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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是准确性。论文题目要能准确表达所写的内容，反映出调研的方向和角度。常见的问题就是题目笼统，也就是所谓的太大、太空，甚至选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标题，让人费解，不知道论文的主要方向。比如类似这样的题目：运煤敞车调研。这样的题目给人感觉就是方向不明，内容太大。2二是精炼性。题目既要表达清楚文章的研究对象，又要做好短小精悍，一些可有可无的辅助性词语可以精简，但是不能一味追求精炼，忽视了题目表达的准确性，二者要相互兼顾，切不可走极端。3三是逻辑性。简明的标题在表达内容方面还需符合逻辑性，在描述过程中，前后意思、事物关系要符合逻辑关系，让读者浅显易懂，不能出现逻辑混乱，导致读者从题目就感觉文章内容表达不清的问题发生。
如何确定论文选题？学术志以学术为志业，矢志不渝！一、论文类型的选择关于论文类型的划分，大致如下：基于研究目的可划分应用性研究和学理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具有具体性、实践性、应用性三大特点，学理性研究具有学术性、抽象性、理论性三大特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层面，可分为现象性研究和规律性研究。根据研究时间轴可分为三类：历史研究、现状研究、趋势研究。通过研读大量论文，我总结出一种划分论文类型的方法：从时间轴看，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从研究对象看（图1），包括人、物、事、理、关系、模式、政策；从研究方法看，包括思辨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实证研究又包括量化和质化两种范式）。详述研究对象（人、物、事、理、关系、模式和政策），我们来验证论文是否包括这些元素？图1 研究对象图首先是人，关于人的研究，以《斜杠青年》为例，该文以斜杠青年这个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当然，做群体研究的论文甚多，如近些年许多学者做边缘群体研究，（像农民工，留守儿童，同性恋，拉拉等等）。第二是物，物包含两种范畴，一类是实际存在的物，如《3D陶瓷打印的工艺特点和艺术特征》这篇论文中“物”指具体的物陶瓷。一类“物”指代新事物（如新技术、新模式、人工智能等等），就像前两年“慕课、直播、微信”也属新事物。第三是事，事分两类：大事和小事。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就是大事。我发现截止当前，有关世界杯的文章还未刊登发表。小事指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琐事”，譬如彩礼问题、就业问题等。对我们而言，聚焦于小事更易发文，比如《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大学生“约炮”行为的延续与断裂：以自我合理化为理论视角》
哈哈 ，我也在写哈 。一起讨论下
这确实是一个热点问题，选题不错
新闻系毕业设计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和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新闻系毕业设计开题报告，我们来看看。
20**年中国的群体性**呈现集中爆发的态势，重庆、海南、湖北各地爆发的**报道不时充斥在耳旁。我们能知道**的爆发其实已经能说明中国信息公开较改革开放前还是有进步的，在以前公共危机群体性**是与中国媒体无缘的。在2008年雪灾中，媒体将第一手灾情资料展现在受众面前，对于救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为什么一年之后的09年却出现了这么多让人措手不及群体性**呢，这值得深思。
从某种角度上说，群体性**的发生逻辑就是信息的传播与管理过程。特定的信息传播是单纯性事件最终走向群体性**，而且由于不同信息的推动，群体性**走向发展与高潮，最终由于信息的有效管理而归于平静。在此本文将以“617群体性**”为例进行剖析解读，分析群体性**的产生的根源，以及政府与媒体在群体性**中所担任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最终提出一个预防应对群体性**的方案。
（一）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本文结合群体性**的形成、爆发、发展、高潮、平息的过程从政府信息发布通道不畅，大众传播的弱化，公共舆论的形成，流言与谣言的迅速蔓延来研究信息的传播与管理过程，在应对群体性**中政府和媒体除了担负好把关人的同时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防止社会偏离。在充分研究受众心理的前提下，把握好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之间的平衡。在结合传播学理论立足群体性**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找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预防应对群体性**的道路。
2现实意义：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结构和群体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利益矛盾的冲突，将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如果有比较成
熟的社会组织能整合分化民众的利益的表达与诉求，有政府提供的意见表达与回应的平台，从而会很好的舒缓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矛盾，减少群体性**的发生。
当前我国政府传播机制机制存在信源开放度不高、信道畅通度不高、信息保真度不高等问题。正由于政府信息失衡，而大众传播在与政府博弈中被弱化，从而导致人际和群体传播这种替代性传播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民众的意见和情绪失去控制，其诉求集中爆发出来而走向非理性对抗，就像地震能量一样，社会的压力迟早要释放。不让其通过大众传媒和政府所提供的平台缓慢释放，它会来的更猛、更狠，会严重损害国家社会结构。因此从理论上分析政府、媒体在群体性**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应承担的`责任对于社会稳定都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1.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a．议程设置如何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
b．舆论研究的社会性理学维度
c．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d．“社会模仿”理论
e．说服理论与传播效果的研究
f．中国媒体宣传的特点
g．新闻传媒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舆论导向功能
2.国内有关研究的动态
“群体性**”可以说是我国发明的专有名词了，可以看看中共《党的建设词典》中给出的解释：“群体性**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间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重大影响的各种事件。”但事实上群体性**是突发性事件中的一种，国外并不是没有，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划归到危机公关里面，国外在这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但我们要认清我国的现实状况，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是纺锤状社会结构，他们有非常稳定的中产阶级，而我国还处在金字塔的社会机构时期，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对于群体性**都比较敏感。由于政治方面的因素，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但由于近几年我国的群体性**呈爆发性趋势，相关的传播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相关方面的研究才渐渐发展起来。
3.我的看法
现今的群体性**爆发是由当今的媒介环境决定的，这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这是一个议程设置把关人具有巨大能量的时代，但由于大众媒介与政府的博弈中一直处于弱化的地位，而政府又没有扮演好好舆论引导者的角色，魔弹论是在这个时代行不通的。
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新的传播媒介层出不穷，在大众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人际传播也不再是口口相传的年代了，手机群发、论坛跟帖、微博等等将人际传播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府宣传、大众传媒依然强势，但人际传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辅助传播途径，当
前两种无法表达金字塔底层的呼唤与诉求时，人际传播这种“非主流”的传播途径将会把舆论引导向另一个方向，民意可能会发展成民怨甚至成为民怒。种种现实已经逼着政府、媒介走向台前，直面金字塔的最底层。
（三）论文提纲
Ⅰ、前言
Ⅱ、结合“617群体性**”的爆发分析群体性**产生的传播学因素
1. 分析公众舆论产生的条件
2. 政府与媒体不作为的原因
3. 公众舆论主体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Ⅲ、结合“617群体性**”的发展、高潮、平息，分析政府、媒体、民众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Ⅳ、结合“617群体性**”整个过程，提出有效的预防和处理群体性**的途径。
1、政府作为信源的最终控制者应当保证信源的公开度、信道的畅通度、信源
的保真度，应该是积极的预防而不是被动的去处理。
2、媒体在政府允许的平台上所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
3、民众诉求通道的选择
Ⅴ、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进度计划：1、搜集与阅读整理材料阶段：20**.——20**.
2、撰写开题报告阶段：20**.——20**.
3、撰写成文阶段：20**.——20**.
4、论文修改定稿阶段：20**.——20**.
5、论文评阅与答辩阶段：20**.——20**.
（五）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二版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3】王雄：《新闻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4】王宇：《大众媒介导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5】《传播与社会影响》 /《On 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Influence》 （法）Gabriel Tarde 何道宽/译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6】《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gins,Methods,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 （美） Werner . 郭镇之/译 中
所谓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指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以满足某种需要为目的，使用扩大事态、加剧冲突、滥施暴力等手段，扰乱、破坏或直接威胁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应予立即处置的群体性事件。以下是今天我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全文如下：
一、从一个典型案例谈起
(一)案例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的“6、28”群体性事件，原本就是一起普通的少女溺水死亡事件，因为公安机关的死亡鉴定结果得不到家属认可，加之被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演变为公然向党和政府挑衅的对当地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打砸抢烧的严重群体性事件。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严重损失。如今，该事件已平息，相关责任人也依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反思 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安机关在处置过程中处置方式的欠妥当，也是致使谣言越来越多，最终被一些黑恶势力利用，一发而不可收拾，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引发案情发展的原因分析
上述案例中由于未能尽快将信息公开，充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致使民间关于“当地政府部门纵容包庇、销毁证据”等流言才能够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意传播之下迅速升温，从而点燃本就失去理性的情绪。但凡流言，都是见光死的。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不透明引发的谣言必然导致胡乱的揣测和极度的不信任，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沟通机制，不仅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更容易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本来对于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案件，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恃强凌弱、草菅人命。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置此类案件时，不能一律以保密为名对民众封锁消息。尽管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并没有告知受害人家属进展情况及解释相关误解的义务，但从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看，这种及时诚恳的沟通会打消老百姓的疑虑和担心，消除不安定因素的隐患。社会的负面情绪会及时得到释放，揣测会及时得到合理解释，流言也会不攻自破。
另外，贵州“瓮安事件”中，民众质疑当地警方与事件有内在关联，警方未能及时做出回应，也没有让相关人员回避，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质疑情绪。公安机关在事件的处置中，程序上既要合法，也要合情、合理，用程序正义避免民众的质疑，从而增强处置结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对于引发民众质疑的鉴定程序这一关键环节，是否允许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对鉴定过程进行现场见证，是否能够尊重受害人家属的要求“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诉求，则将直接决定鉴定结果的可接受度。“瓮安事件”发生后，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第三次鉴定，同时也允许家人在场、部分群众现场见证，如果这一事后的鉴定处理方式能够提前一些也许谣言也就不攻自破，这一恶性群体性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两点：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的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二是政府和公安机关在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若对事情有足够的敏感度，收集相关信息，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决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同时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封锁消息，不许消息外传，这样也会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反感，从而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
纵观整个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中时时把握住民法、民生、民权这条线，也许这种带有偶发因素的群体性事件就会减少许多。
总之，群体性事件作为公共安全危机之一，从社会学角度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维护;从法学的角度说是一种权益保障;从行政学的角度说是一种国家职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评论道：“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
二、从上述案例看公安机关依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分析 上述案例中，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群体性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对于所收集的情报信息，大部分公安机关的情报部门并没有综合整理，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特征、规模等，不能为公安机关和党政部门做出有效的决策和制定行动计划提供可靠依据。有效的情报信息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能够有效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详细了解所发生的事件到底是政治性群体性事件还是非政拍性群体性事件;能够评估事件的危害，了解现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交通堵塞、秩序混乱等直接危害，引起国内外社会舆论在公众中产生消极影响等间接危害;能够推测事件的发展趋势，分析预测事件可能出现的情况;此外，还能提供具体的对策方案，为决策部门处置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突发性、紧迫性，公安机关执法也往往呈现出执法权力范围的扩张性、权力行使的自决性、处置 措施 的不断性等特点。
从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消除矛盾的工作机制。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性，没有研究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对于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摸不关心，缺乏了解，或者说有的虽然对问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重视程度不够，能拖延就拖延，能回避就回避，不愿或者不敢面对群众做工作，从而导致矛盾激化，错过了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也有的党委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一旦发现群体性事件就不分事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把公安机关推到最前面，强行下令公安机关抓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但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增加群众的对立情绪，造成矛盾的激化，使事情的解决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有的责任主体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对于群众的要求当面答应，事后变卦;还有的平时不重视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发生了事情才想起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给群众造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导致集体上访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解决问题的主要 方法 。
(一)立法缺失
法律是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南针，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才能更好的对这些事件进行明确而公正的处理。可有可无，模棱两可的处理只能最终是对群众不利。当前，我国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公安机关在处理有些群体性事件时缺乏法律依据，有的表现为使用警械、武器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时，有的表现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资格方面。《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规定：公安机关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坚持理性、规范、适时、有效的处置，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工作目标，提高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和水平。
但这一规定对主要任务的规定比较宽泛，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上级部门的授权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对公安机关处理不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是笼统的规定了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实践中不易操作，很难把握标准，具体的责任也不好落实。基层公安机关在具体的处置工作中经常处于两难境地，导致对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
(二)预警机制不完善
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不完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的最明显：首先预警工作没有形成权责一致分工明确的良好局面，信息来源 渠道 依然比较单一，覆盖面过于狭隘，信息的准确度不够，时效性、全面性、真实性都达不到防控标准，重点事件和重点人群的掌控工作还存盲区;其次，在目前的机构设置中，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构没有独立出来，公安机关处于实战的主导地位，但是公安机关过分依赖行政协调，使防范和处置工作，形成了条块分割不清、层次架构不明的松散局面，而且设备资源，信息资源，指挥资源，都不能形成“高效、连贯、科学”的具有专业性的统一指挥和咨询系统，也建立不起“全社会共建，多部门联动”的职责明确的运行机制，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只能被动出击、疲于应对;第三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各部门和各单位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能作用，工作衔接、权责分担等方面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运行机制，不能够实现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另外对一些群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反映其合理诉求的请愿活动，没有真正按照《游行示威法》的要求，进行批准和引导，使得一些合法途径手段，无法起到减压阀的作用。
(三)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不得力
1.处置手段简单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手段过于单一粗陋，主要是表现在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往往不区分情况，统一按照一个模式处理。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事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必须以最迅捷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息事宁人”,履行职责。但是快速平息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的范围内。有些公安机关在处置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时，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秉公处置，引发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导致社会怨气积聚，某些突发事件成为“导火索”,最终引发冲突。
公安机关在抓捕犯罪嫌疑人、调处纠纷、专项整治治安等警务行动不当，不但无法处置群体性事件，反而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不当干预事件，或干预时机错误，或处置手段不利，不但不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转化形成新的冲突，引发事件升级;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则以消极态度应对群体性事件，退为应付上行下不达，片面强调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矛盾与公安机关没有关系，对事件现场治安态势的变化视而不见，不主动实施其职责内的干预和控制，事态因此得以蔓延和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此两种处置方式都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被动。
有的警员平时缺乏应急事件的处置的理论培训，缺乏事件处理的“现场感”,只是领命行事，一旦赶赴现场却面临着无从下手的多重困境：一是到达现场前任务不明，只能以“随大流”的态度，盲目参照其他人的做法;二是缺乏妥善处置现场警情的 经验 ，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迅速作出正确反应，很多警员不知道针对事件现场群众作出的过激行为，例如推操、指骂、打架、破坏车辆和设备等违法行为，是应该依法及时制止、查处，现场抓捕并扣留违法犯罪嫌疑人，还是应该先设法取证，等到事态平息后再去处理。论文格式而这些现场情况的处理不能够采取如同一般治安事件的简单模式，只能根据现场情况采取措施，如果警员把握不了现场处置的尺度，只是按操作程序上报情况，被动等待指令，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不作为”、或者“不当作为”:三是因为平时缺乏对事件处置的实战演练，警员缺乏对有效处置事件所必需具备的技能和战法，接到上级指令后，不知用什么战术、什么手段去实现上级意图，实践中贻误战机，处置不力。
2.协作能力不强
一些公安机关在处置现场的各联动单位，不能实现联动，既不知道如何取得其他处置单位警员的行动支持，也不会适时回应其他处置单位及其人员发出的协助请求。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往往会集中本地区甚至是周边地区多单位警力，并根据现场情况或是分小组合成作战或是分区域分散作战，警队单位及其人员之间多处于相互陌生的关系状态，由于缺乏合作默契，协同支持配合很少，难以形成整体合力。所以在一些事件个案的处置现场彼此之间，不能及时得到有力的警务支持与协助，形成了周边其他小组的警员观望，个别受到闹事者攻击的警员或小组孤军奋战的散乱状态。这种散乱的处置情形容易助长闹事者的哄闹气焰，削弱警队在处置现场的威慑气势，不利于事件的平息。
当然，出现事件现场警力充足，却大多处于被动待命状态，不能及时对有关情况进行相应处置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与通信技术不足，一些单位接令赶往群体性事件现场后，对在事件处置中的工作任务、目的、权限和警力调度区域、协同单位等不清楚。
(四)在处理的过程中信息的严重滞后与信息的不当处理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加上反映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所以公安机关对于情报信息的收集工作越来越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民众对群体性事件缺乏规律性的认识，对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缺乏敏感性，从来不积极主动地了解当地的不安定因素，相当一部分公安机关并没有建立起灵敏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导致情报收集和控制工作不完善。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无法做到速报(群体性事件随时发生随时报送)、续报(及时将群体性事件发展事态、现场处置情况等上报有关部门)和专报(对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分子、幕后操纵指挥者、聚众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在打击后专案专报)。公安机关缺少一个权威、统一、高效的情报机构来负责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管理，造成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多头管理而造成情报延误或渠道不畅。此外，公安机关并没有有效地控制信息传播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或采用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说明事件真相，解释政府己经和即将采取的措施等。
三、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
(一)加强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立法工作
群体性事件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涉及众多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关乎整个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而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一旦把握不好很有可能侵犯公民利益，甚至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目前，对群体性事件工作处置的法律法规有：《人民警察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等，但是以上规定还不够完善，过于原则，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范围、处置主体、处置的工作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目标任务、善后工作等规定不够明确，“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发生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我国应加快对群体性事件有关问题的立法工作。
(二)完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1.进行信息预报
健全分析研判制度：
一是防患于未然，及时综合、分析由国保、治安、技侦、网监等部门提供的信息，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内幕性和行动性的情报信息，超前分析预测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为防范与处置赢得时间和空间，开展危机风险判断，分析各种危机的规律和特点，综合设计应对策略;
三是进行网上分析和比对，为预防和处置危机提供支持，并严格信息报送制度，公安机关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和己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及处置情况，在及时 报告 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同时，还报送上级公安机关。
建立数据库：
一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恐怖组织、激进教派等情况，和国内高危群体、极端分子相关情况，作为人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二是以剧毒、核生化、爆炸等高危物品、的分布、储藏情况作为物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三是要全面掌握，政治敏感期、节假日，气象、地质骤变期等高危时间数据，作为时间方面的数据基础;四是空间方面，本地的党政机关、标志性建筑、公共场所，易于地质变化的地段、河流等要害部位。
组建完备的信息网络系统，一是信息要准确和及时;二是信息要左右相联、公秘结合、上下相通;三是要建立人机相结合的信息平台，形成人联络，机联网的互动状态。要保障决策的有效实施和指挥有力，需要做到：党委、政府、公安、安全、气象、军分区等重点单位实施联网;政情、敌情、社情、民情进行综合收集研判：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重点单位、重点地区、重点时期实施监控。广泛收集重点时期的各种信息，争取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超前性。对发现的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纠纷，都应该公正、合法的处理，特别是一些小问题要做到事前的及时处置，预防事件的扩大化。同时，发挥电台、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正面作用，设立具有信任感和亲和力的新闻发言人及专家评论员，及时向公众发布危机事态、处置情况和公众应尽的社会责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发布“交通管制”、“局部地区戒严”公告。严厉打击制造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营造良好的应急处置环境。
2.制订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预案的科学合理离不开对群众性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调查，以及 总结 归纳经验教训。针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发生的具体设施、场所和环境，在安全评价的基础上，为降低事故造成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损失，预测事故发生后的态势和多种情形，组织建立应急救援机构和培训人员，制定行动的步骤和纲领，以及控制事故发展的方法和程序等，预先做出的科学而有效的计划和安排。对群体性事件这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应该重点建设如下子系统：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程序;后期处置体系等。
“911”事件后，许多国家建立了用绿、蓝、黄、橙、红5种颜色代表的5种危险等级，根据恐怖威胁情报向国民发布预警信息，我国也应建立预警等级制度。对危险的群体和个人、对危险的事、对危险的时间、对危险的空间和不良天候，根据情报信息及时预警，向公众发出预警信息，力争在防范和先期应对上收到双赢的效果。
三、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公安机关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不足的缺点暴漏了出来，因此，提高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将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笔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如何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进行探讨：
1.加强特警队伍建设
公安机关担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其训练强度和方法也是不同于一般的训练。一方面，公安机关应当把平时的训练工作制度化，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针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制度，而且还可以更好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特警队伍建设，组建一支政治过硬、训练有术的队伍，这一点可以借鉴土耳其的经验。目前有33个省份建立了快反警队，没有组建快反警队的省份发生社会事件时由邻省已组建的派员干预，避免了其他警员因未受过专门培训而干预失当、激化矛盾。快反警队人员主要来自警察学校，警察局新招收的警察首先要满足快反警队的需要，剩余部分才分配到其他警种，警员年龄不超过35岁，警官年龄不超过45岁，警员最长服役期3年，骨干服役期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6年。这些做法，较好地解决了队伍更新问题，使快反警队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2.及时化解矛盾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很小，但由于反应迟缓，使事态升级为“事件”,形成“小的事件—下级忽视—小事升级一一下级失控—触动上级—快速解决—事态平息”怪圈，暴露出处置能力不强的弱点。
应当及时化解群体性事件中产生的社会矛盾，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本着积极预防、全力控制、依法处置的原则，坚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按照既定方案，快速反应，动员组织优势警力，整体联动，协同作战，采取果断措施，运用综合手段，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应急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迅速有效地控制、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努力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3.提高执法者素质
依法行政能否顺利推进，执法者的素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求做到：
(1)促进执法者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树立“权为民所用、得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观念，深入思考“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问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解决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做到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事务，维护和树立法律权威;
(2)完善执法者的入门考试制度，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为公安队伍素质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对执法者的业务素质，提高执法者准确适用法律的能力，通过制度约束，建立学习型队伍，使执法者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以执政为民为宗旨，注意维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利益;
(4)从优待警，在财政支出许可的情况下合理提高警察待遇，提高其生活水平，要关注警察职业的心理健康，建设公安民警活动中心，多开展 体育运动 和体质能力训练，进行压力疏导，提高职业素质，加大对警察执法的经费支持，更新装备，并尽量保证他们工作中的人身安全。让警察无后顾之忧，公正无私地投入工作。
(四)建立正当、合法的公民利益损害的救济机制 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各级公安机关往往会采取相应的现场管制措施、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能使用警械和武器。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性措施;发布命令或通告，责令围观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聚众组织者立即解散队伍，责令聚集的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使用必要的驱逐性或制服性警械强行驱散，但要尽量避免伤亡，对经强行驱散仍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等等。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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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课题开题报告
一、开题活动简况(开题时间、地点、评议专家、参与人员等)
根据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经充分准备，云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一般课题《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10月12日在云南民族大学莲花校区行政楼五会议室进行了开题论证。课题负责人王江屏向省内管理学以及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方面的专家省教育厅宣传统战部桂正华部长、云南民族大学李若青教授和字如祥研究员以及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的相关领导、工作人员详细汇报了该课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研究目标和框架内容、研究方法和组织分工、研究经费分配和预期成果等。评议专家对课题研究的可行性进行了认真审议，明确指出研究计划的具体要求和可操作的规范步骤，要求该课题在开题后要把责任落实到课题组的每个成员，确保研究任务按时按质完成。课题组成员王江屏、杨泽泉、和金光、刘睿、高莹参加了开题会议，并与专家们一起对课题研究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入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课题研究工作的具体分工、职责要求和实施步骤等。 开题报告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认真修改后报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同意该课题可以开题研究。
二、开题报告要点(题目、内容、方法、组织、分工、进度、经费分配、预期成果等，限5000字，可加页)
一、课题的意义和价值
《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课题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课题研究的开展对建立和完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探索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的新方法、新思路和新途径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同时，该课题也是在当今公众和大众传媒越来越关注高校发展、高校新闻事件的“聚焦化”、 高校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这一不可阻挡的新形势下，树立和维护高校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能力的的重要环节。该课题的研究还是高校加强舆论引导，做好师生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好校园舆论氛围，培育良好校风、学风、教风，建设和谐平安校园，维护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它还对有效疏导和化解高校师生思想中存在的困惑与不解，激励师生积极应对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有着积极意义。
我们希望通过此项研究促进改变高校应急管理理念滞后、师生危机意识淡薄的现状，建立健全我国高校的宣传工作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机制，为进一步提高和完善高校应急管理水平提供理论研究基础、参考资料和对策建议。
二、课题研究的目标和主要内容
(一)研究目标 在此项研究中，我们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1.探索化解中国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体系中常设性机构与临时性机构职责不分、关系不顺这一难题的方法;
2.全面总结中国高校应急管理行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个相对成熟、完善的工作思路;
3.寻找解决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反应及时性不足，信息准确性、公开性、透明度不高，学校各相关部门协调不顺、职责不清，执行过程中效益损耗过多等问题的新途径。
(二)研究框架与内容
第一部分：当前我国高校宣传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第二部分：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设现状
1.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2.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立的可行性
3.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面临的全新挑战
第三部分：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概述
1.危机及危机相关因素理论
2.高校突发事件的特征、类型、影响及后果
3.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的概念
第四部分：高校宣传工作处置突发事件的历史与现状
1.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2.高校宣传工作在处置突发事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健全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的法律基础
第五部分：高校宣传工作应急处置机制建设
1.高校宣传工作的危机反应机制
2.高校宣传工作的应急决策机制
3.高校宣传工作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
4.高校宣传工作的应急动员、协调保障机制
5.高校宣传工作的危机心理干预机制
6.高校宣传工作的危机善后处理机制
第六部分：高校宣传工作对几种特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1.对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和管理
2.对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和管理
3.对高校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置和管理
4.对高校信誉危机的处置和管理
三、课题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组织实施
(一)课题研究的思路 此项研究将采取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横向比较与纵向梳理的研究思路。
1.宏观与微观：从宏观上，分析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在国家应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究与应急机制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在高校中的体现。在微观领域，不仅探究新闻媒体、校园文化、网络舆情等与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之间的关系，而且从典型案例的研究入手，探索制定符合实际的相关制度、措施，进一步凸显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的实效。
2.理论与实践：在探讨建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并实施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的创新工作模式，用实践来验证效果。
3.横向比较与纵向梳理：探讨西方发达国家校园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比较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校园应急管理方面的差异，为建立健全我国高校应急管理体系特别是宣传工作应急机制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系。
(二)课题研究的方法 本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法、调查访谈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社会和高校丰富的藏书和网络学术资源，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探究，从中寻找研究的薄弱点，掌握最新研究进展。
2.调查访谈法--通过对部分高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对着名教育界人士及相关调查对象进行访谈交流，探讨我国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措施。
3.比较研究法--研究发达国家校园应急机制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对比分析我国各层次、各类型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设的现实情况，创新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
4.案例研究法--选取民族高等院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设的实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引以为鉴。
(三)课题研究的组织与分工 参加本课题研究的工作人员共5名，其中3人具有副研究员专业技术职称，3人分别具有法学硕士和文学硕士学位，专业特长分布在行政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媒介文化、传播学等方面，年龄均在40岁以下，呈梯次结构分布，在校园文化建设，新闻媒介及舆论传播，大学生的民族观、宗教观和法治观教育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经验和成果，能够胜任此项研究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课题研究，特成立课题组： 1.课题组长：王江屏 2.课题研究人员：杨泽泉、和金光、刘睿、高莹、晏妮 课题组成员具体分工如下： 王江屏、杨泽泉负责课题的申报、课题立项后相关材料的报送、研究方案的制定、专家咨询会的组织，同时负责课题开题报告、中期研究报告和预期研究成果--研究报告《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的撰写，以及结项验收工作。 和金光、刘睿、高莹、晏妮负责研究资料和典型案例的搜集，并按研究计划完成预期研究成果研究论文《论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对建设和谐校园的作用》的撰写。
四、课题研究各阶段任务及预期成果
(一)研究周期 1年，即2009年10月至2010年11月。
(二)研究各阶段任务
1.准备阶段：2009年10--12月 2009年10月，召开专家评议会，评议审定课题的开题报告，形成成熟意见上报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9年10月，深入云南各高校进行调研，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掌握当前高校，特别是云南省高校的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设和运行情况。 2009年10月至12月，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资料和案例。
2.研究阶段： 2010年1月至2010年11月，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1篇有关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方面的理论文章。 2010年5月，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期研究报告，上报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3.结题阶段：2010年7月--11月 2010年7月至11月，完成课题研究报告。 2010年12月前，完成全部研究工作，申请结题。
(三)预期研究成果 本课题的预期研究成果主要有2项：
1.研究报告《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
2.研究论文《论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对建设和谐校园的作用》。
五、课题经费使用说明 本课题的研究经费共计肆仟元整($)，拟作如下分配使用：
1.资料费(用于购买图书、进行网络下载等)元;
2.调研差旅费(到省内高校考察、搜集资料)元;
3.小型会议费(召开学术座谈会、专家咨询会等)元;
4.计算机使用费(购买电脑耗材等)元;
5.印刷补助费(资料复印、文稿打印等)元;
6.管理费元;
7.临时性小额开支元。
三、专家评议要点(侧重于对课题组汇报要点逐项进行可行性评估，并提出建议，限800字)
《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课题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此项研究的开展及时适应了目前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要求。通过对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的建立、健全与完善对策等方面的研究，有利于高校以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环境，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培育良好的校风、学风和教风，有利于疏导和化解高校师生思想中存在的困惑与不解，有利于激励师生积极应对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对促进和谐、平安校园的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该课题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方法恰当，研究内容具体。课题组成员构成精干，有宣传工作应急管理的经验和专业能力，并已参加过相关课题研究，形成了着作等研究成果，并发表过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完全能够胜任本课题的研究任务。
建议：
1. 课题组成员要认真研究和领会研究目标，进行充分讨论并最终确定预期研究成果--研究报告的框架、主要内容和创新点，以及研究论文写作的重点及其与课题研究之间的关系。
2. 课题组成员要明确自己的分工及职责要求，信息资源及时共享，按时按质完成自己的任务，保证研究工作如期完成。
3. 课题组成员还要积极争取部门领导的支持与帮助，从资金、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确保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4. 课题组要严格按照方案，对照各项预期研究成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研究工作，确保按时按质完成研究任务。
四、重要变更(侧重说明对照课题申请书、根据评议专家意见所作的研究计划调整，限1000字，可加页)
根据评议专家意见，课题组在进行深入研究、充分讨论后决定作如下重要变更：
1. 吸收现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杨泽泉同志和云南民族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晏妮同志为课题组成员;
2. 对课题研究重新进行科学分工，由课题组全体成员一起合作完成最终预期研究成果--课题研究报告《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的撰写任务。
五、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意见
同意开题报告对课题研究内容、方法、组织、分工、进度、经费分配和预期成果的意见以及专家组对课题研究工作提出的各项具体建议。请课题组根据专家建议认真修改开题报告，准确把握课题研究重点、研究框架、研究内容，进一步明确分工及职责，保证研究工作顺利如期完成。 同意该课题开题研究。
1967年底特律暴动，又称为“第十二街暴动”，发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这场骚动于1967年7月23日星期日早上开始，当时警方扫荡一间位于第十二街和克莱尔蒙特街交界的无牌酒吧，支持者及旁观市民与警方发生冲突，并进一步演变成美国史上最多人死亡的暴动事件之一，事件持续5日，其破坏性超越1943年发生的种族骚动。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为尽快平息暴乱，下令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进入底特律，以及要求总统林登·约翰逊派遣陆军入城。这场暴动导致43人死亡，467人受伤，超过7,200人被捕，以及超过2,000座建筑物受破坏，仅次于南北战争期间，纽约城的征兵暴动[1]，以及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事件当时也成为当地多份媒体的报道焦点。1992年洛杉矶暴动（1992 Los Angeles riots）也被称作1992洛杉矶内乱（1992 Los Angeles Civil Unrest ），是指洛杉矶在1992年发生的一系列动乱，其导火线为1992年4月29日陪审团宣判四名使用过当武力殴打交通违规的黑人罗德尼·金的警察（3名非拉丁裔白人和1名拉丁裔美国人）无罪释放，导致上千名在洛杉矶的非洲裔和拉丁裔上街抗议而引发的暴动。此事件造成约10亿美金的财产损失，约53人在事件中死亡，数千人受伤。[1]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首位华裔女市长、时任洛杉矶官员的陈李琬若曾亲自前往暴动现场向群众及电视新闻网观众发表“人痛己痛”谈话，呼吁各族裔维持和谐。石墙暴动，又名石墙事件（英语：Stonewall riots），是1969年6月28日凌晨发生于邻近纽约市、格林尼治村中的石墙酒吧，一连串因警方临检而爆发的自发性暴力示威冲突。石墙暴动常被认定是美国史上同性恋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导之迫害性别弱势制度的实例，亦成为标志着美国及全球之同性恋权利运动发迹的关键事件。1950与1960年代，美国的司法制度仍严重歧视同性恋，其程度甚至更甚于某些华沙公约组织国家。美国早期的同性恋团体试图使同性恋者被社会所接受，并支持给予同性与异性恋者无冲突的教育。然而，1960年代末几年争执不断，许多社会运动发酵运作，包括美国黑人民权运动、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及反战示威。这些背景因素，加上格林威治村自由的风气，成了石墙暴动的催化剂。日期 地点 理由 经过1959年5月 洛杉矶 抗议警方的骚扰 LGBT人士因警方的骚扰而与其在常有扮装皇后与男妓聚集的“库珀的甜甜圈”（Cooper's Donuts）发生冲突。在警方逮捕三个人之后（其中包括作家约翰·里奇（英语：John Rechy）），其他示威者开始向警方丢掷甜甜圈与咖啡杯。洛杉矶市警立刻呼叫支援并展开更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但约翰·里奇与其他被拘捕的两人却趁乱逃脱[5]:1–2。1964年9月19日 纽约市 抗议同性恋者在美军中的待遇 由兰迪·维克（英语：Randy Wicker）（Randy Wicker）组织的一小群示威者在白宫街募兵中心（Whitehall Street Induction Center）前设置路障阻挡人员进出，以抗议军方泄露记录同性恋者性向的兵役记录，致使他们的隐私权受到侵犯。这次行动普遍被视为美国第一个同志游行[6]:xvii。1964年12月2日 纽约市 抗议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疾病 四名男女同性恋者对支持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的精神分析学家提出抗议，并用十分钟反驳他的论点[6]:xvii。1965年4月17日[3]:270－4月18日[7]:208 华盛顿特区、纽约市 抗议美国与古巴的同性恋政策 同性恋者在1965年4月17日与4月18日时分别到白宫与联合国总部[2]:167抗议古巴政府将国内的同性恋者关进劳改营[7]:209。1965年4月25日 费城 抗议餐厅拒绝为同性恋服务的行径 在杜威餐厅（Dewey's Restaurant）的经理拒绝为一群他认为是同性恋者的顾客提供服务后，约150名示威者在餐厅外静坐以示抗议。示威者中有四人被逮捕并遭控“行为不检”的罪名，其中还包括詹纳斯协会的同性恋平权领袖克拉克·波拉克（英语：Clark Polak）（Clark Polak）。数名协会的成员参与这次的静坐行动并与餐厅老板为拒绝服务一事进行谈判。有三名示威者更持续静坐抗议直到5月5日[8]。1965年5月29日 华盛顿特区 支持同性恋权利的保障 东岸同志之友组织（ECHO）组织的十名示威者（7名男性与3名女性）在白宫前进行抗议[9]:68。这是接下来一系列示威行动的第一场，其它的示威地点还有国务院、五角大厦与美国国民就业委员会（英语：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7]:209。1965年7月4日 费城 一般游行 1969年以前，ECHO每年都会组织示威者在独立厅游行，这项活动后来被称为“年度提醒”（Annual Reminder）[10]:130。1965年9月26日 旧金山 声援支持同性恋的牧师 三十名示威者聚集在恩典座堂（Grace Cathedral）前声援因参与LGBT人士与宗教界人士的对话平台“宗教与同性恋者理事会（英语：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而受到惩罚的牧师罗伯特·克罗姆利（Robert Cromey）[11]:114。1965年10月23日[12]:636 华盛顿特区 支持同性恋权益的保障 最后一次在白宫前举行的抗议活动，因为示威者认为在白宫前进行抗议已经失去效用[13]:104。1966年4月21日 纽约市 挑战纽约州同性恋者饮酒禁令的合法性 平权运动者迪克·里斯奇（Dick Leitsch）、克雷格·罗德韦尔（英语：Craig Rodwell）（Craig Rodwell）与约翰·蒂蒙斯（英语：John Timmons）（John Timmons）试图挑战纽约州禁止酒吧和餐厅供应酒精饮料给已知同性恋者的法令，并带着记者准备揭露他们遭到拒绝服务的窘境。在前往数家酒吧并揭露他们为同性恋者的事实后，他们最后被一间刚遭到突袭的同志酒吧“尤利乌斯（英语：Julius (New York City)）”（Julius）拒绝供酒，尽管里斯奇向纽约州酒类管理局（英语：New York State Liquor Authority）（State Liquor Authority）的控诉并未使该单位采取行动，纽约市人权委员会仍宣布这样的歧视“不能继续存在”[14]:46–47。1966年5月21日 纽约市、费城、华盛顿特区、洛杉矶、旧金山 抗议美军对同性恋者排斥 同性恋团体在军人节时于全美各大城市展开游行，在洛杉矶甚至出动15辆汽车组成车队，这次活动被视为是第一个同性恋骄傲游行[9]:42[15]:221[16]与北美同性爱组织会议（英语：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Homophile Organizations）（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Homophile Organizations）第一次大会的前身[9]:42。1966年7月18日 旧金山 抗议餐厅的骚扰与拒绝提供服务的行径 约25名示威者聚集在康普顿餐厅（Compton's Cafeteria）前并设置路障阻挡人员进出，以抗议新任经营者找侦探社（英语：Pinkerton 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与警察骚扰同性恋与跨性别者顾客[17]:109。1966年8月 旧金山 抗议骚扰行为 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顾客发起康普顿餐厅暴动（英语：Compton's Cafeteria riot）（Compton's Cafeteria riot）以抗议警方的持续骚扰，餐厅与附近地区都受到程度不一的破坏。第二晚更多来自同性恋社区的示威者加入暴动的行列，甚至还越过警戒线砸毁餐厅的玻璃[17]:109。1966年9月 芝加哥 抗议新闻媒体的忽视 在《芝加哥太阳报》与《芝加哥论坛报》这两家平面媒体忽视甚至拒绝马太辛协会刊登广告的请求后，该协会的芝加哥分会对这两家平面媒体发起抗议行动，并设置路障阻挡报社员工的进出。在事件发生后，《太阳报》的专栏作家欧文·库普西内特（英语：Irv Kupcinet）（Irv Kupcinet）在他的专栏里报道了这次的抗议事件，但并未提及他之前的报道同样受到抗议者的抨击。而《论坛报》则没有作出任何报道[18]:62。1967年1月1日 洛杉矶 抗议市警突袭同志酒吧 洛杉矶市警在除夕夜时突袭同志酒吧“黑猫”（Black Cat Tavern）与“新人”（New Faces），造成黑猫酒吧的酒保与数名顾客受伤送医。此举立刻引来数百名群众聚集在日落大道上与黑猫酒吧外抗议[7]:210。1967年2月11日 洛杉矶 声援城市中其他的少数族群 在同志酒吧“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老板的组织下，约200名LGBT人士、40多名嬉皮与其它经常遭受警方骚扰的次文化团体聚集在稍早发生过突袭事件的黑猫酒吧示威抗议[19]:25。1968年3月17日 洛杉矶 抗议市警的诱捕与骚扰行为 两名扮装皇后“公主”与“公爵夫人”在时常有警方前来骚扰与驱逐LGBT人士的格里斐斯公园举办圣帕特里克节的庆祝派对，约有200名男同性恋者参与[7]:210。1968年4月23日 纽约市 抗议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疾病 哥伦比亚大学的同性恋者同盟打断一场正在讨论同性恋的精神医学会议并设置路障阻挡人员进出[9]:67。1968年5月30日 洛杉矶 一般集会 同性恋团体在格里斐斯公园召开同性恋大会[19]:26。1968年8月[5]:159 洛杉矶 抗议市警对同志酒吧的突袭行动 在两名顾客被逮捕后，酒吧老板李·格雷斯（Lee Glaze）带领其他顾客到警局保释这两名遭逮捕的顾客，并在警局周围围满在附近花店买来的鲜花[20]:180。1969年4月 旧金山 对解雇同性恋平权运动者的公司进行抗议 在新闻工作者吉尔·惠廷顿（Gale Whittington）因出柜而导致他被国家船舶公司（States Steamship Company）解雇后，一群同性恋平权运动者组成“同性恋解放组织”（Committee for Homosexual Freedom，CHF），并连续几周在每个上班日的中午12:00－13:00对该公司的旧金山分公司进行示威抗议，并设置路障阻挡人员进出[21]:53。1969年5月[19]:32 旧金山 抗议解雇同性恋员工的企业 在淘儿唱片（英语：Tower Records）（Tower Records）解雇同性恋员工法兰克·德纳罗（Frank Denaro）后，CHF立刻对该公司进行为时数周的示威抗议，直到法兰克·德纳罗复职为止[22]:61。此外他们也在喜互惠公司（英语：Safeway Inc.）（Safeway）、梅西百货与旧金山联邦大楼（英语：San Francisco Federal Building）前进行示威游行[21]:53。
课堂教学研究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提高选题质量和水平的重要环节，也是论文写作的关键。下面是我和大家分享的课堂教学研究开题报告，更多内容请关注毕业论文网。
一、开题活动简况(开题时间、地点、评议专家、参与人员等)
根据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经充分准备，云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一般课题《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10月12日在云南民族大学莲花校区行政楼五会议室进行了开题论证。课题负责人王江屏向省内管理学以及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方面的专家省教育厅宣传统战部桂正华部长、云南民族大学李若青教授和字如祥研究员以及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的相关领导、工作人员详细汇报了该课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研究目标和框架内容、研究方法和组织分工、研究经费分配和预期成果等。评议专家对课题研究的可行性进行了认真审议，明确指出研究计划的具体要求和可操作的规范步骤，要求该课题在开题后要把责任落实到课题组的每个成员，确保研究任务按时按质完成。课题组成员王江屏、杨泽泉、和金光、刘睿、高莹参加了开题会议，并与专家们一起对课题研究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入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课题研究工作的具体分工、职责要求和实施步骤等。 开题报告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认真修改后报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同意该课题可以开题研究。
二、开题报告要点(题目、内容、方法、组织、分工、进度、经费分配、预期成果等，限5000字，可加页)
本课题为《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是云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一般课题(立项编号CY09014)，于2009年9月正式立项。
一、课题的意义和价值
《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课题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课题研究的开展对建立和完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探索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的新方法、新思路和新途径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同时，该课题也是在当今公众和大众传媒越来越关注高校发展、高校新闻事件的“聚焦化”、 高校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这一不可阻挡的新形势下，树立和维护高校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能力的的重要环节。该课题的研究还是高校加强舆论引导，做好师生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好校园舆论氛围，培育良好校风、学风、教风，建设和谐平安校园，维护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它还对有效疏导和化解高校师生思想中存在的困惑与不解，激励师生积极应对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有着积极意义。
我们希望通过此项研究促进改变高校应急管理理念滞后、师生危机意识淡薄的现状，建立健全我国高校的宣传工作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机制，为进一步提高和完善高校应急管理水平提供理论研究基础、参考资料和对策建议。
二、课题研究的目标和主要内容
(一)研究目标 在此项研究中，我们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1.探索化解中国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体系中常设性机构与临时性机构职责不分、关系不顺这一难题的方法;
2.全面总结中国高校应急管理行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个相对成熟、完善的工作思路;
3.寻找解决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反应及时性不足，信息准确性、公开性、透明度不高，学校各相关部门协调不顺、职责不清，执行过程中效益损耗过多等问题的新途径。
(二)研究框架与内容
第一部分：当前我国高校宣传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第二部分：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设现状
1.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2.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立的可行性
3.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面临的全新挑战
第三部分：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概述
1.危机及危机相关因素理论
2.高校突发事件的特征、类型、影响及后果
3.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的概念
第四部分：高校宣传工作处置突发事件的历史与现状
1.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2.高校宣传工作在处置突发事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健全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的法律基础
第五部分：高校宣传工作应急处置机制建设
1.高校宣传工作的危机反应机制
2.高校宣传工作的应急决策机制
3.高校宣传工作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
4.高校宣传工作的应急动员、协调保障机制
5.高校宣传工作的危机心理干预机制
6.高校宣传工作的危机善后处理机制
第六部分：高校宣传工作对几种特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1.对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和管理
2.对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和管理
3.对高校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置和管理
4.对高校信誉危机的处置和管理
三、课题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组织实施
(一)课题研究的思路 此项研究将采取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横向比较与纵向梳理的研究思路。
1.宏观与微观：从宏观上，分析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在国家应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究与应急机制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在高校中的体现。在微观领域，不仅探究新闻媒体、校园文化、网络舆情等与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之间的关系，而且从典型案例的研究入手，探索制定符合实际的相关制度、措施，进一步凸显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的实效。
2.理论与实践：在探讨建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并实施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的创新工作模式，用实践来验证效果。
3.横向比较与纵向梳理：探讨西方发达国家校园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比较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校园应急管理方面的差异，为建立健全我国高校应急管理体系特别是宣传工作应急机制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系。
(二)课题研究的方法 本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法、调查访谈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社会和高校丰富的藏书和网络学术资源，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探究，从中寻找研究的薄弱点，掌握最新研究进展。
2.调查访谈法--通过对部分高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对着名教育界人士及相关调查对象进行访谈交流，探讨我国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措施。
3.比较研究法--研究发达国家校园应急机制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对比分析我国各层次、各类型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设的现实情况，创新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
4.案例研究法--选取民族高等院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设的实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引以为鉴。
(三)课题研究的组织与分工 参加本课题研究的工作人员共5名，其中3人具有副研究员专业技术职称，3人分别具有法学硕士和文学硕士学位，专业特长分布在行政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媒介文化、传播学等方面，年龄均在40岁以下，呈梯次结构分布，在校园文化建设，新闻媒介及舆论传播，大学生的民族观、宗教观和法治观教育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经验和成果，能够胜任此项研究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课题研究，特成立课题组： 1.课题组长：王江屏 2.课题研究人员：杨泽泉、和金光、刘睿、高莹、晏妮 课题组成员具体分工如下： 王江屏、杨泽泉负责课题的申报、课题立项后相关材料的报送、研究方案的制定、专家咨询会的组织，同时负责课题开题报告、中期研究报告和预期研究成果--研究报告《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的撰写，以及结项验收工作。 和金光、刘睿、高莹、晏妮负责研究资料和典型案例的搜集，并按研究计划完成预期研究成果研究论文《论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对建设和谐校园的作用》的撰写。
四、课题研究各阶段任务及预期成果
(一)研究周期 1年，即20xx年10月至20xx年11月。
(二)研究各阶段任务
1.准备阶段：20xx年10--12月 20xx年10月，召开专家评议会，评议审定课题的开题报告，形成成熟意见上报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xx年10月，深入云南各高校进行调研，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掌握当前高校，特别是云南省高校的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建设和运行情况。 20xx年10月至12月，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资料和案例。
2.研究阶段： 20xx年1月至20xx年11月，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1篇有关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方面的理论文章。 20xx年5月，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期研究报告，上报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3.结题阶段：20xx年7月--11月 20xx年7月至11月，完成课题研究报告。 20xx年12月前，完成全部研究工作，申请结题。
(三)预期研究成果 本课题的预期研究成果主要有2项：
1.研究报告《和谐校园视角下的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研究》;
2.研究论文《论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对建设和谐校园的作用》。
五、课题经费使用说明 本课题的研究经费共计肆仟元整($)，拟作如下分配使用：
1.资料费(用于购买图书、进行网络下载等)元;
2.调研差旅费(到省内高校考察、搜集资料)元;
3.小型会议费(召开学术座谈会、专家咨询会等)元;
4.计算机使用费(购买电脑耗材等)元;
5.印刷补助费(资料复印、文稿打印等)元;
6.管理费元;
7.临时性小额开支元。
“群体性事件”频发， 现有的调控手段失效，不仅说明手段本身存在缺陷或者文不对题，更主要的在于它表明了中国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和多元，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进入高风险时段，已非现有的手段所能打理得了的，更非“敌-我”关系模式即可框含道尽的。相反，它要求制度设置提供更为多元和开放的利益表达形式，特别是利益实现的法权程序。在此，澄清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及其集体表达形式的必要性，说明所谓“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常态性，进而寻求其合法化，使得事件本身“非事件化”或者“去事件化”，可能是省察、解决此类问题的一种更加现实和有效的路径。换言之，刻下的“群体性事件”多为公民大众基于联合行动机制而实施的“公民集体行动”，属于公民权的基本宪法权能，它在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抗争形式的同时，为建构一种满足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理性沟通的政治生态提供了契机。置此情形下，国家最高权力应当秉诸宪政正义使之合法化，赋予公民利益追求的集体形式以合法性，从而阻遏其可能的暴力倾向，引导其向民-民、官-民、政-商双方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进而促成一种民主社会的良性政治形态，建构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法权正义之道。特定公民人群为了共同的利益认为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维权，决定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诉愿，必须于一定期限内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核准，事先确定具体的时间、地点、人数、道具、口号和行动方式等，到时警察负责维持秩序，防止行动超出预设，而行动组织者本身则需同时担负起和平行动的责任，兑现报批项目，不得超出既定范围。否则，依法依例处置，直至绳之以法。如此，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分别演好自己的角色，和平登场，平安落幕，各自解脱，皆大欢喜。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转型时期的敏感性，按照实用理性的进路，不妨循沿惯例，先行搞搞“特区试点”，由社会、经济议题而扩展至政治领域，然后逐步推行，使表达权松绑，将社会放开，也让自己解脱。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导致群众上街的原因和公民集体行动本身，是分属不同范畴的两回事。前者可能基于社会、经济原因或者属于政治问题，甚至属于社会心理问题，需要分门别类，个别化解决。如果属于社会问题，则需要进行社会协商；要是基于经济原因，只能通过劳资谈判或者诉诸法律程序；倘若事涉政治争议，就只好启动政治进程了。换言之，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纷繁复杂，一案一因，各有不同，只能依案酌情论处，诉诸不同制度性安排，寻找各自可能的解决方案。后者则属于公民大众的行动权能，本身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除非它演变成街头暴力，而街头暴力不等于公民集体行动，属于刑事领域，自当别论。如此一来，让抗议活动合法化，界定为“公民集体行动”，也就不存在所谓“群体性事件”了，更无需担忧此种行动中“经济问题政治化”的问题了。呈现于眼帘和案头的，是平常日子里的常规公民行动，某某时空的游行、示威、集会或者静坐这类公法意义上再简单不过的一个个具体法律行为而已。重复一句，简言之，不把“群体性事件”当个事件，它就不再算个事件，而属于现代社会的常态现象，一种平常的法律行为，则互利双赢、皆大欢喜的可能性，也就随之递升。此为民族国家之福，公民大众之福，在朝在野双边之福也。那么，就民主所要求的公民素质而言，如此应对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呢？ 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退一万步言，正如萧公权先生将近70 年前所论，只有于民主中才能学会民主，在实行宪政中求宪政之进步，正如只有于走路中才能学会走路，尽管不免磕磕碰碰。否则，永无实现民主与宪政的可能，一如永远无法学会走路。就此而言，这里笔者愿意着重提示的一点是，刻下中国逐渐出现的一个可喜情势是，公民集体行动日益具有明确的维权意识和法治意识，出现了所谓的“依法抗争”形态。即参与者和组织者依据法律和政策抗拒“土政策”，向地方官员的独断专行进行抗争，向经济强势集团讨公道、要说法，并且多数强调有序与非暴力，有的还明确主张循沿程序，通过逐级反映诉愿，求得问题的解决。倘若出现随机参与者乘机起哄的情形，当事者甚至会出面制止，吁求理性与秩序。这是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民主法治建设已然初见成效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的公民大众日益走向政治成熟的象征，而为建设民主、法治的中国提供了必需的社会生态。同时，它也表明中国社会走入常态发展，凡此公民行动不再秉有什么“革命”之类的高涨冲动，而是属于正常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因素进行理性沟通的手段而已。而且，它说明行动者对于现有体制具有政治认同，对于现有法律体系怀有尊重，愿意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利益协调。对此，为国家民族计，为天下苍生计，为长治久安计，真的需要好好爱惜和引导。很显然，在一个多元利益阙如，权利意识不彰，公民大众毫无有序、理性的集体行动能力的群氓国家，是不可能施行民主法治，而建设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的。中国社会及其公民大众走到今天这一步，正是全体中国人历经百多年奋斗，特别是晚近三十年的民主法治建设，而劳心劳力结出的善果，竭应爱护和引导。因此，就今天的情形来看，既然公民大众希望通过和平方式集体表达诉愿“，依法抗争”，那么，不如迎头接应，将他们的集体行动合法化，使“事件”非事件化、去事件化，在司法救济和行政干预渠道之外，另辟一条调控社会冲突、解决利益纠纷的社会、政治通道。笔者愿意再次重申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在于给社会提供了“出气”装置，乃至于“减震”装置。诸位，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压力加大，各种冲突和矛盾加剧，此种装置实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特别是在当下中国，急遽的社会转型将各种矛盾凸现，社会阶层的重新组合导致人们心理失衡，更需要这种社会性心理治疗手段。而且，更主要的是形成了一种真实、有效的社会意愿表达机制，达成了一种理性的社会沟通和交往方式，逐渐养成公民理性与和平地集体行动的习惯和能力。就公权力一方而言，至少使得具体执法的公安部门能够凭藉清晰的法律界定来处置相关事件，摆脱现在既不能听任事态扩大，又不能激化矛盾，以至于动静失措、左右为难的两难境地。从更为宽广的视野立论，则如此定位之后“，事件”本身和地方政府的依法行政均摆脱了政治色彩，在让“事件”常态化和合法化的同时，让社会非政治化，也让“事件”去政治化，而建构一个常态的人世生活空间。如此一来，尽快启动坐实宪法规定的各种公民表达权利的具体立法进程，如游行示威法、公民集会法、言论自由法、新闻出版法，等等，使公民集体行动有法可循，也使具体执法者依法行事，避免双方的尴尬和失措，调适公、私权力有序攘让，实为未来十数年间政治治理必须应对的法律课题，也是中国社会必须完成的自我政治成长过程。进而言之，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将以民主化为鹄的，而扩大和完善执政党的党内民主，特别是党内高层民主，可能是一条可欲的进路的话，那么，就社会层面而言，将刻下最为挠头的“群体性事件”非事件化，去政治化，进而合法化和常态化，同样是一条可欲的进路，而笔者以为，这是启动政改之两端，也是中国当下正在发生并且可能会加速进行的历史进程。可能有人会说，较诸强权机制，此种以“公民集体行动”为帜的民主机制成本太大，在转型期的当下中国，不宜马上启动，不妨留待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再行不迟。笔者以为，如果此话讲在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70 年前，作为对于激进民主派幼稚主张的回应，倒是不无道理，可在中国民主法治进展到如此程度的今天，就不免贻笑大方了。民主治理本身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天下人在一起不得不群居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生存形态。问题在于，较诸强权机制的窒息般统合，它在焕发和表达社会活力，提升生活质量，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此种体制将攘让双方死抵到头，最后不得不总体爆发这一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此而言，它不是增加，而是总体上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透明、公正和程序化的法权体制，是治理成本最低的政体，这已是民主体制行之百年的常识，也是中国社会晚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所见证的事实。再说，当下中国社会以“群体性事件”为信号的民主呼求本身，早已对于缺乏公民集体行动的民主机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做出了无数证明，而证实了民主机制才是总体社会成本较低的一种现代治理方式。而且，所谓治理成本不仅是指政府行政所要付出的代价，而且应当包括全体公民在此治理下所需承受的压力和所需付出的包括心情在内的诸多代价。如果治理成本仅仅意味着行政权能雷厉风行，做事立竿见影，那么，当年美国南部视黑奴不是人的奴隶制度，根本无需什么劳什子沟通的烦琐、协商的累赘，岂非成本最低的治理方式？很显然，时至今日，再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认为。因此“， 群体性事件”所昭示我们的不仅是一种治安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问题。兹事体大，哪里是一个拖字诀所能打发得了的。也就因此，对于真正理性与祥和的社会、政治生态的形成来说，对于建设一个富强、文明和成熟的国族来说，对于完成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这一伟大历史而言，以公民集体行动为基本线索来重新界定“群体性事件”，从而启动中国政治生态的民主化进程，只是诸多环节和制度中的一方面，其他各种因素相互配合为用，才能最终达致预定的效果。其中当然包括但不仅于此的，如逐步放开言路，拓展利益表达的政治渠道，提供程序主义的法权安排以实现双向的政治承认，特别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的承认，在守法平等、执法平等与立法平等三者统一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实现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政治理想的现实条件；提供切实选区，使公民成为选民，而使弱势一方实在不行还能以撤回承认的方式避免绝望性抗衡，即经由选举权的真切落实所启动的实际政治过程，通过对于最高权力的监督来实现社会内部的自我绥靖，公民个体由此奉献出自己的文化忠诚、民族认同和公民伦理，达成社会团结，使国家与社会、个人与族群、政治权力与市场关系进入持续的合理化过程，寓国家于公民，融人民于选民，藏天下于天下；建构公共空间的共享性，保障公民相互承认的权利能力的实现，等等。凡此种种，一切制度设置的最终目的，不外旨在实现公民联合和政治正义，达致全体公民的和平共处，让国家成为公民的政治联合体、市民的生活方式与国民的文明共同体的统一体，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而成熟的国家，使中国成为安全、祥和与可持续发展的人世间。如此，首先自“群体性事件”的去事件化开始，逐步实现公民集体行动的表达权，实在是可为、当为而能为者也。
哈哈 ，我也在写哈 。一起讨论下
百度下，然后复制黏贴，就OK
所谓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指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以满足某种需要为目的，使用扩大事态、加剧冲突、滥施暴力等手段，扰乱、破坏或直接威胁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应予立即处置的群体性事件。以下是今天我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全文如下：
一、从一个典型案例谈起
(一)案例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的“6、28”群体性事件，原本就是一起普通的少女溺水死亡事件，因为公安机关的死亡鉴定结果得不到家属认可，加之被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演变为公然向党和政府挑衅的对当地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打砸抢烧的严重群体性事件。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严重损失。如今，该事件已平息，相关责任人也依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反思 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安机关在处置过程中处置方式的欠妥当，也是致使谣言越来越多，最终被一些黑恶势力利用，一发而不可收拾，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引发案情发展的原因分析
上述案例中由于未能尽快将信息公开，充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致使民间关于“当地政府部门纵容包庇、销毁证据”等流言才能够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意传播之下迅速升温，从而点燃本就失去理性的情绪。但凡流言，都是见光死的。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不透明引发的谣言必然导致胡乱的揣测和极度的不信任，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沟通机制，不仅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更容易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本来对于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案件，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恃强凌弱、草菅人命。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置此类案件时，不能一律以保密为名对民众封锁消息。尽管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并没有告知受害人家属进展情况及解释相关误解的义务，但从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看，这种及时诚恳的沟通会打消老百姓的疑虑和担心，消除不安定因素的隐患。社会的负面情绪会及时得到释放，揣测会及时得到合理解释，流言也会不攻自破。
另外，贵州“瓮安事件”中，民众质疑当地警方与事件有内在关联，警方未能及时做出回应，也没有让相关人员回避，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质疑情绪。公安机关在事件的处置中，程序上既要合法，也要合情、合理，用程序正义避免民众的质疑，从而增强处置结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对于引发民众质疑的鉴定程序这一关键环节，是否允许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对鉴定过程进行现场见证，是否能够尊重受害人家属的要求“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诉求，则将直接决定鉴定结果的可接受度。“瓮安事件”发生后，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第三次鉴定，同时也允许家人在场、部分群众现场见证，如果这一事后的鉴定处理方式能够提前一些也许谣言也就不攻自破，这一恶性群体性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两点：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的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二是政府和公安机关在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若对事情有足够的敏感度，收集相关信息，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决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同时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封锁消息，不许消息外传，这样也会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反感，从而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
纵观整个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中时时把握住民法、民生、民权这条线，也许这种带有偶发因素的群体性事件就会减少许多。
总之，群体性事件作为公共安全危机之一，从社会学角度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维护;从法学的角度说是一种权益保障;从行政学的角度说是一种国家职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评论道：“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
二、从上述案例看公安机关依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分析 上述案例中，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群体性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对于所收集的情报信息，大部分公安机关的情报部门并没有综合整理，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特征、规模等，不能为公安机关和党政部门做出有效的决策和制定行动计划提供可靠依据。有效的情报信息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能够有效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详细了解所发生的事件到底是政治性群体性事件还是非政拍性群体性事件;能够评估事件的危害，了解现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交通堵塞、秩序混乱等直接危害，引起国内外社会舆论在公众中产生消极影响等间接危害;能够推测事件的发展趋势，分析预测事件可能出现的情况;此外，还能提供具体的对策方案，为决策部门处置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突发性、紧迫性，公安机关执法也往往呈现出执法权力范围的扩张性、权力行使的自决性、处置 措施 的不断性等特点。
从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消除矛盾的工作机制。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性，没有研究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对于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摸不关心，缺乏了解，或者说有的虽然对问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重视程度不够，能拖延就拖延，能回避就回避，不愿或者不敢面对群众做工作，从而导致矛盾激化，错过了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也有的党委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一旦发现群体性事件就不分事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把公安机关推到最前面，强行下令公安机关抓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但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增加群众的对立情绪，造成矛盾的激化，使事情的解决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有的责任主体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对于群众的要求当面答应，事后变卦;还有的平时不重视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发生了事情才想起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给群众造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导致集体上访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解决问题的主要 方法 。
(一)立法缺失
法律是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南针，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才能更好的对这些事件进行明确而公正的处理。可有可无，模棱两可的处理只能最终是对群众不利。当前，我国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公安机关在处理有些群体性事件时缺乏法律依据，有的表现为使用警械、武器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时，有的表现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资格方面。《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规定：公安机关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坚持理性、规范、适时、有效的处置，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工作目标，提高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和水平。
但这一规定对主要任务的规定比较宽泛，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上级部门的授权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对公安机关处理不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是笼统的规定了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实践中不易操作，很难把握标准，具体的责任也不好落实。基层公安机关在具体的处置工作中经常处于两难境地，导致对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
(二)预警机制不完善
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不完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的最明显：首先预警工作没有形成权责一致分工明确的良好局面，信息来源 渠道 依然比较单一，覆盖面过于狭隘，信息的准确度不够，时效性、全面性、真实性都达不到防控标准，重点事件和重点人群的掌控工作还存盲区;其次，在目前的机构设置中，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构没有独立出来，公安机关处于实战的主导地位，但是公安机关过分依赖行政协调，使防范和处置工作，形成了条块分割不清、层次架构不明的松散局面，而且设备资源，信息资源，指挥资源，都不能形成“高效、连贯、科学”的具有专业性的统一指挥和咨询系统，也建立不起“全社会共建，多部门联动”的职责明确的运行机制，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只能被动出击、疲于应对;第三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各部门和各单位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能作用，工作衔接、权责分担等方面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运行机制，不能够实现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另外对一些群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反映其合理诉求的请愿活动，没有真正按照《游行示威法》的要求，进行批准和引导，使得一些合法途径手段，无法起到减压阀的作用。
(三)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不得力
1.处置手段简单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手段过于单一粗陋，主要是表现在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往往不区分情况，统一按照一个模式处理。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事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必须以最迅捷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息事宁人”,履行职责。但是快速平息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的范围内。有些公安机关在处置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时，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秉公处置，引发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导致社会怨气积聚，某些突发事件成为“导火索”,最终引发冲突。
公安机关在抓捕犯罪嫌疑人、调处纠纷、专项整治治安等警务行动不当，不但无法处置群体性事件，反而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不当干预事件，或干预时机错误，或处置手段不利，不但不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转化形成新的冲突，引发事件升级;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则以消极态度应对群体性事件，退为应付上行下不达，片面强调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矛盾与公安机关没有关系，对事件现场治安态势的变化视而不见，不主动实施其职责内的干预和控制，事态因此得以蔓延和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此两种处置方式都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被动。
有的警员平时缺乏应急事件的处置的理论培训，缺乏事件处理的“现场感”,只是领命行事，一旦赶赴现场却面临着无从下手的多重困境：一是到达现场前任务不明，只能以“随大流”的态度，盲目参照其他人的做法;二是缺乏妥善处置现场警情的 经验 ，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迅速作出正确反应，很多警员不知道针对事件现场群众作出的过激行为，例如推操、指骂、打架、破坏车辆和设备等违法行为，是应该依法及时制止、查处，现场抓捕并扣留违法犯罪嫌疑人，还是应该先设法取证，等到事态平息后再去处理。论文格式而这些现场情况的处理不能够采取如同一般治安事件的简单模式，只能根据现场情况采取措施，如果警员把握不了现场处置的尺度，只是按操作程序上报情况，被动等待指令，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不作为”、或者“不当作为”:三是因为平时缺乏对事件处置的实战演练，警员缺乏对有效处置事件所必需具备的技能和战法，接到上级指令后，不知用什么战术、什么手段去实现上级意图，实践中贻误战机，处置不力。
2.协作能力不强
一些公安机关在处置现场的各联动单位，不能实现联动，既不知道如何取得其他处置单位警员的行动支持，也不会适时回应其他处置单位及其人员发出的协助请求。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往往会集中本地区甚至是周边地区多单位警力，并根据现场情况或是分小组合成作战或是分区域分散作战，警队单位及其人员之间多处于相互陌生的关系状态，由于缺乏合作默契，协同支持配合很少，难以形成整体合力。所以在一些事件个案的处置现场彼此之间，不能及时得到有力的警务支持与协助，形成了周边其他小组的警员观望，个别受到闹事者攻击的警员或小组孤军奋战的散乱状态。这种散乱的处置情形容易助长闹事者的哄闹气焰，削弱警队在处置现场的威慑气势，不利于事件的平息。
当然，出现事件现场警力充足，却大多处于被动待命状态，不能及时对有关情况进行相应处置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与通信技术不足，一些单位接令赶往群体性事件现场后，对在事件处置中的工作任务、目的、权限和警力调度区域、协同单位等不清楚。
(四)在处理的过程中信息的严重滞后与信息的不当处理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加上反映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所以公安机关对于情报信息的收集工作越来越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民众对群体性事件缺乏规律性的认识，对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缺乏敏感性，从来不积极主动地了解当地的不安定因素，相当一部分公安机关并没有建立起灵敏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导致情报收集和控制工作不完善。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无法做到速报(群体性事件随时发生随时报送)、续报(及时将群体性事件发展事态、现场处置情况等上报有关部门)和专报(对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分子、幕后操纵指挥者、聚众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在打击后专案专报)。公安机关缺少一个权威、统一、高效的情报机构来负责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管理，造成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多头管理而造成情报延误或渠道不畅。此外，公安机关并没有有效地控制信息传播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或采用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说明事件真相，解释政府己经和即将采取的措施等。
三、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
(一)加强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立法工作
群体性事件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涉及众多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关乎整个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而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一旦把握不好很有可能侵犯公民利益，甚至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目前，对群体性事件工作处置的法律法规有：《人民警察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等，但是以上规定还不够完善，过于原则，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范围、处置主体、处置的工作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目标任务、善后工作等规定不够明确，“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发生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我国应加快对群体性事件有关问题的立法工作。
(二)完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1.进行信息预报
健全分析研判制度：
一是防患于未然，及时综合、分析由国保、治安、技侦、网监等部门提供的信息，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内幕性和行动性的情报信息，超前分析预测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为防范与处置赢得时间和空间，开展危机风险判断，分析各种危机的规律和特点，综合设计应对策略;
三是进行网上分析和比对，为预防和处置危机提供支持，并严格信息报送制度，公安机关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和己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及处置情况，在及时 报告 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同时，还报送上级公安机关。
建立数据库：
一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恐怖组织、激进教派等情况，和国内高危群体、极端分子相关情况，作为人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二是以剧毒、核生化、爆炸等高危物品、的分布、储藏情况作为物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三是要全面掌握，政治敏感期、节假日，气象、地质骤变期等高危时间数据，作为时间方面的数据基础;四是空间方面，本地的党政机关、标志性建筑、公共场所，易于地质变化的地段、河流等要害部位。
组建完备的信息网络系统，一是信息要准确和及时;二是信息要左右相联、公秘结合、上下相通;三是要建立人机相结合的信息平台，形成人联络，机联网的互动状态。要保障决策的有效实施和指挥有力，需要做到：党委、政府、公安、安全、气象、军分区等重点单位实施联网;政情、敌情、社情、民情进行综合收集研判：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重点单位、重点地区、重点时期实施监控。广泛收集重点时期的各种信息，争取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超前性。对发现的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纠纷，都应该公正、合法的处理，特别是一些小问题要做到事前的及时处置，预防事件的扩大化。同时，发挥电台、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正面作用，设立具有信任感和亲和力的新闻发言人及专家评论员，及时向公众发布危机事态、处置情况和公众应尽的社会责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发布“交通管制”、“局部地区戒严”公告。严厉打击制造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营造良好的应急处置环境。
2.制订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预案的科学合理离不开对群众性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调查，以及 总结 归纳经验教训。针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发生的具体设施、场所和环境，在安全评价的基础上，为降低事故造成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损失，预测事故发生后的态势和多种情形，组织建立应急救援机构和培训人员，制定行动的步骤和纲领，以及控制事故发展的方法和程序等，预先做出的科学而有效的计划和安排。对群体性事件这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应该重点建设如下子系统：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程序;后期处置体系等。
“911”事件后，许多国家建立了用绿、蓝、黄、橙、红5种颜色代表的5种危险等级，根据恐怖威胁情报向国民发布预警信息，我国也应建立预警等级制度。对危险的群体和个人、对危险的事、对危险的时间、对危险的空间和不良天候，根据情报信息及时预警，向公众发出预警信息，力争在防范和先期应对上收到双赢的效果。
三、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公安机关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不足的缺点暴漏了出来，因此，提高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将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笔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如何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进行探讨：
1.加强特警队伍建设
公安机关担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其训练强度和方法也是不同于一般的训练。一方面，公安机关应当把平时的训练工作制度化，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针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制度，而且还可以更好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特警队伍建设，组建一支政治过硬、训练有术的队伍，这一点可以借鉴土耳其的经验。目前有33个省份建立了快反警队，没有组建快反警队的省份发生社会事件时由邻省已组建的派员干预，避免了其他警员因未受过专门培训而干预失当、激化矛盾。快反警队人员主要来自警察学校，警察局新招收的警察首先要满足快反警队的需要，剩余部分才分配到其他警种，警员年龄不超过35岁，警官年龄不超过45岁，警员最长服役期3年，骨干服役期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6年。这些做法，较好地解决了队伍更新问题，使快反警队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2.及时化解矛盾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很小，但由于反应迟缓，使事态升级为“事件”,形成“小的事件—下级忽视—小事升级一一下级失控—触动上级—快速解决—事态平息”怪圈，暴露出处置能力不强的弱点。
应当及时化解群体性事件中产生的社会矛盾，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本着积极预防、全力控制、依法处置的原则，坚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按照既定方案，快速反应，动员组织优势警力，整体联动，协同作战，采取果断措施，运用综合手段，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应急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迅速有效地控制、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努力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3.提高执法者素质
依法行政能否顺利推进，执法者的素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求做到：
(1)促进执法者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树立“权为民所用、得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观念，深入思考“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问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解决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做到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事务，维护和树立法律权威;
(2)完善执法者的入门考试制度，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为公安队伍素质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对执法者的业务素质，提高执法者准确适用法律的能力，通过制度约束，建立学习型队伍，使执法者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以执政为民为宗旨，注意维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利益;
(4)从优待警，在财政支出许可的情况下合理提高警察待遇，提高其生活水平，要关注警察职业的心理健康，建设公安民警活动中心，多开展 体育运动 和体质能力训练，进行压力疏导，提高职业素质，加大对警察执法的经费支持，更新装备，并尽量保证他们工作中的人身安全。让警察无后顾之忧，公正无私地投入工作。
(四)建立正当、合法的公民利益损害的救济机制 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各级公安机关往往会采取相应的现场管制措施、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能使用警械和武器。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性措施;发布命令或通告，责令围观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聚众组织者立即解散队伍，责令聚集的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使用必要的驱逐性或制服性警械强行驱散，但要尽量避免伤亡，对经强行驱散仍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等等。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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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维护城市治安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城市治安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城市治安管理论文 范文 一：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惠阳区，同时产业化的地区差异，也促使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动。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为惠阳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惠阳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当地的治安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外来人口违法犯罪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治安焦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亟需将流动人口管理纳入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在正视流动人口管理存在问题的同时，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流动人口管理新路子。
关键词：流动人口 治安管理 权益 对策
一、当前流动人口的动态特征
(一)素质低能化
在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人来自于生活贫穷、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自身 文化 程度较低， 法律知识 匮乏，缺乏劳动技能，且缺少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二)心理功利化
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在本地生活窘迫，对自身处境不满才流入他乡。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工挣钱，以此改善自己当前的生活处境。这些人口中不乏为了经济利益而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之人。部分流动人口因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并通过各种形式发泄私愤。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受外界刺激和腐朽思想影响，为达到自己物质上满足和精神上刺激滋生犯罪动机，走上犯罪道路。
(三)结构复杂化
流动人口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来源广泛，流出地多，其来去行踪不易掌握，且成份复杂，良莠不齐。流窜犯罪分子混迹其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危险群体，随时都有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从近几年犯罪方式看，外来流窜犯罪人员相互结成团伙进行作案越来越多，一人被抓，其余便作鸟兽散，给追捕和办案、结案造成很大困难，给社会治安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性。
(四)行为短期化
大部分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均非正式，无正式 劳动合同 书，雇主或雇用单位辞退他们异常随意，再者流动人口由于从业场所和职业的多变，使他们居无定所，呈流动居住态势。行为短期化极易造成顺手牵羊，打一枪换一炮的犯罪动机。
二、目前流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备，尽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已经不适应当前需要，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明显滞后。由于流动人口的逐年增加和管理工作的滞后，给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呈上升趋势。
(一)管理体制不畅
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性工作，但从目前情况看，流动人口管理未真正纳入政府行政行为的管理轨道，有关部门侧重于文件的上传下达或做协调工作，没有真正投入力量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没有很好地发挥和调动用人单位的作用，相关部门、单位、基层组织缺乏信息沟通、制度约束、责任追究机制，无法形成强大的管理合力，从而造成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只能由公安机关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具体管理的现状。
(二)协作配合不顺
从近年来的工作看，流动人口的流出地与流入地间相互脱节，流出地不能积极主动地配合流入地做好工作，往往暂住人口的发函均达到100%，但是回函却了了无几。特别是对一些在逃犯罪分子和混迹其中的不法分子失去了抓捕时机，给流动人口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三)雇用责任不明
雇用流动人口的单位和个人不明确自身的法律责任，为了达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对“谁管理、谁负责、谁用人、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的原则置若罔闻，不如实呈报外来务工人员的底数，贪图方便，存有侥幸心理，随意留用“三无”人员等违反流动人口管理规定的比比皆是，极大地减弱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效果。
(四)管理难度大
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收入不稳定，生活不安定，居住不固定，缺乏自律约束。其中的不少人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其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时，往往盲目地采取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给社会带来危害。外来人口中大部分在私人出租房、个体小旅店、建筑工地栖身。公安机关由于警力不足，难以经常巡查，而一些私人房东、个体老板见利忘义，有意庇护，使这些场所成为违法犯罪的“避风港”，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给治安管理工作增加很大的难度。
三、流动人口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正值流动人口流动高峰与刑事案件发案高峰的双高峰期，尽快形成新的管理机制，在确保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管控能力，成为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的新挑战
(一)转变管理观念，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
作为流动人口管理的主体，尊重和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是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基础。应当首先考虑如何改善广大流动人口的生活、工作条件，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环境，使他们安居乐业，创造更多的财富。流动人口应当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外人”看待，也决不能将他们视为治安恶化的罪魁祸首，随意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当逐步减少对流动人口各种各样的限制。同时，要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就业、改善就业环境、保障其子女平等接受义务 教育 等工作，为流动人口更好地工作与生活创造更加有序的社会管理环境，从而引导、促进流动人口有序流动，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健康发展。
(二)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基层基础建设
党委、政府和政法各部门要以改革强化基层、创新建设基层、发展服务基层为目标，花大力气、下真功夫研究解决基层基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从政策导向、力量配置、经费保障、技术装备等方面向基层倾斜，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提高基层效率，切实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各项 措施 的落实。在基础工作方面，各乡镇应建立由综治、派出所、工商、计生、民政、司法等部门组成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构，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公安、计生部门要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灵为目标，大力加强以人口登记为基础的暂住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办理和查验等项基础工作，全面、准确掌握流动人口底数和有关情况，加强对具有现实和潜在社会危害性的高危人员的管理，积极预防、控制犯罪。
在基层工作方面，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建设，积极发挥乡、镇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和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中的核心作用，有效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为流动人口排扰解难。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和用工单位建立各种服务协会，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和团体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化解矛盾的扶危济困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社区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按照“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要求，努力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镇社区，紧紧依靠和利用社区资源，使社区成为政府各部门对流动人口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纽带，成为流动人口融入城镇生活的桥梁。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工作，激发流动人口投身社区的意识和活力，促进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生活，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
(三)加强出租房屋管理，提高管控能力
加强出租房屋管理，首先要理顺管理体制，打破房屋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分别管理出租房屋的体制，改由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统一领导，并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要健全和完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房屋租赁市场的综合管理，强化流动人口落脚点控制，落实“以房管人”的工作机制。并且要认真落实综合治理责任制，依法严厉处罚违反《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者;要提高出租人自觉管理承租人的意识，使出租房管理工作走上良性循环轨道，为更有力地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基础保证，从而确保广大居(村)民安居乐业，确保房主和承租人员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要着重从日常跟踪管理、流动管理入手，突出对形迹可疑人员的重点查控。这就需要民警真正树立一切依靠群众的观念，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了解情况，发现线索，然后实行重点跟踪查控。要在流动人口中发展治安积极分子，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通过他们了解和掌握流动人口中可疑人员的动向。
(四)树立“科技强警”观念，强化流动人口信息化管理
一是切实加强流动人口信息录入工作，加快电脑录入进度，确保流动人员信息实时登记、实时录入。二是加强信息检索工作。充分用公安部网上追逃人员信息，实行不间断的检索比对工作，及时从中发现在逃人员。三是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加快旅馆业计算机联网管理的进程。各有关部门要加快暂住人口、出租房屋、旅馆业、人力资源市场、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的建设步伐，并推动信息资源跨部门、跨系统的共享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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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怀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城市治安管理论文范文二：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及整治工作状况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治安形势的不同，社会治安也相应的出现问题，中央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切实增强做好治安、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和改进安全工作，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安全事故防控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隐患和危害，是加快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要务必高度重视，切实负起责任，深入排查隐患，严格治理整顿，确保我国安全形势的持续平稳。
中央强调，要坚持严打方针，维护我国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要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对社会治安坚持严管，让群众切实感到安全平安。同时，要搞好专项整治，坚决遏制各类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扎实做好今的安全工作，必须抓住薄弱环节，开展专项治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关键词：社会治安，治安形势，社会稳定，治理整顿，安全工作
1 引言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如何真实反映社会面治安动态、发案的常量水平及变化趋势，统计分析和揭示相应警情案情数据本身的内在联系以及数据外延综合因素和原因，建立一套科学的社会治安评估体系，明确分析社会治安管理形势，由此采取更加积极和科学的应对措施打击犯罪、服务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安全稳定的建设环境，这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致富思安、致富思进的强烈愿望，亦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时期公安工作如何与时俱进、立警为民的客观要求。
问题的提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央 总结 历史 经验 提出的正确方针，它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是新形势下坚持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
研究的意义
社会治安，是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安居乐定，而且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社会治安既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对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的社会治安问题确实增多了，刑事犯罪活动发生很大变化，新的犯罪形式不断出现，一些地方治安秩序不好。当然，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开放不断扩大，社会生活空前活跃，社会矛盾相应增多，社会治安情况不能简单地与过去比较。
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我国的图谋从未改变，并不断炒作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议题，利用各种机会捣乱破坏，利用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制造社会对立，对我国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国际恐怖主义抬头，已对我国构成现实威胁;我国周边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恐怖活动十分猖獗，恐怖事件频繁发生
本文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目的
了解和学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的人民群众的力量，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系统工程。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1社会治安状况评价体系，
2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
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2社会治安状况评价体系
社会治安状况评价的含义
社会治安状况评价的含义是研究社会治安状况评价和社会治安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的起点，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个
1谭永红认为：社会治安状况评价，就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观指导下，治安管理主体根据评估需要先建立起一个评估指标体系，然后以此为依据，遵循一定的程序，运用科学的 方法 ，广泛收集治安信息，对社会治安进行判断和评估的活动
2李健认为：社会治安的评价，是指通过一定的统计方法，将不能直接相加(乘)的统计描绘指标转换成可以直接相加(乘)的统计评价值，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对综合评价的各指标根据其重要性的不同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最后取得综合评价值得方法，过程，和结果的过程
3王彩元认为：社会治安的评价，是指通过运用一定的统计方法，将社会治安的实际数据和社会治安防控主体的实力投入进行量化分析，结合共安全的认证而
3中央对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正处在从温饱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分配体系的调整，往往会引起社会关系变化和利益格局变动，导致社会矛盾多发，这也是各国发展历史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特别是当前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各种矛盾很容易激化，从而诱发各种群体性事件。
从社会心理角度看
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在开放、多元、动态的社会环境和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矛盾和问题很容易交织扩散。经济形势的变化必然影响社会心态。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民对未来普遍有信心和良好预期，社会心态比较平和，即使有一些困难和问题也大都能够理性对待;经济形势严峻时，社会心态比较敏感、脆弱，一些人因下岗失业、生活困难、资产缩水等原因，产生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遇事容易采取过激行为。
影响社会治安形势的因素
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与社会形势是紧密相连的。在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加剧。综观之，经济方面的不稳定因素与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不稳定因素相互影响，短期问题与长期积累的问题相互叠加， 国内不稳定因素与国际反华势力相互交织，这是当前需面对的实际情况和严峻考验。
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含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国社会治安工作的总方针。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第2条的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简称为“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中的“打击”或“打”是依法“惩治”、“惩罚”、“惩处” 的意思，是指司法机关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妨碍和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进行处理的专门性活动。既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逮捕、起诉、审判犯罪分子的执法活动;也包括工商行政、新闻出版、海关等国家行政管理对与社会治安有关的违法行为的查禁工作;还包括劳动改造机关对罪犯实施的监禁惩罚，以及对妨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进行的劳动教养等行政处罚。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中的“防”或“防范”，是指防止违法犯罪发生的各种手段、措施和活动。其具体内容：一是为防止和减少违法犯罪而实施的调解、内保、治安联防及 其它 群防群治工作。二是为防止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的产生而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法制教育，以及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工作，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的接茬帮教工作等。三是堵塞违法犯罪时空，减少治安问题的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主要有治安行政管理、司法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以及海关、税务、文化教育、市场、物资、金融等方面的管理。四是城乡基层党政组织、司法组织、治保组织、治安联防组织的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制度、法律和法规建设。五是教育人、挽救人，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的特殊预防工作，包括对犯人的改造工作和劳动教养部门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可以说，这个“防”是广义的防范，包括了除“打击”而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其它各个方面的工作。
一般说来，“标”是指事物的现象和结果;“本”是指事物的本质和原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标”是指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的现象;“本”则是指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治标指处置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以及消除违法犯罪的外在条件。这既包括对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处置，也包括看门护院、技术防范、堵漏建制等消除违法犯罪外在条件的工作。治本则是从根本上减少和铲除产生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的原因。它包括运用综合治理的各种手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教育和矫正。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着力点
首先，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这是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政府将统筹抓好发展这一硬道理与稳定这一硬任务，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推进。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体系，把党政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纳入政绩考核。
其次，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的优势，不断增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合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各部门、各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整体联动。今后一段时间，形成工作合力的着力点将放在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上，切实提高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合化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的水平。
再有，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手段、方法的整体优势，切实提高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关键是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把打击与防范、惩治与教育、管理与服务、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各种手段和方法有机衔接、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完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就必须做好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6个方面的工作。
5结语
社会治安状况评估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治安状况的标尺。通过它可以掌握社会治安的真实情况，从而能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是新形势下坚持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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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的研究工作是在我的指导老师精心指导和悉心关怀下完成的，在我的学业和论文的研究工作中无不倾注着老师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在老师的循循扇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无私的奉献精神使我深受的启迪。从尊敬的老师身上，我不仅学到了扎实、宽广的专业知识，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在此我要向我的老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在此，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领导、老师、同学和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 衷心地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老师!
你是否也熟悉这样的场景：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中，别人在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群体性孤独”——我们似乎在一起，但实际上活在自己的“气泡”中。我们期待他人少，期待技术多。不间断的联系，是否让人类陷入了更深的孤独?被誉为网络文化领域的“玛格丽特·米德”的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为了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互动，15年来深入两家养老院，对200多人进行了实地研究;为了研究人们的网上互动，与7家中学合作，收集了450名中学生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她通过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沟通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弱化，有些人甚至因此而丧失了面对面交流的能力。特克尔认为，人们发短信、发邮件，上社交网站，玩电子游戏，从形式上看人们之间的联系似乎更轻松、更密切，但实际上却更焦虑、更孤单。本书将电子文化的两大趋势在过去15年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了新的阐释，将焦点集中在年轻的“电子土著”身上，这一代人的成长伴随着手机和智能电子玩具。如今的我们既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才求助于科技，以寻找一种既可以让我们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又可以自我保护的方法。作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既要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又要摆脱信息技术导致的孤独，就必须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一方面，我们要学会独处，体会独处带给人们的好处;另一方面，朋友、亲人要更多地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