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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范文浅论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摘要]依法治国是党中央提出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认真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就必须切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因此，本文针对依法行政方面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于保证严格依法行政，实施依法治国，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制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国家权力分工的一般原理、行政机关机关与公民法人的关系，行政机关在实施依法治国中担负的责任、推动整个社会化进程的需要四个方面阐明了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这一重要论点；然后针对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从行政执法体制上进行了系统分析，阐明了健全法制，加强执法监督，依法行政的必要性。最后，着重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措施和对策。(摘要部分要求150-200个字左右，概述全文)[关键词]行政执法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关键词要求三到五个，名词，一般可以在题目和段落标题中找出）绪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要求：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因此，探讨依法行政的问题，严格依法行政，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法治化，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1依法行政是法治国的关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包括完善法律体系，健全民主监督，严格依法办事，增强法制观念等诸多内容。其中，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从国家权力分工的一般来看，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在国家权力中，行政权是最活跃、最具主动性的部分。（1）与立法权相比，行政权最活跃，在我国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绝大部分要由行政机关来执行。行政机关在我国国家机关序列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拥有的部门的最多，人数最众，涉及面最广，因此，在纸上的法律变成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主要在于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2）与司法权相比，行政权最具主动性。司法权的运用奉行“不诉不理”原则，不是给予当事人和主管机关请求，司法机关不得径自审判，因而司法权具有被动性；而行政权的运行则具有主动性，它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主动地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要求，可以说，没有行政权的积极主动运行，依法治国就失去了主要产支柱。从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的关系来看，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不同，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这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1）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非平等协商关系；（2）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决定具有单方面性，即在多数情况下，行政机关的决定并不需要征得公民、法人的同意；（3）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的决定具在先进性，即公民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同意，虽然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这并不影响决定的执行。由此可见，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二者在事实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行政机关处于“强者的地位，公民、法人处于“弱者”地位，这容易出现“强者”侵犯“弱者”的情况。因此，要维护公民、法人和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权的正当行使，就必须把行政管理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做到依法行政。从行政机关在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中担负的重要责任来看，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通过实施法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重要保证。在依法治国的方略实施过程中，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和立法机关的依法立法、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共同构成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其中，依法立法是基础，公正司法是保障，面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依法立法，就是要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建立起科学、严谨和完备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这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立法工作，加快了立法步伐，可以说，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已经基本形成。在国家社会、政治、文化和其它领域，已经基本上做到有法可依。那么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强化严格执法，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是一个比立法更加迫切和艰巨的任务。法律的实施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任务，司法机关肩负重任，但更重要的还是行政机关，大量的法律包括经济方面的以及和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许多法律，都有要依靠行政机关去实施、去落实，面行政机关本身对效率的要求和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接近于主观决定问题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切实奠定和实施，关键在于依法行政。从推动整个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需要来看，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从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依照法律来进行。这就要求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要求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要求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以知法、懂法、遵法、守法的社会氛围。而要做到这一切，关键就在于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加为行政机关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机关，通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的、文明的依法管理，不仅能使法律法规得到全面实施，同时也能在全社会起到很好的尊重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的示范作用，有助于公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有助于树立起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法制化进程。2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把国家的行政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即法律的规范性、民主性、科学性来约束行政行为的随意性、集权性、主观性，建立依法行政的执法体制。目前我国宪法规定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框架是完善的，基本理念上体现了民主和法制原则。但是，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制度与地方政府定立行政法规权力并行，从而是执法依据时常出现偏倚，使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权威性上没有真正确立，而且因缺乏配套法律以及残存的传统体制的影响等因素，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在实践中并未完全落实。在具体问题上主要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越权处罚、无权处罚、以罚代刑等现象时有发生，乱罚款、乱设卡、乱摊派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在内在原因上主要表现为存在看一些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国家行政机关与人大的权限范围划分不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过多地行使应当属于人大的立法权。例如全国人大常常通过授权决定将某些立法权授予国务院，而实际上国务院也常常行使属于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二是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和行政机关的经济管理的权限划分不清。按照宪法规定，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项，应当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但实际上许多重大事项常常是由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机关的职能、管理机构和从事制度还没有完全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管理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管理模式还在探索中。各级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经济管理部门，形成了政企不分的体制。其次，是政府部门庞大，工作人员众多，办事效率较低，各部门的权力责任时常难以界定，从而导致办事程序过多，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执法机关权限重复交叉等。许多行政行为告别是行政程序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首先表现在行政立法方面。1979年以后，我国制定了一些行政法律，对一些方面的行政行为进行了规范，但在行政行为的许多方面仍缺乏行政行为基本规则和基本程序的法律。其次表现在行政监督的法制方面。虽然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及人民群众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但是因为缺乏配套的法律，这种监督权无法真正落实。最后表现在行政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工作人员中贪污、受贿等以权谋私的非法行为又不断蔓延的趋势，虽然经过多次治理，但成效不甚显著，它不断腐蚀着行政机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破坏了干群关系。只有不断健全法制，加强法律监督，实现依法行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3严格依法行政的措施和对策依法行政就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民对该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是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树立依法行政的正确观念和意识，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建立行政决策合法性论证制度，切实推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要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和意识。由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来，我们也没有自觉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方面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建国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应的高度集权以及主要靠政策、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办事的方式根深蒂固。因此，依法行政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观念更新。严格依法行政，要求我们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下列观念和意识：权力观念。权力是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本身所具有的权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把保护公民的权利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一切行政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这就说明，保障公民权利是依法行政的根本目的，权利和义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没有列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在权利和义务这一统一体中，权利总是基本的，占主导地位。因此，在行政管理中，如要公民履行义务，首先要满足公民的权利要求，这并不是行政机关的恩赐，面是行政机关不可推卸的责任。程序观念。程序是按照一定的时限和顺序构成的行为过程。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采取的方法、措施，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并按照一定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如果超过了法定的时限，违反了先后顺序，则构成程序违法。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都要纳入法制程序的轨道，即用行政法律程序来约束行政，“无程序行政”，这是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原则。监督观念。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人类历史上早已证明的真理。早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整个报告中有五处提到“民主监督”，这决不是偶然的。民主监督是克服权力腐败的天敌，这也是人类历史早已证明了的真理。因此，严格依法行政，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树立监督观念，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服务意识。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宗旨。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更应增强服务意识，现代法治国家，已经由“行政统治”演进为“行政服务”。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宣扬“最好政府，最少管理”的原则，适应当时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要求。现代资本主义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和缓和阶级矛盾，转而主张“最好政府，最多服务”，要求政府在某些社会领域进行积极干预，以增进人民的福利，因而提倡“服务行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国过去在行政观念上较多地存在把行政管理当成是“管老百姓”的，而较少当作服务，往往点到“主仆”关系，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应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有权力就要履行义务，同样，有权力就要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同公民、法人一样，也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严格依法行政，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树立责任意识，使行政管理做到权责相统一。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封建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并未彻底根除，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应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观念还未成为普遍的意识，结果造成了行政管理活动中有权力无责任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此，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责任意识。要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行政执法是依法行政的关键。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执法将成为政府机关的主要工作任务。严格依法行政，要求机关必须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制化。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目前我国许多立法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而某些部门在起草中注重争权，导致不少立法中同一事情有许多部门参与管理或有权处罚，以致于某些违法行为发生后，多个部门相互扯皮或均不予管理，造成职责不明，责任不清，因此要落实执法责任制。这就容易出现有的法律的执法主体找不到，有的法律则有多个执法主体交叉，因此要落实执法责任制。所谓执法责任制，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要求，将法律法规分门别类，按其内容确定负责实施的行政机关，明确执法责任，以解决执法责任不清，执法中不作为或乱作为的问题，促进执法工作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提高执法水平。有执法活动，就必须有评议考核，要让评议考核发挥作用，就把评议考核的结果作为任用奖励干部的重要依据。因此，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1必须明确划分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把执法责任权层层分解落实到各职能部门或岗位及执法人员；2将执法任务、执法标准和执法程序具体化，明确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使依法行政经常化、规范化；3建立健全以部门主要领导干部责任为核心的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廉政勤政制度、执法人员考核奖惩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责任和评议考核制度，切实做到执法主体到位，目标措施到位，保证措施到位，确保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强化执法监督，健全执法监督体制。执法监督是严格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有效的执法监督，就难以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完全按照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办事，就难以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目标，因此各级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执法监督的检查指导，建立执法检查责任制，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果。①完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行政许可、行政复议、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制度。②加强司法监督。一方面，司法监督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另一方面，也要适应中国加入WTO的需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这就不仅要对具体的行政行为加以审查，也要允许对抽象行政行为加以审查，以于违犯宪法和法律规定，损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公民、法人也有权力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③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即在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损害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时，公民有权请求赔偿。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使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更加公开化、透明化。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热潮人员素质。行政执法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是改善行政执法状况的重要环节，必须建立一支忠于人民、熟悉法律、有高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行政执法队伍。①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和岗位培训制度，不断提高他们的执法水平。②实行执法机关领导干部定期交流和重要岗位轮换制度。③建立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对成绩突出者给予奖励，严格实行错案追究制度，对不适应执法岗位的坚决清除。要建立行政机关决策合法性论证制度，保证行政机关决策合法有效，切实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国家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行政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着国家行政管理的成功与失败。因此，行政机关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及有关规定，建立依法决策和重大行政决策的听证制度，克服违法决策现象，避免决策失误，保证决策合法、科学与民主。切实推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结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要求：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因此，探讨依法行政的问题，严格依法行政，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法治化，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正文部分应该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层次，但并不是说一定分三大段一、二、三，全文分几个部分由你探讨的问题复杂程度自行而定，专科论文一般不要超过六个部分,正文4000－6000字）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范文浅论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摘要]依法治国是党中央提出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认真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就必须切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因此，本文针对依法行政方面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于保证严格依法行政，实施依法治国，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制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国家权力分工的一般原理、行政机关机关与公民法人的关系，行政机关在实施依法治国中担负的责任、推动整个社会化进程的需要四个方面阐明了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这一重要论点；然后针对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从行政执法体制上进行了系统分析，阐明了健全法制，加强执法监督，依法行政的必要性。最后，着重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措施和对策。(摘要部分要求150-200个字左右，概述全文)[关键词]行政执法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关键词要求三到五个，名词，一般可以在题目和段落标题中找出）绪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要求：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因此，探讨依法行政的问题，严格依法行政，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法治化，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1依法行政是法治国的关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包括完善法律体系，健全民主监督，严格依法办事，增强法制观念等诸多内容。其中，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从国家权力分工的一般来看，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在国家权力中，行政权是最活跃、最具主动性的部分。（1）与立法权相比，行政权最活跃，在我国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绝大部分要由行政机关来执行。行政机关在我国国家机关序列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拥有的部门的最多，人数最众，涉及面最广，因此，在纸上的法律变成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主要在于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2）与司法权相比，行政权最具主动性。司法权的运用奉行“不诉不理”原则，不是给予当事人和主管机关请求，司法机关不得径自审判，因而司法权具有被动性；而行政权的运行则具有主动性，它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主动地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要求，可以说，没有行政权的积极主动运行，依法治国就失去了主要产支柱。位，保证措施到位，确保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强化执法监督，健全执法监督体制。执法监督是严格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有效的执法监督，就难以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完全按照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办事，就难以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目标，因此各级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执法监督的检查指导，建立执法检查责任制，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果。①完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行政许可、行政复议、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制度。②加强司法监督。一方面，司法监督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另一方面，也要适应中国加入WTO的需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这就不仅要对具体的行政行为加以审查，也要允许对抽象行政行为加以审查，以于违犯宪法和法律规定，损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公民、法人也有权力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③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即在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损害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时，公民有权请求赔偿。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使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更加公开化、透明化。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热潮人员素质。行政执法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是改善行政执法状况的重要环节，必须建立一支忠于人民、熟悉法律、有高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行政执法队伍。①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和岗位培训制度，不断提高他们的执法水平。②实行执法机关领导干部定期交流和重要岗位轮换制度。③建立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对成绩突出者给予奖励，严格实行错案追究制度，对不适应执法岗位的坚决清除。要建立行政机关决策合法性论证制度，保证行政机关决策合法有效，切实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国家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行政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着国家行政管理的成功与失败。因此，行政机关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及有关规定，建立依法决策和重大行政决策的听证制度，克服违法决策现象，避免决策失误，保证决策合法、科学与民主。切实推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结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要求：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因此，探讨依法行政的问题，严格依法行政，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法治化，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正文部分应该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层次，但并不是说一定分三大段一、二、三，全文分几个部分由你探讨的问题复杂程度自行而定，专科论文一般不要超过六个部分,正文4000－6000字）
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400字政治小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从法理上分析，这种行为指的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而在近期，在我国部分城市，却主要体现在交通方面。具体表现为：一位由执法部门派出的“钩子”，“发生了紧急状况”，向私家车主“求助”。车主动了恻隐之心将其搭载。孰不知落入了一个圈套，因为不远处的执法人员，按照所谓的证据，将其定为“非法营运”。然后“依法处置”，罚款。这位车主自然是百口莫辩，除了“乖乖受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这样的执法方式固然荒谬。然而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却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如在上海，一位私家车主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结果，搭客拔了他的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他拖出，还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这位车主，他们市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在各种压力下，最后这位车主交了一万元才取回车
同样是在上海，另一位车主也是动了恻隐之心，却引来“非法运营”的横祸。尽管他采用了“断指”的方式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也只是徒劳。
庆幸的是，最后他们一个采取诉讼的方式，一个采取向政府求助的方式，让法律还给了他们一个公道。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
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生活在法治国家里，人人都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政府能否自觉的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直接影响到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权威。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能否顺利实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行政，是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依法进行，符合法律的规定。然而在“钓鱼”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却变成了违法者，引诱守法者违法。这让社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的做法所影响的也不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制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
但是为何会有“钓鱼”执法的产生，其主要原因或许就是因为执法经济。
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以罚代法屡禁不止。“钓鱼”执法则成了执法经济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这句话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句“最牛私家车标语”。当然这无疑是网民们针对“钓鱼”执法的黑色幽默。但是这或许成为了私家车主面对“钓鱼”执法的无奈之举。不过，如果这样的标语出现在每一台私家车上，是否就表示，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重重自我保护的外衣，使那些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那么我国的民族精神中的“团结互助”，又该如后得到弘扬，得到发展。而这种情况还有可能随时随地陷公民于危险与不安，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境地!
“钓鱼”执法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对人们法制观念的影响，实在太大。我们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思索，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如何把“钓鱼”斩草除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十六大的决策，在认真试点总结的基础上，对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作了部署。这是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为了开展好这一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教育活动，必须进一步学习和实践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集中教育活动
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开展党员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是保证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开展过三次成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后不久，我们党进行了一次党内整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上来。一次是在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为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干部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增强在复杂形势下承受和抵御各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密切联系群众，从1998年底到2000年底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第三次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这些集中性教育活动都取得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进党的事业的显著成效。
这次由党的十六大作出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进行部署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以后，第一次在全党开展的集中性教育活动。同前三次集中教育活动相比，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二是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为基本要求。显而易见，这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活动。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
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个论断明确地告诉我们，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围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进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先进性。这是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坚持党的先进性呢?
首先，党的先进性是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我们党从来就是一个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进部队。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进一步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表述，首先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新世纪，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与中国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先进的阶级。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对此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同时，我们党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党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共同目标;我们党从来就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特点和优势。因此，从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看，把党的先锋队性质由“一个先锋队”表述为“两个先锋队”，符合执政后的党情，符合时代要求，也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先锋队性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新的丰富与发展。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由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所以，强调“先锋队”也就是强调先进性。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性质的鲜明体现。
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同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来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建党时这个党是先进的，并不是以后就永远是先进的。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论断，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因此，党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根据不同时期人民的利益要求，制定正确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
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两点：一是不能空谈党的先进性，而要把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模范行为上。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面前，党的先进性无疑应当包含新的时代要求，要同先进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相联系，同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联系。这也就是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要义。否则，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党的执政地位也就无从巩固。
二是不能满足于党在历史上取得的辉煌，而要在与时俱进中体现党的先进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党要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个代表”，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做到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考察政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并非任何政党都能做到这一点。在一个时期里也许可以做到，但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却不容易。如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过去无疑是先进的，但是后来落后了，因循守旧，思想僵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被人民所抛弃。实践证明，任何政党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适者生存”。所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抓住坚持与时俱进这个关键，不断开拓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样，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立于不败之地。
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必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保持先进性，至少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做到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二是各级党组织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和充满活力的制度机制。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正确了，干部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没有一个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是有没有一个制度保障，有没有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制度机制。三是广大党员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普通党员也要保持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和重要基础。离开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党员怎样才能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呢?我认为至少要坚持做到：
第一，要树立党员意识、执政为民意识。
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工作的干部，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要认识到我们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权力变成私人权利，甚至以权谋私。有了执政意识，才能自觉提高执政能力。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都要有党员意识。要深刻理解共产党员是一个崇高的称号。这个称号凝聚了无数革命先烈作出巨大牺牲所赋予的理想，反映了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提出的明确规范。牢记党员要求，履行党员义务，享有党员权利，就是党员意识。必须时刻牢记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树立党员意识，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中是个最普遍、最基本的要求，广大党员必须自觉增强党员意识，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第二，要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增强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和运用。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特别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年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我们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那就谈不上保持先进性。所以对每一个同志来讲，就是要坚持实践标准，尊重实际，尊重规律，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真正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为此，我们只有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第三，要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本领，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好事。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一名党员，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旨，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精神，二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为人民服务要有真本事，要增强党员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驾驭工作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能力。
随着我国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新阶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特别注重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想方设法带领困难群众解困致富。同时，生产生活困难的党员也要顾全大局，积极进取，学习新本领，实现再就业，努力在新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第四，要具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宽广胸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志存高远，心底无私，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应有的精神境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十分珍惜党的团结统一，始终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复杂多变的状况，共产党员要以宽广的胸怀，正确处理同志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认识差异。有不同认识、不同做法，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都应该相互谅解和理解，努力防止和克服各种破坏团结的现象。同时还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勤劳致富、扶贫济困、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帮助困难群体，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五，加强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在当今多样、多元、多变的社会生活面前，共产党员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面临着各种消极影响和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只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地遵纪守法，把党纪国法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的侵蚀，经受住严峻考验，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于党组织来说，要积极探索党员管理工作新机制和新方法，使广大党员得到有效的教育和监督，从而做到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保持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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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一份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希望对你的写作有所帮助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基于互联网背景下探讨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变革摘要：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行政管理中注重对现代技术的运用，通过将网络技术运用于大学行政管理中，不仅改变了大学行政管理模式，还提升了大学行政工作的管理效果。互联网背景下，为了稳步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及时采用网络技术、信息化手段改进管理方式，积极应对互联网环境下对大学行政管理带来的挑战，促进行政管理变革。关键词：互联网环境；行政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对措施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中，严格遵照《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导意见》的规定，及时明确互联网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必要性。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及时认识到将信息技术运用于行政管理环节的重要作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政管理方案，注重体现互联网在大学行政管理过程的战略地位和指导作用。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及时了解当前大学行政管理现状，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行政管理模式，提高大学行政管理能力。1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为行政管理提供了新技术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中，管理人员逐渐意识到将互联网技术引入行政管理的必要性，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云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中的渗透途径和主要方法。互联网背景下，在某大学行政管理环节中，先了解云联网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主要途径和具体过程，促进学校行政管理过程的流程化和规范化，便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互联网的运用为大学行政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促进大学行政管理质量的稳步提升。 互联网为行政管理提供新的管理手段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先分析如何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问题，仍实际情况出发，注重改进行政管理手段。现阶段行政管理过程中，某些人员及时借助互联网背景开展大学行政管理活动，运用互联网技术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大学行政管理手段，由此推动大学行政管理活动的高效开展。 互联网的运用有助于提升行政管理效率互联网背景下，某大学行政管理活动中，相应人员从思想上意识到：互联网技术渗透于行政管理中的必要性，高度重视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方案的优化工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政管理方案，注重行政管理中关于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借助互联网背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这有助于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2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 行政管理中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行政管理中，缺乏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比如行政管理信息的采集和管理不合适追，行政工作信息的发布不及时，不能及时为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某大学行政管理中，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作为保障，现行制度无法为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平台信息的发布布不及时，无法及时体现互联网时代行政部门信息传播的特点和优势，还是以官方网站发布为主，未能展示出行政管理制度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作用。 管理人员对互联网技术的掌握不够互联网技术能够促迚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稳步开展，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互联网背景，某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提高行政管理速度方面，缺乏对互联网技术运用方面的了解和掌握。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不够、没有及时把握互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有效途径，部分人员自身掌握的互联网技术有限，这无法为行政管理提供准确、科学的参考信息，影响学校行政工作的高效运行。 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不够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还意识不到个人能力与行政管理效果的直接联系，认识不到个人能力提升的必要性，现阶段工作中，对行政管理工作内容及管理任务的掌握不够，某些人员的专业能力无法满足岗位工作需求。由于个人工作能力不够，某些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不够高，无法为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专业的参考意见，个人能力不够，仍而影响整体工作的有效进展。3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的应对措施 完善行政管理信息大学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充分借助互联网背景发展自身，扩展行政管理的服务渠道，保证行政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避克行政管理信息失真。为了扩大行政管理工作信息的传播渠道，管理人员提出将云联网渗透于行政管理中的创新思路，注重云联网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为行政管理提供科学的参考意见。行政管理人员积极发挥个人的职能，利用云联网技术将行政管理信息直接传递至决策层，帮助决策人员实时掌握行政管理信息，根据行政管理现状，改善行政管理斱案，借助云联网技术最大限度地采集行政部门信息。行政管理人员高度重视云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信息完善中的运用，仍而确保行政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完善性。 创新行政管理斱式大学行政管理环节，管理人员首先仍思想上意识到，行政管理方式创新的必要性，并加强行政管理信息的采集和补充，平时工作中以改变行政管理模式为主。改变行政管理斱式的环节，及时渗透互联网技术，借助云联网背景创新大学行政管理模式，增强现代网络技术在大学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实敁。鼓励行政部门人员参与其中，扩大学校行政管理队伍，提高云联网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的服务范围，便于增强学校全体人员对行政管理工作的全面认知。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广泛利用网络平台发布学校的行政部门工作信息，改变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方式和工作进度，保证行政部门人员对相应信息的知情权，积极发挥互联网在行政管理环节的指导性作用。 建立并健全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过程中，相应人员及时将大数据运用于行政管理中，根据大学行政管理现状，及时考虑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利用大数据加快行政部门信息共享，及时建立并健全行政部门信息公开制度，利用完善、有效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有效约束并规范行政部门人员，利用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为行政部门人员提供真实、完整的工作信息。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及时考虑行政部门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作用，在互联网辅助下，部门人员逐渐意识到行政部门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保证行政部门信息的透明化和真实性，实时把握行政部门工作内容，进一步提升学校行政管理质量。 提高行政部门人员的综合能力学校行政部门人员主动参与到集体培训中，借助统一培训的机会提高自身，在培训环节主动接受专业知识和行政部门工作模式创新的有效方法。行政部门人员利用培训机会增强专业技能，在平时工作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主动掌握与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以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为主，将个人工作目标融入行政管理中，利用云联网技术广泛开展大学行政管理活动，在培训的过程中注重行政管理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的相互结合，采取融合形式改变行政管理模式，将大数据、多媒体等广泛运用于行政管理部门培训环节，由此创新行政管理知识的培训斱式，增强行政管理知识的培训质量，便于增强大数据在行政部门知识培训中的渗透效果。4 结束语本文以某大学的行政管理为例，分析互联网背景下某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有效的改善策略，注重对互云联网技术的学习和吸收。相应人员充分借助云联网背景发展自身，利用云联网技术将行政管理信息直接传递至决策层，提高现代网络技术在大学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实效，平时工作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重视大数据在行政管理培训中的运用，由此提升大学行政管理质量。参考文献：[1]罗睿.互联网环境下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16）：126-127.[2]张琳，曹卫，刘真，等.互联网环境下行政管理的挑战、机遇和发展策略[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4-57.[3]陈媛媛.互联网+政务服务：现状、挑战及发展思路[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3）：88-93.[4]刘广.基于云计算的高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实践与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2）：156-157.[5]杜汉东.浅谈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中的不足和改善措施[J].智富时代，2018（4）：239-239.[6]邓文，潘君.放管服视域下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及出路[J].当代经济，2018，474（6）：121-123.
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400字政治小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从法理上分析，这种行为指的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而在近期，在我国部分城市，却主要体现在交通方面。具体表现为：一位由执法部门派出的“钩子”，“发生了紧急状况”，向私家车主“求助”。车主动了恻隐之心将其搭载。孰不知落入了一个圈套，因为不远处的执法人员，按照所谓的证据，将其定为“非法营运”。然后“依法处置”，罚款。这位车主自然是百口莫辩，除了“乖乖受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这样的执法方式固然荒谬。然而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却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如在上海，一位私家车主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结果，搭客拔了他的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他拖出，还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这位车主，他们市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在各种压力下，最后这位车主交了一万元才取回车
同样是在上海，另一位车主也是动了恻隐之心，却引来“非法运营”的横祸。尽管他采用了“断指”的方式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也只是徒劳。
庆幸的是，最后他们一个采取诉讼的方式，一个采取向政府求助的方式，让法律还给了他们一个公道。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
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生活在法治国家里，人人都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政府能否自觉的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直接影响到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权威。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能否顺利实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行政，是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依法进行，符合法律的规定。然而在“钓鱼”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却变成了违法者，引诱守法者违法。这让社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的做法所影响的也不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制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
但是为何会有“钓鱼”执法的产生，其主要原因或许就是因为执法经济。
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以罚代法屡禁不止。“钓鱼”执法则成了执法经济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这句话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句“最牛私家车标语”。当然这无疑是网民们针对“钓鱼”执法的黑色幽默。但是这或许成为了私家车主面对“钓鱼”执法的无奈之举。不过，如果这样的标语出现在每一台私家车上，是否就表示，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重重自我保护的外衣，使那些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那么我国的民族精神中的“团结互助”，又该如后得到弘扬，得到发展。而这种情况还有可能随时随地陷公民于危险与不安，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境地!
“钓鱼”执法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对人们法制观念的影响，实在太大。我们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思索，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如何把“钓鱼”斩草除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十六大的决策，在认真试点总结的基础上，对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作了部署。这是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为了开展好这一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教育活动，必须进一步学习和实践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集中教育活动
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开展党员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是保证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开展过三次成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后不久，我们党进行了一次党内整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上来。一次是在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为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干部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增强在复杂形势下承受和抵御各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密切联系群众，从1998年底到2000年底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第三次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这些集中性教育活动都取得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进党的事业的显著成效。
这次由党的十六大作出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进行部署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以后，第一次在全党开展的集中性教育活动。同前三次集中教育活动相比，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二是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为基本要求。显而易见，这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活动。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
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个论断明确地告诉我们，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围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进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先进性。这是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坚持党的先进性呢?
首先，党的先进性是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我们党从来就是一个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进部队。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进一步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表述，首先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新世纪，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与中国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先进的阶级。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对此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同时，我们党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党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共同目标;我们党从来就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特点和优势。因此，从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看，把党的先锋队性质由“一个先锋队”表述为“两个先锋队”，符合执政后的党情，符合时代要求，也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先锋队性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新的丰富与发展。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由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所以，强调“先锋队”也就是强调先进性。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性质的鲜明体现。
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同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来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建党时这个党是先进的，并不是以后就永远是先进的。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论断，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因此，党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根据不同时期人民的利益要求，制定正确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
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两点：一是不能空谈党的先进性，而要把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模范行为上。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面前，党的先进性无疑应当包含新的时代要求，要同先进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相联系，同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联系。这也就是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要义。否则，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党的执政地位也就无从巩固。
二是不能满足于党在历史上取得的辉煌，而要在与时俱进中体现党的先进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党要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个代表”，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做到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考察政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并非任何政党都能做到这一点。在一个时期里也许可以做到，但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却不容易。如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过去无疑是先进的，但是后来落后了，因循守旧，思想僵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被人民所抛弃。实践证明，任何政党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适者生存”。所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抓住坚持与时俱进这个关键，不断开拓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样，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立于不败之地。
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必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保持先进性，至少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做到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二是各级党组织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和充满活力的制度机制。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正确了，干部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没有一个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是有没有一个制度保障，有没有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制度机制。三是广大党员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普通党员也要保持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和重要基础。离开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党员怎样才能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呢?我认为至少要坚持做到：
第一，要树立党员意识、执政为民意识。
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工作的干部，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要认识到我们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权力变成私人权利，甚至以权谋私。有了执政意识，才能自觉提高执政能力。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都要有党员意识。要深刻理解共产党员是一个崇高的称号。这个称号凝聚了无数革命先烈作出巨大牺牲所赋予的理想，反映了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提出的明确规范。牢记党员要求，履行党员义务，享有党员权利，就是党员意识。必须时刻牢记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树立党员意识，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中是个最普遍、最基本的要求，广大党员必须自觉增强党员意识，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第二，要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增强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和运用。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特别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年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我们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那就谈不上保持先进性。所以对每一个同志来讲，就是要坚持实践标准，尊重实际，尊重规律，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真正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为此，我们只有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第三，要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本领，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好事。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一名党员，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旨，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精神，二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为人民服务要有真本事，要增强党员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驾驭工作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能力。
随着我国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新阶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特别注重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想方设法带领困难群众解困致富。同时，生产生活困难的党员也要顾全大局，积极进取，学习新本领，实现再就业，努力在新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第四，要具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宽广胸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志存高远，心底无私，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应有的精神境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十分珍惜党的团结统一，始终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复杂多变的状况，共产党员要以宽广的胸怀，正确处理同志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认识差异。有不同认识、不同做法，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都应该相互谅解和理解，努力防止和克服各种破坏团结的现象。同时还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勤劳致富、扶贫济困、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帮助困难群体，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五，加强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在当今多样、多元、多变的社会生活面前，共产党员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面临着各种消极影响和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只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地遵纪守法，把党纪国法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的侵蚀，经受住严峻考验，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于党组织来说，要积极探索党员管理工作新机制和新方法，使广大党员得到有效的教育和监督，从而做到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保持先进性。
成功与失败的密不可分的，只有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不懈的努力与坚持才会取得成功。我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议论文成功与失败，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议论文成功与失败篇1 每个人都会充满着希望的去做某件事情，而做完事情后只有两种结果，成功或是失败，成功的喜悦我们总是可以很容易的接受，可是失败之后呢?除了失望，难过你是否想过其他? 我了解每件事情我们都是付出很多努力，一旦失败就会觉得失望，这是再所难免的，因为付出得不到回报是怎么一件难受的事情啊，可是你要明白，不是所有的付出就会得到你所要的回报的。爱情也一样，有人付出了真情，不一定能得到同等的回报的!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当你全心全意的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不如想想假如失败你会如何承受，不要寄希望给周围的人，比如父母，朋友。不要觉得失败离你很遥远，后果可以不必自己承担，我们都会渐渐走向成熟的，没有一个人天生可以不怕任何失败，那都是经历很多后才磨练成的，就象长跑，你在跑，别人也在跑，你没有停下你就没有输，就算最后你没有拿冠军，你还是赢的。假如你半途跌倒，你爬起来了，你也是赢者，所以我们面对所谓的失败，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赢自己呢?假如你输给了自己，那你才是真的输了。 勇敢的面对挫折与失败，要懂得自己调剂，不要给予自己任何压力，那只会让自己更痛苦失望，站不起来，相信我们会把每一次失败当作磨练意志的过程，不论是赛场还是生活我们都勇敢的面对，不要怕输给别人，重要的是自己付出过也努力过，相信自己，敢于面对所谓的失败，这才是生活。 议论文成功与失败篇2 在生活中，许多事情都存在着成功与失败。 成功的失败都是最普通的，正如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一个人做任何事第一次就会成功。要想成功，必定得经历一些刻骨铭心的磨练与失败才能达成，失败时不要气馁，而是要从中总结经验，改正不足，才会获取成功。 成功首先需要拥有自信心，当遇到困难时，不要退缩，积极的面对困难，坚决的对自己说：我能行!这样时间一长，就会养成遇到困难不气馁的习惯。反之，如果一个人经常对自己说“我不行”，那么做任何事情你都缺乏持久力和自信心，无论自己行还是不行，都会产生一种“我不行”的念头。这样时间一长，你会缺乏锻炼，缺乏自信心。 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参加了奥数考试，我只考了20分，名落孙山。回到家里，我本以为妈妈听了这个消息会狠狠的批评我，但是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对妈妈说了之后，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妈妈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过来安慰鼓励我：“孩子，妈妈相信你不是那种偷懒的孩子，你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的!相信自己!”听了妈妈鼓励我的话语，我顿时热泪盈眶，那不是失败伤心的眼泪，而是因为妈妈理解我而流出激动的眼泪。 经过我的一番不懈努力，终于在第二次考试中取得了40分的好成绩，这与妈妈的鼓励和我的努力十分不开的。至今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非常感激妈妈的鼓励。如果不是妈妈，我就不会重新拾起信心，参加第二次考试。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了信心与努力，才会成功，或许还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成功与失败的密不可分的，只有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不懈的努力与坚持才会取得成功。 议论文成功与失败篇3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无数事实证明的真理，在通向成功的路上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但对奋斗者来说，失败就意味着向成功迈进一大步。 任何事情的成功，无不与失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童第周上中学时，曾几次考试不及格，老师要他留级，同学都嘲笑他，但他没有悲观失望，而是从此发奋学习，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出国留学时，他又刻苦钻研，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为中国争了口气。而我们现在一遇到失败，就常常沉浸在沮丧痛苦之中，失去信心，有的甚至还放弃了反败为胜的机会。难道我们把眼泪流干就能改变失败的命运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因为，只有坚强地面对失败，才能从失败中看到成功的希望。 成功与失败是同时存在的，就像双胞胎。当你成功时，有着将要面对失败的危机;当你失败时，也有着将要成功的希望。这就在于你怎样面对成功与失败。越王勾践不就是卧薪尝胆后攻下吴国的吗?取得一千多项发明专利的爱迪生，既是又是成功者又是失败者。他耗时十年，才制造出第一盏电灯。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曾说;“我坚持奋斗五十年，致力于科学的发展，用一个词可以道出我最艰辛的工作特点，这个词就是失败。”奋斗中的失败难道不是一切成功之士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吗? 因此我们因当正确看待成功与失败。而面对失败不要悲观，不要气馁，一切重新开始，为取得成功而奋斗;面对成功，也不要骄傲自满，忘乎所以，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去迎接下一个挑战。 成功与失败是同时存在的，就像双胞胎。当你成功时，有着将要面对失败。 议论文成功与失败篇4 古往今来，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成功!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 成功与失败往往是相对的，同时也是相伴的。如果你付出了，就一定会有收获，最终会取得成功;相反，如果你没有付出或付出甚少，就会与成功无缘。 如果成功了，我们当然值得可喜可贺;如果失败了，我们也要对失败有正确的看法和态度。有位名人说过：“失败是成功之母。” 不是吗?有些人在经历了缕缕失败后，仍不放弃对成功的追求，到底是为什么呢?那还不是因为有成功这个原动力。居里夫人在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仍不放弃对化学的成功追求，最终探索出了放射性元素――镭;爱迪生通过千百次的努力后，才发明了电灯;牛顿通过努力，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对成功都有执着的追求。 可是你是否想过，当一个人没有进取心，没自信，那麽对于他，你还谈什么失败，他懂什么是失败吗?不，他永远不会明白的。因而，他只会离成功越来越远，人生会更加渺茫。 你要抬头往前看，用一颗积极的心态去对待每一次失败。不管你有多少收获，哪怕是一点点，那就是成功。 成功与失败是相铺成的，到底是先有成功?还是先有失败?你能肯定吗? 看了“议论文成功与失败精选范文”的人还看过： 1. 成功与失败议论文1000字3篇 2. 成功与失败的议论文1000字3篇 3. 成功与失败的议论文800字3篇 4. 成功与失败议论文800字3篇 5. 成功与失败的关系议论文5篇
《“权利”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跨语际实践》 刘小妹 来源：中国法学网 【关 键 词】“rights” 权利 民直【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与西方原生的权利观念相去天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式去解读这种“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差异”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希望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形成的研习，尽可能做到摒弃“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或“传统－现代”的范式[1]，力图从具体的“语境”[2]出发，进行客观的解读。即便客观解读，也有不同的角度。笔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民权、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发生及特点进行过初步的考察，那时的关注角度偏向于对“差异”本身的解读，即对差异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差异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转向对权利发生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准确的说，是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这是受到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启发。因为，无论是过分地强调“差异性”，还是极力地坚守“中国性”，按照海外后殖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名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观点，它都或多或少地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重复了它所摒弃的西方的“霸权”色彩，[3]因为它都暗含着以西方为参照系，或者视西方为权威性典则。因此，只要着力强调呈现“差异”，那么无论文本如何小心地避免对中西进行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类的价值判断，阅读的受众仍然很容易在差异与优劣之间建立想像的关联。所以，本文拟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即将“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视为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以此解读权利翻译和权利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4]一、对“right”的翻译“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5]由是，本文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考察便始于对西文“rights”的翻译及选择过程。（一）《万国公法》对“right”的翻译：权利近代政治法律词汇大都是假日文而译，而恰恰“权利”这一重要的法律术语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来的。首次用“权利”一词对译西文“right”的是1864年刊印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这已为学界取得共识。[6]然而，丁韪良本人在1862年翻译《万国公法》的过程中，曾对“right” 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并直言以“权利”对译“right”仅是权宜之计：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7]此处一个“不得已而用之” 体现了丁韪良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和他的翻译团队都熟谙古汉语，深知“权利”一词难以准确地传达出西文“right”一词的精神意蕴。如此，要贴切理解丁韪良对“right”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及古汉语中“权利”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些简要探究。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考察，西方的权利观念经由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向“人的权利”、从“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过程，[8]因此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正当性，即在道德和价值领域，权利被等同于“正义”和“善”；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自主性，即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优先性；第三个层面是利益的合法性，即在法律关系中，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受到国家的保护。从词源学上看，古汉语中“权利”一词是个合成词。“权”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秤、秤锤，标准、尺度，权衡、衡量，[9]这是基本字义；其二是通权达变，即与“经”相对的“权”。[10]“利”是一个与“义”相对的范畴，指利益、收益、好处等。在儒家的“经权”之别和“义利”之辨中，虽然并不全然否定“权”和“利”，但在价值评价上确乎是重“经”而轻“权”、重“义”而轻“利”的。尤其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设定下，“利”的追求在道德评价上丧失了正当性理据。[11]合成词“权利” 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依然牢固确立了“权势与货财”的基本含义。[12]秦汉以降，“权利”一词在经典性文献中已是随处可见了，其基本含义却是沿袭先秦而不改，比如《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一词，其基本含义均为权势和利益。[1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 的基本含义“权势””、“威势””、“货财”以及“利益”等，在道德评价上均含有贬义，带有较强烈的否定性意味，这在体现汉政治统治理念发展方向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4]可见，无论是单词“权”、“利”，还是合成词“权利”，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都是在与儒家道德理想相对立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都不含有“正当性”的意义。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道德语境中产生的权利观念可谓大异其趣。熟知西方宪政文化精义，对古汉语亦造意非浅的丁韪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中西差异的不可化约性，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取舍：即将权利的道德正当性打包封存，以便尽量将《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置于法律的层面。综上，《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的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15]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这与近代西方对权利的理解相别甚远。而西文中“right”本身所含有的道德正当性，正是严复所难以舍弃的。（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民直虽然丁韪良本人对“权利”这一翻译并不十分满意，并留下了一段“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明，但现实中，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亦广为人们接受。直至20世纪初的严复，他重遇了丁韪良翻译“right”时的困惑与无奈，并对“right”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正当性难以割舍。由于《万国公法》对“权利”的翻译影响甚远，严复早年在翻译《天演论》时，虽然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但依然沿用了“权利” 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此后，在 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再度思考“rights”的译法，并专门致信与时人梁启超探讨：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职…… 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16]在严复看来，西方rights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括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宜”的因素，即“正义”；同时这一概念也包括表层性的显在意义，这就是古汉语“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内涵。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基础性的因而是制约性的，是“体”；后者是受制约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是“用”。[17]基于“体－用”的分析结构，对rights的翻译应首要表达“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经过反复求索，严复终妙手偶得一“直”字，是以“直”在古今中外都含有“正当”之谓，便决意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并在密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 。[18]二、对“权利”一词的接纳丁韪良和严复对西文“right”的理解都基本准确，只是在right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中，在所谓体用之间，基于两难的困境而作出了不同的取舍。前者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舍弃了right的“体”，即道德正当性，故而以“权利”之“用”表达法律意义上的权益；后者基于对学理的真诚，回归了right的深层结构，即正义、正当、善，是而以“民直”之“体”为right的基本含义，辅之以“权利”之“用”表达right的复杂内涵。惜乎“民直”这个译法并没有传播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被“权利”的译法所淘汰。单纯从学理上来说，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应该是更为准确，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选择用“权利”来代表rights呢？要说严复近乎语义学的翻译在实践中未被选择，是因为众人皆蒙昧而不解rights之真义，怕是不妥。[19]在中国的近代，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饱经之士，对中西两造都有相当的智识，对right含义的理解也是丰富而精准的。举如，严复写信与之讨论rights翻译问题的对象梁启超，他在严复至信的同年，即1902年，开始《新民说》的写作。[20]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21]梁启超对“权利”三种含义的交织使用，说明他是基本理解right之意的，他无疑也能理解严复“民直”之意，但是他没有采纳严复的意见，依然选择了“权利”一词。为什么呢？将代表正义、正确、应当、适宜等等含义的Rights以带有强力、强制、权势等等含义的权利来翻译，确实造成极不妥当的混淆。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之后，对“权利”的检讨也一直存在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史专家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极言“权”与“利”合成一词之害，他说：“今使明明利字，冒以权字冠其上，而导人以争”，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深刻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经典已经给“权利”两字赋予了无法逃脱的固有的本土化之意义。在中西之间，被权利的道德性问题纠缠的，还有与严复共称中国自由主义两代领袖的胡适，他在一再对“权利”进行阐释后，不仅得出一个与严复相当近似的结论：“其实‘权利’的本意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22]而且还和严复一样在儒家典籍中对这种“义权”的观念进行了引证。如果本文的前述判断是正确的——即从丁韪良到以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准确理解了right的含义及其道德性语境，而且对“权利”的中西之别体悟甚深，对民直、义权等概念亦进行过严格的考辨和审慎的思考，对“权利”一词所造成的极不妥当的混淆也有深刻检讨——那么，对“权利”一词的集体性地选择原因何在？意义何在？ 三、对“权利”涵义的重构中国近代对“权利”的选择原因很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都交杂缠绕其间。因此，它远不是一个翻译用词的问题，也不单是对西方权利理念的截取、误读或选择性吸收问题。“权利”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艰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无意考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的权利哲学，而是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利这一西方话语来构建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权利”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以及“权利”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23]简言之，本文考察的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利的“误解”，而是暗含深意的重构。而且，这样的重构体现了中国近代权利话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质。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那些致力于革弊图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深沉和担当。这样的历史舞台，这样的时代责任，使他们在接触西方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哲学时，不得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体用”范式以及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操纵”式的转化。（一）个人与国家关系权利观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近代中国，都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生发并被理解、接受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权利观念源起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因此接受了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时，权利成为个人对抗国家的阵地。但是，对于近代中国，虽然时代主题也是“对抗”[24]，但对抗的双方不是个人与国家，而是中国与西方。在以国家为整体对抗西方的语境下，民族观被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被嵌进了民族意识，即个人与国家之间是“黏结关系”，而非对抗关系。[25]个人与国家之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黏结关系，使得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权利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转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主体从个人向国家的转换。权利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权势和财货”，而这正是民族中国欲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独立自主性所急缺的。因此必须对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改造。首先，是摘除权利的“自然正当性”涵义。原因很直白：自然正当性是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而对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先验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把权利的主体置于国家之上后，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现实威逼下，正在丧失家园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国家之间存在什么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恰恰相反，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人世间，国家的权利要靠我们每个国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绝非什么天赋的、自然正当的。其次，是对“人的自主性”涵义进行改造，即拓展“自主性”的主体范围。对此，金观涛、刘青峰有过分析：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只要没有进一步赋予道德含义，从合法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推出某种范围内权力和利益的拥有者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例如一个国家享有国际法给与的正当权力与利益，这也意味着它在有关领域中有自主之权。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26]因此，在近代中国享有自主性权利的主体不惟是个人，还有国家和人民。与之对应，权利概念亦衍生出国权、民权和个人权利三个概念。[27]最后，是对“利益的合法性”涵义的消解。虽然，中国人最早接触的便是丁韪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国家作为权利的主体其利益是“争”来的，而非法律赋予的。而这一“争”字又恰合“权利”在古代中国所固有的本土化涵义。第二个层面是将权利中“人的自主性”涵义置于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之下，即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西方权利中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但是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把个人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毋庸赘述，这与西方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政治设计相别天壤。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金观涛、刘青峰在《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一文中对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涵义的考证结果，也不否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28]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这些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被置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等级关系中，即“小我”与“大我”[29]的价值位阶中：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30]可见，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家庭的、宗族的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把人交给国家，以帮助国家“争”得自主性。如此，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的黏合关系下，权利的主体和内涵经过上述两层转换，国家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正当性的权利、自主性的权利、利益性的权利交织组合，造成了中国近代文献中权利一词涵义的含混和漂移；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内涵的交错搭配，通过在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内涵之间的游走，知识分子群体为民族中国编织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赋予个人以自主性，以便将他们从传统关系中解放出了；赋予个人以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并鼓励他们“争”各自所应得之利益，以便国家集结个人之力量、个人之利益谋求独立与富强。（二）社会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西方的宪政与权利理念深深地植根于其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土壤之中，因此，这些先验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有的，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构建的。但是，这样的预设和逻辑都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在近代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也没有天赋人权，有的是与西方暴力遭遇后的国弱民辱。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的生命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又何谈财产与尊严。显然，中华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权利都不可由“天”赋予，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因此，严复作为引入西学的一代先师，他放弃了洛克，也没有眷恋于卢梭，而是将几乎全部的认同置于穆勒、斯密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因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社会进化论，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都对“公众幸福”保留着一份关怀，严复只需富含深义地将斯密等人对“公众幸福”的关怀，转移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国家力量的关心和考虑之上，便可利用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力达到集体的目的。同时，严复也很关心对利益一致的观念的培育，他以“一国犹如一身”的比喻说明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能做到“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31]相反，将保卫国家的重担落在了“北洋一隅”。既然严复认同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又认识到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甚而将个人自由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剂良药。这样的严复，是如何从《天演论》到《群己权界论》，萌生了对rights从“权利”到“民直”的转变？我想是出于两本著作的题域限定以及严复本人对学术的尊重。《天演论》涉及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下，国家如何于竞争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他在此也不满“权利”的译法，但是在民族国家的题域下，缺乏与西方个人权利的对比平台，因此他暂时搁置这个翻译问题。《群己权界论》则不同，它讨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个题域与西方权利观念中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比较贴近的，因此，在不涉及民族国家问题时，严复得以将自己的翻译更多地置于纯学术的考虑，也就有了“民直”的译法。严复如果先翻译《群己权界论》，或许他在《天演论》中也不得不放弃“民直”。综上，出于对进化论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选择和推介，严复及其同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遇到民族国家问题，就必需对西方权利的原生涵义有所取舍和改造。二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竞争来的，即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谓的“竞争性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争”不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必须将争得的利上下一致地统于国家。（三）“体用”范式“体”、“用”是朱熹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是本质，用为功用，一事有体即有用，体用不二。内在本体与外在功用是相互联系的，只要体真正存在，那么功用就会自然而又必然地显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体用”范畴表达的不再是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功用的关系，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关心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其运用于社会的有效性、有用性。“权利”正是在这一“体用”范畴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用”以培育民族国家之“体”的。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一方面重视了rights的“体”、“用”之辨，即“直”（正义）视为rights的“体”，将“权利”视为rights的“用”，并强调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相对于古汉语“权利”涵义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忽视了“中体西用”的体用大背景。其实，在近代中国对权利的移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中国之体的用，而不是寻求什么是西方的权利之体。因此，对于严复所找到的西方权利之体“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表达了西方权利之体，而在于它是否能为中国之体所接纳，以及是否对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体有用。然而，“民直”一词无论是在权利的主体上，还是在权利的内涵上，都限定得过于严格，因此无法在权利的三层涵义间游走操纵，也无法接纳从人权向国权的转化。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权利、竞争性的权利、良知性的权利的交织使用，绝非“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32]，而是有意通过操纵权利话语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国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利内涵及其搭配组合上给予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借助权利话语实现从个人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才能为民族中国的构建提供路径。因此，“民直”的翻译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性遭到了质疑，而是因为它有碍于对国家权利的伸张，因此不能参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另有：《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工商管理计划是现代企业的发展所必须的，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参考范文2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参考范文篇一 企业工商管理的发展趋势分析 [摘 要]工商管理计划是现代企业的发展所必须的，企业的工商管理包含了企业营利运作的所有活动计划，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对人才能力和市场定位进行科学的规划。本文主要就当前企业在进行工商管理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探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来优化企业的管理结构。 [关键词]企业工商管理 工管现状 工管发展 中图分类号：T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0-0079-01 引文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企业要想不被时代所淘汰就需要专业的工商管理，这时候工商管理就逐渐成为了大学里热门的专业，企业需要借助工商管理来使自己变得的更加正规，只有规范化以及正规化的企业在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脚步。但是我国目前的工商管理还在初级阶段，对其做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所以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来制约企业的发展，本文就是基于这一问题来初步分析和探讨未来企业工商管理的发展方向。 1.企业工商管理的概念 第一，工商管理属于将管理学的思想、工程技术以及综合性的分析与研究相结合的企业必修课程，它需要企业管理者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与分析方法，同时又要具备较为健全的管理方面的专业性知识，要具备开拓创新的精神来实现企业的管理思想与精神。第二，企业中各项管理包括企业的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核算管理、发展战略管理、运营技术管理以及发展项目管理等，同时还包含了软性方面的建设，比如企业中的文化或者是非营利性的社会文化活动。但是工商管理正式经过对这些日常运营中的数据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从而保证了企业朝着既定的目标方向发展，并且做出了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来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地实现发展目标。 2.我国工商管理现状 企业的发展模式存在不足 许多的企业管理者并不具备一定的工商管理知识和想法，这就造成了企业的发展比较滞后，管理没有形成系统比较粗糙。现代企业要想有比较长远的发展就必须借助工商管理来规划企业的未来，而在进行工商管理时需要有相应的理论知识作为后盾，老旧的一些激励员工进行创新的方式以及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所以需要有科学的方式来激励员工主动去搞创新。我国许多的企业发展模式都是一样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大部分的企业都将一些成功的企业的发展方式作为自己企业的发展模式，没有属于自己的管理模式，照搬其他人的管理模式是永远也不能超越对手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这种模仿会慢慢变成一种负担，反而制约了自身的发展。 企业管理目标不明确 利润是企业生存在下去根本，但是如果一味的追求利润却无法明确企业自身的价值也是不可取的。如今市场和工商管理的普及对企业发起了新的挑战，这就意味着企业需要转变自己原有的指导理念，以前企业只需要追求效益，现在则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想要良好的运作需要运用科学方法来优化资源分配，但是当前的情况是许多企业对自己企业的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位，没有科学地章程去指导企业职工的工作，忽视甚至漠视企业文化的宣传。 企业品牌化意识不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的不断变化，企业常常需要跨域来寻求合作，这时企业管理的约束力就显得比较苍白了，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企业的领导需要考虑的事情更多，自身的管理方式和产品的结构需要进一步的优化，不仅要做产品更要做品牌。但是，我国很多企业还停留在注重利润的初级阶段，对于如何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却没有做过多的考虑，这就使得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企业经营模式适应性不强 很多企业一味地追求利润的提高，对市场需求和企业自身生产模式的关系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只中生产却忽视了产品的升级换代，虽然设有市场反馈部门但是却形如虚设一般，这样固步自封的做法只会让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市场占有率会进一步缩水，结果就会造成旧的产品无法销售出去，仓库堆积成山，利润反而会下降。 3.工商管理的改进措施 培养合格的管理人才 企业要想长远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企业的工商管理人才会对企业长远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能帮助企业进行人员管理和产品的营销，当企业需要进行重大的抉择时能帮助企业选择最为有利的一方，并且在企业遭遇困难时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下一阶段应该要做的事。如今的企业不仅需要技术和经济方面的硬实力，还需要像工商管理方面的人才来加强自身的软实力，只有合理使用人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加强监管制度 我们知道良好的监管制度对于企业的运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企业的工商管理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为企业制定合适自身的监管机制，对于企业的领导来说员工才是最为重要的，企业能否成功就看这个企业是够拥有优秀的员工来为其工作。管理制度中交织着责任、权力、利益等各个方面，企业的奖励和惩罚机制也是根据此项制度来制定的。所以正确的管理机制需要专业人才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科学的态度来制定，要让员工信服企业的管理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得到长远的发展和进步。 企业国际化趋势 如今我国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就需要融入国际社会，国内的企业也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知名企业。为什么说企业不单单是做产品还要做品牌?这是因为企业将品牌做出来后就能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会得到提高，这实际上也是在宣传自身的企业文化。企业工商管理就需要企业开放自己的眼界，在国际上寻求合作机会，这样企业就不是在运用自己掌握的一些资源了而是利用国际社会资源来壮大自身。 4.工商管理未来方向分析 知识管理成为企业核心内容 工商管理在进行企业管理时实际上运用的是专业的管理知识。企业文化的形成实质上就是管理者将所了解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管理工作中来。这样的企业文化可以加强企业的凝聚力，让员工形成责任意识并且还能为企业建立一个数据库从而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组织结构的变革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企业要想长远的发展，就要优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对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实施科学的管理方法。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包括了企业中各个组织部门和管理层次的划分以及联结方式和结构。建立明确具体的管理层次，对于一些冗杂的部门可以适当削减，将原来的阶梯型管理结构转变为矩形管理结构。 企业价值多样化 企业的价值不仅仅只是利润的最大化，还需要将企业品牌等一系列的东西推销出去，这实际上就是在宣传企业自身的文化，这就需要企业在获取利润的同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一个成功的企业不仅对员工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 5.总结 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需要改进自身的管理机制，做好品牌的竞争力，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获得优秀的工商管理人才，这是企业树立自身形象提高市场竞争力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企业能够长存下去的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员工的综合素质以及企业文化的氛围紧密相连。所以这二者的培养也是不可忽视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游刃有余。 参考文献 [1] 张帅豪.浅析企业工商管理现状及改革方向[J].价值工程，2013，(22)：162-163. [2] 王睿.企业工商管理现状及改革方向探究[J].中外企业家，2014，(10)：73-73. [3] 祝仰山.企业工商管理现状及未来发展探析[J].科技资讯，2014，12(19)：142. [4] 唐时俊.探索工商管理专业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1(6). [5] 安凤兰.企业工商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探索[J].改革与开放，2012(7). [6] 肇威.企业工商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及管理模式探索研究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2014(5). [7] 任瑞全，张合振.关于企业工商管理未来发展方向的探析[J].商场现代化，2012(13). 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参考范文篇二 关于工商管理与经济发展探讨 摘 要：新世纪的号角吹响，时代变迁的脚步越来越快，我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已实现飞跃式的大发展。为了扫清经工商业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合理有效的管理方式的探索，显得格外重要，也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实现工商业的飞跃发展，就要从职能出发积极探索，适当调整，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做到与时俱进。 关键词：工商业;管理方式;职能;市场 以发展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当前的主要目标，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关系，也就是说市场自发运营与政府出力干预的关系。在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下，人民的权利有极高的地位，权利也为人们服务，这就要求管理部门切实发挥作用，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优方式，但其也存在缺点，那就是市场调节失灵。在这时，政府的职能就变得十分重要。为了追赶时代变迁的脚步，管理部门要迎接更大的挑战，实现更多的创新。工商管理对社会构建来说很重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提高工商管理的水平，成为了管理人员钻研的重点课题。 一、工商管理的新挑战 (一)传统工商业运营方式的消失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人们大多只看中管理职能的应用，而忽视了市场的调节作用。这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效率低下，管理效果大打折扣。重视实际状况是发展的前提。 (二)新时代的号召 在提出“市场经济”之后，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改变，因此，要求我们迅速改革创新工商管理的职能，转变管理模式以确保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这要求管理人员摒弃僵化的思维方式，切实发挥主观能动性。意识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只有正确的观念才能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新时代。据相关调查表示，工商部门在积极反馈管理效果后，其管理水平得到了提升。 二、如何使工商业与新时代接轨 (一)坚守管理原则 新时代的到来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过去的历史表明，陈旧的制度无法带领一个国家走向富强，最终只能被时代所所抛弃。因此，创新成为了我们国家在未来发展中的动力源头。在工商管理职能的创新中，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动摇，充分考虑到全球化的大环境背景，坚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国家利益为先。严格遵循相关的法律完成本职工作，杜绝一切逾越本职甚至违法的行为。注重发动每个执行人员的积极性，责任分配的个人身上，本职工作不能推脱及逃避，注重效率与利益的结合。进一步打破制约工商业发展的体制与思维定式，具体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是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注重分析每个存在矛盾的问题的不同点与相同点。 (二)市场与管理的关系 市场因素失灵会严重影响经济运营，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因素发挥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管理职能的作用，对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市场是包罗万象的，因此，这个大环境显得格外鱼龙混杂，市场中的成员良莠不齐，给管理带来很大不便。即使如此，工商部门不能因为市场管理的千头万绪而放任其自由发展。工商管理的职能要求其制定更详尽的方案，例如：制定全新的非公有制经济参与经济事务的具体条件及方式。做到规则平等，机会平等，杜绝一切特殊权利。其次，有效的执法才能确保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根据调查显示，市场运行的规范性与监管力度密不可分。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既然享受了健康的环境与公平的机遇，就要完成相应的义务，按照规定运营，坚决根绝所有违规行为与违法行为。 (三)分工明确，合作共进 从部门内部讲，全新的管理方式就要有全新的职能划分。责任落实到个人，要求让工商管理者明确自己的职能，去除冗余的职位，提高办事的效率。 在部门与部门之间，又要加强合作。例如：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关联紧密，相互影响。一个部门的进步，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是分不开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情况。 (四)诚信是部门的明信片 对于个人来讲，人无信而不立。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公民诚信为人，工商管理部门的整顿同样要强调信誉。个人品德与法律都是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不同的是：法律是强制执行的法规，而道德主要靠大众舆论来影响。信誉属于道德中的诚信范畴，不仅靠法律维护，也靠道德维系。我们都知道，任何人都喜欢与诚信的人打交道，而不诚信的人即使提供再丰厚的利益，人们也只会绕道而行。不良信誉就像毒药，不仅毒害一个人，一个部门，也会污染了整个社会大环境。 (五)工商管理内部职能关系的明确与调整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是人们所向往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水平越来越快，时间意识也随之得到加强，效率成为了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词语。对于效率的强调，就要求我们对工商管理部门中不同职位的不同全责进行精细的划分与明确。执法规则明确可以促使市场井然有序的发展，从而使社会发展持续、稳定。根据资料显示：传统模式下的管理部门存在许多冗余职位，造成职责推脱，办事效率低下，成为最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之一。 三、结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在时代飞速变迁的今天，工商管理的方面遇到的挑战，发展的方向。并进一步探索了如何改变工商管理职能，加强管理的力度。针对存在的执法力度问题，信誉形成问题，结构改良与优化问题，思维模式转换问题做了详细的讨论。在未来，工商管理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完善部门运营中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 参考文献： [1]王俊.关于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探讨[J].经营管理者，2013，20：209-210. [2]余海.关于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5，28：212-213. [3]周静.关于工商管理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响[J].现代经济信息，2015，10：122. 看了“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参考范文2篇”的人还看： 1. 2017届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 2. 2017年毕业论文范文大全 3. 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4. 2017年会计毕业论文范文 5. 2017年会计论文范文大全
在校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作者：孙明业（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旅游管理系 510006）关键字：领导力、素质模型、局限、培养内容摘要：通过对领导力字面的理解以及阐述领导与管理的区别，来对领导力有个概念上的认识，接着引出领导力素质模型的概念，通过对其局限性的分析来重新认识“领导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导出领导力的研究实质,即研究一群卓越领导者身上共有的东西，进而阐述笔者对领导力的理解及对“在校大学生领导力培养”这个研究课题的一些看法。正文：一、领导力的字面含义关于“领导”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个解释，就是率领和引导朝着一定方向前进。领导力就是带领别人和影响别人的能力，特别你能激励你的团队和通过自身影响他人完成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任务才能说明你具备了一个良好的领导力。但怎样才算具备领导力？大家说法各异，有的说是个人魅力，有个人魅力的领导可以带领自己的团队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有的说是实力和勇气，个人或企业的实力和勇气也能够团结和带领一支团队。还有人说是学识渊博，知识和智慧也同样能够感染和影响你的团队。最后是激励和热情，通过给你的团队一个恰当的激励，通过你自己满腔热情地做事，来感染和影响你的团队，来做出一番事业。二、领导和管理的区别：领导和管理不同，不可将二者混而论之。领导就是运筹和战略，管理更多的是一种程序。从概念上来看，领导就是领而导之，管理就是管得住、理得清，在汉语字典中的解释是能负责某项工作顺利进行。如果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领导和管理的话，领导就是要做正确的事，即负责正确的决策。管理就是正确地做事，就是将所交待的任务顺利地完成。从起源上来看，管理和处理复杂的情况有关。在二十世纪，随着国际大型组织包括大型跨国公司如通用电器、沃尔玛、摩托罗拉，以及国家间联盟如北美自由同盟、亚太经合组织等的出现，管理就成为应对这些大型组织出现的必然反应。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管理，那么这些组织必然将杂乱无章。因此，管理学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就开始蓬勃发展，在七、八十年代初形成的一套管理学的理论，并诞生了一些经典管理学著作。而领导则是与应对变革有关。领导力是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的产物。随着“地球村”的形成，国际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也越来越快。那么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中，要生存，要想取得优势，领导和领导力就愈显重要。重大的变革也将不在是偶然现象，面对变革我们天然需要一个好的领导和统率来面对变革，掌握局势，在瞬息万变中把握住企业发展的方向和未来。[①]三、领导力素质模型因此，相对于管理，领导是更为战略性的一个岗位。在James Kouzes和Barry Posner的《领导力》一书中给一个卓越领导所具备的素质做了如下概括，要具有五种行为和十个使命：五种行为即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十个使命即1、明确自己的理念，找到自己的声音；2、使行动与共同的理念保持一致，为他人树立榜样；3、展望未来，想象令人激动的各种可能；4、诉诸共同愿景，感召他人为共同的愿景奋斗；5、通过追求变化、成长、发展、革新的道路来猎寻机会；6、进行试验和冒险，不断取得小小的成功，从错误中学习；7、通过强调共同目标和建立信任来促进合作；8、通过分享权力与自主权来增强他人的实力；9、通过表彰个人的卓越表现来认可他人的贡献；10、通过创造一种集体主义精神来庆祝价值的实现和胜利。[②]当然，以上对于领导力的要求不能说就是卓越领导力模板，但是却也概括出了一个成功领导所应具备的能力，即构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领导力素质模型。那么什么是素质模型呢？所谓素质，意指能将某一职位上表现优秀的员工与表现一般的员工区分开来的个体特征，包括：动机、特质、自我概念、知识及技能等方面。在我国，素质又被翻译成能力、胜任力、资质等。而素质模型，是指将某一个(类)岗位或角色所要求的主要素质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模型。领导力模型就是优秀领导者素质的集合，对领导力和领导力发展的关注，使得领导力素质模型的使用获得了很大的推广。很多组织的领导力素质模型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基于专业发展的，特别是围绕一系列的行为维度建立的模型尤其如此。但目前多数的素质模型都制定了领导力应该由管理人员及高管怎样证明的一系列标准，这一做法超出了专业发展的初衷，在绩效评估、职业发展、高潜力确认过程和继任管理体系都有所体现，将这些标准作为甄选、晋升和调薪的基本标准。由于最近几年对企业高管在运营道德规范监管的失败，素质模型已经进一步扩展到将企业价值观、学习能力和行为规范等融合到一起，共同构成领导力。360度反馈工具得到了普遍运用，素质模型的这一位置对领导力发展与评估领域的重要性现在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巩固。[③]四、领导力素质模型的局限性即便这样，也不能以素质模型来判断和甄别一个人是否具有领导力，正如文章开头所述，对于什么是影响他人的能力，说法各异。领导力不是一个模型就可以概括的。因此对于库泽斯的《领导力》里关于卓越领导所应具备的五种行为和十个使命笔者认为不应把它看作领导力的衡量标准，倒不妨看作是某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导力素质模型。但由于领导力素质模型的研究都是基于领导行为的范围及其延伸，很容易变得过度复杂化。此外，素质模型建立在领导力的理念化、空洞化的基础上。一般情况下，在确定素质时，研究人员会分析一些杰出领导者的例子，试图据此确定素质。然而，素质模型强化了领导者完美或通才型的观点，而这类人在现实中是鲜有存在的。这一通用模型往往不能认识到领导力多样化以及文化和环境要求的变化。例如，高管层的领导力技能经常与那些中层的要求是有显著差异的，西方文化下的领导者的行为特征与亚太地区文化下的所界定的特征也会有所差别。不同的运作部门、公司可能也会导致对领导力的不同需求甚至是一些特别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领导力素质模型概念化的潜在假设是将有效领导者的一系列能力累加。因此，领导力的素质模型对领导力的概括是有局限性和适用范围的，由于环境的不同，岗位的不同，文化的差异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对领导力的要求也是不尽相同的。你不可能要求一支非常优秀足球队的领导核心具有世界经济巨头的才能和素质，反过来说，世界经济巨头不一定能在一支足球队里立足。但可以因此说足球队的核心和世界经济巨头都不是具有领导力的人吗？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领导力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里，任何人在某一方面都可能是一个卓越的领导，但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平凡的追随者，因此大多数人没有继续发掘自己那方面的领导潜能而甘于了平凡。而成功的领导者则是很好的发掘出了自己领导才能的一面，又或者可以看作成功的领导者具有很多方面的领导才能，而他们在自己的成功领域里将这些领导才能很好的组合利用了起来，这便铸就了成功。五、领导力素质模型的现实意义因此领导力的素质模型便将这一群具有领导力的人的优秀素质的共同点组合概括起来，通过这个去诠释领导力。库泽斯的《领导力》一书对于领导力的认识也便是基于对此的综合。从哲学的角度上讲，这种综合很好的认识并且利用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通过对一群事物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最普遍的矛盾。但是就像笔者之前所述素质模型的局限性看来，对成功领导者共同领导力素质的综合并不能再造就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因为人不是机器，不可能通过克隆再造就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又或者因为环境的差异，时代的差异，矛盾的普遍性不再适用，此时再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便需要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当这些共同的素质与领导者独特素质相结合，环境与时代的相匹配，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才得以诞生。这便是领导力的精髓所在，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时代与环境的集成。因而在笔者看来，对于领导力不可以做一个统一意义上的定义，用库泽斯的《领导力》做例，它所概括出的领导力，只能说是某个领域（如企业）一群成功领导者所共同具有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领导力。对于“领导力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可局限于某一个框架体系内。六、在校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因此，在校大学生要锻炼自己的领导力，首先要弄清楚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领导力，素质模型选用是学生领导的共性还是社会需求的潜在领导的共性？众所周知，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人士或社会人士。在笔者看来，在校大学生校内学生工作的领导力只是培养将来社会领导力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究竟会对将来人生中作为一个成功领导能起多大作用，还是得因人因环境因时代而论。但是，为将来在社会中做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在校大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去培养自己的领导力：1、 过硬的专业技能，这个是领导力培养的基本条件。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大多是他所在专业领域的佼佼者，他的专业知识往往优于一般的员工。因此，大学生在校应该学好自身的专业技能，才能在将来的专业领域成为一个引领者。2、 灵活的交际能力，这是一个领导者通向成功的必备工具。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往往都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交际家。大学生应该充分利用大学这个交际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和推销自己，充分锻炼自身的交际能力。3、 独立的思考能力，这是一个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大学生在大学不仅要学好自己的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论对任何事情，都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见解，一个没有独立见解的人不会是一个优秀的领导。4、 敏锐的判断力，这是领导者区别于追随者最本质的因素。领导者往往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的同时，对事情的发展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能判断事物发展的导向以及事物发展中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判断力和前瞻性，领导者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5、 对人群的影响力，这是每一个优秀领导者的共有的素质。但这又是培养领导力中最难做到的一点。这个影响力不仅仅指自己要成为人群的核心，还要成为被影响人群的引导者和精神支撑者。这种影响力的生成有时靠的是领导者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有时是靠领导者对事物的独特见解和让人信服的惯性影响。6、 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这是21世纪领导者新的要求。在校大学生要想在将来日趋激烈的社会里竞争，必须要学会创新，学会前瞻事物。敢于挑战现状，敢于开启新的愿景，走在人群的前端，想到人群所不能想到的高度，并带领追随者奋勇向前挑战未知，才能为被追随者所信服，从而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烟草在线专稿摘要：现代领导者是在现代社会管理活动中履行一定领导职务的个人或集体。他在领导诸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都具有担任职务、拥有权力、负有责任、富于创新、多重角色等特征。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性影响力，即有职则有权，无职则无权；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它只取决于个人素质。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建立在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崇敬、信服、倾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现代领导学强调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它在现代的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可以从德、信、情、识、才及绩等方面予以培育，这对提高领导者的权力性影响力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换言之，发挥好了非权力性影响力，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好领导者的权力性影响力，提高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为顺利完成领导使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键词：领导干部 权力 管理 影响力党的十六大从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出发，突出强调，要“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工作力度，着重帮助他们加强党性修养、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笔者认为，这个要求既明确了各级党组织在这个重大战略问题上的政治责任，也为当前广大领导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健康成长指出了正确方向。领导者要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征程中，有所建树，有所成就，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辱崇高使命，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切实增强自身工作的影响力。一、领导及其现代领导者的含义什么是领导？或者说，领导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对此，理论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定义。从词源意义上讲，“领导”一词源于英语“leadrehip”，其含义是带领、引导的意思。目前人们在使用“领导”这一概念时，往往从不同含义去理解，因而所下定义也就五花八门。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领导服务论或领导活动论。有人认为，领导就是服务；而有人则认为，领导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内，领导者为了实现预定目标，运用法定权力和自身影响力，采用一定的形式和方法，率领、引导、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其下属，为完成预定的总任务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二是领导行为论或领导关系论。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通过一定方式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客观对象以实现某种预定目标的行为。而有人则认为，领导就是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一定的人和集体通过一定的方式率领并引导另一部分人或集体，在向共同趋向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关系。三是领导过程论。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运用说服能力使别人心悦诚服的过程。而有人则认为，领导就是以领导者的声望、影响力或者地位启发、组织和控制社会行为的过程。也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充分运用自已的影响力，在获得被领导者的自觉追随和服从的前提下，引导、率领被领导者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过程。我认为，上述定义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任何领导都首先表现为一种行为或活动。而这种行为或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一次性的。它必然是一种不间断的反复的过程。在这种行为过程或活动过程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我认为这样下一定义比较恰当，即：领导就是领导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客观对象或环境，以实现某一既定目标的行为过程。由此可见，领导是一种组织导向行为，它有主体和客体之分，导向的主体是领导者，导向的客体是被领导者，没有被领导者就不能实现领导，光杆司令不是一个现实的领导者。任何领导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文化观念、价值追求、目标选择以及目标所指、目标实现的方式都要受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同一个领导，在不同的环境中，领导的行为应该是不同的。 那么，什么是领导者呢？顾名思义，者，人也，即担任着某种领导责任的人。而这种人的地位是凭借其自身的道德和影响力发挥作用，得到群众认可的。一般情况下，他是由群众公认的那些具有德才兼备的人来但任，并与被领导者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领导者就是在现代社会管理活动中履行一定领导职务的个人或集体。或者说，现代领导者就是在现代社会组织中占有一定职位、负有责任和代表一定群众利益的个人或集体。现代领导者是现代领导活动的主体，在领导诸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现代领导者一般都具有担任职务、拥有权力、负有责任、富于创新、多重角色等特征。换言之，现代领导者是现代领导过程中的指导者、指挥者和组织者。权力、责任和服务是构成领导者的三个基本要素。任何一个领导都有与他职务相当的法定的权力，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实施领导，权力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领导者就是组织赋予他在特定时段内一定的权力并运用这种权力的人。现代领导者的权力包含法统权和统御权两大类，强制权、法定权和奖励权属于法统权，专长权和个人影响权属于统御权。强制权是建立在被领导者惧怕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种权力，它以强制的手段要求其成员遵守和执行组织的规范或命令。使被领导者认识到，不服从上司的命令就会导致惩罚。强制权是维持其组织的有序和发展所必须的，也是一个领导者实现其领导所必须的。但是，强制权的强制功能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一定的“度”，滥用强制权就是变成了专制主义，必将失去人心，丧失其领导权。随着人本主义管理的发展，管理的民主化是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强制权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将会越来越小；法定权是组织机构正式授予领导者的一种权力。不论是任命的，还是选举的领导人，都具有法定的权力及其范围；奖励权是一种与强制权相对立的、由领导者掌握的对其成员实施物质或精神需求方面的予夺权。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仅仅只具有法统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统御权，统御权是由领导者的个人品德和才能所决定的。专长权是由领导者的某种专业知识和特殊的技能、才干所形成的尊敬感和佩服力所构成的。个人影响权是指领导者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勤政廉政、大公无私等要素所形成的影响力。实践证明，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实现有效领导的最重要的权力。 二、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含义及特征 美国最著名的领导学家柯维（Stephen R·Covey）认为，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的本质就是领导者的领导才能。或者说“现代领导者的才能就是其影响力，真正的领导者是能够影响别人，使别人追随自己的人物。”而按照现代领导学的理论，“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职位相联系，有职则有权，无职则无权，它包括惩罚权、奖赏权、合法权；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职位无关，只取决于个人素质，它包括模范权（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作风）、专长权（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技术，超凡的能力）。”笔者在本文主要研究第二个方面，即现代领导者的非权力性影响力。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时代性。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都是在现代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成长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思想观念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使其必然打上该时代的烙印。二是综合性。领导者的影响力，是集其政治思想、知识水平、个人才能、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等因素的综合反映和体现。上述各因素在领导活动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使领导者影响力表现出综合性的特征。三是层次性。不同层次的领导岗位，具有不同的领导活动规律。因此，处于不同层次的领导者，所形成的影响力，也应不尽相同。四是可塑性。任何领导者的影响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领导者自身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五是多样性。不同领域、不同职位、不同层级的领导岗位，有着不尽相同的领导活动规律，因而客观上要求具有不尽相同影响力的领导者去充实各个领导岗位，从而使领导者影响力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三、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在管理活动中的意义权力是管理的基础，威信是管理的前提。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实行管理，但是，管理不仅仅只是权力的应用，还需要借助于管理者的个人影响力。因此，没有影响力就没有权威，真正的权威是建立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崇敬、信服、倾心的基础之上的，强迫命令不可能树立起管理者的影响力。随着人本的、民主管理的发展，强制权力的应用已经逐渐削弱，如果只用控制、强制和监督等管理手段已和时代的发展相悖谬。所以，现代领导学强调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或者强调领导的本质是沟通。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只有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威信的领导者，才具有超凡的领导影响力，它在现代的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现代领导者与下级、职工的沟通 一个领导者影响力的建立首先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它必须通过自身的言论、行动，自身的品质、处理问题是否公正、工作方法、效率等方面，取得了群众的信赖之后才有可能。在现代管理中，不善于沟通的领导不是一个好的领导。按照平克斯的说法，沟通包含信息沟通和情感沟通。沟通是双向的相互作用。信息沟通利于管理者时时掌握单位的经营动态、内部的生产情况和外部市场的变化，以便不断根据掌握的信息制定出对应的策略。不进行信息沟通，时时掌握各种信息的变化，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必将给单位带来不利，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情感沟通是重视人的一种表现，一个单位的最高领导与中层领导之间、最高领导与职工之间以及领导阶层与职工之间的情感沟通越来越管理学家们的注意。情感沟通对于进一步树立领导的威信，提高领导者的影响力、号召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力越高就容易沟通，沟通得越好影响力就越高。 如何进行沟通呢？儒家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和合状态之中的，一切事物之间是相互作用，又是相互联系的；宇宙中的阴阳是互补的，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其中包括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官与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也是互补的，犹如阴阳不能单独存在一样，君与臣、官与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为此领导者对百姓应该有“仁心”和“爱心”，不要把尊卑的关系绝对化，强调上下交感。在上者要下民，才能发生交感。如《周易》的泰卦，泰卦是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乾卦在下坤卦在上，从宇宙中的事物来说，阳气在下轻而上升，阴在上重而下降，上下交感，故亨通；从社会的事物来说，象征处在上位的领导者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民众、深入到职工中了解民情，了解职工的需求和愿望，这样的领导深得职工的拥护，容易沟通。所以泰卦《彖辞》说：“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上下交感沟通，则上下同心，得民之心；再如谦卦，谦卦是艮下坤上，艮为山，山本来地之上，而谦卦却是山在地之下，有谦虚之象。谦卦的卦辞为“亨，君子有终”。“亨”者通也。象征领导者有谦虚下民之象，下得民，与民沟通，得民之拥护，故领导者做事亨通，均有很好的结果。其次，要推行“忠恕”之道，要用诚实之心，忠实之心去对待职工，尊重职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将心比心，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加诸于职工，自己希望满足的也让职工得到满足，自己想发达也让职工得到发达，也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心比心容易达到与下级和职工们之间的沟通。按照儒家的“忠恕之道”，还要做到责己严责人宽，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正如孔子所说：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韩愈也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完备），其待人也轻以约（约，少也）。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原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进行沟通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进行人际交往时，或在工作中出现了问题或错误要多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样就容易与下属沟通。韩愈还说：“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详备），其待己也廉（简约）。详故人难於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同上）相反，一个人如果责人严责己宽，一切都认为自己正确，凡成绩都是自己的，凡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这样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孤家寡人，更说不上与下级和职工们进行沟通，形成什么影响力了。 （二）有利于现代领导者权力的有效发挥现代领导者的权力要通过实践、通过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一个没有影响力的领导，说话没有人听。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们心悦诚服地服从他，信任他，因此他下达的命令、计划，其下级乐于认真地去贯彻执行，深信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定能获得效益和成功。我曾在一个资料上读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在“文革”期间，作者在一个工厂的宣传科作理论教员，那里有位车间负责人，成天老是板起面孔，作者以为他的脸上没笑神经，后来有人告诉他，负责人把成天板起面孔视为“严肃”，认为要“严肃”才有影响力，怕以和悦的面孔对待职工，和他们打成一片，因不“严肃”而丧失了影响力。由于在这种错误的观念支配下，这个车间负责人与职工们格格不入，一点影响力也没有，说话没有人听，因而不能顺利地发挥他的领导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领导者权力的发挥是来自于与被领导者保持距离，还是来自于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沟通呢？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顺境时是如此，在逆境时更是如此。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在困难时，在逆境中，在危机时刻，他成了群众的主心骨，他能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就在于他深得群众的拥护，他能凝聚群众的心，群众会毫不怀疑地跟他走，深信曙光一定在前头。影响力是一个现代领导者发挥其领导权力的前提条件。 按照儒家看法，领导者要“律己”，只有“律己”才能有威信，有影响力。有影响力才能更有效地发挥领导权力。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强调，对国家的治理要“固本浚源”，何谓“本源”，曰：“德义”。魏徵建议唐太宗务必要“竭诚以待下”，不要“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竭诚则人与人相亲，傲物则众叛亲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董（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则会人心不服，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魏徵向唐太宗提出了律己的十思原则：“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修养）；惧盈满，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周易》：王用三驱，即打猎时不合围之意）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雍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魏徵认为，做到了这充满德义的自律十思原则，就能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就能使权力得发挥，达到“垂拱而治”的效果。 （三）有利于现代领导者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能在职工中树立起一个榜样，起到一种表率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有巨大的诱导作用、促使作用、激发作用。人的积极性不只源于物质的刺激，还有精神的需求，其中包括对领导者影响力所作出的回报。榜样、表率要表现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按照四川省烟草专卖局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总经理龚锦华先生的说法，领导者表率作用的核心是“以身作则”，他认为领导应该在四个方面起好表率的作用，即：坚定理想信念，在铸牢精神支柱上起表率作用；加强精神修养，在立身做人上起表率作用；正确掌权用权，在实践党的宗旨上起表率作用；注重学习，在提高理论素质和文化修养上起表率作用。领导者的人格力和所起的表率作用，是一种无声的命令，完全可以起到“不令而行”的作用，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激励因素。一个无私奉献、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勤俭办企的领导者必定是一个获得职工信赖的、有崇高影响力的人。据报载，山西大同汽车厂姜忠扬厂长就是一个这样的领导者。在姜厂长的影响下，不少的职工为工厂的振兴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如业务员杨建国患了黑色素口腔癌，到北京、太原做过五次手术，领导和医生都劝她休息，她仍坚持上班。因病不适合于作业务岗位工作，就主动要求当清洁工。她每天早出晚归，任劳任怨地工作。为了给工厂节约，她在清扫时，把地上的费纸收拣起来卖掉后再买扫帚。再如电焊工谢炳忠患了肺癌，领导让他去北京看病，他不去；让他在家休息，他不肯，非要到厂里去工作。他忍着病痛，几次晕倒在车间，硬是工作了106天，用生命谱写了人生的最后一页。这种受姜忠扬厂长影响而形成的同心同德、齐心协力的凝聚力是大同汽车厂振兴的内在动力，也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精神力量。 （四）有利于现代领导者管理目标的实现 任何一个组织、企业或公司，它进行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目标的实现给企业带来利益或效益，目标的不断实现标志着企业在发展。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他确定的目标容易实现，这是因为，他易于络织人才，有才华的、有技能的、有理想的人才都希望能在有影响力的、能知人善任的领导的麾下，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有影响力的领导对群众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易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易于把群众的创造精神转化为物质的力量，使其在团体中形成强有力的合作精神，为实现自己企业的目标而奋斗；有影响力的领导制定出来的目标也易于被群众接受，易于被群众接受的目标必须是合乎实际的、有市场需求的、有效益的，这样群众对实现目标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定会以极大的热情去创造财富，实现企业的目标。凡是一个发展着的向上企业都必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有超凡影响力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中一定有一个有超凡影响力的班长。四、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培育随着管理的人本化和民主化的发展，对于领导权力的发挥也会更加文明，更加合乎人性的要求。那种认为，只要手中有了权就可以指挥一切、驾驭一切的想法是错误的。从世界各国的管理实践中已经证明，领导权力的真正发挥靠的是威信和影响力，因此对如何运用领导的权力这个问题也成了不少管理学家研究的重点，提出了与传统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新的看法。 就现实的管理实践来看，我们应该着重探讨中国特色的管理方式，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又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领导学理论，吸收先进模范人物优秀品质，探求如何培养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问题。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的领导者往往过分注重于运用权力性影响力，即过度使用法定权、强制权和奖励权，而忽视非权力性影响力的使用。因此，作为领导者，在运用权力性影响力的同时，还必须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让下属产生敬畏之心，达到令行则止，的预期目的和效果。那么，怎样才可以具备这样的影响离呢？下面，笔者带着这一问题着以探讨。（一）以德培育影响力这里的德既包括政治品格，也包括道德品质。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权利”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跨语际实践》 刘小妹 来源：中国法学网 【关 键 词】“rights” 权利 民直【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与西方原生的权利观念相去天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式去解读这种“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差异”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希望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形成的研习，尽可能做到摒弃“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或“传统－现代”的范式[1]，力图从具体的“语境”[2]出发，进行客观的解读。即便客观解读，也有不同的角度。笔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民权、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发生及特点进行过初步的考察，那时的关注角度偏向于对“差异”本身的解读，即对差异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差异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转向对权利发生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准确的说，是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这是受到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启发。因为，无论是过分地强调“差异性”，还是极力地坚守“中国性”，按照海外后殖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名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观点，它都或多或少地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重复了它所摒弃的西方的“霸权”色彩，[3]因为它都暗含着以西方为参照系，或者视西方为权威性典则。因此，只要着力强调呈现“差异”，那么无论文本如何小心地避免对中西进行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类的价值判断，阅读的受众仍然很容易在差异与优劣之间建立想像的关联。所以，本文拟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即将“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视为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以此解读权利翻译和权利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4]一、对“right”的翻译“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5]由是，本文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考察便始于对西文“rights”的翻译及选择过程。（一）《万国公法》对“right”的翻译：权利近代政治法律词汇大都是假日文而译，而恰恰“权利”这一重要的法律术语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来的。首次用“权利”一词对译西文“right”的是1864年刊印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这已为学界取得共识。[6]然而，丁韪良本人在1862年翻译《万国公法》的过程中，曾对“right” 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并直言以“权利”对译“right”仅是权宜之计：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7]此处一个“不得已而用之” 体现了丁韪良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和他的翻译团队都熟谙古汉语，深知“权利”一词难以准确地传达出西文“right”一词的精神意蕴。如此，要贴切理解丁韪良对“right”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及古汉语中“权利”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些简要探究。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考察，西方的权利观念经由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向“人的权利”、从“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过程，[8]因此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正当性，即在道德和价值领域，权利被等同于“正义”和“善”；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自主性，即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优先性；第三个层面是利益的合法性，即在法律关系中，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受到国家的保护。从词源学上看，古汉语中“权利”一词是个合成词。“权”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秤、秤锤，标准、尺度，权衡、衡量，[9]这是基本字义；其二是通权达变，即与“经”相对的“权”。[10]“利”是一个与“义”相对的范畴，指利益、收益、好处等。在儒家的“经权”之别和“义利”之辨中，虽然并不全然否定“权”和“利”，但在价值评价上确乎是重“经”而轻“权”、重“义”而轻“利”的。尤其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设定下，“利”的追求在道德评价上丧失了正当性理据。[11]合成词“权利” 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依然牢固确立了“权势与货财”的基本含义。[12]秦汉以降，“权利”一词在经典性文献中已是随处可见了，其基本含义却是沿袭先秦而不改，比如《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一词，其基本含义均为权势和利益。[1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 的基本含义“权势””、“威势””、“货财”以及“利益”等，在道德评价上均含有贬义，带有较强烈的否定性意味，这在体现汉政治统治理念发展方向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4]可见，无论是单词“权”、“利”，还是合成词“权利”，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都是在与儒家道德理想相对立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都不含有“正当性”的意义。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道德语境中产生的权利观念可谓大异其趣。熟知西方宪政文化精义，对古汉语亦造意非浅的丁韪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中西差异的不可化约性，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取舍：即将权利的道德正当性打包封存，以便尽量将《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置于法律的层面。综上，《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的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15]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这与近代西方对权利的理解相别甚远。而西文中“right”本身所含有的道德正当性，正是严复所难以舍弃的。（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民直虽然丁韪良本人对“权利”这一翻译并不十分满意，并留下了一段“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明，但现实中，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亦广为人们接受。直至20世纪初的严复，他重遇了丁韪良翻译“right”时的困惑与无奈，并对“right”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正当性难以割舍。由于《万国公法》对“权利”的翻译影响甚远，严复早年在翻译《天演论》时，虽然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但依然沿用了“权利” 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此后，在 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再度思考“rights”的译法，并专门致信与时人梁启超探讨：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职…… 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16]在严复看来，西方rights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括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宜”的因素，即“正义”；同时这一概念也包括表层性的显在意义，这就是古汉语“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内涵。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基础性的因而是制约性的，是“体”；后者是受制约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是“用”。[17]基于“体－用”的分析结构，对rights的翻译应首要表达“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经过反复求索，严复终妙手偶得一“直”字，是以“直”在古今中外都含有“正当”之谓，便决意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并在密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 。[18]二、对“权利”一词的接纳丁韪良和严复对西文“right”的理解都基本准确，只是在right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中，在所谓体用之间，基于两难的困境而作出了不同的取舍。前者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舍弃了right的“体”，即道德正当性，故而以“权利”之“用”表达法律意义上的权益；后者基于对学理的真诚，回归了right的深层结构，即正义、正当、善，是而以“民直”之“体”为right的基本含义，辅之以“权利”之“用”表达right的复杂内涵。惜乎“民直”这个译法并没有传播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被“权利”的译法所淘汰。单纯从学理上来说，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应该是更为准确，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选择用“权利”来代表rights呢？要说严复近乎语义学的翻译在实践中未被选择，是因为众人皆蒙昧而不解rights之真义，怕是不妥。[19]在中国的近代，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饱经之士，对中西两造都有相当的智识，对right含义的理解也是丰富而精准的。举如，严复写信与之讨论rights翻译问题的对象梁启超，他在严复至信的同年，即1902年，开始《新民说》的写作。[20]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21]梁启超对“权利”三种含义的交织使用，说明他是基本理解right之意的，他无疑也能理解严复“民直”之意，但是他没有采纳严复的意见，依然选择了“权利”一词。为什么呢？将代表正义、正确、应当、适宜等等含义的Rights以带有强力、强制、权势等等含义的权利来翻译，确实造成极不妥当的混淆。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之后，对“权利”的检讨也一直存在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史专家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极言“权”与“利”合成一词之害，他说：“今使明明利字，冒以权字冠其上，而导人以争”，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深刻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经典已经给“权利”两字赋予了无法逃脱的固有的本土化之意义。在中西之间，被权利的道德性问题纠缠的，还有与严复共称中国自由主义两代领袖的胡适，他在一再对“权利”进行阐释后，不仅得出一个与严复相当近似的结论：“其实‘权利’的本意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22]而且还和严复一样在儒家典籍中对这种“义权”的观念进行了引证。如果本文的前述判断是正确的——即从丁韪良到以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准确理解了right的含义及其道德性语境，而且对“权利”的中西之别体悟甚深，对民直、义权等概念亦进行过严格的考辨和审慎的思考，对“权利”一词所造成的极不妥当的混淆也有深刻检讨——那么，对“权利”一词的集体性地选择原因何在？意义何在？ 三、对“权利”涵义的重构中国近代对“权利”的选择原因很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都交杂缠绕其间。因此，它远不是一个翻译用词的问题，也不单是对西方权利理念的截取、误读或选择性吸收问题。“权利”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艰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无意考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的权利哲学，而是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利这一西方话语来构建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权利”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以及“权利”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23]简言之，本文考察的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利的“误解”，而是暗含深意的重构。而且，这样的重构体现了中国近代权利话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质。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那些致力于革弊图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深沉和担当。这样的历史舞台，这样的时代责任，使他们在接触西方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哲学时，不得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体用”范式以及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操纵”式的转化。（一）个人与国家关系权利观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近代中国，都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生发并被理解、接受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权利观念源起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因此接受了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时，权利成为个人对抗国家的阵地。但是，对于近代中国，虽然时代主题也是“对抗”[24]，但对抗的双方不是个人与国家，而是中国与西方。在以国家为整体对抗西方的语境下，民族观被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被嵌进了民族意识，即个人与国家之间是“黏结关系”，而非对抗关系。[25]个人与国家之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黏结关系，使得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权利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转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主体从个人向国家的转换。权利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权势和财货”，而这正是民族中国欲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独立自主性所急缺的。因此必须对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改造。首先，是摘除权利的“自然正当性”涵义。原因很直白：自然正当性是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而对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先验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把权利的主体置于国家之上后，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现实威逼下，正在丧失家园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国家之间存在什么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恰恰相反，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人世间，国家的权利要靠我们每个国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绝非什么天赋的、自然正当的。其次，是对“人的自主性”涵义进行改造，即拓展“自主性”的主体范围。对此，金观涛、刘青峰有过分析：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只要没有进一步赋予道德含义，从合法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推出某种范围内权力和利益的拥有者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例如一个国家享有国际法给与的正当权力与利益，这也意味着它在有关领域中有自主之权。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26]因此，在近代中国享有自主性权利的主体不惟是个人，还有国家和人民。与之对应，权利概念亦衍生出国权、民权和个人权利三个概念。[27]最后，是对“利益的合法性”涵义的消解。虽然，中国人最早接触的便是丁韪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国家作为权利的主体其利益是“争”来的，而非法律赋予的。而这一“争”字又恰合“权利”在古代中国所固有的本土化涵义。第二个层面是将权利中“人的自主性”涵义置于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之下，即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西方权利中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但是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把个人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毋庸赘述，这与西方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政治设计相别天壤。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金观涛、刘青峰在《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一文中对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涵义的考证结果，也不否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28]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这些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被置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等级关系中，即“小我”与“大我”[29]的价值位阶中：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30]可见，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家庭的、宗族的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把人交给国家，以帮助国家“争”得自主性。如此，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的黏合关系下，权利的主体和内涵经过上述两层转换，国家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正当性的权利、自主性的权利、利益性的权利交织组合，造成了中国近代文献中权利一词涵义的含混和漂移；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内涵的交错搭配，通过在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内涵之间的游走，知识分子群体为民族中国编织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赋予个人以自主性，以便将他们从传统关系中解放出了；赋予个人以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并鼓励他们“争”各自所应得之利益，以便国家集结个人之力量、个人之利益谋求独立与富强。（二）社会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西方的宪政与权利理念深深地植根于其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土壤之中，因此，这些先验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有的，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构建的。但是，这样的预设和逻辑都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在近代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也没有天赋人权，有的是与西方暴力遭遇后的国弱民辱。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的生命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又何谈财产与尊严。显然，中华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权利都不可由“天”赋予，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因此，严复作为引入西学的一代先师，他放弃了洛克，也没有眷恋于卢梭，而是将几乎全部的认同置于穆勒、斯密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因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社会进化论，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都对“公众幸福”保留着一份关怀，严复只需富含深义地将斯密等人对“公众幸福”的关怀，转移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国家力量的关心和考虑之上，便可利用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力达到集体的目的。同时，严复也很关心对利益一致的观念的培育，他以“一国犹如一身”的比喻说明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能做到“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31]相反，将保卫国家的重担落在了“北洋一隅”。既然严复认同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又认识到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甚而将个人自由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剂良药。这样的严复，是如何从《天演论》到《群己权界论》，萌生了对rights从“权利”到“民直”的转变？我想是出于两本著作的题域限定以及严复本人对学术的尊重。《天演论》涉及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下，国家如何于竞争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他在此也不满“权利”的译法，但是在民族国家的题域下，缺乏与西方个人权利的对比平台，因此他暂时搁置这个翻译问题。《群己权界论》则不同，它讨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个题域与西方权利观念中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比较贴近的，因此，在不涉及民族国家问题时，严复得以将自己的翻译更多地置于纯学术的考虑，也就有了“民直”的译法。严复如果先翻译《群己权界论》，或许他在《天演论》中也不得不放弃“民直”。综上，出于对进化论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选择和推介，严复及其同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遇到民族国家问题，就必需对西方权利的原生涵义有所取舍和改造。二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竞争来的，即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谓的“竞争性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争”不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必须将争得的利上下一致地统于国家。（三）“体用”范式“体”、“用”是朱熹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是本质，用为功用，一事有体即有用，体用不二。内在本体与外在功用是相互联系的，只要体真正存在，那么功用就会自然而又必然地显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体用”范畴表达的不再是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功用的关系，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关心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其运用于社会的有效性、有用性。“权利”正是在这一“体用”范畴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用”以培育民族国家之“体”的。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一方面重视了rights的“体”、“用”之辨，即“直”（正义）视为rights的“体”，将“权利”视为rights的“用”，并强调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相对于古汉语“权利”涵义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忽视了“中体西用”的体用大背景。其实，在近代中国对权利的移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中国之体的用，而不是寻求什么是西方的权利之体。因此，对于严复所找到的西方权利之体“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表达了西方权利之体，而在于它是否能为中国之体所接纳，以及是否对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体有用。然而，“民直”一词无论是在权利的主体上，还是在权利的内涵上，都限定得过于严格，因此无法在权利的三层涵义间游走操纵，也无法接纳从人权向国权的转化。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权利、竞争性的权利、良知性的权利的交织使用，绝非“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32]，而是有意通过操纵权利话语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国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利内涵及其搭配组合上给予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借助权利话语实现从个人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才能为民族中国的构建提供路径。因此，“民直”的翻译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性遭到了质疑，而是因为它有碍于对国家权利的伸张，因此不能参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另有：《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2、试述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 答：基本权利是由宪法律规范所确定的一种综合性的权利体系，所谓基本权利是指宪法赋予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权利。基本权利作为宪法调整的权利形态，在整个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与基础地位。基本义务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在社会生活中公民需要履行不同形式的法律义务，其中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首要意义的义务，即对公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义务构成宪法规定功义务。公民的基本义务决定着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与法律地位。基本权力与基本义务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层次上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 （1）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辨证统一关系 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个一般原理，为现代人权观念所公认。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强调的："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而确定该限制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保证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由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属性所决定。因为人的权利只能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在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及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某一主体享有某项权利，就意味着要求其他主体有尊重并不得侵犯这项权利的义务。否则，任何人的权利都无法实现和得到保障。但是，权利和义务又有可分性的一面。因为权利和义务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与范畴。在实际行使当中，有的主体可能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有的主体则可能只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 （2）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价值主次关系 有学者认为，基本权利和基本权利应当以权利本位，因为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权利的实现。还有一种认为，法律作为社会控制、规范手段，在技术方面有两种规范形式：赋予权利或权力，施加义务约束。而相比之下，后者是更为有效的方式。单纯地宣告公民权利，不足以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及各级机关重大的决策失误，而对于公职人员的行为设定义务规范和决策程序，有利于社会有效地实现对管理组织反控的目标。实际上，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问题，两者之间不存在以谁为本位的问题，撇开法律赋予谁以权利和加给谁以义务这一本质问题，讨论谁为本位是没有意义的。权利本位说把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绝对化，将权利的主导地位固定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quot;以重点论否定了两点论"。事实上不存在固定的和普遍的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各方的地位是依条件变化的。从法律规范的构成上看，权利和义务是保护和约束人们行为的两个方面，其质的规定性由具体行为的主导方面是保护还是约束所决定。由于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存在，故而根本就无固定的权利或义务本位。从法的关系的构成要素看，权利和义务是人们一定关系的定型化。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法对统治阶级是权利本位，而对被统治阶级则是义务本位。 3、简述基本义务的特征。 答：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义务表明公民的宪法地位。基本义务是公民作为统治对象而负担的义务，是公民宪法地位的直接体现。 第二，基本义务具有制度保障或法律保留的性质。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是具体立法的宪法依据，通常具有一种伦理的、宣言的效尤基本义务是公民宪法地位的高度概括，它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部门法才能具体化和现实化。如纳税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但在宪法中，纳税义务只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还没有变为现实的义务。纳税义务的现实化与具体化须通过国家立法变为现实的义务。纳税义务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税法》而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并通过租税平等与租税法律主义而得到保护。因此，立法者在制定《税法》时要以宪法规定的纳税义务为依据。 第三，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的一体性。在宪法实践中，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关系并非始终具有对应性；但两者以不同的形式保持着内在的一体性。有些基本权利与义务是直接结合为一体的。如受教育权与劳动权既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其他的基本权利从表现形式看，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基本义务，但基本义务的规定实际上构成基本权利运行的宪法界限。一部宪法典规定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数量是不平衡的，通常基本权利的数量大于基本义务数量。但这并不说明基本义务不重要，它只能表明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不同存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履行基本义务的过程本身就是享有基本权利。如纳税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同时它也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行使监督权的条件。在现代社会中，在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两者处于同等的地位，把基本义务仅仅看作是"种责任或负担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应当从积极的角度揭示基本义务的地位与作用
《权与利 情与法——《暖秋》观后感》 阳光明媚的八月，在我党支部的组织下，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观看了《暖秋》这部影片。短短一个半小时的剧情，我和同事们无一不为其“权与利”的交错而震撼，无一不为其“情与法”的碰撞而落泪…… 电影《暖秋》是一部反腐倡廉警示片，主要讲述了英雄后代出身的年轻干部陈立生，在党的培养下，凭着自己的勤奋苦干，被提拔到某市交通局长的位置上，但在各种诱惑面前，他对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认识不足，对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艰难估计不足，对自己身边的人要求不严，对妻子的非法敛财行为，由宽容到放纵；对自己的下属女干部在公与私、原则与情感上不能加以区别，一步步蜕变为腐化堕落的犯罪分子，一个现代幸福美满的家庭破碎了，一名勤奋苦干的国家干部终成阶下囚，他因抗不住手中的权力和美色的诱惑，营造了一个多事之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到中年，正是年富力强，施展才华的黄金时期，而陈立生却用权力交易金钱、交易美色，他上对不起谆谆教导的老父亲，下对不起活泼可爱的儿子，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捞取不正当收入的资本，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筹码，他从受贿之日起就一步步的为自己掘好了走向地狱的坟墓，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审判。陈立生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世界，走了，身后，是父亲的疲惫憔悴，是妻子的身陷囹圄，是孩子的痛哭之泪，是自己家庭的破碎，也是遇难者家庭的苦痛和破碎。剧中父子情、夫妻情、母女情、母子情、爷孙情以及组织与个人之情都表现得真切感人。父子情，即陈立生与老父亲之间的光明与阴暗、正直与私心的较量；夫妻情，即陈立生与妻子之间爱与恨、情与法的较量；母女情，即陈立生妻子与岳母之间的相互贪婪、相互纵容之情；母子情，即母亲对儿子的忏悔之情，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之情；爷孙情，即爷爷对孙子的教育和关爱之情。还有当陈立生落入法网又贫困交加之时，市纪检委书记带着党组织的重托，带着同志们的关怀，来看望陈立生时，组织与个人之情。 陈立生本来是个很有作为的好党员、好干部，但是，在各种诱惑面前，他未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一步走错步步错，最后成了人民的罪人。他的失足堕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也给家庭和亲人带来了不可愈合的创伤。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牢记党的宗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所有家庭、父母、妻子、儿女都要远离亲人的权力。 《暖秋》是一部思想性极强、教育意义深远、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人心的影片。观后感动至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不为剧中陈立生腐败判刑后保外就医（肝癌晚期）时痛不欲生而感伤，却为年迈的老父亲在身心倍受煎熬、疲惫奔波中而潸然泪下；我不为唯利是图的陈立生之妻鎯铛入狱后而惋惜，却为幼小的儿子在高墙外那撕心裂肺般地呐喊而痛心疾首。影片中哀婉的唢呐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父亲那无奈的眼神让观众限入深思……一个完美的家庭倾刻间支离破碎，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下属为情断送了前程，一个精明能干的贤内助为利毁灭了家庭，一个才华出众的领导干部未能抵御金钱与美色的双重诱惑，最终在中秋月圆之时将有限的生命托付于清天，让它来代以洗礼污浊人间的灵魂…… 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不要忘记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不移的维护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共产党的宗旨。一切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如果爱你身边的人，那就让他们远离你的权力。”我们每一个党员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权力变成私人权利，甚至以权谋私，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地遵纪守法，将党纪、国法内化为自觉行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的侵蚀，经受住严峻考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志存高远，心底无私的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将时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永远保持一份共产主义的神圣理想。
有很多种，比如说：1、政治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2、政治的本质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4、网络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研究5、政治权力来源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面旗帜就是我们要永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其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所以，十七大将“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和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拉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这两件利器，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现代、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金光大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四个多样化”的社会和思想现实，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从而间接地对“什么是社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首要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征，认真分析并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正确地对“要不要发展？什么是发展？发展为了谁？怎样才能发展？”这样四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回答。从而在新的高度上凝聚了人心，统一了思想，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三大重要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从理论主题上看，这根“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事业；从理论品格上看，这根“脉”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敢于纠正自身的失误，敢于超越自身的局限，永不停歇地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基点来说，这根“脉”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想问题、办事情都是从这样一个基础出发，得出的思考才能符合实际情况，不说过头话，不办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从理论目标来看，这根“脉”就是为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依然是我们庄严的承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就相应地向前加深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终结，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也不会结束。所以，这一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开放的体系，随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也必然愈加丰富。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标志着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跃升到一个新起点，标志着我国人才工作进入到全面展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全力打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新环境，全面开创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人才工作新格局，努力建设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新队伍。领导干部的人才观事关人才去留，事关民心向背，事关事业兴衰。领导干部的人才观对于整个人才工作大局，对于抢占人才工作的制高点，对于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至关重要。因此，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尤为重要和迫切。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出发点是什么”的问题。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围绕发展的总体要求，确立人才工作的总体目标；根据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用发展水平和质量，检验人才工作的成效。人才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发展大局，必须有利于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凡是不利于发展的人才政策都要废除，凡是有利于发展的人才政策都要尽快建立。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让所有人才都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让所有人才都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施展才华、贡献力量。因此，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出发点”。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落脚点是什么”的问题。当前，人才工作面临着四个问题：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流失较严重；同时也还隐藏着三个深层次问题：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有待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在加强对人才的培养锻炼的同时，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推进机制健全、运行规范、服务周到、指导监督有力的人才市场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行业协会严格自律、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的运行格局。尽快健全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尽快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尽快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尽快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可见，人才工作的“落脚点”是为人才服务，不仅要为“人人成才”服务，而且要为“人尽其才”服务。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切入点是什么”的问题。人才工作是一项事关当前、影响长远的重大战略任务，人才工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人才工作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当前，人才工作进入全面发展、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培养锻炼的任务很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建立的制度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那么，我们工作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好高骛远必然一事无成，急功近利定会欲速不达，必须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把现有的人才资源开发好、利用好，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营造氛围，制定政策，提供机会，提供舞台，提供服务。要特别重视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变“闲人”为“贤人”，变“常人”为“能人”。不仅要在人才观念上实现重大转变，在人才工作上实现重大突破，而且要在人才发挥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明显效果。所以，人才工作的“切入点”是开发利用好现有人才，变人口压力为人才资源优势。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关键点是什么”的问题。“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人才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相对主流的人才界定标准。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人才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主要表现为人才“文凭化”、“全才化”、“政治化”、“先天化”等，这些片面的观念对人才成长导向、人才发挥作用影响极大，产生这些错误人才观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正确的人才评价体系。人才评价标准不一，人才工作方向不明，人才成长导向不清，人才作用发挥不好。因此，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是人才工作的关键。中央指出，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坚持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评价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业内认可。改革各类人才评价方式，完善人才评价手段，提高人才评价的科学水平。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根本点是什么”的问题。培养人才、引进人才、评价人才、使用人才都不是目的，搞好人才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劳动和创造。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人才，要看他是否能创造出显赫的业绩。因此，我们要重用人才，更要服务人才，厚待人才，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各级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既要有识人的慧眼，也要有用人的胆略，更要有容人的雅量；既要当好伯乐，又要当好益友，更要当好良师。一定要珍惜，要理解人才，善待人才，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发挥他们的长处，宽容他们的过失，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真正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结合点是什么”的问题。组织工作和人才工作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虽然工作的对象、范围、要求各不相同，但二者工作的终极目的基本一致，都力图通过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的育人选人用人机制，达到人人成才，人尽其才，奉献社会，造福人类的目的。因此，找准组织工作和人才工作的结合点，把发展党员与培养人才结合起来，把选拔干部与发现人才结合起来，把提拔干部与重用人才结合起来，把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三支队伍的建设与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的建设结合起来，必将对深化组织工作和推动人才工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党员、干部、人才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增强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对其评价和使用也要及时跟进，及时调整。要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和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用人机制，让干部、人才各就其位、各显其才，各尽其能，破除职务、职称终身制，促进干部、人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一、行政学研究政府吗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认为行政学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所谓政府是指“政议之府”。一般说来，总是在探讨政府与社会以及其它国家机构的关系时，才会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别是当一个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时，肯定会涉及到政府这个概念，但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行政学，就显得有所牵强，以致于在行政学的研究和叙述中，何时使用政府和行政这两个概念都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政府与行政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行政行为产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组织机构或人员来承担。行政学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行政体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说行政学是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是不准确的。因为，站在行政学的视角上，政府是以行政体系而存在的，行政体系是经过行政学的抽象而确立起来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行政学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与行政行为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政府的政治归属问题，行政学可以不去涉猎，它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技术性的方面，是属于技术抽象意义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学的研究中，受过专业训练或有着专业素养的人，一般来说不习惯于使用政府这样的概念，他们总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体、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等一系列概念来取代作为政治学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时，他们的真实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体系以及行政行为。可见，我们虽然把行政学定义为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但是，这里所讲的政府，只是指与行政活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不包含对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在较长时期内，行政学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学的政府概念。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必然很具体。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论，它作为一个学科而能够成立的理论是由政治学赋予的。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学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了出来[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进了管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在学科的理论归属上，还是没有走出政治学为它划定的界限。行政学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树，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学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障碍。使得对于“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问题一直有人表示疑义。科学界有着不成文的默契：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学科决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政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能现成地接受政治学为他提供的政府理论，它需要把政府抽象为行政体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一批有着行政学专业素养的学人的出现，它的研究会从对行政体系的分析入手，来建构行政学的学科体系和确定研究的基本内容。二、行政学是不是管理学在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学这个学科也被表述为行政管理学，这就造成了行政学与管理学之间划界不清，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这已经成了行政学的学科尴尬。从行政管理学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把行政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的，是一门特殊的具体的管理学科，即关于行政的管理学。根据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管理的含义，那就不应当同义反复地称行政管理学，而应当称作为政府管理学，即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政府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进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的延展，就会遇到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根据政治学的思路所建构的管理学究竟应当是一门管理学还是一门政治学。事实上，行政学时常为了自己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而发生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行政学是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话，那么在行政学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如果把行政学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学科位置上，它也就势必会遇到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但是，称之为政府管理学实际上又是把它作为一门管理学来看待的。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学的学科建构，排斥价值因素的干扰。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管理学是两门相距甚远的科学，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而且这些标准和原则冲突极大。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期政治学出现过科学化的努力，有的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政治科学，但这种努力并没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结果。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着管理文化学派的理论出现，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视文化因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对管理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管理问题，但管理学家们从来也未准备建立不同文化类型的管理学，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6:59至今我们也无法设想所谓美国的管理学或日本的管理学，更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管理学或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总之，政治学管理学化和管理学政治学化都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行政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这样两个学科之间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学家的个人取向来确定行政学的学科位置。行政学家在研究行政学时若是服务于统治目的的，为了强化统治行为的合法性而谋求技术支持，或者为了统治的行政模式进行辩护的话，会更多地运用政治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行政学问题。当行政学家站在管理的视角上来研究行政学时，他会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去建构行政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为都是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体制结构也从属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服务于统治的和主要执行着统治职能的行政是一切传统社会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形成了一个以服务于管理为目的和主要担负着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们把前者称作为统治行政，把后者称为管理行政。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为人类行政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行政模式都有着历史性，它们都不是人类行政的终极模式，未来还必将有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们。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建构行政学，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学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只是证明了行政学曾在一个时期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立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认识行政学发展的这个特征，对于行政学的研究来说，就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7:00三、行政学是不是一门交叉学科有人认为行政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那种不愿对新兴学科作深入研究而又要对学科进行定位的托词。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但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都是它初生时期的“胎毛”，一俟它走向成熟，就会蜕掉这些“胎毛”。或者说，我们无法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称作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只是当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时候，才这样临时性地描述它。行政学的发展迄今为止还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应当加以强化，而应当在学科发展中逐渐通过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通过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来加以消除。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同意把行政学仅仅看作是研究政府管理的，这往往会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相混同。同样，我们提出“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概念时，也要强调人类的行政历史有过统治行政的历史时期和管理行政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行政也不同于管理行政的服务行政。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管理行政的时代，就把行政学简单地看作是管理学，或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决定了行政学既不应像政治学那样把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也不应像管理学那样主要通过对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来进行自己的学科建构。行政学需要从政府这个实体中抽象出行政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它的分析来确定行政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把握行政体系运行起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机制。当然，处在管理主义泛滥于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的时代，在行政学的研究中更多地接受管理主义的洗礼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愿望是，依然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构。鉴于行政学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对于行政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行政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管理学那里学习和借鉴理论和方法。同样，它也不断地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且，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一大批原先学习和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加盟到行政学的研究中来，为行政学带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推动行政学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行政学成为一门当代的显学。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7:01但是，行政学从其它学科中学习和借鉴所有有价值因素的行为，并没有推动行政学朝着边缘化交叉化的方向前进，反而更加促进了行政学的成熟，使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四、行政学的研究内容认为行政学是专门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这是对行政学的一般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描述性的。具体地考察，行政学其实是以行政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是在研究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寻找优化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途径的科学。也就是说，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就是行政学的研究内容。行政有着自己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行政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反映着它们的要求并为它们提供整体支持。从行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2)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3)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3个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健全的标志，而它们的协调运行则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功能。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地讲，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其客观结构的要素。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7:02因为，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组织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行政学在研究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中，形成了关于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设置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理论，并且包含着相应的行政体系得以运行的物质的和财政的保障条件和方式。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是指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属于精神形态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当然，行政权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但在本质上是行政客体的主观认同。所以，它是以组织权威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与客观结构系统相比，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系统整体的相对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上来。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7:02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拥有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所以，通过对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体系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的实现状况，可以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行政与其政治和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所在，并为行政改革作出切合实际的方案设计。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主要是指行政组织、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深藏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中的调节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隐藏在各种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之中的，并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发现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充分调动行政系统中人的积极性找到现实的出路。既然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行政学对行政体系的研究是从属于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如果行政学仅仅停留在对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把握上，那么这种行政学必然是属于效率中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一旦行政学努力在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背后去发现其价值结构，那么，行政学就会把它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行政体系的设计上，就会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把人类行政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参考文献】[1] 威尔逊.行政之研究[A].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北京：华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