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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和理论来源。系统论的产生，是现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管理和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需要的直接刺激密切相关。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起早于现代系统论的产生长达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结果，也是欧洲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第二，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系统论是“关于整体的科学”，它把研究对象看作系统加以考察，揭示了有组织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与人类认识事物的水平分不开的。然而，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不同于系统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它以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为对象，揭示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系统论研究的有组织复杂系统领域，还适用干传统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有组织简单系统领域，统计力学、分子物理学和概率论所研究的无组织简单系统领域，以及目前尚未形成独立科学门类的无组织复杂系统领域。显而易见，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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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原理是马克思的理论理论联系实践、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解放思想是主席的毕生精髓其他的什么都不是！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服务。矛盾运动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里的“一定要适合”表明：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调整或变革，而不允许上层建筑长期落后于或不适应自己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须取决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在当代中国，深入理解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必须正确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并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所以，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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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哲学感兴趣说明精神是向上的，很好！写哲学论文难度较大，必须有真知灼见方可。仅有兴趣、疑惑是不应动笔的。论文的选题应该尽量缩小范围。 你的选题过大，如已考虑成熟，则应该选定两人观点的某个明显不同之处为题目，选定后展开，用充分、有力的论据支持自己的论点。要有新意，避免炒冷饭。如是学位论文，还是选本专业的比较好。从毕业论文角度看，心理学比哲学的选题范围、严谨程度、资料选取、评分要求等等方面都宽泛的多。容易讨好。以上乃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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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和理论来源。系统论的产生，是现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管理和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需要的直接刺激密切相关。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起早于现代系统论的产生长达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结果，也是欧洲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第二，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系统论是“关于整体的科学”，它把研究对象看作系统加以考察，揭示了有组织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与人类认识事物的水平分不开的。然而，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不同于系统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它以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为对象，揭示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系统论研究的有组织复杂系统领域，还适用干传统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有组织简单系统领域，统计力学、分子物理学和概率论所研究的无组织简单系统领域，以及目前尚未形成独立科学门类的无组织复杂系统领域。显而易见，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根本不同的。
很显然，《四书五经》的内容很多都已过时，缺乏时代感，不符合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更缺乏民主政治的意识，特别是脱离现在学生的生活经验，让学生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的记忆，只能造成学生学习与生命的浪费。“如果教育仅仅被弄成由被动、有依赖性的学生去对以往的人类成就做某种无益的复诵，那么，教育几乎就失去了意义。 说读经的，大都是一些搞国学的人，搞历史的人，他们想挽救中国传统文化——我这实在是往好处想他们，不忍心把他们想得太坏——就要从娃娃抓起，他们苦口婆心的让孩子诵经背经买经书交费上诵经班，怎么不见他们免费的把经书送给孩子，把读经活动义务的开展下去。难道他们大义凛然的不能纯粹一些？明眼人都看得出背后的商业利益，既然有钱赚，说得再冠冕堂皇，还不是一个炒作的噱头。 赚钱也不是坏事，市场经济、教育产业，总不能都是白给白送。但是做生意也要有道德，不求物超所值，也得讲个性价比，至少不能坑害消费者，卖些个假冒伪劣的东西给大家，尤其是可爱的孩子，祖国的花朵。 且不说耽误了孩子就是耽误了祖国的未来，单说看着那么单纯可爱一张白纸似的孩子，怎么就忍心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肆意胡为？不做人身攻击，咱们说说道理。读经的所谓好处在于明理，可孩子不懂，经书里的东西无论是表面的文字还是内隐的含义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经验水平，于是倡导读经的人说：留着，以后慢慢就懂了。只是不知道这保质期有多长，留在脑子里久了会不会腐烂变质。读经的所谓好处在于加强记忆力，却不知儿童的记忆以机械记忆为长，理解记忆不足，既然机械记忆为长，那么记韵律的文本要好于无韵律的文本，因为记韵律的文本即可以锻炼记忆力，又可以积累语音经验，提高语音敏感度；而短时记忆变为长时记忆的关键在于重复，重复才能加深大脑皮层沟回纹路，而机械记忆又不如理解记忆，光记忆不应用又不如记忆并加以灵活运用，只有符合儿童认知经验、日常经验的东西，儿童才容易理解记忆。能够帮助幼儿从短时记忆变成长时记忆，还要有一定的记忆策略，这些策略也是在孩子理解的基础上加以练习和运用的。 因此，记忆儿歌，远比记忆诗词好，记忆诗词又远比记忆三字经强，就更不用说大学中庸了。读经的所谓好处在于快乐学习，摇头晃脑的背诵自己根本不明白的东西，如果这也叫做快乐，那可能是和打手板相比吧。孩子的快乐来自需要的满足，孩子的需要有生理的、认知的和情感社会性的。背诵经书大概不能输经活络，也不能消耗剩余精力，所以他不如疯跑一气让孩子快乐；读经既然让孩子似懂非懂，他也不如让孩子搭积木更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可能读经唯一能让孩子满足的就是得到来自旁人赞叹的目光：看呀，这孩子会背三字经百家姓，真是神童。这瞬间的满足换来的可能是《伤仲永》的古训，更会换来孩子一生的学习兴趣低落，乃至人际交往、自我认知障碍，这可是一辈子的不快乐，很不快乐。
作为一个21世纪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总想着用我们微不足道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无法看清自己，也就用错误的方式去改变世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得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导我们的：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初恋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出发，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而不附加任何外部的主观成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从客观事物存在 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在这个竞争愈演愈烈的21世纪。社会对我们大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再加上多次的金融危机。人才市场趋于饱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这不仅仅是国家要重视，家庭要重视，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重视，我们这样在读的大学生要重视，甚至连那些还没进入大学的学生也要引起重视。大学是人生的转折点，所以大家都要好好把握。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和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妥善安排好自己的大学生活。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当初会选择现在的专业呢。肯定是经过我们自己的深思熟虑的。我还记得当初我选专业的时候，各种选择摆在我面前让我眼花缭乱的。金融类的专业工资高待遇好，但是她的需求没那么多，科研类的专业高精尖，但是我对此没有兴趣。我选择了现在的专业，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家正在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需要大量的教育人才。所以选择这个，满足社会需求和时代发展的要求，非常实际。但是人生不仅仅只有那么一次选择，将来我们毕业了，我们还要做出考研，还是就业的选择。那时候的情况又和现在不同了，我们又要因时制宜，考虑各种现实的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走我们自己的路。 选择很重要，但是能不能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更多靠的是个人的努力。我们现在是已经是大学生了，虽然未来是未知的，但是我们对自己将来要走的路总有了一定的想法。比如说我，我将来想成为一个翻译。但是这不是我想成为就能成为的。记得我的老师曾经和我说过：“翻译得做到3个字，信 ，达，雅。”所以想做一个翻译不是很简单的，翻译需要的不仅仅是过硬的外语基础，还需要对不同文化习俗有一定的了解。将来的就业选择是双向的，我不能强求我需要去的公司能招聘我，我只能不断丰富我自己的条件去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这样的丰富自身不是盲目的。现在很多的大学生总是疯狂的去考各种证书. 考证热”应运而生并在我们的校园里逐渐蔓延。会计证、计算机的等级证书、导游证啊。在我的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都在考证。其实大多时候这些证书都是用不到的。时至今日，大学生考证愈演愈烈，考证已经发展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期间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考证热”的原因大多是“情非得已” 、 “盲目跟风” 、 “引领时尚” 的 “考证情结” 。现在“证书”作为一种“信任系统”和“体制化的文化资本” ，已经成为 社会身份和个人荣誉的象征。然而在彰显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同时也导致了“过度教育” 、 “人才高消费”“显性失业”和“隐形失业” 等非理性化的社会负功能。所以我们不应当追随“考证热”，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考虑自身的需要，如果自己本身真的需要“证”才去考，才能发挥“证”的真正作用，也不必造成金钱上的浪费。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思想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 导思想，同时它也是我们待人处事,不断完善自我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立足于 社会的根本保障。 只有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具体分析具体问题， 所得结论对实践才有指导意义。反之，如果只从想当然出发，一味抽象笼统地夸夸其谈，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少年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应该读马哲，而不是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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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一、选择材料脱离论文的主题选择材料必须紧紧围绕主题，为表现和论证主题服务。凡是能有力地说明、突出、烘托主题的就选用，否则就舍弃，这是选择材料的一个基本原则。有些毕业论文在运用材料时常常犯不忍割爱的毛病，将一些与主题无关的材料，写进文章里，材料与主题脱节，影响了主题的表达。例如有一篇论述“办好业余教育”的文章，文中插入一位老科学家的一段故事。文章写道：“1908年，慈僖、光绪都死了，那时要一天举一次哀，在我上学的那个小学校里，举哀下跪时，小学生都嘻嘻哈哈，监学也看不过来，但骂我骂得最厉害。后来我头一个剪的辫子，引起风潮，结果记我一大过，所以，我根封建制度。辛亥革命时，我也几次想离开唐山，跟我的同学杨杏佛等人回到南京参加总统府的工作，但是妈妈来信说：革命是对的，但要先有学问才能革命。我觉得也对，因此发愤苦学，在唐山路矿学堂五年，我年年考试都是第一名。”这段材料是感动人的，但它与“办好余务教育，为国家多培养人才”这个主题无关，作者使用这个材料，便违背了围绕主题选材的原则，犯了材料脱离主题的毛病，应该删去。二、选择材料不够典型所谓典型材料，是指那些最有特征、最有代表性，能有力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能集中地表现论文主题的材料。围绕主题选材，但没有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把与主题有关的材料都写进去，必须精选典型材料。魏巍在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前，曾写了一篇《自豪吧，祖国》的通讯，里边用了二十多个生动的例子，以后写《谁是最可爱的人》，只从中选择了五个事例，后来又删掉了两个，只精选了三个事例，分别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待敌人、对待朝鲜人民和对待自己的不同态度，从而揭示了“最可爱的人”的本质特征。所以魏巍说：“用最能代表一般的典型例子，来说明本质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是会清楚明白的，也会是突出的。”写毕业论文也是同样的道理。恩格斯的《论权威》选择了纺纱厂、铁路、航海三个例子作为论据。第一个论据阐述最详细，第二个论据比较概括，第三个论据只是轻轻一笔。他没有用更多的阐述，就把问题说明白了：“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须的。”材料不多，却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产生这样的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材料选得十分精悍典型。而有些学生在写毕业论文时，往往不注意选择典型材料，把有关的材料不分粗细的一齐都写进去，这样就会造成材料堆积，文章冗长，主题反而不能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三、选择的材料不够真实论文中用的材料只有真实，才有力量。所谓真实，是指材料确是客观存在的，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论文中所运用的材料真实，论点才站得住，才有说服力。而有些学生的毕业论文选材不准，没有鉴别真伪，引用的历史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数字、引文等等没有认真地核对，出现误差。这样，文章不能叫人信服。造成材料不真实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观察不细和调查不实造成的。写文章在选用材料的时候，没有调查核实，有的人云亦云，有的用第二手材料并且没有核实，前者失实，照搬套用也出现失实。二是为了文章丰富感人，搞所谓的“合理推理”，给事实材料添校加叶。有一个学生在写一篇关于农村赌博风方面的文章，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就推理“在农村干部赌群众赌，男人防女人赌，白天赌晚上赌，老年赌小孩赌，可以说无处不赌，无人不赔”，这种结论显然是夸大其词，很难让人信服。四、选择材料不新颖撰写论文，选择材料要新颖。新颖，就是新鲜，引人注目。写文章选择新颖的材料，能增强论文的现实性，使入耳目一新。这就要求在写论文时，要注意发现新生事物，选择这方面的材料。要写别人没有写过，或很少写到的人和事。要从不同的角度选材，给人新鲜的感觉。要注意选择新出现的有特色的材料。有的毕业论文，选择不新颖，而是用一些过时的陈旧的事例，看上去是老面孔、老腔调，摆出的材料是“陈年烂谷子”，没有新鲜感和现实性，文章就显得没有说服力。如有一篇关于农村改革的文章，写作时间是1995年，文中运用的数字事例都是1990年，显然是调查不到家，用了一些过时的数字。五、选择的材料与主题关系不大论文中的材料，是用来阐明文章的中心思想的。什么材料可以用，什么材料不能用，都要根据论文的中心论点来决定。中心论点一经确定之后，就成了统帅一切的东西。材料必须服从于中心论点的统帅。不能把一些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材料搬来作牵强附会的解释，也不能将所有材料统统塞进文章，搞得文章臃肿庞杂，中心不突出。这里面有一个剪裁的功夫。在材料的剪裁时，与主题有关的材料要详写，无关的材料不要写；主要材料要详写，次要的材料要略写；典型的精彩材料要详写，其他的则略写。有的论文，选用材料贪多求全，不分主次，胡子眉毛一把抓，把一些与论点无关的材料都用上。有的论文中的小论点和用以说明的材料不一致，这样虽然扩大了文章的篇幅，但逻辑性不严密，说服力不强。六、表达材料的语言不精当一篇优秀的论文，不仅观点要正确，材料要新鲜，而且表达观点和材料的语言也必须准确、流畅、精当。而有些论文在语言表达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1．用词不准确。如，“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最可怕的、难以弥补的破坏和损失”，这是定语和中心词语搭配不当，应改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最可怕的破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又如：“我们于第一学期就着手选题”。这里实际是指即将毕业的那一个学年的上学期开始着手选题，用“第一学期”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刚入学的那个学期，属于语言含糊不清。2．语意空泛难懂。有人喜欢自造一些别人不懂的语言。如，“在写作过程中，‘内孕飞跃’的结果是文章的内言语形态，‘外化飞跃’的结果是文章的外言语形态”。句中“内孕飞跃“外化飞跃”是自造的空泛之词，使人捉摸不透，不知其真实含义。3．用词不符合规范。如，在一些文章中，“级”和“届”分不清，两个概念混淆。其实，两字的含义十分明确，“级”是指入学的年份，如“八七级”即1987年入学的年级；“届”是指毕业的年份，如“八七届”即1987年毕业的年级。如果搞混了，则出现很大的差错。4．誊写标点不规范。乱用标点符号，错别字多，誊写不符合格式等。例如，有的每段开头顶格写，有的抬头只空一格，标题分层序码不合规范，外文字母不用印刷体书写，誊抄后不再审查，出现错字、漏字、笔误等等。还有论文中图表方面的毛病也较多，主要是：一是图表过多，安排不适当，有的互相重复，有的不能说明问题，有的太复杂和零乱；二是不合规范，制作粗糙，如，图中文字十分潦草，表格设计不合理，反映事物不准确、不完整，表达不够清楚等。这些也要影响论文的质量。因此，论文中图表必须精心设计和制作，要符合要求。这里有一些哲学方面的论文，请参考一下
我能做这个，硕论写过不少
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点看法(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不要以为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错,经典作家论述过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并没有吃透,有的论述还需要深入发掘,重新理解,这当然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更迫切的还是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我们常常明确地指出哪些问题是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为什么惟独在哲学问题上就不可以这样说呢?列宁正因为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毛泽东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没有研究过的问题,邓小平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毛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事实吗?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某某问题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例如有的论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研究过“人”,我看这是活天冤枉。全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就是为了彻底改变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处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创立的,怎么能说它没有研究过人呢?但是确有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或者没有深入地系统地研究过的问题,却是事实。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而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地做文章,认为这些新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予理睬,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变成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理论,变成落后的哲学,就说不上发展,也说不上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二)当前世界哲学研究的问题多如牛毛,我们都不能不关注,不能没有发言权。但是,哲学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毕竟还是社会的实际生活,不管哲学家本人是否意识到了都一样。有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未必那么迫切,甚至还不到提上日程的时候。例如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就是如此。我不是说不可以作超前的研究,但总还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必跟着人家亦步亦趋,人家“热”什么我们就“热”什么。我以为当前最需要花气力去研究的还是对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无一不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提供理论的向导。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就未免轻重倒置了。例如,在世界格局大变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被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团、困惑和苦闷,那么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希望得到一种合理解释这些矛盾现象的方法,他们求助于哲学,我们这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能够没有一种责任感,不想或多或少尽一点微薄之力吗?我看近年来许多同志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人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就是如此。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平?很可能会,但不是必然会。这第一取决于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精度如何,第二取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如何,第三取决于宣传的方式如何。过去多年来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不会再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的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路。我们会以世界的眼光和时代的眼光来解决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磨练出既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为中国、也为世界哲学作出自己的一份独特的贡献。(三)我觉得我们搞哲学的同志对科学的负面作用似乎讲得多了一些。毫无疑问,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决不是唯一合理的思维方法;科学的不合理的应用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灾难。这都是事实。哲学指出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科学毕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为人类造福的有力武器。它的功能也是无可替代的。西方某些学者把科学说成灾难之源的怪论千万不可附和。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血迹斑斑,并不是由于科学太先进,而是由于科学太落后。现在我们的祖国站起来了,可是数以亿计的人还迫切需要科学启蒙;我国科学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不仅使我们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且连安全都受到威胁。我们现在应当着力强调的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而不是大讲科学的“缺点”。在大家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时候去讲吃得过饱、身体太胖的危害性,提出“减肥”的办法,自然也并无不可,因为这种理论如果确实符合实际,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成果;但恐怕毕竟不是当务之急,而且有点文不对题。哲学当然不应当是科学的侍从和跟班,但也不应当是科学的训导员;它应当是科学的朋友。过去苏联和我国都发生过哲学硬充科学的“指导者”和“裁判者”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再也不能重复了。(四)哲学对人类、对民族确实太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一个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侏儒。轻视哲学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但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不是万能的,也要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哲学有自己的崇高使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但也不必把自己抬得至高无上。研究哲学的人不可无“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和胸襟,但不可真以为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进一步,为人类留下一些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财富,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这种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高谈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五)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如何?我实在没有能力说清楚。我想这也不是哪一位高手提出一套精密的方案,或者开一个会议作出一个权威性的决议,大家就会一体遵循,齐步向前的。而且如果真是这样,倒又成了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又被窒息了。在哲学这个最需要个性和灵感的精神世界里搞“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还是只能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去探索问题。这些看似不大整齐的足迹汇集起来,“路”也就踩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逐渐成形了。不过,从大家的发言看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融会中外,自创新局,似乎还是一种共识。也许大家将来踩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路”。
导师没给选题列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