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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甲午大海战》有感(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你有什么总结呢？这时候十分有必须要写一篇观后感了！但是观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观《甲午大海战》有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当那尘封已久的历史年轮缓缓倒回，定格在了1894年。此时那美丽、辉煌的东方，那颗曾多么耀眼的明星——中国，正染上层层尘埃。这秀美的地方正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硝烟弥漫，满目疮痍，战争、灾难折磨着人民，使他们麻木。而他们的统治者——那不可一世、陈腐愚昧的靖王朝，也只不过在垂死挣扎罢了！
好一个漫漫长夜！黑暗充斥着这里的每个角落。厚厚的雾霾，太阳怎么可能升起？怎么可能普照大地呢？
曾是互相友好往来的两个“好朋友”，曾宣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一对兄弟，一下正在水深火热，另一个却酝酿着，准备落井下石！那就是日本，一个被利益熏黑了心的家伙，开着一艘艘大船，一队队舰艇浩浩荡荡地冲了过来，登陆在这上已经对战争麻木的地方，这个曾经的好朋友——清朝。
不知这一次是否是真的激怒了中国的大辫子们，在黄海大东沟，上演了一曲英雄的壮歌。
当日本舰队的枪林弹雨之下，在黄海的汹涌波涛中，中国，哦，不，是清朝舰队开头的是一只雄纠纠、气昂昂的掩护旗舰，它如闪电，划破硝烟弥漫，直逼敌人，迎击敌舰，但中国有句俗话说“好吧难敌四手”，再勇敢的人，也怕自己势单影孤，怕敌人人多势众。这艘掩护旗舰遭到了四艘日舰围攻，在一片又一片、一阵又一阵的狂轰乱炸之后，虽它尽全力地躲闪，但还是多处中弹，“身负重伤”，舰身严重倾斜，眼看着这艘舰艇已无法逃脱，葬身在海底的命运。但这艘舰艇注定是不平凡的，它迅速地风驰电掣一般冲向另一只气焰嚣张的日舰——吉野号，看来它是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了，日舰风此景慌忙逃窜，却已经来不及了，情急之下开了两三只鱼雷，正巧击中，它在缓缓下沉，一切声音都似乎消失，海浪敬畏，海风肃穆，似乎时间亦凝固了，世间只有这一个物体，一个救生圈，许久，却不见有人跳下，无人知道舰上发生了什么，在其将要沉没之时，一个决绝的声音，回荡在海上，“事已至此，义不独生，誓与全舰将士共存亡！”是如此坚定又如此悲壮。不一会这艘舰艇就沉入滚滚波涛，连同那些将士。
这艘舰艇将被人铭记，它叫致远舰，而这个人将万古垂青，他叫邓世昌。
若在如此时机下，再加大马力，再强攻几次，那么日本的野心也就不会实现了，可清朝皇帝，怕了，慌了，急了，软了，急忙派李鸿章去签订条约，赔多少钱不怕，从民众那儿搜，割多少地不怕，反正清朝地大物博，不在乎那一点半点的，于是一个条约又诞生了，其美名《马关条约》。但其野心又怎么能满足呢？瓜分中国者欲发猖狂，开始一点点吞噬中国。
但黑暗终透出一丝曙光，虽只是一丝一缕的，但终于开启了一些人，让他们不再麻木，让他们不再逆来顺受，不再愚昧，虽只是一些，虽只是丝缕那就够了，因为他们就可以唤醒光明！过去是，现在亦是！因为——
因为黑暗并不会持续太久，再长的黑夜也有消散的时候！
放假期间，我观看了《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看完这部伟大的爱国主义影片后，我的心触动很大，产生了许多感想。
这部影片主要讲述了在洋务运动期间发生的甲午中日战争。在洋务运动早期，洋务派大臣李鸿章送了一批中国学生赴英留学，邓世昌也包括在内。但是在英国，中国人被当地人看不起。一次在大街上，一位英国人对邓世昌大肆羞辱，但却被邓世昌的羞辱惹怒了。这时，这位英国人拿出刀子要要挟邓世昌，但却被他抢过刀子并打倒在地。躺在地上的英国人心想自己会迎来一顿暴打，但出乎意料的是邓世昌把刀子还给了他，并拉了他一把。这时，满街的人都被这位充满宽容之心中国学生所感动。像这样中国人捍卫自己和国家尊严的事在影片中还有很多，我们从这些人身上能感受到伟大的爱国之心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
但是，当中日矛盾突出时，慈禧太后却在京城享受着荣华富贵，她全然不顾中日问题。当中国海军实力弱小，李鸿章准备拨款购买铁甲舰时，慈禧太后却以资金不足的理由给拒绝了。这位垂帘听政的太后自恃天朝物产丰富，中国强大无比，根本没把日本放在眼里，以至于甲午海战时，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兴高采烈的过着她的六十大寿。有了慈禧太后这样的统治者，清政府怎能不垮台？清王朝怎能不灭亡？
在整部影片中，最使我感动的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邓世昌。在甲午海战的最后时刻，邓世昌毅然指挥着致远舰撞向日舰，但他失败了，最后邓世昌与致远舰一起沉入茫茫东海之中。邓世昌虽然沉入海底，但他的精神却如高耸的山峰般屹立不倒。邓世昌视死如归，他的无私奉献精神、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看完影片后，我若有所思：一个国家的强盛需要一个好的政府，但慈禧太后却是国家的悲剧，而邓世昌等人则是民族的希望。是邓世昌他们以生命向人们诠释了“落后就要挨打”，同时，他们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之情，使一代代人为建设幸福美好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
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正值求学阶段的我们更应学习邓世昌的伟大精神，努力学习，积极上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鸟儿无助地在天空盘旋，下面是一片绿林，翠绿的树叶似乎要遮蔽整个南美洲，一条澄澈的河宛如一条白色的丝绸，水波泛着，流向湛蓝的大海……这就是亚马逊。
森林中，不仅只是一片映入眼帘的绿，还有一个学校，这就是猎人学校。199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名军人——王晖、小龙，来到这里训练，艰苦的生活环境给每位军人们带来了压力。第二天，便有两名军人受不了，于是，他们敲响了铜锃，他们国家的国旗被降下来。为了让中国获得世界的尊重，为了我们中国的荣誉，两位军人进行了顽强拼搏。
我的印象中，也许第三天是我最深刻的，所有人在经历了前一天的艰苦训练，都很疲惫，这时，小龙给了王晖一块玉米饼吃，已经一天未吃的王晖问小龙：“是偷的吗？”“不是”“嗯……”“难道你不相信我？”王晖便吃了它。看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一股怜惜之情，多么苦的生活，多么顽强的意志！第四天，他们被诬为偷玉米饼的人，王晖认为，这是对中国的瞧不起，于是他执意要敲响铜钟离开，但是小龙与他争执了一番，“难道你忘了我们来的目的吗？”
这时这刻，我仿佛也聆听到他内心的想法，没错，他们为中国尊严而战，他们是好样的！
他们忍受着痛苦，逐渐的，他们让其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两名军人在任务中顽强努力，受了伤却依然坚持服从命令归队。他们坚持的精神与服从命令的执著，让我想到了邱少云，多么的豪迈！
从电影中，我可以纵观一直以来，外国人对中斩的偏见，又可以感受到中国人民的不屈！电影中的两名军人，带着坚强、坚韧、坚定的精神，我也学会了他们的机智、果断，勇敢与善良。这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品质凝聚在他们身上，也就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他们还有3个国家的成员完成了困难重重的训练，获得了荣誉，中国国旗也被伫立在了这片美丽的亚马逊森林中，它将一直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在这南美洲上，在这地球上，王晖也因成功消灭贩毒团伙而成为出色学员。让我们中国被他人尊重。此刻，他们内心的自豪与激动正如十月一日看阅兵式那样激荡、澎湃。
鸟儿无助地在天空盘旋，下面是一片绿林，翠绿的树叶似乎要遮蔽整个南美洲，这树叶中，清晰可见的红色与金黄色，在空中与风齐舞，飘扬！
今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甲午大海战》。主要讲了，1894年中日黄海大海战。
1894年，日本的野心渐渐膨胀，便带着日本新型的战舰长崎号战舰向中国舰队扑来。双方在黄河的大东沟展开阵型。
海上的炮声震耳欲聋，水柱冲天，双方都知道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但是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国海军的.军舰被连连击沉，而日方却一艘未沉就在这时致远号的舰长邓世昌说道：我们即使死，也要把吉野好给撞沉。在敌人的炮火中致远号沉没了。
刘公岛，是北洋舰队最后战斗过的地方。日军占领滩头把大炮转向中国舰队实施轰炸。最后由于北洋舰队军心涣散一些舰长宁可沉船也不愿投降。
看了这个电影后使我深受启发。落后会被挨打！是我看完电影后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句子。当时由于清政府，腐败使得军费大部分都花费于贪图享乐，再加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这一个个条约都是在警示我们勿忘国耻好好学习长大了为自己的国家而奋斗!
此刻距离我观影九个小时。
可脑海里依旧是挥之不去的让涕泪俱下的画面，九个小时让我认清了孰是孰非，让我看清支撑我看完这部灾难片的信念是什么。
九小时前，无法平息心中的怒火，想把慈禧太后从椅子上摔下来，给光绪皇帝一个耳光，再把日本岛给轰灭。
此刻的我，心中波澜起伏，煌却是那另一番景象。
邓世昌，好一个英雄男儿！
丁汝昌，好一个英雄男儿！
他们不在骄奢淫逸的宫廷，不在乌烟瘴气的官场，所以他们看清了当前中国的局势：一个被放弃海权的民族必然要在海上吃亏！可整个民族仍处在一个浑浑噩噩的病态之中，只能靠场更惨痛的失败才能让中国醒过来，总得有人用鲜血去警醒国人！
所以，他们选择了为这个腐败的民族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相信，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民族精神，它是每个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都俱备的精神。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他在生死一线时义正严辞：“要与敌舰一同沉没！”
他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支起了大清的旗帜。
他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望诸位同学，奋勇报国！
他用仅能用的一只手撕掉了那份劝降书。
他用枪口指向了自己的太阳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
他在四面楚歌时苦苦哀求：“把我杀了吧，只要我活着一天，都不许把铁甲舰交于敌手。”
他愤然饮下那杯绝命茶。
他，他，他，还有太多个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出身，他们是位父亲，是个儿子，是个平民，是个士兵，但在那时那刻，他们是个战士，是个英雄！在成百上千不同的胸腔中跳动着一样的赤诚的心！
咚咚咚！是急促的心跳，咚咚咚！是冲锋的号角，咚咚咚！是响得震天的炮火，咚咚咚！是报着必死的信念，咚咚咚！是超越极限的拼搏，咚咚咚！是他们共同的心愿——奋勇报国！
周恩来说：“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咚咚咚！我听见了我心中的呐喊：我以我血荐轩辕！
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爱国电影《甲午大海战》。这部电影演映了我们中国历史上一段屈辱的历史，但同时也颂扬了那些为了正义而牺牲的英雄人物。
甲午大海战是甲午战争中的一场，虽然我们北洋水师团结一致，誓死对抗日本军队，但是兵力悬殊，还是以失败告终。中国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这部电影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邓世昌和慈禧太后。
邓世昌，爱国将领，率领士兵对抗日本军队，最后和“太阳”（一条狗）一起淹死在水里。其中最令我感动的地方是邓世昌让士兵们把冲锋旗挂起，可挂旗的士兵被炮弹炸死了，眼看冲锋旗就要落下了，这时邓世昌手里拉着挂旗的绳子死也不松手，船被烧了也不放，舰在人在，舰亡人亡。他这种爱国主义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
可当邓世昌等战士正在拼死护国时，慈喜太后和众妃子却在一起看戏，还曾把战士们作战用的战船当做私家游轮玩。当然，还有李鸿章等腐朽势力，国难当头时，他们却还在逍遥。战士们保家护国连命都丢了，他们还要俯首投降。如果中国的皇帝也和日本的明治大帝一样，那该有多好啊。他自己宁可少吃一顿饭，省下来的钱用来买大炮、战船，还鼓动他的臣民为战舰捐款。日本有这样的领导者能不战胜我们中国吗？
从这段历史中，我不但看到了英雄们爱国勇敢，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更看到了因领导阶层贪图享乐，目光短浅而导致丧权辱国的警世作用。
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以史为鉴，奋发图强。“c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作为祖国的下一代，你准备好了吗？
适逢甲午战争的120周年之际，我看了根据清朝中日战争拍摄的电影《甲午大海战》。走进了电影，走进了历史，才发现甲午战争，是中国人心中说不出的痛！清政府的腐败导致了多少中国人30年心血——北洋水师付之一炬！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耻辱！让120年后的我们为之愤慨！又为之鼓舞！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7月末至1895年4月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在清朝末期，清政府筹资从外国购进鱼雷舰、铁甲舰、巡洋舰，组建成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可悲的是，当时的清政府狂妄自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从此便不再更新军械。让一直虎视眈眈地小日本胆敢多次与北洋水师发起冲突，在黄海大战中，发现日本军舰早已更新中国舰队许多，既便是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邓世昌、丁汝昌顽强奋战，也无法抵过日本舰队的先进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最终日军直冲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一次，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灾难的深渊。
之所以我会看《甲午大海战》，是因为我来到了大连旅顺，来到了旅顺军港，庄严气派的军港东侧是雄伟的黄金山,西侧是老虎尾半岛,西南是巍峨的老铁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要地。现在有许多的游客在这里观赏风景，还可以看到静静守卫国土的巡洋舰三五成群地停靠在海港口。经过导游介绍我才知道旅顺这美丽的地方还会有那么惨痛的伤痕！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旅顺军港被日寇侵占，随后的几十年由日俄分别占守，直至1955年才回到祖国怀抱。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当时的清政府固步自封、经济封闭，大臣们腐败堕落，为了个人利益明争暗斗；而日本，当时对内推行“明治维新”增强国力，对外不断扩张，侵略掠夺朝鲜和中国。一方是准备充分、蓄谋已久、阴谋狡诈的日本侵略者；一方是缺乏警惕、准备不足、仓促应战、战略失误的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这不是摆明了中国必输无疑了！
“落后就要挨打”，一个学生落后了，就会被耻笑；一个员工落后了，会受到批评甚至被淘汰；一个军人落后了，会受伤甚至失去生命；一个企业落后了，会被吞并，破产；一个国家落后了，会被别的国家攻击、欺凌。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会永记历史，让那些曾经的历史永远成为历史！我不说“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志，也不想“先天下人之忧而忧”的情怀，但我会做一名踏踏实实的好学生，我会努力学习知识，学习做人，让自己成为一名对家庭，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今天，我们看了一部电影——《甲午大海战》，看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甲午大海战》讲述的是1894年9月18日，在海上，清朝政府的北洋海舰和日本舰队交战的情节。当时清政府十分腐败，权力被慈禧太后掌握了，她天天只管自己的吃喝玩乐，一点也不重视军队建设。而且在国家危机时刻，宫廷还在给她做六十大寿。
我们的敌人——日本却刚好相反，他们很重视军队，为了有新式铁甲船，政府把官员的工资都减少了，一天只吃一顿饭，节约粮食给海军。如果中国能像日本一样重视军队建设，我想这场战争就不会输得那么屈辱。
甲午大战刚开始，日本就用了新式武器，不一会儿就击沉了我们好几艘海舰。北洋海舰首领邓世昌下令进攻，在他和手下齐心协力的合作下，他们击沉了日军五艘海舰。可由于我们的武器严重不足，后来炮弹打光了，就只有用穿甲弹，但这对日军根本没有杀伤力。于是邓世昌下令升上舰旗，开足马力，向日本的吉野号冲去。邓世昌说死也要和吉野号一起同归于尽。日军见势不妙，连放了五六颗鱼雷，致远舰被击中，炸成了两半。邓世昌本可以抱上救生圈逃走，可他誓死要和日舰共存亡。他的狗——太阳也和他一起殉职了，他十分的伟大，让我非常的感动，震撼。
清政府还是在乱花钱，最终让中国一次次战败。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个国家领导人对军事十分重视，我们中国也有了很多“高、精、尖”的武器。
我们作为祖国的花朵，更应该好好学习，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
“每一次大的海战都将决定着两个国家的命运。”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的座右铭，他从始至终将自己的志向定在为祖国的崛起而奋斗。
从1840年，中国步入了近代社会，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战败，导致了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入。割地、赔款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都深深的打击着中国的心脏。战败后的清政府，开始总结经验，是什么原因使清镇府导致失败。李鸿章等人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器物技术，来挽救清镇府的危机。
1894年9月，在黄海上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械大战——中日甲午战争。就是这场战争，使得多少爱国志士以身殉国。这一仗打的壮烈，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威严和不容外人屈辱的气概。北洋舰队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一身正气，与舰同亡。在“致远舰”中炮倾斜后，弹药用尽。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撞去，不幸被鱼雷击中沉没，全舰官兵壮烈殉国。
多少次的炮弹轰击，多少次的忍痛坚持却还是失败了。眼看着那枚炮弹穿击铁甲打在了敌人的“心脏”里，如果那枚炮弹一爆炸是否胜败会再议论一番。但那颗炮弹却是一颗臭弹，甚至还有些炮弹因做工不细而不能上膛，这些本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却出现了。有些人说如果当时清政府出银子买下那艘新式的英国军舰，也许胜败就会另堪别论了。但事实会如此吗?有些人会拍着胸脯说“会的”。但那中说法是不对的，如果那艘军舰被买下来只会拖延失败的时间而已。因为政府的腐败，你给他在好的军事装备就算这一仗打赢了，那下一仗呢?这一仗打赢就代表着没有人再“欺负”你了吗?
归根结底，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这样一个落败的腐朽的政府给它在好的军事装备也不会有太好的结局。就像将要落山的夕阳，那微弱的光芒和那即将散失的血一样红色是无法改变的。官僚的贪污和皇家的奢侈，眼看着海上的战火炮声在一个接一个的带走热血的战士时，皇宫里正在看大戏，这样的政府怎会胜利。打不过就不打，躲得过就去躲。
我们在新世纪的曙光下，脚下踩着多少革命志士抛洒过热血的土地。如果不是他们的牺牲，怎会换来一个崭新的另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我很自豪的说：“我是中国人”。中国发展靠我们，而我们心中的热血奔腾，胸怀大志。革命的精神传承给了我们，我们必须接手并发扬光大，去完成历史的使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忘国耻。对，不忘国耻背负着历史的使命。心中的战火再也难以平息，让我们：
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
随着镜头带着我们到一处一处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看着一座座腐锈的炮台、古老的遗迹，屏幕前的我们体会了属于民族的耻辱，属于两岸的哀伤。
电视机里一个一个学者教授都在述说那段用士兵、人民血肉堆起的往事，我们难过、愤恨，但是我们手中却拿着印有”MADE IN JAPEN”字样的记下我们的感想。经过了一世纪这么漫长的岁月，现在的我们能说伤痛吗?或许在那40分钟，我们是吧。
军国主义像是一头疯狂的野兽咬噬着中国的人民，但是我们祖先流的泪流的血，终将被时间冲淡。我们可以伤痛，但那不是重点。「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侵略者固然可恶，但在动-乱的时代理，落后者若不能记取教训、迎头追赶而只是裹足不前，总免不了背侵略瓜分的结局。看完这卷影片，我认为历史教训提醒我们的不是短暂的惊心动魄，自立自强才是真正避免侵略和残害的方法。
看了《甲午战争》这个故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
《甲午战争》讲述了日本攻打北洋水师的基地——山东刘公岛军港。丢了魂似的李鸿章命令：“海军舰队不要远出，靠山巡走，略张声势……”
清晨， 日本“吉野”号军舰要攻占小岛，北洋水师前去迎战，可是邓世昌他们船好、装备差、弹药少，抵不过日本的军舰。他们不放弃，炸船的要害，炮弹百炸不穿……有的船还升起了白旗，双手抱头，还有的跳水逃跑。看到这里，我非常生气，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全部都给侮辱了。邓世昌没有退缩，对水手们说：“我们一定要打掉倭寇。”这时船开的越来越快赶上“吉野”，突然一声巨响，两艘军舰撞在一起，邓世昌和水手们都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软弱，不要落后，落后必将挨打，要让国家强大起来，不受欺凌……
坐在电脑前看《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时，我是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的，因为已经预知那段清王朝末期屈辱的历史，知道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知道他们或生或死，或壮烈，或悲凉，或无奈。毕竟，那不是光明的结局和美好的命运，令人心有不甘又于心不忍。
这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日本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从岛国跳上陆地，将目光投向了东亚，首当其冲的是朝鲜半岛，而当时朝鲜半岛是在清王朝的庇佑之下的，所以当日本进攻时清王朝必然会参加战争。可是，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1894，中国农历甲午年，海上，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日本联合舰队，丁汝昌，邓世昌，伊东祐亨，明治天皇，慈禧太后，李鸿章，全军覆没，《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宝岛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我们在中学时代便默记数次，烂熟于心，以至于现在这些短语、数字和黑白照片还在记忆最深处的某个角落浑浑噩噩地或沉或浮，稍作提醒，便能条件反射般地背诵出来，在想到后来的抗日战争，我们就更加知道日本的无耻了。然而，这些不是立体的。对于我们这些一百多年后的普通人来说，它们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短语、数字、黑白照片。没有感同身受过，我们永远不能体会那段早已作古的甲午风云是多么苍凉，多么壮烈，多么无可奈何!只剩下一声长叹。
经过这场战争，两个国家的命运从此改变，日本征服了它曾经引以为傲的老师，野心勃勃的登上了亚洲第一的宝座，而清王朝却更加一蹶不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印迹更深，国家屈辱，人民更苦。
电影的好处就是能使我们以影像的方式来重温那段不能被忘却的历史，特效至少能让我们触摸到当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海战的轮廓，原来，战争是如此血腥，如此残酷，又如此荒谬，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曾经的同学现在兵戎相见，战争中就是如此。
电影中最让我震惊的是清王朝腐败的程度。其实清王朝在一开始是支持海军建设的，这毕竟有助于国家的强大，但是到了后期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国家层面的差距，北洋水师七年未添一弹，用于海军建设的军费被慈禧太后拿来用作寿辰经费，这边将士十分着急，那边慈禧十分悠然自得，这是多么鲜明的反差呀!反观日本，在明治天皇的以身作作则，天皇甚至为了筹集军费每天只吃一顿饭，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毅然捐给国家，日本的海军力量迅速增强。也许在这就注定了那场战争的成败。任凭海军将领如何优秀，都无法拯救这个堕落的王朝。
看着电影一开始时福州船政学堂那群给予了中国希望的海军学子，看着少年邓世昌那意气风华的面貌，我感到了阵阵温暖，要是大清朝有更多有志气有朝气有骨气的爱国青年，那就不会出现后来鲁迅笔下那么多浑浑噩噩的人，这个国家便有了希望，但看到这里我就想到了他们必然也是注定的命运，在这个封建的王朝中个人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即使有心但也无力，怎么能拯救从制度上已经腐败的王朝了。当电影结束，那背景音乐慢慢响起时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该反思，该疼惜，还是该怎么。
摘 要：翻译形式的不同所体现的是视角以及认知的不同。本文旨在探讨让字句的非对应日译方式体现的中日不同的文化心理，给日语学习者以借鉴。 关键词：让字句；非对应翻译；文化心理；认知 一、引言 笔者在上一篇论文中主要论述了“让字句和日语的使役句非对应关系。”[1]追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翻译形式的不同所体现的视角以及认知的不同不可忽视。本文拟从文化和认知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语言表达的表层发现潜藏在其深处的思维模式，找出该语言使用者的文化特性”[2]探寻语言的本质，尝试为日语学习者提供理解日语的深层视角。 二、对应翻译稀少原因 经过对比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文让字句翻译为日语使役表现的情况十分有限。日本学者土居健朗说过“一个国家的语言就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映射”。[3]语言与思维有密切的联系，一个民族的语言自然会反映出这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心理。在分析语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个民族在思想意识和思维习惯的多方面差异。以下我们来进行具体分析。 三、非对应翻译所显示的文化心理 这里，我们以笔者上一篇文章所总结的非对应翻译为基础，从中选取典型翻译方式，从中探寻其所反映的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篇幅字数所限，具体翻译方法见[1]） 1.让字句与日语授受表达对应中的文化透析 1) 当让字句的施使者和受使者都是有情物——人，且带有施使者表示谦让的含义，或请求受使者做某种行为从中得到好处时，一般处理为「もらう」句式。 2) 日语使役句「せる·させる」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施事者一般对受事者有绝对的权威。而中文让字句的使用则显得较为宽松。这里也显示出“縦社会”这一日本社会的特点。 3) 日本人的恩惠思想 日本是一个恩惠思想极其浓厚的国家。恩惠思想包括恩的施与受。日语的授受关系正深刻的体现了这一内容。著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有这样精辟的阐述：“日本人经常会有这样的考虑，生在这个国家，能过着这样安乐的生活，身边的事情都比较顺利，感到高兴时就不得不想到，这是各种忍耐得来的恩惠。而不管经历多长的年代，恩是不能忘记的。” 4) 日本人的「甘え」 有些研究学者把「甘え」解释为“依赖心理”。而日本学者土居健朗有如下的概括：“「甘え」本来是哺乳期、幼儿期孩子对母亲的一种依赖情感。这种情感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存在的。但在日本，这种「甘え」心理原型延长到了成人的人际关系中，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社会组织原理。”[4]可以看到，授受表达中隐含着这种文化心理，希望通过「甘え」将两者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微妙的依赖情节，维持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 2.让字句与间接引语形式相对应中的文化体现。 1) 中文的让字句式主观性比较强，经常表示某人致使了某种动作，常和人的主观意志相联系。当让字句发出的指令，致使某种情况发生，同时有强制或负面的倾向时，中文一般采用的是主观的表达方式。但是转换为日语时，日语的叙述方式却常常选取间接的表达形式，把当时的画面描述出来，尽量不添加个人的主观情感。如：“是他让我这么说的”翻译为日语后是彼がそういえといったんだ。直译过来为“他说（你就）这么说”。 2) 顾及他人的意识 人称代词的潜在化，可以看到在日语表述中，第一二人称并没有直接出现。由于日本人顾及他人的意识十分强烈，不希望与对方出现对立。所以尽量避免出现带有一定强迫性的表达方式。这也是源于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以及长久以来对“和”的重视。 3.让字句表示心理活动时与「れる·られる」 以及情绪词相对应的中日视角体现 1) 中文的句子有明确的“让人想到、感到”这样的主观意识明确的字眼。而日文译文中则只是描述某物自然而然的处于某种状态。至于这是谁导致的结果，动作的发出者是谁这些都没有涉及。 2) 心理活动词加「れる·られる」来表示发话者的主观心理情感。构成一种森田良行（1977）所论述的“超越自己（主观）意志、来自内里和外在因素所支配的、自然而然地实现某种状况”的表达形式。从而达到委婉的传递信息的目的。[5] 3) 中日语言观 根据池上嘉彦的观点，语言可以大致分为两类「する」型语言和「なる」型语言也就是「人间本位的言语」（人物中心）「自然本位的言语」（状况中心）。简而言之，选取何种表现手段与说话者选取的视点以及注重点有关。日语是典型的「なる」型语言。由于日本人认为人类社会发生的事和自然界的事情一样，是自然发生、是不能靠个人意志改变的，顺应趋势才是最安稳的选择。所以，日本人倾向于选取客观的、自发的、结果性的表达方式。而中文却喜欢用积极的主观的表现方式。 四、结语 1) 母语干扰问题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文化心理方面有很多的不同。凡事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语言形式不同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到深层原因是两国文化心理的差异。中日两个民族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应该引起日语学习者的重视。 2) 在实际的日常教学中，日本文化等介绍文化类的课程并没有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但对外国的文化认知在对其语言理解的层面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日语学习者对于「甘え」、恩惠思想之类的概念不是单纯的理解，而要“铭记在心”。同时，如果在教学中可以加入更多的语境分析，例子的活用，应该会给学生留下更深的印象。 3) 看待事物的视角的转变，看待事物的角度多样化，给我们认知世界带来了新的维度。视野开阔，知识丰富，不偏不倚，用平等的眼光，平静的心态看待不同的文化，有利于更好的认知人类社会。 参考文献： [1]赵婧媛 汉语使令表述的日语非使役翻译，[J]. 青年文学家 2012. [2]许慈惠 强烈的自他意识体现的日语语法特征，[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7. [3]韩立红 日本文化概论，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4]王南 从文化视角看日语的授受表达，[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0. [5]吴立新 论日语表达的“自我投入式”，[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0.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向为李鸿章所倚重的北洋舰队竟会在甲午海战中败给日本，这是李鸿章及其他清朝统治者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他们虽然对西方列强畏之若虎，但对日本却从没用正视的眼光去打量过它，因为臣伏了千年的小小岛国，不过是个蛮夷小邦，是决没有掀起黄海千尺浪的能耐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蛮夷小邦掀起了千层浪，掀翻了清政府赖以自慰的新式海军——北洋舰队，使清朝的海岸线一下子暴露在正觊觎中国这块肥脔的列强的眼前。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如此不堪一击呢？这，值得我们深思。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开明地主为了挽救清王朝濒危的统治，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用于壮大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终于，在80年代中期，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组建完成，其中以北洋海军的实力最为雄厚。但是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舰只，军队的管理模式却依旧陈旧、僵化。这支舰队自组建以来就很少进行训练演习，舰艇也不知保养，以至于炮管上经常晾满水兵的袜子，炮筒中一摸一把黑灰。曾有一位日本将领参观舰队后说：“这种舰队，吨位再大也是没用的。” 为什么有了舰队却不训练呢？其原因在于清政府根本就不重视舰队的存在与发展。在他们眼中，这支舰队只是用来向世人显威的、自欺欺人的工具。再加上慈禧大搞“万寿庆典”挪用了海军的军费，极度紧缺燃料、弹药成为舰队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在关键的时刻，英美等国也从中作梗，把质量低劣甚至根本无法使用的炮弹出售给中国。因此，北洋舰队在海战中吃亏很大。 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最终又使中国套上了《马关条约》这一沉重的枷锁。随着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极大地加紧了对中国的输出和原料掠夺，外国势力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甲午中日战争后，素来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对昔日的蛮夷小邦刮目相看。中国的仁人志士更是为此苦苦思索日本强盛的根源。 日本的近代化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当时以明治天皇为首，中下层武士为主的倒幕派以暴力推翻了幕府统治，阻碍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最大毒瘤被割除了。通过大刀阔斧地改革，如废藩置县、改革土地制度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等，摆脱了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强国之路，在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它还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建立起近代天皇制，由封建君主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由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赋予了公民以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日本还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丰硕的科技成果，并使之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垄断组织的形成及壮大，促使日本于20世纪初向帝国主义过渡。为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日本出台了“大陆政策”，把中国和朝鲜划入了其“利益线”范围。 而此时清朝的洋务派们却只知引进技术和设备，对于政治制度却视而不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完美的，是先圣们制定出来的，一旦涉及到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革不仅损害到他们自身的利益，还会遭来由于亵渎祖先而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种主观上的桎梏影响了洋务运动的进程及其发挥的作用，无法形成中国近代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新的生产关系。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学校虽然引进了一些新的教育形式，但仅限于与“师夷长技以制夷”有关的内容，未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近代教育体系。这一切都决定了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其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当代社会，凡是在国际事务中指手划脚、甚至粗暴动武干涉他国内政的无不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他才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战争惨败的钟声时时撞击，提醒整个中华民族清醒地面对中华发展之大计。 新中国历经五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奋斗，开创了经济腾飞的新局面，但问题与不足却仍不容忽视。虽然中国有了如此辉煌的业绩，但却不是世界强国，没有在国际事务上充当主角的能力。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右翼势力掀起历史逆流，使中国和亚洲的和平面临挑战。 腐败与落后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经济决定一切，腐败的政治、落后的生产力必将导致经济的衰弱，从而把民族、国家引向败亡的深渊。 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各方面如政治、军事、文化的突飞猛进。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站住了，站稳了，经受住了冲击，说明中国经济已具备了一定实力。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将再掀起国内经济发展的新高潮。而且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大大提高，她将是稳定亚太乃至世界的镇石。 世界局势，风云莫测，中国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中国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文明建设，消除腐败，稳定社会。把建设有中国物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振兴中华民族，才是中华发展之大计。
一、近年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近年来，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显著的表现发生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历史，以“理性思考”为名否定社会主义，从歪曲革命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党的历史入手，达到否定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其根源是唯心史观。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所谓由“革命”向“现代”的范式转型，实际上为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党史领域中的虚无主义不是从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形出发去诠释历史，而是想当然地解读历史、虚构历史、歪曲历史、否定历史，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寻找根本没有历史依据的另类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道路”，不遗余力地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并得出“告别革命”的武断结论。2005年，有许多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笔谈和文章，对党史研究领域以及历史观念和历史教育中的虚无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限于党史研究领域的分析，满足于单纯的立场坚持和表态，是远远不够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近年来的思想文化界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虚无主义思潮在文艺领域已初现端倪。史学和文学之外的大众传媒，实际上也充斥大量非历史的观点。总体来说，目前至少有三种历史虚无主义需要我们注意。第一种就是党史研究领域的“否定革命”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实际上并不可怕；第二种是对全部历史的虚无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主张就是如此，长此以往，现实将因为历史的不堪回首而支离破碎；第三种是对历史教育的虚无主义，影视创作领域的“戏说”热和“空手道”、网络FLASH的“搞笑”和“无厘头”等等就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具体反映。[1] (pp. 2-4)针对这三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有必要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党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我们面临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任务、需要澄清和批判的错误观点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而在“重在建设”的意义上坚持科学历史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海洋意识的弱化与缺失，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海军建设必须树立强烈的海洋意识甲午海战爆发及结局，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沉积深厚的社会根源，复杂、尖锐的国际关系，科学技术水平的时代落差，作战思想的严重滞后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海洋认识的混沌、海洋观念的淡漠、海洋意识的弱缺，则是甲午海战惨败的重要原因。我国是一个濒海国家，有着18，000多千米海岸线和32，000多千米的岛屿线，安全和发展与海洋息息相关，重视海洋在海军建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与国防观念具有三个基本特点：重防轻攻、重谋轻技、重陆轻海。海洋意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很弱化与缺失的。晚清统治阶层创建海军的动机，并非完全基于捍卫国家海洋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而是重在卫戍京畿。因此在北洋舰队组建成军之后，当清政府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之自守则有余”的时候，便停止了海军的继续发展，从1888年成军即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器械弹药经费，海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海洋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海洋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海洋意识虽不能一蹴而就地催生现实海军实力，但却会对海军建设起到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内在驱动作用，并在战略决策、用人机制、武器发展、体制编制等方面产生强烈的渗透与辐射作用。由于海洋意识的淡薄，尽管清政府在海军海防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一度达到4万多吨，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在亚洲地区首屈一指。但海军战略偏重保存实力，消极防御，不敢放手进攻。因而始终未能构建海军建设的有序机制和把握海上力量发展的战略节奏，造成了近代中国海军的衰败。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只在军事上、国防上需要海军，而在经略海洋、开拓海洋事业方面并无需求的话，这种建设海军的基础是不够牢固和没有后劲的，也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局面。海军是个知识密集、技术复杂的军种，它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投入，离开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不可能的。经略海洋可以为开拓和发展海洋事业进行战略性指导，大大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没有强烈的海洋意识，没有对海洋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价值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重视海洋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更不可能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二、军队整体素质低下与战斗力不强，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直接原因。海军建设必须树立坚定的强军意识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但军队整体素质低下，综合战斗力不强是不可置疑的直接原因。北洋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清政府不惜重金打造的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这支军队的主帅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淮军系军官，在陆战中纵然身经百战，但由于“未涉海军门径”，“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西国文字，虽追随前教习琅提督多年，不过略识皮毛而已”，“他不能训练他的下级军官，海军的专门技术，海军的科学教育，他知道的也很有限”。李鸿章之所以选他统帅北洋舰队，表象是“海军军官皆年青，资望不足以统驭全军”，而深层的原因则是培植自己的势力。反观日本方面，联合舰队司令为海军中将伊东佑亨。此人自幼对海军兴趣浓厚，早期留学英国海军，明治维新后即加入海军。其职业履历包括炮兵、航海、多舰舰长、造船所长，海军大学校长等，是集行政、技术与学术多重角色于一身的职业海军。日本把此人与时任海军大臣的西乡从道、军令部长桦山资杞并称为甲午战争时的日本海军三套马车。这完全是一个野心勃勃富于冒险精神的战争班底。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有名无实，弄虚作假成风;打靶演习时“预设数码，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至此，黄海激战中，致远、经远不幸中弹沉没，济远、广甲、扬威三舰仓皇逃窜也就成了必然。甲午海战是对近代中国海军全面建设的一场实战检验。它告诉我们，强军要先强将。孙子曰：“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观知胜负矣。”主将的军事素养必将对部队战斗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要知人善任，真正把热爱事业、精通业务、敢于担当的人用到重要岗位，施以重任，并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办法，不断提高其组织指挥能力和业务水平，确保懂打仗，会打仗，能指挥部属打胜仗。它说明苦练实练才能有真本领。走形式，走过场，搞弄虚作假，只能毁掉战斗力，劳民伤财且不堪一击。三、军事思想与军事理论的严重滞后，是甲午海战失败的关键原因。海军建设必须树立积极的进攻意识甲午海战的失败，还在于北洋水师没有深谋远虑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军事理论的水平低下，决策层对海军作战的战略、战役、战术问题研究甚少。因此，当战争来临之际，决策层难以科学地思考并规划海军在战争中的运用，更不知道如何从全局的高度尽可能地利用近代海军的特性并发挥它的威力。受李鸿章“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思想影响，到甲午海战前，“中国一直强调陆军立国根基，其海防思想始终未跳出单纯海岸守口主义窠臼”，发展海军是为了服务其闭关自守政策，而不是为了控制海权和利用海洋。北洋海军成立不久，清政府即为其确定了单纯防御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划分区域，扼守“最要”及“次要”的海口，拱卫旅顺、威海和渤海海峡，保障京畿门户的安全。这种海防战略思想观念，只把海军视为陆军的依附，没有充分认识到海军作为一个新兴的战略性军种的技术特点和独特属性，不是从重视制海权和夺取制海权出发，制约了海军战略能量的有效释放。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消极避战，一味的“保船制敌”，舰队自始至终都未发起一次主动进攻，舰队的进攻性和灵活性受到抑制。海防建设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海防建设思想和海军建设理论的落后，导致海战一败涂地。而日本则相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环境，使日本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海军的建设，重视海军作战理论的研究和海军战略的制定。在西方海洋观念和制海权理论的影响下，日本不断推进军事理论的发展，抓住了海军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制定了正确的海军作战指导方针，推进了海军建设发展。甲午海战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为海战提供了实用的理论指导，并始终把通过主动进攻谋取制海权作为海军运用的重中之重。恩格斯指出;“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海军现代化的进程绝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军事思想上的变革。变革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需要对海军的战略运用重新认识。海军的机动性、战略性、攻击性决定了海军是一种进攻性军事力量，进攻是海军军种战略运用的本质属性，也是最能发挥海军效能的最佳运用方式。在世界海战史上，没有哪一次战争是通过完全倚重防御而取得胜利的。只有充分认识了海军的核心军事能力和本质属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海军的战略功能。
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世界列强尚且认可中国是列强之一，对中国尚存一丝敬畏之心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后，这一丝的敬畏也荡然无存了！首先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并没有伤及大清的元气，而且对于当时的大清国来说，战败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对手一次是英国，一次是英法联军。我们至少知道，大英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先后击败了一个个欧洲列强，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当时欧洲的一流国家的海军和陆军。在1812年英美战争中，还击退了妄图攻打加拿大的美军。而在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军又击败了沙俄帝国。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和英国作战中能取得胜利，更何况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大清帝国。而中法战争呢，我们则知道那是一场平局，至少大清帝国当时面对世界第二号强国的法国，尚且能有这样的战绩，表现的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甲午战争的失利，对于大清帝国来讲，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耻辱。日本一直将大清称之为‘列强之一’。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无论在军队数量还是装备水准上看，都不存在明显差距，但是清国失败的代价却是以往战争中不能相比的。不单单是“洋务运动”的精髓——北洋水师，都全军覆没，将大清几十年来的成就毁于一旦，外加割地和2亿两巨额赔款，断绝了大清以后的发展。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此后地方与中央的隔阂加深，统治阶层的派系分裂愈演愈烈，革新派与革命派的诞生都与这场战争的失败有一定的关系。此后，西方各国对中国不再心存畏惧，一个东方的蕞尔小国尚且能击败你，大家害怕什么？中国将面临一个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同时，台湾的割让，不单是让日本控制了50余年，还造成了台湾对大陆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意识，直接还是间接都影响了近百余年的两岸的思想隔阂。
影响：
1、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2、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3、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4、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5、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扩展资料：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改变了两国的命运。
战败的清政府割地赔款、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造成了台湾和大陆难以弥补的隔阂，遗患至今，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清政府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中断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进程，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而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更加积贫积弱，从那时起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感天动地的奋斗，才取得民族独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甲午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甲午战争与中日两国之命运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1、陈悦作品《北洋海军舰船志》、《近代国造舰船志》、《清末海军舰船志》、《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沉没的甲午》、《辛亥·海军》、《中国近代军舰图鉴》 2、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被调整的日光》。 3、期刊《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 4、网站（（北洋水师网））（说明该网站有很多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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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腾飞老师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有授课视频和点评以及相关书籍。王树增的的《1901》中涉及，但主要讲的是1901年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但对甲午战争也有涉及。还有：《甲午战争史》作者：戚其章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甲午战争》作者：陈舜臣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本书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陆奥宗光、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叙述甲午战争。《沉没的甲午》作者：陈悦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本书专注近代海军史、甲午战争史研究，书中援引大量原始档案资料，以及图集等，深入展示历史细节，并试图用这种细腻的方式引导读者更为深入客观地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战争。《龙旗飘扬的舰队》作者：姜鸣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该书记录和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及其衰亡的历史。作者从军事角度分析北洋水师的败因。政局分析《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作者：石泉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 该书解答了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政局的演变过程和派系斗争。《清日战争》作者:宗泽亚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该书按战争经过、战争背景、战地局部等编纂。《甲午殇思》作者：刘亚洲/丁一平/金一南/罗援等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该书对甲午战争进行了深度梳理，结集为《甲午殇思》一书。《绝版甲午》作者：雪珥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年：2009年简介：作者雪珥，澳大利亚华人作家，该书是他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间谍潜伏史料写作而成，披露了甲午战争期间一些不为人知的秘闻轶史和内幕故事，揭开了100年前在华日本间谍网的秘密。
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l．甲午中日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日本统治者为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贪欲，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竭力从对外侵略扩张中寻找出路，并制定“征韩侵华”的大陆政策，这成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中外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1）从中国方面看，①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②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2）对日本而言，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 （3）对远东局势来说，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2．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采取默许或纵容态度的影响 19世纪晚期，中国和朝鲜是列强在远东争夺的重要地区，而英、俄两国争夺远东霸权斗争尤为激烈。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机会侵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后，更加垂涎朝鲜，并企图独占中国东北地区，夺取更多在华侵略权益。因此，沙俄一面警惕日本在上述地区的扩张，一面又极力拉拢日本，与英国在远东争霸。当时，英国仍是远东地区最大的殖民者，在中国享有最多的既有权益，为防止它在远东的侵略优势被打破，英国也支持日本以抵制沙俄的扩张。美、德两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强烈要求在远东找寻商品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但都无力在远东争霸，故都支持日本同沙俄抗衡。法国为了乘日本侵华之机来夺取新的权益，也极力支持日本侵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各自的侵略利益，对日本侵华所采取的默许、纵容态度，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成为日本实施其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 4．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原因分析 （1）主观方面：清政府的腐朽，造成中国军队在甲午战争中失败。 ①战前，清政府不作认真准备，战争爆发后极力奉行“避战自保”的方针，贻误战机，如平壤之战，威海卫之战的惨败。 ②慈禧太后在国家危难之秋，大搞万寿庆典，不惜挪用军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2）客观方面：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实力略强，中国相对落后。 纵观中国的社会状况，与日本相比不仅在军事、经济和科技上落后，还在于政治制度腐败。北洋舰队的覆灭，说明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政治制度的尝试。
（2018·鄂州）在某次战争后，列强欣喜若狂，声称“第二次发现了中国”。英国一家报纸评论道：“中国为东方一团大物，势已动摇……今欧洲之人，虽田夫野老，无不以瓜分中国为言者。”这次战争是甲午中日战争。（2015·孝感）有学者认为，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由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转向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这里的“政治制度” 应理解为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
一向为李鸿章所倚重的北洋舰队竟会在甲午海战中败给日本，这是李鸿章及其他清朝统治者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他们虽然对西方列强畏之若虎，但对日本却从没用正视的眼光去打量过它，因为臣伏了千年的小小岛国，不过是个蛮夷小邦，是决没有掀起黄海千尺浪的能耐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蛮夷小邦掀起了千层浪，掀翻了清政府赖以自慰的新式海军——北洋舰队，使清朝的海岸线一下子暴露在正觊觎中国这块肥脔的列强的眼前。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如此不堪一击呢？这，值得我们深思。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开明地主为了挽救清王朝濒危的统治，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用于壮大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终于，在80年代中期，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组建完成，其中以北洋海军的实力最为雄厚。但是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舰只，军队的管理模式却依旧陈旧、僵化。这支舰队自组建以来就很少进行训练演习，舰艇也不知保养，以至于炮管上经常晾满水兵的袜子，炮筒中一摸一把黑灰。曾有一位日本将领参观舰队后说：“这种舰队，吨位再大也是没用的。” 为什么有了舰队却不训练呢？其原因在于清政府根本就不重视舰队的存在与发展。在他们眼中，这支舰队只是用来向世人显威的、自欺欺人的工具。再加上慈禧大搞“万寿庆典”挪用了海军的军费，极度紧缺燃料、弹药成为舰队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在关键的时刻，英美等国也从中作梗，把质量低劣甚至根本无法使用的炮弹出售给中国。因此，北洋舰队在海战中吃亏很大。 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最终又使中国套上了《马关条约》这一沉重的枷锁。随着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极大地加紧了对中国的输出和原料掠夺，外国势力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甲午中日战争后，素来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对昔日的蛮夷小邦刮目相看。中国的仁人志士更是为此苦苦思索日本强盛的根源。 日本的近代化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当时以明治天皇为首，中下层武士为主的倒幕派以暴力推翻了幕府统治，阻碍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最大毒瘤被割除了。通过大刀阔斧地改革，如废藩置县、改革土地制度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等，摆脱了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强国之路，在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它还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建立起近代天皇制，由封建君主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由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赋予了公民以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日本还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丰硕的科技成果，并使之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垄断组织的形成及壮大，促使日本于20世纪初向帝国主义过渡。为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日本出台了“大陆政策”，把中国和朝鲜划入了其“利益线”范围。 而此时清朝的洋务派们却只知引进技术和设备，对于政治制度却视而不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完美的，是先圣们制定出来的，一旦涉及到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革不仅损害到他们自身的利益，还会遭来由于亵渎祖先而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种主观上的桎梏影响了洋务运动的进程及其发挥的作用，无法形成中国近代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新的生产关系。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学校虽然引进了一些新的教育形式，但仅限于与“师夷长技以制夷”有关的内容，未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近代教育体系。这一切都决定了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其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当代社会，凡是在国际事务中指手划脚、甚至粗暴动武干涉他国内政的无不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他才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战争惨败的钟声时时撞击，提醒整个中华民族清醒地面对中华发展之大计。 新中国历经五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奋斗，开创了经济腾飞的新局面，但问题与不足却仍不容忽视。虽然中国有了如此辉煌的业绩，但却不是世界强国，没有在国际事务上充当主角的能力。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右翼势力掀起历史逆流，使中国和亚洲的和平面临挑战。 腐败与落后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经济决定一切，腐败的政治、落后的生产力必将导致经济的衰弱，从而把民族、国家引向败亡的深渊。 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各方面如政治、军事、文化的突飞猛进。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站住了，站稳了，经受住了冲击，说明中国经济已具备了一定实力。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将再掀起国内经济发展的新高潮。而且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大大提高，她将是稳定亚太乃至世界的镇石。 世界局势，风云莫测，中国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中国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文明建设，消除腐败，稳定社会。
甲午战争——日本“百年国运”之豪赌G1001 张诗锦甲午战争，一个中国人人皆知的名词。1894年爆发，伴之以令国人不堪回首的耻辱，再一次用鲜血染红了中国近代史。泱泱大国的中国惨败于东方小邦日本，腐朽的清政府在又一次重击下摇摇欲坠，而日本则在战争赔款下青云直上，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朝贡体系被打破，日强中弱改变了千年以来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平衡局面。日本赌赢了，它改变了东亚的面貌，甚至世界的面貌，直至当代„„ 一.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的原因 日本人不仅想称霸世界，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战略方针。这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公元1865年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由于日本地域狭小。资源短缺难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日本需要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中国当时处于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军事落后，经济分散。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犯只有招架之力。面对日本步步紧逼，清政府并没有认真备战，把大量资源用于兴建颐和园和操办慈喜的生日庆典，其实中日两国关系在此之前就已经极度恶化，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1890-1899年间强占了大清的附属国——琉球王国。对中国来讲，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屏障，中国绝对不愿意看到在朝鲜出现一个敌对势力。而对日本来讲，朝鲜就像一把匕首插向它的腹部。因此朝鲜一有风吹草动，中日两国全都紧张起来。而在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这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列强的态度：面对中日战争，西方国家肯定不会漠不关心，俄罗斯本来把东北和朝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会允许日本插足这一地区事务，但是由于欧洲的形势更为严重，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巴尔干半岛，它无暇东顾。对日本的行动只能睁一眼，闭只眼。英国面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只能寻求日本的帮助来平衡俄罗斯。对日本的行动表示支持。美国、德国、法国都有某种投机心理，希望在中日战争中有所收获，因此也支持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儿肖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三.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战后日本国内迅速弥漫起一种自大而又鄙视中国的风气。当时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主张通过这次战争进一步征服中国,由天皇来统治中国。《时事新报》刊登社论说“日本开战是为了文明开化的进步”,内村鉴三甚至以英语发表论文说“中国是进步的大敌”,这样一来,在日本的一般国民中就产生了“战争有理,蔑视中国”的心理,为日本全面侵略打下了民意基础。就连日本小孩都唱起“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这样轻侮清朝人的歌谣。另据记载,当时许多日本人甚至公然以“豕尾奴”之类的字眼直接辱骂首批清朝留学生,使后者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还应指出，以上数目尚未将日本通过此次战争从清朝掠夺的财物计算在内。据统计，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所得的赔款及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亿两，折合日币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倍，也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倍。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5亿1千万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日本国民都觉得无比的富裕！”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清朝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赔款中80%投入了工业建设和购置军备，特别是重工业，三菱集团等均曾受益，日俄战争时日本的战列舰全是在甲午战争后进的货。其他的即全都应用在扩军侵华的准备上；一方面从娃娃抓起，培养了三十年后全面侵略中国的后备军；另一方面用于制造杀人武器的物质基础，使得日本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之路。 四.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是中日双方签订了《日中媾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它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社会的极其重要的步骤：首先在领土方面，日本割占了中国台湾，是继沙俄之后在中国割占领土最多的国家，迫使台湾和祖国隔离，并且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其次在赔款方面，巨额的赔款接近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远远超过了中国财政的承受能力，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以主权作抵押大借外债，便利了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再次在设厂方面，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满足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战前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还不算“合法”，现在却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先后享有这项新的特权。他们在中国“合法”地经营许多轻工业，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直接增强了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在开放口岸方面，《马关条约》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口岸的通商通航，又使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从江浙到四川全部向帝国主义开放。总之，《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但同时促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中国人民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 五.中日甲午战争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很多人认为甲午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腐败，但是，科技实力不济同样不可忽视。联系当前中国的许多先进设备仍然需要进口，我们应当引起相应的重视。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工厂”，“但真正有多少东西的核心技术是我们自己的？”中国国内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早已令人耳熟能详。但是，更多的是喊口号，热血沸腾，而日本在科技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GDP的3％，中国尚且不到1％。除此以外，在投入程度并不充足，科技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界的道德建设同样令人担忧。中国科学院近日完成名为《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宗罪，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 中国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后也逐渐开始全面化，刚开始是经济，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开始，而其中加入WTO，参与到整个世界体系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另一位专家也对本报记者指出，中国应该从1894年被日本击败的现实中吸取教训，身为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而目前官员中存在的一些腐败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政治体制上如何更好地使国家得到发展，无论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必须不断探讨的命题。他认为“当时造成战争失败的一些原因近年来甚至也有一些苗头，当然程度上没有那么严重”。尽管今非昔比，但是以史为鉴能够让中国发展得更好。众所周知，修建颐和园的款项很多都是从北洋海军的军费中挪用的。据统计，这些钱足够再组建10个北洋海军。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撞沉“致远舰”的日舰“吉野号”原来就是中国在诺丁汉船厂定购的，但是由于缺乏经费，才被日本所购买。联系到前段事件的审计风暴，大量的款项被各级政府机关挪用或者截留。当时，北洋海军陷入浴血奋战之际，南洋海军却在一旁看热闹。“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宏观调控不力，地方割据，各自为战。而中国今年以来在经济过热上的调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间也出现了像铁本事件这样的不和谐音符，其他诸如三农问题，拆迁问题仍有不少得不到解决，这其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从甲午战争中吸取的教训。” 虽然甲午战争中我们惨败于日本，但日本为准备这场战争而付出的一切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成败并非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它得益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时刻警惕以及一只常备不懈的军队。国家的强大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来源于国家长期的战略筹划和全国若干代人的辛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