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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以孔子为代表的不同时代、不同风格和气派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有着优良的教育传统和丰富的教育经验，有着无数的文化教育典籍，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于建福同志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所涉及的“中庸”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中华民族历来是“尚中贵和”的民族，并以此而著称于世。诚如作者所言，中庸是孔子学说中最基本的范畴，是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一贯之道”，也是孔子思想精华之所在；探究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教育哲学，不可忽视或回避对中庸的研究。孔子集前人尚中贵和思想之大成，大力倡导中庸哲学，将中庸发展为认识和对待世界、探究和处理思想情感行为以及各种事物的合乎实际或一定标准的原则和方法的哲学范畴。孔子教育哲学的鲜明特色是，以“执两用中”的思想方法，以权变时中的理性精神，适度把握天人关系、人我关系、物我关系、生死关系、苦乐关系与荣辱关系，适当处理和回答诸如性与习、学与思、知与行、文与道、博与约、故与新、名与实、义与利之间的关系问题，致力于提升人生境界，形成“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作者基于“中庸”范畴，深入探究孔子的教育哲学，颇具新意，富有理论价值，开辟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专题研究的新领域。 中庸是千百年来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因而是有相当研究难度的问题。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考释了孔子中庸思想的渊源及本义；坚持“以世论人”，将孔子对中庸思想的倡导放在春秋时代特定的社会变革的背景中加以审视；从孔子的“大同”社会政治理想出发，探究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并围绕修养中庸之德的德育思想、理智时中的智育思想、中和美育观等方面，系统研究了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学思想体系；分析了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学对后世的治国方略、文化教育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性格的深远影响；在一个广阔的理论和历史背景中，分析了中庸思想的源流关系，阐述了中庸教育哲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客观分析了中庸哲学的理论缺陷和时代局限；还揭示了中和价值观的实质，展现了中和教育理念的未来价值。全书引用材料丰富翔实，文字准确简明，结构清晰合理，逻辑严密，先探源释义，再作系统分析与理性审视，其后论述继承借鉴与创新，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中庸本源及本义的考辨疏理，中庸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分析，中庸教育哲学思想体系的结构性剖析，中庸教育哲学对中华民族性形成的影响，中庸思想的时代局限、现代借鉴与转换，中和教育理念的未来价值等重要和重大学术问题上，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有根有据的独到的学术见解，发展了前人在同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新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之路的探究，不可能凭空而来，必定是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必须凝聚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睿智。我们所要继承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应避免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我们应在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但应避免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切不可“数典而忘其祖”。对传统教育哲学探究的主要目的，是汲取中华文化的博大智慧，并为现代化教育服务。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视研究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可忽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务必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对此，作者都有清醒的认识和适度的把握，并力图对中庸哲学正本清源，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教育优良传统，努力挖掘中庸教育哲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意义，所表现出的严谨扎实的学术态度、高度的学术责任意识和不懈探究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对一位中青年学者而言，在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上能取得如此成果，实属不易。 历经十多年的思索与磨砺，在孔子诞辰2555周年之际，于建福同志的新作《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学》面世。我作为建福的师友，为这部专题研究孔子教育哲学之佳作的出版而感到欣慰；愿该书的出版，引发更多的同仁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对孔子教育哲学作深入探讨，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诸多专题作广泛研究，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
中庸之道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的哲学观念和践行标准。在古代中国，“中庸”被誉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至德”“中和”。而在近现代中国则被看作折衷主义、明哲保身等而备受质疑批评。当代学者以更为平和的学术态度和全球化中的东方文化身份重建的新视野，重新检视《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1]正是基于这种辨证统一、多元开放的学术研究态度，使当代中国学界对《中庸》的研究更为学理化，中庸思想的各个维度和被掩盖不彰的深意，也逐渐得到中国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重视。[2]应该说，《中庸》是《四书》中难度最大的一部著作，其三十三章各有精彩。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思辨性和践行性。对此朱熹总结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3]叶秀山认为：“以中庸为道路，从你自己（身、中）入手，要诚于己，坚持住（庸）自已的性、而这个天命的性，已经有了相对于他者的关系在内，没有他者，你的性就会成了空洞的，中和就意味着有一个他者在。自己是从他者得到的，所以才有中的问题。中者，当中、中间也，也才有中（去声）不中（去声）的问题。”[4]这些看法，无疑有相当的合法性。中庸之道与中国思想史上的其它重要范畴组成一种话语系统，诸如“执中”、[5]“中行”、[6]“中节”、[7]“中用”、[8]“中立”[9]等，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哲学话语，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延伸。可以说，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儒家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信仰。中庸本于《易经》，强调在天地的发展化育中以人为本的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扩而大之，中庸重视万事万物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强调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遵循天地万物规律而生生不息，在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合律、和谐中获得生命的延伸和文化的拓展。[10]通观《中庸》全书，其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话语，表征出《中庸》思想的精神历史穿透性和当代性意义。其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论及性、命、道、教、和。从天地自然谈到了人的教化，可见中庸之道最终要落实在人之教化上。人之教是要慎独，慎独就要致中和。[11]中和一旦达到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自然而得位，万物欣欣而向荣。这种依循自然来发展的秩序是古代的秩序，也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秩序的思想基础。其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是不偏不倚，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行为合度适中。“小人反中庸”，小人却非常专横跋扈，偏激、暴烈、极端，所做之事往往破坏性很大。今日世界所提倡的建设性平等公平的文化对话，其中不难看到中庸宽容平衡的精神气质。其三，“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爵禄可以拒斥，壮士可以慷慨就义，这些都是非常之难，但相对于中庸之道而言又不是最难的。人可以一时举百斤之重，但却很难将一杯水平举半天。这表明不偏不倚和恒常持久的中庸最难，难在于日常的坚持、一生的坚持、永远的坚持。其四，“君子常乐”。君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从责问自己开始，他不推委，不把自己的缺点错误推给别人，所以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并在艰难生活中感受生命和精神生长的大快乐。其五，君子不拒绝微小之事，所以“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微小恰好是人们上云端的最重要的过程，没有它人们终将留在原地。而且，《易经》的双鱼图已然说明，微小的力量诞生在对立面最强大的时刻，在微小中庸平衡展开中，必然有阔大的未来境界。其六，君子重视知行合一。“博学之，慎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还要加上“笃行之”。前面的学、问、思、辨都属于知识论，而笃行才可以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实践。其七，君子在相反相成中获得新的精神维度。“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君子既从内在发扬自己的德性，又从外在发扬自己道问学的求知和探索精神；既做到了最广大的高远的追问，又做到了最精细的探索；既做到了最高明的思辨，又做到了极中庸的为人处事，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君子。其八，君子不愚忠。“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君子保存自己让薪火相传，把自己的学问传下去，益于后世，泽被万代。其九，君子与时俱进，绝不固守过去。因为孔子说，在夏、商、周三朝中“吾从周”，“从周”不是复古，而是按照当时代的规范和原则做。其十，坚持获得“诚”，因为“君子至诚”就可以无敌天下，并化育天下。《中庸》强调以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虽不乏迂腐之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剥离这些文字和制度上的局限性，其文化精神内核仍有相当的合理性。换言之，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仍能感受到文化精神深度的共鸣。 进一步考察中国儒家的历史命运，对理解《中庸》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无疑有重要意义。儒学绵延流传长达2500多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在总结的现象。透视儒学发展语境中的《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有必要考察包括《中庸》在内的儒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 儒学在时代发展中修正和改变谱系。儒学诞生时，儒由相礼的职业团体转化为学术教育团体，开创了学术下私人的局面。孔子全力推进儒学而处境艰难——奔走于列国并饿于陈蔡，前后达十三年之久，而孔子在政治上真正得到重用并贯彻自己学说的机会却很少。孔子身后儒学分而为八。战国荀子并没有将儒家看成铁板一块，相反，他将“儒者”按人品分为四类：俗人、俗儒、雅儒、大儒。认为：“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12]这种区分，超越了孔子和《中庸》关于君子和小人的二分法，在儒家内部将儒者分成由低到高的四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儒家就此以往就长治久安，儒学也没有就此永远成为中国的中心意识形态。事实上，“独尊”的儒学，在政治主张和理论形态上都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何况独尊儒术只不过大体确定了儒术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的基础而已，其它学派并未被废止。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开儒家经学会论“五经”之同异。最后将梁丘的《易》、大小夏侯的《尚书》和谷梁的《春秋》纳进了官学体系。后来，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对其父宣帝的治国之道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马上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13]司马光认为：“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14]秦用法家，汉用儒家，魏晋至唐，佛入中原，老庄亦受重视。到了宋明，儒学的绝对地位才被真正确立起来。但不能忽略的是，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明初就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明中叶更是完全闭关封海，使中国封海长达四百年之久。[15]中国在失去了对世界开放的重要历史契机中，儒学从儒学的神学化和儒学的哲理化中，走向了儒学的颓败化和儒学的祛魅化。[16]在我看来，儒学从其诞生起，在其三个层面在都遭遇了一步步的困境：第一，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效。不管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都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入，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此，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再想恢复“独尊儒术”的辉煌事实上已不可能。可以说，从汉唐的经学诠释系统“十三经注疏”到宋元明清的经学诠释系统“四书五经”的转变，随着《中庸》、《大学》的地位上升，反映出中国思想史上的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空前重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衰微，而作为人的哲学的入儒学有可能焕发出历史人文风采。[17]第二，儒家思想必须在返身与个体心性修为中，放弃意识形态的诉求。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对“天下”精神的追求，无论是《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给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担当天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永远坚持这一高标准。但是，我仍不无担忧地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气概？心中是否还有“天下”？手中还有没有“公器”？第三，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庸思想遭遇西方“竞争哲学”和“丛林法则”的挑战，使其在日常生活的进退应对中显出了弱势，坚持宽厚中道的儒学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遭遇到了危机。[18]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孔融让梨是儒家美德的体现，但在当代社会中“孔融为什么要让梨”成为了一个问题。西方教育体制实施的全球化的竞争教育，构成对“孔融让梨”的批判。对美国人而言，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不能“让”而要“争”。事实上，今天的教育全球化奉行的恰恰是“争梨”教育模式，而不是“让梨”修为模式。直面当代儒学三重困境，我意识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作为第二层面的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第三层面的重视返身而诚精神生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更大的国际意义和东方文化振兴的意义。[19]就正面价值而言，《中庸》弘扬孔子“忠恕之道”和《大学》“挈矩之道”，坚持在制约自我欲望达成中和平衡方面，对社会的精神生态和人的心理和谐都有其价值。人们践行中庸之道，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不怨天尤人，至诚尽性，中正平和的境界。在坚持至诚和谐中，当代人放弃“我执”，就有可能激发自我的善良天性，尊敬自然万物的本性，参与天地化育万物，找到了人类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中庸思想在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性的恶果中，将以其自身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正平和的价值构成，抵制放纵情感欲望和唯理性的偏颇，坚持辩证看待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重新看待东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避免在现代性的误区中，将人类引入“技术的夜半”和“发展的灾难”的歧途。在这个意义上，在今日重温《中庸》，也是通过回忆唤起曾经被遗忘了的东方思想文化经验，而打开面向更高生存形式的可能。[20]自我看来，今天众多的重要理念和政治命题或多或少与“中庸”相关。诸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成己成物”、“过犹不及”、“通权达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居安思危”、“多难兴邦”、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和谐世界、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赢胜零和，等等，其中都寓于了中庸的哲理与方略。就历史局限性而言，《中庸》中有不少过时之语、腐儒之言、不合时宜之句，需加以分梳和批评。《中庸》思想的局限性无疑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和意识形态僵化所决定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庸》思想在处理矛盾中过分强调保持中立稳定，而忽略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对事物的自我否定和质变飞跃未能参透，加上其中过多的君臣上下的统治术，形成一些哲学思想的硬结和政治思想的缺陷。但我仍然认为，《中庸》一书时代的合理性大于历史的局限性，书中精彩高远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智慧在今天更显出了精神魅力，值得阐释和发扬。我坚持认为，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当西方人用西方的思想统率了全球，要全球同质化变成一体时，东方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21]东方应该清理自己的精神遗产，让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的法律精神，还要有东方的德教精神。[22]人类的未来不是由西方自己说了算，而是应该由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世界的聪明睿智的至诚之人一起商讨一起促进，由此人类和平、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才会最终到来。注释：[1] 参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王岳川著《全球化与中国》，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2] 就其中有关论著本身而言，近代以来著作多矣，依笔者之所见择其要者大致如次：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Leonard A. Lyall and King Chien-kün Title: The Chung-yung; or, The centre, the common, Publisher: London, New York （etc.）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7.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书智书局1929年版；杨荣国著《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侯外庐等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吴怡著《中庸诚字的研究》，台湾（台北）华冈书城1974年版；宋天正注译、杨亮功校订《中庸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陈满铭著《中庸思想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年版；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张岂之著《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蔡尚思著《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童书业著《先秦七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罗光著《中国哲学思想史先秦篇》，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刘泽华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金景芳、吕绍纲合著《周易集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岂之著《中国儒学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钱逊著《先秦儒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徐超今译、何百华英译《中庸：汉英对照本/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载《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宋赵顺孙纂疏、黄珅整理《中庸纂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向奎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谭宇权著《中庸哲学研究》，台湾（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赵俪生著《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金景芳著《<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吴龙辉著《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周堂著《前期儒家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杜维明著、段德智译《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邹昌林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陈科华著《儒家中庸之道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丁四新著《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Focusing the familiar :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 Publisher: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刘成纪著《中庸的理想》，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董根洪著《儒家中和哲学通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沂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杨祖汉著《中庸义理疏解》，台北：鹅湖出版社2002年版；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蒋庆著《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陈明著《儒者之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儒宗著《中庸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子程子曰》，王云五编万有文库2集700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4] 叶秀山《试读<<中庸>》，《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另外，张岂之在讲演《<<四书>的文化意义》中也认为：“佛教有佛性，那儒家有一个什么呢？儒家就有一个中庸、中行、中正，将这些东西用不同的词来表述，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诚，诚心诚意的诚。诚者知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什么是诚呢？按照自然规律运行，人按照规矩办事，不能随心所欲，我就强调这个。人要讲诚信，不欺人不自欺，自尊、自信、自爱，人不但要爱人，而且要爱万物。[5] “执中”即不偏不倚之道。《论语·尧曰》：“允执厥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35页）刘宝楠正义：“执中者，谓执中道用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35页）《礼记·中庸》：“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郑玄注：“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6] “中行”即行为合乎中庸之道的人。《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08页）清姚鼐《方侍庐先生墓志铭》：“先生默默，独守中行。”[7] “中节”即守节秉义，中正不变，合乎礼义法度。《周易·蹇》：“《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页）孔颖达疏：“得位居中，不易其节，故致朋来，故云以中节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页）《后汉书·虞延传》：“﹝富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1页）（明）黄绾《明道篇》卷一：“行之于身，无不中节，谓之道。”[8] “中用”即合用有用。《诗·小雅·白华》“白华菅兮”汉郑玄笺：“白华于野已沤，名之为菅，菅柔忍中用矣。”（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9] “中立”即中正独立。《礼记·中庸》：“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孔颖达疏：“中正独立，而不偏倚，志意强哉，形貌矫然。”（《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唐）白居易《养竹记》：“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2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徐霖《绣襦记·汧国流馨》：“尔李氏狎邪而白坚贞之志，波靡而励中立之行，是则尤人所难者也。”（《六十种曲评注》，长春：吉林人民2001年版，第274页）[10] 李宗桂等著《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1]“中和”实际上成为“中庸之道”的内在表征，只有“致中和”天地万物才能各得其所生机勃勃，处于中正平和的和谐之境。《荀子·王制》：“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杨倞注：“中和谓宽猛得中也。”(《诸子集成》2，第96页)（唐）权德舆《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大乐本天地，中和序人伦。”[12] 《荀子·儒效》，《诸子集成》2，第79—80页。[13] 《汉书·元帝纪》，第277页。[14]（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臣光曰》，（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81页。[15] 参郝侠君等主编《中西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16] 参（英）安东尼·派格登著《西方帝国简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7] 参周大鸣、秦红增著《中国文化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8] 纪云华、杨纪国主编《中国文化简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19] 《中庸》在三百多年前就翻译到了西方，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667－1669年，《中庸》的中文－拉丁文对照译本完成，书名为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译者署名殷铎泽。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编辑出版于巴黎的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该书翻译《大学》、《中庸》、《论语》，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20] 参（法）雅克·布罗斯著《发现中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21] 参赛义德著《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22] 参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庸，中者不偏，庸者不易，中庸乃是天道，公正，无私情。天道行其中，不偏不倚，所以这世界有光有暗，有生有死，有美有丑，有善有恶，包容万事万物。天道行其庸，不动根本，无论光暗、生死、美丑、善恶等等等等，只能让让天道更精彩，但他永远也不会改变自身的规则。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无论在学习、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作文，肯定对各类作文都很熟悉吧，作文根据体裁的不同可以分为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议论文。为了让您在写作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下面是我整理的拒绝平庸高考作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鱼再小，能击穿万里狂澜；草再小，能撼动万里春天；蚕再小，却能吐出一条丝绸之路；溪再小，却是大海的摇篮。大干世界形形色色的生命，即使微小的生命无法撑起追寻的翅膀，他们也拒接平庸，勇往直前去创造出别样精彩的人生。
拒绝平庸，才有了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迈，他高吟“天生我材必有用”，雄心壮志激荡着沧浪之水，点缀了他一生的精彩。于是，他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拒绝平庸，才有了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雄心勃勃，于是，他沙场点兵听五十弦外的马蹄声，醉眼迷离，成就一生英雄气概；拒绝平庸，才有了范仲淹“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决心，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即使是饥寒交迫他也壮心不移。拒绝平庸，才有了勾践“卧薪尝胆”的气魄，他忍辱负重，与信念坚守，于是苦心的人终“三千越甲可吞吴”，成就一方霸主。
倔强的老人不甘屈膝于那孤独的小屋，望着滚滚的长河，他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航行，去航行在广阔的海面，不甘平庸，他选择了与食人的大鱼搏击，于是，一段《老人与海》成就光辉的岁月写入历史；细腻的心灵不甘于被黑暗的寂静所掩埋，他纵情高歌，那高傲的笔调在盈盈月辉下捧出朵朵灿烂的亮光，那枚小小的带有思乡情的邮票，那首康桥下永远的思绪，成为他摆脱平庸最好的武器；那个慈祥的老人不甘于平庸，即使是头发花白，也仍旧用笑容迎接每一个读者，她告诉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她用爱的笔记浇灌着每一个成长的心灵，拒绝平庸，伟大的笔调注定了她一生的璀璨。
拒绝平庸，即使是在被黑暗笼罩之下，他们也选择了前进，选择了轰轰烈烈的生命抗争。纵使上天无情地夺走了她的光明，海轮也不甘于平庸，她选择了与黑暗抗争，用顽强的毅力，造就了她，20世纪一个胜利的奇葩；纵使失聪的打击折断了他的琴弦，贝多芬也不甘于就此平庸，而是用坚守弹奏出生命的绝响，于是那个光焰的舞台，仍旧是属于他的音乐殿堂；纵使痛苦一次次的折磨着他的身体，史铁生也不甘于平庸，他与地坛为伴，以笔为友，用微笑向世人展现生命的希望，微笑是他坚强的象征，即使一生只能在轮椅上，他也不再平凡，世界到处都有他，史铁生，一个响彻云霄的名字。
拒绝平庸，用坚守去创造一片蓝天；拒绝平庸，用坚强去开垦一片耘田。
天涯分享边界，落花分享芬芳。所有须臾，化为不朽，累积永恒。——题记
所谓平庸，无创造，无梦想，无奇迹。拒绝平庸，不断拼搏，不断追求，不断走向成功。
美国伟大的现代建筑大师露易斯？卡恩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的建筑作品总是充满了想象和灵感，凝聚了奇思妙想，他对作品设计有着强烈的追求和激情，他被认为是世界建筑领域20世纪最伟大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的一句名言：“连一块砖头也要成为杰出的砖头。”这一句话敲响了许多人的警钟，更成为拒绝平庸的圣经，在全世界广为传播，鼓舞、激励和推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们拒绝平庸，矢志创新创造。他正因为拒绝平庸，筑造了魅力四射的耶鲁大学美术馆、爱塞特图书馆，绽放了他人生中的光彩。
西方人可以拒绝平庸，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
祖荻，刘琨拒绝平庸，在金鸡报晓之时，闻鸡起舞，奋发图强，抱其爱国之志；赵普拒绝平庸，在其晚年之时，发奋苦读，秉烛夜读，实现其人生价值；吕蒙拒绝平庸，在战火将起之际，手不释卷，苦读兵书，赢得“事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赞誉；孑L丘拒绝平庸，在他人耳目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时，他开始周游列国，传其道义，在他人未得蟾官折桂，金榜题名之时，他早已桃李满天下。
“少年心事当地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的李贺拒绝了平庸；“安能摧眉折腰势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拒绝了平庸；“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拒绝了平庸。
鲤鱼拒绝平庸，彰显了“鲤鱼跳龙门”的斗志；夸父拒绝平庸，铭刻了“夸父追日”的决心；梅花拒绝平庸，不与百花同争春色，赢得了“雪却输梅一段香”的美颂。
上帝给予我们一场雨，宛如白色的小点，被舞成长短直线，最后变成了一点点惊叹。它希望雨能使人们惊醒，让人们拒绝平庸，绽放人生的彩虹。
上帝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梦，光线缓慢地淌过梦里的衣摆，留下一段段气息。雨点落在地面的刹那，变成无数只飞鸟重回天空。它希望梦能把我们唤醒，让我们拒绝平庸，绽放人生的光彩。
上帝给予我们一瞬间的安静，脚步落在玫瑰花瓣上，如在暴雨中浮起一片茫茫的白。它希望安静能让我们醒悟，让我们拒绝平庸，绽放人生的辉煌。
拒绝平庸，编织思想中彩虹般的梦。
编织璀璨的人生！
寻常见，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唯拒绝平庸者，能中流击楫，以超然的意志精神写下壮丽诗篇。
拒绝平庸意味着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拒绝平庸，追求卓越。或有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或有班超弃笔从成，纵横疆场，保家卫国。拒绝平庸是一种自强的品质，却更是刚正不落世俗的精神。
拒绝平庸更意味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士之精神。端午时节忆屈原，他剑指长空，背向那浑浑噩噩的都城，长叹掩涕，眼泪划破历史的天空。他所抗拒的，是那个昏黑的时代，是众人皆醉的沉迷。他望见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偌大的楚国，庸庸碌碌，阿谀的朝臣，行尸走肉。乃至于秦军攻破郢都，社稷化为丘墟，苍生涂炭，国破家亡。而他的灵魂，承载的是自上古延续的贵族风骨与良知，乃至对真理和文明永恒的追求。他以绝决之毅然，自沉汨罗，身体与江河长流，精神却与中华之文明同不朽。
面对奸佞当道的朝堂，他的拒绝是以直言上谏的坚持以唤醒沉睡的国家;面对“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他毅然选择赴之江流，不以皓皓之白染世俗之尘埃!千夫之诺诺，何如一夫之谔谔!他拒绝了平庸的宿命，在那个时代浩荡的长鸣!他虽不能拯救那个破落的国度，却让一种拒绝平庸、不共世俗的精神流传。君不见，正气浩然，传千古而不朽，文天祥拒降，慷慨写下正气歌：“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于是一种拒绝平庸，在中华士大夫的血液里流传。
时至今日，温总理说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心忧天下、勇于担当者，拒绝的是为已牟利，蝇营狗苟的平庸生活状态，扛起的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大任;从容淡定、冷静思考者，拒绝的是汲汲皇皇，随波逐流的平庸活法，承担的是理性思想，指点江山的使命;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拒绝的是曲意逢迎，阿谀媚俗的平庸风气，代表的是刚直正大、浩气慷慨的气节。
拒绝平庸，做傲然挺立的一棵松，做千锤百炼的石灰，做搏击风雨的海燕，让我们的生命拥抱高雅的精神，不再平庸。
上帝泼洒了生命的种子，美丽的花儿选择了舒适柔软的土地，沐浴着春风，长出了骄人的花朵。但最后寒风来临，再美的花儿也只能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流逝。而那些选择了岩壁崖缝的种子，它们不畏惧环境的艰苦，最终在艰难的环境中长成了挺拔的青松，接受人们的赞颂。
花儿之所以到最后被人们淡忘，是因为它选择了平庸之道，轻松的生活使它没能得到成功和磨练意志的机会，到最后无力抵抗风雨的来袭。
我们也许没有无边的法力，没有过人的技能，只长一幅大众脸和健康的身体。虽然上天没有让我们成为天生出众的人，但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机会。我们卑微，但不卑贱。我们弱小，但不能无为。我们有双手，我们有智慧，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创造奇迹！
每一个伟大而又繁荣的帝国都是由出众的，不平庸的君主和惊人的创造力建设起来的。每一个帝国都是在一届又一届无为之君的手上覆灭的。
平庸像一个魔鬼，吸走了你的灵魂，让你整天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人梦想着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却只是在平庸的生活之中幻想，成功和平庸是完全搭不上边的两个词语。只有改变中庸之道，做到超凡脱俗才能真正称为成功者。有创新、不平庸是成功的前提，不然再远大的理想终究也只是幻想。
碌碌世人，在大街上，你谁也不会认识。而如若有一天你撞到了一个名人，你会欣喜若狂。而你有没有试想过让自己也变成一个名人，而平庸的思想让你拒绝了这个想法。
如若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十分平庸，就没有现在如此繁荣的社会。没有如此卓越的科技，因为谁也不会相信会有这样高科技，时代与思想共同进步，没有创新，就没有成功！
庸俗的生活丝毫没有意义，我们要做一些特殊的事情，拒绝平庸的生活。同样是人，我们就不能做凡人，要让自己众所周知，要让自己做一个人人崇拜，人人羡慕的特殊人。
我们不能选择富有的家庭，我们不能选择出色的父母，我们也不能选择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做一个不平凡的人，拒绝平庸的未来。
海燕拒绝平庸，它不安享温暖的小屋，在暴风雨中任意穿梭；雄鹰拒绝平庸，它不栖息于安全的枝头，在蔚蓝的天空中自由飞翔；腊梅拒绝平庸，它不祈求阳光的呵护，在寒冷的冬天毅然绽放。
正是有了这些生灵拒绝平庸的精神，才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此豪迈又带有些叛逆精神的诗句也只能出自那诗仙之手了。李白不像杜甫那样一生忧国忧民，他活得更轻松自在，更有尊严。
李白没有和那些平庸之人一样，迎合上司，讨好权贵，阿谀奉承，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他看不惯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和没落，于是便“仰天大笑出门去”，发出了“我辈岂是
蓬蒿人”的感叹。此后他游历名山大川，留下了千余篇佳作。“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名句至今仍被传诵。李白拒绝平庸，他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铸就了自己多彩辉煌的人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此闲适安逸的田园生活也只有陶渊明的诗句中才寻的见。晋朝，一个疯狂的朝代，八王之乱，乱到天昏地暗。陶渊明在宦海之中浮浮沉沉几十年，他倦了，累了，他不想与那些平庸的人同流合污，因为那些做法违背了他内心的向往与原则，会让他丧失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于是他决定归隐山林，在静谧田园生活中去寻找藏于浊世的清流。在山中的日子真是好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自己种植，自己收获，还能时不时的去桃源看看落英缤纷的美景。陶渊明拒绝平庸，拒绝世俗的理念，在田园生活中完成了对自己灵魂的洗礼。
小草甘于平庸，于是它只能默默地生长，没人在意它的感受；野花甘于平庸，于是它只能成为万紫千红中极其渺小的一朵，无人留意它的存在。绿叶甘于平庸，于是它只能给花作陪衬，没人注意它的牺牲与奉献。
人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家庭，平凡不可避免，但我们一定选择一条拒绝平庸的路。当我们踏上这条路时，我们的创造心，进取心将全部调动起来，保持自己高尚的节操，坚持自己的原则，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目标。在人生的路上恣意挥洒自己的豪迈，拥有的便是一个不平庸的，辉煌的人生。
古往今来，人类生生世世都在编织着梦想与希冀。遥望苍穹，星空闪烁，诉说着人们幸福的呢喃和虔诚的祈祷。是什么，来得悄无声息，走得不留痕迹，却带动所有色彩轻舞飞扬——是一份拒绝平庸的精神。
当她经过不懈努力登上至高无上的皇位时，一代女皇成就了五千年历史中的神话。她以一个女子的担当“指点江山”，改写了女子不如儿郎的流传，书写了“贞观遗风”的壮丽诗篇。尽管背负着“狐媚偏能惑主”的骂名，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她的梦想。
因为拒绝平庸，她矢志不渝，一心要为中国第一个女皇；因为拒绝平庸，她坚持不懈，终于向世人改写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传统；因为拒绝平庸，她经历了一般女子可望不可及的不平庸生活。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西楚霸王。刘邦没有他的英雄豪迈，更没有他的儿女情长。他是西楚霸王，死了也还是西楚霸王。面对着“化石哪解语，作草犹可舞”的虞姬，他挥泪掩痛；面对着夕日金戈铁马，在四面楚歌中一夜溃败，他泣不成声。他无语，但他仍在拼杀。乌江畔，他“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毅然决然拔剑自刎，鲜血染红了乌江，却仍旧在沸腾。
因为拒绝平庸，他招兵买马，一心要推翻秦朝残暴的统治；因为拒绝平庸，他奋勇杀敌，与刘邦展开了闻名天下的楚汉之争；因为拒绝平庸，他慷慨就义，但历史为他定格，我们为他高歌，他就是彪炳千古的铁骨英雄。
“我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大，稻穗像扫把那么大，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我的朋友们就坐在稻穗下乘凉。”——这是袁隆平的梦想。尽管他的人生之路已挂满硕果，但他仍在路上，在乡间。
因为拒绝平庸，他孜孜以求，为国人温饱问题奔走乡间；因为拒绝平庸，他不懈努力，为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因为拒绝平庸，他坚持到底，勇于创新，为了自己的问心无愧而奋斗。
拒绝平庸，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精神，是在生命之路奋斗的“中流砥柱”。为人不可平庸，平庸则无发展，无上进。拒绝平庸，去努力让生命之树开花；拒绝平庸，让色彩的轻舞飞扬永恒。
人的一生可以在平凡中度过，平凡的人会向成功迈进；不平凡的人只会不劳而获；这是我的理解。平凡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人，如：邓爷爷、毛爷爷……我认为平凡和平庸是不一样的。
平凡：可以理解为，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碌碌无为、向成功进发。而平庸就是：平淡。庸，可谓之意庸俗。清代的周亮工在《倪母朱太夫人七十序》中说：“平庸之子，无英华可以自见，无名誉可以震俗”
古代有些人宁愿付出一生也要平凡的度过，不追求名利、不贪图荣华富贵。而有些人宁愿粉身碎骨也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哪怕是不择手段。难道平凡不好吗？做事只做一半就半途而废，有远大的理想但却不想实现，能算是平庸的人吗？也可以算是失败的人……
人的青春年华很容易老去，虚度光阴只会让自己更快的老去，要拒绝这样的生活。
如果可以，我倒想做那一波波浪花，去拍打岩石；愿做那高空上的海燕，去与狂风暴雨拼搏；愿做那寒风刺骨里依然不败的梅花；你们的顽强拼搏激励着人们，这些是平庸做不来的。拒绝平庸，让自己做那黄山上的松柏！
《水滴石穿》的故事启迪我们：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成功！不要半途而废，要么你永远都做不了成功的人。既然一小滴水能够汇聚成河、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们不应该让光阴流逝；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我们要创造奇迹；要拒绝平庸！让自己的人生开出最璀璨的花……
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不要让自己的这一生白活，要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拒绝平庸，将会点亮你们的心灵；拒绝平庸，将会走在无边无垠的大地上；去勾画出人生的梦想；去谱写一首首动人的乐章。
新的人生，新的起点。让我们去呐喊：我们要拒绝平庸，小鸟为我们歌唱，风儿为我们鼓舞；我们手拉着手一起走向人生的路程，鸟儿展翅翱翔；烈火在燃烧着，吹不熄它的坚强！不要让锁链困住我们，只要坚信：就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要以为命运不可改变，你不试试又怎么知道？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自己，靠自己的脚踏实地。你会发现前面又是一条光明道路……
不要做一个平庸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学会坚强、不要轻易流眼泪、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大家，让我们的生活里不要出现“平庸”两字，因为我们不需要它，拿起手中的钥匙，去开启你们心中的那扇大门，你会发现，这又是一个亮点……
世界上最永恒的是你的心，赶走平庸、超越自我！去谱写新的篇章，翻开旧的历史，让你们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模板一：《中庸》作为四书之一，可以四书为切入点写作
近来读《中庸》，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很赞同，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知耻近乎勇”“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看看原文，再看看现代专家的译文，感觉我们古人真不简单。原来我的印象中，古文经典无非是“之、乎、者、也”充斥其间，通篇是古代的一些迂腐文人的酸臭文章，经过世事的浸一润，阅览人事的沧桑，再细细品味古文经典，感觉自己先前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和粗陋，多么的不合时宜。系统地阅读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对古文经典有了粗浅的认识，仿佛脱胎换骨似的，对古文经典有了全新的认识，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他们文章中的观点仍不过时，因为古人、今人及将来的人，心一性一是一样的，对事物的看法，做人做事的原则都有相通之处，不管时事如何变迁，作为生命主体的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时代都有共一性一。
为什么四书能传承不息？读完《中庸》过后，我算有了一点领悟，因为它们是中华文明的传承，更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历风风雨雨，经岁月的沉淀，而历久弥新，不会过时，就看你用什么眼光去读了。
模板二：以名人对《中庸》的评价作为切入点写作
读了《中庸》，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中庸》读后感。《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写的经典文本，或者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被收录在《小戴礼记》中，后来独立成一书，南宋朱熹又将其分成三十三章。初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而以前读《大学》，有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容易理解。但是，我还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人一性一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贪”字。自古贪者都是活得很痛苦的。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一性一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足常乐。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模板三：将《中庸》中的内容结合当代写作
《中庸》，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是子思所作。他把儒家道德观念中的“诚”说成是世界的本源，以《中庸》为其学说的核心。南宋朱熹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对古代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
什么是《中庸》？平常折中之意，亦指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儒家认为这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强调忠恕之道，认为这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乎“中庸之道”。在好，坏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折中，做到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不要不及。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做越位非分之事。身居上一位不骄傲，身居下位不背叛。端正自己，勿责别人，不怨天，不尤人，就是《中庸》之道了。要实行《中庸》之道，必须尊重天赋的本一性一和通过后天的学习。《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的过程，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的一精一神。
不过《中庸》的一些言论，积淀了古代统治者处理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政治经验，对于人的道德修养有较为深入的论述，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极大的启示，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首先《中庸》作为四书之一,可以四书为切入点写作 ，之后可以选择书中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句子来写，或者观点相同的。看看原文,再看看现代专家的译文 。最后可以结合实际，进行生华，最后首尾呼应阐述四书流传于世。
1、上帝泼洒了生命的种子，美丽的花儿选择了舒适柔软的土地，沐浴着春风，长出了骄人的花朵。但最后寒风来临，再美的花儿也只能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流逝。而那些选择了岩壁崖缝的种子，它们不畏惧环境的艰苦，最终在艰难的环境中长成了挺拔的青松，接受人们的赞颂。 2、花儿之所以到最后被人们淡忘，是因为它选择了平庸之道，轻松的生活使它没能得到成功和磨练意志的机会，到最后无力抵抗风雨的来袭。 3、我们也许没有无边的法力，没有过人的技能，只长一幅大众脸和健康的身体。虽然上天没有让我们成为天生出众的人，但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机会。我们卑微，但不卑贱。我们弱小，但不能无为。我们有双手，我们有智慧，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创造奇迹！ 4、每一个伟大而又繁荣的帝国都是由出众的，不平庸的君主和惊人的创造力建设起来的。每一个帝国都是在一届又一届无为之君的手上覆灭的。 5、平庸像一个魔鬼，吸走了你的灵魂，让你整天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人梦想着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却只是在平庸的生活之中幻想，成功和平庸是完全搭不上边的两个词语。只有改变中庸之道，做到超凡脱俗才能真正称为成功者。有创新、不平庸是成功的前提，不然再远大的理想终究也只是幻想。 6、碌碌世人，在大街上，你谁也不会认识。而如若有一天你撞到了一个名人，你会欣喜若狂。而你有没有试想过让自己也变成一个名人，而平庸的思想让你拒绝了这个想法。 7、如若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十分平庸，就没有现在如此繁荣的社会。没有如此卓越的科技，因为谁也不会相信会有这样高科技，时代与思想共同进步，没有创新，就没有成功！ 8、庸俗的生活丝毫没有意义，我们要做一些特殊的事情，拒绝平庸的生活。同样是人，我们就不能做凡人，要让自己众所周知，要让自己做一个人人崇拜，人人羡慕的特殊人。 9、我们不能选择富有的家庭，我们不能选择出色的父母，我们也不能选择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做一个不平凡的人，拒绝平庸的未来。
金庸的书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书写的精彩，还因为其中的灵魂。并且金庸将其放置于历史中，借一个朝代的风云变幻去使其更具有吸引力。
至于金庸作品中“反清复明”的主题如此明显，可能和其家族历史有关。金庸的笔名来自他本名查良镛的第三个字，分开便是金庸二字。
在清朝的顺治年间，有一位名叫査继佐的人，成为清代最大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告密者，告密这种不太光彩的行为在当时却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赏识，査继佐就这样带领自己的家族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为满清集团内部的人员。
但是后来的翻转也是令人吃惊的，当雍正四年的时候，文字狱大行其道，清王朝统治者希望以此来“愚民”。从而，文字狱的案件愈演愈烈，而金庸的先祖查嗣庭在担任某次乡试主考官时候，以《诗经》中“维民所止”为题目，被当时的在位的雍正皇帝得知，说道：“维民二字在上面加上点横，就成了雍正，这不是要砍我的头吗？”借题发挥，雍正皇帝便将查氏一族进行查处和发配。因为查嗣庭自知绝无转机，便在狱中自尽，让雍正更为恼怒。对于查氏一族的分支旁脉都一并打压，这样查氏一族也算是“成也文字狱败也文字狱”。金庸的先祖查慎行可能也正应了名字中“慎行”二字，侥幸存活，才有了后来的查良镛，才有了瑰丽奇幻的武侠世界。
所以，纵观金庸先祖的经历，他作品中“反清复明”的思想应该来自与此，同时他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来为先祖所受的罪解解恨，而这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希望我的答案能帮到你。
因为他写的都是汉人故事，写反清复明能增加戏剧冲突增加张力。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朝代，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留下来的不管是好还是坏，却也都对现在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对于同一个历史朝代，有人喜欢自然也就有人不喜欢，武侠小说界的金庸先生，就对明朝表示过非常厌恶的情感文字，他的武侠作品当中也没有出现过以明朝为历史背景的故事，那么，为什么金庸对明朝会有这样的感情呢? 1.大师金庸与世长辞。按理说死者为大，无论死者生前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现在都应该本着客观的态度盖棺定论。毕竟老人家的作品陪伴了几代人，给予肯定并不为过。 不过对于很多人而言，金庸虽然死了，但是他说过的话不能就这么算了，就是做了鬼也要说清楚。什么话呢?原来大师曾说过：“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朽，最黑暗，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 用三个“最”足见语气之重，又明确将明朝放在开头，这足以得罪一票人。所以，就算金庸故去了，那也不能放过他。所谓祖上是旗人，吃清朝皇粮，不黑明对不起清朝等一系列黑材料纷至沓来，足以将金庸的形象彻底碳化。 那么，金庸说的这句话错在哪里?真的经不起推敲吗?静夜史认为，金庸先生说的确实有点过，但是明朝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却是不争的事实。 2.今天的很多人，总喜欢给明朝站台，仿佛无限拔高明朝，就能获得多大的成就感，就可以多赚几万块，多买几套房一样。 一直以来，静夜史并不能明白这些人的心理：为何一个凉透了500多年的封建专制王朝，会有这样的铁杆粉丝。粉丝到底是喜欢明朝的社会制度?还是统治者的人格魅力?还是其他东西? 要知道，我们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怎么到头来却给封建专制唱起了赞歌?就像我们浴血奋战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今天却有大把所谓的专家学者给他们洗白一样。这不是历史价值观问题，而是脑子问题。 明朝只是我国众多大一统王朝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它有着所有封建王朝的优点，但也有封建王朝所有的不足。而且，明朝的好坏比其他王朝更加典型和突出，民国学者胡适就一再倡导从学《明史》入手学习我国封建历史。 3.明朝作为元朝之后的王朝，成就当然可圈可点，比如：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虽然元朝也是我国的封建王朝，但是毕竟是少数民族入主，不可能代表汉人群体的利益，因此推翻元朝，是恢复了汉家文明的传承。从长远来看是汉人群体的一次抗争，其作用和意义都很大; 开疆拓土，重拾尊严 明朝前期的开疆拓土是非常猛烈的，除了元朝占据的蒙古高原，明朝在西南、青藏、西北以及东北方向都进行了猛烈的开拓。不过明朝的开拓时间只有30多年，随后疆域就开始缩水;不仅如此，明朝对边疆的控制也不够严密，这使得明朝中期以后失地严重; 除此之外，明朝还派遣郑和七下西洋，重新建立起中华藩贡体系; 编修大典，文化整合 朱棣时期，编修大典，成为我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明朝的特殊环境下，小说成为新的文学题材，并诞生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文学作品，比如四大名著中的三部。 不过，和优点一样多的，就是缺点，明朝令人诟病的地方简直不要太多： 恢复人殉，暴殄天物 明朝人殉是起自朱元璋，这个在1500多年前的秦朝就在刻意避免的非人道制度，在明朝再度死灰复燃，并成为明朝最大的特色之一。直到明英宗时期，人殉制度才宣告终止。 太监干政，祸国殃民 处于分权的需要，明朝皇帝扶持太监进入政坛，和文官集团抗衡，使得明朝前期就出现了和汉唐后期那样的的宦官干政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成就了多个重名昭著的太监，魏忠贤更是自称九千岁，风光无限。 明明是明朝的皇帝懒，很多人非要说这是明朝民主的体现，也是感人。 特务统治，噤若寒蝉 为了适应封建专制走向衰落的趋势，明朝创立了恐怖的特务统治制度，比如锦衣卫，比如东厂，比如西厂，这些很多都是残害忠良的场所，而皇帝却依靠这些机关实现自己的揽权梦;特务统治下的明朝民众噤若寒蝉，文学名著中的指桑骂槐是明朝社会氛围的最好写照; 伟大领袖曾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作为对我国历史有着深刻研究的伟大领袖，他的观点具有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对于明朝的整体评价尚且如此，那么金庸先生所说的明朝“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并没有太过分。 4.其实不止明朝，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黑暗，这个王朝不会走向山穷水尽。不过对于金庸先生说的“清朝比明朝好得多”的话，静夜史认为有些偏颇了，同样是黑暗专制的封建王朝，哪个更让人怀念呢? 不过清朝确实给今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疆域，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金庸作品中“反清复明”的主题只是为了剧情的需要而已。
去韩云波的新浪博客看看，应该有那么一篇类似的论文
《百家讲坛》里孔庆东讲过金庸的小说，一共15集，说得很详细，你要有时间就去听听，一定有你想要的内容，没时间，就没办法了。baidu上随便搜索一下就有了。
金庸小说中塑造的叛逆形象不多，但他们个性鲜明的反叛行为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过作为杨康的儿子总是被正教人士戴上有色眼镜来评价，少年的逆反心理和无畏气质强化了他的叛逆意识，使其更加顽皮。在人人敬仰的“侠之大者”郭靖的桃花岛连连闯祸，太师父柯镇恶扬言要离开桃花岛，郭靖只得将其送往重阳宫。还未拜师，因不满全真教道士莫名其妙地骂郭靖“淫贼”，就故意戏弄全真教道士，后来又弄得重阳宫人仰马翻。他从师父赵志敬那里逃了出来，彻底成了．正派人士的“弃儿”。而这种对正派人士的逆反心理和判逆意识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而消解，相反还不断得到强化。因此才可不顾世俗的眼光和其师父小龙女相恋、结婚。环境的逼迫和少年时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并没有使杨过屈服，他挺起胸膛跟世俗社会抗争到底，终于取得了胜利。大理国王子段誉，生在一个武学兼帝王之家，一个人人学武的环境中，他的父亲想尽种种办法逼其学武，他却用佛家的教义跟他的父亲连辩了三天，“始终不服”，“逼得紧了，只得逃走”。钟灵说他：“武林之中，倘若有人能学到几下你爹爹的点穴功夫，你要他磕一万个头，求上十年二十年他也愿意，你却偏偏不肯学，当真是奇怪极了。”(《天龙八部》)段誉初涉江湖，一心想通过他的“之乎者也”来劝他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说：“平生最不爱瞧人打架”，“这样你砍我杀的，有什么好看?还不如瞧人家耍猴儿戏好玩得多。”他对武功的鄙视其实是对社会主流行为模式的一种反叛，因而他成了一个另类的叛逆形象。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这样一位弃绝武功的“书呆子”反而学成了令人羡慕的绝世武功“北冥神功”和“一阳指”。他是不是因此向主流行为模式屈服了呢?没有。他仍然慈悲为怀，宽容善良，并不以有了“北冥神功”和“一阳指”而放任自己。他仍然坚定着以文道治国的信念。可以想象，大理国在他的治理下定是刀枪入库的和谐社会。令狐冲的叛逆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交友不分教派，只要人好、讲义气，皆可成为朋友。在令狐冲还未正式出场前，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通过他人之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幽默、顽皮、机智的年轻人形象。在正派人士看来，他竟然和“采花淫贼”田伯光称兄道弟，同桌饮酒，还戏弄“青城派”弟子，单单就这两件事他便成了正派人眼中不可救药的人人皆可斥责的“不正经人”。后来，他跟魔教圣姑交往，帮助任我行打败东方不败，成为魔教的红人，华山派的弃徒，更是为正派人士所不齿。而他依然我行我素(虽一直以未能重人师门而耿耿于怀)。在看到曲洋和刘正风即将死于费彬手下，他挺身而出，间接质问费彬：“欺辱身负重伤之人，怎算得上侠义?残杀无辜幼女，怎算得上侠义?如果人人都是这样，那和邪魔歪道又有什么区别?”当看到华山石洞中的刻字，他问自己：“莫非五岳剑派真是‘比武不胜，暗算于人’?”他的疑问进一步加深。风清扬在华山山洞传“独孤九剑”给令狐冲时说过：“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令狐冲微微一笑，风清扬这几句话当真是说到了他心坎中去，听来说不出的痛快。”(《笑傲江湖》)这些想法正是令狐冲平时无人倾诉的真诚心声，没有这种信念，他是做不出那些当时惊世骇俗的事情来的。杨过也好，段誉也好，令狐冲也好，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对当时所生活的环境的一种叛逆。对这些叛逆人物金庸是怀着深深的赞美和敬佩之情的，简直就是他自己生命的象征。这些是在搜索的.应该还有不少关于金庸小说人物的论坛,上面的评论可能会有用,推荐TXT论坛.
这个简单，但我没写过报告什么的，格式不太会，给你点提示吧。首先从射雕看，那就待看射雕人物了，代表人物就是郭靖。郭靖的侠义观是什么？第一，不拘小节，重情重义，从杨康如此待他，他还不计前嫌把他当兄弟可以看出。第二，为国尽忠，蒙古王子是他好兄弟，在蒙古他能获得高官厚禄，但以郭靖的重情重义，这时也变得无情，和少时朋友对立，可见当情义碰到上升到国家高度的情感的时候，抛弃情义而取国家，这是金庸的一贯观点。第三，尊师重道，从郭靖武功高于丘处机，而丘处机某些事对郭靖不太友善……但郭靖依旧重重阳宫为师家重地可见一斑。第四，讲信誉，这点郭靖也行，但突出的是丘处机和江南七怪的打赌，为一个赌约而履行十数年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再往后对待女人啦，打抱不平啦那些就不帮你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