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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万三史料一则之研究
恩格斯：“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
都是一种科学工作，需要多年的冷静钻研。”
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富可敌国，他经商的原始资金，或称“第一桶金”的来历，是深入研究沈万三时必然要提出，并且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数种说法中，“分财说”是被很多研究者肯定的。1990年代苏州首次发起当代沈万三研究 *** 所出专题论文集《江南巨富沈万三》、近年活跃于昆山周庄第二次研究 *** 所出专题论文集《周庄走出沈万三》两书中，皆有“分财说”研究论文，观点完全一致，作为论据所用的一则史料也是完全一样的。
这则被人们如此青睐又反复运用的史料，就是所谓的《陆道判捐资》，其中云：“元时富人陆道原，货甲天下，为甫里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历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人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很多研究者据此认为，正是由于这位陆先生的巨资给了沈万三，沈万三才在经商道路上得以“起飞”。有些研究者还就此“分财说”作文进行细节性描写——“复述”《陆道判捐资》中说过的那些话，以坐实这个“沈万三秀”就是周庄沈富其人等等。
这则《陆道判捐资》出自《苏谈》一书，而《苏谈》关于苏州地方社会风情、名人逸事的记述在众多明清笔记里面是颇为有名的。因为作者杨循吉（1458年—1546年），是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曾官礼部主事，弘治初辞官归里，是一个做官的文人。以一般人眼光看，杨循吉无疑是文化“资质”较好、可信度较高的一位封建士大夫；又因他是吴县人，对苏州掌故有亲见、亲历、亲闻的优势，就尤能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他离沈万三时期，不过晚百多年，在诸多明代笔记作者中，他算是靠前的一位了，他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当然也应该很可靠。
所以，他这一条“分财说”笔记，不仅为当代沈万三研究者看重，而且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抄，如明《弘治吴江志》、明田艺蘅《留青札记》、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清《干隆吴江县志》，乃至周庄第一部镇志清干隆年间的《贞丰拟乘》等等，都是袭用照搬，作为信史使用。然而，事实却表明，杨循吉的这一记载是完全错误的！
明都穆辑录的《吴冢遗文》一书中载有陆德原墓志铭全文，让人们知道了杨循吉的这个错误。
原来，杨循吉所说的“陆道原”乃是“陆德原”读音的讹误，但这还是小错。
细读陆德原墓志铭可知，这个所谓的“陆道原”并非是杨循吉所言以“货甲天下”闻名的，而是一位热心教育的文化人士，他在家乡办甫里书院，并任院长，亦即杨循吉所称的“甫里山长”。这位“陆道原”还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后又任徽州路儒学教授。为修复徽州路学，元至元六年（1340年）他回苏州“购良材，募善工”时病逝于家，时“一子颐孙，始八岁，长女仲端赘徐元震， *** 周保，生甫三月”。所以，杨循吉称“陆道原”把财产分给沈万三，自己去做道士等等情节，都是想像出来的，或是以讹传讹的结果，纯属子虚乌有，根本不是事实！
陆德原是长洲县人，杨循吉是吴县人，长洲、吴县两县同城而治，陆可称是杨的同乡先贤，但文化“资质”较好的杨循吉为何连百多年前同乡先贤的事都弄不清，而犯如此“低级错误”？认真分析陆德原墓志铭，再联系沈万三经商的经历和元末明初的社会现象，也许能找到原因。
陆德原回苏州“购良材”——买优质木材，必与商人联系，而沈万三就是著名商人，陆因此与沈有联系，做生意，甚至是做一笔大生意，是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而外界不明真相，只知道陆、沈之间曾有过一笔资金来往之事，时间一长，知情人越来越少，内情就更说不清，最终衍生出陆向沈馈赠资财的“分财说”系列性情节。更重要的是，这种系列性情节还符合元末明初时出现的富人为避祸散财的社会现象。如当时的画家无锡人倪云林就放弃了家财，漂泊江湖，依从亲朋生活。这双重原因，使得百多年后的杨循吉道听途说，还深以为然，未经考证，就贸然写进自己的书中，铸成错误！同样，也正是这双重原因，使得明清时期有那么多公私著作的作者兴致勃勃地传抄这一错误信息！
但是，从另一角度考虑，若能作深入、综合的分析，从这条错误信息中却也可能筛选出若干真实信息，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沈万三的情况。
陆德原为徽州路儒学教授，元代徽州路辖境相当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和江西婺源等地，山多林密，历来是出产木材的地方。现在到婺源旅游，有一个旅游内容就是看那里生长得绿意盎然的众多千年古树，可见徽州那地方的确不缺木材。但陆德原还是回苏州来“购良材”了，该怎样解密这一反常行动呢？
符合逻辑与事实的答案只能是一个——陆德原要买的是徽州不出产的木材，即所谓的“良材”，即能为徽州路学做一些体面高档家具的贵重木材——如花梨木、紫檀木、格木之属。前二者都需从东南亚进口，或从海南、云南运进，是作高档家具的合适用材，紫檀木锉末入药，还可治疮毒；后者则产我国东南、西南地区，可供作船板、桅插等。这些木材都必须依靠海运或海外贸易才能来到苏州，这正好是沈万三的用武之地。
而且有多个记载说，沈万三家曾有巨型“铁梨木酒榨，每榨米二十石，得汁百瓮”。铁梨木也是优质木材，产于东南亚，也产于我国云南、广西。沈万三做进口木材生意，顺便用优质木材为自家做家具、用具，以自炫其富，完全是可能的事情，也是合乎他巨商身份的事情。
按北京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说法，从我国进口花梨木、紫檀木等贵重木材的历史看，清代进口数量大，明代数量小，因而明代花梨木之类家具简朴，以节省木料，清代则繁复——进口的贵重木材多，工匠有充足的木料可用。而沈万三在元末就已做这一类贵重木材的进口生意，并用它们做用具！
另据元《至正四明续志》所载元代进口货物清单，元代我国已进口花梨木、乌木等贵重木材。希望随着沈万三研究的深入发展，能发现更多、更确切的史料，用来研究、讨论沈万三作海外贸易这个问题。这完全可以成为今后沈万三研究的一个课题。
沈万三作海外贸易，到目前为止，只有明孔迩《云蕉馆纪谈》所说“变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一条较为具体。但这种“具体”仍然很模糊，如若问沈万三何时“变为海贾”等问题，明代《云蕉馆纪谈》作者孔迩没有解答，其他人同样也回答不了，一直阙如。如若进一步问沈万三究竟是在哪些时间段里作海外贸易之类的问题，更是几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够给出较为确切的回答。当代沈万三研究的两次 *** 也未能解开这个“闷葫芦”。
现根据陆德原元至元六年（1340年）回苏州买木材的记载，再加上上述对《陆道判捐资》这则记载的综合性分析，至少能产生一种答案，即沈万三至少在元至元六年（1340年），即他44岁时（关于沈万三这个年龄的由来，亦即沈万三生卒年问题，笔者已撰有专文讨论），已在作海运生意、海外贸易了。
而在此前17年，即元至治三年（1323年），朝廷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完全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那年，沈万三27岁，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赶上了“利好”的最佳时机，“变为海贾”，是顺理成章的。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代前期即是海上贸易的“超级大国”。至元后期顺帝朝（1333年—1368年），海上贸易更为开放，如出口物品品种增多、海舶泛海周期延长等，沈万三如鱼得水，国内外贸易双管齐下，产业越做越大。
接下来沈万三作为“海贾”的脉络似乎就比较清楚了。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攻占苏州，建市舶司。此事可与沈万三海外贸易“连线”。
据明代《太仓州志》载，张士诚占领苏州的次年筑城太仓，即毁（隆福寺）像改市舶司。张士诚是海边私盐贩子出身，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是能够充分认识的，所以刚在苏州立足，就先把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衙门成立。这也说明张士诚据吴时，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并未中断，而是一直进行的。
张士诚据吴达十余年之久，这当是沈万三海外贸易的第二个春天，他与两个儿子一道，完全可能把当时东南地区的海外贸易重任担当起来。当时浙东沿海虽为方国珍控制，但沈万三作为老资格“海贾”与之合作良好，利益共沾，完全是情理中事。这样，沈万三在元末群雄割据的缝隙中，仍能全力进行海外贸易，通过近50年的努力，从而超过元代前期的海运巨富“朱（清）张（瑄）”，成为14世纪世界最大的海外贸易家更是可能的。
现苏州北寺内的一块浮雕画像石刻，共有100多位人物，雕刻细致，是元代石雕精品。昔年曾有学者推测，该碑应是沈万三遗迹。从上面分析，这位学者的意见是正确的，沈万三完全可能出资做这样的事，以感谢张士诚的支持。
对《陆道判捐资》这则记载的综合分析，还能有助于判断沈万三入明后的一些作为的合理性。
朱元璋1368年登基，国号大明。对照相关记载，开头几年，沈万三做“粮长”——自己积极纳税，并为朝廷征收赋税——由于工作成绩出色，得到朱元璋口头表扬并请客吃饭嘉奖的同时，或许还继续进行海外贸易。但随着“抑商”与“片帆不许下海”等国策的逐步确立，沈万三的海外贸易也就慢慢停止了，沈万三是遵守大明王法的。所以，朱元璋治沈万三罪的时候，只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并没有提出任何触犯法律的指控。
到目前为止，很多研究者所言沈万三“犒军”获罪的历史事件，在时间与原由上，很多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说法甚至有错误。现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似也可得到较为合理的解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数十万朝廷军队平定云南后班师回朝，为庆祝国家统一，沈万三提出自己出资犒劳这支胜利之师。只是想不到这一拥军打算，捋了朱元璋的龙须，“为帝所忌”，沈万三最后因此“发戍云南”。
这一事件发生时，沈万三已是86岁老翁。很可能有人会质疑，年逾八旬的沈万三还能有心思提“犒军”？其实这样年龄的人，还是能做事的，且能做大事。不必远征其他例子，就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的“南北榜”案中，主角就是85翁翰林学士刘三吾。
刘三吾与白信蹈等主考会试，榜发，江西泰和人宋琮第一，全榜无一个北方人。北方举人们不服气，向皇帝告状说主考官刘三吾等都是南方人，偏袒南人。朱元璋大怒，令查考卷，北方人却还是没有及格的。又有人告发刘三吾等人嘱以不合格的考卷评阅，朱元璋大怒，杀白信蹈等人，刘三吾这年已85岁，免死充军边境。朱元璋亲自出题重考，录取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所以，沈万三以86高龄翁，建议由他来“犒军”，是完全可能的。
沈万三财产籍没时，有记载说，资产总额达“二十万万”。马克思曾指出：“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可惜的是，沈万三拥有这样巨大的商业资本，却不拥有这样的历史时机，但因此称他是当时的社会进步因素，应该还是可以肯定的。
杨循吉《陆道判捐资》这条记载是完全错误的，可以休矣。但是，他疏于考证，最终“忽悠”了自己，也“忽悠”了后人，这样的事例现在仍有告诫意义。再者，现在沈万三研究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第一手史料严重不足，究其原因是沈万三活跃的时间段都相当缺乏记载：元顺帝一朝无“实录”，海外贸易信息更是缺失；张士诚政权的全部资料毁于兵焚；沈万三遭受朱元璋打击后，其个人资料几删削殆尽，以至于明中期就有笔记作者不知道沈万三的名字！然而，对《陆道判捐资》这条记载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以大视野深入审慎地研究现有史料，还是可以得到若干合理、可靠信息的！
精进可以帮助沈万三在自己的工作中更好地完成任务，重视自己的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技能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增强自信心，做到更加投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此外，通过精进，沈万三可以更好地开拓思路，探索出更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增强团队合作意识，让团队更融洽，提升团队凝聚力和协作效率，真正做到为大众创造价值的目的。
沈万三获得六神还魂水的过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沈万三得知六神还魂水的存在是通过他的师傅——天竺僧人的介绍。天竺僧人告诉沈万三，六神还魂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药物，可以让人在死亡的边缘重获新生，而这种药物只有在西域才能找到。其次，沈万三为了寻找六神还魂水，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最终来到了西域。在西域，他遇到了一个名叫阿凡提的商人，阿凡提告诉沈万三，六神还魂水只有在一个叫做“白马寺”的地方才能得到。最后，沈万三在白马寺中，通过一系列的考验和挑战，终于得到了六神还魂水。他将六神还魂水带回中原，用它救活了许多人，并最终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总之，沈万三获得六神还魂水的过程是一个充满艰辛和冒险的历程，但他最终成功了，并用六神还魂水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沈万三与聚宝门的传说 明代的南京城，东连钟山，西据石头，南贯秦淮，北带玄武，城周公里，规模盛大，气势磅礴。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也就是朱元璋称帝前两年，朱元璋就开始修筑城墙，营建皇宫。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登极，建元洪武，定都应天府。明代南京城墙的修筑1366年一直延续1386年，朱元璋用21年时间，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砖石城。南京城的修筑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钟山西南麓新筑宫城和改筑南唐以来的金陵城；第二阶段，向北拓宽旧城直到江边；第三阶段，建造聚宝门、三山门、通济门等主要城门，并新筑后湖城和各主要街道；第四阶段，建造外郭城。 在南京城修筑过程中，还有一个传说与富商沈万三有关。沈万三真名叫沈富，原籍吴兴南浔镇，元末明初大商人。明代洪武三年，沈万三晋见了朱元璋，从此出资帮助朱明王朝营建首都南京。他曾出巨资助建了明城墙正阳门、三山门、通济门和聚宝门等处以及廊房、街道、桥梁、水关、署邸等。据《明史》介绍，朱元璋实施筑城计划时，单造砖单位便涉及1部（工部）、3卫（驻军卫所）、5省、28府、118个县，另有3个镇。而沈万三一人便负责从洪武门到水西门十余公里长的城墙，工程量占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 沈万三与聚宝盆的故事，在南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据说明初建筑南京城南门(今中华门)时，砌起即塌，屡次修筑不成。有人说地下有水怪在作祟，向朱元璋献计，借用沈万三的“聚宝盆”，填在城坍处，城门才顺利建成，因而把此门称作“聚宝门”。据说当初向沈万三借聚宝盆时，朱元璋曾答应五更归还，后来为了永远不还宝盆，就下令京城内严禁打五更。沈万三“富可敌国”，遭到朱元璋的嫉妒和猜忌。后来，朱元璋找借口要杀沈万三，在马皇后的劝阻下，沈万三才免于一死，但被谪发戍边云南，家产被查抄一空。其实，聚宝门一名的由来，是因为城门外有一座聚宝山（今称“雨花台”）而得名。所谓“聚宝盆”一说，乃明、清两代好事者所编造的故事。 聚宝门现名“中华门”，是南京城垣十三个城门中最大、最雄伟的一个，城堡东西宽米，南北长128米，占地面积约万平方米。气势恢弘，结构复杂，建造坚固，设计巧妙。有三道瓮城，四道拱门，首道城门高米，各门原有双扇木门和可上下启动的千斤闸。闸内有藏兵洞27个，战时用以贮备军需物资和埋伏士兵。东西两侧马道很宽阔，可用于运送军需物资，将领亦可策马直登城头。经历了600多年风雨沧桑的中华门，除木结构毁坏外，砖石结构基本完好。它宏大的规模和巍峨的雄姿，世所罕见，在我国城垣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军事角度上看，工事坚固，适宜攻守，是研究我国军事史的实物资料。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其实是很好写的一篇文章，好好写吧，不要老是寄希望于网络，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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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版历史书P103--107（七上）可以借鉴
研究生论文多少钱？研究生写论文是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要自己都要写论文的论文部分多少钱一斤的部分多少钱研究生的论文是没有价值价钱的，是无价之宝
这个还要买？你是不是没有做研究啊？做了的话怎么会写不出来？
第一章。山西财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要求字数3万一般字数是指正文字数，即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不含摘要、目录、致谢、参考文献、附录等，说的是字数而不是字符数，比如3万字毕业论文，就是3万字的汉字，不包括标点和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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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万三作为明朝首富，一代传奇人物，皇帝都嫉妒他的财富，最后结局是客死他乡。
年朱元璋攻苏州城。当时，张士诚之所以能固守苏州达八月之久，是因为得到苏州富民在财力上的支持。作为苏州富民之首的沈万三，当然出力非凡了。城破之后，朱元璋对苏州富民甚至老百姓恨之入骨，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
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看到了形势的严峻，只能大拍皇帝的马屁以求得太平。先是朱元璋要建南京城，沈万三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即现今南京城墙的中华门到水西门一段；后来索性想趁热打铁，请求出资犒赏三军，这一下拍到皇帝马脚上。
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好得马皇后还算清醒，觉得有点过分，劝道：“不祥之民，天将灭之。陛下何诛焉！”沈万三才保住小命，发配云南，最后客死他乡。这是洪武六年的事。
扩展资料：
沈万三（有说生于1286年，另有两说1330年和1328年；卒于1394年），本名沈富，字仲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第）三秀，所以又称万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吴兴南浔（今属浙江湖州）人，元至顺间随父沈佑迁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今苏州市昆山周庄东垞）。
元末明初商人、巨富。沈万三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广辟田宅，富累金玉，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他依周庄，凭三江之利，广集货资。后通过开展海外贸易积累巨大财富，从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
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也实为沈万三之功。关于沈万三富豪事，民间甚至传说他有一只聚宝盆，不管将什么东西放在盆内，都能变成珍宝等等，由此反映出他财富多到不可胜数，生财聚财技巧高超。
至今，苏南、浙北、皖南一带仍广泛流传着关于沈万三发财、豪奢、田产、经商以及家庭生活诸方面的许多故事和传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沈万三
沈万三致富有以下说法，一是他躬耕起家，二是他迎娶江州富豪陆道源的女儿后分到大量财产，三是他通番。沈万三的故居修复完成后开放旅游。沈万三帮助朱元璋修筑完南京城后，要说自己出钱犒劳三军，这让朱元璋很生气，之后被发配充军云南。民间相传沈万三的灵柩被埋葬在周庄的水底。
后来，迁此定居的人们，为了不忘沈万三的恩义，流传后世，永不泯灭，又把该村易名为沈井村，但至今沈井村没有一家姓沈的。沈万三当时的住宅在沈井村东南角，在大跃进时期，沈井村的魏某在平整土地时，一镢揭开一眼神秘的井。
井深12米，直径米，水位米，石砌结构完整，表层风化变黄，这眼古井就是当年沈万三用过的水井。
扩展资料：
沈万三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广辟田宅，富累金玉，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他依周庄，凭三江之利，广集货资。后通过开展海外贸易积累巨大财富，从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
至今，苏南、浙北、皖南一带仍广泛流传着关于沈万三发财、豪奢、田产、经商以及家庭生活诸方面的许多故事和传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沈万三
央视网-沈万三的财富传奇
沈万三古代出名的富豪，而且资助过明朝的皇帝，最后的结果也许也是真的被皇帝嫉妒杀了，因为毕竟明朝初期就喜欢杀功臣，况且这么有钱，富可敌国。但有一个确定的是我们现在的财神爷有一个就是据他所化。
1、聚宝盆
有一次，沈万三看见有人拿着几百只青蛙，并准备把这些青蛙杀死，沈万三不忍心见到这些青蛙被杀，于是就用钱把这些青蛙全都买了下来，放在池塘里面，使它们能够悠游自在的生活。
后来有一天，沈万三经过池塘旁边，看见一大堆的青蛙，围着圆圈，站在一个瓦盆上面；呱呱的叫着，好像在说：“沈万三啊沈万三，瓦盆请你带回家！”于是沈万三就将这个瓦盆带回了家，做盥洗的用具。
有一次他用瓦盆洗手的时候，戴在手上的戒指，掉落到瓦盆里，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才发觉，就去瓦盆里找戒指；这时候，沈万三突然发现整个瓦盆里面都是戒指。
沈万三非常的惊奇，就用金子银子放在瓦盆里面试试看，结果整个瓦盆里都是金子银子！原来这个瓦盆就是所谓的聚宝盆啊！因此沈万三的财富，富可敌国，没人能够比得上。
2、陆氏赠财
元代苏州富室陆德源富甲江左，很欣赏沈万三的聪明才智和经商信用，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也看破了红尘。手里的巨额财产假如不传给别人，一旦时局动荡，反而会酿成祸害。
于是全部赠送给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直到寿终。沈万三得到了陆德源的这笔巨资，如虎添翼。
3、设馆尊师
沈万三专门延请王行为塾师，来到周庄，设馆于银子浜。王行教书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沈万三给他的报酬是黄金一镒（在当时为二十两或二十四两），这样的酬劳很可观。沈
万三十分懂得知识的作用，更希望子女们肚子里都有很高的学问，能够与外国商人周旋，以继承自己开拓的家业，使沈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4、云南充军
当年沈万三被充军时，身边带着金、银、铜、铁、锡五个儿子。人们远远看去，总觉得一路上他们的身边金光闪闪。于是有人奏报皇帝，说沈万三去云南时，把江南的财气也带走了。
皇帝连忙下了一道圣旨，不准他们继续前行，要将沈万三的五个儿子就地赐死。小儿子阿锡正好在个旧那儿，接到圣旨后在高山上跳崖自杀，很快化成锡矿。其他四个兄弟的鲜血流进云南的土地，都化为铜矿。
5、归葬故里
沈万三在云南边陲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岁月，终老异乡。身边的亲人将他的遗骨运回发迹地古镇周庄，葬于银子浜下。民间传说，银子浜的尽头有水一泓，下通泉源，旱岁不枯。
水下有一个古墓，非常坚固，里面埋葬着沈万三的灵柩。它使今天的人们引发很多思索和启迪。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沈万三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的影响非常深远。三国时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也受到世界上众多的外国军事家的重视。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美国的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制约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有其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可见，《孙子兵法》以其对战争规律的科学总结和对战略战术所作的精辟论断，不仅受到了中国军事家的推崇，而且得到了外国军事家的极高评价。因此，我们向普通读者介绍《孙子兵法》原文和介绍孙武生平的同时，介绍一下孙子的军事思想也是十分必要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书的奠基之作。孙武在这部军事学圣典中，系统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 首先，孙子对于战争胜负有着十分科学的、整体的认识。他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安危，因此，必须慎重地对待。孙子认为，进行战争要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等各个方面出发，立足于国家的全局，认真地分析战争的利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交战前，要通过这种对交战双方利弊的分析，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为了阐述战争与国家全局的关系，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详尽地论述了战前进行“五事”、“七计”的衡量和比较的重要性，并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要求战争的决策者必须在战争前首先发现敌我双方的各种基本条件，从而把握战争的全局。除此而外，孙子认识到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军队与国家（国君）的密切协调。孙子认为：国君应做的事是修道而保法；国君不可”怒而兴师“，不可以随便干预军队的事务。如果国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其结果只能是自乱其军。可见，孙子对决定战争胜负手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一点，有较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其次，孙子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孙子认识到，战争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同时，战争还会给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子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1.兵贵胜，不贵久。战争需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其“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为了尽量减轻战争对于国家经济造成的负担，就应当争取速战速决。2.因粮于敌。孙子指出，国家在战争中会因为远道运输而导致贫困。因此，战争中应当就地征粮，以解决粮食的补给问题。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孙子指出，为弥补战争中物资供应以及兵源的不足，可以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使用，对俘虏的敌军士卒给予优待，让他们为我所用，以补充自己兵源的不足。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孙子在2500多年前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就已有相当的认识了。还有，孙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战争会给经济造成破坏，这是战争不利的一面；然而，军事家孙子在那个时代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有害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有利的一面。战争的胜利能实现政治目的，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能够暂时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战争的最终取胜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开明的政治观点、能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治主张，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所以，孙子在兵法中将“道”列在“五事”的首位，指出国君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令民与上同意”。孙子还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可见，孙子不仅认识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同样，他也认识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以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论述了战争的胜负与主观、客观之间的关系。孙子一方面指出，战争的胜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战争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做到“先为不可胜”，因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里，孙子指出，战胜敌人的关键之处在于客观条件，在于敌人是不是有隙可乘，我方能做的事只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捕捉有利的战机；另一方面，孙子有指出，在战争中如果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那么，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因此，“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这里，孙子又论述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如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能成功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那么，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不利的条件也可以变为有利的条件。孙子总结出了胜败之间诸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子的军事思想时时处处闪烁着哲学的智慧与光辉。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战略战术原则也是备受人民推崇的。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对于战略战术的总结如下。1.避实击虚。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指出，战争中兵力的布置是战争指挥者依照所掌握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其兵力必定是有强有弱。我方在作战中应当避开敌人兵力强大的部分，而重点进攻敌军兵力薄弱的部分，这样就能夺取战斗的胜利。这一点，孙子在其兵法《虚实篇》中有精辟而形象的阐述。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同时，对于如何实施之一作战原则，孙子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如集中优势兵力，攻其所不守；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总之，这一原则的关键是集中力量，寻找弱点并迅速出击。2.致人而不致于人。 《孙子兵法》的另一作战要点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即调动敌人，让敌人依照我的意图行事；“致于人”，即被敌人调动。孙子指出，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要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没有主动权，便会被敌人牵着牛鼻子走，就会陷入被动、消极防御甚至处处挨打的境地。而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则能改变不利的形势，让敌人“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这一点是取胜的必备条件。3.先胜而后求战。 孙子在其兵法的首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由于孙子认识到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因而提出了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的观点。孙子提出，在战争前，应认真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力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善于作战的人，总是打有把握之仗，而不打无把握之仗。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这些话的意思，立意均在于此。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指出，在战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知彼知己，才能去实施避实击虚之计，才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终战胜敌人。同时，孙子还指出，要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就必须舍得花大力气去探知敌情，掌握敌情，这是进行“庙算”的基本前提。5.以正合，以奇胜。 孙子在其兵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奇正”的命题，即在作战的战术部署中，兵力部署以承担正面作战为正，进行侧击、包围、迂回的为奇；担任钳制敌人主力的为正，列阵对敌、明攻的为正；承担突击的为奇，采用机动、偷袭或者特殊战法的为奇。孙子提出作战必须有“正奇”的变化，要“以正合，以奇胜”，才能最终赢得主动。孙子的这一军事思想，已为后来众多的军事家所运用。以此战略战术为指导而赢得战争胜利的战例几乎俯拾皆是。6.识众寡之用者胜。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总结出了兵多与兵少的不同用法。孙子一方面指出了兵力的多少在作战运用时的一般规律，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是使用兵力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孙子又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他指出，打仗、用兵应视不同的情况而灵活地使兵力分散或集中，在我方兵力不如敌人时，要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样，在局部上造成“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的相对优势，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孙子在他的兵法中总结了兵多与兵少的用法后，指出：“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可见，孙子提倡兵力的部署要以敌我力量的对比为依据，在作战中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从以上孙子提出的战略战术中可以看出，孙子战略思想的精髓在于他的“避实击虚”的观点，其军事战术的立足点在于如何卓有成效地打击敌人。孙子强调必须在对敌情、作战地理条件等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选择适宜的作战形式，出奇制胜。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对后世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完）
中国的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的国情和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出发，在领导人民军队胜利地进行了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以这一战略思想为指导，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又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成为指导国家军事斗争全局的根本战略思想。 一、积极防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军事战略 中国革命战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战略防御问题成为人民军队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只讲进攻、否认防御的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以及只讲防御、否认进攻的军事上的保守主义或逃跑主义，都只能导致战争的失败。只有实行积极防御，才是弱小的人民军队战胜强大的敌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惟一正确的战略。积极防御战略的实质，就是在战略防御的前提下，把进攻与防御辩证地统一起来。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斗的外线速决的攻势作战，逐步削弱敌人，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其二，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在有利的条件下同敌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彻底歼灭敌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积极防御又称之为攻势防御、决战防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战略阶段，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初期作战贯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后来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行灵活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抗日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表现为全国实行持久战的总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解放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核心是“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战略反攻阶段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在战略防御阶段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仍然是积极防御，但情况和内容有了很大的不同。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已不仅仅是着眼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而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任务和对外政策决定的；军事战略所要解决的已不是夺取政权问题，而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军事战略判断也不再局限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而是把重点放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当代军事斗争的发展趋势上。1956年，中央军委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建设时期的第一个战略方针，即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60年代至7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国安全环境的急剧恶化，加之对战争爆发的危险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中国因而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立足于应付最困难的情况，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80年代初，针对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中央军委确立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提出坚持后发制人、坚持人民战争、坚持持久作战、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情况下作战的战略指导原则。虽然最终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和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但是人民解放军曾胜利地进行了几场边境自卫防御作战，积累了在现代局部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丰富经验。80年代中期以来，依据邓小平提出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战略判断，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改变，即从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强调战略指导要从立足于随时准备对付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变为着重对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并提出了适应当时形势要求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进入90年代，在深刻认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军事领域中的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中央军委重新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确定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从而实现了军事战略新的转变。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安全形势、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和内外政策，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这不仅是继承优良的传统，也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军情。就是将来发展了，积极防御也仍然是解决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军事战略。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对于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准备具有长远而重大的指导意义。贯彻这一军事战略，要求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防御与进攻的关系。积极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攻势防御，是攻守结合。实行积极防御， 一定要灵活机动。战略指导，既要坚持战略上的防御和后发制人，又要重视在战役战斗上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和先机制敌；既要有持久作战的准备，更要力争在战役战斗上快速反应、速战速决，特别是应会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当具备了战略速决条件时，就要力争战略上的速决。与革命战争年代坚持诱敌深入、先在内线歼敌再到外线歼敌的情况不同，新中国所进行的局部战争更多地是在以本土纵深为依托的边境地区争取战争的胜利。与过去长时期准备抗敌大规模入侵、立足于战略纵深决战的情况也不同，现代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着眼于近海和边境浅近纵深作战，并强调以积极的攻势行动慑止敌人。积极防御要求战略上后发制人，这并不是软弱的表现。“后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利于在政治上、外交上保持主动。“制人”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显示出自卫还击的决心和能力。中国既不会主动惹事，但也不会临事示弱。一旦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遭到侵犯，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坚持正义的自卫战争，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第二，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关系。遏制战争，就是在和平时期，利用威慑力量，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设法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不仅要解决如何准备打和如何打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如何有效地遏制战争，避免打和制止打的问题；不仅要力避全面战争的爆发，而且要尽量防止局部战争的发生，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必要时可以运用各种军事威慑手段，与政治、外交斗争相配合，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达到遏制战争的目的。坚持人民战争的优良传统，把日益现代化的常规力量、强大的后备力量与可靠而又有效的有限核力量结合起来，是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发挥威慑作用的基本途径。同时必须看到，遏制战争是以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为基础的。只有具备制胜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实施威慑。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立足点，从来都是准备对付战争和打赢战争。也就是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去争取好的结果，以敢战、能战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国威慑思想的基石。 第三，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战略必须跟整个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密切协调。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政治上考虑和处理军事问题。现代局部战争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大，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中国未来的防卫作战，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军事战略指导一下要有政治头脑、政策观念和大局意识，善于把握一些大的战略关系。军事上打与不打，打什么目标，打到什么程度，何时打，何时停，都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军事斗争要严守自卫立场，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有理、有利、有节地行动，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有理”就是坚持战略上的防御和后发制人，做到师出有名，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主动；“有利”就是把握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坚决打赢，取得有利的军事地位；“有节”就是掌握军事斗争火候，适可而止，在适当的胜利后结束军事行动。军事斗争要积极配合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努力改善国家安全环境。 二、立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持续发展，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各种不同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一场以发展高技术武器为先导的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战争形态、战场环境、作战手段、指挥方法等各个方面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也面临新的挑战，未来局部战争将可能面对具有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敌人。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央军委制定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要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军队的各项建设和一切工作，都要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导和统揽，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方针的需要，都要为确保这一方针的顺利实现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深入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下，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重点准备全面战争转向重点准备局部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军事战略的重心是时刻准备抗击敌人大规模入侵，立足于一场合面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仍然沿用过去全面战争的观念去思考问题、开展工作，用立足于全面战争的军事战略去指志局部战争，那就会招致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这是因为，无论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中国的全面战争战略指导与局部战争战略指导都有明显不同：全面战争立足于国土纵深歼敌，局部战争则注重边境浅近纵深、空中和海上求胜；全面战争要力争把战争拖向持久，局部战争则强调尽可能地速战速决；全面战争通常要经过战争初期的战略防御作战才能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局部战争则可能一开始就以自卫反击的形式，采取有限规模的战略性攻势作战；全面战争需要全面动员，举国迎敌，局部战争则要尽量避免战争的扩大升级，减少对国家大局的影响。只有改变传统的全面战争思维模式，才可能确立符合客观实际的未来战争的战略指导原则。 第二，积极探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中国面临的局部战争样式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但今后威胁最大的而且最难应付的将是高技术或具有高技术特点的局部战争。从世界近期一些局部战争看，由于高技术兵器在战场上的运用，使得战争的突然性增大，战争的直接交战空间缩小而相关空间扩大，战争节奏和进程明显加快，战场高透明度和远程精确打击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法，战略空袭的地位大大提高，战争、战役、战斗有时可以融为一体，前方、后方的界限模糊，作战保障更加复杂，有限的战争目的和规模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和影响。要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战法。在这一过程中，要研究对手，也要研究自己；要研究怎样发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也要研究怎样发挥军队和地方相结合的威力；要研究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和科学组合问题，也要研究人和武器装备的科学编成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战法。 第三，加强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斗争准备。局部战争的诱因和类型多种多样，发生方式、方向也具有不确定性。它既可能由陆海疆域争端而引起，也可能由其他利益矛盾而诱发；既可能是同强大敌国交锋，也可能是同实力相当或总体实力不及自己的对手对阵；既可能在预有准备的方向上发生，也有可能在出乎预料的方向突然爆发；既可能在本土一定纵深内打，也可能在边境附近打；既可能是陆战，也可能是相对独立的海战或空战。战略指导一定要考虑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做好多手准备，一旦情况发生，能快速灵活地作出反应。中国的安全环境比较复杂，应当进行多方向、有重点的准备，突出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方向的军事对策研究和军事斗争准备，同时兼顾其他方向，处理好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根据未来战争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特点，下大力气发展军事高新技术，重点研制最迫切需要的武器装备，尽快拥有几手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制敌手段；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努力造就一大批就驾驭现代战争的人才；有步骤地进行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逐步形成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体制编制。 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要立足于用现有武器装备作战，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优良传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取决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是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实现的，要有一个时间和过程。即使经济较长时间，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同可能面临的强敌比较起来也仍将处于劣势。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高技术兵器还比较少，这种基本状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完全改变。在这个时期内，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作战指导只能立足于现有武器装备，或者说只能建立在比现有武器装备好一点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我军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之敌。无论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都是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在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条件下，武器装备的威力空前提高，对战争的影响大大增强。但是，高技术武器装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战争的基本规律。现代战争的胜负，最终还是决定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人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里所说的人，是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具有很高军事素质的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尽管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与过去不同，但仍然要动员和依靠人民进行战争，仍然要靠人来掌握和使用武器装备，仍然需要人的通用性、智慧和牺牲精神。武器装备越归展，技术越是复杂，对人的素质要求也就越高，人的作用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尤其是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牢固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重视谋加重的运用，实行灵活的战略指导，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扬我之长，击敌之短，以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最终战胜一切来犯之敌。 三、在高技术条件下仍要坚持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根本原理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中的体现。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订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人民战争。”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和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相结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是在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人民军队才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坚持人民战争，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真正优势和力量所在。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坚持人民战争的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因则能够赢得国内外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拥有一支由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广大民兵组合而成的强大的武装力量，具有深厚的人民战争潜力和持久作战的社会基础。富有人民战争传统和经验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战争，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使人民战争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相比，对象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不同，条件不同，所以表现形式也不相同。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对进行人民战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战争形态上看，战争主要表现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以往举国迎敌、全民参战的形式面临挑战。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由于战争的面貌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因而战略指导、战争动员、作战形式、作战方法等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正确处理全面动员与局部动员、人力支前与技术支前、直接参战与间接参战的关系，成为指导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重要内容。战争动员由全国总动员转向更多的采取局部地区动员和全国部分行业动员。人民参加、支援战争的形式将发生明显变化：由直接参加转向更多地间接参战，由突出人力、物力支援转为突出技术支援，参战人员主要是具有较高技术素质和军事素质的后备力量。直接参战的人民群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作战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行人民战争，必须从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第二，从作战力量上看，技术密集的精兵对抗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占据突出地位，单纯依靠人力数量优势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以往人民战争的科技含量不高，对参战人员的技术素质要求较低，可以大规模动员人民群众，经过简单训练就参军参战，形成对敌绝对兵力优势，以弥补人民军队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但在现代条件下，两军决胜更多地表现为技术的较量。现代战争集中优势兵力的本质，是集中优势的火力，依靠科学技术综合形成的优势作战效能。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人力数量优势，难以在与敌技术密集的质量优势的对抗中取胜，武器装备的时代差也很难以兵力的数量来弥补。如何在技术密集的精兵对抗中，把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发挥出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从作战空间上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直接交战战场范围相对狭小，利用广阔国土分散耗敌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未来中国面临的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将主要在陆地边境、近海区域和相关空域的局部地区进行。一方面，两军直接交战的战场范围相对狭小，对目标的打击高度精确，使用的力量高度集中，这就难以大规模组织人民群众利用广阔的国土空间分散、疲惫和消耗敌人。另一方面，战争已扩展为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战争难分前线和后方，战争的相关空间空前扩大。如何在范围有限的直接交战的战场和广阔的战争相关空间，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第四，从作战时间上看，高技术局部战争突出表现为节奏紧凑的速战速决，以战略上持久作战扭换战局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高技术局部战争有限的政治目的，要求缩短战争进程和作战持续时间，加快战争节奏；武器装备的远程精确打击力、快速投送力、超常毁伤力等，则为迅速达成战争目的提供了有效手段。现代高技术武器的战术性使用，往往能收到战略性效果，一场战争可能浓缩为一次战役，甚至是一次战斗。因此，持久作战的难度加大。以往人民战争通过持久作战，不断消耗敌有生力量，发展壮大自己，逐步改变力量对比。这种方式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难以发挥作用。如何迅速动员和组织各种参战力量，形成和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挫败敌速决企图，是摆在全体军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代战争形态的深刻变化和高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既对人民战争提出了严峻挑战，也给人民战争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 首先，现代高技术的发展，为积聚雄厚的人民战争潜力，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经过长期奋斗，中国高技术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家实行“科教兴国”，军队实行“科技强军”，表明整个国家和军队都把发展着力点转到了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员素质的提高上来。一支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武装起来的高科技产业大军，是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锐力量。这一切都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创造了使军队战斗力实现质的飞跃的前提。 其次，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人民战争的最显著特点，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先进的思想舆论与先进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就会产生神奇的效应。随着包括卫星通信在内可以覆盖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的建立，广播、电视和电讯事业的迅速发展，就为动员人民参加和支持战争提供了非常便捷有效的方式和渠道。只要平时的国防教育搞得深入有效，各项战备工作真正落实，一旦有事，就完全可以利用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在极短时间内快速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援。 再次，现代高技术的军民兼容性，为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战争，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径。现代高科技越来越朝着军民兼容、军民共享的方向发展。人民是高技术的主人，人民可以创造高技术、运用高技术，也可以制服高技术。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战争的渠道大大拓展了：现代化的民用交通运输工具，可以为军事输送提供有力保障；设备先进的工厂企业，经过改造可以生产军用物资；大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科技人员，可以动员起来直接或间接为战争服务。科技参战、科技支前在高技术战争中大有可为，甚至将成为主要的内容和方式。 最后，现代高技术作战系统对整体后方的高度依赖性，为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对策。高技术局部战争是系统与系统的整体对抗，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加依赖作战系统整体，远距离战略投送兵力更加依赖后方。任何一件主战武器，都不能离开与之相配套的装备系统而独立地发挥作用。一般地说，武器系统越庞大、越复杂，就越脆弱、越容易出问题。把各方面的力量有机地组合起来，发动人民群众利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各种手段，集中力量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完全可以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一定要创造性地发展人民战争。适应高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建设一支精干的常备军，建设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防快速动员机制，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这是建设现代化国防和发展人民战争的必由之路。同时，还要研究人民战争新的战略战术。这种研究既不在乎“洋”，也不在乎“土”，关键在于管用。要在系统配套、实在管用上下功夫。要善于从人民群众进行的战争准备和战争实践中，发现和总结克敌制胜的战法。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战法，使敌人闻风丧胆。这些人民战争的传统战法，只要与现代化的手段相结合，今天仍能继续发挥作用。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中，还可以创造出许多适合人民群众参战的新战法，如信息战中的经济信息战、文化信息战，以及破坏敌计算机网络的“黑客”战；灵活多样的海上游击战；使用高技术武器深入敌后的特种战、破袭战，等等。总之，要用创新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设法集中优势，打敌重心，高技术与中低技术装备相结合，现代新打法与传统打法相结合，军警民相结合，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相结合，形成综合力量、整体威力，从而在未来战争中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
这部名著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门，让许许多多著名的国外战略家陶醉沉迷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中。 这部名著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超越了时空。正如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在《中国的军事箴言》一文中所言：“孙子的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惊人的‘时新’——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这部名著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著作，而成为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领导者的必读书。孙子的思想不仅在现代军事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人们不仅在古人的深邃的思想中获取启迪，同时又为孙子兵法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 一、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 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首先表现在它的极高的普及率上。据有关媒体报道：《孙子兵法》在西方被译作《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在世界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里，目前有多达102种与“孙子”相关的书目，其中由萨谬尔·格里菲斯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平装本《孙子兵法》最受欢迎(见图)，常年位居该书店科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几位。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事件后，这个版本《孙子兵法》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万册。经常出国的朋友会发现，许多机场的书店柜台上摆满了《孙子兵法》，在候机或候车的场所也能够看到许多人在翻阅《孙子兵法》。 一位著名的美藉华人作家谈道：“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商界人士对中国千年的《孙子兵法》愈来愈好奇，如何利用孙子兵法，成了西方人探讨商场必胜的另一秘诀。走进美国各大图店的商业书籍栏目下，作者不同，内容各异的《孙子兵法》解释与感悟俯拾即是，就连给美国商学院学生讲演时，《孙子兵法》刚被我提起，一个微型《孙子兵法》的小语录已经被美国学生高高举起。” (一)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现代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世界许多著名的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孙子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战场。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防部官员和美军军官中举办了上千次《孙子兵法》讲座。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 最近，有一位名叫马克·麦克尼利的专家写了一部《孙子与现代战争兵法》。他谈到：“《孙子兵法》是高层军校学生必读的一本书，已经融会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学说之中。”这部书的出版商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此书时，称《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上的一把“瑞士军刀”，足以应对任何局面。 有一位翻译过《孙子兵法》的美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说：“如果我是最高统帅，或被选为总统或当上总理，我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军官，特别是将军，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十三篇》的考试，一次口试，一次笔试，及格分数为95分。考试不及格的将官立即自动罢免，并不准上诉，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家再一次发现孙子兵法的重大价值，运用其中的战略原理思考现实疑难的战略问题，均获得满意的答案和结果。例如，有的专家依据孙子战略威慑理论制定了国家核战略。尼克松在其《真正的战争》一书中，直接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批判美国当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 许多出台的现代军事理论都是依据孙子兵法创立的。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中将在阐述《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时，认为这一作战原则所根据的原理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美国1982年新版《作战纲要》，直接引用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名言。这部《作战纲要》编写组的成员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研究。1983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战略》，第二章的标题是《军事战略的演变——孙子的智慧》。 许多战略决策者直接依据孙子兵法来思考现实的战争问题。有资料说，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布什的桌子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凯撒传》，一本是《孙子兵法》。据媒体报道，在这次战争中，有90页之厚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运往沙特阿拉伯沙漠，供参战人员阅读。美国记者从战云密布的海湾战场发回的消息称：“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却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多年前的孙子。” 在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司令就称自己的作战理论是根据《孙子兵法》提出的。媒体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弗兰克斯是个熟读《孙子兵法》的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的许多战法都与孙子的思想相合，其中，孙子的“用间”思想不战而下巴格达之役堪称一绝。有一篇题目为“孙子出现在伊拉克战场”的法新社的文章说：“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在伊拉克战场上英美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攻克巴格达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 孙子兵法对其他国家的作战理念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利德尔·哈特这位“间接路线”战略的倡导者说：他在20多年中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几乎全部体现在孙子的13篇之中。芬兰科协主席、前国防部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尤玛·米尔蒂宁在谈到西方“新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时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些因素。”他批评现代一些军事家忽视了孙子所说的“士气”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一部印度人写的《印度军史》中写道：印军之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孙子避实击虚的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