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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托尔是德国一名伟大的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康托尔的集合论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康托尔的集合论论文篇1：《基于集合论思想的人性》 摘要：作为人类，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自己，这样才能更加地进步。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人类天性。本文利用集合论的思想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 关键词：人性;理性;社会性;自然性;集合论思想 一、引言 在长期以来的生活中，人类的大脑会在无意识的作用下储存某些事物的信息，由于并没有通过大脑严谨的思考，所以这些信息大部分是外在的，只是事物表面的一些形态特征而已。这些信息并非零散的分布，之间没有联系。而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虽然结构不严谨，可能其中会有错误。但是有时候却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仅依靠这样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有自我意识，需要不断完善，不断进步。依靠这样的意识是不可能看到事物的本质的。 有时候你问某个人为什么，他可能会答道：“凭直觉”。我并不否认直觉所带来的“便利”，但这种“便利”是给自己不去思考事物本质的借口。直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这种意识是在潜意识之下的，这样意识的形成也是要通过长时间的作用。大脑可以自己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完善，但是这个过程相当缓慢。要进步可不能依靠这样的思想。 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减少对这些意识的依赖。因为这些意识都不是通过严谨的思考之后得到的产物，所以用这样的意识去做出一些反应是很容易出错的。这也会阻碍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探索。我们应该挖掘出这样的意识，分析其中的思想结构，将不好的思想去掉，并且把有缺陷的思想不断加强和完善。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更加理性。人就具有这样的性质——理性。因此人类才能进步，文明才能发展。 二、理论分析 假设A={a1，a2，…，an}，B={b1，b2，…，bm}。若A?奂B，则说明A中的n个元素均可以在B中找到，且m>n。反之，说明中的个元素均可以在A中找到，且n>m。若A=B，则说明中的所有元素与B中的所有元素相同，且n=m。如果某一个元素可以在集合A中找到，那么记作a∈A。 结合以上思想，对人与动物进行分析，动物={青蛙，鱼，狗，猫，人，……}，可以看出人是属于动物的，即人动物。并且将这样的集合叫做普通集合，以区分下面所叙述的性质集合。既然青蛙，鱼，狗，猫，人等都属于动物，那么也就是说它们具有共同的性质，比如：没有细胞壁，必须利用现成的有机物获得能量，无叶绿体，能自由移动等。但是人除了这些共同性质之外，还有其他的性质。也就是说，从性质集合上看，动物的性质集合包含于人的性质集合中的。即动物的所有性质，人类均有。我们将性质集合中的元素命名为“属差”，而将普通集合命名为“种”，普通集合中的元素命名为“属”。 如果B的性质集合包含于A的性质集合，那么A和B就具有相同的属差，并且B的所有属差均是A中的属差。属差越多，则性质集合的表述范围就越小，即越受限制。那么B显然比A的表述范围大。说明B可以述说A，即A是B，其中A就是主词，而B就是宾词，则B的所有属差是A的属差。 那么按照上面所说，动物可以表述人，即人是动物。“人”的属差比“动物”的要多，也就是限制的条件要多一些。 有些存在于主体中的事物，其定义是不能用来表述一个主体的。例如：对于白人来说，“白”就依存于身体这个主体，并被用来表述身体这个主体，也就是说身体可以被说成是白的，但是要注意，“白”的定义却不能被用来表述身体。 属和种的属差都可适用于第一实体，种的属差适用于属，所以属和种决定了实体的性质。例如：“人”和“动物”的属差都可适用于个别的人，可以说人是动物，个别的人是人，个别的人是动物。也可以这样想：对“动物”的定义肯定也适用于对“人”的定义，因为“人”是属于“动物”的。所谓的“第一实体”，比如“个别的人”、“个别的老虎”等，是真实存在的个体，并不依存于其他个体。[1] 属差的定义也能适用于属和个体，并且还可以用来表述属和个体。例如：“有脚的”、“有手的”的定义也可以适用于“人”和个别的人。并且还可以说“人”和个别的人是“有手的”。既然属差的定义可以适用于个体，那么属差也就可以决定了个体的性质。而且这些性质都可以用属差表述其个体。 分析到这里，我们应该感觉到有点思路了。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找到这样的属差，然后根据这些属差的定义来表述个体。 但是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个别的人是不是实体呢?因为刚才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属和种决定了实体的性质。也就是这些分析都是以实体作为前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个别的人是不是实体。其实我们从实体最原始，最根本的定义出发，个别的人的确属于实体，因为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不依存于其他主体。 三、结果分析 1.人具有理性：有一篇关于鱼“自杀”的报道。我就在想鱼如何“自杀”的呢?自杀就说明鱼有自我意识，能够自己选择死亡。但科学上表明自然界(这里并不指整个宇宙)中除人类外，其他动物都只有直接意识，而没有自我意识。难道科学不客观?其实并非这样，只不过是媒体的故意渲染而已。鱼只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做出本能的反应，这样的本能就是直接意识，鱼并没有思考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死亡，只是出于本能。那么人与其他动物相比，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有理性。 比如一只老虎饿了，看到食物就会扑上去吃。但是人饿了却不会看到食物就扑上去，而要想想这能不能吃。这就是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理性”是“人”的一个属差。 2.人具有社会性：人处在社会之中，与其他个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信息。进行物质的分享、分割和交换。社会是互动的，不可能是个别的个体所支撑。也就说明我们身处社会，只有聚集起来才能共同完成分享、分割和交换。有人说自己很孤独，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孤独，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孤独。因为人不可能摆脱社会性而存在。可能有人会对刚才我说的“不会有真正的孤独”有意见，他们会说：“既然没有孤独，那么创造这个词不就没意义吗?”孤独只不过是人们的感受，感受并不能反应事物的真实规律。所以我在之前也说过，我们必须放弃一些错误的思想。这样才不会被感觉和表面现象所蒙蔽。 在人类社会这个庞大的群体性活动中，无论是什么简单的活动，都不可避免要与其他个体进行信息传达。这样人类才能发展和繁衍下去。这样说来，动物也应当存在社会性。这显然是肯定的。一些动物也是具有这样的性质的，例如：蚂蚁，蜜蜂等。可见“社会性”也是“人”的一个属差。 3.人具有自然性：人类是自然界中的一员，就不可能不具有自然性。人类的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和自然界交往过程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特征都表现出人的自然性。人类不可能脱离自然性而独立存在。而其他生物也一样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自然性”也是“人”的一个属差。 四、结束语 我们作为人类，有必要去了解自己，这样才能更加地进步。通过集合论的思想来分析人性，是本文的亮点。除了三个性质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性质。在这里由于自己的智慧有限，没有给出更多的性质，但是本文重点是在于提供一个可行的分析 方法 。通过数学的逻辑，会使得分析变得更加严谨和系统化。这是本文做出的大胆尝试。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康托尔的集合论论文篇2：《集合论与第三次数学危机》 数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新教材中，任何一个新概念的引入，都特别强调它的现实背景、数学理论发展背景或数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知识发展水到渠成。所以特别希望在教学中能不时渗透数学史的相关知识，充分发挥和利用数学史的 教育 价值，使学生通过了解数学史，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理解数学、感悟数学。 一、集合论的诞生 一般认为，集合论诞生于1873年底。1873年11月29日，康托尔(，1845-1918)在给戴德金(JuliusWilhelmRichardDedekind，1831—1916)的信中提问“正整数集合与实数集合之间能否一一对应起来?”这是一个导致集合论产生的大问题。几天后，康托尔用反证法证明了此问题的否定性结果，“实数是不可数集”，并将这一结果以标题为《关于全体实代数数集合的一个性质》的论文发表在德国《克莱尔数学杂志》上，这是“关于无穷集合论的第一篇革命性论文”，在其系列论文中，他首次定义了集合、无穷集合、导集、序数、集合运算等，康托尔的这篇 文章 标志着集合论的诞生。 二、集合论成为现代数学大厦的基础 康托尔的集合论是数学史上最具革命性和创造性的理论，他处理了数学上最棘手的对象——无穷集合，让无数因“无穷”而困扰许久的数学家们在这种神奇的数学世界找回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它的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了代数、拓扑和分析等许多数学分支，甚至渗透到物理学等其他自然学科，为这些学科提供了奠基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没有集合论的观点，很难对现代数学获得一个深刻的理解。 集合论诞生的前后20年里，经历千辛万苦，但最终获得了世界的承认，到了20世纪初，集合论已经得到数学家们的普遍赞同，大家一致认为，一切数学成果都可以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之上了，简言之，借助集合论的概念，便可以建立起整个数学大厦，就连集合论诞生之初强烈反对的著名数学家庞加莱(JulesHenriPoincaré，1854-1912)也兴高采烈地在1900年的第二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宣布：“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今天，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然而，好景不长，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是有漏洞的!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数学大厦的基础出现了漏洞，对数学界来说，这将是多么可怕啊! 三、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悖论导致第三次数学危机 1903年，英国数学家罗素在《数学原理》一书上给出一个悖论，很清楚地表现出集合论的矛盾，从而动摇了整个数学的基础，导致了数学危机的产生，史称“第三次数学危机”。 罗素构造了一个所有不属于自身(即不包含自身作为元素)的集合R，现在问R是否属于R?如果R属于R，则R满足R的定义，因此R不属于自身，即R不属于R。另一方面，如果R不属于R，则R不满足R的定义，因此R应属于自身，即R属于R，这样，不论任何情况都存在矛盾，这就是有名的罗素悖论(也称理发师悖论)。 罗素悖论不仅动摇了整个数学大厦的基础，也波及到了逻辑领域，德国的著名逻辑学家弗里兹在他的关于集合的基础理论完稿而即将付印时，收到了罗素关于这一悖论的信，他立刻发现，自己忙了很久得出的一系列结果却被这条悖论搅得一团糟，他只能在自己著作的末尾写道：“一个科学家所碰到的最倒霉的事，莫过于是在他的工作即将完成时却发现所干的工作的基础崩溃了。”这样，罗素悖论就影响到了一向被认为极为严谨的两门学科——数学和逻辑学。 四、消除悖论，化解危机 罗素悖论的存在，明确地表示集合论的某些地方是有毛病的，由于20世纪的数学是建立在集合论上的，因此，许多数学家开始致力于消除矛盾，化解危机。数学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希望能够通过对康托尔的集合论进行改造，通过对集合定义加以限制来排除悖论，这就需要建立新的原则。 在20世纪初，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1908年由数学家策梅洛(Zermelo，ErnstFriedrichFerdinand，1871～1953)提出的公理化集合论，把原来直观的集合概念建立在严格的公理基础上，对集合加以充分的限制以消除所知道的矛盾，从而避免悖论的出现，这就是集合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公理化集合。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此之前，危机的制造者罗素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层次的理论以解决这个矛盾，又称分支类型化。不过这个层次理论十分复杂，而策梅洛则把这个方法加以简化，提出了“决定性公理(外延公理)、初等集合公理、分离公理组、幂集合公理、并集合公理、选择公理和无穷公理”，通过引进这七条公理限制排除了一些不适当的集合，从而消除了罗素悖论产生的条件。后来，策梅洛的公理系统又经其他人，特别是弗兰克尔()和斯科伦()的修正和补充，成为现代标准的“策梅洛——弗兰克尔公理系统(简称ZF系统)”，这样，数学又回到严谨和无矛盾的领域，而且更促使一门新的数学分支——《基础数学》迅速发展。 五、危机的启示 从康托尔集合论的提出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数学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都与康托尔的开拓性工作密不可分，也和数学家们的艰辛努力密不可分。从危机的产生到解决，我们可以看到，数学的发展跟提出问题和面对困难是离不开的，期间要经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但是只要坚持，终会走向成功。 矛盾的消除，危机的化解，往往给数学带来新的内容，新的变化，甚至革命性的变革，这也反映出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历史性动力的基本原理。正如数学家克莱因(FelixChristianKlein1849-1925)在《数学——确定性丧失》中说：“与未来的数学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可疑，将取代过去的确定性和自满，虽然这次悖论已经找到解释，危机也已化解，但是更多的还是未知，因为只要仔细分析，矛盾又将会被认识更为深刻的研究者发现，这种发现不应该被认为是‘危机’，而应该感到，下一个突破的机会来到了。”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必修1》教师教学用，人民教育出版社 2.胡作玄，《第三次数学危机》 康托尔的集合论论文篇3：《模糊集合论视角下的隐喻》 【摘 要】本文从模糊集合论的角度出发，研究隐喻解读过程中的逻辑真值问题，揭示出隐喻的模糊性是固有的，客观的，对人类认识世界以及进行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模糊集合论;隐喻;文学创作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客观事物自身范畴的模糊性、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不同的话语语境均会导致模糊语言的形成。模糊集合论从诞生伊始，便开始了与诸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与语言学的结合使得我们在语义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视角。隐喻作为一种特殊的语义现象，其解读过程显现出模糊语言的特点。隐喻的模糊性反映出人类的潜逻辑规律，是客观的，隐性的，它不仅是人类心理范畴化的结果，也是人类模糊思维的产物，所以模糊集合论为我们研究解析隐喻开辟了新的窗口[1]。 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札德受语言模糊性的启发在《信息与控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模糊集合》，最早提出了“模糊集合论”的概念。传统的集合论强调，任何一个集合的成员要么属于它(隶属度为1)，要么不属于它(隶属度为0)，只有两种真值情况[2]。但是如果对自然界中的诸多对象进行分类，我们经常会找不到能够精确判定其身份的依据。所以， 札德在论文《模糊集合》中对模糊集的定义为： 设X是由点构成的一个区间， 区间内的类属性元素用x表示， 即X ={x}。在区间X中，模糊集A由具有构成该集合元素属性的隶属函数fA(x)表示。该函数与区间[ 0， 1 ]内的任一实数相关联，此对应值表示x所具有的构成A的资格程度。如果区间内设置两个临界点， 即0 <β <α < 1， 那么我们就会获得一种三值逻辑： 如果fA(x) ≥α， 则x属于A;如果fA(x) ≤β， 则x不属于A; 如果隶属函数fA(x) 所表示的值位于α和β之间，则x具有一种相对于A的中间状态。模糊集合论之所以适用于语言研究，是因为语言范畴实际上就是某一个论域中的模糊集合。某一范畴中所有成员共有的典型属性构成此范畴的核心部分，它相当于集合的定义，这部分是明确的，清晰的;相比较而言，范畴的边缘却是模糊的，很难对其进行明确地界定，此部分相当于集合的外延，也就是构成该集合的所有元素。传统集合论实际上是二值逻辑，一个命题，即一个表达明确意义的陈述句，其真值只能是真(记作“1”)，或者是假(记作“0”)，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例如“汤姆是名学生”这个命题，只允许取值“1”或“0”。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 句子 中的“学生”加个修饰词，变成“好学生”，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好”是个模糊概念，其内涵容易辨认，外延却不明确。对于这样的命题，如果用传统的集合论就很难判断其真值。基于二值逻辑的缺陷，札德提出了“隶属度”的概念。即对于像“好”、“坏”这样的模糊概念的集合，规定其成员对该集合的隶属程度，可以取闭区间[0，1]内的任何实数值。模糊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多值逻辑，这使得模糊集合论在研究隐喻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模糊集合论为隐喻真值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隐喻的理解有赖于对两组不同范畴的特征的识别，如果我们要把“A is B”视为隐喻，而非字面意思，那我们就需要确定A和B的所指。句法，语义以及语境都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其含义，但是最终还是意义的解读决定对相似属性和不同属性筛选的结果 [3]。要想理解隐喻所指双方语义属性的比较过程，我们可以求助于模糊集合论的概念。通过模糊不同集合的界限，隐喻所指某一集合的属性可以部分的与其他集合的属性相结合，进而克服精确定义所带来的阻碍。从语言的表层结构来看， 隐喻的本体集合与喻体集合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运用模糊逻辑的开放性原理， 就可以对这两个不同集合中的属性进行对比区分， 找到相互类似的属性以及不具有可比性的属性。 以莎士比亚名句“Juliet is the sun.”(朱丽叶是太阳)为例： “太阳”是无生命语义标记的子集， “朱丽叶”是有生命语义标记的子集。由于这个隐喻指出了太阳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与朱丽叶对于罗密欧的重要性之间的相似性，相关元素属性的隶属函数是一个小于1的值，使得此隐喻带有较强的启示力和暗示性。一般来讲，根据逻辑真值，可以把隐喻分为epiphor(表征性隐喻)与diaphor(暗示性隐喻)。威尔赖特( P. Wheelwright)在1962年出版的《隐喻和现实》(Metaphor and reality)中指出epiphor 的基本功能在于表达(express)， 而diaphor的主要作用是暗示(suggest) [4]。隐喻所指的并置会引起语义集合的矛盾，所以有些学者把隐喻视为不合语法逻辑的实体。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模糊集合论中三值逻辑来解读隐喻，我们就可以证明它的用法是正当的，合法的。根据扎德的标准， 0 <β <α < 1， 一种三值逻辑的可能性是成立的。如果我们再加入一个中间值γ，区间将变为0 <β <γ<α < 1， 这样三值逻辑就可以扩充为四值逻辑， 其真值分别为： Truth( fA (x) ≥α) 、Falsity( fA (x) ≤β) 、Diaphor (β < fA (x) <γ) 以及Epiphor (γ≤fA (x) <α) 。如果α的值趋近于1而β的值趋近于0， 并且中间区间的集合不包含任何 其它 元素， 那么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二值逻辑。如果隶属函数值介于β到γ的区间，就会产生暗示性隐喻;如果隶属函数值介于γ到α的区间，就会产生表征性隐喻。隶属函数会发生变化，因为很多隐喻由于不断的重复使用，固定了所指之间的关系，暗示性隐喻也就会变成表征性隐喻，如果太过普遍，则会变成死隐喻。由此可见，模糊集合论很好的解释了隐喻解读过程中本体集合与喻体集合的冲突，使得双方在合理的范围内找到交集，而这个交集内的元素属性很可能不是唯一的，这就造成了隐喻解读的多样性与模糊性[5]。 隐喻的本质是模糊了本体集合和喻体集合之间的界限，从而来寻找两个集合的契合点。由于模糊集合论设定了三个区间边界α、β和γ， 并且0 <β <γ <α < 1，这种四值逻辑不仅有助于消除隐喻所指不同集合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而且揭示出隐喻的模糊性实际是固有的，客观存在的。隐喻的模糊性主要是指其解读对语境的依赖性。无论从隐喻的编码，还是解码过程来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同一隐喻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正是隐喻的这种模糊性开启了人类的想象空间，文学作品中好的隐喻总是余音绕梁，让人回味无穷。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隐喻，而在隐喻所创造的模糊世界里，我们非但没有因为模糊而影响生活，反而借用隐喻的模糊性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参考文献】 [1]Earl R. MacCORMAC， METAPHORS AND FUZZY SET[J].Fuzzy sets and systems. 1982(7). [2] Set. Information and (8). [3]安军.隐喻的逻辑特征[J].哲学研究，2007(2). [4]苏联波.隐喻的模糊化认知机制研究[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5). [5]束定芳.论隐喻的基本类型及句法和语义特征[J].外国语，2000(1). 猜你喜欢： 1. 高中数学论文题目大全 2. 关于数学文化的论文范文 3. 数学与哲学的论文 4. 人工智能逻辑推理论文 5. 数学学术论文范文大全 6. 数学论文离散数学
艺术赏析课应充分发挥艺术感性形式的优势,以情切入,以理导引,情理并重,才能引导学生以切实的内心体验参与艺术的感悟,以情感激发理性,促进艺术教育目标的达成。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艺术作品赏析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艺术作品赏析论文参考范文篇1 试谈《镀金时代》中黑色幽默语言艺术的应用 《镀金时代》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扭曲的价值观以及人们对于财富的疯狂向往。其中，应用了大量的黑色幽默表达方式，让“镀金时代”这个词语成为美国社会的代名词。本文拟对《镀金时代》中黑色幽默语言的应用进行探析，以深入理解马克?吐温的写作手法。 一、《镀金时代》的创作背景 《镀金时代》是马克?吐温创作生涯中的首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受到了业界的高度评价，为读者展现是美国经济膨胀时期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扭曲。《镀金时代》完成于1873年，当时南北战争结束，为经济的发展扫平障碍，大量移民聚集到美国，希望可以趁机发笔横财，而当时美国西部的矿产资源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者，整个美国经济实力开始膨胀，一跃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美国南北战争彻底摧毁了奴隶制度，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当时的工业生产效率，让美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吐温用诙谐、幽默的表达手法创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镀金时代》。 二、《镀金时代》中蕴含着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语言 《镀金时代》中，作者应用大量蕴含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语言来讽刺与鞭笞当时美国社会的掠夺和投机行为，成功的刻画出西部投机者、政府官吏与东部企业家等人物形象，将当时社会的投机取巧、贫富差别、巧取豪夺刻画的入木三分。书中内容描写的是美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阶段，看起是“黄金时代”，实际上人性异化、物欲横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单纯，而演变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小算盘。 在《镀金时代》中，郝金斯老爹为了给子女带来巨额财富，期望他们“生活得像王子，受到追求和崇拜，名字在大洋与大洋之间传播”，于是乎大肆买地，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有钱就拥有了一切。小说的主人翁塞勒斯上校一贫如洗，但是内心深处却有很多的发财计划，其中一个计划就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销售假的眼药水。一些贪婪的投机者，取他人钱财来给自己投资，露丝的父亲正是因为想一夜暴富而屡屡子欺诈。露丝不禁向父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难道所有戴着大钻石胸针的人，都是这样在餐桌上挥舞刀叉，讲话时语法错误百出的来欺么?” 这种哭笑不得的幽默表达方式给读者揭示出当时美国社会人们心理的畸形，其中应用了大量的现实主义表达手法，也让马克?吐温氏的黑色幽默更加直逼人物内心。 三、以反语、讽刺表达手法为基础的黑色幽默艺术 《镀金时代》语言中最显著的艺术特色就是反语与讽刺表达手法的应用，这种表达手法，在《镀金时代》的卷首语中便得到了体现。马克?吐温在描写亨利与参议员的交往时，就应用可这样的表达手法： “参议员热情好客，喜欢在自己的家中招待朋友，亨利谈笑风生、口若悬河，参议员听起来觉得非常有趣，连最忙碌的政治家们、最虔诚的人，都会抽空来散散心。”然而，亨利的虔诚，是对自己利益和金钱的虔诚，参议员所谓的忙碌，并不是为了人民而忙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畸形的虔诚与忙碌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屡见不鲜，也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马克?吐温反语、讽刺表达手法的应用极为成功，起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四、源自与小生活环境的黑色幽默语言 在马克?吐温生活的美国社会，相当一部分的民众都是早期建设开荒者，他们的生存环境非常艰难，只能够苦中作乐，后期移民时代中又到处充斥着文化冲突，因此，幽默也开始成为人们化解生活烦恼的重要手段。研究显示，幽默主义是早期美国人缓解生活压力的重要手段，在艰难的环境下，美国社会中大量充斥着幽默、乐观的精神。马克?吐温《镀金时代》的最大价值就是多元化的幽默讽刺艺术，这种艺术的应用与马克?吐温的自身经历密不可分。 马克?吐温黑色幽默艺术的诞生正是来源于他对于美国太平洋沿岸、边境矿区与西南部的深刻感悟，当时的边疆生活异常艰苦，文娱活动匮乏，面对着生活的苍凉与冷瑟，马克?吐温产生了深刻的悲观主义情绪，交织着憎恨与愤怒的情绪。一个长期悲观的人，需要用乐观的情绪来丰富他们的生活，于是马克?吐温开始用独特的幽默艺术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黑色幽默能够将憎恨、愤怒和乐观的情绪融为一体，有的时候，他会用乐观的语言来描写血腥的流血事件，令人人俊不俊的同时却又毛骨悚然。马克?吐温由于对边疆生活的绝望和失落，用幽默的表达方式为人们讲述这一个个的故事，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这种绝望的生活，马克?吐温的黑色幽默中既有讽刺，也有哀怨。 总而言之，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大量使用黑色幽默语言，不仅为了逗人发笑，而是为了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他曾经说过：“幽默本身的来源并非快乐，而是悲伤”。《镀金时代》中的人物和语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笑料，但是却能够从中透视到社会的荒诞。 艺术作品赏析论文参考范文篇2 从电影《大鱼》看影视艺术中的文化隐喻 《大鱼》是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于2003年出品的一部奇幻片。该影片由导演蒂姆?伯顿执导，由伊万?迈克格雷戈、阿尔伯特?芬尼、杰西卡?兰格主演。故事改编自丹尼尔?华勒斯于1998年创作的小说《大鱼老爸》，从儿子威尔?布鲁的视角叙述其父爱德华?布鲁的传奇一生。 一、影片名称的隐喻 影片名称“大鱼”的多重隐喻已为人所知，本文据此探讨这些隐喻中的文化内涵。 首先，最直观的是，爱德华讲述的故事中有一条黑色的大怪鱼，它不会被任何人钓到。爱德华说：“有些鱼人们抓不到，不是因为他们壮硕敏捷，而是因为它们拥有别的特质。”这里的鱼可以理解为文化：文化是自由的，是没有国界的，也是不可捉摸的。 其次，影片的英文名“big fish”可以通过“big fish story”的语境进行理解。“big fish story”是美国俗语，意为有趣的或夸张的童话，弥天大谎。这一名称暗示了爱德华讲述的奇幻故事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经过修饰的。事实上，承载各民族文化意象的神话传说都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想象力编造出来的，而这些传说正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它们深植于民族文化之中。 最后，大鱼也可以指代爱德华本人。影片中爱德华读到百科全书里“养在小鱼缸里，金鱼就会一直维持它的大小。若有更多空间，金鱼就会数倍化地成长。”这句话时，认为自己在艾许镇里是“小池塘里的大鱼”，因此要出走寻找更大的世界。这一隐喻暗示了文化不能固守一隅，而需要在交流得以传承和发展。 二、主人公的经历与美国文化 《大鱼》作为一部美国奇幻片，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的特点。爱德华的传奇一生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美国梦”，即美国文化，的体现。自美国宣布独立以来，美国人深信只要经过自身不懈的奋斗就可以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影片中的爱德华正是这样一个乐观并对生活充满热情与向往的人。他心中虽有畏惧，但仍旧提起勇气走到女巫门前。他不满足于自己在家乡艾许镇的成就，满怀雄心抱负探索镇外的世界。他偶然来到了充满欢声笑语、绿草如茵的丰都镇，却不打算在这世外桃源中安度一生，而是对镇民说：“我还没准备要落脚在任何地方。”他为马戏团免费干活三年之久，仅仅为了获取他心爱的姑娘的消息。他用尽一切浪漫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姑娘。他在他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仍旧乐观地面对一切。美国文化深深地潜藏在这些美好的故事中，正如爱德华的一生笼罩在为自己编织的梦境中。 但也应清晰地认识到，“美国梦”只是一个美好的期许和幻想。资本主义世界更多地是在为人们编织一个个梦境，让人们沉迷于虚假的满足之中，而缺乏实现梦境的现实路径。我们应警醒这样的美国文化。 三、作为文化载体的影视画面 画面作为视觉符号，是电影语言符号的表现载体，也是影视文化的载体。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对影视作品而言，“能指”指电影画面，“所指”指电影画面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与内涵。因此，电影画面往往有其内在的含义，即文化的体现。通过分析电影画面，可以解读电影中包含的文化内涵。电影《大鱼》中，当巨人卡尔出现在艾许镇时，导演并非直接将他的真容展现在观众面前，而是通过几个镜头――墙上的洞、巨人偷羊羔时的影子和大手等，让观众想象巨人的身形。这种充满悬念的画面正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危机与冒险。当爱德华从阴森的树林中来到丰都镇，画面色彩由灰暗变成亮绿。这种色彩的对比突出了爱德华“绝处逢生”的惊喜。这一系列画面不止与美国文化中的乐观色彩有关，也与中国文化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概念产生交流。 影视画面之所以成为文化的载体，一方面因为电影的制作者本身便是某个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深受其民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也必然处处体现该文化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因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影视作品即是某种生活方式的荧幕展现，同时它也加强并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四、音乐与文化 音乐作为影视艺术的一部分，无疑具有文化的属性。包含在音乐中的文化属性必然外化为具体的音乐形式。电影《大鱼》的配乐在这种意义上讲，正蕴含着美国文化。《大鱼》的配乐由好莱坞著名电影作曲家丹尼?艾夫曼创作，并于2004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提名。配乐或优美动听，或紧张诡异，具有丰富多彩的心理暗示作用。当爱德华内心忐忑地走向女巫的房间时，音乐颇为诡异，有着明显的节拍，好像他的心跳，又像他一顿一顿的脚步声。当女巫打开门蓦地出现时，声调立即变高，符合爱德华瞬时惊恐的情绪。这是美国悬疑文化的体现。爱德华坐在马戏团的观众席时，音乐节奏欢快活泼，则表现出他离开丰都镇后准备探索世界的愉快心情。他对未来充满期待，正像音乐所描绘的那样。这正是美国文化的体现――年轻人应该出游世界去冒险。当爱德华追求他的爱人珊卓提普顿时，音乐是梦幻轻柔的，体现了美国人对浪漫爱情的向往。音乐是人类世界共通的语言，它不受时空限制而为全人类所理解。这些与画面内容相符合的配乐能够帮助受众理解人物情感，从而使他们理解影视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五、小结 影视艺术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类的语言各有不同，但影视作品可以不受语言和国界限制被解读。文化便通过影视这一载体在世界范围进行沟通。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代一代积淀下来的，我们生长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应该懂得欣赏自己文化中的韵味。同时，人们常常有崇拜自己文化的倾向，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又是巨大的。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对外来文化产生不解和偏见。当处理自己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尊重其他文化，尝试以另一种思维方式理解其他文化。如果说爱德华象征浪漫主义文化，威尔则象征现实主义文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正像影片中威尔与父亲经历思想碰撞后相互理解的过程。文化最终会在交流中得到融合，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正像威尔最终融入了父亲的故事，与父亲达成和解。 猜你喜欢： 1. 艺术类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2. 浅谈绘画艺术赏析论文 3. 艺术鉴赏论文范文参考 4. 有关艺术鉴赏方面的论文参考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医患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病人相信医生 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寄托给医生。医生则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职业责任, 不过重点是看你患者的情况吧， 具体的还是看你单位有什么要求；了 懂了吗？
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不断深入,医学模式有了新的变化,医患关系也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患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医患关系论文 范文 一：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论文
1.基础医学 教育 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 医学知识 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 渠道 ，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 措施 ，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2.具体对策和 方法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 教学方法 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
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 社会实践 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二：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教育论文
1.医患关系扭曲成因
在医疗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医患关系本应该是共赢的关系，一方面医生为患者解除或者缓解病痛，从而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患者向医生求助，并支付相关费用。目前导致医患关系严重扭曲的成因复杂，涉及患者、医生、医院与政府甚至媒体各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调查提示导致医患纠纷的前3位原因仍然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差、服务态度差、医患沟通障碍。医护工作是个“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特殊职业，职业的属性要求从业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在当前大众对健康水平要求提高的形势下，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也提示医学教育应在调节医患关系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除了少数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确实存在问题以外，医疗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患者缺乏了解，对医护人员期望过高，另外医生相对短缺，任务繁重，时间和精力都制约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要想走出医患困境，必须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2.基础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医学知识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3.具体对策和方法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
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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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以前，隐喻作为修辞格式就为世人所知。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和《修辞学》中就对隐喻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并确立了其后两千年西方修辞学界隐喻研究的基本线索。如今，国内外的人们对隐喻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近几年来国内的相关论文已达到了好几百篇。传统的隐喻理论只是局限于对隐喻现象本身的研究，没有将隐喻放在人类认知、思维和交际活动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所以不能全面解释隐喻的机制和实质问题。而当代的隐喻认知理论则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现象，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普遍的认知方式，可以用于解释人们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等等。 通过对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从研究趋势上看，国内隐喻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与隐喻理论研究两个方面；从研究角度上看，90%的国内研究主要从认知角度开展，说明认知科学已成为隐喻研究的主视角；而且隐喻研究已经开始由单一的英语向其他语种扩展。因此，隐喻研究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未来的隐喻研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英语中隐喻研究主要与认知语言学结合，把隐喻看做人大脑的一种构建语言形式的反映。
论文题目 On Translating English Metaphors into Chinese（英语隐喻汉译）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一、本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本选题旨在研究隐喻在英语日常用语中存在的普遍性、可译性及其翻译的方法，重点从文化交际的角度对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本选题突破了历来将隐喻的汉译局限在诗学、修辞学、文学等范畴。由于“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陈宏薇：1996)，翻译对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研究应与英语语言文化背景的研究结合起来。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向： 对隐喻的研究在国外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中以Lakoff &Johnson(1987)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而对于其汉译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国内对于隐喻的研究主要受Lakoff & Johnson理论的影响，其中以胡壮麟、朱永生为主要代表。在隐喻翻译的研究方面，李国南(1990)，胡文仲(1994)对于英汉成语或谚语中的习用性比喻的喻体进行过比较，并探讨了其翻译的途径。在近期出版的刊物中有对隐喻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以徐莉娜的《隐喻的翻译》为主要代表。但其研究的范围也只局限于文学、修辞用语的隐喻翻译。 三、主要研究的内容： 本文分五个部分。一、简要介绍隐喻与语言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不可忽视文化背景，并简述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二、重点论述隐喻在英语日常用语中存在的普遍性。三、分析隐喻的特点，从人类文化的共性论述其可译性。四、讨论隐喻的汉译标准、难点、过程、基本方法以及根据语境而确定译法的原则。五、详述隐喻汉译的方法和技巧，指出在翻译实践中，对每种方法的使用都不能走极端。结论部分，总结研究隐喻汉译所具有的实用价值。 1．引言 2．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存在的普遍性 隐喻的定义 关于隐喻研究的常用术语 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 3.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特点 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分类 习用性隐喻 新生隐喻 英语隐喻与汉语隐喻 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可译性 4.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 翻译的标准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难点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过程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基本方法及原则 5.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方法与技巧 直译法 意译法 转译法 直译和意译结合法 四、参考文献： [1]Aristotle. “Rhetoric” (W. R. Roberts, Trans.) In W. D. Ross (Ed.) The Works of Aristot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riginal Work Written ca. 330 .), 1924. [2]Brodkey, Linda. Review: The Languages in Metaphor. College English, 1988, (1): 89-94 [3]Goatly, Andrew.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s. London: Routledge, 1997. [4]Jin Di and Eugene, A.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5]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Nida, Eugene A. & William, Reyburn.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New York: Maryknoll of N. Y. Orbis Book, 1981. [7]Soskice, . Metaphor and Religious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8]Tylor, Edward Burnett.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9]陈宏薇（不加汉语拼音，下同）.新实用汉译英教程 [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10]陈文伯.英语成语和汉语成语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1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13]范家材.英语修辞赏析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 [14]冯明之. 英文成语故事 [M]，香港：万里出版社，1992. [15]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6]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17]徐莉娜. 隐喻的翻译 [J]，中国翻译，1999，(3):18-22. 五、预期的课题进度计划： 1．2007年4月25日 完成初稿，并上交指导教师审阅。 2．2007年5月9日提交论文第二稿。 3. 2007年5月16日提交论文第三稿。 3．2007年5月17日-6月9日继续修改论文直至定稿。 5．2007年6月13日提交毕业论文。 6．2007年6月14日-23日准备论文答辩。 7．2007年6月24日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进度计划不能照抄，应根据实际情况从3月5日起至6月24日止编写计划。） 六、完成论文的条件、方法及措施： （一）条件 1．已经修完英语专业的所有课程，对英语国家概况和跨文化交际有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2．学校图书馆和学院资料室具备有关本论文研究所需的丰富的书籍、期刊等参考文献； 3．已经收集较丰富和全面的文献资料； 4．具有上网条件及丰富的网上资源。 （二）方法及措施 1．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进行资料的检索网； 2．小组讨论交流。
山西大学比较专业 可以参见安军的《隐喻的元理论研究》
语言哲学的隐喻观，下面带来的语言哲学的隐喻观相关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语言哲学的隐喻观【1】
摘要: 隐喻是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大多数理论家认为隐喻是以某种方式揭示事物或事态之间的相似性的现象。
然而对于隐喻，还是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在这些观点中，主要的有戴维森的隐喻因果理论、朴素的明喻理论、语用理论和隐喻类比理论。
无论是哪种理论，都有自己的论据，但也都不能避免被其他理论反驳。
本文通过不同角度对主流的隐喻观进行多方位的对比,从而加深了对隐喻机制的理解。
作为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隐喻一直受到各界学者们的关注。
随着20世纪语言学转向，越来越多的国外隐喻研究也开始从语义学转向语言哲学。
通过研究，哲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发现隐喻是通过某一事物去认知另一事物的强大认知工具。
戴维森的因果理论
戴维森反对隐喻意义，认为人们绝不会错误的解释一个隐喻。
就算对同一隐喻的解释不同，也只是说明听话者的心智结构因果的不同于其他听话者。
他同时否认存在着传达隐喻意谓的语言机制。
在他看来，无论多么奇特，一切隐喻句子的意义也都仅仅是他们的字面意义。
“隐喻的含义就是其所涉及的那些语词的最严格的字面上的解释，别无其他”(Davidson 1978，p30)
例：朱丽叶是太阳。
按照戴维森的解释，当罗密欧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虽然他并不是要表达一个荒谬的假论断，但他所说的仅仅是“朱丽叶是太阳”这样一个字面意义。
这句话没有隐喻意义，也没有逻辑可言。
所表达的隐喻效果是心理机制的不同，与语言机制毫无关系。
然而戴维森的观点却遭到了质疑。
首先，很明显，隐喻性意义并非不存在，隐喻的效果也并不是随机的，否则，诗歌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就不会表达出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特殊意义，更不用说震撼读着心灵，取得显著成功了。
其次，面对隐喻句子，人们往往不仅可以理解它们，而且能够把它们表述成更为直白的方式。
读者或听者可以从隐喻句中推导出隐喻意义。
有时候，隐喻句是可以使我们获悉新的经验事实的，很明显，这种认知价值的获取并不是从隐喻句的字面意义中得来的。
否则，按照因果理论的观点，人们就不可能错误的解释一个隐喻，因为无论怎样解释，在因果理论看来都是源自于不同的因果关系，这样的话，一个隐喻句就无法被理解和达成共识，也就会失去了意义。
朴素的明喻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隐喻只不过是明喻的缩写。
也就是说，一个隐喻是从相应的明喻通过省略推理得出来的，隐喻和明喻都表达或引出了把它们的题材有点出乎意料地比作某种东西。
像上面的例句“朱丽叶是太阳”就是“朱丽叶类似于太阳”的缩写。
明喻观点容纳了为隐喻所特有的“概念紧张”(人在类型上不同于太阳)，并且解释了隐喻的可理解性。
但是这种理论也面临许多的反驳。
首先，比尔兹利认为明喻理论对隐喻的概念紧张所做的解释十分肤浅。
如果一个隐喻仅仅是相应明喻的简写，那么它就简单地与该明喻同义，最初听起来就不应该是反常的。
紧张不应仅仅是表面现象，一个隐喻是通过包含一个内在的、具有实质性的紧张而起作用。
正如“朱丽叶像太阳”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什么紧张，因为他并没有将朱丽叶和太阳归为一类。
而“朱丽叶是太阳”这个隐喻句子却是有概念紧张的存在的。
其次，赛尔认为明喻自身几乎是完全不提供信息的。
“类似性是一个空洞的谓词：任何两个事物都在某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类似”(Searle 1979，p106)。
根据塞尔的观点，每个事物都有许多种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属性，然而另一被认为与本事物相似的事物不可能在所有的属性上都与之重合。
那么到底哪种属性在一个特定的比喻句中起作用，朴素明喻理论并没有说明。
如“朱丽叶是太阳”被朴素明喻观点认为与“朱丽叶像太阳”是一致的。
然而朱丽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假定为像太阳?为什么仅仅选择太阳的某一特定属性来描述朱丽叶，朴素理论没有提供任解释。
语用理论
赛尔提出了关于隐喻的一种说明。
认为隐喻性话语是真正的语言交流，而不是纯粹的因果关系，并且，它设定了一个认知机制，去计算值得称之为隐喻意义的东西。
赛尔把隐喻意义看作也是被传达意义的说话者意义，并且用格莱斯装置去解释它，其方式与他解释间接语力的方式差不多。
在塞尔看来，去解释隐喻如何起作用的问题，是下面这个一般性问题的一个特例，即去解释说话者意义何如与句子或词语意义相分离……在建构一个隐喻理论时，我们的任务是试图陈述这样的原则，他们把字面的句子意义与隐喻的[说话人的]话语意义关联起来。
塞尔和戴维森在隐喻问题上一致处比较多。
他们都否认语言表达式有特殊的隐喻意义;两个人都承认利用语言哲学主流中手边已有的工具就能够解释隐喻。
但是，他们最大的不一致在于规则、原则和认知机制。
戴维森坚决否认，而塞尔热衷提出。
塞尔的理论有某些合理性，克服了戴维森所提出的对隐喻意义的主要反驳，但也引出了其他的`反驳。
第一，如果隐喻意义简单的就是说话者意义，那么它就由说话者的意图所决定，并局限于后者。
第二，塞尔自己的观点，即支撑隐喻的类似性本身通常是隐喻的。
同时他又认为解释隐喻必须使用不同于生成一个可能的说话者意义范围所使用的原则或策略，而使用另一组原则或策略从那个范围中识别出哪个或哪些意义最有可能在当下场合起作用。
这两点基本上相互矛盾。
第三，有一种类比性的隐喻现象无可争议地涉及意义和意义转换，但塞尔的观点却没有触及它。
类比性隐喻
将隐喻作为类比的学说主要是关注词汇意义，即单词和短语的意义，而不是整个句子的意义。
任何词，只要假定在它们出现其中的句子内部环境的适当变异，也可以具有任何数量的陌生的且截然有别的词汇意义。
就像“in”和“on”这样的介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没有恒定的意义。
总结
总而言之，在哲学界对于隐喻普遍存在一种偏见。
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字面言语是默认的，隐喻性话语是偶尔的畸变，然而，事实上在日常语境中，语句很经常地被用在不同于其字面意义的意义上。
几乎每一个句子都包含比喻性元素，各种理论都应突破自身的局限，得到更好的完善。
参考文献
[1]、Davidson (1978) “What Metaphor Mean.” In S. Sacks (ed) On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Searle (1975) “Indirect Speech Acts.” In P. Cole and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Searle (1979)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爱的宗教哲学【2】
关键词：宗教精神泛爱精神万能的神神人合一
摘要：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万能的神、神人合一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无须回避的事实，但是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模仿上，更为重要的是，冰心的诗歌创作在宗教精神和宗教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
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一、泛爱精神
以颂神的形式来作为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来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特点。
“献歌”是泰戈尔常用的诗体形式，《吉檀迦利》的标题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具有“献歌”的含义。
泰戈尔诗中的宗教情感主要是对神的依赖、崇敬和对泛爱哲学的肯定。
在泰戈尔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符号，是把人的本能转移到其身上的神，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
同时泰戈尔是一个“爱”的宗教的崇奉者，他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人类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
爱的思想始终是他诗歌统一的宗教基调，是其诗歌精神价值的主要取向，在他的诗中宇宙万物因为爱而融为一体，体现着宗教关怀的终极意义。
《新月集》中的“新月”象征人类宁静美好而纯真的童真，孩子们静谧地生活在圣灵的上帝赐予的至善至美的爱的环境中。
《飞鸟集》中，诗人多次呼唤上帝给人类以关爱，祈求无所不能的神灵把爱洒向人间。
“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飞鸟集》，第56节)这是宗教式的殉道精神，他坚信上天对人类的关爱是无私的、公平的，因而作为神的使者的人，理应按照神的旨意而无条件地献出生命。
冰心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少了对神的依赖和崇拜，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
冰心认为，爱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这种爱涵盖了自然之爱、母爱、儿童之爱和人类之爱。
《“无限之生”的界限》中，冰心借助宛因的谈话，几乎作了一篇“爱”的宣言：“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
这样――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从此，冰心就成了一位爱的哲学的自觉的歌者。
在小说《超人》《悟》，诗歌《繁星》《春水》，散文《往事》《寄小读者》等作品中，冰心将爱看作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会前进、世界发展的原动力。
首先，冰心歌颂人类之爱――母爱。
对母亲的讴歌涉及到泰戈尔哲学中的第三种实在：个我与人类。
在泰戈尔那里，人类之爱是终极地指向神的。
而在冰心的笔下，“母亲”是大写的宗教式的人，是生的安慰，是爱的典范，是最崇高的、最无私的“上帝”。
“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好躲进你的怀里。”(《繁星》，第159节)诗中“母亲”的意义远离了神秘莫测的神而更近乎于普济众生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冰心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
“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的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道出了作者对和平、宁静、幸福和充满爱的终极人生境界的向往。
冰心把“母爱”看作是万能的，灵魂的幸与不幸都取决于母爱的有无。
“母爱”不仅是生命的庇护者，更是灵魂的拯救者;不仅是肉体的给予者，更是性灵的授予者。
冰心诗中的泛爱主义搀杂了人道主义精神，她满心希望人类真切相爱，“人类呵!/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归宿。”只要人类真诚相爱，就能够共同抵达宗教世界的美好彼岸。
第二，冰心作品所讴歌的自然和泰戈尔哲学中的第二种实在――现象世界是息息相通的。
冰心一九二一年写过一篇散文《宇宙的爱》，说“只有自然的爱是无限的，何用劳苦工夫，来区分这和爱的世界”，并把“自然的爱”称为“宇宙的爱”。
因此，冰心对自然的讴歌，是爱宇宙的表现，表达了人和自然相和谐的愿望，这其实就是泰戈尔借助“爱”来“维护我们同这个大世界的关系”的思想。
泰戈尔和冰心都把爱看成是拯救人类的精神宗教，只不过冰心更关注宗教与人的情感意义，希望通过爱来唤起人类的理智行为，从而达到世界的永生和谐。
因此，爱的宗教哲学虽然是泰戈尔和冰心诗歌主题的基本色调，但是在宗教精神价值的取向上，两位诗人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万能的神
在泰戈尔的诗中，宇宙是万能的，“梵”则是宇宙万能的统一体。
泰戈尔认为“梵”是无限的，而现象世界和人是有限的存在，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是他宗教诗歌创作的又一母题。
泰戈尔诗中的“梵”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相通的，都是宗教万能的体现者，都是人的有限生命的主宰，而人类要依赖于神，人只有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与神融为一体，人的价值才具有存在的意义。
在泰戈尔看来，神也是有生命的，而且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统一的，即无限生命与有限生命是融会贯通的，而人的有限生命只有统一于“梵”，人的灵魂才具有人格价值。
泰戈尔的《鸿鹄集》中飞翔的“鸿鹄”是一个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符号，“昼夜飞翔，/穿越光明和黑暗，/从不知道的海岸到不知道的海岸。
/宇宙的虚空正回响着翅膀的音乐;/‘不是这儿，不是这儿，而是遥远的天外’”(《鸿鹄集》，第 l节)。
“遥远的天外”，就是“梵”的最高境界，而人的灵魂无论经历多少光明与黑暗的磨难，都应向着“梵”的世界飞奔，只有这样，人的灵魂才会超于躯体而富有神的宗教意义，人的信仰就能够实现。
泰戈尔在诗歌中，对代表神的“上帝”与“梵”充满了真挚的热爱与庄严的敬畏，人只有向“上帝”靠近，飞抵神的境界与“梵”合为一体，人才能够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意义。
冰心也深受东西方宗教方化的影响，她的许多诗歌都透露出神的万能论思想，如《迎神曲》《送神曲》《冰神》《诗的女神》《向往》《晚祷》等作品，都把“上帝”看成是拯救人类的力量源泉，是包容万物的宗教客体。
在《向往》中诗人写道：“万有都蕴藏着上帝，/万有都表现着上帝;/你浓红的信仰之华，/可能容她采撷么?”诗中的“上帝”不是一种体验的假设，而是通过人性幻想寻求安慰的客体。
不难看出，冰心诗歌中的“上帝”虽然也有包容万物的思想，但与泰戈尔的人和“梵”相统一的宗教的万能论思想不同，冰心对“上帝”的理解是一种内心自悟的解脱，希望通过“上帝”的启示而得到一种宁静澄澈的心境，“我深深叩拜――/万能的上帝!求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作我智慧的衣裳，/庄严的冠冕，/我要穿着他/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晚祷〈一〉》)冰心更期望从万能的“上帝”的那里得到一种神圣光明而又充满智慧的力量，以便达到解救“众生”的目的，而最终回到现实生活的和谐状态。
从这个层面理解，冰心诗歌中关于神的万能论的宗教精神，比之泰戈尔的神人合一论更具有宗教生活的现实意义。
三、神人和一
在“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上，泰戈尔倾向“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的宇宙和谐论。
他的诗歌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那些赞美人向神飞奔的殉道精神。
在泰戈尔看来，要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使灵魂获得抚慰，就必须首先将自己视为坠入深渊的负罪者，肯定自己与“上帝”和“梵”的距离，然后怀着一种卑微的心理，寻求灵魂与神融汇相交。
人生的正路就在于以爱的精神牺牲自己去为人类服务，这才是对抗假恶丑的利器、走向天国的通衢。
这就使得泰戈尔把对于终极、完美、神圣的人生精神体验全部系于一个具有人格与神格的“梵”的身上。
“梵期望我参加他的盛宴，/我已经考虑摒弃我的名望，/令人诧异地抹去额上的吉祥痣，/该动身的时候决不迟疑。”(《最后的星期集――年轻的朋友》)一旦作为神的代言者――“梵”有所召唤，便毫不犹豫地回到神的世界，以一种庄严的态度保持与“梵”的合一，使自我获得圣灵的新生，而世俗心灵的沉沦负疚终于得到轻松的解脱，并被提升到神的崇高境界。
冰心的诗歌中也有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但是与泰戈尔不同的是，冰心更多地借助个人心灵的感受与经验，祈求与期待中的神礻氏、神界相沟通，让神从外在偶像的祭坛上走下来。
冰心认为，象征终极价值与神圣意味的“上帝”不应该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也不是冥冥中的主宰，而是人性与神性合二为一的人类宗教精神的拯救者。
“上帝啊!/即或是天阴阴地，/人寂寂地，/只要有一个灵魂，/守着你严静的清夜，/寂静的悲哀，/便从宇宙中消灭了”(《春水》，第149节)“上帝”是万能的，同时也是孤独的，但是“只要有一个灵魂”与“上帝”一起在心灵深处共同“守着你严静的清夜”，“上帝”便能把所有的人生苦难“从宇宙中全部消灭”。
如果说泰戈尔追求神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我灵魂的神圣崇高，使灵与肉在追踪“梵”的品格境界时得以羽化登天，那么冰心却是通过人性的幻想体验，与“上帝”在灵魂上保持一致，并依凭于神灵的帮助达到解救人类苦难的目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泰戈尔是把“梵”我合一看成是宗教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人性的最后圣化;而冰心则把人与“上帝”的融洽当作一种超于社会的宗教力量，是人类实现自救的神圣理想。
康托尔是德国一名伟大的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康托尔的集合论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康托尔的集合论论文篇1：《基于集合论思想的人性》 摘要：作为人类，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自己，这样才能更加地进步。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人类天性。本文利用集合论的思想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 关键词：人性;理性;社会性;自然性;集合论思想 一、引言 在长期以来的生活中，人类的大脑会在无意识的作用下储存某些事物的信息，由于并没有通过大脑严谨的思考，所以这些信息大部分是外在的，只是事物表面的一些形态特征而已。这些信息并非零散的分布，之间没有联系。而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虽然结构不严谨，可能其中会有错误。但是有时候却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仅依靠这样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有自我意识，需要不断完善，不断进步。依靠这样的意识是不可能看到事物的本质的。 有时候你问某个人为什么，他可能会答道：“凭直觉”。我并不否认直觉所带来的“便利”，但这种“便利”是给自己不去思考事物本质的借口。直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这种意识是在潜意识之下的，这样意识的形成也是要通过长时间的作用。大脑可以自己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完善，但是这个过程相当缓慢。要进步可不能依靠这样的思想。 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减少对这些意识的依赖。因为这些意识都不是通过严谨的思考之后得到的产物，所以用这样的意识去做出一些反应是很容易出错的。这也会阻碍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探索。我们应该挖掘出这样的意识，分析其中的思想结构，将不好的思想去掉，并且把有缺陷的思想不断加强和完善。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更加理性。人就具有这样的性质——理性。因此人类才能进步，文明才能发展。 二、理论分析 假设A={a1，a2，…，an}，B={b1，b2，…，bm}。若A?奂B，则说明A中的n个元素均可以在B中找到，且m>n。反之，说明中的个元素均可以在A中找到，且n>m。若A=B，则说明中的所有元素与B中的所有元素相同，且n=m。如果某一个元素可以在集合A中找到，那么记作a∈A。 结合以上思想，对人与动物进行分析，动物={青蛙，鱼，狗，猫，人，……}，可以看出人是属于动物的，即人动物。并且将这样的集合叫做普通集合，以区分下面所叙述的性质集合。既然青蛙，鱼，狗，猫，人等都属于动物，那么也就是说它们具有共同的性质，比如：没有细胞壁，必须利用现成的有机物获得能量，无叶绿体，能自由移动等。但是人除了这些共同性质之外，还有其他的性质。也就是说，从性质集合上看，动物的性质集合包含于人的性质集合中的。即动物的所有性质，人类均有。我们将性质集合中的元素命名为“属差”，而将普通集合命名为“种”，普通集合中的元素命名为“属”。 如果B的性质集合包含于A的性质集合，那么A和B就具有相同的属差，并且B的所有属差均是A中的属差。属差越多，则性质集合的表述范围就越小，即越受限制。那么B显然比A的表述范围大。说明B可以述说A，即A是B，其中A就是主词，而B就是宾词，则B的所有属差是A的属差。 那么按照上面所说，动物可以表述人，即人是动物。“人”的属差比“动物”的要多，也就是限制的条件要多一些。 有些存在于主体中的事物，其定义是不能用来表述一个主体的。例如：对于白人来说，“白”就依存于身体这个主体，并被用来表述身体这个主体，也就是说身体可以被说成是白的，但是要注意，“白”的定义却不能被用来表述身体。 属和种的属差都可适用于第一实体，种的属差适用于属，所以属和种决定了实体的性质。例如：“人”和“动物”的属差都可适用于个别的人，可以说人是动物，个别的人是人，个别的人是动物。也可以这样想：对“动物”的定义肯定也适用于对“人”的定义，因为“人”是属于“动物”的。所谓的“第一实体”，比如“个别的人”、“个别的老虎”等，是真实存在的个体，并不依存于其他个体。[1] 属差的定义也能适用于属和个体，并且还可以用来表述属和个体。例如：“有脚的”、“有手的”的定义也可以适用于“人”和个别的人。并且还可以说“人”和个别的人是“有手的”。既然属差的定义可以适用于个体，那么属差也就可以决定了个体的性质。而且这些性质都可以用属差表述其个体。 分析到这里，我们应该感觉到有点思路了。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找到这样的属差，然后根据这些属差的定义来表述个体。 但是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个别的人是不是实体呢?因为刚才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属和种决定了实体的性质。也就是这些分析都是以实体作为前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个别的人是不是实体。其实我们从实体最原始，最根本的定义出发，个别的人的确属于实体，因为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不依存于其他主体。 三、结果分析 1.人具有理性：有一篇关于鱼“自杀”的报道。我就在想鱼如何“自杀”的呢?自杀就说明鱼有自我意识，能够自己选择死亡。但科学上表明自然界(这里并不指整个宇宙)中除人类外，其他动物都只有直接意识，而没有自我意识。难道科学不客观?其实并非这样，只不过是媒体的故意渲染而已。鱼只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做出本能的反应，这样的本能就是直接意识，鱼并没有思考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死亡，只是出于本能。那么人与其他动物相比，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有理性。 比如一只老虎饿了，看到食物就会扑上去吃。但是人饿了却不会看到食物就扑上去，而要想想这能不能吃。这就是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理性”是“人”的一个属差。 2.人具有社会性：人处在社会之中，与其他个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信息。进行物质的分享、分割和交换。社会是互动的，不可能是个别的个体所支撑。也就说明我们身处社会，只有聚集起来才能共同完成分享、分割和交换。有人说自己很孤独，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孤独，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孤独。因为人不可能摆脱社会性而存在。可能有人会对刚才我说的“不会有真正的孤独”有意见，他们会说：“既然没有孤独，那么创造这个词不就没意义吗?”孤独只不过是人们的感受，感受并不能反应事物的真实规律。所以我在之前也说过，我们必须放弃一些错误的思想。这样才不会被感觉和表面现象所蒙蔽。 在人类社会这个庞大的群体性活动中，无论是什么简单的活动，都不可避免要与其他个体进行信息传达。这样人类才能发展和繁衍下去。这样说来，动物也应当存在社会性。这显然是肯定的。一些动物也是具有这样的性质的，例如：蚂蚁，蜜蜂等。可见“社会性”也是“人”的一个属差。 3.人具有自然性：人类是自然界中的一员，就不可能不具有自然性。人类的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和自然界交往过程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特征都表现出人的自然性。人类不可能脱离自然性而独立存在。而其他生物也一样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自然性”也是“人”的一个属差。 四、结束语 我们作为人类，有必要去了解自己，这样才能更加地进步。通过集合论的思想来分析人性，是本文的亮点。除了三个性质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性质。在这里由于自己的智慧有限，没有给出更多的性质，但是本文重点是在于提供一个可行的分析 方法 。通过数学的逻辑，会使得分析变得更加严谨和系统化。这是本文做出的大胆尝试。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康托尔的集合论论文篇2：《集合论与第三次数学危机》 数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新教材中，任何一个新概念的引入，都特别强调它的现实背景、数学理论发展背景或数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知识发展水到渠成。所以特别希望在教学中能不时渗透数学史的相关知识，充分发挥和利用数学史的 教育 价值，使学生通过了解数学史，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理解数学、感悟数学。 一、集合论的诞生 一般认为，集合论诞生于1873年底。1873年11月29日，康托尔(，1845-1918)在给戴德金(JuliusWilhelmRichardDedekind，1831—1916)的信中提问“正整数集合与实数集合之间能否一一对应起来?”这是一个导致集合论产生的大问题。几天后，康托尔用反证法证明了此问题的否定性结果，“实数是不可数集”，并将这一结果以标题为《关于全体实代数数集合的一个性质》的论文发表在德国《克莱尔数学杂志》上，这是“关于无穷集合论的第一篇革命性论文”，在其系列论文中，他首次定义了集合、无穷集合、导集、序数、集合运算等，康托尔的这篇 文章 标志着集合论的诞生。 二、集合论成为现代数学大厦的基础 康托尔的集合论是数学史上最具革命性和创造性的理论，他处理了数学上最棘手的对象——无穷集合，让无数因“无穷”而困扰许久的数学家们在这种神奇的数学世界找回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它的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了代数、拓扑和分析等许多数学分支，甚至渗透到物理学等其他自然学科，为这些学科提供了奠基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没有集合论的观点，很难对现代数学获得一个深刻的理解。 集合论诞生的前后20年里，经历千辛万苦，但最终获得了世界的承认，到了20世纪初，集合论已经得到数学家们的普遍赞同，大家一致认为，一切数学成果都可以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之上了，简言之，借助集合论的概念，便可以建立起整个数学大厦，就连集合论诞生之初强烈反对的著名数学家庞加莱(JulesHenriPoincaré，1854-1912)也兴高采烈地在1900年的第二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宣布：“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今天，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然而，好景不长，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是有漏洞的!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数学大厦的基础出现了漏洞，对数学界来说，这将是多么可怕啊! 三、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悖论导致第三次数学危机 1903年，英国数学家罗素在《数学原理》一书上给出一个悖论，很清楚地表现出集合论的矛盾，从而动摇了整个数学的基础，导致了数学危机的产生，史称“第三次数学危机”。 罗素构造了一个所有不属于自身(即不包含自身作为元素)的集合R，现在问R是否属于R?如果R属于R，则R满足R的定义，因此R不属于自身，即R不属于R。另一方面，如果R不属于R，则R不满足R的定义，因此R应属于自身，即R属于R，这样，不论任何情况都存在矛盾，这就是有名的罗素悖论(也称理发师悖论)。 罗素悖论不仅动摇了整个数学大厦的基础，也波及到了逻辑领域，德国的著名逻辑学家弗里兹在他的关于集合的基础理论完稿而即将付印时，收到了罗素关于这一悖论的信，他立刻发现，自己忙了很久得出的一系列结果却被这条悖论搅得一团糟，他只能在自己著作的末尾写道：“一个科学家所碰到的最倒霉的事，莫过于是在他的工作即将完成时却发现所干的工作的基础崩溃了。”这样，罗素悖论就影响到了一向被认为极为严谨的两门学科——数学和逻辑学。 四、消除悖论，化解危机 罗素悖论的存在，明确地表示集合论的某些地方是有毛病的，由于20世纪的数学是建立在集合论上的，因此，许多数学家开始致力于消除矛盾，化解危机。数学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希望能够通过对康托尔的集合论进行改造，通过对集合定义加以限制来排除悖论，这就需要建立新的原则。 在20世纪初，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1908年由数学家策梅洛(Zermelo，ErnstFriedrichFerdinand，1871～1953)提出的公理化集合论，把原来直观的集合概念建立在严格的公理基础上，对集合加以充分的限制以消除所知道的矛盾，从而避免悖论的出现，这就是集合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公理化集合。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此之前，危机的制造者罗素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层次的理论以解决这个矛盾，又称分支类型化。不过这个层次理论十分复杂，而策梅洛则把这个方法加以简化，提出了“决定性公理(外延公理)、初等集合公理、分离公理组、幂集合公理、并集合公理、选择公理和无穷公理”，通过引进这七条公理限制排除了一些不适当的集合，从而消除了罗素悖论产生的条件。后来，策梅洛的公理系统又经其他人，特别是弗兰克尔()和斯科伦()的修正和补充，成为现代标准的“策梅洛——弗兰克尔公理系统(简称ZF系统)”，这样，数学又回到严谨和无矛盾的领域，而且更促使一门新的数学分支——《基础数学》迅速发展。 五、危机的启示 从康托尔集合论的提出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数学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都与康托尔的开拓性工作密不可分，也和数学家们的艰辛努力密不可分。从危机的产生到解决，我们可以看到，数学的发展跟提出问题和面对困难是离不开的，期间要经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但是只要坚持，终会走向成功。 矛盾的消除，危机的化解，往往给数学带来新的内容，新的变化，甚至革命性的变革，这也反映出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历史性动力的基本原理。正如数学家克莱因(FelixChristianKlein1849-1925)在《数学——确定性丧失》中说：“与未来的数学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可疑，将取代过去的确定性和自满，虽然这次悖论已经找到解释，危机也已化解，但是更多的还是未知，因为只要仔细分析，矛盾又将会被认识更为深刻的研究者发现，这种发现不应该被认为是‘危机’，而应该感到，下一个突破的机会来到了。”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必修1》教师教学用，人民教育出版社 2.胡作玄，《第三次数学危机》 康托尔的集合论论文篇3：《模糊集合论视角下的隐喻》 【摘 要】本文从模糊集合论的角度出发，研究隐喻解读过程中的逻辑真值问题，揭示出隐喻的模糊性是固有的，客观的，对人类认识世界以及进行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模糊集合论;隐喻;文学创作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客观事物自身范畴的模糊性、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不同的话语语境均会导致模糊语言的形成。模糊集合论从诞生伊始，便开始了与诸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与语言学的结合使得我们在语义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视角。隐喻作为一种特殊的语义现象，其解读过程显现出模糊语言的特点。隐喻的模糊性反映出人类的潜逻辑规律，是客观的，隐性的，它不仅是人类心理范畴化的结果，也是人类模糊思维的产物，所以模糊集合论为我们研究解析隐喻开辟了新的窗口[1]。 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札德受语言模糊性的启发在《信息与控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模糊集合》，最早提出了“模糊集合论”的概念。传统的集合论强调，任何一个集合的成员要么属于它(隶属度为1)，要么不属于它(隶属度为0)，只有两种真值情况[2]。但是如果对自然界中的诸多对象进行分类，我们经常会找不到能够精确判定其身份的依据。所以， 札德在论文《模糊集合》中对模糊集的定义为： 设X是由点构成的一个区间， 区间内的类属性元素用x表示， 即X ={x}。在区间X中，模糊集A由具有构成该集合元素属性的隶属函数fA(x)表示。该函数与区间[ 0， 1 ]内的任一实数相关联，此对应值表示x所具有的构成A的资格程度。如果区间内设置两个临界点， 即0 <β <α < 1， 那么我们就会获得一种三值逻辑： 如果fA(x) ≥α， 则x属于A;如果fA(x) ≤β， 则x不属于A; 如果隶属函数fA(x) 所表示的值位于α和β之间，则x具有一种相对于A的中间状态。模糊集合论之所以适用于语言研究，是因为语言范畴实际上就是某一个论域中的模糊集合。某一范畴中所有成员共有的典型属性构成此范畴的核心部分，它相当于集合的定义，这部分是明确的，清晰的;相比较而言，范畴的边缘却是模糊的，很难对其进行明确地界定，此部分相当于集合的外延，也就是构成该集合的所有元素。传统集合论实际上是二值逻辑，一个命题，即一个表达明确意义的陈述句，其真值只能是真(记作“1”)，或者是假(记作“0”)，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例如“汤姆是名学生”这个命题，只允许取值“1”或“0”。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 句子 中的“学生”加个修饰词，变成“好学生”，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好”是个模糊概念，其内涵容易辨认，外延却不明确。对于这样的命题，如果用传统的集合论就很难判断其真值。基于二值逻辑的缺陷，札德提出了“隶属度”的概念。即对于像“好”、“坏”这样的模糊概念的集合，规定其成员对该集合的隶属程度，可以取闭区间[0，1]内的任何实数值。模糊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多值逻辑，这使得模糊集合论在研究隐喻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模糊集合论为隐喻真值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隐喻的理解有赖于对两组不同范畴的特征的识别，如果我们要把“A is B”视为隐喻，而非字面意思，那我们就需要确定A和B的所指。句法，语义以及语境都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其含义，但是最终还是意义的解读决定对相似属性和不同属性筛选的结果 [3]。要想理解隐喻所指双方语义属性的比较过程，我们可以求助于模糊集合论的概念。通过模糊不同集合的界限，隐喻所指某一集合的属性可以部分的与其他集合的属性相结合，进而克服精确定义所带来的阻碍。从语言的表层结构来看， 隐喻的本体集合与喻体集合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运用模糊逻辑的开放性原理， 就可以对这两个不同集合中的属性进行对比区分， 找到相互类似的属性以及不具有可比性的属性。 以莎士比亚名句“Juliet is the sun.”(朱丽叶是太阳)为例： “太阳”是无生命语义标记的子集， “朱丽叶”是有生命语义标记的子集。由于这个隐喻指出了太阳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与朱丽叶对于罗密欧的重要性之间的相似性，相关元素属性的隶属函数是一个小于1的值，使得此隐喻带有较强的启示力和暗示性。一般来讲，根据逻辑真值，可以把隐喻分为epiphor(表征性隐喻)与diaphor(暗示性隐喻)。威尔赖特( P. Wheelwright)在1962年出版的《隐喻和现实》(Metaphor and reality)中指出epiphor 的基本功能在于表达(express)， 而diaphor的主要作用是暗示(suggest) [4]。隐喻所指的并置会引起语义集合的矛盾，所以有些学者把隐喻视为不合语法逻辑的实体。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模糊集合论中三值逻辑来解读隐喻，我们就可以证明它的用法是正当的，合法的。根据扎德的标准， 0 <β <α < 1， 一种三值逻辑的可能性是成立的。如果我们再加入一个中间值γ，区间将变为0 <β <γ<α < 1， 这样三值逻辑就可以扩充为四值逻辑， 其真值分别为： Truth( fA (x) ≥α) 、Falsity( fA (x) ≤β) 、Diaphor (β < fA (x) <γ) 以及Epiphor (γ≤fA (x) <α) 。如果α的值趋近于1而β的值趋近于0， 并且中间区间的集合不包含任何 其它 元素， 那么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二值逻辑。如果隶属函数值介于β到γ的区间，就会产生暗示性隐喻;如果隶属函数值介于γ到α的区间，就会产生表征性隐喻。隶属函数会发生变化，因为很多隐喻由于不断的重复使用，固定了所指之间的关系，暗示性隐喻也就会变成表征性隐喻，如果太过普遍，则会变成死隐喻。由此可见，模糊集合论很好的解释了隐喻解读过程中本体集合与喻体集合的冲突，使得双方在合理的范围内找到交集，而这个交集内的元素属性很可能不是唯一的，这就造成了隐喻解读的多样性与模糊性[5]。 隐喻的本质是模糊了本体集合和喻体集合之间的界限，从而来寻找两个集合的契合点。由于模糊集合论设定了三个区间边界α、β和γ， 并且0 <β <γ <α < 1，这种四值逻辑不仅有助于消除隐喻所指不同集合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而且揭示出隐喻的模糊性实际是固有的，客观存在的。隐喻的模糊性主要是指其解读对语境的依赖性。无论从隐喻的编码，还是解码过程来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同一隐喻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正是隐喻的这种模糊性开启了人类的想象空间，文学作品中好的隐喻总是余音绕梁，让人回味无穷。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隐喻，而在隐喻所创造的模糊世界里，我们非但没有因为模糊而影响生活，反而借用隐喻的模糊性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参考文献】 [1]Earl R. MacCORMAC， METAPHORS AND FUZZY SET[J].Fuzzy sets and systems. 1982(7). [2] Set. Information and (8). [3]安军.隐喻的逻辑特征[J].哲学研究，2007(2). [4]苏联波.隐喻的模糊化认知机制研究[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5). [5]束定芳.论隐喻的基本类型及句法和语义特征[J].外国语，2000(1). 猜你喜欢： 1. 高中数学论文题目大全 2. 关于数学文化的论文范文 3. 数学与哲学的论文 4. 人工智能逻辑推理论文 5. 数学学术论文范文大全 6. 数学论文离散数学
中医语言隐喻特征及翻译策略论文
摘要 :为更好地传播和推广中医及中国文化，译者需在正确理论指导之下进行中医英译。隐喻是中医语言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医英译的一大难点，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追求“最佳关联”和“最佳对等”的翻译效果不仅能忠实阐述中医学概念，更能传达隐含的中国文化。通过分析中医语言隐喻特征，剖析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对中医隐喻翻译的指导作用，旨在探讨这两种理论指导下更高效、更科学和更准确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语言哲学论文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6)03-0551-03
中医语言作为人类抽象思维产物之一具有普遍的隐喻特征。隐喻为中医概念提供了语言形式和帮助认知中医研究对象，关于中医语言隐喻性及其翻译的研究却不多。在众多的理论中，笔者认为源于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和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能很好地指导中医隐喻翻译。鉴于中医语言的隐喻特征和研究现状，为了开辟中医英译方法策略新的研究方向，找出能高效传达中医医学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译法，本文试从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医语言隐喻翻译策略。
1.隐喻概念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则是“传送”，隐喻是指将两种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婉转地表达或映射的方式达到形象比喻的语言行为［1］。隐喻是人类主要认知工具和思维方式，广泛存在于语言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行动以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格式，更是语言中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概括起来即:隐喻是在一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另一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2］。隐喻的要件有三:“彼事物”、“此事物”、两者的关联。其结果为:由关联而生发出来的喻义。
2.中医语言隐喻特征
隐喻本体特征
中医语言隐喻本体是指中医医学方面的内容和概念。人们觉察的身体异样或症状被称为病象。中医理论常运用类比推理的方式，借助于其它事物的内部变化或性质特征对病症加以解释和分析，形成的规律性认识［5］。例如:运用自然界中湿气的隐喻，可以对人体内的一些疾病做出解释。中医术语有“湿胜则濡泻”，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人体内湿气偏胜，出现大便泄泻的病理情况”［6］。
隐喻喻体特征
中医语言隐喻的喻体可分成物象、气象、地象和人象，分别指具体的有形物象、天气现象、地理状象和人的社会生活现象［6］。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从各种动物的外形，动作和习性上找到丰富的喻体。各种生活工具也可以被作为喻体来表达医学概念。用自然现象来解释人体的运行机制，认为人的病痛与这些要素有关。在病症描述和诊断上也常用地理名词，如位置和地貌来表述病症位置及其相应的特点，人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可隐喻为人体部位的关系和相关功能［5］。
隐喻喻底特征
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联系要通过一定的喻底才能建立。喻底作为本、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建构的基础。中医语言中隐喻通过各种相似性构建联系即表明喻体特征又说明本体功能，中医语言常将各种相似性联系起来构造隐喻［6］。
3.关联理论与功能对等理论
关联理论属于认知语用学理论范畴，但其作用不只局限于语用学领域。许多翻译理论和模式受其影响而发展，在西方翻译界日益受到重视。翻译研究中引入关联理论已经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关联理论的核心内容为:运用推理，通过语境来寻找关联才能正确理解自然语言。正确认知和理解自然语言是在翻译中达到语用等效的重要前提。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活动，可以理解为“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理解和表达的有机统一贯穿于翻译的整个过程［4］。关联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有很强的解释力，能对其进行解释和指导，而翻译活动可以加深对关联翻译理论的认识。Nida提倡的“动态对等”和Newmark倡导的“交际翻译”都表示语用翻译实质上是一种功能对等翻译。功能对等理论强调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等同于原文的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正确认知和理解源语语是功能对等翻译中的等效前提，这与关联理论的关联和推理是一致的`［2］。功能对等理论中的“最佳对等”和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关联理论与功能对等理论的结合，可以整合翻译的双重含义———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为系统、科学、有效的中医语言隐喻翻译提供强坚实理论保障［3］。
4.中医隐喻翻译
对隐喻的认知及翻译决定了中医知识和文化传达的效果。笔者认为关联理论能帮助译者推断出源语中的隐含，对读者认知能力提出语境假设，选择正确语境信息，将隐含明示给读者，让其从中推导。等效翻译理论要求用最贴切、自然的译文对等再现源语信息，解决中医翻译中语言处理等方面问题［8］。等效翻译不仅将中医医学信息最大量地传递给西方读者，而且将中医中包含的文学、哲学、文化等方面因素尽可能地呈现出来。
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中医隐喻翻译
关联理论与中医翻译关联理论把言语交际定义为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认知活动。认知语境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交际双方必须互明彼此的认知语境来正确理解交际的意图，接受逻辑信息、词汇信息和文化信息。简单的字面翻译并不能有效传达中医语言中暗含的中医特有文化信息，译者必须准确把握中医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图式，选择适合目标语读者的表达方式，帮助其找到与中医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性，达到最佳语境效果。中医英译追求的不仅是中医语言的文学翻译，更是传达其文化信息的科技翻译。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为读者提供的最佳语境效果、译文与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中医隐喻翻译策略隐喻翻译要实现语言形式转换，更要正确映射和整合语言形式背后隐藏的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因素。中医语言具有辨证论治的科学性和文学欣赏的古雅性。中医要始终保持其科学性，中医英译也不可忽视其中博大文化内涵。人们用生活劳动中观察到的现象和感悟的道理阐释陌生、深奥的中医医学理论，造就了中医学隐喻性语言［7］。因此，译者需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来实现中医英译中内容与形式、语言与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和统一性。(1)描述喻体、简单直译:人类相同生理构造和对自然界变化的经历和体验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表达有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模式，人类具有“共有的非文化知识”，不同民族对自然相似的认知并不是相互学习所获得的［13］。鉴于此，笔者认为应按照源语篇章中源域和目标域的位置顺序来翻译译语篇章中的源域和目标域，实现位置完全对应的关联映射。因此，精确描述原隐喻形象和文化特色以丰富和完善译语表达。例如:“雀啄脉”译为“sparrow－peckingpulse”。西方读者了解麻雀进食的动作，他们看到这个译名时，可以将麻雀进食的动作这一信息关联映射到一种脉搏跳动的外在特征上，很容易理解中医隐喻认知和概念，达到最好的语用效果。类似的例子还有:“蜘蛛胀”译为“spider－likedisten-tion”;“弹石脉”译为“stone－flickingpulse”;“五更泄”(鸡鸣泄)译为“morningdiarrhea(cock－crowingdiarrhea)”。(2)注重文化、合理意译:文化的空缺和错位是语言之间存在的普遍现象，翻译中往往注重保留文化意象的深层含义而丢失其表层含义［7］。中医隐喻翻译要求在目标语中找到与源语信息的最佳关联。如果一味强调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读者却无法找到交际线索，故不能达到最佳关联性。笔者认为可以使用意译，对读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假设，将源语语言形式适当修改，力求把词汇隐含传达给读者，达到对隐喻更好的认知和理解。例如:“提壶揭盖”若翻译为“liftingthejarandtakinga-waythelid”，虽忠于原文语言特征，但西方读者却不能理解其含义，更无法掌握其中蕴含的中医思想。故要将此观点映射到西方文化和认知的同等层面上。可以译为“openingthelungqitotreatconstipationordysuria”，这样西方读者可以领悟出它是指“用宣肺或升提的方法通利小便”的一种隐喻。第一种译法违背了关联理论中话段必须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让读者自然做出最佳关联的原则，而第二个译法揭示了隐喻内涵，让读者接收到源语的意义隐含，达到意义所指的最佳关联，保留了原文认知效果的相似性(3)类比推理、增译补偿:中医语言有大量病理治则类隐喻，大部分是由中国古代哲学等理论类比推理得来，因此本体认知都具有间接性、抽象性及明显的心理相似性［11］。单纯直译这类隐喻使西方读者很难在他们已有的认知世界里找到相关信息进行关联和推理，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使用文内补偿来増译，更明确地表达内容和阐释隐喻。例如:“青蛇头”(肿胀如青蛇头状的痈疽)如译为“bluesnakehead”，读者无法理解源语文本内涵;如只译为“ulcer”又丢失源语隐喻特征。最佳译文应为“snake－head－likeulcer”，其中，“snake－head－like”是直接翻译喻体，但又增加“ulcer”一词可以指明实际的病症是“痈疽”。同样地，“龟背”(脊高如龟的佝偻病)应译为“turtle－back－likerickets”;“白虎历节”(游走性关节痛)应译为“acutear-thritis，，“蛇身”(生于皮肤之上状如蛇皮的癣疾)应译为“snake－skin－liketinea”。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中医隐喻翻译
功能对等理论与中医翻译中医语言医哲交汇，言简意赅，善用修辞，文化浓厚，中医英译常会出现文化负载词、文化休克及文化缺省等问题，增加了翻译难度，使译者无法将中医名词术语忠实、客观、简洁地呈现给读者［9］。功能对等理论强调功能对等，意指任何翻译语言因素，化解译文应侧重于源语还是目标语的长期分歧，强调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读者的理解和感受，区别于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理论。中医隐喻翻译策略翻译旨在完整、准确、充分、通顺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读者能利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来理解原文所传达的信息和含义，包括思想内容、感情、风格等。在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指导下，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可以解决中医隐喻翻译中许多难题，准确再现中医语言信息及文化内涵。(1)术语西化、概念对等:中医隐喻英译可以对照西医概念，转述术语、行话，通俗、形象地表述中医概念，使用西医中对等概念的通俗表述。如果生硬地移用术语，往往会弄巧成拙。例如:表病症的词“虚亏”、“阴阳失衡”、“不足”若译为“unbalanced”或“deficiency”，西方读者无法明白这一病症的实质含义，可译为“abnormal/morbidcondition”或“abnor-mality/dysfunction”(失调状态);含义浅白、指称直截了当。关于治则、治法的术语“平衡阴阳”、“固本培元”不能译为“balanceYinandYang”，可译为“helprecover”或“restorenormalcondition”或“strengthenresistance”。这种译法既简单明了，又通俗易懂。(2)词汇转化、意义对等:中医语言简意赅，通常用几个字就能清楚表达一种病症或治疗方法，甚至一种理论，但英译后的表述却难觅这种特征，若直接按中文字面意思翻译会让西方读者难以理解其确切含义。例如:“黄疸”若译为“yellowinface”，这只是突出这种病症在人体的外在表象，不妨可借用西医术语译为“juan-dice”。因此，“白喉”译为“diphtheria”而非“whitethroat”;“大汗”和“眼花”分别译为“profusesweating”和“blurredvi-sion”这样就极大提高了译语的规范化程度。不能将中医用语机械性的逐字翻译，需找出西医术语中概念对等的词汇和表述。(3)概念转化、文化对等:中医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反映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在英译时要深刻体会、理解其中文化内涵，准确选择译文词语，力求传达文化隐含，让读者能从其本土文化中找到对等概念。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14］，此处的“贼风”若译为“thiefwind”，西方读者会理解为“风”自然现象，忽略了文化和语言差异，应该通过具体语境，领会原语中的意义，将其译为“pathogenicfactors”(致病因素)。
5.结语
中医英译要特别注意对中医语言隐喻特征的把握和翻译，而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翻译显得尤为关键。在对中医隐喻进行翻译时，译者要深入了解源语和译语之间在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因素上的差异，找出喻本、喻体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还要对读者的心理期盼与认知环境做出正确判断，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将原文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读者，使译文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达到最佳关联。功能对等理论能让译者从整体把握、感悟原作，发挥想象去感受意境，借助主体的直接经验去发掘原作内在、隐蔽的因素，从而找出与原文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和表达方式让译文语义更明朗，表述更精确，从而真正实现“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
论文选题是按一定价值标准或条件对可供选择的课题进行评价和比较并对研究方向、目标、领域和范围作出抉择的过程，是决定论文内容和价值的关键环节。这里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论文选题供大家进行参考：1、从语用学视角看汉英口译中的语用失误2、英语心智谓词的模糊性及其语际语用发展研究3、英语科技术语的词汇特征及翻译4、Moment in Peking中异国形象之汉译5、中医典籍中“气”的源流与翻译探析6、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的翻译观--以英译《海上花列传》为中心7、二语习得视觉化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8、晚清以降的中国佛典英译高潮9、基于降维法的译者风格研究10、中国英语口音研究述评11、口译中视角转换的语用原则12、模因理论指导下的汉语歇后语英译13、本土英语教学法：流派、体系与特色14、《骆驼祥子》三个英译本中叙述话语的翻译--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15、基于语料库的“人生”隐喻英汉对比研究
一、英语语言学毕业论文题目： 1、中西语言方式对比 2、 词汇学 3、 近代英语语言的衍变 二、 英语语言学课程由三个知识模块组成:理论启蒙、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理论启蒙模块内容涉及英语的词汇知识、语音知识、语法知识、修辞知识、语体知识
结构哈：首先对于自己要提出的问题中的词汇要进行解释，然后将整个命题字面意思解释。这样当已经让读者明白你想论证的东西后，以你自己的思路来提出问题（即你想论述的方向）来引导读者跟上你的步子和方向走。接下来需要论证你的思路，或者说在开始的时候你给出的命题。按照你提出的方向进行收集资料建立自己的论据库，进行分析自己的命题，按照你自己的思路方向进行解破。最后在你的论据方向下达到水到渠成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一定一定是必须的‘解决问题’，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提出问题这样的论文也大有存在，换而言之，通篇你只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明白了吗？命题解释（隐喻，广告，隐喻如何在广告中出现）提出问题（隐喻在广告中的作用应该是怎样的=论述方向）解释问题（收集论据，证明论述方向，根据问题的方向角度分类等进行论述，这是主体）结论（根据论述得出你的论述方向上让大家认可的结论）学习顺利！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什么是隐喻、隐喻的目的、意义，2、什么是广告、广告的目的、作用，3、广告表现形式的分类：直接式、间接式等表现形式和效果，以及优劣，4、隐喻和广告间接表现形式的密切关系及典型案例，隐喻背后的民族文化和艺术性，5、隐喻与广告结合的市场要求、市场前景、市场效果和效益。每个问题细分下去，进行提问式推理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