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参考文献: [1]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in the age of network and intelligence. ，1996.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Экспертногосовета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поразра боткепрограммы《Циф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23января 2017г.Цит.поэл.версии .（）. [3] ，BEA Advisory the Digital Economy[EB/OL]. . [4] UKGovernment，Digital economy act2010[EB/OL]. . [5] Australian digitale conomy strategy[EB/OL]. economy strategy. [6] Brookes,Martin,Zaki Wahhaj. The Shocking Economic Effect of B2B[M]. Goldman,Sachs & Co. Global Econimics,Februrary . [7] Georgiou,. E-Commerce has a Pos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u Western Europe [R].2009. [8] Haltiwanger J, Jarmin R the Digital Economy[J].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2000. [9] Bo Digital Economy:what is new and what is not[J].Structural Change&Economic Dynamics,2004,15(3):245-264. [10] Michael J Zhang, Augustine A Lado.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a competency －based view[J]. Technovation,2001,21(3). [11] Anna Giunta, Francesco Trivieri.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evidence from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J]. Applied Economics,2007,39(10). [12] Imad Moosa. On the .－Chinese trade dispute[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011,34(1). [13] Concetta efficiency and ICT investment in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J]. Applied Economics,2012,44(14). [14] 引用自《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15] 刘骏民. 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34-40. [16] 成思危. 虚拟经济探微[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3-28. [17] 金碚. 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2(5):5-17. [18] 吴秀生,林左鸣. 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J]. 经济体制改革,2006(2):12-16. [19] 刘晓欣.个别风险系统化与金融危机——来自虚拟经济学的解释[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4):005. [20] 于乐,潘新兴. “两化融合”相关问题研究综述[J]. 价值工程,2012,31(14):148-150. [21] 闫德利. 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J]. 中国信息化,2018(06):99-100. [22] 邬贺铨. 邬贺铨: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J]. 南方企业家,2016(12):18. [23] 王亚男. 两化融合中我国制造业的机遇、挑战与发展[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02):75-82. [24] 刘吉超,庞洋. 两化融合背景下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J]. 未来与发展,2013, 36(11):69-73. [25] 马化腾.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野终将消失[J]. 中国经济周刊,2017(18):82-83. [26] 陈养才. 深入推进两化融合促进煤炭工业转型升级[J]. 中国煤炭工业,2018(06):8-12． [27] 何帆,刘红霞. 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 改革,2019(04):137-148. [28] 李晓钟,黄蓉. 工业背景下我国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基于纺织产业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8(2):21-31. [29] 杨德明,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 中国工业经济,2018(05):80-98. [30] 倪萍. 两化融合对现代服务业影响的统计研究[D]. 重庆工商大学,2013. [31] 沈裕谋,张亚斌. 两化融合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03):70-77. [32] 谷唐敏. 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与区域差异[D]. 江西财经大学,2016. [33] 焦勇,杨蕙馨. 政府干预、两化融合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200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 经济管理,2017,39(06):6-19. [34] 刘桂林.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2017(10):48-50. [35] 马欢欢.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D]. 上海师范大学,2018. [36] 鲁春丛,孙克. 繁荣数字经济的思考[J]. 中国信息界,2017(02):32-35. [37] 孙克. 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变革、问题与建议[J]. 世界电信,2017(03):31-36. [38] 严震. 四川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问题初探[J]. 四川省情,2018(09):3-64. [39] 董浩,韩文泉. 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J]. 山东纺织经济,2019(03):5-7. [40] 卢永真,杜天佳,王佳佳,袁雪. 实体与数字经济融合助推高质量发展[J]. 国家电网,2019(02):24-25. [41] 张丽哲.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评价的差异分析[J]. 改革与开放,2018(24):37-39. [42] 严震. 四川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问题初探[J]. 四川省情,2018(09):63-64. [43] 倪晓炜,张海峰.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路径[J]. 中国电信业,2018(08):75-77. [44] 周士跃.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融合问题研究综述[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8,20(03):72-75. [45] 杨德明,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 中国工业经济,2018(05):80-98. [46] 王春晖.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J]. 通信世界,2017(33):9. [47] 许旭.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模式与新路径[J]. 中国经贸导刊（理论版）,2017(29):49-51. [48] 司晓,孟昭莉,王花蕾,闫德利. 数字经济:内涵、发展与挑战[J].互联网天地,2017(03):23-28. [49] 陈畴镛. 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建议[J]. 决策咨询,2017(01):11-12. [50] 康伟,姜宝.数字经济的内涵、挑战及对策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20(05):12-18. 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
从字面上看，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常被称作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随后数字经济常被理解为因为数据信息可通过网络流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比如开一家网店，店家和消费者不用实际见面，就能传递商品信息并讨价还价。这样的经济活动显然具有便捷优势。同时，一些关于网络发展的理论被引入数字经济中，比如梅特卡夫法则，它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所有网络终端数量的平方，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网络虚拟平台的人越多，这个虚拟平台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大。互联网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数字经济。他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届汉诺威IT展开幕式时说，今年展会的主题为“数字经济”，与其说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此外，“数字经济”还包含数字技术与各项实际产业的结合。汉诺威IT展官方网站指出，从农业、工业到医学，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数字技术的改造。
客观看，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不同，其参与到实体经济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通过手机APP下单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消费习惯，而其背后便是各大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应用平台的支持，而如果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如ERP一类的产业信息化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此也在很多大中型的厂商中普遍存在，对其财务、生产、销售、采购等多个部门产生信息提升效率的影响。按照不同定义的对应的经济场景，其中既有数字化的成分，也会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可根据场景的不同来区分具体两者的结合形式。首先，类似上述提及的产业信息化、移动互联网中的TO B、TO C等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具体的营销方式有所改变，例如从过往线下的卖场促销转变为现在线上的生态会议、直播卖货，但本质的商业机理仍是以实体经济的供应链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技术的助力更多是在渠道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最终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促成订单。基于渠道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流量的巨大提升，不仅仅带来的是各类实体商家的渠道方式转变，还为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支持商带来了巨大的头部效应，典型的便是随着数据量的巨量沉淀，对于数据耦合架构、数据颗粒度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以至于可以明显看到云计算作为新赛道开始参加到各类数字化系统之中。在过往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国产自主等方面要求的提升，以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开发，开始向更加深入的产业应用进军，典型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通过数字化系统，在更少人力等资源的投入下产出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在建筑工程等传统范式较强的行业之中。以建筑工程为例，由于其涉及产业链条长、专业逻辑强、参与利益相关方等因素，数字化的软件工程需要结合强业务逻辑澄清相关场景的需求和痛点，从而定向开发出适合客户工作需要的功能和应用。如此的业务开发，除了产品逻辑上的定性，其关键基础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支持，硬件方面来源于算力的充足支持，软件方面需要符合松耦合、资源可伸缩的特点，在软硬件的前提架构下，根据客户不同阶段的需求来针对性的开发功能，并保持功能模块之间的可组合性，例如针对正向设计阶段的三维审图平台，施工阶段的项目问题协同平台等，其中的自动语义识别模块、BIM模块、任务处理模块等，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功能模块，在类似低代码系统进行另外系统的组装。如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界限愈加模糊，最终评判的标准便是数字化是否真正为现实客观世界产生降本增效、开源增利的成果。
2021电子商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是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Business Activity）；也可理解为在互联网（Internet）、企业内部网（Intranet）和增值网（VAN，Value Added Network）上以电子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活动和相关服务的活动，是传统商业活动各环节的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商业行为均属于电子商务的范畴。以下是我整理的电子商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供你参考借鉴。
[1]王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关税征收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19.
[2]徐莉.青龙满族自治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研究[D].河北科技师范学院,2019.
[3]刘茜.京郊农户电子商务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农学院,2019.
[4]李倩.C2B电子商务企业盈利模式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9.
[5]刘万立.京津冀区域物流与电子商务协同发展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9.
[6]李雪.电子商务合同法律问题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9.
[7]苏旭.美妆产品B2C进口跨境电子商务同质化竞争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9.
[8]孙艳秋.电子商务环境下服务补救悖论形成机制研究[D].天津理工大学,2019.
[9]王银萍.民族地区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10]高雨平.网络交易价格监管问题研究[D].中共吉林省委党校,2019.
[11]牛明阳.网络交易平台消费者保护法律责任[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9.
[12]周璇.电子商务企业审计风险防范研究[D].湖北经济学院,2019.
[13]操相亮.国美零售盈利模式转型的财务绩效评价[D].湖北经济学院,2019.
[14]张文.电子商务企业盈利模式研究[D].湖北经济学院,2019.
[15]隋亮.山东省供销合作社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优化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9.
[16]宋祎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地方政府在农村电商产业发展中的作用[D].浙江大学,2019.
[17]王颖.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建设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9.
[18]项铭晓.C2C模式下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D].上海海关学院,2019.
[19]朱辉辉.高并发电商评论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南京大学,2019.
[20]傅哲宁.“淘宝村”分类与发展模式研究[D].南京大学,2019.
[21]艾金金.电商平台客户流失预警分析及应用研究[D].南京大学,2019.
[22]臧新宇.技术发展与新型电商群体的社会学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23]王晓琼.微商交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2019.
[24]朱菲.泰兴市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文本研究[D].南京大学,2019.
[25]乔艺波.多维邻近性视角下淘宝村创新知识的扩散与升级研究[D].南京大学,2019.
[26]许甜华.用户画像技术在电子商务系统中的研究与应用[D].北方工业大学,2019.
[27]许凤翔.用户行为分析技术对个性化服务的研究与应用[D].北方工业大学,2019.
[28]许率（HEOSOL）.O2O模式下中韩广告营销比较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9.
[29]曹常影.基于TAM模型的家用医疗器械O2O电商模式用户接受意愿研究[D].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
[30]翟曼蔓.自营型跨境电商平台服务质量评价研究[D].南京大学,2019.
[31]薛航.跨境电子商务论坛马云演讲汉英模拟交传实践报告[D].吉林外国语大学,2019.
[32]陈文静.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税收管辖权面临的问题与对策[D].安徽大学,2019.
[33]赵壮壮.刷单炒信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D].安徽大学,2019.
[34]程璐.美国公众点评类网站名誉侵权研究[D].安徽大学,2019.
[35]沈馨.电子商务C2C模式的税收征管问题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9.
[36]牛姗姗.涡阳县农业信息化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D].安徽大学,2019.
[37]任璐璐.我国跨境电商食品诉讼案件实证研究[D].安徽大学,2019.
[38]徐诺.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D].山东财经大学,2019.
[39]刘常兰.网约车行业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9.
[40]丁颢钰.睢县制鞋产业集聚区竞争力提升研究[D].郑州大学,2019.
[41]许涛.社会资本对生鲜电商企业运营绩效的影响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9.
[42]于兆青.公平关切下电商供应链的决策与协调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9.
[43]张春霞.基于系统动力学仿真的电子商务平台双边网络效应研究[D].郑州大学,2019.
[44]郝涵星.基于系统动力学M生鲜电商企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D].郑州大学,2019.
[45]刘天雨.时间窗口约束下社区团购生鲜第三方平台仓配模式优化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19.
[46]段永晓.跨境电商背景下粮油设备出口企业营销策略研究[D].郑州大学,2019.
[47]黄鹭.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浙江大学,2019.
[48]胡安琪.互联网服务格式条款法律规制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2019.
[49]李东方.改进的聚类算法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D].南昌大学,2019.
[50]朱涛.先天禀赋、网络关系与农村电商产业集群[D].南京大学,2019.
[51]任晓晓.淘宝村时空演变特征、区域效应及不同发展路径对比分析[D].河北师范大学,2019.
[52]靳字含.石家庄信息辐射能力与网络交易距离的耦合关系[D].河北师范大学,2019.
[53]苗青.新零售供应链的数字化研究[D].安徽大学,2019.
[54]袁琳静.关联分析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研究[D].郑州大学,2019.
[55]冯萌.中日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安徽大学,2019.
[56]郑灿灿.基于网络购物直播情境的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安徽大学,2019.
[57]王福斌.百事食品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策略研究[D].沈阳大学,2019.
[58]周宗超.M电子商务公司自营物流优化研究[D].沈阳大学,2019.
[59]陈力.基于Java的会员制商品交易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浙江工业大学,2019.
[60]俞春.基于Android的“掌上团购”App设计与实现[D].浙江工业大学,2019.
[61]徐天睿.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服务站发展现状的田野调查[D].浙江工业大学,2019.
[62]王晓.“农银E管家”电商平台浙江地区营销策略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19.
[63]倪红耀.高职电子商务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探讨[J].文教资料,2006(01):45-46.
[64]张旭力.信息系统项目的风险管理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19.
[65]朱彩.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D].浙江工业大学,2019.
[66]赵丹阳.大数据时代电子商务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研究[D].北京印刷学院,2019.
[67]袁飞.淮安市众创空间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扬州大学,2018.
[68]杨永佳.M电子商务公司成本控制问题研究[D].沈阳大学,2018.
[69]聂灵磊.大连市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与对策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8.
[70]方安诺.电商专业大学生农村电商从业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D].浙江农林大学,2019.
[71]金水丰.临安区农产品电子商务运行实践研究[D].浙江农林大学,2019.
[72]楼杰.安吉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影响因素研究[D].浙江农林大学,2019.
[73]杨锐.乡镇区域电子商务发展的战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8.
[74]徐楚翘.大连市甘井子区跨境电商营商环境评估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8.
[75]孙月玲.电子商务运营训练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南京理工大学,2018.
[76]汤成.J电商公司差异化战略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8.
[77]吴融.Y公司电子产品B2C平台业务发展战略的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8.
[78]郑大哲（JEONGDAECHEOL）.中韩电子商务企业比较[D].浙江大学,2018.
[79]闫晗.具有推荐功能的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大连理工大学,2018.
[80]余婷.电子商务合同的效力和证据问题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8.
[81]潘俊文.微商法律规制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8.
[82]胡邓飞.我国中小型进口跨境电商物流渠道的影响因素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8.
[83]刘伯丹.海湾公司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管理优化研究[D].燕山大学,2018.
[84]张小良.电子商务领域专利行政执法保护问题研究[D].西北大学,2018.
[85]尹丽娟.京东商城物流策略优化研究[D].河北科技大学,2019.
[86]宋雪丽.郓城县农村电子商务扶贫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8.
[87]张志红.深圳市锦隆城公司竞争战略研究[D].兰州大学,2018.
[88]王宇光.甘肃淘一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销策略研究[D].兰州大学,2018.
[89]刘超.奢侈品频道综合电子商务平台营销策略研究[D].北京服装学院,2019.
[90]姚斯晨.海林市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8.
[91]邢磊.牡丹江地区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发展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8.
[92]常雨昌.电子商务背景下J市邮政公司实物传递网络流程优化研究[D].吉林大学,2018.
[93]金洋.绥芬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8.
[94]段紫兰.A电子商务企业成本控制研究[D].南昌大学,2019.
[95]林元昱.基于改进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农产品电商信用评价体系构建研究[D].南昌航空大学,2018.
[96]王义峰.仪征市马集镇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D].扬州大学,2018.
[97]邱钰博.泗洪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研究[D].扬州大学,2018.
[98]朱静荷.电子商务模式下苏宁易购主要业务环节内部控制的`案例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8.
[99]程国凯.京东白条消费金融产品资产证券化的案例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8.
[100]徐慧.恒源祥集团电子商务业务发展优化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8.
[101]于忠齐.基于个性化推荐的电子商务网站系统设计与实现[D].江西财经大学,2018.
[102]桑林.长治市农村电商助力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D].山西农业大学,2018.
[103]薛皓巍.吕梁市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研究[D].山西农业大学,2018.
[104]刘长兴.基于供需融合的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研究[D].山西农业大学,2018.
[105]王书艺.电子商务平台供应链博弈分析及多元治理模式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9.
[106]温海林.协同治理视角下我国C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与对策研究[D].广西大学,2018.
[107]胡琪.C2M电子商务模式下基于学习效应的人因可靠性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18.
[108]彭剑雄.社会化电子商务平台特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9.
[109]王红军.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创业胜任力培养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18.
[110]OlaMohamedElsayedIbrahimMadi.电子商务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D].辽宁大学,2018.
[111]郁云宝.移动电子商务服务质量对顾客契合的影响研究[D].辽宁大学,2018.
[112]王岩.内蒙古多伦县发展旅游电子商务对策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8.
[113]杨彩霞.保山市电子商务扶贫模式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8.
[114]王筱.基于4C理论的浙江妮素公司电子商务精准营销策略研究[D].兰州理工大学,2018.
[115][D].华东师范大学,2018.
[116]朴美玲.传统诚信观在我国电子商务中的运用研究[D].延边大学,2018.
[117]金石.基于运营商管道大数据的智能电商推荐系统[D].南京邮电大学,2018.
[118]王力.电子商务领域中大数据的质量及预测分析研究[D].南京邮电大学,2018.
[119]葛飞.社会化电子商务背景下微博用户购买意愿与信任机制研究[D].南京邮电大学,2018.
[120]范习佳.电子商务企业盈利能力分析[D].南京邮电大学,2018.
[121]裴一蕾,薛万欣,李丹丹.应用型本科电子商务专业毕业论文“双导师制”指导模式研究[J].价值工程,2018,37(13):256-258.
[122]柴兴文,廖薇.高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论文模式存在问题的研究——以贵阳学院为例[J].经贸实践,2018(03):330.
[123]吴卫群.独立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提升研究——以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为例[J].电子商务,2014(12):95-96.
[124]倪莉莉.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探讨[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15(02):127-131.
[125]钟武俊,叶依如,叶晰.电子商务专业毕业论文管理系统的建设[J].商场现代化,2013(05):86.
您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引用文献的写法应该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著作权法》，以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本身的引用规则。首先，引用文献的格式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著作权法》规定的格式，包括作者、出版年份、出版物名称、出版物类型、出版物出版者等信息，以便读者可以准确地获取引用文献的信息。其次，《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本身也有关于引用文献的规定，引用文献时应该注明出处，并且应该注明引用文献的页码。最后，引用文献时应该注意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著作权法》，确保引用文献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参考文献: [1]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in the age of network and intelligence. ，1996.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Экспертногосовета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поразра боткепрограммы《Циф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23января 2017г.Цит.поэл.версии .（）. [3] ，BEA Advisory the Digital Economy[EB/OL]. . [4] UKGovernment，Digital economy act2010[EB/OL]. . [5] Australian digitale conomy strategy[EB/OL]. economy strategy. [6] Brookes,Martin,Zaki Wahhaj. The Shocking Economic Effect of B2B[M]. Goldman,Sachs & Co. Global Econimics,Februrary . [7] Georgiou,. E-Commerce has a Pos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u Western Europe [R].2009. [8] Haltiwanger J, Jarmin R the Digital Economy[J].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2000. [9] Bo Digital Economy:what is new and what is not[J].Structural Change&Economic Dynamics,2004,15(3):245-264. [10] Michael J Zhang, Augustine A Lado.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a competency －based view[J]. Technovation,2001,21(3). [11] Anna Giunta, Francesco Trivieri.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evidence from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J]. Applied Economics,2007,39(10). [12] Imad Moosa. On the .－Chinese trade dispute[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011,34(1). [13] Concetta efficiency and ICT investment in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J]. Applied Economics,2012,44(14). [14] 引用自《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15] 刘骏民. 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34-40. [16] 成思危. 虚拟经济探微[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3-28. [17] 金碚. 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2(5):5-17. [18] 吴秀生,林左鸣. 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J]. 经济体制改革,2006(2):12-16. [19] 刘晓欣.个别风险系统化与金融危机——来自虚拟经济学的解释[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4):005. [20] 于乐,潘新兴. “两化融合”相关问题研究综述[J]. 价值工程,2012,31(14):148-150. [21] 闫德利. 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J]. 中国信息化,2018(06):99-100. [22] 邬贺铨. 邬贺铨: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J]. 南方企业家,2016(12):18. [23] 王亚男. 两化融合中我国制造业的机遇、挑战与发展[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02):75-82. [24] 刘吉超,庞洋. 两化融合背景下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J]. 未来与发展,2013, 36(11):69-73. [25] 马化腾.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野终将消失[J]. 中国经济周刊,2017(18):82-83. [26] 陈养才. 深入推进两化融合促进煤炭工业转型升级[J]. 中国煤炭工业,2018(06):8-12． [27] 何帆,刘红霞. 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 改革,2019(04):137-148. [28] 李晓钟,黄蓉. 工业背景下我国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基于纺织产业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8(2):21-31. [29] 杨德明,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 中国工业经济,2018(05):80-98. [30] 倪萍. 两化融合对现代服务业影响的统计研究[D]. 重庆工商大学,2013. [31] 沈裕谋,张亚斌. 两化融合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03):70-77. [32] 谷唐敏. 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与区域差异[D]. 江西财经大学,2016. [33] 焦勇,杨蕙馨. 政府干预、两化融合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200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 经济管理,2017,39(06):6-19. [34] 刘桂林.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2017(10):48-50. [35] 马欢欢.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D]. 上海师范大学,2018. [36] 鲁春丛,孙克. 繁荣数字经济的思考[J]. 中国信息界,2017(02):32-35. [37] 孙克. 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变革、问题与建议[J]. 世界电信,2017(03):31-36. [38] 严震. 四川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问题初探[J]. 四川省情,2018(09):3-64. [39] 董浩,韩文泉. 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J]. 山东纺织经济,2019(03):5-7. [40] 卢永真,杜天佳,王佳佳,袁雪. 实体与数字经济融合助推高质量发展[J]. 国家电网,2019(02):24-25. [41] 张丽哲.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评价的差异分析[J]. 改革与开放,2018(24):37-39. [42] 严震. 四川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问题初探[J]. 四川省情,2018(09):63-64. [43] 倪晓炜,张海峰.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路径[J]. 中国电信业,2018(08):75-77. [44] 周士跃.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融合问题研究综述[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8,20(03):72-75. [45] 杨德明,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 中国工业经济,2018(05):80-98. [46] 王春晖.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J]. 通信世界,2017(33):9. [47] 许旭.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模式与新路径[J]. 中国经贸导刊（理论版）,2017(29):49-51. [48] 司晓,孟昭莉,王花蕾,闫德利. 数字经济:内涵、发展与挑战[J].互联网天地,2017(03):23-28. [49] 陈畴镛. 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建议[J]. 决策咨询,2017(01):11-12. [50] 康伟,姜宝.数字经济的内涵、挑战及对策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20(05):12-18. 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
您好，您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义，我将尽力回答您的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是中国政府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其中引用的文献应该满足以下要求：1.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可靠的，例如来自国家机构、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2.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例如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成果、技术发展趋势等；3.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最新的，例如在过去五年内发表的文献；4.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有学术价值的，例如有重要的见解或理论；5.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可以被他人查阅的，例如可以在国家机构、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的网站上查阅到。总之，引用文献应该满足以上要求，以保证文献的可靠性和学术价值。
认真写好一篇论文，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会有更好地理解。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 毕业 论文2000字 范文 ，仅供参考!毕业论文2000字范文篇一：《分析对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思考》 摘要:本文针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概念、遵守的原则、改革的思路进行认真的理论阐述,指出会计政策选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会计核算体系;思考 一、会计政策选择概述 国际会计准则将会计政策定义为“在编制会计 报告 时,管理人员所采用的原则、基础、法规和程序。但在使用中需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用最能恰当地表明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政策。”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规定:“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 方法 。”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概念 会计政策选择是会计主体一种有目的的、在会计政策中进行挑选的行为,它既包括某项经济业务事项初次发生时的初始会计政策选择,也包括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即对以往选定的会计政策进行调整。因此,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种行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同时,会计准则中的真空地带——即没有规定的一些超前、特殊的经济业务如何进行会计处理之处,也属于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此时企业拥有完全的选择权。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将导致企业各个关系集团之间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因此,企业各相关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问题。 (二)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原因分析 1.会计政策选择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所谓经济后果,是指不论有效证券市场理论的含义影响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从本质上说,经济后果就是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化是有影响的,虽然可能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但却能影响企业的价值及其股票价格。会计规范制在制定准则或规章时,要考虑制定会计规范的成本;会计规范使用者要考虑会计政策的选择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因此,会计规范是规范制定者和各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产物;是在相互平衡妥协的基础上暂被利益各方认同的准则。 2.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合约,它的制定并不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各利益相关方相互间多次博弈的结果,在不断地博弈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均衡,从而不断完善修订准则。因此,会计准则是一种不完全的合约,这就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企业的会计处理“无法可依”的现象,这也为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空间。 二、会计政策选择遵循的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在我国,会计政策一般是国家或政府为规范会计运行,对其运行的原则、程序和方法所做出的制度安排。从而达到在社会各个主体之间合理地调节和分配社会收益,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因此,所有政策的选择必须遵循国家的意志,各个会计主体必须严格地遵循宏观会计政策的原则和程序,做出符合其规范的选择,不能超越国家规范而滥用会计政策。 (二)公允性原则 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会计准则的不完善,给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们一定要注意利益协调而不是损人利己。 (三)一贯性原则 为了使企业的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企业选用的会计政策前后各期应该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但是,也要灵活理解和运用,如果已经选用的会计政策使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就应该从经济环境和自身经营情况出发,重新选择最能恰当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政策。 (四)成本效益原则 任何选择都是有成本的,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应权衡操作及提供会计信息的成本与效益。在考虑自身经营特点和基本会计信息质量得到保证的基础上,企业应选择便于理解和实施的会计政策,并尽可能地降低操作成本。 (五)谨慎性原则 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不应该抱有投机心理,而应采纳谨慎的态度,合理的核算企业的或有事项,不高估资产和收益,也不低估负债和费用,从而尽可能的降低企业风险和经济业务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刘叔申,王林。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会计政策[J].会计研究,1996,9. [2]李姝。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政策选择[J].会计研究,2003,7. [3]徐维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状况的分析[J].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 毕业论文2000字范文篇二：《护理毕业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护理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心理护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已得到普遍认可并广泛应用于临床护理实践。心理护理作为现代护理模式的重要组成，应贯彻临床护理全过程，遍及护理实践的每一个角落。做好心理护理，掌握、提高交流技巧，做好心理疏导。 论文关键词：心理护理 育龄妇女 语言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往工具，是信息传递最强有力的手段，它可以直接地及时地交流信息，沟通情感。但有时不恰当的语言表达，往往会产生误导，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为了减轻紧张、焦虑情绪，在手术等候期间，患者可以借助优美、流畅的轻音乐，得到适当调整和放松。整个手术过程中患者有任何不适或需要，可随时向巡回护士提出。掌握交流技巧，碰到患者提出的问题无法及时正确回答，有时解释不当，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另有的护士则不善言辞，与育龄妇女交谈时总觉得无话可说。为了使大家掌握交流技巧，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平时晨会抓紧各方面知识训练，模拟心理问题，寻找最佳语言表达方式。掌握交流技巧，取得信任。在不断实践基础上，不断完善。 常年以来，心理护理问题在我们指导站非常普遍而且十分突出，应引起医务人员、育龄妇女、家属、亲友和社会的足够关注。正确对待和认真解决心理问题，并尝试从各自的角度，调动育龄妇女的积极心理因素，防止不良心理反应的发生，营造和谐的诊疗心理环境，向有利于康复的方向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和睦家庭、共享健康快乐的美好人生贡献爱心和力量。育龄妇女到我们指导站，我们护理人员应当做到热情地接诊，亲切而又耐心地询问，悉心体贴关怀周到，建立良好的关系，使育龄妇女感到医护人员可信，医护人员可以让她们信任和放心，同时对育龄妇女来说又是在精神上得到支持、鼓舞和依靠的力量，使育龄妇女感到放心，从而获得安全感。 计划生育四项手术后遗症患者随着病情变化，有时高兴、有时悲伤、有时满意、有时失望;紧张、焦虑、忧愁、愤懑、急躁、烦闷等消极情绪也经常出现。有些后遗症患者，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人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以往那种兴高采烈、生机勃勃的形象不见了，代之以动作迟缓、情感脆弱、谨小慎微、被动依赖、敏感多疑，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等表现。这些后遗症患者会过分关注自己的机体感受，过分计较病情变化，一旦受到消极暗示，就迅速出现抑郁心境，有时还可产生悲观厌世之感。为了减少四项手术后遗症，我们护士必须做到态度和蔼、语言亲切、医疗操作技术要娴熟、工作作风要严谨，使她们取得对我们的信赖。在日常护理中，要加强基础护理、心理护理、给予她们更多的安慰和鼓励，使她们在良好的心理配合下，接受手术。另外，幽雅的环境、舒适的治疗条件，也能减少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感觉。因此，为她们创造一个和谐、舒适、安全、安静的环境就显得非常必要。 1 四项手术、术前的心理与心理护理 无论手术何等重要，也不论手术大小，对育龄妇女都是较强的紧张刺激。如果意识到了这种紧张刺激，就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增加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有的临上手术台时还可出现四肢发凉、发抖、意识域狭窄，对手术环境和器械等异常敏感，甚至出现病理心理活动(如：心情紧张就有可能出现人流综合征)。 因此，术前的心理护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此应当进行术前心理咨询。咨询应由专业的医生和护士进行，耐心听取患者的意见和要求，向家属详细说明手术经过，阐明绝育手术是很小的手术，尤其要对手术的安全性做好充分的说明，决不能向患者强调什么千分之一的危险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咨询对患者获得安全感极为重要，还要依据不同的育龄妇女用恰当的语言交代术中必须承受的痛苦。输卵管结扎术是在局麻下做的下腹部手术，就应告诉育龄妇女术中牵拉脏器时会感到不适和疼痛，届时应有思想准备，并行深呼吸，努力放松，可以减轻疼痛等。另据研究报道，术前焦虑程度对手术效果及预后恢复的快慢也有很大的影响。资料表明：有轻度焦虑者，效果较好;严重焦虑者，预后不佳;而无焦虑者，效果往往更差。这是因为，无焦虑的患者由于对医生或手术过度依赖，过分放心，对生理上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另有手术的环境和气氛也极为重要，所以手术室一定要整齐清洁，床单无血迹、手术器械要掩蔽。一个手术室内最好只摆一张手术台，不宜几个手术台并排摆列，以免产生消极暗示。手术室医生和护士的举止言谈也十分重要，因为他们一进手术室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主宰，一切痛苦大小甚至包括生命如何，全都由医生和护士掌握了。所以，医生和护士都应端庄大方、态度和蔼、言语亲切、使患者产生安全感。术中医生、护士都应时刻注意患者的情绪变化，如患者心理过度紧张时应及时给予安慰。器械护士必须手疾眼快地配合手术，医生之间要全神贯注、紧密合作，以减轻患者的痛苦。手术室内不应闲谈嬉笑，也不要窃窃私语，应尽量减少、减轻手术器械的碰击声，避免给患者的一切不良刺激。在术中一旦发现病情变化或发生意外，医护人员要沉着冷静，不可惊惶失措，以免给育龄妇女造成恐怖和紧张[1，2]。 2 四项手术、术后的心理与心理护理 育龄妇女经过手术，这时她们渴望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和手术效果。医生护士应以亲切和蔼的语言及时告知手术效果，进行安慰和鼓励，告诉她们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只要忍受几天痛苦，在正确的医疗护理下，很快就能恢复健康了。这时可能产生新的疑虑，怕伤口裂开，发生意外(因为现在的输卵管结扎手术外层皮肤不缝合)。这时就要告知如何适当进行活动、注意事项及健康指导，让她们听喜欢的音乐等。同时医生和护士应当传达有利的信息，给予鼓励和支持。 帮助育龄妇女克服抑郁反应。个别育龄妇女术后平静下来之后，会出现一些抑郁反应，主要表现有：不愿说话、不愿活动、食欲不振及睡眠不佳等状况。患者的这种心理状态如不及时地排解和调整，必将影响其及时下床活动，而不能尽早下床活动将会影响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及消化系统等功能，容易产生营养不良、静脉血栓或继发感染等。所以要努力帮助这些育龄妇女解决抑郁情绪。要准确地分析其性格、气质和心理特点，注意她们不多的言语涵义，主动关心和体贴她们，总之，使她们意识到既然已顺利手术，就要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3 体会 为了减少四项手术后遗症，我们护士要严格遵守诊疗和护理操作规程，还应根据不同服务对象应用不同的心理疗法，积极做好心理护理工作，常言道“言为心声”，语言是人与人进行情感交流最直接的方式，作为护理人员，应该充分利用语言，把一片爱心传递给育龄妇女，根据其心理问题逐一认真、正确的解释指导，从而获得理解和信任，解除或减轻术前焦虑情绪，保证手术顺利进行，充分体现“一切以育龄妇女为中心”的工作宗旨，符合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现代医学模式的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余杭区四项后遗症患者逐年减少，3年(2006、2007、2008年)未增加一例。 参考文献 1 李 小寒 ，尚少梅.基础护理学，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2 周郁秋.护理心理学，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毕业论文2000字范文篇三：《试析知识经济时代下的 人力资源管理 》 长期以来我国对人才的重视相对缺乏，没有养成良好的人力资本意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诸多挑战。知识经济又称人才经济，因人才是知识的重要载体，加强对人才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至关重要，为此应将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注重对人才的培养、选拨、管理，改变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注重创新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概述 (一)知识经济 对于知识的概念并不陌生，主要是指认知与技能，是人类通过学习与实践所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活动中知识的地位逐渐提升，而这种知识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则被人们称之为知识经济。伴随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以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形态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成为事实。 (二)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劳动者具备的能力与素质的总和，其中能力是基础性资源，包含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发挥出来的体力与智力，将会对经济活动带来重大的推动作用;素质则是交易性资源，其包含的内容较多，涉及到劳动者的信誉、道德、社会关系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会具有良好的信誉与社会关系，并且职业道德水平较高。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对基础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对交易性资源进行提升的过程，通过管理活动使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帮助组织更早的实现发展目标。 二、人力资源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下面临的挑战 (一)高新技术日新月异 科技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基于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信息化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沟通并非只有面对面交流这一种形式，如何适应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追赶技术进步已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挑战。利用高新技术产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便捷，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加高效，极大的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 (二)知识全球化增大了竞争压力 近几年来，全球化日渐突出致使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相关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组织拥有的“知识”越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就越大，就越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人力资源是知识资本的重要体现，知识全球化要求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创新，只有创新经营方式与管理模式，才能保证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促使“知识”、“人才”创造更多的价值。 (三)优秀人才纷纷走向国际 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优秀人才在组织中有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将直接关系到组织的综合实力，然而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经济水平相对偏低，很多优秀人才纷纷走向国际舞台试图发挥自身价值，这就造成国内人才稀缺。如何发掘并挽留人才成为当前人力资源管理中面临的重大挑战，管理者需要创新人才招纳机制，同时完善激励制度等，为人才的留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人才的高素质要求 知识经济时代下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基础知识结构上不仅要具有扎实的学科知识，还要对其他多种知识有所涉猎，比如经济、法律、管理等科学;在能力素质上，既要有着较高的心理素质，具有坚强的意志与永不言败的决心，同时随机应变能力要强，在信息量与日俱增的时代保持敏锐的感知力;除此之外，优秀的人才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重视学习的重要性，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并面对竞争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知识经济时代下优秀人才判定标准的提高，将增大人力资源管理难度，在招人、留人、用人、管理人等诸多环节提升工作难度。 三、人力资源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下的创新发展建议 (一)管理意识中体现“以人为本” 知识的主要承载者是人，因此应以“人”为中心，注重对人才的发掘、培养、利用，学会在管理中尊重人才。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组织要充分利用知识对人才进行合理配置，在生产经营与决策制定等过程应重视人才，通过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与监督，调动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在管理中应重视人才的需求，为人才提供培训、学习的机会，满足其基本的技能需求;领导需要加强对人才的关心，通过巡视与基层劳动者进行交流，做到关心鼓励员工，及时掌握员工的心理需求，并根据员工业绩制定相应的奖惩。“以人为本”的管理意识将利用人才的招聘与留用，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满足的新时期，人们对心理需求的关注大于薪酬与奖金，尊重、关心、激励必将成为人才管理的重要法宝。 (二)组织结构朝扁平化发展 我国传统的组织管理模式采用的是多层次结构，被人们形象的比喻为“金字塔”型，组织决策通过最高层逐渐向下级渗透，因为组织结构层次过多，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往往出现较多的阻碍。当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在组织中被广泛运用，各部门之间信息传递十分便捷，这也决定传统管理形式必将改变，扁平化组织结构已成为必然。所谓扁平化组织结构，主要是指从决策层到最低层组织层次减少，组织普通员工可就全局问题进行谏言，通过团队合作与新型共享发挥人才作用的结构形式。组织结构的朝扁平化有利于人才更好的发挥其能动作用，管理效果更加显著。 (三)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传统的管理模式更加注重监督与控制，具有的上下等级十分明确，上级下达任务，管理者对人才尽心监督，劳动者按照规定的模式进行劳作。该种管理模式不存在尊重与平等，将人力资源同其他物质资源一同对待，极大的限制了劳动者才能的发挥，打击了员工的积极性。为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应对管理模式进行创新，为员工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以柔性化的管理方式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到组织发展之中，由领导者实施指导作用，管理者采用先进技术对人才需求进行分析，以全新的管理模式促进人才潜能的发挥。 (四)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人才的留用离不开激励机制的作用，只有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才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实际的工作中更具创造力，要想健全激励机制应从多方面入手：第一，改善组织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是否舒适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是否能够留住人才，只有将组织环境加以改善，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薪酬与福利，才能增加人才留用的概率。第二，奖惩制度的制定。具体明确的奖惩制度可对组织成员进行行为规范，为组织员工考核提供主要依据，使其感受到组织的公平公正，从而提升员工对组织的认同。第三，做好沟通与交流工作。沟通与交流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良好的沟通会引导员工与组织发展相融合，员工作出个人行为时会充分考虑组织利益，同时也能够及时获知员工的需求，尽可能满足组织成员物质与心理多方面的需求。 (五)加强组织 文化 建设培养团队精神 作为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组织文化会对组织的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长期的积累，组织成员会对文化价值产生认同，为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应将组织文化作为一项重点内容，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只有组织员工对文化价值形成认同，才能提升自己的归属意识，在实际的工作中将组织发展与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知识经济时代注重合同探究，组织成员个人的力量必将有限，应加强对团队精神的培养，促进员工之间的信任程度，通过协作创新共同完成经济活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科技知识高度发展的新形态下，组织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成为关键所在，然而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也相应的增加，比如说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知识全球化、优秀人才纷纷走向国际、人才的高素质要求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组织应从多方面进行创新，增强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当前较为有效的创新 措施 有管理意识中体现“以人为本”、组织结构朝扁平化发展、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培养团队精神等等。 猜你喜欢： 1. 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评语 2. 2017毕业论文范文大全 3. 网络专业毕业论文5000字左右 4. 本科毕业论文范本 5. 毕业论文优秀范文 6. 毕业论文承诺书范文
经济的我会搞定
面向未来，我国将从以下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
第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以5G网络、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国家产业互联网等为抓手的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要全面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软件企业，重点突破关键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第三，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当然，要脚踏实地、因企制宜，不能为数字化而数字化。
第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要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要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要促进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
第五，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要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提高监管效能。
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第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
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重点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核心技术、重要产业、关键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头部企业等安全可控。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众所周知，21世纪已经进入高速信息化的时代，手机，互联网等信息终端无时无刻不在干预着我们的生活，据统计，整个中国的手机用户突破5亿，互联网用户达到亿，两项数据均在世界位列第一，如此庞大的信息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不断取得突破，信息化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了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新的历史高度。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几乎没有遭遇到地域的限制，这是一次全球性的浪潮。新的经济不再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不再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依托，而是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而发展高技术又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为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信息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目前经济的分类有这么一种说法：一是朝阳经济，另一种是夕阳经济。多数传统产业已成夕阳经济，现代经济的主要职能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而不再是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也许，对于某些国家或企业而言，今后的生产对象主要是“比特(Byte)”，而不是具体以原子构成的产品。信息经济是自90年代以来伴随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经济形式。数字革命、互联网、电子商务和通信技术在这种新经济形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新的增长点，是人类社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加速器。(一）、信息技术使知识和信息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资源。信息技术，尤其是微计算机革命和数字化革命使信息资源计算机化，把浩如烟海、杂乱无章的信息变成有序、有用、有经济价值的信息。人们可以以任何方式进行加工处理，以任何方式按用户的要求进行检索和利用，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任何信息，真正意义上和使用价值上把信息变成资源，进而成了现代国民经济的主要经济资源。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经济中的知识性日益明显，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企业中最关键的资产并不是资本而是智力。由于创意、信息和技术越来越成为产品的构成成分，产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增大。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数量与价格，而取决于所拥有的创造知识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在新经济的客观现实面前，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把信息作为独立于资本、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一般说来，经济系统活动过程中都有三股流，即由生产资料、劳动资料等组成的物流；由劳动力和其他能源组成的能量流；以及由组织、计划、指导、协调、控制、管理等组成的为达到一定目标的信息流。信息在这里发挥着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的作用，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信息流中的反馈信息调节物流和能量流的数量、方向、速度和目标。信息流可驾驭经济系统中的人和物做合乎目的、有规则的活动。在同样的物质和能量的输入情况下，不同的信息输入会引起不同的经济效果，创造出不同的价值，经济系统中的信息可以转变为价值增值的一种手段。(二)、信息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更新与改造，进而优化产业结构。信息技术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它正在创立新的产业，全面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设计、制造和营销管理都已经或正在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和生产线代替或减少了劳动者的工作量，提高了效率。计算机虚拟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降低了成本。网络技术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超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实现跨行业、跨地域、跨国界的合作与集成，逐步走向全球化。工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国家实力的增长、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三）、信息技术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与效益。在信息时代，由于知识的大量产生、创新的不断进行、信息的迅速传递、经济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因而技术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愈益缩短。在信息技术领先的美国，30年来美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一直居世界首位，但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比例却由30年前占劳动人口总数的33%减少到17%。再过10年，还将降到12%。到了2020年将只占不到2%。现在一些自动化程度高的工厂，几乎已经不使用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了。事实上，由于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90年代以来，美国持续实现高增长、高就业、低通涨，预算赤字减小，利率降低，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美国联邦政府商业部发表的关于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年度报告称：信息技术产业是推动美国目前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在过去5年中，虽然信息技术产业的规模只占整个经济的8％，但美国经济增长的1/3归功于该行业的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的惊人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生产、消费、通信和娱乐方式。二、信息产业的建设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重头戏，先进的IT产业将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已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日本将信息化的成败、IT产业的兴衰与日本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紧密联系，订下信息化立国目标，力争在5年之内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韩国认为，21世纪是知识和信息决定国际竞争力的时代，信息化、网络化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大计。欧盟则把建立信息社会与统一欧洲市场和推行欧元等重大项目并列，当作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来抓。虽然信息化已成为各国的普遍需要，但是各国的信息化战略仍然有各自鲜明的特色。事实证明，立足本国或本地区的历史和实际情况，扬长避短，不随波逐流，才能在滚滚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下面，我们看一下芬兰这个以信息化带动经济增长的个例：芬兰是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信息技术已融入芬兰整个社会。在近几年的国际竞争力评比中，芬兰一直名列前茅。究其原因，除了芬兰政府长期重视发展教育，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并增加科技投入外，还与其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芬兰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目前已获得巨大效益。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和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芬兰全国的劳动生产率目前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芬兰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当快，其工业劳动生产率在交通和信息产业方面甚至已超过美国。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已成为芬兰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目前，90％的芬兰企业已在互联网上建立了网站。芬兰企业普遍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大量有关生产活动和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和销售提供了充分有力的依据，并且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目前，芬兰所有工业企业都已广泛使用电脑和互联网，服务行业的绝大部分公司企业也已开始普及使用电脑。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雇员的工作效率提高了8％至18％。过去10多年里，芬兰在大力发展信息与通信产业的同时，还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其传统的森林工业、金属及机械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芬兰国家技术开发中心先后协调和资助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实施智能系统应用计划、芬兰中小企业信息化计划等项目，大大促进了芬兰传统产业的信息技术改造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通过信息技术改造，芬兰森林工业、金属及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得到加强，成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综合体，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在当前全球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芬兰政府于2003年9月通过了一项进一步发展信息社会的规划，力争通过全社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增强芬兰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消除地区之间的差距，确保全民的福利和生活质量。芬兰政府力求通过这一规划达到以下目标：所有公民都有机会享受信息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并能有机会学习和掌握利用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芬兰所有的公司企业、团体和组织都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改进其服务并加强其竞争力；各行各业的员工都能具备较高的信息技术水平，确保芬兰不断获得能够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高质量的劳动力；进一步加大在科研和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以确保芬兰在利用信息技术方面继续走在世界前列。三、我国信息技术的产业战略我国传统的信息产业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对传统信息新产品与服务需求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国家一系列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信息与信息产业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信息产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的信息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不仅需求旺盛，发展迅速，而且竞争激烈，效益提高，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倍增作用与重要地位日益突出，成为21世纪新经济的战略产业。但也不难发现，我国信息产业的许多领域在国际上并没有什么竞争力，在这新形势下，我国要在21世纪进入世界信息产业大国和强国的行列，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一)、推行工业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方针，研究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的发展规律，处理好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统一决策、多层次分级管理、多元化和多样化经营的关系。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发展阶段，又面临着全球信息化的挑战和机遇，发达国家已开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建立网络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决不能埋头工业化而置信息化于不顾，也不能脱离工业化现状盲目追求信息化，而应实施“机遇战略”，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用信息化促成工业化，引导新世纪的工业向高增值、高竞争力、高信息含量的方向发展，用工业化支持信息化，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物资、能源、资金、人才以及市场。(二)、分析国内外环境，注重研究和开发，抓好大型企业集团和放活中小企业相结合，运用市场机制与依靠政策法规相结合，加强协调，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与结构。收集技术、市场等信息，分析国际国内影响各部分信息产业发展的环境变化，捕捉机遇，供宏观决策和微观经营参考。这种工作在我国相当薄弱，亟需加强。增加研究和开发费用，加强研究和开发力量，使企业逐步成为研究和开发的主体。在信息产业中既有竞争性产业又有基础性产业。对前者而言，引入竞争机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后者而言，近几年来的国际经验表明，适度引入竞争机制也是提高服务质量、抑制价格上涨的有效手段。过去被认为是“天然垄断”的行业，由于技术变革和市场变迁，现在已开始程度不同地加入竞争行列。所以，运用市场机制对发展信息产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反映市场规律的政策法规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和十分重要的。因为政府在信息产业发展全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没有政府的干预和协调，市场是不会自行发挥正面作用而无负面效应的。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合理，协调必须恰当。同时，这种干预和协调要及时、灵活，并富于弹性。任何盲目指挥的后果不会亚于市场的失败。政府是帮助而不是代替企业，解决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为产业指明发展方向，在全球生产链中找到本国产业的定位，积极扩展本国产业的营销渠道，并根据世界行情不失时机地调整本国产业的相应结构。(三)、从领导、规划、管理、政策等各方面，积极加强信息产业的薄弱环节，即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使其与信息产业其他部分发展相适应，并逐步发挥它对信息产业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信息服务业包括数据库服务、软件服务、网络服务、系统集成服务等行业，它们在整个信息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未被我国社会各界所充分认识。信息产业的其他部分都有相应的管理部门，惟有这一部分处于多头分散管理以至无人管理的状态。由于信息产业各个部分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电子工业和邮电事业等部门开始把业务范围向信息应用服务或信息增值服务延伸，出现“电子信息产业”和“信息通信产业”等新称谓，而且这两个部门在数据联网服务的领域相互交叉重叠，有所争夺。事实上，信息服务业同电子工业和邮电事业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别。为了遵循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规律，推进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理应有单独的管理部门。同时还应加强组织领导和统一规划。虽然国家计委的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在规划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国信息协会也对加快信息服务业发展问题多次呼吁和写报告，但是由于没有对口的管理部门，全国性的业务协调和规范化管理以及有关投资、财税、信贷、资费（价格）等等政策扶植，迟迟难于落实而告吹。信息服务业滞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短期内似乎不甚明显，但时间越长后果的严重性将越来越清晰。因此，需及早解决信息服务业的管理和发展问题。(四)、人才为本，教育为先，为发展信息产业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初期，曾大规模培养工业化所需的人才，并源源不断地从其他战线向工业战线输送人才。当时的一个口号是，“要造就一支产业大军”。那么，在现今信息化启动时期，我国同样需要高瞻远瞩，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为信息化所需要的发展信息产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上，应适当增加信息科技、信息工程、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等院系。在信息产业的各部门和单位内，应大力加强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在企业实践中，应物色和造就一批信息企业家。同时，还应创造条件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工作，使他们致力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合理规范信息产业领域各类人才的流动，使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发展信息产业效劳。信息产业是21世纪的战略产业，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一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中的能力和地位。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时代的规律，加速培育自己的信息产业，发展信息经济，使我国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增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客观看，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不同，其参与到实体经济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通过手机APP下单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消费习惯，而其背后便是各大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应用平台的支持，而如果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如ERP一类的产业信息化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此也在很多大中型的厂商中普遍存在，对其财务、生产、销售、采购等多个部门产生信息提升效率的影响。按照不同定义的对应的经济场景，其中既有数字化的成分，也会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可根据场景的不同来区分具体两者的结合形式。首先，类似上述提及的产业信息化、移动互联网中的TO B、TO C等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具体的营销方式有所改变，例如从过往线下的卖场促销转变为现在线上的生态会议、直播卖货，但本质的商业机理仍是以实体经济的供应链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技术的助力更多是在渠道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最终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促成订单。基于渠道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流量的巨大提升，不仅仅带来的是各类实体商家的渠道方式转变，还为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支持商带来了巨大的头部效应，典型的便是随着数据量的巨量沉淀，对于数据耦合架构、数据颗粒度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以至于可以明显看到云计算作为新赛道开始参加到各类数字化系统之中。在过往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国产自主等方面要求的提升，以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开发，开始向更加深入的产业应用进军，典型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通过数字化系统，在更少人力等资源的投入下产出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在建筑工程等传统范式较强的行业之中。以建筑工程为例，由于其涉及产业链条长、专业逻辑强、参与利益相关方等因素，数字化的软件工程需要结合强业务逻辑澄清相关场景的需求和痛点，从而定向开发出适合客户工作需要的功能和应用。如此的业务开发，除了产品逻辑上的定性，其关键基础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支持，硬件方面来源于算力的充足支持，软件方面需要符合松耦合、资源可伸缩的特点，在软硬件的前提架构下，根据客户不同阶段的需求来针对性的开发功能，并保持功能模块之间的可组合性，例如针对正向设计阶段的三维审图平台，施工阶段的项目问题协同平台等，其中的自动语义识别模块、BIM模块、任务处理模块等，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功能模块，在类似低代码系统进行另外系统的组装。如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界限愈加模糊，最终评判的标准便是数字化是否真正为现实客观世界产生降本增效、开源增利的成果。
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朱嘉明教授为韩锋博士新著《区块链国富论》作序。本公众号特此刊出，分享给各位读者。
“没有人预测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曲线，与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DiFi曲线，呈现出交集的态势。但是，这一切实实在在发生了，确实在改变人们传统的财富观念，改造财富结构，重塑财富形态。”
——朱嘉明
正文：
韩锋和他的团队新作《区块链国富论》即将付梓，同时英文本也即将在美国出版，书名为《The Wealth of Quantum Era》，翻译为中文是“量子时代的财富”。对此相当欣慰，并愿意为中文版的《区块链国富论》做推荐序言。
《区块链国富论》书名，将“区块链”和“国富”连接在一起，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需要回答为什么“区块链”可以导致和创造新的“国富”？对此，本书确实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在数字经济和量子时代互动的新时代，就是新的数据财富共识的时代，“量子力学大数据实在观”将全面取代“牛顿力学小数据世界观”，财富不再是物，至少不仅仅是物，财富成为信用资源演变的一种形态，而支持和实现全球信用共识的就是区块链。所以，现在需要更新“财富”的传统观念，“财富的概念是否能跟上时代，能决定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和 社会 地位，甚至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
作者引用了亚当·斯密，哈耶克和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布莱恩·阿瑟。布莱恩·阿瑟的思想与亚当·斯密，哈耶克是相通的。从整个人类财富共识的 历史 上看，大部分时间财富共识是是靠去中心化的自由市场达成的。只是布莱恩·阿瑟认识到，虽然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分工的持续延伸和扩大，以及交易的庞大、分散和随机，但是，市场最终可以成为计算的对象，一个计算体，一个非中心化的运算体系，“从这种角度来看，经济成为了一系列事件中程序性地发展的系统，它变成算法驱动的。”布莱恩·阿瑟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区块链，但是，区块链就是一种程序化的算法结构，可以为高度复杂经济活动的提供技术性信用基础。
在2008年之前，提出财富就是一种非中心化的“信用共识”，尽管人类经济史可以提供很多证明，人们还是很难接受的。第一代互联网 TCP/IP 协议，建立了数据大规模的无障碍的流通基础结构。更为重要的则是私钥签名技术的突破，为解决了数据的所有权奠定了底层技术基础。2008年比特币的诞生，证明了以区块链所支持的“信用共识”可以成为财富的基础，甚至直接成为财富。中本聪的 历史 地位“在于发现了一个真正可以去中心化的模式来发行货币——就是比特币，利用一个分布式的计算来达成财富共识”。“比特币树立了人类达成财富共识 历史 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进一步分析，比特币就是基于区块链的一种财富形态，满足了本书所提出的“财富共识”的六个基本条件：（1）资产确权;（2）全网记账信息公开;（3）交易大规模化；（4）符合全球极客价值观;（5）锚定总量有限稀缺和全网挖矿算力;（6）非中心化的分布式计算。
本书特别希望读者注意到 “去中心化金融DeFi达成财富共识”，依靠分布式计算提供现在银行体系提供的金融服务，达成新的财富共识，特别是“以太坊上 DeFi 生态”。“这一波 DeFi 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了区块链去中心化计算世界中，对应银行服务的各种功能应用开始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像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银行业为全球形成新的财富共识的巨浪已经看到端倪，这一次的舞台，是全球数字经济”。本书还试图解读IPFS现象，提出Filecoin很可能是未来建设新互联网WEB 的赛道上的“为去中心化存储的标杆”。
无论如何，作者提出的“数据资产化浪潮”概念，以及对“全球区块链财富共识的熊牛周期”分析，是有前瞻意义的。在作者看来，比特币从几美分到数万美金(2018 年)，是一个财富共识的形成的过程，人们最终习惯了期间的熊牛和牛市周期性波动。“ 历史 上形成黄金这样的财富共识几乎需要上千年，但比特币几乎十年就完成了，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财富共识时代”。
在《区块链国富论》的第六章，集中讨论了什么是牛顿力学的实在观和量子力学的实在观。在作者看来，牛顿力学局限性：“牛顿力学认为宇宙是由孤立原子构成的，原子除了相互作用没有其他内在联系，原子会确定性的处于时空的位置，而且运动遵循确定性的轨道，轨道由牛顿三大定律决定的”。牛顿力学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后来法国著名的数学家拉普拉斯，把牛顿力学拔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拉普拉斯妖”的理念为中心化思维，即“相信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明大脑”提供了理论依据。如今，工业革命已经远去，人类继进入后工业化 社会 之后，迅速进入信息 社会 ，数字经济成为主要经济形态，所以，牛顿力学的实在观需要，也必须为量子力学的实在观。因为量子力学的实在观，不仅仅是某种描述微观世界的理论，应该是未来我们理解整个宇宙世界的基础。不仅如此，“量子的实在观和大数据能为我们揭示传统牛顿力学无法揭示的那部分原来看不见的整体关联的世界，这为未来全球财富共识的新形式，展开了极为广阔的空间”。那么，何谓量子力学实在观？作者认为：量子力学的核心就是非定域整体性，代表现象是量子纠缠的存在。
本书的第七章的标题是“从分布式计算思维看财富共识的达成和计算”。第一节讨论的是“麦克斯韦妖元计算能够抑制复杂系统的熵增”，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深刻，最有创意的。1871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针对热力学第二定理，为探测并控制单个分子的运动所假设的物理学的妖（Maxwell's demon）。一般认为：“麦克斯韦妖”的假想实验，是对熵增原理的直接挑战。从表面上看，“麦克斯韦妖”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但是，如果将“麦克斯韦妖”理解为一个典型的“计算”过程，熵减可以实现。作者介绍了孙昌璞院士等撰写的一篇论文《量子信息启发的量子统计和热力学若干问题研究》，提出“麦克斯韦妖”机制和兰道尔原理（Landauer's principle），就是一种普适的元计算机制，如果以太阳作为外源驱动耗散，可以克服量子非定域不确定性，达到熵减。也就是说，假定整个宇宙就是个量子计算机，内中有太阳这样的确定能量驱动并同时耗散热量，可以通过计算实现局域有序低熵世界，其中最根本的计算机制则是来自“麦克斯韦妖”。
于是，作者如此推理：“比特币区块链的挖矿系统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分布式麦克斯韦妖计算系统。每个矿工的矿机就是麦克斯韦妖，它们在为全网记账的同时，通过计算在天文数字般的随机数(二的上百次方)中找到那个正确解。虽然这种麦克斯韦妖的过程要耗散很多能量，但是计算出来的共识才能在全球支撑比特币的市值(不像银行只能相信一家中心化机构，全球共识很难算出来)”。
作者从量子力学的高度，重新诠释“麦克斯韦妖”，提供了一种从量子科学到区块链，再到“信用共识”财富之间的思路，甚至框架。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框架，自然会重新理解香农的信息熵概念，为什么越是不确定的信号码集含有更多的信息。解读香农需要引入维纳教授的看法，熵增原理，实际上就是能量信息序降低等级的过程。
人类渴望一个低熵世界。而迄今为止的人类经济活动，一切技术进步，恰恰是不断强化的增熵过程。这样的状况需要缓和和结束。量子时代，麦克斯韦妖元计算，区块链是否是一种希望和可能性，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但是，区块链如果具有“减熵”，而不是“增熵”的功能，那将是区块链所包含的革命意义所在。
我2019年11月30号在华南理工大学就讲过："量子时代是指量子科学和量子技术影响和改变了其他科学技术学科"。韩锋后来说，他的"量子时代"的概念是受我启发。其实，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领域，韩锋是少有的清华量子物理博士生背景，在量子科学专业中浸濡多年，这无疑有助于他将量子科学和数字经济的结合和融合。韩锋在本书中关于量子时代的特征阐述：量子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有了量子整体实在观，相应的必需通过大数据描述这个世界，大数据同时层展了经济 社会 中原来被原子世界忽略的所谓"看不见"的关系关联、创意理念、社群愿景、未来价值等，通过区块链和加密确权等技术，变成未来量子时代的财富。因为量子技术和区块链的发展，产权模糊的数字经济将急速升级为明确数据产权的数字经济，这是大势所趋。应该说，不管是还是，主角都是大数据，这是量子整体实在观的大数据描述，远远超越牛顿力学的小数据实在观。韩锋在后记中补充介绍了和抚州政府合作的信用预言机的情况，祝愿他们在数字经济的实践打开新的局面。
最后，在量子科学和量子技术的演变背后，依然是哲学问题，是所谓的“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韩锋认为：爱因斯坦和玻尔关于"上帝是否仍骰子"的争论其实殊途同归。爱因斯坦在1933年牛津大学的演讲中明确的提出了量子存在的本质是"非定域性"，其实非定域存在的整体是"决定论"的，就像波函数作为量子的整体性描述是由薛定谔方程"决定的"（这一点和牛顿力学方程能决定原子运行轨道并无本质区别），但我们对波函数进行测量时，是定域的，得到的是大数据统计分布结果，这是随机的，是"非决定论"的。
我本人想说的是：没有人预测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曲线，与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DeFi曲线，呈现出交集的态势。但是，这一切实实在在发生了，确实在改变人们传统的财富观念，改造财富结构，重塑财富形态。
如果说本书有哪些值得改进的方面，那就是有些章节叙述过于个人化，文字显现繁杂。故作者在未来修订中，要有意识的追求表达的简洁和精练，写作其实也是一种艺术。
您好，您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义，我将尽力回答您的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是中国政府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其中引用的文献应该满足以下要求：1.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可靠的，例如来自国家机构、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2.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例如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成果、技术发展趋势等；3.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最新的，例如在过去五年内发表的文献；4.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有学术价值的，例如有重要的见解或理论；5.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可以被他人查阅的，例如可以在国家机构、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的网站上查阅到。总之，引用文献应该满足以上要求，以保证文献的可靠性和学术价值。
从字面上看，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常被称作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随后数字经济常被理解为因为数据信息可通过网络流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比如开一家网店，店家和消费者不用实际见面，就能传递商品信息并讨价还价。这样的经济活动显然具有便捷优势。同时，一些关于网络发展的理论被引入数字经济中，比如梅特卡夫法则，它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所有网络终端数量的平方，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网络虚拟平台的人越多，这个虚拟平台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大。互联网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数字经济。他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届汉诺威IT展开幕式时说，今年展会的主题为“数字经济”，与其说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此外，“数字经济”还包含数字技术与各项实际产业的结合。汉诺威IT展官方网站指出，从农业、工业到医学，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数字技术的改造。
意义一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发展数字经济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数字经济本身就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资源配置方式，集中体现了创新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减少了信息流动障碍，加速了资源要素流动，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有助于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极大地提升资源的利用率，是绿色发展的最佳体现。数字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基于互联网，而互联网的特性就是开放共享。数字经济也为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创造了更多的参与经济活动、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意义二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发展数字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模式，正在引发新一轮制造业变革，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技术将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柔性化、网络化、个性化生产将成为制造模式的新趋势，全球化、服务化、平台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方式。数字经济也在引领农业现代化，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农业发展新模式就是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实现与应用。在服务业领域，数字经济的影响与作用已经得到较好体现，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网络教育、远程医疗、在线娱乐等已经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极大改变。意义三是创新驱动发展的试验场。数字经济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佳试验场。现阶段，数字经济最能体现信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的要求。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一大批极具发展潜力的互联网企业，成为激发创新创业的驱动力量。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分享经济模式本身就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四是竞争优势的先导力量。数字经济是构建信息时代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先导力量。在信息革命引发的世界经济版图重构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发展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能力将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能力、信息能力、网络能力。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将创新作为其发展内核,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照亮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路,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基(增强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不断推动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近向制造业强国,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济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有力抓手。通过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塑全球竞争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扩大消费需求，激发投资活力，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参考文献: [1]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in the age of network and intelligence. ，1996.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Экспертногосовета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поразра боткепрограммы《Циф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23января 2017г.Цит.поэл.версии .（）. [3] ，BEA Advisory the Digital Economy[EB/OL]. . [4] UKGovernment，Digital economy act2010[EB/OL]. . [5] Australian digitale conomy strategy[EB/OL]. economy strategy. [6] Brookes,Martin,Zaki Wahhaj. The Shocking Economic Effect of B2B[M]. Goldman,Sachs & Co. Global Econimics,Februrary . [7] Georgiou,. E-Commerce has a Pos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u Western Europe [R].2009. [8] Haltiwanger J, Jarmin R the Digital Economy[J].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2000. [9] Bo Digital Economy:what is new and what is not[J].Structural Change&Economic Dynamics,2004,15(3):245-264. [10] Michael J Zhang, Augustine A Lado.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a competency －based view[J]. Technovation,2001,21(3). [11] Anna Giunta, Francesco Trivieri.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evidence from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J]. Applied Economics,2007,39(10). [12] Imad Moosa. On the .－Chinese trade dispute[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011,34(1). [13] Concetta efficiency and ICT investment in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J]. Applied Economics,2012,44(14). [14] 引用自《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15] 刘骏民. 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34-40. [16] 成思危. 虚拟经济探微[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3-28. [17] 金碚. 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2(5):5-17. [18] 吴秀生,林左鸣. 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J]. 经济体制改革,2006(2):12-16. [19] 刘晓欣.个别风险系统化与金融危机——来自虚拟经济学的解释[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4):005. [20] 于乐,潘新兴. “两化融合”相关问题研究综述[J]. 价值工程,2012,31(14):148-150. [21] 闫德利. 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J]. 中国信息化,2018(06):99-100. [22] 邬贺铨. 邬贺铨: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J]. 南方企业家,2016(12):18. [23] 王亚男. 两化融合中我国制造业的机遇、挑战与发展[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02):75-82. [24] 刘吉超,庞洋. 两化融合背景下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J]. 未来与发展,2013, 36(11):69-73. [25] 马化腾.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野终将消失[J]. 中国经济周刊,2017(18):82-83. [26] 陈养才. 深入推进两化融合促进煤炭工业转型升级[J]. 中国煤炭工业,2018(06):8-12． [27] 何帆,刘红霞. 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 改革,2019(04):137-148. [28] 李晓钟,黄蓉. 工业背景下我国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基于纺织产业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8(2):21-31. [29] 杨德明,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 中国工业经济,2018(05):80-98. [30] 倪萍. 两化融合对现代服务业影响的统计研究[D]. 重庆工商大学,2013. [31] 沈裕谋,张亚斌. 两化融合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03):70-77. [32] 谷唐敏. 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与区域差异[D]. 江西财经大学,2016. [33] 焦勇,杨蕙馨. 政府干预、两化融合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200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 经济管理,2017,39(06):6-19. [34] 刘桂林.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2017(10):48-50. [35] 马欢欢.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D]. 上海师范大学,2018. [36] 鲁春丛,孙克. 繁荣数字经济的思考[J]. 中国信息界,2017(02):32-35. [37] 孙克. 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变革、问题与建议[J]. 世界电信,2017(03):31-36. [38] 严震. 四川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问题初探[J]. 四川省情,2018(09):3-64. [39] 董浩,韩文泉. 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J]. 山东纺织经济,2019(03):5-7. [40] 卢永真,杜天佳,王佳佳,袁雪. 实体与数字经济融合助推高质量发展[J]. 国家电网,2019(02):24-25. [41] 张丽哲.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评价的差异分析[J]. 改革与开放,2018(24):37-39. [42] 严震. 四川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问题初探[J]. 四川省情,2018(09):63-64. [43] 倪晓炜,张海峰.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路径[J]. 中国电信业,2018(08):75-77. [44] 周士跃.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融合问题研究综述[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8,20(03):72-75. [45] 杨德明,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 中国工业经济,2018(05):80-98. [46] 王春晖.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J]. 通信世界,2017(33):9. [47] 许旭.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模式与新路径[J]. 中国经贸导刊（理论版）,2017(29):49-51. [48] 司晓,孟昭莉,王花蕾,闫德利. 数字经济:内涵、发展与挑战[J].互联网天地,2017(03):23-28. [49] 陈畴镛. 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建议[J]. 决策咨询,2017(01):11-12. [50] 康伟,姜宝.数字经济的内涵、挑战及对策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20(05):12-18. 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数字通信技术的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涵盖了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和电子商务等多种应用形态。
发展数字经济的意义包括：为全球经济复苏和社会进步积累经验；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先导力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势所趋；实现全球价值链整合与延伸。发展数字经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大国发展规律、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
数字经济是畅通经济循环、激活发展动能、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深入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引领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打通资源要素流动堵点，大大提高经济社会各领域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生产力快速发展，引领生产主体、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变革调整，驱动实体经济体系重构、范式迁移，提升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提升经济发展整体效能。
数字经济助力增强经济韧性，推动社会组织方式向平台化、生态化转型，打破产业和组织边界，提升企业间协同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在逆全球化叠加疫情冲击的双重影响下，数字经济呈现逆势增长态势，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