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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相关论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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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相关论述论文参考文献

客观看,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不同,其参与到实体经济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通过手机APP下单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消费习惯,而其背后便是各大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应用平台的支持,而如果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如ERP一类的产业信息化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此也在很多大中型的厂商中普遍存在,对其财务、生产、销售、采购等多个部门产生信息提升效率的影响。按照不同定义的对应的经济场景,其中既有数字化的成分,也会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可根据场景的不同来区分具体两者的结合形式。首先,类似上述提及的产业信息化、移动互联网中的TO B、TO C等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具体的营销方式有所改变,例如从过往线下的卖场促销转变为现在线上的生态会议、直播卖货,但本质的商业机理仍是以实体经济的供应链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技术的助力更多是在渠道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最终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促成订单。基于渠道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流量的巨大提升,不仅仅带来的是各类实体商家的渠道方式转变,还为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支持商带来了巨大的头部效应,典型的便是随着数据量的巨量沉淀,对于数据耦合架构、数据颗粒度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以至于可以明显看到云计算作为新赛道开始参加到各类数字化系统之中。在过往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国产自主等方面要求的提升,以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开发,开始向更加深入的产业应用进军,典型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通过数字化系统,在更少人力等资源的投入下产出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在建筑工程等传统范式较强的行业之中。以建筑工程为例,由于其涉及产业链条长、专业逻辑强、参与利益相关方等因素,数字化的软件工程需要结合强业务逻辑澄清相关场景的需求和痛点,从而定向开发出适合客户工作需要的功能和应用。如此的业务开发,除了产品逻辑上的定性,其关键基础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支持,硬件方面来源于算力的充足支持,软件方面需要符合松耦合、资源可伸缩的特点,在软硬件的前提架构下,根据客户不同阶段的需求来针对性的开发功能,并保持功能模块之间的可组合性,例如针对正向设计阶段的三维审图平台,施工阶段的项目问题协同平台等,其中的自动语义识别模块、BIM模块、任务处理模块等,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功能模块,在类似低代码系统进行另外系统的组装。如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界限愈加模糊,最终评判的标准便是数字化是否真正为现实客观世界产生降本增效、开源增利的成果。

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朱嘉明教授为韩锋博士新著《区块链国富论》作序。本公众号特此刊出,分享给各位读者。

“没有人预测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曲线,与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DiFi曲线,呈现出交集的态势。但是,这一切实实在在发生了,确实在改变人们传统的财富观念,改造财富结构,重塑财富形态。”

——朱嘉明

正文:

韩锋和他的团队新作《区块链国富论》即将付梓,同时英文本也即将在美国出版,书名为《The Wealth of Quantum Era》,翻译为中文是“量子时代的财富”。对此相当欣慰,并愿意为中文版的《区块链国富论》做推荐序言。

《区块链国富论》书名,将“区块链”和“国富”连接在一起,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需要回答为什么“区块链”可以导致和创造新的“国富”?对此,本书确实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在数字经济和量子时代互动的新时代,就是新的数据财富共识的时代,“量子力学大数据实在观”将全面取代“牛顿力学小数据世界观”,财富不再是物,至少不仅仅是物,财富成为信用资源演变的一种形态,而支持和实现全球信用共识的就是区块链。所以,现在需要更新“财富”的传统观念,“财富的概念是否能跟上时代,能决定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和 社会 地位,甚至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

作者引用了亚当·斯密,哈耶克和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布莱恩·阿瑟。布莱恩·阿瑟的思想与亚当·斯密,哈耶克是相通的。从整个人类财富共识的 历史 上看,大部分时间财富共识是是靠去中心化的自由市场达成的。只是布莱恩·阿瑟认识到,虽然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分工的持续延伸和扩大,以及交易的庞大、分散和随机,但是,市场最终可以成为计算的对象,一个计算体,一个非中心化的运算体系,“从这种角度来看,经济成为了一系列事件中程序性地发展的系统,它变成算法驱动的。”布莱恩·阿瑟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区块链,但是,区块链就是一种程序化的算法结构,可以为高度复杂经济活动的提供技术性信用基础。

在2008年之前,提出财富就是一种非中心化的“信用共识”,尽管人类经济史可以提供很多证明,人们还是很难接受的。第一代互联网 TCP/IP 协议,建立了数据大规模的无障碍的流通基础结构。更为重要的则是私钥签名技术的突破,为解决了数据的所有权奠定了底层技术基础。2008年比特币的诞生,证明了以区块链所支持的“信用共识”可以成为财富的基础,甚至直接成为财富。中本聪的 历史 地位“在于发现了一个真正可以去中心化的模式来发行货币——就是比特币,利用一个分布式的计算来达成财富共识”。“比特币树立了人类达成财富共识 历史 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进一步分析,比特币就是基于区块链的一种财富形态,满足了本书所提出的“财富共识”的六个基本条件:(1)资产确权;(2)全网记账信息公开;(3)交易大规模化;(4)符合全球极客价值观;(5)锚定总量有限稀缺和全网挖矿算力;(6)非中心化的分布式计算。

本书特别希望读者注意到 “去中心化金融DeFi达成财富共识”,依靠分布式计算提供现在银行体系提供的金融服务,达成新的财富共识,特别是“以太坊上 DeFi 生态”。“这一波 DeFi 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了区块链去中心化计算世界中,对应银行服务的各种功能应用开始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像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银行业为全球形成新的财富共识的巨浪已经看到端倪,这一次的舞台,是全球数字经济”。本书还试图解读IPFS现象,提出Filecoin很可能是未来建设新互联网WEB 的赛道上的“为去中心化存储的标杆”。

无论如何,作者提出的“数据资产化浪潮”概念,以及对“全球区块链财富共识的熊牛周期”分析,是有前瞻意义的。在作者看来,比特币从几美分到数万美金(2018 年),是一个财富共识的形成的过程,人们最终习惯了期间的熊牛和牛市周期性波动。“ 历史 上形成黄金这样的财富共识几乎需要上千年,但比特币几乎十年就完成了,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财富共识时代”。

在《区块链国富论》的第六章,集中讨论了什么是牛顿力学的实在观和量子力学的实在观。在作者看来,牛顿力学局限性:“牛顿力学认为宇宙是由孤立原子构成的,原子除了相互作用没有其他内在联系,原子会确定性的处于时空的位置,而且运动遵循确定性的轨道,轨道由牛顿三大定律决定的”。牛顿力学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后来法国著名的数学家拉普拉斯,把牛顿力学拔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拉普拉斯妖”的理念为中心化思维,即“相信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明大脑”提供了理论依据。如今,工业革命已经远去,人类继进入后工业化 社会 之后,迅速进入信息 社会 ,数字经济成为主要经济形态,所以,牛顿力学的实在观需要,也必须为量子力学的实在观。因为量子力学的实在观,不仅仅是某种描述微观世界的理论,应该是未来我们理解整个宇宙世界的基础。不仅如此,“量子的实在观和大数据能为我们揭示传统牛顿力学无法揭示的那部分原来看不见的整体关联的世界,这为未来全球财富共识的新形式,展开了极为广阔的空间”。那么,何谓量子力学实在观?作者认为:量子力学的核心就是非定域整体性,代表现象是量子纠缠的存在。

本书的第七章的标题是“从分布式计算思维看财富共识的达成和计算”。第一节讨论的是“麦克斯韦妖元计算能够抑制复杂系统的熵增”,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深刻,最有创意的。1871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针对热力学第二定理,为探测并控制单个分子的运动所假设的物理学的妖(Maxwell's demon)。一般认为:“麦克斯韦妖”的假想实验,是对熵增原理的直接挑战。从表面上看,“麦克斯韦妖”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但是,如果将“麦克斯韦妖”理解为一个典型的“计算”过程,熵减可以实现。作者介绍了孙昌璞院士等撰写的一篇论文《量子信息启发的量子统计和热力学若干问题研究》,提出“麦克斯韦妖”机制和兰道尔原理(Landauer's principle),就是一种普适的元计算机制,如果以太阳作为外源驱动耗散,可以克服量子非定域不确定性,达到熵减。也就是说,假定整个宇宙就是个量子计算机,内中有太阳这样的确定能量驱动并同时耗散热量,可以通过计算实现局域有序低熵世界,其中最根本的计算机制则是来自“麦克斯韦妖”。

于是,作者如此推理:“比特币区块链的挖矿系统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分布式麦克斯韦妖计算系统。每个矿工的矿机就是麦克斯韦妖,它们在为全网记账的同时,通过计算在天文数字般的随机数(二的上百次方)中找到那个正确解。虽然这种麦克斯韦妖的过程要耗散很多能量,但是计算出来的共识才能在全球支撑比特币的市值(不像银行只能相信一家中心化机构,全球共识很难算出来)”。

作者从量子力学的高度,重新诠释“麦克斯韦妖”,提供了一种从量子科学到区块链,再到“信用共识”财富之间的思路,甚至框架。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框架,自然会重新理解香农的信息熵概念,为什么越是不确定的信号码集含有更多的信息。解读香农需要引入维纳教授的看法,熵增原理,实际上就是能量信息序降低等级的过程。

人类渴望一个低熵世界。而迄今为止的人类经济活动,一切技术进步,恰恰是不断强化的增熵过程。这样的状况需要缓和和结束。量子时代,麦克斯韦妖元计算,区块链是否是一种希望和可能性,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但是,区块链如果具有“减熵”,而不是“增熵”的功能,那将是区块链所包含的革命意义所在。

我2019年11月30号在华南理工大学就讲过:"量子时代是指量子科学和量子技术影响和改变了其他科学技术学科"。韩锋后来说,他的"量子时代"的概念是受我启发。其实,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领域,韩锋是少有的清华量子物理博士生背景,在量子科学专业中浸濡多年,这无疑有助于他将量子科学和数字经济的结合和融合。韩锋在本书中关于量子时代的特征阐述:量子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有了量子整体实在观,相应的必需通过大数据描述这个世界,大数据同时层展了经济 社会 中原来被原子世界忽略的所谓"看不见"的关系关联、创意理念、社群愿景、未来价值等,通过区块链和加密确权等技术,变成未来量子时代的财富。因为量子技术和区块链的发展,产权模糊的数字经济将急速升级为明确数据产权的数字经济,这是大势所趋。应该说,不管是还是,主角都是大数据,这是量子整体实在观的大数据描述,远远超越牛顿力学的小数据实在观。韩锋在后记中补充介绍了和抚州政府合作的信用预言机的情况,祝愿他们在数字经济的实践打开新的局面。

最后,在量子科学和量子技术的演变背后,依然是哲学问题,是所谓的“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韩锋认为:爱因斯坦和玻尔关于"上帝是否仍骰子"的争论其实殊途同归。爱因斯坦在1933年牛津大学的演讲中明确的提出了量子存在的本质是"非定域性",其实非定域存在的整体是"决定论"的,就像波函数作为量子的整体性描述是由薛定谔方程"决定的"(这一点和牛顿力学方程能决定原子运行轨道并无本质区别),但我们对波函数进行测量时,是定域的,得到的是大数据统计分布结果,这是随机的,是"非决定论"的。

我本人想说的是:没有人预测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曲线,与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DeFi曲线,呈现出交集的态势。但是,这一切实实在在发生了,确实在改变人们传统的财富观念,改造财富结构,重塑财富形态。

如果说本书有哪些值得改进的方面,那就是有些章节叙述过于个人化,文字显现繁杂。故作者在未来修订中,要有意识的追求表达的简洁和精练,写作其实也是一种艺术。

您好,您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义,我将尽力回答您的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是中国政府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其中引用的文献应该满足以下要求:1.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可靠的,例如来自国家机构、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2.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例如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成果、技术发展趋势等;3.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最新的,例如在过去五年内发表的文献;4.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有学术价值的,例如有重要的见解或理论;5.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可以被他人查阅的,例如可以在国家机构、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的网站上查阅到。总之,引用文献应该满足以上要求,以保证文献的可靠性和学术价值。

从字面上看,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常被称作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随后数字经济常被理解为因为数据信息可通过网络流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比如开一家网店,店家和消费者不用实际见面,就能传递商品信息并讨价还价。这样的经济活动显然具有便捷优势。同时,一些关于网络发展的理论被引入数字经济中,比如梅特卡夫法则,它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所有网络终端数量的平方,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网络虚拟平台的人越多,这个虚拟平台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大。互联网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数字经济。他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届汉诺威IT展开幕式时说,今年展会的主题为“数字经济”,与其说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此外,“数字经济”还包含数字技术与各项实际产业的结合。汉诺威IT展官方网站指出,从农业、工业到医学,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数字技术的改造。

经济论文相关参考文献

基于经济学分析通货膨胀和房产问题.《商》.2013年10期.兰琳.

基于经济学分析通货膨胀和房产问题.《商》.2013年4期.兰琳.

用故事讲透生活经济学.《中国石油石化》.2014年1期.翟瑞龙.

姜姐的生活经济学.《走向世界》.2013年44期.王欣.

有经济学的生活读《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软件工程师》.2004年9期.禅影.

金融市场化与生活经济学.《大众理财顾问》.2006年5期.郭锐.

生活中的经济学.《祝您健康》.2013年7期.泡泡等.

地方文化、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研究创新.《学术界》.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年7期.胡必亮.

白领·下流·经济学.《理财》.2010年1期.单士兵.

超市中如何排队.《中国统计》.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年8期.俞肖云.

扩展资料

经济学专业学会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于1930年成立,是全球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专业学会之一,聚集了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经济学家。

学会的主要活动包括出版Econometrica等顶尖学术期刊,以及在全球六大地区组织学术会议。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两岸三地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学术交流,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决定在中国定期召开年会,简称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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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参考文献有以下几种。1、《中国对外贸易》2021年第004期,期刊论文《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为中国经济带来新机遇》。2、《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1年第005期,期刊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就业问题研究》。3、《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003期,期刊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实证分析》。4、《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年第002期,期刊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回顾、逻辑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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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济法论文范文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经济法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

摘要: 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建设,我们已经由“人治”社会过渡到了“法治”社会。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对于社会存在的反应,所以法律必然也会反映我们的政治生活,时政话语也必然会体现在法律当中。换句话说,法律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它可以规划并制约我们的政治生活。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时政话语就是如“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等在政治生活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包容性发展”则是时政话语的代表,它是发展经济学的概念,包容性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都可以实现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已经证明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在法律中的重要体现,法律越来越贴近生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本文将以包容性发展的视角来探讨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

关键词: 时政话语;法律;和谐发展;包容性

一、引言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文明得到了满足。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法律逐渐发挥出重要作用,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提供重要的法律支撑。

政治话语也体现在经济法学里,逐渐丰富经济法学的内容。当今社会,我们以“包容性增长”为发展理念,逐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使得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

二、政治话语

政治话语伴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围,可以说它充斥在我们的整个社会中。

同时,政治话语由于其简短性、节奏感极容易被人们记住,这有利于我们政策方针的有力宣传。

(一)政治话语的概念

政治话语就是经常应用于政治生活中的话语,它能够体现出我们当今社会的治国方针与经济、政治发展模式。

政治话语是我们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时代产物,它是政治术语,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简单、随便的生活语言。

(二)政治话语的性质

政治话语首先是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的,它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首先,政治话语一般都较为简单、带有节奏性、便于人们熟记、传播。

其次,政治话语并不是简单随意的,它是极其正式的官方用语,所以正式性是政治话语的又一特性。

最后,政治话语具有鼓舞性。

由于政治话语有极强的节奏感,这使得政治话语能够鼓舞人们,便于政策方针的执行与宣传。

(三)政治话语的意义

政治话语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有一定历史使命的。

政治话语的使用便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执行与推行。如“包容性发展”、“和谐社会”这些政治话语的出现都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政策方针的推行。

同时,政治话语的出现丰富了经济法学的主要内容。例如经济法一开始只是解决一些国际贸易纠纷等问题,后来出现的政治话语“包容性增长”等促使经济法学丰富其法律内容。

三、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并不是一种促使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它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这里所说的包容性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四、包容性发展背景下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现状

我们都知道经济法学主要是研究经济领域的经济纠纷等问题,例如:解决国际贸易以及绿色贸易壁垒纠纷问题。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都赋予了时代特色,经济法学也必然融入了时代特色。

包容性增长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文明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同等作用。在政治话语的引入后,经济法学开始着手于为实现包容性发展而制定出新的经济法学的法律条文。

将包容性发展所要求的内容都写入经济法中,对于企业和个人都具有约束作用才能实现包容性发展。政治话语的引入,交给了经济法学艰巨的任务,经济法将试图将各种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层面,逐步发挥出经济法学的重要作用。

五、完善经济法学的重要举措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包容性发展背景下的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现状,我们就应该选择合适的方式不断丰富经济法学内容,从而促使经济法学不断发挥出自身的优势,为人类营造出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首先,经济法学专业的人们,不应该将知识只局限于法律领域,应该深入了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漏洞,不断完善经济法学。

其次,对于政治话语应该保持足够的重视,不断地将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升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

六、结语

社会在不断进步,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在不断进步。法律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社会体系逐渐得以系统化,也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哟普立德法律保障。

经济法学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现今的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如果只是用道德来约束很明显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日常见到的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而使得经济法学为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做出重要贡献,使得各种看似高谈阔论的政治话语落实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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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友根。论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研究---以“包容性发展”为例[J].现代法学,2013,01:163-170.

[3]朱景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研讨会纪要[J].法学研究,2012,1(2):20.

[4]商红明。包容增长与分配型经济法[D].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律研究院,2011:215-224.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不同国家的法人与个人之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1 论国际法中的经济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释义是“用强力管束并惩处,使不得胡作非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严的协定等含义发展出多种释义:一是从法律角度指为保证法律得到遵守而采取的手段,包括对于违反法律实行的各种惩罚和为了预防违法而采取的奖赏的形式;是从道德的角度指维护道德的约束力;三是从国际法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指几个国家通常一致采用的一种强制性手段,迫使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停止违法活动或服从裁决,尤指采取不给贷款、限制双边贸易,或者采取武装干涉或封锁等 措施 。国际经济制裁一般是指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或多国所实行的一种经济惩罚,其实质是以制裁为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及 其它 目标。西方国家直言不讳地宣称,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联合国有时也以通过某些决议的形式迫使会员国参与集体制裁。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其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据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哈夫波尔(G·C·Hufbauer)对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发生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50多件。 通观战后国际经济制裁实例,可以得出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也是应用最普遍的即战略禁运。禁止向被制裁国提供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技术产品,阻止高科技及其产品进入被制裁国;而在通常没有必要进行战略禁运时,一般综合贸易禁运。对被制裁国实行进出口禁运以及资金与人员往来限制。此外还有专项贸易禁运。重点选择关于被制裁国国计民生的若干贸易项目进行禁运。被选择的项目通常是粮食和石油等。 国际经济制裁的特点 首先是强制性。在强度上经济制裁是介于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之间的一种手段。制裁方为达到目的,不会顾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对抗性。制裁者在实施制裁的时候从不掩饰自己所要制裁的对象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这就使得制裁者与被制裁者之间处于一种公开的对抗状态。 此外还有相关性。经济制裁是使双方利益均受损失的双刃剑,而且制裁还会影响到第三国的利益。经济关系越密切,所受的损失就越大。经济制裁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大多数的制裁难以成功,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制裁国的公司有可能违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联盟的成员国也会各行其事,从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国际制裁的核心问题是效率问题,即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时间达到是对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对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后发现,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经济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约1/4。在影响经济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标国所承受的经济成本。伊利沃特的统计发现,大多数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过目标国GDP的2%,而失败的案例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 经济制裁的所造成的损失是要由民众来承担的。一般来说,经济制裁会造成民众的损失,导致民众对政府不满,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假设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选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国家政权不是民选政权,那么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体,民众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来源就是官方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作煽动,民众对所遭受苦难的痛苦情绪很容易就转化为对制裁方的仇恨。这样不仅达不到发动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国的政权更加稳固。海湾战争后,联军对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续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实力,从而为后来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来推翻萨达姆政权—无疑是失败的。 经济制裁往往对制裁国自身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为了迫使苏联撤离阿富汗,对苏联发动了粮食禁运,随后又发动了油气管道禁运。对苏联的粮食和油气管道禁运严重损害了美国农场主和工业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利益,最后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后来不得不主动取消了这一制裁。当然这也和阿富汗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形势的转变有关。美国七八十年代对伊朗和利比亚的资产冻结,既包括保存在美国本土的两国资产,还涉及到美国银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属机构中的资产。其实施不仅引起与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的法律冲突,损害到该地的主权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金融界的利益。 "从更广阔视野看,更重要和攸关美国国家利益的是,客户对美国银行服务能力的信心的丧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类顾客离开纽约或美国其他市场,到诸于伦敦这类被认为能够提供比较公平环境的外国市场"。据国际经济研究机构在1995年的 报告 称,制裁给美国公司造成的损失在150亿到190亿美元之间,并且影响到约20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其结果必然引起相关行业的不满。 至于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体制越发成熟,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出会受到制裁的行为,更不用说去制裁别人了。 所以,有时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给力,直接采用军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随着地球上敢于公然进行独裁的国家越来越少,可以预见的是,制裁这种手段,离消失已经不远了。 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说起来,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权采用经济制裁。二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有权使用经济制裁。前者系指国际经济制裁的程序性规定,后者即国际经济制裁的实质性规定。 国际上第一个涉及国际经济制裁的公约,是1919年巴黎和会结束时签订的《国际联盟盟约》。该盟约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联盟会员国不顾以仲裁解决争端的规定而从事战争者,“应即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它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它各会员国担任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Α之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财政上、商业上或个人往来”。这就是说,第一,经济制裁是针对特定的战争行为,该行为一旦发生,其它会员国实行制裁的义务即自动产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彻底的,是“全面的经济制裁”;第三,不仅会员国,非会员国也得参加经济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制裁”。 然而,如此严厉的经济制裁的法律规定不久便为国联大会一项关于“经济武器”的决议所取代。这项决议提出:破坏盟约的战争行为是否存在,由各会员国自己决定;国联行政院可对此提出咨询意见,但不能作出约束性的决定。这一修改,限制了国联行政院的权力,加强了各会员国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对意大利经济制裁的力量,同时,也为此后单边国际经济制裁的根据留下了伏笔。 同多边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单边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则至今尚未明确。一方面,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决定同另一个国家建立或断绝经济、贸易往来,纯属该国内政,系该国主权的体现,外界不得干预。西方有些国际法学者还找出前面提到过的国联决议来论证单边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他们提出,由于联合国的无能为力,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的任务已经落在各个成员国之上,而各国的主要工具就是经济制裁。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有个趋势,主张对国际经济制裁加以限制。如联大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和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2条)就曾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它种措施强迫另一个国家,以取得该国主权权利行使上之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但是,什么是“外国不得干预的主权行为”,什么是“迫使一主权权利行使之屈从”,则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很难达成一致的定论。 目前的习惯国际法是,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制裁只要不牵涉军事行动或武装封锁,只要不牵涉它国的司法管辖权(1984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宣布扩大对苏联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的禁运范围后,美国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欧国家就管辖权问题发生过争执),一般并不会引起别国的非议,当然也不会引起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92页 [2]牛津当代大辞典,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644页 [3]国际经济制裁的效率与外部性分析,武汉大学学报,第五十八卷,第三期 [4]HAASS,R. N. Sanctioning Madness [J]. ForEign Affairs,1997,76. 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2 浅析国际经济法视野中的主权基金 [摘要]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与国际合作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因此,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主权基金国际经济法法治环境 在2009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中。西方各国一再强调中国应在主权基金领域担负起大国的责任。2009年4月18日,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博鳌论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分论坛演讲时称,主权财富基金是现存的不合理的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50年来的历史上看,主权财富基金在市场上没有不良记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力量。 主权基金(Sovereign Fund)又称主权财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国政府手中用于对外进行市场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盈余、外汇储备盈余、自然资源出口盈余等,由政府设立专门的投资机构管理。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其投资方向不仅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也拓展到外国房地产、私人股权投资、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非传统类投资类别。 主权基金的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新加坡、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巨额顺差常态化,而这些国家又不希望汇率上升过快,于是外汇储备急速膨胀;此外,以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为代表的另一批新兴国家则直接受惠于全球化带来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价格、矿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凭借国家对资源开发权力的拥有。也积聚了大量国家财富。这些国家具有政府主导的传统,市场运作下的理财工具又不完善,于是财富大量集中在主权基金手中。目前,主权基金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个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其资金规模已经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场影响力正不断增强。据统计,1990年全球主权基金的规模仅有约5亿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主权基金,资金规模约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联酋阿布扎比基金规模高达9000亿美元;中国和俄罗斯拥有的主权基金规模也分别达到2000亿和1280亿美元。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双赢的角度考虑,主权财富基金的存在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只要各国努力规范其行为并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誉,主权财富基金理应为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该原则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永久主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主权基金本身就是一国对经济活动的自主决定权和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延伸,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一国政府对其主权基金享有完全的占有、管理和支配权。主权基金主要来源于属于国有资产的财政盈余、外汇储备和自然资源出口盈余,是国家主权财富在现代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主权基金不仅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象征。更是保障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进而实现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局旗下的华安投资管理公司管理资产约为347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另一只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1900亿美元资产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权基金背景的联想集团以亿美元成功收购IBM全球Pc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在中美高科技贸易中相对弱势的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宣布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美方也明确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并将在修改投资法时认真考虑中方的立场。 其次,主权基金的积极发展是国际经济法中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由于主权基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低风险,当资本市场面临崩溃危机时,投资者不必担心主权基金会陷入恐慌性抛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权基金并不像养老基金一样需要定期支付红利,从而避免频繁地在证券市场上套现。因此。主权基金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战略投资者参与世界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这将有助于稳定国际股票和债券市场。此外,主权基金的兴起使得新兴市场国家从发达国家的债权人转变成资产所有者,使国际金融市场的权力重心发生根本性转移,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将从美国一元支配格局向欧亚国家和能源输 出国 共同参与的多元体系转变,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国际金融投资的强势力量,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据美国财政部统计,仅2006年以主权基金为主体的跨国投资就使得美国资产净增加兆美元,为社会提供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并对研发支出有13%的贡献。 最后,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据美国财政部估计,当前由各国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外汇加上主权基金)约有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产出的15%。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将面临实力更强的、由政府投资的主权基金的竞争,各国的国有资产通过优化整合以后将以更加灵活的姿态投入到国际资本市场中,这将使传统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推动了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创新,美国近期酝酿修改投资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主权基金的出现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在现阶段实现主权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临着种种困境。首先,由于上千亿美元的主权基金规模十分庞大,远远超过普通的国际投资,在债券之外的市场往往会因流动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难以对其充分吸纳,使得各国现行的投资法律体系无法进行有效监管。其次,由于目前大多数国家立法缺乏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规定,使得主权基金的运作缺乏透明度,既没有准确披露是由谁控制着这些庞大的资本。也没有定期公布投资策略和资产报表等可靠信息,而相关的国际组织也没有制定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使得对主权基金进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规制处于事实上的缺位状态。最后,基于政治与国家安全等非商业因素的考虑,部分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背后的国家背景十分谨慎,导致主权基金缺少足够的商业性与运作独立性,容易引发投资保护主义,形成投资壁垒。近年来,美国国会腰斩迪拜港口公司收购美国港口。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未果以及华为收购3Com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HIUS)否决,都带有明显的投资保护主义色彩。 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目前,各国已经开始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和规范主权基金,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管理体制、具体运作和投资审查,提升主权基金运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在涉及主权基金投资时,授权CFlUS进行为期90天的调查。直至认定该投资不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铝收购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也公布了6项法律原则,宣布将对政府控制的外国投资者加大审查力度。上述立法试图通过对主权基金加大审查力度来规范主权基金的运作,这既是一种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护战略资产意愿的结果。相比之下,欧盟对主权基金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开放态度。为实现投资自由化的目标,2008年2月,欧盟宣布将出台主权基金行为准则,试图通过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规范来消除法律对主权基金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限制。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建议,为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欧盟公司不被主权基金收购,欧盟应考虑实施“黄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带有特定权利的股份。这种股份份额很小,通常为一股,但对公司重大战略决策拥有发言权和否决权),使政府对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业的外来投资拥有否决权。欧盟准备出台主权基金自律准则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制定旨在规范主权基金的行为指南。该组织已经明确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联酋等国为其主权基金制定详尽的披露标准,并开始推广挪威立法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认为通过信息披露立法能够促使主权基金的规范运作,避免投资保护主义。 主权基金本质上是专业化的商业机构,而非政府的行政机关。套用行政模式势必压抑专业精神与商业 文化 ,导致类似于官僚组织的死板僵化,显然不利于其高效率运作。因此,应尽量避免对主权基金的行政干预,确保主权基金市场运营的自由度。例如,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实现良好投资回报率的核心目标,阿联酋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员工队伍中极少有公务员,而是竭力在国际金融市场网罗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绝大部数基金经理包括首席投资官都是外聘的专业人员。 另外,主权基金要想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员,还必须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商业性、专业性和独立性,打消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和阻挠。在投资法中,应明确主体投资应该交由外部基金,进行第三者管理,从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资组合,加强基金间的竞争。弥补主权基金自身在资源、人才、内部监控上的不足。 [参考文献] [1]吴金勇。黄继新,伦敦G2O峰会的“教堂”价值[N],商务周刊,2009-04-20。 [2]王志刚,主权财富基金法律问题研究[J],法学与实践。2008。(4)。 [3]杨燕,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中共石家 庄市委党校学报,2009,(1)。 [4]IFSL:垒球主权财富基金增至万亿美元[N],经济参考报,2009-03-04。 [5]刘婷婷,沙特预建世界最大主权基金[N],中华工商时报,2007-12-25。 猜你喜欢: 1. 国际经济法论文题目参考目录 2. 国际经济法论文题目参考 3. 国际经济法论文免费范文 4. 国际经济法毕业论文 5. 国际经济法相关论文范文

论文标题,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正文如一、案例导入,二、案例分析,三、相关法律展开分析。

数字经济论文的参考文献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参考文献: [1] Don Tap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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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看,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常被称作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随后数字经济常被理解为因为数据信息可通过网络流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比如开一家网店,店家和消费者不用实际见面,就能传递商品信息并讨价还价。这样的经济活动显然具有便捷优势。同时,一些关于网络发展的理论被引入数字经济中,比如梅特卡夫法则,它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所有网络终端数量的平方,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网络虚拟平台的人越多,这个虚拟平台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大。互联网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数字经济。他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届汉诺威IT展开幕式时说,今年展会的主题为“数字经济”,与其说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此外,“数字经济”还包含数字技术与各项实际产业的结合。汉诺威IT展官方网站指出,从农业、工业到医学,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数字技术的改造。

客观看,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不同,其参与到实体经济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通过手机APP下单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消费习惯,而其背后便是各大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应用平台的支持,而如果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如ERP一类的产业信息化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此也在很多大中型的厂商中普遍存在,对其财务、生产、销售、采购等多个部门产生信息提升效率的影响。按照不同定义的对应的经济场景,其中既有数字化的成分,也会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可根据场景的不同来区分具体两者的结合形式。首先,类似上述提及的产业信息化、移动互联网中的TO B、TO C等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具体的营销方式有所改变,例如从过往线下的卖场促销转变为现在线上的生态会议、直播卖货,但本质的商业机理仍是以实体经济的供应链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技术的助力更多是在渠道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最终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促成订单。基于渠道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流量的巨大提升,不仅仅带来的是各类实体商家的渠道方式转变,还为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支持商带来了巨大的头部效应,典型的便是随着数据量的巨量沉淀,对于数据耦合架构、数据颗粒度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以至于可以明显看到云计算作为新赛道开始参加到各类数字化系统之中。在过往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国产自主等方面要求的提升,以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开发,开始向更加深入的产业应用进军,典型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通过数字化系统,在更少人力等资源的投入下产出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在建筑工程等传统范式较强的行业之中。以建筑工程为例,由于其涉及产业链条长、专业逻辑强、参与利益相关方等因素,数字化的软件工程需要结合强业务逻辑澄清相关场景的需求和痛点,从而定向开发出适合客户工作需要的功能和应用。如此的业务开发,除了产品逻辑上的定性,其关键基础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支持,硬件方面来源于算力的充足支持,软件方面需要符合松耦合、资源可伸缩的特点,在软硬件的前提架构下,根据客户不同阶段的需求来针对性的开发功能,并保持功能模块之间的可组合性,例如针对正向设计阶段的三维审图平台,施工阶段的项目问题协同平台等,其中的自动语义识别模块、BIM模块、任务处理模块等,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功能模块,在类似低代码系统进行另外系统的组装。如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界限愈加模糊,最终评判的标准便是数字化是否真正为现实客观世界产生降本增效、开源增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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