜，已经无法开展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赵王只好再次启用李牧，李牧坚持要求赵王同意他继续采取以前的战略守边才答应复出。赵王也只好答应。

李牧重新回到边境后，还是采取他以前的战略守备边境。匈奴虽然还是频繁来入侵，但始终捞不到任何油水，但也始终认为李牧胆怯。

李牧觉得时机成熟后，挑选战车一千三百乘、良马一万三千匹、精锐勇猛之士五万名、擅长射箭的士兵十万名，日夜训练，积极备战。

大战前，李牧让赵国边境的老百姓随便放牧，任意驱赶牲畜，放牧之人和牲畜漫山遍野。

匈奴人看到漫山遍野的牲畜，口水都流到胸前了，他们派出小股部队试探，，李牧却命令赵军假装逃跑，还故意将几千人丢给匈奴。匈奴单于听说后，马上出动大军来抢牲畜并顺便入侵赵国。

李牧率军与匈奴主力大战，破杀匈奴骑兵十几万，匈奴被打得再也不敢来赵国边境作乱。

（二）记载二：秦始皇派蒙恬伐匈奴

我之前写的关于秦朝的文章也介绍过，秦始皇在一次出巡时，燕人卢生献上他抄录的所谓仙书，仙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

秦始皇看到这几个字后，非常生气，派遣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向北攻击胡。蒙恬攻击的胡，在《蒙恬列传》里就被记载为匈奴。

蒙恬率军一直打到黄河最北边，攻取整个河套地区，然后开始修筑长城，蒙恬在北方驻守了十余年，威震匈奴。《史记》原文：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结合《匈奴列传》，这一时期匈奴的首领是冒顿单于的老爹——头曼单于，因为《匈奴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就在蒙恬驻守北边的这一时期，东胡势力强盛，月氏也开始兴盛。而匈奴的头曼单于打不过秦朝军队，就开始向北迁徙。

直到后来，秦二世即位，在赵高的阴谋下，蒙恬被处死，同时，中原大乱，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压制匈奴，所以，匈奴开始反扑，逐渐吞并了河套地区，与中原的边塞接壤。

（一）匈奴的废长立幼隐患

废长立幼带来的隐患和灾祸并不是中原君主的特例，对于匈奴也适用。

匈奴头曼单于的太子叫冒顿，但后来头曼单于宠爱的阏氏（相当于妃子）生下了一个小儿子，头曼单于想废掉冒顿而立小儿子为太子，就把冒顿派到月氏国去当人质。

当冒顿到了月氏后，父亲头曼单于却加紧攻击月氏国，这显然是想借刀杀人。冒顿害怕被杀，就偷了月氏的良马逃回了匈奴。

头曼单于却因此而认为冒顿勇猛，反而给了冒顿一万士兵让他统领。这就是找死了，先要杀，再给兵，还把人家冒顿的未来太子之路给堵死了（头曼单于要立小儿子），作为君主，这真是找死。

（二）冒顿弑父篡位

果然，冒顿有了父亲头曼单于给的一万士兵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报复计划。

冒顿制造了会发出声响的箭，也就是鸣镝，以此来训练自己的一万士兵。他命令士兵：凡是我的鸣镝所射之处，你们必须也射过去，如果不射，就斩首。

约定完毕，冒顿出去打猎时，用鸣镝射鸟兽，不射响箭所射之处的士兵被立刻杀死。冒顿又用鸣镝射自己的好马，有的士兵不敢射，冒顿就立即杀死了不敢射的人。不久之后，冒顿又用鸣镝射自己宠爱的妻子，有的士兵非常害怕不敢射，冒顿再次杀死不敢射的士兵。

后来，冒顿出去打猎，用鸣镝射了父亲头曼单于的好马，士兵们都跟着射了这匹好马，冒顿得意地笑了。

冒顿跟着父亲头曼单于去打猎，用鸣镝射向头曼单于，士兵们也都跟着射向了头曼单于。头曼单于被射成刺猬而死，冒顿然后马上杀死继母和弟弟，还有那些不服从自己的大臣，自立为单于。

（三）示弱的冒顿单于

前面提过，当时，东胡强盛。所以，当东胡听说冒顿杀死父亲自立为单于时，就派使者对冒顿单于说：想要得到头曼的千里马。

冒顿单于问大臣们怎么办，大臣们都说：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不能给东胡。

冒顿单于却说：和人家做邻居何必吝惜一匹马呢？就下令把千里马送给了东胡。

不久之后，东胡以为冒顿单于胆怯，就来向冒顿单于索要阏氏（妃子）。冒顿单于再次询问大臣，大臣们表示愤怒，并想攻击东胡。但冒顿单于还是把自己最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

（四）统一北方

东胡王被惯得越来越骄横，开始向西侵犯匈奴。

东胡与匈奴中间有一片方圆一千多里没人居住的土地，双方各自在这片地区的两边修建土堡岗哨。

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匈奴和东胡间的土堡岗哨外面的空地，匈奴不能去，我们要占领那里。

冒顿问大臣们怎么办，大臣们有人说：这是废弃的空地，给他们也行，不给他们也行。

冒顿非常生气地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不可以送人。所有说可以给土地的大臣被全部斩首。

带着匈奴对东胡历次积攒的愤怒，冒顿下令全军出击攻击东胡，后退者斩。

匈奴大军向东攻打东胡，东胡轻视冒顿，没有防备。很快匈奴大败东胡军队，并且杀死了东胡王，掠走了东胡的人口和牲畜（有一部分东胡人逃到了乌桓山，成为了后来三国时期兴起的乌桓）。

灭掉东胡以后，冒顿向西驱逐了月氏，向南吞并了楼烦国和白羊河南王的领地。然后，趁中原大乱，匈奴全部占据了之前被秦朝蒙恬所占的匈奴故地，匈奴与汉朝以原来河套以南的要塞作为边界，占据了整个北方地区。

这时的中原地区正是刘邦和项羽楚汉争霸时期，中原地区被战争所拖累，因此冒顿单于得以自强，势力迅速扩张，拥有装备弓箭的士兵达到了三十多万。

后来，匈奴又向北进军，逐渐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部族。

至此，匈奴的贵族和大臣都认为冒顿单于贤能是个好领导，而在冒顿单于的努力下，匈奴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草原等广大区域的强大势力。

（一）知己知彼：匈奴的官职与制度

知己知彼是双方交战必须做的，中原地区在此之前一直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匈奴的崛起给了中原文明巨大的冲击。

随着匈奴的势力迅速扩张，中原地区对匈奴的了解也慢慢多了起来，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正是由于匈奴和中原的较量，才使中原逐渐了解匈奴。

司马迁将当时匈奴的主要官职和制度收入了《匈奴列传》记录了下来：

1.匈奴的官职

匈奴的官职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称贤者为“屠耆”，所以通常任命太子为左屠耆王。

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大的拥有一万名骑兵，小的拥有几千名骑兵，共有二十四位长官，取名为“万骑”。众大臣都是世袭的官员。

官职中带有左的（例如，左贤王等）官员，基本上居住在东方，最东方与秽貉、朝鲜接壤。而官职中带有右方的官员，则居住在西方，最西方与月氏、氐、羌接壤。他们都有各自的领地，追逐水草而迁徙。

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地位最高，左右骨都侯辅佐单于处理政务。二十四位长官也各自设置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类的官职。

而作为匈奴的总头领，单于有属于自己的地盘，这个地盘叫作“王庭”，单于的王庭自然是水草肥美、土地相对富饶的地方了，当时冒顿单于的王庭就很大，他的王庭一直延伸到汉朝的代地和云中郡等地。

2.匈奴的制度

匈奴是游牧集群，其主要制度与中原差异很大。

（1）聚会制

每年正月，匈奴的大小官长在单于王庭小规模聚会，举行春季祭祀。

五月，匈奴在茏城大规模聚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

秋天，马匹肥壮，在蹛林大规模聚会，计算核对人口和牲畜的数目。

（2）法令

匈奴的法令规定：

有伤人意图者，只有将刀剑拔出一尺就要被处死；

盗窃者没收全部家产；

犯小罪的施加碾压处罚，犯大罪的处死；

因罪关押时间不超过十天，全国的囚犯只有几个人。

（3）风俗

单于每天的任务：早晨走出营地，祭拜初升的太阳，傍晚时祭拜月亮。

座次：位高年长的坐在左边而且面朝北方。

重视带戊、己等地支纪事的日子。

送葬用棺椁、金银、衣裘装殓，没有坟墓，不穿丧服。也有殉葬习俗，单于的近臣、侍妾殉葬，有时多达上千人。

（4）作战

起兵征伐前要观测月亮和星星，月亮是圆的就发动进攻，月亮有亏缺就撤退。

匈奴擅长用少量士兵为诱饵来发动袭击。

战斗中斩杀或俘虏敌人就赏赐一壶酒，得到的战利品归个人所有，抢来的人可以做奴隶，因此匈奴作战时都很有动力，但当匈奴士兵作战不利，就会像云消散一样土崩瓦解。

战斗之后能把死者运载回来的人，就能将死者的全部家产归为己有。

（二）匈奴与汉朝藩王——韩王信

刘邦建立汉朝不久，北方面临匈奴的威胁，最明显的就是北方的代地直面冒顿单于的王庭（冒顿单于的王庭南至代地）。

被封为韩王的韩国旧公族韩信（不是汉初三杰的那位韩信，为区别以下都叫“韩王信”），由于刘邦担心韩王信材武且封地属于中原要冲，因此，刘邦把韩王信的封地改为太原以北，顺便让韩王信去北边防守匈奴。

韩王信最初想防备匈、守卫边境，但当时汉初初立，国力空虚，正处于休养生息状态，而刚被冒顿单于统一北方的匈奴却异常强盛。所以，韩王信的都城马邑很快就被冒顿单于包围。

为了保住自己的势力，韩王信频繁派出使者去向冒顿单于求和。而皇上刘邦并没有忘记抵御匈奴，他在征调军队后马上派人来增援韩王信。

但是，因为韩王信频繁向冒顿单于求和，刘邦怀疑韩王信与匈奴勾结，谋反之心已显，就派人去责备韩王信。

韩王信害怕，就直接投降了匈奴，匈奴联合韩王信的军队，顺势带兵向南越过句注山，攻打太原，来到晋阳城下。

（三）白登之围

刘邦亲自带兵前去对抗匈奴。但当时正赶上冬季，天寒地冻，又天降大雪，汉军士兵被冻掉手指竟然达到了十之二三，也就是说每十名士兵，就有两三人冻掉了手指。

匈奴这边，冒顿单于假装战败，向北逃跑，引诱汉朝军队向北追击。

汉军在追击冒顿单于的过程中，冒顿单于故意命令精锐部队隐藏起来，只向汉军展示老弱残兵，上当的汉军全军追击，汉军共计三十二万人，而且大多数是步兵。

刘邦带着先头部队率先赶到平城，但由于速度太快，汉军的步兵主力并没有完全抵达平城。

冒顿单于马上派出精锐骑兵四十万，把刘邦包围在白登山。这一围，就围了七天。

被围的汉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逐渐陷入绝地。

另外，汉军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住了：匈奴的骑兵部队军容雄壮，城西骑兵全是白马，城东骑兵全是青马，城北骑兵全是黑马，城南骑兵全是红马。

刘邦采用陈平之计，派人去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妃子）送厚礼并说：中原女子角色，单于如果侵入中原，阏氏肯定失宠。

嫉妒的阏氏就冒顿单于吹枕边风，说：两个君主不应该相互围困攻击，匈奴即使得到汉朝的土地，最终却不能居住。况且汉朝皇帝也有神灵保佑，请单于慎重。

实际上，以冒顿单于的雄才大略怎么可能听信妃子的话就撤兵呢？完全不可能。

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时局：韩王信投降匈奴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和赵利正在赵地，他们和冒顿单于约定了出兵攻击汉军的时间，但是王黄和赵利并没有如约而至，这让冒顿单于产生了怀疑，他怀疑王黄和赵利以及汉军有阴谋，于是就顺利成章的采纳了阏氏的建议。

决定不赶尽杀绝的冒顿单于还是要面子的，很显然他不可能听老婆一句话，就主动撤兵。冒顿单于命令打开包围圈的一角，给刘邦留了一条出路。

刘邦带着汉军从打开的这一角冲出了包围圈，并且很快就和汉军步兵主力会合。这样，冒顿单于撤兵也有了借口，鉴于汉军主力已到，匈奴撤兵，刘邦也知趣的撤兵回朝。

（四）汉朝叛将（最早汉奸）和陈豨的反叛

白登之围之后，韩王信成为匈奴的将军，与部将赵利、王黄等人多次侵扰辱掠汉朝的代郡和云中郡。

为此，刘邦派陈豨来到代地防备匈奴这边的汉朝叛将。但是，陈豨这个人太张扬，出入声势浩大，有人向刘邦进言，说陈豨恐以后会反。

刘邦让人去追查代地的一些官员，以至于牵连到了陈豨，陈豨害怕，就决定反叛。

陈豨暗中联络韩王信的部将王黄和曼丘臣，准备反叛事宜。不久，陈豨就联络王黄等投降匈奴的汉将反叛了，陈豨自立为代王，和韩王信等叛将一起谋划，经常攻略赵地和代地。

刘邦派樊哙来平叛，樊哙重新收复了代、雁门、云中等郡。陈豨等叛乱很快被平定，但这时的匈奴，由于得到了很多汉朝降将，所以经常来代地侵扰劫掠。

面对无解的强大匈奴，刘邦和匈奴和亲，并将皇族之女献给冒顿单于作为阏氏，而且还每年送给匈奴进贡，匈奴和汉朝约为兄弟之国。

冒顿单于就暂时停止了对汉朝北方边境的侵扰。

（五）汉朝藩属——燕地与匈奴的来往

1.燕地背景简介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不久，派武臣、张耳和陈余率三千多人渡过黄河攻略赵地，武臣在张耳和陈余的辅佐下，顺利拿下赵地大部分地区。

之后，武臣自立为赵王，陈胜虽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承认武臣是赵王，并让武臣向西攻秦。

但赵王武臣听张耳的计策，不向西攻秦，而是派出将军韩广去攻略燕地，韩广到了燕地，自立为燕王，坐镇燕地。

后来，项羽封诸侯，封跟随自己入函谷关的燕将藏荼为燕王，新燕王藏荼回到燕地后，杀死旧燕王韩广，成为燕地新主人。

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争霸期间，燕王藏荼坐享太平。刘邦获胜后，马上带兵来攻击燕地，燕王藏荼很识时务，立马投降。

刘邦立自己的发小卢绾为燕王，这时燕地成为汉朝的藩属，也是汉朝东北边境重镇。

从燕王韩广到燕王藏荼，《史记》没有记载燕地和匈奴间的任何记载。到了燕王卢绾时，开始有了燕地和匈奴的来往记载。

2.燕地和匈奴的来往——最终导致燕王反叛

陈豨反时，燕王卢绾带兵协助汉军攻击陈豨。陈豨面临不利局面，就派人去匈奴求救。凑巧的是，燕王卢绾也派手下张胜去了匈奴。

这个张胜在匈奴遇到了上一任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荼的儿子劝张胜不要让燕王去攻击陈豨，而是让燕王卢绾和匈奴修好，这样燕才能长久被保留。

张胜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但燕王卢绾认为张胜这是谋反，就向刘邦上书，请求诛灭张胜家族。

但张胜对燕王卢绾说了臧荼之子的观点，燕王卢绾觉得有道理，就找了一个替身代替张胜而死，还放出张胜的家人，让张胜在自己和匈奴之间联络。同时，也派出使者去联络陈豨。

后来，陈豨被灭，陈豨的部下对刘邦说：燕王经常有使者来和陈豨联络。

刘邦派人召见燕王卢绾，卢绾称病不敢来，刘邦派人去燕地调查。

因为当时，刘邦封的几个异姓王中，除长沙王吴芮外，韩王信叛逃匈奴、楚王韩信、九江王黥布、梁王彭越等人都已被杀。

所以，燕王卢绾说：现在异姓王就只剩下我和长沙王吴芮了，杀韩信和彭越都是吕后干的，现在皇上病重，吕后掌权，她肯定会继续诛杀异姓王。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燕王卢绾的这些话被泄露了，刘邦听说后，非常生气。

碰巧，匈奴投降汉朝的人说：燕王卢绾经常派使者张胜往来于燕和匈奴之间。

刘邦认为卢绾果然谋反，就派樊哙去攻击燕王卢绾。

但燕王卢绾其实并不真想反叛，于是，他把所有亲属和燕军都安置为长城之下，想要等刘邦病好之后，亲自去向刘邦谢罪，毕竟他和刘邦是铁杆发小。

事与愿违，很快刘邦就死了，燕王卢绾只好投降匈奴。

匈奴封卢绾为东胡卢王，投降匈奴的燕军，往来于上谷以东地区侵扰汉朝。但同时，卢绾也受到了匈奴人的欺负，经常想着回到汉朝。可惜，背叛就是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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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匈牙利人的名字跟亚洲人一样，姓在前名在后，这点个欧洲人不同。而且匈牙利首都广场有个雕像，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是匈牙利人的祖先，而这个雕像的面部特征是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

西周奴隶研究论文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建国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直是古史学者所重视的课题，且分歧甚多，陈连庆不盲从成说，认为西周和战国封建说都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奴隶社会发生、发展到衰亡的特点，因而表示赞成异军突起的魏晋封建说，撰文《论汉代的社会性质》，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同希腊、罗马相比，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判定汉代的社会性质正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东汉末期是奴隶制衰落时期，在小农不断没落的同时，出现了封建制的萌芽。70年代后期，因为古史分期问题的重新提出，陈连庆对西周、春秋、战国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奴隶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西周奴隶考》、《春秋奴隶考略》、《中国古典社会中的债务奴隶问题》、《秦代的奴隶问题》、《从<周礼>中所见的奴隶》、《南朝奴隶考》等论文。这些论文密切结合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中国奴隶社会早期、发达期以及封建社会初期奴隶的来源，工作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详实的考证。为说明中国封建制度具体发生和形成的途径，陈连庆对自由农民农奴化和奴隶农奴化问题十分关注，而撰写了《试论魏晋时代的奴隶农奴化问题》。陈连庆一直认为奴隶社会的阶级构成是复杂的，注意克服把奴隶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的研究倾向，因而连庆对汉代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作了许多细致的考察，而发表了《西汉时代的宾客》，文中对宾客的来源、主客关系和宾客走向都做了很好论证。对汉代的法律和军事制度，他也作了多方面的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汉律的主要内容及其阶级实质》、《汉代兵制述略》、《西汉新莽时期少数民族士兵》等论文，进一步从法律和军事制度方面论证了汉代奴隶制的特征。陈连庆还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问题作了多方面探索。在《汉代的国有土地及其经营》一文中，陈连庆认为，井田制瓦解后，私有土地出现，但国有土地仍大量存在，并以详实的史料考证了汉代国有土地的特点和汉代国家对国有土地的管理体制。东汉的屯田制度，由于史料零散，前人很少问津，而陈连庆在《东汉的屯田制》这一力作中，明确提出，东汉的屯田地区分布十分广泛，东汉一朝无时不有屯田，屯田的组织机构完善，且多为军事性质的屯田，屯田制下的直接生产者，是一般士兵、弛刑徒及其家属和私人的宾客等三种。三国时期各国都实行过屯田，而吴、蜀屯田，因材料缺乏而成为研究的难点。他发表了《孙吴的屯田制》，详细地考证了孙吴屯田的分布，管理机构的特点以及屯田的兴衰。晋代的占田制是重要的土地制度。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对于占田制的实施多有分歧意见。在《占田制的形成及其存续问题》一文中，他首先分析了占田得以实施的社会背景，认为屯田地区是占田制首先推行的地域，从事占田的客户、军户和官奴婢是占田制度下当然的受田者，占田面积是从屯田实践中的可靠数据。占田制并不剥夺私人占有的土地，但不论国有土地或私有土地，都要纳入占田制的体制中。占田制的实施，在西晋收到良好的效果。后赵、成汉、东晋、南朝对丁男征收的定额地租，都是占田制的变种。长江上下游各国都认真地执行了占田制。他的这些看法，不同于流行的观点，是自成一家之言的新说。陈连庆研究魏晋经济史的精辟见解，都寓于不久前问世的《<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这部遗著中。本书名为校注，连起来实际上是一篇篇独立成章的好论文。如对曹魏屯田的论述，对西域入贡条的注，对司马氏在淮河流域屯田的考证，对永嘉乱后北方人口的论述，关于衣食客荫客的注，关于魏晋时期在南北朝各地所修建水利工程的考证、关于拓跋氏封建化的论述等等都有独到见解闪烁其间。正如何兹全教授在序言中所云：连庆的注，实际上就是他的作，在《<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中蕴含着连庆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学问。此外，陈连庆对汉代的农民起义，汉代的物价以及魏晋南北朝的胡姓问题都有撰述。《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史记·货殖列传>所记的两汉物价》、《东晋南朝胡越出身将帅考》等，均是有独到见解的论文。陈连庆的又一部力作《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的问世填补了民族史、姓氏学研究的空白，书中所收少数民族姓氏，时间断限上及秦汉，下至隋统一，民族则包容南北，兼及胡夷蛮越，其编排方法以姓系事，先考证姓氏及族属源流，次引事例，颇具宏丰，反映了先生的治史功力。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陈连庆发表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对大秦、拂菻的名称作了透辟的考证，并论及了中国和罗马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他发表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对这一历史时期西域贾胡的活动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填补了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空白。他还撰写了《<魏书>本纪中地望不详的西域诸国考略》、《<魏书>本纪中所见印巴次大陆诸国考实》，确定了有关国家的地望，证明了北魏后期中国同萨珊王朝、*哒、眧武九姓诸国、印度以及拜占廷帝国的往来是十分密切的。对南海交通的研究，陈连庆注意到为前人所忽略的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出使扶南。先生在《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扶南之行》一文中，对朱应、康泰的出使目的、出使的路线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情况作了详实的考证，认为他们出使扶南的活动，可以与张骞通使西域先后媲美。《<大德南海志>研究》和《<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是先生研究元代在《永乐大典》中发现的一些佚文。通过对这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先生发现，元初广东港的商品贸易，已经具有世界规模，进口商品种类繁多，应该对元代的海外贸易做出重新估价。另外，关于日本邪马台国的地望问题，陈连庆撰写了《邪马台地望考》，根据我国大量文献的记载，指出邪马台位置应该在日本的畿内，而不在九州。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陈连庆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古文献的辨伪、断代、校勘、辑佚、目录以及版本都有很多独到见解。他发表了《〈周礼〉成书时代的探索》，文中认为《周礼》是兼综儒法的一家之言，全书贯穿着以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它同《吕氏春秋》、云梦《秦律》《日书》有许多相同的用语。《周礼》制作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它的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周礼》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之世。《〈禹贡〉研究》一文认为《禹贡》和禹的关系不大，它不是夏代，也不是殷商、西周或春秋的作品，而是地道的战国作品。他还发表了《<列子>与佛经的因袭关系》一文，把《列子》的成书，同佛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题名为晋嵇会著的今本《南方草本状》，一直被认为是晋代的作品，而且被看作是我国第一部植物志。余嘉锡先生发现了此书的作伪痕迹，在此基础上，陈连庆写成《今本<南方草木>研究》，对《草木状》一书84条，证明其中有60多条均自其它古书稗贩而来。今本《草木状》不是晋人作品，它的作者也不是嵇会，而确确实实为南宋作品，至少在南宋初年已经成书。陈连庆于断代、校勘、辑佚和文献研究方面的著述宏富。《<管子·问篇>制作年代》、《<轻重>等篇所见物价及其年代》、《<通鉴>的战国史学》、《<曹瞒传>辑校》、《<三国志·华佗传>研究》等，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古文字学的研究。陈连庆不仅常于利用古文字来考证史实，而且对古文字的考释，也是有很深切功力。在金文和简牍研究方面多有著述发表。《兮甲盘考释》、《敔簋铭文浅释》、《晋姜鼎新释》等。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居延汉篇札记》是陈连庆主要的研究成果。在《札记》中，他指出，汉简中记载了历史上最早一次海上人民起义，即所谓的临淮海贼。东汉建武初年。窦融据有河西，复五铢钱事，也只见于汉简中。依据汉简，考证出文献中所不见的史实，是先生治汉简的重要特点。

晋中之窗提醒您：周朝得了政权以后，西周王朝以夏商礼乐为基础，在公元前1058年制订了周代礼乐（礼乐的“礼”就是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相互结合的礼仪，“乐”就是音乐，包括乐队、乐舞的编制，乐曲、乐舞的使用，等等。），将其作为奴隶主的行为准则，各级奴隶必须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享受礼乐——在礼的中间，把贵族和人民分成许多等级，对各个等级都规定了有关生活各个方面的区别和限制。同时周朝的统治者对音乐的社会功能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他们把礼与乐看得一样的重要，并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他们也为各个等级严格规定了应用音乐的制度，从而来体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相互间的关系。例如： 1、关于乐队的排列和各个乐器的的多少，规定王的乐队和所有乐器可以排列东西南北四面，诸侯的可以排列三面，卿和大夫的可以排列两面，士的只可以排列一面。 2、关于舞队所用的人数和排列的方法，规定王的舞队可以由八人组成一个舞行，由八个舞行，即六十四人组成的一个舞队；诸公可以由六个人组成一个舞行，由六个舞行，即三十六人组成一个舞行，由四个舞行，就是十六人组成一个舞队。（1、2，参考，杨荫浏编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p33音乐的阶级化和等级化，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3、关于在举行“射礼”时，不同身份等级使用的乐曲不同，王用《驺虞》，诸侯用《狸首》，大夫用《采苹》，士则用《采蘩》。（参考，陈应时、陈聆群主编《中国音乐简史》p28宫廷音乐，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一个王朝制定一项制度势必要建立与其对应的部门，来保证制度的实施、管理与完善，并形成与其对应的教育体系，来确保制度的推广与传承。周朝的礼乐制度自然也需要这样的保障，即周朝王家的音乐机构。周朝王家的音乐机构归“大司乐”领导，其中的工作人员数目不低于一千四百六十三人。这机构的职务包含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方面。但从音乐教育方面来看，该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在一千四百六十三人中，除了少数低级贵族以外，有一千二百七十七人属于农奴阶级。由此可见宫廷音乐机构中创作和表演的主要力量是农奴们。但在音乐行政以及音乐教育方面的各级负责人则都是由贵族承担的，并且随着统治者对音乐各种事宜的重视程度不同，相应的乐官级别也不同，越是重视，乐官的级别越高，由此可看出，统治阶级对音乐活动的阶级控制是十分严密的。对此，可看出统治者对礼乐制度的重视甚大，以及这个政府工程的浩大。也因而引起了一些人的深思与反对。例如墨子。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对对音乐持否定态度，反对儒家的礼乐思想。在《墨子·非乐》的上篇中记载，墨子承认音乐能使人快乐，给人以美感，他说：“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耳知其乐也”。但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音乐对于王道、万民来说没有任何利处。其次，他认为音乐解决不了老百姓的“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音乐非但不能“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且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墨子认为，王公大人要欣赏音乐，必须制造乐器，造乐器则“必厚措敛乎万民”；有了乐器，必使风华正茂的年轻男女去演奏，如此又浪费了劳动力；有了音乐，王公大人坐而独听，谈不上快乐，何况又浪费了那些听乐的君子、贱人的时间等等。在音乐教育方面，其实商代的贵族已有专门的学校教育，而在西周，统治阶级为了配合礼乐制度的推行，学校教育变得更为完备。建立了所谓的小学与大学。主要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又以礼、乐、射、御为主。音乐教育的对象，主要是贵族子弟（即世子和国子），但也在自由民和农奴中选拔一些人才，把他们提升到下层贵族的等级中，与上层贵族子弟一同学习音乐。世子是王和诸侯的嫡子，国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女。贵族教育从六岁到二十余岁，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由简而繁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礼”、“乐”的比例是很重的。而国子们学习礼、乐的目的，并不像今天这样是去从事各种音乐表演活动。这种教学目的是要使这些青年在学习了音乐之后，能够利用音乐来统治广大的农奴，麻醉他们，防止他们反抗，要人民保持和平态度；他们学习的目的也就自然是要达到统治阶级提倡的“礼乐治国”。“西周音乐教育”说到底也只是西周统治者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通过对各个贵族，以及少数农奴的音乐教育，使等级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并使之传播，从而减小叛乱的威胁，一定程度上的保证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纵观世界历史，无论哪个国家在哪个时代的哪个制度的运行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西周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春秋之后，私学开始兴起，逐步改变了礼、乐教育与庶人无缘的局面。各种私学类型很多，教育对象中既有士阶层的人士，也有宫廷的专业乐人，还有民间的从乐人员。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私学教育主要是指民间音乐教育活动。这时期的官学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其重心开始由王室向诸侯公室转移，并且，由原来以宫廷一个教育中心为主开始向多个中心转变。音乐教育的对象与内容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教育对象中除了世子与国子外，还包括了乐师、乐工的教育。涉乐人员的增多，促进了礼乐方面的严格规定彻底的被打破，诸侯、卿大夫、甚至士也堂而皇之地用起了“天子之乐”。因而，礼乐制度的被打破也得到了儒家代表人（孔子、孟子、荀子）的痛斥。但无论思想家们如何评论西周礼乐制度，可以肯定的是，正因为礼乐制度的诞生，周代成为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发展高峰时期，它建立了我国最早的较完善的音乐机构，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为我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单对中国音乐来说，西周礼乐制度无疑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加速器，它通过帝王的支持、鼓励与领导，使中国音乐在当时世界音乐界留下了永远的画笔。这画笔永远昭示着祖先的智慧与才华，同时也激励着我们现代中国音乐的前进、发展。

汉武帝北击匈奴论文研究

因为有卫青，霍去病，李广…这样的猛将，不用再对匈奴低三下四了。

因为匈奴经常侵犯汉朝边境，甚至一度打到京城不远。抗击匈奴，使得汉朝得以获得稳定的外部环境。开疆扩土。保证了安全

匈奴民族军事文化论析摘要:匈奴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匈奴族实行军民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相统一。源于匈奴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其军事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关键词:匈奴;军事文化;游牧文化匈奴民族纵横驰骋在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数百年,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控制着周边的弱小民族,成为秦汉时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支强大力量。匈奴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军事文化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匈奴历史的许多领域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匈奴军事文化方面的研究迄今仍是空白。本文根据所见文献材料作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探索。一、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1.匈奴政权的建立和统治的维系无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冒顿单于当政时,匈奴达到了鼎盛。冒顿单于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依靠过人的胆识和强悍的军事武装成就了北疆第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而后,凭借强盛的武装四处扩张。首先,东破东胡,大肆掳掠其民众及畜产,致使东胡四分五裂为乌桓、鲜卑等多部;不久,向西击走月氏,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中原楚汉相争,匈奴又乘机“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服施。”[1]2890不仅如此,匈奴在冒顿单于的果敢指挥之下,还北上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形成了“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2]3751的局面。之后,匈奴乘胜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进犯,击破大月氏,武力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2896使诸引弓之民成为匈奴一家。至此,匈奴统治的疆域,东起辽东平原朝鲜边界,西至天山南北,向北远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北疆的一代霸主。匈奴之所以能在北方草原上所向无敌,主要是因为有强盛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撑,并对被征服的各部族或部落实行武力管制。由此可见,匈奴政权本身就具有“军事联合性”,[3]113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军事甚至渗透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2.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在匈奴族的制度规定中,单于既是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事首领,军国之政统于一身,掌握着军政、外交等统治大权。与中原王朝的一些非开国君王相比,匈奴单于不止是运筹帷幄和发号施令的政治家,而是同时具有军事谋略和战术技艺,并且往往亲自参加战斗的军事将领。如前所述,冒顿单于便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的民族首领。他只身从月氏的刀口下逃回匈奴,以鸣镝训练士兵的骑射,最终使部队令行禁止,唯其马首是瞻,达到了夺取单于位的目的。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匈奴军队东征西讨,征服周边弱小民族,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并给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也是匈奴首领的一位典型代表。汉文帝时,老上单于曾亲率十四万大军进入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斩杀北地都尉孙卬,掠夺大量的人口和畜产,并烧毁回中宫(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骑兵直达雍(今陕西凤翔县)、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等地,[4]12给汉朝的边疆统治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都体现出匈奴单于的政治野心和调兵遣将的指挥才能。再如,汉宣帝时的匈奴五单于争立,虽然是匈奴统治集团的内讧,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匈奴统治阶级的领兵作战能力。3.作为政治主体的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候等中央官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每万骑又设置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统辖若干大小部落。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其所领部众的多寡而定。匈奴实行领主分封制,自单于至各万骑长都各有分地。他们不仅要定期参加单于组织的庭会“议国事”,参与处理整个社会的政务,如较大的战争、单于位的继承、祭祀、课校人畜、接见使臣等,而且要在各自的驻牧地管理境内属民,裁定辖区的大小事务,更要统领部队作战或跟随单于出征。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曾领兵进入河南地,侵犯上郡,遭到汉军的痛击,败走出塞。后来,右贤王又向西攻破月氏。汉武帝时,汉匈关系进入战争状态,匈奴各王所率军队与汉军交战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如: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匈奴右贤王数次进犯边境,侵扰朔方。汉政府遂派遣车骑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右北平迎击,掳获右贤裨王十余人,畜产数千百万。元狩二年(前121),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出陇西击匈奴,杀折拦王,斩卢胡王,执拿浑邪王子以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骑,收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在与匈奴的战斗中,匈奴左贤王将四万余骑围困李广,幸亏张骞率军如期而至,匈奴军才不得不散去。霍去病将数万骑过居延、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匈奴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归附者二千五百人,俘获裨小王七十余人。鹰击司马赵破奴斩杀匈奴遬濮王,捕获稽且王。校尉高不识捕虏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出塞千余里,与之接战的匈奴人也是由单于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左贤王战败逃亡。[4]23-27从汉军捕获的匈奴将领中,可见参战的匈奴各王将的广泛性。二、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匈奴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5]160匈奴民族“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2]3743他们人人自为“甲骑”,平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则为士兵,冲锋陷阵。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匈奴人天然的一种生存方式。汉朝有些政治家说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1]2955“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1]2923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张和污蔑,但匈奴经常挑起战争,侵犯别国,掠夺外民族的人口和牲畜,却是事实。“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2]3743也是匈奴人为保存壮年人实力,抵御外敌,保护部落或部族的生命财产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生活习俗。正如汉朝降臣中行说所说,匈奴“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2899由此可见,匈奴的“明以攻战为事”[2]3760在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同样表现明显。狩猎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居于重要地位。“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1]2879从小的狩猎生活和不断训练提高了匈奴人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为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军事生活,成为合格的“甲骑”。因此,匈奴人能够“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1]2900匈奴骑兵不仅善于放牧游猎,而且有时还参与农业生产。《汉书·匈奴传》记载:地节四年(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2]3788同书《西域传下》记载: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2]3905又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2]3922由此可知,匈奴“甲骑”一方面要承担驻防和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生产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后方的供给压力。三、其他领域的军事化倾向法制体系的军事化明显。匈奴的法制体系很不完善,法制设施也很不健全,没有专设的制定法律的机构,更没有明确严密的法律条文,仍以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法作为对人们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他们的法制意识很淡薄。军事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特性,易于将军法融入日常生活中,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制约准则和惩戒标准。反之,军法与习惯法的合用更加密切了军事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的统一。冒顿单于当政之初,匈奴受到东胡的不断挑衅,于是冒顿亲自上阵出征,并下令“国中有后者斩”。[2]3750严酷军令的束压之下,匈奴军队所向披靡,大破东胡。在攻战中,匈奴规定,各兵士“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并且“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因此,人人在作战中争先恐后,以求能得到更多的俘获物。这种规定同时也促使了家庭奴隶制的发展,各家庭中拥有奴隶进行生产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匈奴的这些军纪、军法都是本族内通行的法律准则,有社会法律的效力。宗教与军事的密不可分。匈奴人拜天地,祭祖先,敬鬼神,这种宗教理念也体现在军事活动中。单于一年三龙祠,每次都“祭天神”,“会诸部、议国事。”[6]2944商定军政大事,打着神的旗号,动员、组织部众。匈奴行军作战,常借助自然力量,崇拜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侯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2]2892他们认为太阳给人们光亮和温暖,月盈月亏昭示着战事成败。匈奴有“胡巫”,出兵必占吉凶。匈奴人认为鬼神可以祸福于人,人亦可以通过巫者将信息传达给鬼神,以巫术影响鬼神,既可以驱邪避害,又可加害仇敌。汉军出兵讨伐匈奴时,匈奴使胡巫将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各条陆路和水路上,加以诅咒。又有“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缚马者,诅军事也。”[2]3913“祠兵”则是匈奴人早先的一种习俗,专为军队祈告平安和胜利。《汉书·匈奴传》记卫律因嫉恨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而串通胡巫,装神弄鬼进谗言,称先单于发怒:“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祠”,结果遭天谴:匈奴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2]3781另外,匈奴人还信仰灵魂不灭,重视人的躯体。认为人死后将如生前一样的生活。因此约定“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在西汉初,冒顿单于大发精锐部队围汉高帝时,摆白、青、赤、黑四色骑于西、东、北、南四个方向。有人说这是受了华夏五行说的影响。有的人认为马色反映匈奴不同部落的方位,四色分别代表白狄即白匈奴,青狄即青匈奴,赤狄即赤匈奴和黑狄即黑匈奴。可见,匈奴的排兵布阵也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的。四、对匈奴军事文化的基本认识从以上对匈奴军事状况所作的粗略梳理中,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1.匈奴族的军事生活与其经济特点和生存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放牧和打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动,牲畜则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宽广的牧场,成群的马匹,种类多样的飞禽走兽,为匈奴人骑马射箭的生活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因此,他们因地制宜,组建了一批批的骑兵队伍,背弓负箭,以精良的骑射技术驰骋沙场。由于匈奴人逐水草而四处迁移,流动性特别强,没有固定的游牧地、居住地,更无固守的城池可言。因此,他们的军事作战也多以游击战为主,没有明确的攻守阵地的概念,形势有利则强势进攻或肆意进犯,形势不利则立刻撤退,四散逃窜。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使匈奴人善于野外作业,他们的求生能力,适应能力,进攻性以及防御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都特别强。而且战争一般发生在他们较为熟悉的塞外或边塞地区。因此,匈奴军队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顽强战斗力,很少因为地理条件的改变而出现强烈的不适应或因食物短缺、疾病瘟疫导致大规模的溃败。2.匈奴的政治文化体现出明显的军事化痕迹,军事攻略不仅是他们惯常的状态,而且作战的随机性和机动性特别强。匈奴人在日常的游牧或射猎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劫掠或者被劫掠的情况。他们对战争既没有事先的充分准备,也没有专门的防御措施,对战役不做详细的运筹和谋划,对粮草供应,地形地势,敌我实力,利弊形势也不做具体的探察和分析,一般是不宣而战,相遇则战,以他们的主动侵犯引起的争战居多。但如果针对性和目的性很明确,匈奴也会派兵驻防,如屯田车师,侵逼乌孙。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3.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人的军事活动又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相比,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农耕民族,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加脆弱,他们的文明更缺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7]水旱、虫灾和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导致匈奴生产的萎缩和人畜的大量伤亡。在基本靠天吃饭的强大生存压力的驱使下,如何获得生活资料维持生计,保护自己的财物不被侵夺,是他们要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无法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原传统的礼义观去衡量匈奴频繁侵犯汉境,劫掠物产的行径。在匈奴人看来,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和最高原则,所以匈奴士兵可以为得到更多的俘获物和俘虏而奋勇杀敌,可以为得到更多“死者家财”而将战死的士兵扶回。而且他们出征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攻城略地,而首先是为了掠取财物和人口。征服其他民族最终也是为取得更多的贡赋和畜产。因此,匈奴士兵的功利性是他们的生存本能使然。4.从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方面而言,匈奴民族也体现出优势与局限并存的特点。汉朝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对此都有一些评论。汉文帝时的晁错对匈奴军事的优劣做出了明确的分析,他指出,匈奴在具有“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自若、“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自若和“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三大优势的同时,又指明“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2]2281武帝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云:“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2]2398“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风,去如收电。”[2]2401主父偃也指出:“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2]2801昭帝时,《盐铁论》中记录了大夫和文学的不同看法。大夫说:“匈奴无城郭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文学则认为:匈奴“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食廪。”[8]156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也对“戎狄之长短”作了精辟的分析:“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6]2961总之,基于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它的军事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同样,匈奴的军事活动又为它生产的发展、生活秩序的稳定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3]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4]林W.匈奴历史年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7]高恒天.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J].伦理学研究, 2007, (5).[8]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汉武帝主要就是由于霍去病才能打败的匈奴，霍去病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将军，对于匈奴总是能够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

关于匈奴的论文选题研究

匈奴(Hsiung-Nu或Xiongnu)人是来自蒙古大草原一带的游牧民族的总称，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称雄塞北，公元前1世纪时被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击溃，匈奴或内服(南匈奴)或西迁西域(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脱离北匈奴的统治,北匈奴主被迫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而鲜卑人以后绝大部分都融入了汉族.匈奴人非常熟于马背作战，并且善于使用长矛和弓箭。常常，他们一家大小带着成群的牧马和牲畜到处迁徙，寻找可以安身的新牧地。他们在军事上剽悍精练，全民皆兵。不过，他们之所以会发动一波波西迁的浪潮，是因为他们本身也受到其它民族的攻击和赶离的缘故。这个骨牌效应，让庞大的人口往西方涌进，在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甚至多瑙河与莱茵河地区，造成难以解决的问题。最后在公元476年，终于推翻了西罗马帝国。匈奴人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理想居所，后来就定居在东欧洲的匈牙利大平原上，以依傍提苏河的斯基特城为他们的大本营。由于他们需要非常辽广的草地，为马匹和牲畜提供足够的饲料，匈奴人就以结盟或征讨的手段，控制了大片的平原，范围从俄罗斯的乌克兰山地，横跨到法兰西的莱茵河。匈奴人是优秀的骑手，他们从孩童开始就接受训练，有些人更认为马镫是他们发明，因为它可以让骑手平握着枪俯下攻击，从而增加作战能力。他们的机动性高，可在一天之内多次替换马匹，好让他们不断前进，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们另一个利器就是复合弯弓，它比西方所使用的弓更胜一筹，可踩着马镫前后左右开弓。他们战术的特色就是令人震惊而且让人丧胆的闪电攻击。他们是一支轻骑部队，而其政治组织需要有一位强大的领袖，才能带领他们去达到目标。在阿提拉的统治期间，匈奴人的势力达到了巅峰。在公元433年，他就成为匈奴人的领袖，并开始往俄罗斯的南方和波斯，发动一连串的攻击。在两次重要的攻击中，造成极大的恐慌和破坏之后，他就接受了贡金，然后把注意力转往巴尔干。公元450年，西罗马帝国成了下一个目标，他带领10万大军，横过梅因斯北部的莱茵地区。在往前推进100里的途中，掠夺在今天法国北部许多的城镇。当阿提拉围攻奥尔良城的时候，罗马将军阿哀契乌斯，就率领由高卢人和罗马人所组成的军队对抗阿提拉。在最重要的萨隆一役，阿提拉虽被击败，但一息尚存。萨隆的战败被认为是史上至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就此在西欧消失，并且由亚洲的民族来统治这个地方。阿提拉后来入侵意大利，寻找新的掠夺目标。当他进入意大利之后，很多难民纷纷往沿岸的岛屿逃难，根据过去的说法，威尼斯就是由这些难民所建立。尽管罗马的力量已经衰败，而且他们的重要部队仍然在高卢，但由于匈奴人在意大利征战连连，再加上疾病和饥饿，使得他们的力量也同时衰退。在一场十分重要的会议中，阿提拉与教皇李奥一世会谈，并同意撤退。阿提拉在公元453年逝世之后，因为没有一位强大的领袖能够统一匈奴各部落，匈奴帝国也就随之瓦解。帝国所统治的民族起来反抗，匈奴的各部落之间为了争夺领导权，时有冲突发生。最后，他们终于消散在另一波由亚伐人主导的入侵浪潮之中，也同时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