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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1）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市场经济秩序的迅速扩展和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强大推动下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与西方世界相比，有着数千年传统文明的中国近代和现代在科技革命、经济发展、市场扩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大大滞后了。在现代化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 —— 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和社会人道化—— 型构和演进路径上，中国在近代、现代和当代与西方国家也迥异斐然。这些事实促使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以及国外汉学家们不断反思传统中国文化精神，并从“五四”以来曾对中西文化的品格及其差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比较，以致使在这方面的出版物和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在本文中，笔者仅从文化与制序（institutions）的相互关系，对东西方社会制序的历史型构与演进路径，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从文化与制序的相互关联和作用的视角来考察东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品格，我们会发现，西方文化——无论是英美文化，还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大陆诸国的文化——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文化，而中国文化以及受儒家文化精神濡染的东亚诸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t）文化。[1] 因此，要在相互比较中对东西方社会制序在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型构和演变路径有一较切近的领悟，看来还有必要从东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这一品格差异入手。 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个人主义文化根源 这里，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文化与欧美社会的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进程与制序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进行这一探讨之前，我们这里首先指出，文化与广义的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在社会过程中基本上是同构的：文化是社会制序的镜像，而种种社会制序则是文化在现实社会过程中在其形式上的固化、凝化、外化和体现。从欧美的社会历史演进行程来看，两希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以旧约与新约《圣经》为“范型”（archetype）的以色列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欧洲社会历史上与政治、法律、经济和其它社会体制同构在一起一同承传和涵衍到近代。到了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左右，表面上看来已交汇在一起但实质上却泾渭分明的“两希文化”（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在精神上为神本主义，而古希腊罗马文化在精神上为人本主义）分别在欧洲近代的两大社会运动中得到了重塑和再生。这就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人本主义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塑，而直接承传了以色列教尤其是基督教宗教精神而内涵在欧洲社会中神本主义则在差不多同时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尽管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分别是在西方文化中两个精神底蕴维度上或者说两大潜流中发生的，并分别重塑了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两个精神基体（matrix），但西方文化的这两大精神传统在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中再造和重塑的方向上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均指向从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廷的政教合一的“神圣天蓬”（sacred canopy）下获得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从而使两希文化原型中就分别潜含着的个人主义文化拟子真正昭显和光大出来。[2] 十五世纪左右在欧洲发生的这种文化精神上两大历史运动对西方近代社会的制序化和制序变迁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欧洲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和扩展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和诺思（Douglass North，1981）在西欧现代化的发生原因上有着不同的见解。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理路，西欧近代的工业技术的创新引致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生产方式的变化又自然导致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制序安排的改变。按照马克思的见解，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序安排（生产关系）的整体改变又可以视作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经济基础的改变又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的改变。在欧洲近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内部变迁的动力和路径问题上，诺思形成了一个与马克思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照诺思看来，近代欧洲历史上以明晰和充分地界定产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序安排的型构，为西欧社会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激励。因此，照诺思看来，“制序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才是西方近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乃至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参North, 1981; North & Thomas, 1973）。尽管马克思与诺思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中生产技术与制序安排的相互关系在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作用上持相反的见解（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诺思认为制序安排的创新激励了工业技术的创新），但他们在文化与社会制序的相互关系上却有一个共识。按诺思的话来说，以界定产权为特征的经济与政治制序的变迁“创造了非人格化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打破了旧的意识形态”（见North, 1981, 中译本，页190-191）。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经济基础”的变迁引致了“上层建筑”的改变和重塑。由此看来，马克思和诺思均认为，在欧洲近现代历史上，社会制序的变迁促使或牵动了人们的文化观念的变化。
一、集体主义的定义和内涵
1、集体主义的定义
集体主义是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2、集体主义的科学内涵
①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②集体保障个人正当利益；
③追求两种利益高度统一。
二、个人主义的定义和内涵
1、个人主义的定义
个人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价值观体系的核心。
2、个人主义的基本含义
根据托克维尔和一些西方思想家的理论概括，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①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社会、集体、国家和他人只不过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
②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强调个人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反对集体、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和限制。
③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强调个人的私有财产制度，保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私有制。
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和联系
1、区别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
①阶级属性不同。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②重视之点不同。集体主义重视群体和社会利益。个人主义重视个体和死党的利益。
③演化前景不同。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每个人坚持和践行的道德原则。个人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将被人类彻底抛弃。
2、联系
①反映的关系相同。二者都要分析和说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②学科的归属相同。二者都是属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理论。
Triandis, H., Bontempo, R., Villareal, M., Asai, M.，& Lucca, N.（1988）.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self-ingroup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323-338。 如果说，有哪一种人类的特征能几乎被所有的心理学家所认同的话，那就是人类的行为从来不会在真空中发生。即使是那些最强调内部动机、个性需求和遗传驱动力的心理学家们也会考虑把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力量引人最终导致个体行为和特质形成的方程式中。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心理学领域已经开始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种对人类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因素。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很少有在所有或者在大多数文化中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人类行为模式（跨文化一致性的扩展分析参见研究22中关于埃克曼的面部表情研究的讨论）。这在涉及人类的相互作用和人际关系的行为领域中显得尤为突出。人际吸引、性、感动、个人空间、友谊、家庭动力、父母养育方式、儿童行为期望、求偶仪式、结婚、离婚、合作与竞争、犯罪、爱和恨等都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考虑一个人的文化背景，那就根本无法全面或准确地了解这个人。 从概念上讲，文化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具体到实践领域，文化却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试想，你如何能够理清那些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塑造了现在的你的所有文化因素呢？大多数文化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无法得出有据可循的结论。例如，结肠癌在日本的发病率比在美国低得多。日本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到底哪些文化因素可以解释发病率的差异呢？是对鱼的需求量的不同？是消费大米数量的不同？是饮酒量的不同？是生活节奏和应激水平上的差异？或许是两国宗教习惯的差异影响了健康？来自亲戚朋友的支持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健康状况？抑或更可能是以上两个、三个或者所有这些因素连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你打算把文化列为全面了解人类本性的因素之一，那就需要用可靠和有效的方式来定义文化差异。正是在这一点上，哈里·川迪斯在现代心理学史上崭露头角。 从20世纪60年代起，川迪斯在芝加哥大学俄巴娜-香槟分校心理学系致力于揭示和提炼文化及其背景下的人们的基本特性，以便以有意义的方式对这些文化加以区分和研究。这项工作贯穿于川迪斯的整个事业生。发表于1988年的这篇论文解释并论证了他对跨文化心理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它阐述了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今天，这一基本的文化差异维度构成了每年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很多其他领域数百项研究的基础。在这篇论文中，川迪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被界定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特定文化，正以一种复杂和广泛的方式决定着其成员的行为和人格。 用通俗的话讲，集体主义文化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即生活在该文化中的个体的需求、欲望、成就都必须从属于他所属的内群体（ingroup）的需求、欲望以及目标。内群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村庄、一个专业组织或者甚至整个国家，具体视情况而定。在这些文化中，个体的大部分行为的产生取决于该行为是否有利于个体所属的更大群体的整体利益，而不是该行为是否能为个体提供最大限度的个人成就。人们所归属的内群体往往会保持长期稳定，而且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承诺通常都很高，甚至当一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对其而言已变得困难或者不愉快时也是如此。个体依靠他们所属的群体来帮助他们满足自己的情绪、心理和实际的需要。 相反地，个人主义文化更看重个体的幸福和成就，而不是其所属群体的需要和目标。在这些文化中，群体对其所有成员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个体对其所属群体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依恋，并且如果它对个体的要求过于苛刻，个体则宁愿脱离该群体而加入或者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群体。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对群体的承诺很少，所以对个人而言，同时是多个群体的成员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没有哪个群体能单独对其行为施加太多的影响。在该篇论文中，川迪斯及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描述了大量典型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特征。所有这些都被总结在表7-6中。当然，这些特点是高度概括化的，因此不管是在集体主义文化还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之中，总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按照川迪斯的观点，个人主义文化集中在北欧、西欧和那些历史上受北欧人影响的国家。此外，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具有边界，大量的外来移民，社会和地理上的迅速变迁。“所有这些特点倾向于使群体的控制力变得不太确定。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高度的个人主义是与上述特点相一致的。”（）他认为，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属于集体主义文化。 川迪斯在其文章的开头部分指出： 在川迪斯的很多研究和著作中所隐含的研究假设是，当我们按照“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模型来界定和诠释文化时，这一模型能够解释我们所见到的表现在人类行为、社会交往和人格中的大部分差异。在该文中，川迪斯试图概括出其理论的广泛的潜在用途（参见表7-6），并报告了他为了验证和阐明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所做的三项科学研究。 如前所述，该篇论文报告了三项独立的研究：第一项研究的被试全是美国人，以便更加清晰地定义适用于美国的个人主义的概念；第二项研究的目的是比较个人主义文化（美国）和集体主义文化（如日本和波多黎各），其核心在于比较在两种文化类型中个体与他们所属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三项研究用以检验如下假设，即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觉察到自己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且一贯享有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成员则报告他们常常感到孤独。所有这些数据都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收集的。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每项研究及其发现。 第一项研究的被试是川迪斯所在的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300名在校大学生。研究者要求每位学生完成一份包括158个项目的问卷，用以测量他们有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行为和信念倾向。如果被试赞同“只有那些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那么他便持有个人主义的立场。而被试如果同意“当我的同事把他们的隐私告诉我时，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则说明该被试持有集体主义的观点。此外，问卷中包括5个生活情景故事（Scenarios），这些情景故事把被试置于一种假设的社会情境中，并要求他们预测自己的行为。该论文中所提供的一个例子是，让被试想象自己想要做一次群体内其他成员都反对的长途旅行。问被试在决定是否去旅行时，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父母、配偶、亲戚、密友、熟人、邻居以及同事的意见。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被试的回答中几乎有50%的变异能够被三个因素所解释，这三个因素是：自力更生、竞争、与所在群体的亲疏关系。只有14%的变异能被“对群体的关注”这一因素所解释。川迪斯对研究1的结果做了如下概括： 他还指出，该问卷所含的项目和生活情景故事能有效地测量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程度，但川迪斯对这些项目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中是否同样有效尚存疑问。 在该研究中，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是否更乐意使自己的个人需要服从于集体的需要？”被试是91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97名波多黎各学生、150名日本大学生和106名年长的日本人。测量集体主义特征的问卷由144个项目组成。问卷被译成西班牙语和日语后交由所有被试进行回答。经之前的研究验证，该问卷的题目分别测查关于集体主义的三个倾向：关心群体、自我与群体的亲密关系和使自己的目标服从于群体的目标。 该项研究的结果互不一致且很有趣：一些结果支持“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理论，而另一些则似乎又对它予以反驳。例如，日本学生比伊利诺伊的学生更在意同学和朋友的观点，但波多黎各学生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特点。此外，尽管日本被试在群体获得荣耀表达了自豪感，但他们在生活中只关注他们所在的某些群体的观点，并牺牲自己的个人目标以服从这些特定群体目标，而不是对所有群体都如此。尽管服从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但事实上日本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少地表现出对群体的服从。有结果表明，随着集体主义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化和西方化，它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向个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作为这一观点的又一证据，研究发现年长的日本被试比日本大学生倾向于认同其所属的群体。 在这一点上，你或许会问，第二项研究的结果如何纳入川迪斯的理论呢？川迪斯把它们解释成一种警示，即有关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结论不应该过分概括化，而必须仔细分析并有选择地应用于特定的行为、情境和文化之中。他对这一观点做了如下阐述： 第三项研究正是试图要完成川迪斯在上述引语中所提出的研究任务，对研究的核心加以限制和细化。该研究拓展了先前的研究结果，即集体主义社会为它们的成员提供了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则在更大程度上体验到孤独。该研究所采用的集体主义-个体主义问卷由72个项目组成，总共施测了来自芝加哥大学和波多黎各大学的100名被试，男女各半。被试还填写了另一份问卷以测量他们所知觉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和孤独程度。 该研究的结果清楚地表明。集体主义与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随着集体主义程度的提高，相应的社会支持水平也会提高。而且集体主义与孤独程度呈负相关，即随着集体主义作用的提高，被试所意识到的孤独程度降低。作为川迪斯理论模型的进一步的证据，对该研究中的美国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因素（能解释最大的变异）是“在竞争中自力更生”，而对波多黎各学生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合群”（与他人的互动）。这些结果正是人们可以由“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预期得到的。 川迪斯解释说，总而言之，本文中所述及的这些研究既支持又改进了他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定义。回过头来看表7-6中所列出的两种文化类型的特征，其所显示的状况似乎是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即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看来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不过，本文证明了这两种文化类型似乎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某一特定社会则处于两端之间的某个点上，这个点通常更接近于连续体的一端而远离另一端。此外，具体到某一文化，其中特定的个体、群体、亚文化以及情境可能会偏离该文化在连续体上的大体位置而向某一端移动。图7-2呈现了这一解释的图示。川迪斯指出：“简言之，这些实证研究表明，我们必须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看作是一种多维的结构，……每一维度的性质和特点主要取决于其所属群体的现状、情境线索以及所研究的具体行为。”（） 尽管该研究的历史很短，川迪斯的研究结果已经成为心理学家看待人类行为的基础之一。在你打开大多数心理学分支——基础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人类性行为、变态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的新版教科书时，你将很难找到一本不涉及川迪斯的这项研究，或是他做的很多其他有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可以说，在有关文化对于决定人格和社会行为所起作用的当代研究中，由川迪斯所阐述、澄清和提炼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是最可靠、最有效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此外，该维度能被应用于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以下正是这方面的两个应用实例。 在川迪斯的这篇论文中，他所提供的证据表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心理社会概念可能会对一种特定文化的成员的身体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这项与冠心病有关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般而言，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心脏病的发病率比在个人主义社会中要低。川迪斯认为，与心脏病密切相关的令人不快和紧张的生活状态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更为常见。为了竞争和实现个人目标，孤军奋战的个体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除了这些消极的生活事件之外，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就缺乏对其成员提供的社会凝聚力和支持力量，而这种力量却恰恰能够减少压力给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影响。当然，正如本文开头部分所讨论的那样，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在心脏病以及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方面出现的文化差异。但很多研究已经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迁居到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后，也越来越易于患上包括心脏病在内的各种疾病。 或许，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两个不同的亚群体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正像川迪斯所指出的（P327），研究人员做了一项以3000名日裔美国被试的研究，主要是比较那些在生活方式和态度上已完全适应了美国风格的日商美国人和那些仍然保持传统日本生活方式的日裔关国人。结果发现，在排除了胆固醇水平、锻炼、吸烟、体重等因素的情况下，前者心脏病发病率仍然是后者的5倍。 当然，你也许已料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维度会影响到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在养育子女的方式上的不同，事实上的确如此。集体主义社会中的父母更加注重培养儿童的“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这种集体自我的特征是对群体规范的服从，对群体中权威的服从，行为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家长常常以公开或微妙的方式对做出符合群体目标的行为模式的儿童给予奖赏（Triandis，1989）。在这种情形下，只是因为自己不喜欢而拒绝从事群体期望自己做的事情是不能被接受的，这种情况也极少发生。然而在像美国这样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中，这种拒绝是一种正常的反应，而且常常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敬！这是因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父母重视培养儿童的“个人自我”（private self）。这就意味着儿童会因具有自力更生、独立、自知之明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潜能的行为和态度而得到奖赏。另一个看待这种差异的角度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反抗（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和独立倾向被看成是一种人格资产（personality assets），而在集体主义社会里，它们被看成是负债（liabilities）。文化经由父母向儿童传达的关于资产或负债的信息是强大而明确的，它对儿童的成长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川迪斯的工作影响着广泛的研究领域。其中一篇文章将川迪斯的理论应用到研究两种文化条件下大学生球迷的态度问题（Snibbe et al.，2003）。研究者对观看重要足球比赛的美国（玫瑰杯美式足球赛）和日本（闪光杯足球赛）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要求这些大学生在足球比赛前和比赛后，分别对自己球队与对方球队的学校和学生进行评定。在这两场比赛中，都是具有优良学术氛围的大学输掉比赛。然而，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学生的反应差别很大：“美国大学生无论是在赛前还是赛后，均表现出对自己球队更加积极的态度。相比之下，日本大学生的评分没有表现出对本队的偏爱。而且，日本大学生对学校的评分反映了每一所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对学生的评价则是根据目前的状态。”（）另一项研究采用川迪斯的理论模型对孤独感进行了跨文化研究（Rokach et al.，2002）。该研究选取了来自北美和西班牙的1000多名被试，要求他们完成关于孤独感成因的调查问卷，其中包括个人体缺陷、发展性障碍、缺乏亲密感、迁徙和分离，以及社会排斥感。“结果表明，孤独感的成因的确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且，北美被试在这五个维度上的得分较高。”（，附加强调） 最后，有一项研究突出了川迪斯研究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我们在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加以研究和比较时，这种比较绝不只限于在国家之间进行。很多国家本身就包括了多种水平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亚类型。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拥有更多的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一项根据川迪斯的理论模型完成的一项有趣的研究（Vandello & Cohen，1999）以图表的形式描绘了美国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布情况。在继续往下阅读之前，请想一想你认为最典型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会出现在什么地方。研究发现，美国的南方腹地具有突出的集体主义倾向，而位于大平原和落基山脉的地区则呈现更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不过，即便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内，也可以发现不同层次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亚文化群体。 川迪斯给所有的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看待基本的文化差异的新视角。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多种社会文化日益交织，我们所直接经历的文化多样性常常会导致一些潜在的误解、沟通障碍、冲突和挫折。对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差异的觉察和尊重，有可能让我们朝着缓和文化分歧与促进世界和谐的积极目标迈出一小步，但却是富有意义的一步。
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思想理论，是一种精神，最高标准是一切言论和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
范例：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长期以来处于对立态势。个人主义强调个体权利和个体选择的优先性，集体主义则把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西方，出现了很多问题，严重威胁到社会的民主制度和秩序。
而在中国出现了极端集体主义，个人权利完全被忽略，从而陷入了道德的“乌托邦”。在多元文化和多元主义价值观共存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立的进行反思，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
经过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了解和个人经历，我认为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绝对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我们应该在不影响集体利益的情况下适当的重视起个人主义的这一方面。
经过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了解和个人经历，我认为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绝对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我们应该在不影响集体利益的情况下适当的重视起个人主义的这一方面。
举个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汶川地震的例子，汶川地震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这场我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受灾群众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重大胜利；
表现出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谱写了感动地的英雄赞歌。在这永载史册的沉重苦难中，大勇与大爱，让中华民族挺直不屈的脊梁。如果不是救灾的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怎么会众志成城团结一致，怎么会把这次大难平息呢。
我们不应该绝对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待事情应该心中有数，做事有分寸。
湖北长江大学三名大学生牺牲解救落水儿童的事迹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很有争议，那么这三名大学生死的到底值不值。
这个事情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觉得他们的精神值得学习，但是在以牺牲个人生命换取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集体主义精神固然重要，但是个人主义这方面我们不能完全的忽略。
翻译是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毕业论文英语翻译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谈英文化妆品的翻译
摘 要: 名称的翻译对于化妆品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寻找一个汉译英文化妆品名称的好方法。作者首先介绍了翻译对品牌的重要性,接着对语言和文化关系进行了讨论,然后介绍了中英翻译的四种方法,最后进行了总结。为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译者应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 翻译 品牌 化妆品
品牌是由制造商或商品经营者确定的产品徽标。一个良好的品牌翻译将提升该产品的价值,它会吸引公众的眼球,激发他们的购买热情,甚至会影响一个企业的发展。为了迎合消费者,在新的市场,品牌名称应翻译得当。
根据奈达的等价翻译原理,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杨朝燕,2001:45)。广告业的大师黄�先生也曾说过:“作为业内人士,我们的工作是要富有创造性的翻译。”(周兆祥,2000:55)因此,在翻译品牌名称时,译者不仅要知道英文单词的字面意思,而且要理解它的文化内涵。这样翻译时才能够正确理解英文品牌的含义,解决文化冲突,吸引消费者。我以外国品牌化妆品为例,讨论翻译的方法。
1.影响英文化妆品品牌翻译的因素
品牌与文化就像是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亲密朋友,哪里有文化,哪里就会有品牌。品牌实际上是一座搭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之间连接两种不同文化的桥梁。一般来说,文化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审美标准、价值观、认知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化妆品已敲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品牌的翻译变得非常重要。
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品牌的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意识形态会限制品牌的文化内涵。虽然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西方和中国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例如,在西方,人们更加注重个人主义。他们更喜欢使用人名、地名或《圣经》中的词汇来命名一个品牌。但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人们更加重视集体主义。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价值给予品牌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寻求统一的概念,而西方则充斥着价值膨胀和冒险精神。举个例子:“安娜苏”,这个是一个国外化妆品品牌,也是它创始人的名字。这就是一个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好的解释。
认知是指人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审美标准是指衡量、评价对象审美价值的相对固定的尺度。为了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的产品,译者必须认真翻译品牌,才能使翻译的化妆品满足不同消费者不同的认知和审美心理。例如,大多数人可能听说过著名的香水“Poison”,这个是迪奥公司在1985年专门为西部妇女设计生产的,以满足她们对神秘事物的好奇和对冒险精神的追求。该产品在西方市场销量极好,“神秘和令人难忘的”是西方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共同感受。但是在东方,女性往往更温柔、安静,它被翻译成“百爱神”而不是“毒药”,说明译者选择了适应其民族特点和文化价值的语言。总之,在翻译前译者应该先了解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以便在全球市场上更好地翻译。
2.翻译方法
品牌名称的翻译是一个转换和再造的过程。追求同等价值的信息是成功翻译的关键因素。
音译
音译是指根据其目的语发音用近似发音的汉字进行翻译。以“Maybelline”为例,中国将它翻译成“美宝莲”。每一个字都有特别的含义,“美”是指它将会让使用它的女性变得美丽动人;而“莲”是指莲花,表明这个美容效果会使消费者像一个美丽的莲花自然清爽。这些都表明它的功能是让消费者比以前更漂亮。
“Clean&Clear”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该品牌被翻译成“干净清透”,它就会失去翻译之美。该品牌被翻译成“可伶可俐”,与品牌原名一样使用了头韵的修辞手法,也有一个类似的原始发音。同时人们将永远清楚这个品牌的目标消费者是可爱的年轻女孩。
“Dove”的本义是鸽子,在国外这是一个温柔和可爱的象征。但在中国,鸽子只是一种鸟类。作为皮肤美容品,如果翻译为“鸽子”,很难被公众接受。因此,在中国它被翻译成“多芬”,意味着更多的芬芳。
还有更多的例子:“EsteeLauder”被翻译成“雅诗兰黛”,“SISTEIN”翻译是翻译成“希斯汀”,“Elizabeth Arden”被翻译成“伊丽莎白・雅顿”等。
意译
意译是指根据原品牌的内涵来翻译,有利于消费者记住该品牌。相比较音译,意译更加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美学价值。例如,化妆品“BIOCEAN”被翻译成“碧欧泉”。“BIO”是指“生物”,“OCEAN”的意思是“大海”,将海洋生命之美延伸至自然之美,但如果使用音译,将会翻译成“比奥希昂”,显得烦琐和不雅,而“碧欧泉”则避免了这些缺陷。
“Uriage”是一个化妆品的名称,也是阿尔卑斯山中一个温泉的名字,那里的温泉专门用于治疗皮肤问题。作为一个化妆品品牌,“依泉”是一个好的翻译。翻译品牌的同时也展示了该品牌的组成成分和产品功用。
创造性翻译
创造性翻译认为音译和意译都有一部分缺陷,为了达到音、义的完美结合,译者创建另一个单词或词组来充分展示产品的功能。让我们以“Plantesystem”为例。这个品牌是由法国最大的医疗化妆品厂生产的。它的中文意思是“植物系统”。但译者翻译成“欧萃碧”。这种转换不仅使消费者感觉良好,而且强调这是一个来自欧洲以植物为原料的化妆品。
不译
不译即不进行翻译,只是使用原来的名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汉字、少数民族语言、外来词和字母可以作为商标注册。随着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化妆品厂商在中国直接注册商标品牌。这样既可以节省翻译费用,又确保了该品牌的异国情调。“VOV”、“HR”、“DHC”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3.结语
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认知在中国和西方的审美标准的差异,翻译必须尊重不同的文化背景,并保留其民族特色和品牌的魅力,使原来的语言承担所有的信息和功能。一个成功的品牌翻译,能给消费者深刻印象,而失败的翻译,会令消费者失去兴趣。为了更好地表明外国化妆品的魅力,译者应该寻求最佳的方式来翻译品牌。如果我们将市场比喻成一场战争,成功的品牌名称就像一面旗帜永不落。如果一家公司想打开国外市场,就必须打动消费者。因此,品牌名称的翻译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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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及其翻译
【摘要】把汉语译成英语或把英语译成汉语是一种语言活动，它既涉及汉英两种语言本身的知识，也涉及多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这就需要译者对汉英两种语言的特点、差异及各方面的文化知识有较全面的了解，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表达完整，翻译出的作品才会忠实于原作。
【关键词】汉语;英语;文化差异;理解与翻译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其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不了解这些差别，翻译出的作品肯定会洋相百出、词不达意。因此，要想处理好翻译过程中的难题，关键是要了解汉语与英语的区异。一般来说，所涉及到的汉英语言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语语法结构严谨，汉语遣词造句形式灵活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汉语和英语的习惯用法不同。汉语中某一说法本来是很清楚的，谁也不会误解，但如果生搬硬套，逐字译成英语，就很可能词不达意，甚至还会引起误解，闹出笑话，或铸成大错。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必须在译文中增补适当的词，把原文中暗含的意思明确地表达出来。例如：
原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如果想当然地翻译成：“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就要贻笑大方了，因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典型的中文表达，直接翻译成英文不符合英文语法。正确的翻译应该是：Work hard and make progress everyday.
另外，汉语中的典故、谚语等，汉语读者熟悉，一看就明白，但是英语读者就不见得能懂，因此翻译时就得适当地添加一些注释性的词语。例如：
“班门弄斧”可译成 This is like showing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the master carpenter。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不在译文中加上the master carpenter而只译作Lu Ban, 不知道典故的外国读者就会感到茫然，不知道Lu Ban是何许人，因而也就无法理解本句子内在含义。
二、英语句子如参天大树枝叶横生，汉语句子似万顷碧波层层推进
由于英语是“法治”的语言，只要结构上没有出现错误，许多意思往往可以放在一个长句中表达;汉语则正好相反，由于是“人治”，语义通过字词直接表达，不同的意思往往通过不同的短句表达出来。例如：
原文：In the doorway lay at least twelve umbrellas of all sizes and colors.
译文：门口放着一堆雨伞，少说有十二把，五颜六色，大小不一。
如果把这个句子译成“门口放着至少有十二把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雨伞”，译文一听就是翻译腔调，语言色彩大打折扣。
英语句子不仅可以在简单句中使用很长的修饰语使句子变长，同时也可以用从句使句子变复杂。例如：
原文：Can you answer a question which I want to ask and which is puzzling me for a long time?
译文：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想请教你，你能回答吗?
汉语用三个分句表达原文的意思，显然效果很好，如果译成：你能回答一个长时间困扰着我使我想问你的问题吗?不仅效果不好，而且显得绕嘴。
三、英语中被动式居多，汉语中主动式居多
我们知道，在汉语中被动式使用较少，我们叙述一种行为的时候常采用主动式。而英语则不然，大量的及物动词可以用被动式，不少相当于及物动词的短语也可以用被动式。例如：
(1)English is spoken here. 这儿讲英语。
(2)It is hoped that you will have a chance to visit China. 欢迎你有机会来中国访问。
汉语的被动句子，从结构上来说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带有表达被动意义的标记，如“被”、“受”、“遭”、“给”、“挨”等;另一类则不带这种标记。普通而常见的是后一类。但不论哪一类，译成英语时基本上都可运用被动语态。例如：
(1)他被选为学生会主席。He was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Students’Union.
(2)这个问题正在研究。The problem is now bEing studied.
但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带被动标记的句子都一定要译成英语的被动式。比如“老太太被风吹病了”，若译成“The old lady was blown sick by the wind” 就成了中国式的英语了，而只有译成“The old lady fell ill because of the draught.”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四、思维习惯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多不同，翻译时也必须作等值意义转换。如：英语民族的人见面时喜欢谈天气，说“Lovely weather，isn’tit”之类的话，根据英美人的习惯，这无非是一句最方便、最不得罪人的见面语。而在我国, 自古就“民以食为天”,人们见面时爱说“吃了吗?”在多数情况下，说话人并不十分关心别人是不是吃饭了，而只是一种招呼罢了。中国人听到这些问话也只是回答说“吃了”或“没吃呐”，实际上是个应酬。这样的对话如果译成英文只说“A：How do you do? B：How do you do?”或“A：Hi! B：Hi!” 就行了。如果将A的问话改译成“Have you had you meal?”如果被问者B是英语民族的人，他心理上首先的反应是：“Yes, I have.”或 “No, l haven't”或“Do you mean to invite me to dinner?”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汉语中许多围绕“吃饭”问题所形成的词语，在英语中就很难找到字面对应的表达法，对于“饭桶”、“吃不开”、“吃不了兜着走”等这一系列说法只好分别意译为“good- for-nothing”，“be unpopular”，“land oneself in serious trouble”，等才能基本如实传达原文的含义。
五、物指联想差异
同一客观事物，在不同的文化里可能包含不同的价值，引起不同的联想，具有不同的内涵。动物比喻(Animal Metaphors)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均有广泛的使用。然而，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的不同，人们对动物比喻的正确理解和翻译存有障碍。从翻译的角度总体说来，动物比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译语与原语存在对应的关系，翻译时可采用同值、近值互借法，以再现原语形象。例如：
(1)He is as sly as a fox. 他狡猾得像个狐狸。
(2)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 披着羊皮的狼
另一类是：同一动物形象在原语和译语中的语用意义相去甚远。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就出现了动物形象名称的转换。这种动物形象的转换可以是一种动物形象转换为另一种动物形象, 也可以是一种动物形象转换成人的形象，例如：
(1)Talk horse.吹牛。(horse译为“牛”)
(2)Black sheep.害群之马。(sheep译为“马”)
(3)Every dog has hi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日。(dog 译成“人”)
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动物形象的喻体转换丰富了动物成语的内涵，同时，它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创造出生动、鲜明的形象，能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
为使译文读者得到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文化信息，在翻译中遇到两种文化差异特别大时，用直译无法使译文传达信息，译者就要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在译文文化中寻找对应的表达方式，做出各种必要的转换，进行意译。
【参考文献】
[1]张道真2002《张道真英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2]范仲英 1994 《实用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喻家楼 1991 《汉语成语英译词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一，对生命的态度oZg/Tg3q-l u6E%P#znGs 王国权：m8v9?!Gd B ]+|#o Oy:CE4xw$q*q't$~J 美国：生命是珍贵而可爱的，不论任何人的生命，甚至动物包括宠物和野生动物在内的生命都同样珍贵可爱。无论以多合理的口实消去一个生命都使一般人痛苦和难以接受。j[.Co7T&wrW t {_)TLL3o 中国：生命是廉价而无谓的，可以为某种崇高目的光荣牺牲。“人死如灯灭”。死一个好人固然可惜，死一个坏人就很痛快，死一个乞丐呢，可能无动于衷。动物的生命则基本上不算生命，野生动物也可以随意杀戮以享口福。fm ]dJ$^4LC9JqG;t二，对人的态度5X2p#b0A6Z7Uj1p P#P N1b4{(x4mNMT8v9T \美国：人本位，人是受尊敬的名词。只要有一个人站在道路中央，不论他是白人黑人高官百姓，所有过往车辆必须小心避让或停步。一个人攻击另一个人，不管是辱骂殴打或是诬陷暗算，即使受攻击的一方再无能再愚蠢再有错误，也都为舆论所不容，为法律所追究，哪怕你有钱有权势。民意始终受到尊重。]@e:KvMsE l^ Y$TT@5n 中国：官本位，官是受尊敬的名词。如果一个人站在道路中央，过往车辆将先搞清他官阶的大小，再决定自己礼让的尺度。礼让度可以随官位由高到低从有到无向下递减，从几条街外就交通管制递减到“撞死活该，谁让他违反交规”。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前面没有官衔，其价值可以被视同草芥蝼蚁，无论他的建议多有道理都等于零。而他一旦有了官阶步步升高，即使说出再愚蠢的屁话，也正确高明。法律裁判向官员倾斜。t msX R$gXHp|s$cz@ 三，对生活的态度y,s1N/W;a rF nw P1h{P@BS/U 美国：生活是美丽的。人活着的乐趣就是领受大自然的馈赠。钱不在乎赚多赚少，当然多总好一点，可是生活则一定要快乐。钱是为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钱借得越多越好。NEyAW1p#Lg X ]m B8E-\hg中国：生活是复杂的。人活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挑战，防备各种各样的陷井，千万不可头脑简单，轻信别人。如果当不上官的话，钱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目标。钱存得越多越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0CA*] ` _9Bg%^f l?/?;H L+x%B6? 四，对后代的态度I2r%iO8G_ @0M {{PpB[ `(l 美国：子女是独立的。抚养子女是一种社会责任，不求任何回报。不管子女将来怎样，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孩子是我的朋友。不知何谓“孝道”。_(LG&sA2J? 7@X!oqi:[;RI8?~ 中国：子女是我的。抚养子女是一种投资，养儿防老。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子女成功，所谓成功也就是成为“人上人”。孩子必须尊我，不许不孝。n O^vqV({ ^1m(_ @MMb Of$H 四，对现在和将来的态度_ d/Fou5p9K!F )q0uv美国：无论明天会怎样，先把今天的事做好。明天是今天的延续，不管有多难解决，一定要在今天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决不忍受不可忍受之苦。llbf$dS &t$Xy'ba中国：今天的事就算了，该怎么就怎么的，明天自然会好。哪怕问题可以解决，也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吧。随便多苦都可以忍受。
CUBS文化战略论文
校园精神文化对教育的功能、对社会的影响、对高校的推动，都是通过落实到校园人的具体作用来实现的。那么，CUBS文化战略是怎么形成的呢?
一、CUBS物质文化
品牌体育文化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的物质条件等。
篮球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丰富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的社会现象，一种随着人类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文明标志的体育文化。篮球技术也许能在短期内成就几个优秀人才，但篮球文化能成就整个篮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篮球文化是观赏和参与篮球运动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制度化凝结，是篮球运动的知识、技能、习俗和制度的总称。作为篮球运动的“魂”，篮球文化的核心是篮球价值观的群体共识，其实质是篮球的“人化”和“化人”。
它既包括篮球参与者的观念文化，也包括篮球参与者的行为文化;既包括意识形态的软文化，也包括物质形态的硬文化。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文化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在高校校园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超联赛进行产品及品牌定位的主要依据是联赛所具有的核心技术能力、核心经营能力、核心价值优势等，对比NBA、CBA、NCAA，大超联赛在核心技术、核心经营方面没有优势，但可以打造赛事品牌文化战略，通过品牌文化取胜。
基于此，本研究把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文化定义为关于大超联赛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品牌，狭义上讲，就是品牌的牌子，它是企业给自己的产品规定的商业名称，通常由名称、标记、符号、设计或这些要素的组合构成，用作一个商业的标志，以便同竞争者的产品相区别。对于篮球俱乐部而言，俱乐部的品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球队的整体形象素质和发展指向，俱乐部的标志如果代表的涵义比较特殊又含有较高的文化底蕴，或者说俱乐部的标志比较贴合消费者的心理，那么俱乐部品牌就在树立之初获得了良好的印象分，在球迷中引起较好的心理认同，那么在此后的比赛中，当与其他球队旗鼓相当或略低一筹时，也会赢得较多的球迷。
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各代表队来自南区(成都、南京、广州、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厦门)和北区(沈阳、长春、哈尔滨、济南、天津、西安、北京)，共16所知名大学，商标都是体现自身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品牌标志，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大超篮球队的品牌提升。在美国，刚进大学的学生，老同学就会告诉他，我们学校有篮球队，成绩如何等，让他很快融入到学校的文化当中。这些篮球队的乐队一般有50多人，赛场音乐有20多首，每一个音乐出来，在场的学生都会有统一的动作与赛场互动。比如，开赛后主场不进球，观众都站着鼓掌、加油，直到主队球队进球观众才会坐下。
如果裁判出现误判，观众不会骂黑哨或说什么脏话，大家转过来，用后背对着裁判等等，赛场上的文明观赛氛围很好。这种培养应该是潜移默化的，不是一两场比赛可以解决的。当问到观众对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标识CUBS的认知程度时，熟悉的人数占到了总体的，一般程度的占，不熟悉的占，对大超联赛有所了解的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说明大超联赛经过了6轮比赛的运作，虽然不能做到耳熟能详，也逐步得到了大学生群体的认同，这是大超联赛得以较好发展的充分条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体育在学校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希望借助高水平体育比赛来树立和提高自身的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
而中国大学生男子蓝球超级联赛正以其高超的竞技平台和丰富的文化元素，为高等院校提供了展现自身形象的良好舞台。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各个参赛队在文化建设方面都做了积极的准备。有代表学校特征的大超篮球队标志的高校占到了总数的，其中专门供大超比赛的篮球场占，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的场地都是各大高校的体育馆，设施配备齐全，硬件质量较高，可以说基本能达到CBA联赛的场地要求。队徽占8%，队徽多是代表自己学校的校徽或体现学校特色的标识。队名占，大超参赛队多数所属国家985或211工程大学，历史悠久，成果卓著，以大学校名为代表队的队名，无形中带给观众更多的憧憬和期待。但是还有的比例是属于不清楚的选择，说明大超篮球队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仍然停留在篮球场、队徽、队名、队旗等较低层次，具有高附加值的队歌、口号、吉祥物虽然已经显现，但数量较少，应予以加强，促使联赛物质文化尽快向高层次转变。
参加大超联赛的各个高校已经认识到篮球精神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5%的高校在校园建有篮球雕塑，的高校有关于篮球的画廊，设有专门陈列大超篮球成绩的荣誉室，的设有篮球阅览室，但的高校还没有建设与大超篮球队有关的人文景观。说明，目前大超联赛在为高校争光的过程中已显示出了好的势头，但多数高校仍在观望，还没有很好的发挥大超联赛的龙头作用和硬件文化的辐射作用。这关键还需要大超联赛进一步做强、做大，使大超篮球联赛文化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被各个高校列上议事日程，真正植入每个人的眼中、贴入每个人的手中、深入每个人的心中，做到处处有高校，时时有大超。
二、CUBS制度文化品牌
(一)联赛赛制
中国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于2004年10月开赛，它所承担的.任务是为专业篮球队直接输送篮球专业水平和文化素质内涵兼备的篮球人才。在中国篮协注册的青年队队员，只要经高校录取，同时符合联赛的其它参赛条件，就可以代表所在学校参加联赛。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赛制与CUBA联赛相比更加专业化，把参赛的16支队伍分为南北两个区，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常规赛)南、北两区均采用主客场双循环比赛。第二阶段(季后赛)同样采用主客场双循环比赛。
第三阶段(总决赛)采用三场二胜制。但参加大超联赛的学校多为全国重点大学，甚至把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体育院校和有篮球实力的一般院校也排除在外，这样就不具备完整性，不能代表我国大学生篮球运动的最高水平。由于“大超”联赛允许专业运动员参赛，有时比赛未打胜负已显而易见，所以很多没有专业运动员的学校对参加“大超”联赛兴趣不浓，这样也不利于高校自身对人才的培养。大超联赛赛制没有考虑到参赛高校地区篮球发展的不平衡，地区间高校篮球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别。
简单以地理位置分成几个赛区，每个赛区的前几名出线，这种赛制可能会使很多优秀的球队在基层比赛中就被淘汰，赛制不够科学。因此，大超联赛应着手研究联赛的队伍选拔方式，充分调动其它高校的参赛积极性，新的方式对现有的参赛学校也是一种竞争的压力，从而使大超真正代表了当今中国大学生篮球发展的最高水平。
(二)运行机制
目前大超队员主要是通过“免试”、大幅度降分录取的方式进入大学的，队员文化课基础普遍比较薄弱，而大超联赛的赛制较紧，比较接近职业联赛的赛制，使得学习与训练的矛盾一直是大超联赛面临的主要问题。大超球队的经费主要来自学校拨款、上级主管部门拨款、企业赞助，联赛预期的靠商业化提供主要资金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训练主要由各高校体育部门负责，教练员多数是各个大学的体育教师，同时专业教练员也陆续加入其中。对此，高校已采取了灵活的教练员引进模式，吸引一些具有专业队训练和执教经历的教练员走进大学校门，很好地利用这一社会资源提高大学篮球队教练员水平。调查显示，的人认为大超篮球队的文化建设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完善的规章制度，的人认为没有这种制度配备，可见大超联赛目前在制度建设方面虽已经起步，但仍需逐步完善。
三、CUBS精神文化
品牌高校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空间，以学生、教师为参与主体，以课余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文化的多学科、多领域广泛交流及特有的生活节奏为基本形态，具有时代特点的一种群体文化。大超联赛是传播价值观念，结合各类文体文化活动的载体。大超联赛作为大学生才思泉涌的地方，是大学生自我展示的舞台，是大学生休闲娱乐的场所。它不仅是比赛，还包括娱乐、教育、公益等诸多元素，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使校园多元文化在大超联赛中得以弘扬，校园凝聚力得以增强，校园热情得以弥散。
(一)CUBS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意义进行认识和评价的尺度，指导着人们的人生态度、信念、理想和行为。一定的价值体系既是校园文化内涵的核心，也是校园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品牌而言，品牌的文化不仅是其外在的形象特征，而且还是品牌拥有者所倡导的一种精神或者说是一种发展的指向。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之所以辉煌发展，与各个俱乐部、代表队以及每个队员对篮球的热爱是分不开的，甚至成为了自己的第二信仰。
天津工业大学男子篮球队是一支年轻且极富朝气的球队。他们有着不寻常的积淀，他们对篮球的那股热情缔造了大超联赛的“黑马神话”。这是一支精锐的球队，队中的每位成员都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战斗力。这也是一支团结的球队，他们彼此配合，只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可以明了对方的想法，让对手心惊!后卫冯岩对自己“充满自信，严格要求”，使篮球这项运动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对同伴“相信队友，团结一致”，共同奋进，一起为梦想而努力拼搏。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明天，他依然展望未来，坚持梦想，让自己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风行球场、自信阳光;身若飞猱、球如神射;自小习球，孜孜不倦;以苦为乐，坚持不懈;自信满怀，成就精彩;谦虚踏实，厚积薄发更是篮球队后卫马乐的真实写照。陈禹男就是本着一场一场拼，把每场比赛当做最后一场比赛的原则认真打每一场球。“相信努力”的华中科技大学篮球队员刘锋相信“努力打好每一场球，华科仍有精彩的明天”。鹰样少年，何嘉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句普通的话语道出了他内心的刚毅、坚强与执著。
这些球员的共同点是，家长的帮助与鼓励是他们背后坚强的后盾，支撑着他们追寻自己的篮球梦想。大超联赛还规定每年每个学校必须到附近的中小学去做辅导，到社区、养老院等去慰问，以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生每个赛季到现场观看大超比赛的次数显示，的学生观看次数为1次，4次以上的学生占总数的，可以看出大超比赛已成为学生积极参与的一项活动，而每个赛季大学生到现场观看比赛的次数不多，提示在大超联赛初步发展阶段，应加强联赛的宣传，让赛事真正走进每个学生的生活。当问到学生对大超联赛的喜爱程度时，选择一般的占总数的，选择喜欢的占21%，非常喜欢的占。总的看来，选择一般程度以上的学生数占总数的，说明学生对大超联赛已基本了解，喜爱程度在逐步加深，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对大超联赛品牌知名度一个最好的证明。
(二)CUBS对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影响
集体主义长期以来都是我国高校校园文化的主旋律，是校园精神文化重要的体现形式。集体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基础，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升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它有不同的内涵。
在当代高校中，它主要表现为爱国、爱校情感的统一。培养并增强校园人的爱国、爱校情感，应当作为创建良好校园精神，发展校园精神文化的关键。调查显示，大学生观看大超联赛的主要原因调查中，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占，消遣娱乐满足精神享受次之，占总体的，喜欢篮球运动占，体验赛场氛围占，学会与人交往占。
充分说明大超联赛对学生爱国、爱校集体主义精神的激发是第一位的，以此看来，大超联赛已逐步成为学生消遣娱乐满足精神享受的生活的组成部分。可见，承载着一种团队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一种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的大超篮球比赛，对青年大学生、高校来说都是一笔珍贵的教育素材和精神财富，对于教育引导学生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CUBS对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
调查显示，在学生经常参加的闲暇活动中，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总人数的，观看其他体育比赛的占，观看篮球比赛的占;观看文艺表演、玩电脑游戏和看书的非体育活动人数比例依次是15%、、，可见直接和间接参与体育的人数比例已达，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说明大超联赛已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文化生活，使具有潜在价值诉求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丰富多彩。因此，从根本上说，校园精神文化对人的发展的促进，才是最直接、最显著的作用，才是校园精神文化强大的力量和最根本的作用功能之所在。
四、CUBS活动文化
品牌大超联赛生产“产品(比赛)”，同时也带动相关文化活动的生产，使大超品牌存在于参与者的心里。在情感层面看，主要包括人格特征、个人联系度等要素;在功能层面看，主要包括可感知的质量(比赛的精彩度)、功能利益(即对校园文化的积极影响)等要素。品牌赛事是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通过各种媒体介绍、报道，不但可以展示高校学子竞技的风采，同时还可以促进高校之间的联系、沟通，扩大信息量，从而提升学校知名度，使无形资产增值。而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又使各参赛高校的校园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提升了学校的品牌价值。
大超联赛不是简单的赛事，而是大学生活体验的狂欢。大超联赛是舞台，学生既是导演又是主角。学生啦啦队在此平台上，凭借优秀的活动执行能力组织富有感召力和亲和力的校内外活动。从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5月，大超联赛的参赛学校都有长达4个多月的比赛周期，学生啦啦队的队员们在校园里切身感受“球季”的概念。在啦啦队的赛场上，队员们本着对大超篮球的无比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赛场的舞动当中。
舞龙舞狮、集体交谊舞、“V”字型的造型、人梯型的团队配合，一次一次烘托出浓厚、暖意的赛场氛围。融合传统与现代、尽显当代大学生阳光灿烂的朝气和对未来生活的充满信心。调查显示，大超比赛期间，学校举办的文化活动中，新闻报道占，这是央视体育频道对大超联赛的直播报道，不仅是电视转播权的营销，更是一个整体的文化展示。
文艺汇演占10%，篮球沙龙占11%，广告设计占，CUBS摄影大赛占，还有CUBS形象使者大赛、CUBS知识竞赛，种类较多，琳琅满目，与相关产业产生共振，使大超联赛的赛事影响力更加持久、更加有生命力。但是有的比例仍然是文化活动空缺，可见大超比赛期间，文化活动虽然在开展的赛季配套齐全，但整体仍然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3亿，网络已经深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超联赛不但在腾讯网上设有大超篮球的网页，提供关于大超联赛的赛事概况，在各个代表队所在高校的BBS上，大学生们更是让每个人的心声也随之跳动，丰富这个美好的校园。调查显示，学校BBS上讨论大超联赛的帖子数量中，认为一般的占总数的，多的占5%，很多的占，一般程度以上的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60%。可见，大超联赛也逐步成为了学生课上的案例和生活中的谈资，让大超联赛文化真正成为了一种生活文化，这实际也是我们开展大超联赛的真谛所在。
五、结论
(1)物质文化方面，大超联赛场馆、队名、队徽、队旗等已逐步齐备，但层次较低，具有高附加值的队歌、口号、吉祥物以及相应的人文景观还远远不够。(2)制度文化方面，大超联赛向赛制专业化、球队经费多元化、训练高效化方向发展，但综合管理仍亟待完善。(3)精神文化层面，大超联赛升华着学生为梦想而战的人生价值观，增进理解、增强凝聚力的集体主义精神，逐步融入了学生的整个生活。(4)活动文化方面，大超联赛啦啦队、文艺汇演、篮球沙龙、摄影大赛、形象使者大赛、BBS论坛等形式配套齐全，共振赛事，但整体仍然比较薄弱。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ranslating, in a sense, is an activity of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exchange. Therefore, translation involves not only language factors but also cultural factors. To be a qualified translator, one shoul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culture. A translator should bear five factors in mind in translation: ecological culture, linguistic culture, religious culture,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culture
Triandis, H., Bontempo, R., Villareal, M., Asai, M.，& Lucca, N.（1988）.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self-ingroup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323-338。 如果说，有哪一种人类的特征能几乎被所有的心理学家所认同的话，那就是人类的行为从来不会在真空中发生。即使是那些最强调内部动机、个性需求和遗传驱动力的心理学家们也会考虑把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力量引人最终导致个体行为和特质形成的方程式中。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心理学领域已经开始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种对人类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因素。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很少有在所有或者在大多数文化中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人类行为模式（跨文化一致性的扩展分析参见研究22中关于埃克曼的面部表情研究的讨论）。这在涉及人类的相互作用和人际关系的行为领域中显得尤为突出。人际吸引、性、感动、个人空间、友谊、家庭动力、父母养育方式、儿童行为期望、求偶仪式、结婚、离婚、合作与竞争、犯罪、爱和恨等都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考虑一个人的文化背景，那就根本无法全面或准确地了解这个人。 从概念上讲，文化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具体到实践领域，文化却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试想，你如何能够理清那些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塑造了现在的你的所有文化因素呢？大多数文化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无法得出有据可循的结论。例如，结肠癌在日本的发病率比在美国低得多。日本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到底哪些文化因素可以解释发病率的差异呢？是对鱼的需求量的不同？是消费大米数量的不同？是饮酒量的不同？是生活节奏和应激水平上的差异？或许是两国宗教习惯的差异影响了健康？来自亲戚朋友的支持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健康状况？抑或更可能是以上两个、三个或者所有这些因素连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你打算把文化列为全面了解人类本性的因素之一，那就需要用可靠和有效的方式来定义文化差异。正是在这一点上，哈里·川迪斯在现代心理学史上崭露头角。 从20世纪60年代起，川迪斯在芝加哥大学俄巴娜-香槟分校心理学系致力于揭示和提炼文化及其背景下的人们的基本特性，以便以有意义的方式对这些文化加以区分和研究。这项工作贯穿于川迪斯的整个事业生。发表于1988年的这篇论文解释并论证了他对跨文化心理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它阐述了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今天，这一基本的文化差异维度构成了每年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很多其他领域数百项研究的基础。在这篇论文中，川迪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被界定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特定文化，正以一种复杂和广泛的方式决定着其成员的行为和人格。 用通俗的话讲，集体主义文化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即生活在该文化中的个体的需求、欲望、成就都必须从属于他所属的内群体（ingroup）的需求、欲望以及目标。内群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村庄、一个专业组织或者甚至整个国家，具体视情况而定。在这些文化中，个体的大部分行为的产生取决于该行为是否有利于个体所属的更大群体的整体利益，而不是该行为是否能为个体提供最大限度的个人成就。人们所归属的内群体往往会保持长期稳定，而且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承诺通常都很高，甚至当一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对其而言已变得困难或者不愉快时也是如此。个体依靠他们所属的群体来帮助他们满足自己的情绪、心理和实际的需要。 相反地，个人主义文化更看重个体的幸福和成就，而不是其所属群体的需要和目标。在这些文化中，群体对其所有成员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个体对其所属群体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依恋，并且如果它对个体的要求过于苛刻，个体则宁愿脱离该群体而加入或者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群体。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对群体的承诺很少，所以对个人而言，同时是多个群体的成员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没有哪个群体能单独对其行为施加太多的影响。在该篇论文中，川迪斯及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描述了大量典型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特征。所有这些都被总结在表7-6中。当然，这些特点是高度概括化的，因此不管是在集体主义文化还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之中，总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按照川迪斯的观点，个人主义文化集中在北欧、西欧和那些历史上受北欧人影响的国家。此外，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具有边界，大量的外来移民，社会和地理上的迅速变迁。“所有这些特点倾向于使群体的控制力变得不太确定。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高度的个人主义是与上述特点相一致的。”（）他认为，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属于集体主义文化。 川迪斯在其文章的开头部分指出： 在川迪斯的很多研究和著作中所隐含的研究假设是，当我们按照“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模型来界定和诠释文化时，这一模型能够解释我们所见到的表现在人类行为、社会交往和人格中的大部分差异。在该文中，川迪斯试图概括出其理论的广泛的潜在用途（参见表7-6），并报告了他为了验证和阐明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所做的三项科学研究。 如前所述，该篇论文报告了三项独立的研究：第一项研究的被试全是美国人，以便更加清晰地定义适用于美国的个人主义的概念；第二项研究的目的是比较个人主义文化（美国）和集体主义文化（如日本和波多黎各），其核心在于比较在两种文化类型中个体与他们所属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三项研究用以检验如下假设，即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觉察到自己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且一贯享有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成员则报告他们常常感到孤独。所有这些数据都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收集的。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每项研究及其发现。 第一项研究的被试是川迪斯所在的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300名在校大学生。研究者要求每位学生完成一份包括158个项目的问卷，用以测量他们有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行为和信念倾向。如果被试赞同“只有那些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那么他便持有个人主义的立场。而被试如果同意“当我的同事把他们的隐私告诉我时，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则说明该被试持有集体主义的观点。此外，问卷中包括5个生活情景故事（Scenarios），这些情景故事把被试置于一种假设的社会情境中，并要求他们预测自己的行为。该论文中所提供的一个例子是，让被试想象自己想要做一次群体内其他成员都反对的长途旅行。问被试在决定是否去旅行时，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父母、配偶、亲戚、密友、熟人、邻居以及同事的意见。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被试的回答中几乎有50%的变异能够被三个因素所解释，这三个因素是：自力更生、竞争、与所在群体的亲疏关系。只有14%的变异能被“对群体的关注”这一因素所解释。川迪斯对研究1的结果做了如下概括： 他还指出，该问卷所含的项目和生活情景故事能有效地测量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程度，但川迪斯对这些项目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中是否同样有效尚存疑问。 在该研究中，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是否更乐意使自己的个人需要服从于集体的需要？”被试是91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97名波多黎各学生、150名日本大学生和106名年长的日本人。测量集体主义特征的问卷由144个项目组成。问卷被译成西班牙语和日语后交由所有被试进行回答。经之前的研究验证，该问卷的题目分别测查关于集体主义的三个倾向：关心群体、自我与群体的亲密关系和使自己的目标服从于群体的目标。 该项研究的结果互不一致且很有趣：一些结果支持“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理论，而另一些则似乎又对它予以反驳。例如，日本学生比伊利诺伊的学生更在意同学和朋友的观点，但波多黎各学生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特点。此外，尽管日本被试在群体获得荣耀表达了自豪感，但他们在生活中只关注他们所在的某些群体的观点，并牺牲自己的个人目标以服从这些特定群体目标，而不是对所有群体都如此。尽管服从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但事实上日本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少地表现出对群体的服从。有结果表明，随着集体主义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化和西方化，它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向个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作为这一观点的又一证据，研究发现年长的日本被试比日本大学生倾向于认同其所属的群体。 在这一点上，你或许会问，第二项研究的结果如何纳入川迪斯的理论呢？川迪斯把它们解释成一种警示，即有关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结论不应该过分概括化，而必须仔细分析并有选择地应用于特定的行为、情境和文化之中。他对这一观点做了如下阐述： 第三项研究正是试图要完成川迪斯在上述引语中所提出的研究任务，对研究的核心加以限制和细化。该研究拓展了先前的研究结果，即集体主义社会为它们的成员提供了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则在更大程度上体验到孤独。该研究所采用的集体主义-个体主义问卷由72个项目组成，总共施测了来自芝加哥大学和波多黎各大学的100名被试，男女各半。被试还填写了另一份问卷以测量他们所知觉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和孤独程度。 该研究的结果清楚地表明。集体主义与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随着集体主义程度的提高，相应的社会支持水平也会提高。而且集体主义与孤独程度呈负相关，即随着集体主义作用的提高，被试所意识到的孤独程度降低。作为川迪斯理论模型的进一步的证据，对该研究中的美国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因素（能解释最大的变异）是“在竞争中自力更生”，而对波多黎各学生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合群”（与他人的互动）。这些结果正是人们可以由“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预期得到的。 川迪斯解释说，总而言之，本文中所述及的这些研究既支持又改进了他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定义。回过头来看表7-6中所列出的两种文化类型的特征，其所显示的状况似乎是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即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看来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不过，本文证明了这两种文化类型似乎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某一特定社会则处于两端之间的某个点上，这个点通常更接近于连续体的一端而远离另一端。此外，具体到某一文化，其中特定的个体、群体、亚文化以及情境可能会偏离该文化在连续体上的大体位置而向某一端移动。图7-2呈现了这一解释的图示。川迪斯指出：“简言之，这些实证研究表明，我们必须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看作是一种多维的结构，……每一维度的性质和特点主要取决于其所属群体的现状、情境线索以及所研究的具体行为。”（） 尽管该研究的历史很短，川迪斯的研究结果已经成为心理学家看待人类行为的基础之一。在你打开大多数心理学分支——基础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人类性行为、变态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的新版教科书时，你将很难找到一本不涉及川迪斯的这项研究，或是他做的很多其他有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可以说，在有关文化对于决定人格和社会行为所起作用的当代研究中，由川迪斯所阐述、澄清和提炼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是最可靠、最有效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此外，该维度能被应用于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以下正是这方面的两个应用实例。 在川迪斯的这篇论文中，他所提供的证据表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心理社会概念可能会对一种特定文化的成员的身体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这项与冠心病有关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般而言，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心脏病的发病率比在个人主义社会中要低。川迪斯认为，与心脏病密切相关的令人不快和紧张的生活状态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更为常见。为了竞争和实现个人目标，孤军奋战的个体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除了这些消极的生活事件之外，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就缺乏对其成员提供的社会凝聚力和支持力量，而这种力量却恰恰能够减少压力给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影响。当然，正如本文开头部分所讨论的那样，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在心脏病以及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方面出现的文化差异。但很多研究已经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迁居到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后，也越来越易于患上包括心脏病在内的各种疾病。 或许，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两个不同的亚群体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正像川迪斯所指出的（P327），研究人员做了一项以3000名日裔美国被试的研究，主要是比较那些在生活方式和态度上已完全适应了美国风格的日商美国人和那些仍然保持传统日本生活方式的日裔关国人。结果发现，在排除了胆固醇水平、锻炼、吸烟、体重等因素的情况下，前者心脏病发病率仍然是后者的5倍。 当然，你也许已料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维度会影响到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在养育子女的方式上的不同，事实上的确如此。集体主义社会中的父母更加注重培养儿童的“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这种集体自我的特征是对群体规范的服从，对群体中权威的服从，行为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家长常常以公开或微妙的方式对做出符合群体目标的行为模式的儿童给予奖赏（Triandis，1989）。在这种情形下，只是因为自己不喜欢而拒绝从事群体期望自己做的事情是不能被接受的，这种情况也极少发生。然而在像美国这样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中，这种拒绝是一种正常的反应，而且常常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敬！这是因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父母重视培养儿童的“个人自我”（private self）。这就意味着儿童会因具有自力更生、独立、自知之明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潜能的行为和态度而得到奖赏。另一个看待这种差异的角度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反抗（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和独立倾向被看成是一种人格资产（personality assets），而在集体主义社会里，它们被看成是负债（liabilities）。文化经由父母向儿童传达的关于资产或负债的信息是强大而明确的，它对儿童的成长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川迪斯的工作影响着广泛的研究领域。其中一篇文章将川迪斯的理论应用到研究两种文化条件下大学生球迷的态度问题（Snibbe et al.，2003）。研究者对观看重要足球比赛的美国（玫瑰杯美式足球赛）和日本（闪光杯足球赛）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要求这些大学生在足球比赛前和比赛后，分别对自己球队与对方球队的学校和学生进行评定。在这两场比赛中，都是具有优良学术氛围的大学输掉比赛。然而，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学生的反应差别很大：“美国大学生无论是在赛前还是赛后，均表现出对自己球队更加积极的态度。相比之下，日本大学生的评分没有表现出对本队的偏爱。而且，日本大学生对学校的评分反映了每一所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对学生的评价则是根据目前的状态。”（）另一项研究采用川迪斯的理论模型对孤独感进行了跨文化研究（Rokach et al.，2002）。该研究选取了来自北美和西班牙的1000多名被试，要求他们完成关于孤独感成因的调查问卷，其中包括个人体缺陷、发展性障碍、缺乏亲密感、迁徙和分离，以及社会排斥感。“结果表明，孤独感的成因的确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且，北美被试在这五个维度上的得分较高。”（，附加强调） 最后，有一项研究突出了川迪斯研究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我们在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加以研究和比较时，这种比较绝不只限于在国家之间进行。很多国家本身就包括了多种水平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亚类型。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拥有更多的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一项根据川迪斯的理论模型完成的一项有趣的研究（Vandello & Cohen，1999）以图表的形式描绘了美国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布情况。在继续往下阅读之前，请想一想你认为最典型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会出现在什么地方。研究发现，美国的南方腹地具有突出的集体主义倾向，而位于大平原和落基山脉的地区则呈现更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不过，即便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内，也可以发现不同层次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亚文化群体。 川迪斯给所有的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看待基本的文化差异的新视角。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多种社会文化日益交织，我们所直接经历的文化多样性常常会导致一些潜在的误解、沟通障碍、冲突和挫折。对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差异的觉察和尊重，有可能让我们朝着缓和文化分歧与促进世界和谐的积极目标迈出一小步，但却是富有意义的一步。
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内容之一。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原则。指一切言行以合乎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是共产主义道德区别于一切旧道德的本质特征。集体主义作为道德原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过程中产生的。作为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它出现在20世纪初。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来的。它继承了历史上先进的伦理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概括和总结了先进工人中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的行为和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的内容是：一方面，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在维护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当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共产主义是集体主义的最高形式。集体主义反映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是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集体主义最高原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集体主义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牺牲精神。 优越性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能使前瞻性决策得以实现。当集体内所有个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候，集体主义的优越性无与伦比的体现出来。集体主义的优势在灾难面前尤其高大。集体主义并非社会主义所独有。例如在大规模水灾时，牺牲自己的家园保护下游大型工业、商业区的行为，以及日本为了集体而牺牲自己的思想。 局限性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局限于其领导层是否具有集体主义精神，是否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是否具有全局观念。集体主义本身的含义主张个人要服从集体，集体利益重于或大于个人。如果集体内人人平等的服从集体，当然这个含义是科学而充满大局观的。然而形成集体，就会在集体内部形成领导层和非领导层，造成集体内部个人的不平等。集体主义在这种不平等状况下，是一个空幻的概念。集体主义更容易成为“集体”的“老大哥”侵犯“集体”内的无权力人士个人利益的一种工具。事实上几乎所有强调集体主义的“集体”都不同程度的在集体主义的大义下侵犯甚至剥夺集体内个体的一切可以被侵犯的利益。集体主义的局限性在灾难面前尤其明显。例如在大规模水灾时，集体的领导人会充分利用集体赋予的权力，率领家人使用优先的交通工具转移财产和家人到安全的地区。
我们社会的精神境界一贯强调“集体主义”，可它究竟是什么呢？人们认为：“集体主义”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的基本道德原则，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它要求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强调集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性，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尽管它也提倡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与协调，要求二者辩证统一地发展，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但是，我们不能不考察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价值。 长期以来，以传统集权思想为本的中国社会，更注重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样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点，集体主义的独特表象就显露出来了，那就是它追求趋同，而埋没了人最本质的东西——个性与特长。 以趋同为基础，我们有了为人民服务的绝对要求，有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舍己精神，有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这些本无可厚非，但最怕的是物极必反，久而久之的结果是：多数服从少数，惟命是听，惟命是从。而人的个性创造、个性发挥，最终则被扭曲和抹杀掉了。 团队精神的基础 —— 挥洒个性 我们该培养什么样的团队精神呢？或许应该先搞清楚：什么是团队？ 什么是团队？看起来这不像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今天，团队似乎随处可见，而人们也早已泛滥地使用这个词汇了。可如果我们深究：什么样的团队才能够使工作做得最出色、什么样的团队管理才能够真正提高团队的效率时，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这就必须要寻本溯源，回到对“团队”的再理解上来。 《团队的智慧》的两位国际知名作者琼·R·卡扎巴赫、道格拉斯·K·史密斯一再强调要精确地区分团队和一般性的集团：团队不是指任何在一起工作的集团。团队工作代表了一系列鼓励倾听、积极回应他人观点、对他人提供支持并尊重他人兴趣和成就的价值观念。 我们再来看看韦尔奇提到的典型团队——运动团队，不难发现：其一，团队最基本的成分——团队成员，是经过选拔组合的，是特意配备好的；其二，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干着与别的成员不同的事情；其三，团队管理是要区别对待每一个成员，通过精心设计和相应的培训使每一个成员的个性特长能够不断地得到发展并发挥出来。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团队。 这样，团队与一般性集团鲜明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创造团队业绩。团队业绩来自于哪里？从根本上说，首先来自于团队成员个人的成果，其次来自于集体成果，一句话，团队所依赖的是个体成员的共同贡献而得到的实实在在的集体成果。这里恰恰不要求团队成员都牺牲自我去完成同一件事情，而要求团队成员都发挥自我去做好这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最不可忽视的团队高效率的培养，团队精神的形成，其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成就。设置不同的岗位，选拔不同的人才，给予不同的待遇、培养和肯定，让每一个成员都拥有特长，都表现特长，而这样的氛围越浓厚越好。 团队精神的核心 —— 协同合作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团队的根本功能或作用，即在于提高组织整体的业务表现。强化个人的工作标准也好，帮助每一个成员更好地实现成就也好，目的就是为了使团队的工作业绩超过成员个人的业绩，让团队业绩由各部分组成而又大于各部分之和。 于是，团队的所有工作成效最终会不由分说地在一个点上得到检验，这就是协作精神。如果没有鲁本对自己工作岗位的深切了解和认识，没有他执着的工作协作精神，韦尔奇还会是今天GE里的这个韦尔奇吗？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生动的例子：一次，联想运动队和惠普运动队做攀岩比赛。惠普队强调的是齐心协力，注意安全，共同完成任务。联想队在一旁，没有做太多的士气鼓动，而是一直在合计着什么。比赛开始了，惠普队在全过程中几处碰到险情，尽管大家齐心协力，排除险情，完成了任务，但因时间拉长最后输给了联想队。那么联想队在比赛前合计着什么呢？原来他们把队员个人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精心地组合：第一个是动作机灵的小个子队员，第二个是一位高个子队员，女士和身体庞大的队员放在中间，殿后的当然是具有独立攀岩实力的队员。于是，他们几乎没有险情地迅速地完成了任务。 可见团队的一大特色：团队成员一定是在才能上互补的。共同完成目标任务的保证就在于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并注重流程，使之产生协同效应。 团队精神的境界 —— 凝聚力 至此，我们要问，团队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全体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这是从松散的个人集合走向团队最重要的标志。 在这里，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并鼓励所有成员为之而奋斗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向心力、凝聚力，一定来自于团队成员自觉的内心动力，来自于共识的价值观。我们很难想象在没有展示自我机会的集团里能形成真正的向心力；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在没有明了的协作意愿和协作方式下能形成真正的凝聚力。那么，确保没有信任危机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损害最大的莫过于团队成员对组织信任的丧失。 那么究竟什么是团队精神？我们是否可以说就是在企业里有这样一种氛围：能够不断地释放团队成员潜在的才能和技巧；能够让员工深感被尊重和被重视；鼓励坦诚交流，避免恶性竞争；用岗位找到最佳的协作方式；为了一个统一的目标，大家自觉地认同必须担负的责任和愿意为此而共同奉献。
欧洲建筑是分布在欧洲的古代建筑的统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洲西方建筑文化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西方建筑中的解构主义
摘要：解构主义是对正统原则和正统标准进行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所谓的正统原则和正统标准就是现代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与标准。解构主义形式的实质是对于结构主义的破坏、分解与重组，因此，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个人性的特征。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解构主义;正统;创新
一、解构主义的起源
解构主义哲学主要是以人文哲学为背景而产生的，其作为一种设计风格的探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它的哲学渊源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解构主义的直接来源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不满于贯穿西方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而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对于那种传统的亘古不变的哲学信念发起的挑战，1967年以《文字与差异》、《论文字学》、《语音与现象》这三部书的出版正式宣告解构主义的诞生。
雅克・德里达以人的永恒参与为由，认为书写语言使符号呈现出难以抹灭的物质铭刻，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多样化的、无止尽的、模糊的。同时，他强调符号不能使概念有意义，认为语言是一种开放的、变异的、无中心含义的结构状态。他还认为建筑的目的是控制整个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因此，反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垄断地位，反对现代主义的权威地位，反对把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对立起来的二元对抗方式。总而言之，可以看出解构主义的特点就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的理论。
二、什么是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实质上是对于结构的破坏、分解与重组，是对正统原则和正统标准的批判、继承和发展。按照解构主义理论，可以运用科学的符号学原理来分析图像，并且分别说明其视觉的、文化的、以及语言的意义，这一分析过程称之为解码。解构主义的设计师们的共同点是赋予设计艺术作品各种各样的形态，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使其作品具有不安定且富有运动感形态的倾向。解构主义风格的设计作品大都具有无绝对权威、个人的、非中心的、恒变的、没有预定设计、多元化的、非同一化的、破碎的、凌乱模糊等特点。大多数的作品看似凌乱无章，而实质有内在的结构因素和总体考虑的高度理性化特点。
三、建筑上的解构主义浪潮
二十世纪是各种风格与各种主义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比以往更多的设计风格和流派，集中地反应了各种流派设计思潮对建筑观念的挑战与探索，同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天才建筑设计师。在解构哲学的发展影响波及到建筑后，越来越多的表现在建筑上，建筑理论家将解构主义理论引入建筑理论，这一理论解放了设计者被传统的结构主义完整性的约束，设计手法越来越让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人物如弗兰克・盖里、伯纳德・屈米、彼得・埃森曼等。解构是文化的重构者，建筑元素的交叉、重叠和碰撞成为设计的整合过程和结果。虽然形态表面似乎呈现某种无序状态，但是其内部的逻辑及思辨过程却是清晰统一的。解构主义建筑实践过程追寻各种各样的手法，创造出同经典建筑模式完全相反的充满矛盾、冲突、变异乃至怪诞的建筑形态，但是建筑理论家们将这些建筑师统称为解构主义建筑师，而这支流派则被命名为“解构主义”流派。
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解构主义建筑设计家弗兰克・盖里在他的设计中就采用了解构主义方式，即把完整的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建筑整体破坏处理，然后重新组合，形成破碎的空间和形态。盖里的作品相当独特，极具个性，他通常使用多角平面、倾斜的结构、倒转的形式以及多种物质形式并将视觉效应与用到图样中去。他1978年设计的位于洛杉矶自己的寓所，使用了包括金属瓦楞板、铁丝网的色彩鲜艳的工业材料，是最早的解构主义作品之一。1998年弗兰克・盖里设计和建造完成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集中了他后期解构主义的思想，整个建筑在河边，采用了弯曲、扭曲、变形、有机状、各种材料混合拼用等手法。
20世纪80年代，建筑理论家伯纳德・屈米、彼得・埃森曼与德里达开始有所接触并相互影响。屈米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引入建筑理论，他认为应该把许多存在的现代和传统的建筑因素重新构建，利用更加宽容的、自由的、多元化的方式来建造新的建筑理论框架。伯纳德・屈米的作品重新定义建筑在实现个人和政治自由中的角色。自20世纪70年代起，屈米就声称建筑形式与发生在建筑中的事件没有固定的联系，他的作品强调建立层次模糊、不明确的空间。在屈米的理念中，建筑的角色不是表达现存的社会结构而是作为一个质疑和校订的工具存在。
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央视大楼是典型的解构主义建筑，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建筑之一。它是由荷兰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库哈斯认为，在摩天大楼的设计中“大多数只是按照预先的方式进行布置，在其中进行的只是惯常的活动”他觉察到摩天大楼的创造模式已成为定式，应该有新的创作逻辑与思路，同时，在对于高层建筑的高度问题上，他认为不必“参与对终极高度的无谓竞争”，而是建造“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群”。
四、解构主义建筑的发展及问题
总的来说，现在的解构主义具有无规则、残缺、突变、矛盾、独特的特点，打破传统颠倒传统元素，然后重组一种新的风格，这种模式顺应了现代人们不断追求创新，追求标新立异，追求释放自我的时代。虽然其在声势上很大，在建筑设计探索之路上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解构主义本身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解构主义建筑理论试图从建筑语言上重组建筑，实现建筑意义的真实表达，虽然实现了反正规传统和正规标准的建筑模式，但是同时造就了光怪陆离的建筑景观和对解构主义的错误认识。从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中可以看出解构主义建筑是现代主义风格之外的一种理性风格，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解构主义建筑作品对现代主义建筑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由于解构主义本身的一些问题以及人们的错误理解，比如：结构过于复杂、工程造价昂贵增加工程技术的难度以及形式的破碎与城市现有的形态显得格格不入，无法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解构主义”这个词，在国内很是时髦，被看成是后现代的核心思想，人们将其理解为“破坏”，意思是要拆除一切既定的原有的结构或者模式，实则不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在破坏同时也在建造着。或许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为我国设计的央视大楼引起广大人们的关注并将成为解构主义建筑在新世纪的一个里程碑性的建筑。打破了传统摩天大楼的呆板布局，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这次设计造价也相当惊人，像这样的建筑是否真的具有现实意义?当然从建筑学角度分析，它的确是建筑形式上的大突破，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解构主义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和争议，但是，解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面临危机，而后现代主义又被人们所厌恶之时，作为一个后现代时期的设计探索形式之一而产生的。在建筑理论方面，它敢于打破正规传统和正规标准，使建筑设计师门从传统的建筑模式中释放出来，对新世纪的建筑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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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津 建筑的解构与解构的建筑――思想及作品解析|D|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02
浅谈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摘 要】 随着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在中西文化不断地摩擦和冲击过程中，中国的建筑文化受西方建筑的影响比较严重。现阶段，中国建筑在处理本土和外来建筑文化问题上出现很多缺陷，不但使许多地区的本土特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历程，讲述了中国建筑如何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最后针对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在如今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借鉴外来文化与创新时代文化三者的关系意义重大。
【关键词】 中西结合、建筑、传承与融合
一、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
放眼中国几千年的建筑文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建筑文化基本上是呈现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势，几乎是没什么变化和突破，好坏之分也只能从建筑的用料和做工质量来分辨，在文化内涵的表现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经历了无数朝代的更迭和社会的变革甚至民族的分裂与融合，但由于我国社会制度仍然没有打破封建社会的桎梏，所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动。封建制度是中国建筑文化的基础，封建皇权的统治使人民无力反抗，甚至有人认为封建制度永远不会灭亡，所以，中国的建筑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继承与传承下渐渐达到了顶峰。即使如此，中国早在近代之前也存在过西方风格的建筑，但是数量和规模都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限制，比如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圆明园中长春园的海晏堂，这个建筑是由意大利人郎世宁为代表的多人共同设计而成，是典型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但这个建筑仍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式风格，因为建筑材料和许多装饰花纹都是使用的琉璃瓦等中国特色材料。所以，中国封建社会这段时期内的西方风格建筑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发展，相反却受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不少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中国的建筑文化出现变革的分水岭大约在改革开放前后。封建统治时期的城市建筑以皇城宫殿、贵族官邸、封建园林、宗教寺庙以及君王陵墓为主，这些造就了中国建筑文化的精华，是中国几千年人民智慧的结晶。可以发现，我国古代的建筑是按照一种辐射式的铺设方式，以某一个重大建筑为中心，向四周蔓延的结构形式。很明显，这种建筑风格是为了维护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为了方便统治者对周围事物的管理。除了这种城市建筑的功能性需求，这种辐射式的结构也体现了人民对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比如，人们会围绕宗教寺庙、家族宗祠或是官府居住，这样不但可以就近祈福、朝圣，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加平静的生活。
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建筑文化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换，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也迈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城市建筑的铺设机构也由原来的辐射式变成了分散式。即使在大型城市，也很难见到巨型的建筑群，无论是政府、企业或是交通枢纽，已经开始向城市的边缘迁移。这样，城市建筑的文化表现力开始由原先的核心建筑群向普通的建筑转移，单体建筑越来越凸显自我，从造型、结构到色彩内容都开始丰富起来。城市建筑群众的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多，新式建筑的兴起也越来越频繁，这些都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变更的直接体现，中国已经完全摆脱封建社会为了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而延续下来的建筑群结构，进入了当前城邦集中式建筑与农村散点式建筑相结合的新型建筑群结构。
二、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的影响
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开始进入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这次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也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讲究的是“中和”和“中庸”，这与西方建筑自由和开放的审美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冲击。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我国更是越来越受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与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影响，于是，我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开始与西方建筑文化相融合，并且开始转型为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式建筑。
中西建筑文化强烈的冲击从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在这期间，西方风格的建筑在中国发展较快，但在中国广阔的疆域中仍属于稀奇建筑。由于我国当时经济和社会的落后，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这段时间兴建的建筑大多受到外国人的控制，由为西方设计，中国人施工。主要表现为：
1、办公类。中国最早的办公类西方建筑要属传播西方教义的教堂，这类建筑带有极强的西方文化特色，但是精神的寄托并不是西方列强所需要的。为了追求更多剩余价值和物质利益，西方列强开始兴建与洋务运动相关的办公类建筑。众所周知，我国最早的办公建筑就是封建时期的政府官员审案办案的衙门，这些建筑都形似目前老北京的四合院，中间的大院四周是平房型建筑，具有非常浓厚的中国建筑文化风味。中西文化冲击后，受到国外建筑文化的影响，我国也开始修建多层的楼房与大院相结合的办公类建筑，高层楼房属于西方风格，而大院式的格局则带有中国风味，这种建筑则属于中西建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2、住宅类。住宅类的建筑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上海的里弄式建筑，它最早起源于欧洲联排式的木板式建筑，由于木材容易着火发生火灾，1870年上海里弄建筑基本都变成了石库门住宅。这些建筑在总体的排列方式上是欧洲的早期联排式，但是每一个建筑的平面结构则是中国北方传统的四合院结构，但是在细节和装饰方面又具有南方传统特色。这种借鉴了欧洲风格的新式石库门建筑，整体建材使用了石头和砖料，具有更加丰富的欧洲风格的铁门和装饰，最大的变化就是阳台的添加。我们熟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兴业路76号石库门就是一处当时最典型的中西结合的石库门建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流如同交响乐一般，不同音调和旋律此起彼伏，中国建筑文化在传承发扬本土特色的同时，受到了非常强烈的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
三、我国建筑的发展前景
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种风格的建筑都是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沉淀才能延续下来，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在分析了中外建筑文化差异和冲击的基础上，对我国建筑的发展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建筑文化必须传承和延续本土的特色文化，中国的城市建筑文化具有几千的辉煌历史，更应该充分的体现出来。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缺乏这种突出本土建筑文化特色的政策，许多地区由于受到外来建筑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已经开始逐渐丧失本土民族特色。我国建筑文化的“本土性”和“国际性”分辨不够清晰，开发商也受到外来建筑设计开放性的影响，盲目的追求外来建筑文化。所以，城市建筑在学习借鉴国外优良特质的同时必须追求本土特色。
其次，一座城市的文化的表现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地的建筑文化，城市建筑的风格与特质也反映出城市人民的素质和价值取向。建筑文化的发展是城市多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比如地理位置、历史背景、风土人情、气候变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特色等。所以，每一座建筑的兴起必须讲求物质功能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先进，最重要的是丰富的文化内涵。
总结
在西方建筑文化面前，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在积极、主动的学习其精髓的同时，一定要摒弃照搬照抄的做法，对外来的文化要有针对性的加以利用，而非全盘推行。最重要的是保证本土建筑文化特色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结合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的基础上鼓励创新。中国的建筑需要新的一代人进行传承和发扬，走出现阶段我国建筑文化低沉期，走向一片新的光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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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 你看着挑挑吧··希望能帮到你。。嘿嘿浅析室内设计中光环境设计艺术 摘要：室内光环境是室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室内设计中人工照明灯光环境设计的基本原则，室 内光环境的表现形式，灯具的种类及艺术形式等方面对室内光环境设计的方法进行了探讨。 关键字：室内光环境；室内设计；灯具 室内是指建筑物的内部，即建筑物的内部空间， 室内设计就是对建筑物的内部空间进行设计，由于 设备、陈设、家具等大大改观了室内设计的本质，使 之不再满足人们对室内视觉上的美化装饰要求，而 是综合运用技术手段、艺术手段创造出符合人们生 活要求，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室内环境。室 内设计必须满足人在视觉、听觉、体感、触觉等多方 面的要求，从家具造型到陈设挂件，从采光到照明， 从室内到室外，来重视整体布置，创造一个共享空间 满足不同经济条件和文化层次的人生活与精神的需 要。所以在室内设计中，无论是家庭还是公共场所， 都必须考虑与室内设计有关的基本要素来进行室内 设计与装饰。这些基本因素主要有功能(包括使用功 能和精神功能)、空间、色彩、线条、质感、采光与照明 等。而采光与照明则是表现室内设计的效果的有效方 法，本文将从不同的方面阐述室内光环境的设计。 灯光照明设计必须符合功能的要求，根据不同 的空间、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照明方 式和灯具，并保证恰当的照度和亮度。例如：会议大 厅的灯光照明设计应采用垂直式照明，要求亮度分 布均匀，避免出现眩光，一般宜选用全面性照明灯 具；商店的橱窗和商品陈列，为了吸引顾客，一般采 用强光重点照射以强调商品的形象，其亮度比一般 照明要高出3～5倍，为了强化商品的立体感、质感 和广告效应，常使用方向性强的照明灯具和利用色 光来提高商品的艺术感染力。 室内光环境的设计，与过去买几根白炽灯管、几 个彩色灯泡胡乱布置一番相比，灯光设计将是设计 领域的一项系统工程。为了追求生活的品质，灯光在 室内设计中被细分出来，承担着独当一面的责任。于 是，灯光在居室中也就不仅仅局限于照明的作用，而 是通过设计师的整体统筹安排，在方便生活的同时， 强调装饰美感，传递出空间美学的信息。 1室内设计中灯光的设计原则 美观性原则 灯光照明是装饰美化环境和创造艺术气氛的重要手段。为了对室内空间进行装饰，增加空间层次，渲 染环境气氛，采用装饰照明，使用装饰灯具十分重 要。在现代家居建筑、商业建筑和娱乐性建筑的环境 设计中，灯光照明更成为整体的一部分。灯光不仅 起到保证照明的作用，而且十分讲究其造型、材料、 色彩、比例、尺度，灯具已成为室内空间的不可缺少 的装饰品。通过灯光的明暗、隐现、抑扬、强弱等有 节奏的控制，充分发挥灯光的光辉和色彩的作用，采 用透射、反射、折射等多种手段，创造温馨柔和、宁静 幽雅、怡情浪漫、光辉灿烂、富丽堂皇、欢乐喜庆、节 奏明快、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等艺术情调气氛，为人 们的生活环境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情趣。 经济性原则 从节约能源的角度出发，节能灯是目前运用范 围最广的一种灯源，使用率几乎达到90%以上。不 过，目前市场上的节能灯在室内运用中还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首先，节能灯属于散光的光源，照明范围 广，但却没有突出强调的作用，在室内设计中缺乏展 示性；其次，节能灯头不能调光，只能固定在某个明 暗度，所以限制了它在卧室、书房等需要灯光调节的 区域的出境率。 然而，在灯光的布光中，灯光照明并不一定以多 为好，以强取胜，关键是科学合理。灯光照明设计是 为了满足人们视觉生理和审美心理的需要，使室内 空间最大限度地体现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并达到 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统一。华而不实的灯饰非但 不能锦上添花，反而画蛇添足，同时造成电力消耗， 能源浪费和经济上的损失，甚至还会造成光环境污 染而有损身体的健康。 灯光照明的亮度的标准，由于用途和分辨的清 晰度要求不同，选用的标准也各不相同。 安全性原则 室内灯光照明设计要求绝对的安全可靠，由于 照明来自电源，必须采取严格的防触电、防触电、防 静电、防断路等安全措施，以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2室内灯光的表现形式 面光表现 面光是指室内天棚、墙面和地面做成的发光面。 天棚灯光的特点是光照均匀，光线充足，表现形 式多种多样。如用日光灯吊顶，光线密度均需一致， 以保每个空间都光线充足，在不同的室内设计软件 中，都强调了面光的布光效果，如在3ds max、圆方等 室内设计软件中光晕的创建方法；又如用大面积筒 灯吊顶，天棚上有规律的牛眼灯，犹如夜空星罗棋 布；再如结合天棚梁架结构，设计成一个个光井，光 线从井格射出，产生别具一格的空间效果。 墙面光一般为图片展览所用，把墙面做成中空 双层夹墙，面向展示的一面的墙做成发光墙面，其中 嵌有若干个玻璃框，框后设置投光装置，形成发光展 览墙面，大型灯箱广告也属于此类照明。 地面光是将地面做成发光地板，通常为舞池设 置，多彩的发光地板，其光影和色彩伴随着电子音响 的节奏而同步变化，大大增强了舞台表演的艺术气 氛。 带光表现 所谓带光是将光源布置成长条形的光带。表现 形式变化多样，有方形、格子形、条形、条格形、环形 (圆环形、椭圆形)、三角形以及其它多边形。如周边 平面型光带吊顶、周边凹入型光带吊顶、内框型光带 吊顶、内框凹入型光带吊顶、周边光带地板、内框光 带地板、环型光带地板、上投光槽、天花凹光槽、地脚 凹光槽等。长条形光带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在人流众 多的公共场所环境设计中常常用作导向照明，其它 几何形光带一般作装饰之用。 点光表现 点光是指投光范围小而集中的光源。由于它的 光照明度强，大多用于餐厅、卧室、书房以及橱窗、舞 台等场所的直接照明或重点照明。点光表现手法多 样，有顶光、底光、顺光、逆光、侧光等。 3灯具的种类及艺术效果 灯具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日新月异的发展，花色 品种繁多，造型丰富，光、色、形等可谓变化无穷，灯 具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照明的条件，而且是室内 环境设计中重要的画龙点睛之笔，灯具按照安装方 式可分为如下类型。 悬吊类———通称吊灯 有一般性吊灯，用于一般性室内空间；花灯，用 于豪华高大的大厅空间；宫灯，一般用于（下转40页） （上接52页）具有传统古典式风格的厅堂；伸缩性吊 灯，采用伸缩的蛇皮管或伸缩链作吊具，可在一定范 围内根据需要调节灯具的高度。 吸顶类———紧贴顶棚的灯具 有凸出型吸顶灯，这类灯具适用面较大，可以单 盏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前者适用于较小的空间， 后者适用于较大的空间；嵌入型吸顶灯，灯具嵌入天 棚内，组合使用给人以星空繁照的感觉。 壁灯类 壁灯有附墙式和悬挑式两种，安装在墙壁和柱 子上。壁灯造型要求富有装饰性，适用于各种空间。 落地灯 也称座地灯，是家居客厅、起居室、宾馆客房、接 待室等空间的局部照明灯具，是室内陈设之一，具有 装饰空间的作用。 台灯 座落在台桌、茶几、矮柜的局部照明的灯具，也 是现代家庭中富有情趣的主要陈设之一，在现代宾 馆中，台灯已经成为具有特色的装饰照明手段。关 键 词：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色彩情感倾向 理性应用 现代社会中，色彩设计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城市建筑到日常生活，色彩的参与无处不在，色彩是影响感官的第一要素,人们观察物体时，视觉神经对色彩反应最快，同时还伴随着其他感觉器官及大脑的活动，从而产生综合性的知觉和意识。色彩悄无声息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因此，正确地进行色彩设计在很多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章将对色彩的感性倾向在室内设计中的理性应用进行探讨。 当人们使用色彩时，不仅要依据客观的科学知识，而且要结合印象、记忆、联想、象征、经验和传统习惯等以达到最佳的色彩效应。而这些客观知识以外的主观感受就是色彩的感性倾向，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色彩影响生理功能 不同的色彩能引起人的不同生理反应。匈牙利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他们把蒙住双眼的受试者分别引进红色、黄色和蓝色的房间，结果受试者在房间内睁开双眼后，脉博跳动的速率分别呈现“偏快、正常、偏慢”的状态。大家知道，色彩体系大致可分为冷暖两个色系，波长长的红光和橙色光、黄色光给人以温暖感；相反，波长短的紫色光、蓝色光、绿色光给人以寒冷的感觉。冷色与暖色除了给人在温度上的不同感觉外，还会带给人们一些其他感受，例如，重量感、湿度感、进退感等。色彩使人产生的生理反应并非来自物理上的真实情况，而是与人们的视觉与心理联想有关。 二、色彩影响心理功能 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阐述：“一般说来，色彩直接地影响着精神。色彩好比琴键，眼睛好比音槌，心灵仿佛是绷满弦的钢琴，艺术家就是弹琴的手，它有目的地弹奏各个琴键来使人的精神产生各种波澜和反响。”人们生活在一个色彩的世界中，积累着许多色彩方面的视觉经验，当知觉经验与外来色彩刺激产生呼应时，就会引发人心理上的某种情绪，这就是色彩的感性倾向。不同的色彩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和联想，比如，红色给人以热情、危险、活力、喜庆、愤怒等感觉；蓝色则让人感觉平静、悠久、理智、清新。 三、色彩的情感表现功能 既然色彩能够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那么不同的色彩必然有着不同的情感表现，应用时一定要根据情况来认真考虑、谨慎选择。比如，红色是中国的传统色彩，它具有吉祥幸福、热烈欢乐的寓意，因此，婚庆典礼、节日盛宴等喜庆场所的室内设计色彩以红色为主色调，忌用黑色、青色等肃穆的色彩。新娘的结婚礼服的颜色中西方都喜用白色，因为白色象征纯洁，而大红色的传统礼服在中国的婚礼上也是常见的服饰；而丧葬场所的室内设计色彩正好相反，红色等暖色系的明亮色调绝对不会出现，否则就是大不敬。 色彩的情感表现功能具体表现如下。 1.不同人群对色彩的不同情感需求 在进行室内空间的色彩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目标人群的年龄、职业、教育背景、喜好等具体情况，将使用者的内容摘要： 关 键 词：念故去的人而佩戴黑色的袖标，灵堂一般也是以白花黑纱布置的。另外，不同的宗教，其颜色的象征意义也不同，以黄色为例，在佛教中，黄色有谦卑、超脱俗世之意；而在基督教中，黄色曾是犹大衣服的颜色，因此有着卑劣及背叛的象征寓意。在室内设计时，应尊重空间使用者的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在色彩运用方面做好充分的市场调查。 4.不同的地域与环境对色彩的不同情感需求 不同的地区，因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客观因素影响，人们所普遍认可接受的色彩也有所不同。比如，热带地区的人们比较喜欢强烈多变的色彩，寒带地区的人们偏爱柔和沉着的色彩。在农村，人们对纯粹的、能够产生鲜明对比的色彩情有独钟，而在城市，人们则更欣赏协调雅致的色彩。就居室而言，因其坐落的方向不同，室内色调的选择也应该有所差异。一般地说，如果居室门窗南向，充足的阳光使室内色调易呈暖色，这样的居室色彩就应该以偏冷的色调来平衡温度的感觉；反之，门窗北向者的房间，居室色彩应以偏暖色的色彩来增加室内的温度。 综上所述，室内空间的色彩选择，只有充分考虑使用者所处的地域情况、民族风俗、宗教取向及使用者的性格特征、年龄职业、人生阅历等因素，才能设计出真正符合客户需求的空间。 色彩可以改变人们对已知空间的视觉认识，也可以在空间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时，我们应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一、遵循和谐统一的原则 室内色彩设计切忌“姹紫嫣红”“群芳争艳”，色彩未经统一规划而各行其是，势必会导致室内色彩的紊乱。在进行室内设计时，首先，应确定室内色彩的主色调，然后确定使用同一色系、对比色系还是互补色系的色调。只有在主色调确定后，才能根据色系的不同来确定相应的辅助色调。主色调一般不宜采用大面积的鲜艳的颜色，辅助色调则可根据实际情况大胆选用小面积的较高明度或纯度的色彩，便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其次，室内色彩的均衡感也很重要，色彩的明暗和面积最能影响整体色彩的均衡感，一般来说，明度高的色彩在上、明度低的色彩在下容易获得色彩均衡。比如，天花板要比地板颜色浅,否则容易产生压迫感。另外，在设计时可以考虑背景色比主体色轻浅；彩度高、暖色的面积应小于彩度低、冷色的面积等。总之，整体空间的色彩应该是上轻下重、淡妆浓饰，统一中有对比，和谐中有律动，稳重中又不乏变化。 二、用色彩界定空间 1.色彩可以规划空间 以色彩来划分室内不同的功能区域既省时省力、经济快捷又效果明显。但是有一点应该注意，那就是各区域的色调一定要和室内整体的空间色彩，也就是主色调相协调。另外，应发挥不同色彩的情感倾向，辅助室内功能更好地实施。比如，在餐饮区域的用色中，黑色或纯度太低的颜色都是不恰当的选择，因为大面积的黑色会使人感到沉重和压抑，而过于混浊的色彩会给人以不洁净的感觉。故餐室的色彩应以暖色为主，黄色系中的橘黄、乳黄最能增加食欲，其次是柠檬黄；而学习和办公的区域要求人们头脑冷静、注意力集中，因此,不应采用明度和纯度较高的过于跳跃的色彩，而应以明度和纯度较低的柔和舒缓的色彩为主，比如选用灰色系、蓝色系、绿色系等纯度较低的或者偏冷调的色彩；卧室是家庭住宅中私密性要求最高的场所，其色调选择以私密和安静为前提，艳丽明亮的色彩使人觉得兴奋，不利于休息，因此，纯度和明度相对较低的淡雅平稳的色彩是卧室色彩的最佳选择；卫生间最重要的要求是清洁卫生，故装饰它的色调以白色、浅绿色、浅蓝色等冷色为宜，使之有清洁干净的感觉。 2.色彩可以调整空间 通过色彩的冷暖特点使观者在视觉上产生一种错觉，从而改变空间大小和高度给人的感觉，也可以改变空间的整体氛围。比如，若想使狭窄的空间变得宽敞，应该使用明亮的冷色调，以加强视觉上的空间感。明度、纯度较高的色彩可以使空间变得更加明亮、活跃，而明度、纯度较低的色彩则会使空间显得幽静、隐谧。 三、合理运用色彩的生理和心理调节功能 在规划室内空间的色彩时，应充分考虑空间使用人群的自身属性（包括年龄、性格、修养、喜好等），空间活动和工作内容的不同及人群在空间内活动和使用时间长短的不同等因素。比如，教室、书房等用于长时间学习的房间，其色彩对视觉的作用影响较大。因此应主要考虑如何减少视觉疲劳，在房间内增加绿色调的面积，具有一定的醒目醒脑的功效；某些医院的医生手术时要穿绿色大褂，也是因为绿色给人希望、平和、悦目的视觉感受，可以起到镇静作用，绿色不但能够舒缓病人的心理压力，而且可以减轻病痛；医院的室内装饰或者医护人员的服饰采用浅粉色、淡紫色，可以减轻医院带给人的冰冷、痛苦的感觉，使患者感到温暖和有人情味。 四、综合运用室内各种色彩 在室内色彩设计中，色彩所涵盖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墙面色彩（包括地板、天花等）、家具色彩（包括装饰材料及家具）和灯光照明的色彩效果，这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灯光照明所产生的色彩效果经常被人们所忽略，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灯光的冷暖、聚散完全可以营造出你所需要的气氛。同一场地，会因为灯光的不同而使人在视觉和心理上产生不同的感觉。色彩与灯光有鲜明的隐喻作用，并且灯光的色彩效果会给人带来不同程度的视错觉，举个简单的例子，不同彩色光源的照射会对食品色彩产生很大影响，从而引起人们不同的食欲反映，农贸市场出售肉食的摊位用红色灯光照射食物，使肉食看上去更加新鲜，从而引起人的食欲，这就是灯光所产生的效果。 此外，室内各种装饰材料的材质选择也很重要。无论是家具，还是窗帘、壁饰、灯具等，不仅要讲求它们的色调美，还要注重它们的质感美，在设计时必须进行整体的统一规划。只有如此，才能使诸要素和谐统一、相得益彰，才能使色彩真正起到衬托空间、美化空间、营造空间气氛的作用。 综上所述，色彩宛如变幻莫测的精灵，使室内空间设计变得有趣而又变化无穷。色彩可以影响人的感觉、情绪及身体健康，也可以赋予相同的空间以绝对不同的风貌。在室内设计中充分发挥色彩的功能特点，理性地运用色彩的感性倾向，往往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创造出和谐舒适的完美情境。 参考文献： [1]（英）杰克·特里锡德.象征之旅.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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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思想比较研究——都是为了追寻文本的意义踪迹那种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关文本解读的基本思想应该是互补的,它们归根结底实质上都是为了追寻和挖掘文本的深层意义。 一、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峙”背后的联姻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把符号分成了能指和所指两种。任何一种语言,从单词到句子,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基本的意义。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概念形成了一种寻找语言意义的结构模式,对结构主义思想的兴趣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是,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的这种结构主义语言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脉,必须加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源于希腊语“逻各斯”,意思是“语言”或者“定义”。《圣经新约》里说,“万物始于词语”,因此语言被提高到一个全部真理的终极本源的中心地位。从语言观的分歧上看,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似乎是相对峙的,但他们之间在渊源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文本解读思想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 1 从中心到边缘。结构主义从索绪尔那里开始就迈向了形式、模式和结构的台阶,其目的就是要建构一个追踪深层意义结构的话语权威中心。雅可布逊用音位学方法来分析诗歌,使之形成一个功能结构。它的各个要素只能在同一构架之内才能理解的原理实际上已经为诗歌的创造和解读建立了一个诗歌权威结构中心。列维 斯特劳斯通过对俄狄浦斯等神话结构的分析,创立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也是在走向一个神话结构的权威话语中心。巴特则崇尚一个认为制造意义活动的权威中心。“中心”于是形成了某种可靠的深层话语结构。二项对立的文本分析方法就是一种分析模式, 即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些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联系的、排列的转换关系,认识对象的复合结构。[1](Ｐ17)这种二项对立的结构模式在文学史上大量存在。巴尔扎克在给阿柏朗台斯公爵夫人的信中写道:“就我所知,我的性格最特别。我观察自己如同观察别人一样;我这五尺二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能有的分歧和矛盾。有些人认为我高傲、浪漫、顽固、轻浮、思想散漫、狂妄、疏忽、懒惰、懈怠、冒失、毫无恒心、爱说话、不周到、欠礼教、无礼貌、乖戾、好使性子,另一些人却说我节俭、谦虚、勇敢、顽强、刚毅、不修边幅、用功、有恒、不爱说话、心细、有礼貌、经常快,其实都有道理。说我胆小如鼠的人,不见得就比说我勇敢过人的更没有道理,再如,说我博学或无知、能干或愚蠢,也是如此。”[2]巴尔扎克的这些二项对立的性格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形成了美丑并存、善恶同在、真伪共生的错综复杂的人物性格的群体。[1](Ｐ172)这些二项对立的具体思想和内容是靠语言结构叙述来完成的,文学这时成了语言状态本身的一种语言。巴特因此下了结论说,“在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事’从(真正的)所指事物的角度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子虚乌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经历,语言的产生一直不断地受到热烈的欢迎。”[3]拉康在他的精神分析学里面也引进了一些语言学的观点,认为下意识只有借助于结构语言学才能科学地描述:“无意识的话语具有一种语言的结构”,他还从语言学角度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4](Ｐ258)这样一来,一个以语言结构为模式的结构主义话语权威中心建构了起来,一切文本的创作、分析、解读、批评都指向这个话语权利中心,以至于不敢越雷池一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在“五月风暴”中,情绪激昂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使法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和惊吓,而结构主义学者们却躲进书斋,不出面支持学生运动,以保持整体结构次序的平衡和稳定,显得十分保守。这时激烈的学生运动开始引发了对整体、结构、次序、层次和权威中心主义的猛烈抨击,转而相信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这是对“中心”的怀疑和疏离的反叛行为,标志着解构主义的开始。德里达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所宣读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明确表明了结构主义的结束和解构主义时期的到来。从此之后,德里达开始了他的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猛烈抨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鼻祖———结构语言学那里开始解构起。索绪尔认为:“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同时不切开反面。同样,在声音里,我们不能使声音(能指)离开思想(所指),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5](Ｐ151)德里达则把这种能指和所指称作形而上学的神学中心论,因为他认为这种将任意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局限于能指,而不是用于包括所指在内的整体做法表明:能指与神学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一种直接关系,这样的能指犹如始终依附于其所指对象一样,始终求助于一种创造的生存或一种既定的思想性言语。[4](Ｐ368)德里达很清楚地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历史重任:一定要打破这种千百年来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意味着今后的文本和文本语言开始游离和疏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中心,使得文本和文本语言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地边缘化,这也为后现代主义时期出现的“失语症”提供了理论的脚注。 2 从整体到破碎。结构是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但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不同解释,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整体性是按一定规律组合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转换性也叫同构性,即结构内部各要素按一定规律交换,这些转换规律起建造结构作用,决定结构的界线。自律性指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制约、互为条件而不能被外部影响的性质。[6]结构主义的整体性(以及文本叙述性的研究)为文本解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例如,普罗普对神话故事主张系统描写而不重视起源探索的方法受到了列维 斯特劳斯的赞扬。[4](Ｐ234)普罗普发现,“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4](Ｐ235)的特点,体现了他在童话文本整体性观照下的逻辑判断。“如出一辙,千篇一律”是童话的表层结构,是可以感知的,是不需要作过多分析就清楚明了的。但最让人费解的是深层结构,它是潜伏在文本中的深层意义单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要用抽象的手法,在叙述的整体性下面把这种深层意义单位找出来。阿于格雷马斯在《故事的结构分析》中,把神话归结为三大要素:[1](Ｐ186)(1)结构———神话的结构法制:Ａ 叙述类型为所有神话故事的结构属性总和而成;Ｂ 叙述类型既要视神话为一个跨语句单位即规范系统,又要体现由叙述方式显示的内在结构。(2)规约———给叙述单位(意群)归类:Ａ 试验意群(考验);Ｂ 契约意群(缔约与废约);Ｃ 分离意群(出发与回程)。(3)信息———即神话语音符号的特殊意义:Ａ 叙述信息———处于叙述层次的阐释;Ｂ 处于结构层次的阐释———结构性信息。从阿于格雷马斯把神话归为三大要素来看,结构主义叙述学是要把文体体裁作为一种系统化符号规范,以突出对文本思考、分析的整体性。 解构主义也是从文本的系统化和整体性出发,但它的目的不是去使文本“系统化”和“整体性”更加完善,而是要摧毁这个系统和整体,把它们肢解得支离破碎。德里达就是通过把固定的系统或整体次序推翻,并加以颠倒来实现他的解构的。他认为,“在传统的二项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强暴的等级关系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总是统治着另一方(价值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等等)。要解构这一对立面,首先就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将这种等次关系加以颠覆。”[7]为了实现他的颠覆思想,他首先从消解语言中心主义做起,有目的地创造了一个十分艰深难懂的概念:“分延”(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这意味着再也不存在着所谓的语词和本源的恒定意义,一切符号意义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确定,而又不断地在区分和延搁中出现新的意义。文本新的意义同样又在延搁中区分,在区分中延搁,出现另一个新的意义。这样一来,系统被瓦解,整体被破碎,一个文本可以像“魔方”一样在“区分”和“延搁”中诞生出无穷无尽的意义来。除了分延,德里达还创造出了“播撒”“踪迹”和“替补”这三个重要的概念。“播撒”是德里达对“分延”概念的进一步扩展。文字的分延使意义的传达方式不可能是直线般的,也不可能像形而上学那样由中心向四周辐射开来,而是像撒种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播撒开来。“踪迹”表示原始的迷失,它是在场中的不在场,是存在的影子。“替补”是一种补充和增加,但暗示着一种根本的空缺。这几个概念从根本上肢解了结构主义的系统性、整体性和稳定性,就好像一块手表被拆开了以后再也不能够重新装上一样(米勒语)。 3 从意义到虚无。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关心同一个话题:文本的意义。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以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并不因为其具体表现而穷尽。它包含迄今为止从未说过的潜在语句,而这些语句则能呈现意义和语法结构;对于一个学会了英语的人来说,由于他有理解从未接触过的语句的能力,他就具备了超出其语言表现的语言能力。”[8](Ｐ30)结构主义就是要想在一个稳定的结构里,以理性的态度去寻找潜在的话语意义。其实,早在结构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出现之前,意大利的维柯就已经试着去找出某种文本意义结构,他在《新科学》里试图找出人文现象的普遍公式,构造一种“人的物理学”,寻求出早期人类思维的“结构”。到了列维 斯特劳斯那里,已经形成了《结构人类学》,他发现:(1)结构中任何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2)对任何一结构来说,都可能列出同类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这样一来,文本的意义就可以框架在一个恒定的模式中,以至于不被“误读”。 这种重复的结构突出了文本的深层意义:人类语言的无意义、无逻辑以及生命的空虚、无望和一种漫不经心的残酷。 虽然解构主义关心文本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意义的存在,但它是通过破坏永恒不变的意义结构来使意义变得虚无缥缈。德里达用“意义链”来取代“结构”。由于意义链是无限制的、非目的性的,所以它排除了以为在系统中有一个具有统治作用的整体想法;又由于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所以它本身就不会降到整体或对象的地位上去。[4](Ｐ365)“意义链”失去了“对象的地位”,只能在空中游离,没有了任何根基,所以意义永远变得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的文本解读永远是一种“误读”。德曼强调文本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不一致性,认为一切语言都有修饰成分(如隐喻、象征等),因此一切语言都有欺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他在《盲视与洞见》一书中指出,阅读中这种由批评家的无意的移置中心所形成的并在自身解构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就是一种“盲视”,而批评家只有借助某些盲视才能够获得“洞见”。在这个意义上,德曼的观点是洞见建立在洞见所驳斥的假定之上,洞见寓于盲视之中。[10]无疑,这种观念使德曼完全滑进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因此文本意义对解构主义来说,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是根本触摸不到的“幻象”而已!
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这与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古代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以比较的思维看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
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结合多版教材的论述，从耕作方式、经营方式、生产模式等多角度探讨，通过比较的思维进行分析，帮助大家厘清思路。
1 研究思路
什么是基本特点。特点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特殊之处，这势必要有参照物，即“与……相比，该事物的特征”;基本即主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它的主要特点。
确定比较角度。应该抓住影响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如耕作技术、经营方式、土地制度等。
确定参照物。从纵横两个方向同性质比较，横向是跟世界其他地区对比，纵向是跟近现代中国比较。
2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耕作方式、耕作技术、生产模式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耕作方式偏重于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原始农业刀耕火种，传统农业铁犁牛耕，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社会的刀耕火种，夏商周的石器锄耕，春秋战国开始的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也可理解为以什么单位进行耕作，同于经营方式。
耕作技术：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广义的耕作技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二是水利工程和灌溉工具，三是具体农业生产技术和 方法 ，含土地使用(休耕、轮作、套作)、田间管理、节气、选种、收获、晾晒、储藏等。狭义上是指在同一种耕作方式上进行的具体技术创新，如从西汉藕犁到东汉一牛挽犁，耕作方式还是铁犁牛耕，但耕作技术却在不断进步。
生产模式：精耕细作。随着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它区别于原始农业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特征有①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比较发达的水利设施 ②小农户个体经营，农民采取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劳动力 ③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当然，生产模式也可理解为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或自然经济形态。
土地制度：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
原始社会是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商周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春秋战国开始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有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公有制。
经济形式、经济形态、经营方式
经济形式：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只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农业被统治者看做立国之本，农业税成为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形态包括三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产品交换)、产品经济(共产主义设想中的按需分配)。很显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经营方式：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经营方式是经济单位经营的具体形式，商周时期是奴隶大规模集体耕作，封建社会时期是小农户个体经营，近代资本主义则采取大规模农场经营。小农经济伴随着耕作技术进步和土地私有制确立而形成，它的特点是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②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交换少。③落后性：注重精耕细作，但容易催生满足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④脆弱性：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
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小农经济是指经营方式，自然经济是指经济形态，封建经济是指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三者其实都是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因此古代小农经济也叫封建经济。
产业结构：以 种植 业为主、家畜 饲养 业为辅
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四种产业形式，狭义农业指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在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均占主体地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种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中所占据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数据显示早在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是，第二产业占，第三产业占。
农业起源和生产水平：历史悠久、独立发展、技术领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三个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东南美洲和东亚，东亚的起源中心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悠久、独立发展、自成体系，耕作方式先进，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地域分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特征鲜明、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过程
经过先民创造性的劳动，原始农业很早就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出现，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地域特征。中国农耕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区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3 结束语
很多历史概念和问题本身复杂甚至存在争议，不同教材也是自成体系，教师自身理解上必须整合课程资源，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对于实际教学，与其百般纠结不如潇洒放开，建议按照本省教学要求和教材，立足于学情，必要的时候采用模糊处理，甚至不讲，使知识体系主干化清晰化，减轻学生的负担。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
多少年来，无数从事 经济 思想 研究 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 问题 ： 中国 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 发展 ，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 科学 ”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 政治 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 理论 ? 本文试通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同 时代 的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等系统经济理论的距离。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 工业 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 社会 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 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 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 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 自然 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 实践的 总结 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 现代 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 方法 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 哲学 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 规律 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 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三、 中国 古代 经济 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 时代 的西方相媲美。然而 历史 的 发展 ，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 理论 —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 现代 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 政治 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 研究 ，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 分析 方法 。按照美国 科学 哲学 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 问题 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 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 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 社会 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 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自然 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 理性思维 。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 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 影响 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 文化 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 文献 ：
陈岱孙，《从古典 经济 学派到马克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郭庠林，《 中国 封建 社会 经济 研究 》，上海 财经 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2001年版。
刘泽华，《中国古代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谈敏，《法国重农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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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法律 文化 对新型法制化建设的影响
摘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越来越为学界与社会所重视。在探索如何在中国法制建设的道路存在多方面的观点与争论。法律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设中的意义，能有效地促进法制的完善与发展，形成具有特色的、完善的中华法系。
关键词:
传统;法律文化;法制建设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和“依法治国”方针国策的指导下，中国的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是，依法治国，从这个源于西方的治国理念传入我国并且应用到实践当中的成效来看，比起西方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此落后于西方的尴尬局面。著名的德国历史法学派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认为法律就像语言、风俗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它“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中国新型法制建设面对着越加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西 方法 律文化的冲击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取舍，何去何从?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亊实，中国今天正在使用的一整套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职业群体的分类，是几乎全部从西方发达国家借鉴和移植过来的。所以，它们基本上不属于我们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法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源于西方的“舶来品”，而这与以封闭的小农经济、政治的专制统治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一、从法律的起源和用途来看
在我国的传统法制文化中，法只是一种统治和刑罚的工具。自奴隶社会时期便有“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出现;而司法也主要依靠于“鬼神”、“神兽”等，并且主要应用于宗教和政治、军事活动。我国古代法的基础是“礼”和“刑”，追求的是维护血缘统治关系和等级制度。①而这却令人民对法产生畏惧和排斥，甚至是厌恶。而并不像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古希腊法和古罗马法，是奴隶制的商品经济关系下，契约式的人权和民主。
二、从法律的发展来看
在我国的传统法制文化中，儒家学派逐渐成为被统治者推崇、主导社会的思想体系，中华民族精神在本质上是“儒”的体现。②首先是受儒家推崇的“人治”传统。儒家主张具有贤德礼义理想主义下的人来统治整个国家，这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的便是权力大于法律和专制统治的长期延续。法律的正当性来自于统治者手中权力的赋予，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把法视为政治的一部分。而这种思想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潜在意识，把法看成是统治者手中的政治工具或者是打击报复的惩罚手段。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小到一个刑亊案件的法官因为民众的舆论和关注便匆匆给一个案件下结论，大到对权力、特定人物的盲目崇拜和对民主、宪政与分权排斥的思想。而在西方法律文化中，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形成了早期的民主制度，出现了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为代表的主张民主与法治的学者;到近代，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对现代世界法制建设影响巨大的“鼻祖”级的人物，均来自于西方。
其次是受儒家文化推崇的“礼”与“德”。
在西方法律文化中，官僚政治受法律调节，但在中国法律并不独立，法律从属于道德，为行政服务，也成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的制度。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③，法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和教条式的工具，这导致长期以来法律不能得到人们的有效重视和信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强调对礼义的追求，提倡纲常伦理。正如费正清先生在《美国与中国》所言，在以家庭为单位的重农主义的社会中，“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所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一个人的行为好坏主要应看它对社会福利、安定与是否有贡献来判断，个人本身也是不受赞扬的，因此中国所存在的一种政治传统即为家长式的控制。”④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这导致“人情”、“等级”和“面子”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因子。
而这对我国当今法制建设的影响，是极其不利的。近年来“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一纸司考不如有个叫李刚的爹”等一些言论从侧面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建立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上，而在此当中，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地位和尊严所体现出的价值越发的小，心甘情愿也好被迫无奈也好，只有屈从和扎入这一张张类似等级制度的大网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进一步的导致在某些司法当中“以亊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的陷落和法律本身公信力的下降。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一旦少了等级和家庭的一定程度的约束，对社会规则的漠视就很可能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受侵害的客体既可能是公共利益也可能是私利，而这与法制建设中，人们对法律这种社会公共规则的敬畏和自觉的遵守的目标是截然相反的。
崇尚“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这种基础下，造就了不管是在统治者还是人民，还是立法、司法中都存在的“无讼”的价值取向。再加上“重狱轻讼”的诉讼制度，这使得自古以来人民的权利意识淡薄。人民没有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意愿和倾向，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却向权力寻求救济(而这通常是非法的)，或是干脆选择忍气吞声。目前我国当下“主流”的观点类似于“先中体西用，再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的文化价值取向。但是新型法制建设的要求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要求显然是冲突激烈的，在“中体”思想的引领下依然是无法摆脱人治和人情关系的窠臼的，而这将是法制建设的致命伤。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全盘否定抛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呢?这显然是不行的。那么在新型法制化建设的浪潮中我们应当如何取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实现自己的“华丽转身?”一是坚决破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不利于进步的部分，弘扬吸收西方的先进法律精神。可以大胆的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大部分是不利于法制建设的，而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当然有方方面面，但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大势下，这不仅是我国发展的要求，更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
二是制度改革和完善。
制度的不完善更是为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煽风点火。不能让“党”的头衔成为某些不法分子的“免罪金牌”和特权标志。对于作为执政党队伍，对其违法行为更应当透明的依法处置。”减少权对立法、司法的干预，重视宪法的地位，逐步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宪法虽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是对于违反宪法的必须采取得到法律的制裁和追究，否则宪法将沦为一种形式主义的文字)，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使得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相互独立又互相牵制。不仅是立法、司法制度面，作为行政的执政党，也应当加强自身的建设。这是破除等级和特权势力风气的关键，使得法治得到真正保障的关键。三是文化大环境的建设和 教育 的改革。我国没有西方深厚的__宗教的传统，这正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要培养大众对法律的信仰，把法律作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减少政治和意识形态在文化和教育中的影响，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提倡多样化的文化，同时又要适当的运用中国传统法律道德的教化作用，把“无讼”最为发展的最终目标而不是过程。从文化教育入手，加强法制的教育，是一种广泛的必要的保障。
培根说过，“对于一切亊物，尤其是艰难的亊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消失的，中国的法制化建设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眼光和视野，更需要的是决心和毅力。我们必须站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 经验 和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下，既要大胆的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法律文明，又要理性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取舍，真正从权力社会走向文明的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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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主义体系实际上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却又是封建制度、土地产权统治的资产阶级的翻版。封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说明，而资本主义则以大农业改造封建制度的臆想来发展。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这个实质和外观的矛盾出现于重农主义几乎所有的理论中。 重农学派在当时法国的宫廷、贵族、达宫中获得声誉，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在法国以外的当时欧洲若干国家的统治者，如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等也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发生一定的兴趣。但也因此他们的学说引起了革命的或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反感。伏尔泰在《有四十个埃居的人》中，对于他们学说的臆想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 另一方面，重农学派也欺他们自己。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达官、贵人，他们的利益和法国当时的封建制度，甚至和波旁王朝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绝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鼓吹的是一个与现存的封建社会相对立，并且只有消灭现存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的新资本主义制度；而总以为他们所企求的只是对旧制度的改良，而改良的目的是巩固现存的制度。 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启蒙学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 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 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一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这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经济范畴问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重农主义者既把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看做永恒的规律，又把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实质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 “自由放任”的准则，可能最早溯源于与柯尔贝尔同时代的法国商人勒让德而由古尔奈予以箴言化，但只是到了重农学派才真正地成了标识着新时代的战斗口号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着这一学说而展开；一切政策也以之为基础。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 重视农业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自称为农业的辩护人，认为农业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重农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以“纯产品”学说论证了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为这一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重农学派实际上是以农业资本来概括一般资本，以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租地农场主，作为产业资本的实际代表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方式经营，土地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价值，而且也创造价值，而生产的动机则为获得 “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地租则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在“纯产品”的基础上，重农学派提出了废除其他赋税只征收一种单一地租税的主张。他们认为 “纯产品”是赋税唯一可能的来源。“纯产品”归结为地租，于是地租就是唯一能负税的收入。在复合税制下，赋税的负担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会通过转嫁间接地归于地主。因此不如直截了当地取消一切杂税，改而征收单一地租税。由于简化租制会减少征收费用，这种改革实际上减轻了地主的负担 在分析社会财富、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尝试上，重农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又在此前提下，把社会总产品的生产，通过货币的中介，在社会三个阶级间的流通过程，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在再生产过程中，包括了对各社会阶级收入来源，资本和所得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关系，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流通等等的分析。这些都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得到了全面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