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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先秦（公元前221年）时代，“帝居”或“民舍”都称为“宫室”；从秦汉(公元前后200年)起,“宫室”才专指帝王居所,而“第宅”专指贵族的住宅。汉代规定列侯公卿食禄万户以上、门当大道的住宅称“第”，食禄不满万户、出入里门的称“舍”。近代则将宫殿、官署以外的居住建筑统称为民居。中国木构架体系的房屋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萌芽。公元前5000～前3300年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反映出当时木构技术水平。公元前第 5千纪的中国中西部的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显示了当时村落布局和建筑情况，说明依南北向轴线、用房屋围成院落的中国建筑布局方式已经萌芽。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现存的民间住宅类型，可归纳为下列六类一、木构架庭院式住宅 二、“四水归堂”式住宅三、“一颗印”式住宅 四、大土楼五、窑洞式住宅 六、干阑式住宅下举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居的影响中国北方的传统民居，总的特点是以院落（或天井）为核心，依外实内虚的原则和中轴对称格局规整地布置各种用房。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水平最高，也最为典型，是中国汉族传统民居的优秀代表。礼"的核心是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四合院的居住秩序受儒家礼制思想的影响，严格区别内外，尊卑有序，对外隔绝却有天地。 "礼"是儒家为维持封建社会人际关系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其核心思想就是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四合院就是一种体现了礼制思想的民宅.国人在建筑空间安排上，形成了中为尊，两侧为卑；北尊南卑；左尊右卑；前尊后卑体系。四合院中，北房的中间是客厅或祖堂，东次间是长辈卧室，西次间是主人的卧室。东、西厢房由晚辈居住，长子夫妇居东，次子夫妇居西。南房做外客厅、书斋。厢房与南房设垂花门及矮墙，隔绝内外，形成内外院，妇女不出内院，外客不进内院。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罩楼，住未出嫁的女子或女佣，或做为杂用房间。四合院的门窗一致开向院里，门里门外都设有屏风或者影壁，外面看来相当封闭，里面的生活却自成体系。它突出长辈与晚辈、长子与次子、男人与女人的地位差别，体现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别"、"主仆有别"的特点。四合院平面图与功能分析方位与功能：乾 坎 艮兑 中宫 震坤 离 巽外院横长，大门开在前左角即东南角，进入大门，迎面在外院东厢房的山墙上筑砖影壁一座，与大门组成一个小小的过渡空间。由此西转进入外院。大门之西正对民居中轴的南房称"倒座"，作客房，外院还有男仆室及厨、厕；由外院通过一座垂花门式的中门进入方阔的内院，即全宅主院。北面正房称"堂"，大多为三间，饰彩色"的规定。正房开间和进深尺寸都比厢房大，故正房左右接出耳房，由尊者长辈居住。厢房是后辈们的居室。正房、厢房朝向院子都有前廊，用"抄手游廊"把垂花门与这三座房屋的前廊连接起来，可以沿廊走通，不必经过露天。开在前左角的民居大门称"青龙门"，按后天八卦，北为坎，东南为巽，故宅门的此种布局称坎宅巽门，按风水观念认为是吉利的。宅门都是一间，按大小和规格又有数种：如广亮大门等级最高，进深大，门扇安在中柱一线，前后各有一个空间，前部空间两侧设守门人条凳，额枋下有雀替；金柱大门较小，门扇前移，安在金柱（即老檐柱）一线，门前空间也较小；蛮子门更小，门扇更前移，安在外檐柱一线，门前没有空间（图四）。以上三种都用在官宦人家。再小的是如意门，有的面阔只及半间，门扇也在外檐柱，用在虽非官宦而相当殷富的人家。最小的是墙门，没有进深，门上有小屋顶，或模仿西洋建筑砌通天柱从外院进入内院的中门，通常是一座称为垂花门的小门屋，施悬山"勾连搭"顶（即前后两个双坡顶相接），造型玲珑，相当华丽，预示由此进入内宅，丰富了内外二院的景观（图六）。 北京四合院庭院方正，是为冬季多纳阳光。冀南和晋陕豫等地，夏季西晒严重，院子变成南北窄长，以减少阳光。西北甘肃、青海，风沙很大，院墙加高，称为"庄窠"。东北土地辽阔而气候寒冷，为更多接纳阳光，院子常十分宽大，宅墙内空地甚多。各地的四合院，适应家居生活的需要，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北京四合院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四合院的营建是极讲究风水的，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水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此外，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四合院民居形式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进入庭院，尤如步入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本文试图从乡土社会而不是从“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求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本文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小共同体本位论质疑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被视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传统乡土社会，目前流行的主要有两大解释理论：一为过去数十年意识形态支持的“租佃关系决定论”，这一理论把传统农村视为由土地租佃关系决定的地主——佃农两极社会。土地集中、主佃对立被视为农村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农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基础，阶级矛盾也成为阐释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概念。笔者前已指出(秦晖、苏文，1996)，这种解释模式存在着严重问题。而另一种解释模式，我们可称之为“乡土和谐论”。它在1949年以前曾与“租佃关系决定论”互为论敌，而在这以后由于非学术原因它在大陆消失数十年，改革以后才得以再传承1949年以前学统和引进外部(港台及海外汉学)理论的基础上复兴。然而有趣的是：此时它已不以“租佃关系决定论”为论战对手，而成了从“新保守”到“后现代”的各种观点人士排拒“西化”的一种思想武器。这种解释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在此种温情纽带之下的小共同体是高度自治的，国家政权的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传统乡村只靠习惯法与伦理来协调，国家很少干预。传统乡村则被认为是家族本位的(并以此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个人本位)。儒家学说便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它以“家”拟“国”，实现了家国一体、礼法一体、君父一体、忠孝一体。于是儒家又被视为“中国文化”即中国人思维方式及行为规则的体现，它所主张的性善论、教化论、贤人政治、伦理中心主义等则被看作是中国特色之源。从这套解释出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引伸：有人从这种“乡村自治传统”看到了中国的“小政府大社会”和中国传统比西方更“自由主义”(盛洪，1996)。有人则相反，从乡土中国小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中看到了克服“西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之弊的希望，并期待“乡土中国的重建”会把人类引入“后现代”佳景(甘阳，1994)。有人以根据这种小共同体伦理自治说创作出来的“山杠爷”之类形象为论据证明“西方的”法治不适用于中国，我们的社会秩序只能指望“本土文化资源”培育的伦理权威(朱苏力，1998)。还有人以“村落传统”说来解释人民公社，认为“温情脉脉的自然村落”是中国传统“长期延续的关键”，人民公社制度体现了突破这一传统而走向“现代化”的努力，并付出了当然的“代价”；但1958年的“大公社”对“村落”的破坏“过分”了，引起了灾难，后来的“队为基础”则向“村落传统”作出了让步，因而使公社得以正常运作20年云云(张乐天，1998)。总之，强调村落、家庭(宗族)等小共同体的自治(相对于国家的干预而言)与和谐(相对于内部的分化而言)，并将其视为不同于“异文化”的华夏文明特性所在，是这些看法的共同点。应当说，这种“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观”之复兴有相当的合理性。首先，若与1949年以后的农村体制相比，传统中国国家政权对农村社区生活的控制能力确实弱得多；而与历史上的王朝强盛期相比，小共同体本位论者所集中考察的晚清、民国又是末世、乱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也未必能达到强盛王朝的水平。其次如果抽象地谈村落、家族的小共同体凝聚力也不是不可以，任何时代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所依附都是可以设想的。与改革前的“唯阶级关系论”相比，如今谈论对家族、村落的认同至少是看到了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多样性，这自然是个进步。但在文化形态论的意义上讲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本位、把它视为区别于异文化的中国特征，并用它来作为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主要基础，则是很可质疑的。首先，“乡村和谐论”比“租佃关系决定论”更无法解释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现象，即过去称为“农村战争”的周期性超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因为如果传统乡村的内部关系真是那样温情脉脉，而乡村外部的国家权力又只能达到县一级而无法干预乡村生活，那种社会大爆炸怎么可能发生?退一步讲，即便乡村内部关系存在着紧张，如果真是社区自治，国家权力无法涉及，爆炸又怎能突破社区范围而在全国水平上发生?更何况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爆炸通常根本不是在社区内发生然后蔓延扩散到社区外，而是一开始就在“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爆发，然后再向社区渗透的。汉之黄巾“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至为典型。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路径浅析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路径浅析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愈加重要，日渐成为乡村振兴和扶贫富民的新渠道。里口山村依托独特的杏花资源，发展乡村旅游，通过科学规划，实施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建立工友创业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系列举措，成功打造了“十里杏花谷”特色旅游品牌，成为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和样板。本文通过对里口山村进行个案调查，对其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进行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
乡村旅游；乡村振兴；里口山村；个案调查
1、研究区概况
里口山村隶属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地处烟台市和威海市之间，南依昆嵛山脉，距昆嵛山旅游区约11公里，距养马岛旅游区约12公里，紧依烟威公路，与牟平高铁站、高速路口、蓬莱机场等处于1小时交通圈内，交通条件优越，区域位置独特。全村共203户，342人，耕地570余亩，山岚7000余亩，杏园100余亩，杏树15000余棵。该村已有300多年杏树种植历史，每年清明节前后，杏花盛开花深似海，延绵10余里。
2、里口山村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路径实践
科学规划布局
坚持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根据本村特色，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聘请专业设计公司，进行科学规划布局，制订了依托本村十里杏花资源，建设“一条大道、三个片区”的规划方案，即修建一条杏花观赏大道，规划“百户民宿、千亩现代农业、万亩生态山林”3个特色产业片区，同时挖掘村内古泉、金鱼池等人文景观，以杏花大道为轴，四向拓展，大力发展健康养生旅游产业，扩大旅游业发展半轴，打造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规划格局。
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里口山村挖掘本村独特区位优势和杏花资源，争取上级政府支持，将该村纳入牟平区美丽乡村示范片区，根据村庄规划，分步实施村庄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改善村庄环境，发展绿色生态产业，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基础。最具代表性的是投资270万元，在牟平区乡村率先实施了一体化污水处理项目，铺设300毫米混凝土主管道3460米，110毫米PVC支管2800米，75毫米PVC支管3800米，建设适合旅游景点、小城镇污水处理的MBBR工艺污水集中处理站3处，日处理污水量达50立方米/天，能够满足本地村民生产生活和民宿旅游业发展污水处理需求。项目的实施改变了乡村传统污水处理模式，为村庄污水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提供了科学、高效的解决方案，在全区起到了示范作用。里口山村先后争取上级和社会资金2000多万元，清理整治河道2400米，建设3处拦河坝，扩大河道蓄水能力，因水制宜打造水面相连、水绿相依的'河流景观带，开发休闲垂钓等旅游项目；建成2处大规模的游客服务中心，可同时容纳300人进餐；规划设计3个中国庭院建筑，打造富有生活气息和历史底蕴的人文景观；逐步实施了村庄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实施完成的700亩高标准农田滴灌等农业项目，为农业观光采摘游提供了条件；为方便游客停车，新修建停车场2个，新修建的杏花观赏大道，直通G228国道，使该村交通条件更加优越，旅游观光更加便捷，加之独特的区位优势，为短途游、近郊游提供了绝好的便利条件。通过对以污水处理为代表的村庄基础设施和以杏花观赏大道为代表的旅游设施进行改造和建设，里口山村更加整洁，旅游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大提高了村庄的旅游吸引力，进而带动了该村经济等各产业的发展。
建立“工友创业园”
带动增收致富里口山村在区总工会指导下，充分利用本土特色乡村资源，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为当地村民创业就业创造机会，以“培、联、创、扶”为核心理念创新建立“十里杏花谷工友创业园“，完善工会组织建设，实施企业民主管理，创造和谐企业劳动关系和干事创业氛围，以旅游业为基础，推进工友创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帮扶农民增收致富。一是通过“培”提升技能。工友创业园加大农民、工友培训力度，定期开设“农民大讲堂”，组织乡土人才现身说法，聘请专家教授现场辅导并深入田间地头、送学上门，组织农民工到威海、招远、寿光等地考察调研，开阔了工友眼界，提升了创业技能。二是通过“联”抱团发展。工友创业园结合自身特色，优化产业结构，引领杏林湖酒业股份公司、24小时保鲜水股份公司、新希望土地股份公司、健康养生旅游股份公司等本园企业利用当地优势资源，抱团发展，开启“1+1＞2”模式，带动更多的人创业就业，因杏融合，促进了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三是通过“创”提质增速。在工友创业园的带动下，充分依托当地杏花资源，创新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健康养生旅游产业，通过举办旅游赏花节、甜杏丰收节等节庆文艺表演活动，吸引游客前来赏杏花、踏青、游玩，发展绿色生态旅游，打响“十里杏花谷”旅游品牌，使该村发展成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十里杏花谷”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世博年最佳乡村旅游节”“好客山东最美乡村”，乡村旅游业出现质的飞跃。四是通过“扶”增收致富。工友创业园切实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孵化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引导社员自愿入股，上不封顶，扶持每户社员200元原始股；残疾人、低保、贫困户、五保户每户在享受自己的资产资源收益分红和社员原始股之外，由创业园为每户垫资300元作为扶贫股，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助力精准脱贫。里口山村工友创业园的创业扶持计划依托本村旅游特色，既坚持了公平自愿的原则，又兼顾了特殊人群，展示了里口山村共同致富、精准脱贫的创业风貌；建立的多个产业、公司在提高村民收入、改善村民生活的同时，也起到了打响招牌、吸引更多游客的作用。乡村旅游发展的工会组织支持、乡土特色守正出新、生态资本支撑，都最终服务乡村旅游发展，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的借鉴。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造乡村旅游产业
里口山村秉承“红色党支部引领，绿色生态发展”的理念，于2015年注册成立了烟台市十里杏花谷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村党支部引领下实行以发展生态产业、带领群众致富为切入点，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采取“村集体+合作社+村民”的模式，合理确定股份，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发展致富。近年来，合作社与滨州医学院、鲁东大学和山东商务职业学院达成合作协议，将十里杏花谷作为三座高校的大学生实习基地和教学实践基地，以学促旅，学旅结合，极大宣传了当地的旅游文化；成立了烟台市第一家山村共享书院——再思书院，收藏图书上万册，供村民和游客免费共享，打造乡村旅游新亮点，2019年书院获得市总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农家书屋”称号；合作社健康养生旅游成果显著，乡村旅游产品杏子酒和蜂蜜已经成功推向市场，农家乐、特色民宿稳步运行，以“杏”搭台，连年举办杏花节、甜杏丰收节，独创“杏”福长街宴，累计接待游客20多万人，每年直接经济收益30余万元，总资产2000多万元，年收入200多万元，带动、扶持150人创业，辐射带动周边镇村村民、农民工1500人就业。总的来说，里口山村合作社会发展健康有序，已经探索形成一条“红色引领、赏杏花景、采生态果、饮农家酒、住农家屋、享农家乐”的生态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3、结语
在里口山村发展过程中，以科学规划布局、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建立工友创业园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造乡村旅游产业为代表的独特路径，对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并进而助力乡村振兴起到了独特作用，使里口山村发展成为了有活力、能复制的乡村振兴典型，对探索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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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与权力及其与文化精神之关系 论文关键词：差序格局宗教权宗族权乡土关系观 论文摘 要：该文论述中国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的结构及传统农村社会的权力——皇权、宗教权、宗族权和绅权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对“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分别进行论述，分析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与权力及其与文化精神之关系，最后得出了农村社会的结构与权力存在于文化精神网络这中的结论。 中国农村是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社会，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中国华北农村》和杨 懋 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均是从文化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乡土中国的权力与文化的关系。而传统的农村社会的结构与权力及其文化精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本文从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与权力 （一）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差序格局 在中国乡村中，存在着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比如各种市场、宗教、宗族以及乡村的一些共同的互惠组织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为:人们生活在由各种宗族、宗教和正式、非正式组织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网络之中。费孝通曾把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的特征表述为“差序格局”，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亲疏，受“血缘”和“地缘”，尤其是“血缘”的影响。 中国农村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在农村，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小国。所以富于伸缩的差序格局使得社会圈子会因为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二）传统农村社会的权力--皇权、宗教权、宗族权和绅权 1.皇权。从根本上看，中央集权国家法律的强制力量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皇权无处不在。但在传统中国的统治中，封建皇权往往只延伸到县一级。 2.宗族权。传统的乡土中国是一个建构在宗族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宗法关系便是基于宗族血统而产生的地域性极强的`一种社会关系。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宗法关系对于个体来讲，是一种非常主要的关系。乡村中的任何一个人总是依靠家族来确立他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下，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3.宗教权。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情结。 中国的宗教，有其独特的形式。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宗教缺乏一种宗教感。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世俗化宗教。它满足的是人们的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在乡土社会，存在一个以多神主义为特征的信仰体系。注重现世的求索动机，是乡土百姓信仰心理的主要特征。 4.绅权。在乡村，作为社会控制的主导力量就是乡绅。中国有一句俗语:背靠大树好乘凉。这句话道破了中国乡村的社会控制的实质。乡绅通过各种文化仪式作为其控制的工具和手段，在一般乡亲眼里，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学识，就是权威和公平的化身。总的说来， 耆 老和“乡贤”或“族贤”的权威或权力主要根植于地方性的传统，但与“乡贤”或“族贤”相比， 耆 老更多地获国家政权的认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组织对传统宗法制度的基本认同。 三、传统农村社会的文化精神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 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但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 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 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 四、结构和权力与文化精神的关系 在国家向乡村延伸的过程中，理性的制度与传统的文化之间都产生了摩擦与融合。权力关系并不源于某一特别的因素，它是多元的，与文化、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当我们看待权力时，我们不能孤立地来认识它。这样一种能力的体现，是通过广泛存在于乡土中国的文化网络来显示的。权力既是一种强制与服从，同时又体现着一定的人际关系、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杜赞奇所理解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做这样一种界定:基于各种传统组织、规范、礼仪所构成的各种网络基础上的一种权威。这种网络，仿佛无影无形，但又实实在在地笼罩着整个乡土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文化网络将帝国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一个共同的框架，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的一般概念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体系连接起来，从而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中权威的产生的基础。 五、结束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由于其地域的相对封闭性，由于封建社会的统治形式的弱化，乡土社会的控制力量实际上存在于各种民间文化形式构成的文化网络，统治权威就出自这个错综复杂的文化网络之中。这种权威或者是卡里斯马型(charisma)的魅力型统治权威，或者是传统型(tradition)的统治类型。这两种权威类型，是依靠个人魅力或者世袭的地位，实际上所依靠的是在乡土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各种草根文化传统，来行使对乡村社区的管理和统治。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 参考文献： [1]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余恩海.中国农民的理性[J].社会科学论坛，2002，(12). [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相关论文查阅： 大学生论文 、 工商财务论文 、 经济论文 、 教育论文 热门毕业论文 ;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路径浅析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路径浅析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愈加重要，日渐成为乡村振兴和扶贫富民的新渠道。里口山村依托独特的杏花资源，发展乡村旅游，通过科学规划，实施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建立工友创业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系列举措，成功打造了“十里杏花谷”特色旅游品牌，成为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和样板。本文通过对里口山村进行个案调查，对其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进行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
乡村旅游；乡村振兴；里口山村；个案调查
1、研究区概况
里口山村隶属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地处烟台市和威海市之间，南依昆嵛山脉，距昆嵛山旅游区约11公里，距养马岛旅游区约12公里，紧依烟威公路，与牟平高铁站、高速路口、蓬莱机场等处于1小时交通圈内，交通条件优越，区域位置独特。全村共203户，342人，耕地570余亩，山岚7000余亩，杏园100余亩，杏树15000余棵。该村已有300多年杏树种植历史，每年清明节前后，杏花盛开花深似海，延绵10余里。
2、里口山村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路径实践
科学规划布局
坚持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根据本村特色，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聘请专业设计公司，进行科学规划布局，制订了依托本村十里杏花资源，建设“一条大道、三个片区”的规划方案，即修建一条杏花观赏大道，规划“百户民宿、千亩现代农业、万亩生态山林”3个特色产业片区，同时挖掘村内古泉、金鱼池等人文景观，以杏花大道为轴，四向拓展，大力发展健康养生旅游产业，扩大旅游业发展半轴，打造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规划格局。
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里口山村挖掘本村独特区位优势和杏花资源，争取上级政府支持，将该村纳入牟平区美丽乡村示范片区，根据村庄规划，分步实施村庄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改善村庄环境，发展绿色生态产业，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基础。最具代表性的是投资270万元，在牟平区乡村率先实施了一体化污水处理项目，铺设300毫米混凝土主管道3460米，110毫米PVC支管2800米，75毫米PVC支管3800米，建设适合旅游景点、小城镇污水处理的MBBR工艺污水集中处理站3处，日处理污水量达50立方米/天，能够满足本地村民生产生活和民宿旅游业发展污水处理需求。项目的实施改变了乡村传统污水处理模式，为村庄污水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提供了科学、高效的解决方案，在全区起到了示范作用。里口山村先后争取上级和社会资金2000多万元，清理整治河道2400米，建设3处拦河坝，扩大河道蓄水能力，因水制宜打造水面相连、水绿相依的'河流景观带，开发休闲垂钓等旅游项目；建成2处大规模的游客服务中心，可同时容纳300人进餐；规划设计3个中国庭院建筑，打造富有生活气息和历史底蕴的人文景观；逐步实施了村庄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实施完成的700亩高标准农田滴灌等农业项目，为农业观光采摘游提供了条件；为方便游客停车，新修建停车场2个，新修建的杏花观赏大道，直通G228国道，使该村交通条件更加优越，旅游观光更加便捷，加之独特的区位优势，为短途游、近郊游提供了绝好的便利条件。通过对以污水处理为代表的村庄基础设施和以杏花观赏大道为代表的旅游设施进行改造和建设，里口山村更加整洁，旅游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大提高了村庄的旅游吸引力，进而带动了该村经济等各产业的发展。
建立“工友创业园”
带动增收致富里口山村在区总工会指导下，充分利用本土特色乡村资源，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为当地村民创业就业创造机会，以“培、联、创、扶”为核心理念创新建立“十里杏花谷工友创业园“，完善工会组织建设，实施企业民主管理，创造和谐企业劳动关系和干事创业氛围，以旅游业为基础，推进工友创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帮扶农民增收致富。一是通过“培”提升技能。工友创业园加大农民、工友培训力度，定期开设“农民大讲堂”，组织乡土人才现身说法，聘请专家教授现场辅导并深入田间地头、送学上门，组织农民工到威海、招远、寿光等地考察调研，开阔了工友眼界，提升了创业技能。二是通过“联”抱团发展。工友创业园结合自身特色，优化产业结构，引领杏林湖酒业股份公司、24小时保鲜水股份公司、新希望土地股份公司、健康养生旅游股份公司等本园企业利用当地优势资源，抱团发展，开启“1+1＞2”模式，带动更多的人创业就业，因杏融合，促进了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三是通过“创”提质增速。在工友创业园的带动下，充分依托当地杏花资源，创新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健康养生旅游产业，通过举办旅游赏花节、甜杏丰收节等节庆文艺表演活动，吸引游客前来赏杏花、踏青、游玩，发展绿色生态旅游，打响“十里杏花谷”旅游品牌，使该村发展成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十里杏花谷”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世博年最佳乡村旅游节”“好客山东最美乡村”，乡村旅游业出现质的飞跃。四是通过“扶”增收致富。工友创业园切实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孵化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引导社员自愿入股，上不封顶，扶持每户社员200元原始股；残疾人、低保、贫困户、五保户每户在享受自己的资产资源收益分红和社员原始股之外，由创业园为每户垫资300元作为扶贫股，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助力精准脱贫。里口山村工友创业园的创业扶持计划依托本村旅游特色，既坚持了公平自愿的原则，又兼顾了特殊人群，展示了里口山村共同致富、精准脱贫的创业风貌；建立的多个产业、公司在提高村民收入、改善村民生活的同时，也起到了打响招牌、吸引更多游客的作用。乡村旅游发展的工会组织支持、乡土特色守正出新、生态资本支撑，都最终服务乡村旅游发展，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的借鉴。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造乡村旅游产业
里口山村秉承“红色党支部引领，绿色生态发展”的理念，于2015年注册成立了烟台市十里杏花谷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村党支部引领下实行以发展生态产业、带领群众致富为切入点，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采取“村集体+合作社+村民”的模式，合理确定股份，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发展致富。近年来，合作社与滨州医学院、鲁东大学和山东商务职业学院达成合作协议，将十里杏花谷作为三座高校的大学生实习基地和教学实践基地，以学促旅，学旅结合，极大宣传了当地的旅游文化；成立了烟台市第一家山村共享书院——再思书院，收藏图书上万册，供村民和游客免费共享，打造乡村旅游新亮点，2019年书院获得市总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农家书屋”称号；合作社健康养生旅游成果显著，乡村旅游产品杏子酒和蜂蜜已经成功推向市场，农家乐、特色民宿稳步运行，以“杏”搭台，连年举办杏花节、甜杏丰收节，独创“杏”福长街宴，累计接待游客20多万人，每年直接经济收益30余万元，总资产2000多万元，年收入200多万元，带动、扶持150人创业，辐射带动周边镇村村民、农民工1500人就业。总的来说，里口山村合作社会发展健康有序，已经探索形成一条“红色引领、赏杏花景、采生态果、饮农家酒、住农家屋、享农家乐”的生态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3、结语
在里口山村发展过程中，以科学规划布局、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建立工友创业园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造乡村旅游产业为代表的独特路径，对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并进而助力乡村振兴起到了独特作用，使里口山村发展成为了有活力、能复制的乡村振兴典型，对探索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
石头村的建筑形式及文化特色论文
中国自古以来在组织环境空间时，多采取层层封闭的手法，院落就是一个围合的空间，里坊把院落包围起来，传统的四合院就是这种典型的建筑形式。山东大部分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建筑形式以四合院为主，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山东的山区地势起伏、平地狭小，民居村落多分布在山坡陡地，以求少占耕地，因而整个村落远远望去，民居院落高低起伏，因地制宜的院落形式以三合院为主。
一、历史悠久的古石村奇观
山东省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被人们称为“石头村”。因村庄周围有大小山头九座，故取名“九山村”，后为区别于山下后建的一个村子，改名为“上九山村”。上九山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然村，位于邹城市西南部山区。根据出土文物显示，西汉王莽时期就有人在此居住，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这个占地约200亩的古村不仅被雨水自然冲刷出了大量文物，还留存有明朝的庙、清朝的树、民国的井，是一处深藏于山林的文化宝库。上九山村因坐落在群山之中，随处都有易采可用的石材。村民们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恩赐，在顽强地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中，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建筑奇迹，给后人留下了具有观赏价值的石屋遗存。这些石屋分布在山腰之间，或断或连，或高或低，随势造形，错落有致，鳞次栉比，自得天趣。石头村依山而建，九座山环绕四周，石屋、石院、石墙、石阶、石井古石村奇观浑然天成，已成为山东省“乡村记忆”工程试点。村中的路都是由巨大的岩石构成，顺着石头的纹路，许多村民的房屋都是直接建在岩石上，村里的老人说：“门口的台阶是用旧的磨盘改的，家家户户都有石头做的神台。”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石头，所以村里的'建筑都离不开石头。因石屋地势高、路难行，许多村民都搬到山下新建的平房中去居住，春节时不忘在自家老宅的大门上贴一副对联，目前仍有十几户住在石屋中。
二、石头村的建筑形式
上九山村整个村落呈方形，主街不甚规则，建筑采用窄肩斗脊式构造，且全部小瓦覆顶，虽然采用这种结构非常耗时耗资，但是非常坚固耐用。石头村依山而建，村中的小路也以石材为主。进入石头垒高的院中，屋顶上有精细的石雕装饰物，还有一层茅草覆盖，这些装饰纹样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民风，是广大劳动者创造的文化载体。垒土砌的灶台和厕所是每家院中必备的附属建筑物，主建筑断壁残垣的老石屋已失去居住功能，归于自然。院内石制的用具有石盆、石凳、石桌、石磨、石灶和石缸等，都是手工打造的生活用品。石头村中高大的石头墙延伸成小巷，不同形式的石材错落地组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而建在高处的石屋有一定的体量，能把建筑物的外在形式展现出来。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的四合院为建筑原型，上九山村受儒家文化影响，根据当地特色在建筑选址和建筑规划方面自成特色，依山而建三合院，都是由石头建造。大门朝南在三合院的北墙处；正房朝南，在院子的中轴线上，是家庭中长者的居住地；正房两侧为东、西厢房，是家庭中子女的居住地；正房门左边有供台，以祭祀祖先。三合院的建筑格局和当地村民的居住习惯是儒家思想在当地的体现。
三、石头村的文化特色
上九山村作为千年古石村、文化古村落，位于孔孟文化的发源地，受儒家文化和风水文化的影响，在村庄的选址、规划、布局、建筑、装饰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均体现出儒家思想和风水文化，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在上九山村还完整保存着三条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街巷，300余座古石院，古石屋1200余间，乡土古石建筑数量多且保存基本完整。在过去的考古挖掘工作中，上九山村南头发现的汉墓中曾经出土古钱币，上有“货泉”二字，被确认为西汉王莽时期的货币，证明了上九山村最晚在西汉晚期就已存在，至今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上九山村的建筑以石材墙体承重，结构严谨，同时有精巧细致的雕刻工艺装饰墙体，建筑墙体全部采用等距离压茬建造。石料选用传统吉祥图案精雕细琢，以独特巧妙的方式镶嵌在墙体上，其精湛的工艺水平展现出明清时期鲁西南民居的生活方式，传承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上九山村历史悠久，人文历史景观资源较为丰富，其建筑及人文景观在山东丘陵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村内至今保存着玄帝庙、南山寨、老古井等古迹，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三条街巷保存良好，体现出石头建筑的文化韵味；300多座石头建成的住宅院落更是为后人研究传统建筑形式及工艺提供了鲜活的实例。上九山村古村落保存较为完整，具有独特的古建筑文化、多彩的民俗文化、纯朴的乡村文化和传统的农耕文化。
结语
上九山村的建筑与自然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取材于自然，也和谐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成为当地特色的建筑形式。民居不仅是物质环境，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当地特色的石屋不仅代表过去的质朴生活，也是后人研究传统民居的有利资源。民居的保护与利用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贵州乡间的石板房子民居作为中外闻名的旅游地，是民居保护的成功案例，上九山村的石屋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做法，使石屋不再仅仅是遗弃的村居，而变成宝贵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大游客向往的民俗文化旅游景观。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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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发挥旅游开发在古村落保护的作用，是让古村落活起来的重要途径在古村落的保护问题上，目前国内不少文化学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也就如何保护开出来许多富有见地的“药方”。然而，我却认为，在古村落的保护中，旅游开发仍然是不可或缺起着重要作用的。正如许多文化学者在文章中写道：走进古村落，一种古典意境的美扑面而来，数百间古朴的古建筑群，错落有致挨在一起，屋顶雕花翘首探头，街道南北，小巷纵横，铺着鹅卵石的路面几经几百年的足迹打磨，变的格外圆润。但这“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荣耀头衔，仍然阻止不住古村落的慢慢没落。的确，在许多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量古建筑和文化风貌遗存或年久失修或遭到人为破坏。正如专家所描述：雕花的窗棂不见了，屋顶的横梁不见了，“门当户对”不见了，祠堂的石鼓不见了，珍贵的木材不见了......这就是古村落的一种现状，这就是大多数古村落遭遇的同一命运。毋庸置疑，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因为有了这一头衔，使得其避免或减缓被破坏的可能。应该说，文化部门设立“文保单位”，使这些文化遗产有了一个“护身符”。这也是保护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途径和主要手段。如果没有这样的“护身符”，不知还有多少文化遗产早就遭受了灭顶之灾。与“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不同，古村落的命运就没那么幸运。一是因为古村落保护启动的比较迟，二是古村落保护还没列入法律的层面，三是由于古村落保护范围远比“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得多，保护的力度难度也大的多。所以，也正如专家所描述：走进古村落，只见柴火四处任意堆放，凌乱裸露的旧电线如同蜘蛛网，木柱歪斜，瓦片残缺，家禽家畜无序放养，刺鼻的味道四处弥漫。一句话，古村落保护难！难!难！然而我们也欣喜看到，不少古村落在没有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前，就因为旅游提前介入，使得其得以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也避免出现上述类似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换另一种说法，是旅游部门最早发现了古村落的价值，并进行开发，使得古村落保护引起世人的日益重视。也许这一说法会引起不少人的质疑，但我们是否可以回到历史的起点来看这个问题，或许就不会有争议了。我们就以连城县的培田和芷溪两个古村落为例，培田是最早被列为连城县的旅游开发点，如今走进培田古村落，只见一幢幢古民居沧桑而不败落，古朴而不杂乱，整洁的庭院，鸟语花香。铺就的千年古街，两边店铺不失当年的繁华。古老的戏台，不时传来汉剧独特的西皮二黄中州韵。村尾的那座南山书院，依旧传来朗朗读书声。而在芷溪，虽然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最近又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但芷溪因为没有形成旅游开发项目，如今芷溪的保护也就出现了与其他地方一样的状况。曾经有专家认为，芷溪不论是建筑还是文化内涵，都要远胜于培田，但现在的芷溪不仅建筑遭受严重破坏，古村落的风貌遭到严重的损坏，走进芷溪难以寻觅到历史的遗存，就连卫生方面也无法让人接受。芷溪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与早期没有进行旅游开发是否有关呢？从目前情况看，虽不敢说是主要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是重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因为作为历史文化名村，这些年在保护过程中，一是缺少有效的法律效应，缺少规划的权威。二是缺少保护经费，缺少保护专业人员。三是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与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严重冲突。也就是说，谁来保护？怎样保护？一直是困惑古村落保护的最大难题。一边是群众要改善居住条件，一边是保护经费严重不足。一边是群众看见开发的价值，自发搞农家乐等旅游开发。一边是缺少规划，造成任其无序开发。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历史文化名村刚刚评上，由于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跟不上，结果一夜之间，古村落的大量历史遗存就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也就出现了开头不少文化学者所看见的那种让人伤心的画面。我们现在且不论这种后果是怎样造成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旅游能够早些介入开发，或许就不出现如此惨痛的局面。或许也有不少人会拿出当年“水洗三孔”和凤凰古城承包风波来说事，的确，在旅游开发中曾经出现过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那种十分粗鲁的，不顾文物保护法规，不懂文物保护价值的做法，让旅游从此背上了永久的耻辱，也让旅游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旅游开发对古村落的保护作用，更不能因此就把旅游开发排斥在保护的行列。我们承认旅游开发对古村落保护的地位和作用，更要看到旅游开发在让古村落“活起来”的作用。就目前情况而言，如果只是按文物部门的保护要求，那么要让古村落“活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困难。从体制而言，文化和文物部门，他们只承担古村落的保护工作，而不承担开发工作。再进一步说，文化和文物部门在保护中更多的是保护建筑本体，对“活态文化”的保护只是处在一个规划之中，更多是由当地老百姓自己承担。由此就出现了“文化空巢”。所以，当我们说要肯定旅游在开发保护古村落中的作用时，应该消除曾经的误会，应该从体制上解决文化与旅游部门在保护开发古村落中一直存在的“两张皮”的问题，发挥各自在保护开发中的作用。比如，对于文化文物部门来说，要充分发挥法律的效力，建立起常规的保护机构和组建保护队伍。同时要做好普查和保护规划工作，建立起保护档案。对于旅游部门来说，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开发，有序开发，科学开发。在开发中要从最大限度有利于保护目的出发，从最大限度有利于促进古村落可持续发展出发，实现保护与开发双赢。
阅读《佛山古村落》 佛山古村落保护的现实局限和制约因素 从本书实地调研的95处佛山古村落来看,目前普遍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空心化和建设性破坏。这其实反映了古村落原居民对于古村落成者是形式上的整体遗弃,或者是碎片化、零散化的建设性破坏。这两者在本质上则共同反映了古村落原居民对古村落至少在当下依然堪称为主流的态度,反映了古村落居民对古村落资源的价值认识和未来命运之选择有鉴于此,客观上可以说古村落的保护、传承、活化、升级目前尚存在着本质上的主体缺位。而这种主体缺位的背后,则存在着法制、管理、规划、资金、教育和技术等多种复杂的现实局限和制约因素。 法制因素 (1)农村土地政策滞后 佛山市在农村实行“一户一宅”的国家政策,缺乏基于地方实际的灵活调整机制,“旧房宅基不拆,新房地基不批”,客观上与村民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存在一定的矛盾,客观上与村民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存在一定矛盾导致古村落内村民不得不拆旧屋建新房。加上缺乏基于地方实际的灵活调整机制,缺乏对新建建筑的层高、外形、体量和色彩等的控制,使得不协调的新楼凸现于许多传统古村落中,严重破坏了古村落的传统风貌和建筑文化艺术氛围。“一户一宅”的土地政策给佛山古村落的保护带来的消极作用是普遍存在的,而在城(镇)中村和城(镇)边村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如禅城区石湾镇湾华村、顺德区杏坛镇髙赞村、南海区九冮镇烟桥村、三水区白坭镇祠巷村和高明区杨和镇豸岗村等,这些村落的格局大部分保存较好,但村民迫于现在的土地政策与居住需求的矛盾,不得不拆掉老房子盖起现代新楼房,使得村落的传统风貌遭到较严重破坏。 (2)法律法规不完善 佛山古村落具有文物的特征、属性和价值,却又往往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国家《文物保护法》仅保护村落中的文物保护单位,未对村落整体纳入保护范畴。而对古村落的保护,目前又尚无其他法律可依,佛山市也没针对古村落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因而导致大量未列入或不宜、不能列入文物保护范畴的古村落,正面临着法律法规缺位,对破坏行为难以进行有效监督和惩罚。这种情况在佛山的古村落随处可见,如禅城区石湾镇湾华村南街村4巷3号蚝壳民居和沃秀坊5巷3号中西合璧式民居,历史价值较高,但由于不是文物建筑,导致被遗弃或遭随意改造,保护前景不容乐观。 管理因素 (1)管理部门间缺乏协调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和山体水系跨界等因素,使得村落周边环境的管理权限复杂,各部门间又缺乏常态沟通协作机制,使得保护工作难以推进。如村落周边河道的环境和水质治理,村落周边山体的开挖与建设等,往往涉及多个行政主体和管理部门,各部门对古村落这些水系和山体的价值认识不一,缺乏协调,使得破坏行为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如南海区狮山镇黎边村,由于文物部门、规划部门和交通部门前期缺乏很好的协调,使得村落前风水塘被修建的高速公路侵蚀,村落景观环境和整体格局遭到较大破坏。 (2)管理人员专业知识不足 佛山市镇村一级的管理人员在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遗产保护相关知识等方面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遗产保护工作不能更积极有效地开展。对村中一些片面求新,使用与历史风貌不相符合的新材料、新工艺造成保护性破坏”的现象未能及时干预。如南海区九江镇烟桥村、三水区西南街道望西村和顺德区勒流镇龙眼村等,当地管理人员对应该保护什么而不该保护什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甚至有“求新求洋”的心态,而导致对筑的保护性破坏。 (3)缺乏保护资金 当前佛山古村落保护资金投入主要依靠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对社会资的投入缺乏引导和政策激励,保护资金来源单一,导致不少地区古村落保符资金不足而被搁置,甚至成为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这是本次调研中每个村都反映出的棘手问题,如南海区狮山镇黎边村传统风貌和格局保存相当完整,区位上也有进行旅游开发的条件,却因为保护资金奇缺,基础设施不完善,空心化十分严重,只剩下几个老人守着古村,村落日趋凋零,正一步步走向消 (4)缺乏保护激励机制 佛山市在提高民众保护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上还普遍不足,大部分古村落未对传统民居修缮和活化利用设立激励机制,对合理保护和活化利用的行为未能给予奖励,使得村民对民居保护和合理利用缺乏参与热情,房屋空置破损和不合理使用现象普遍。这种现状在佛山的古村落保护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在保护利用较好的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和北滘镇碧江村也是如此,村内主要街巷和河涌两岸表层建筑保护利用较好,但街巷内部往往却是大量的钢筋混凝土楼房,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传统民居保护和活化利用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 规划因素 (1)保护发展规划缺失 本次调研中,已经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村落不足10%,大部分古落尚未编制保护规划,未对村落历史建筑进行认定和登记,使得村落重要建文化遗产不能及时纳入到规范保护的范畴中,村落格局和风貌难以保护和控制,存在建设不当而造成破坏的现象。特别是保护价值较高的禅域区南庄镇罗格孔家村、南海区西樵镇碧云村、南海区九江镇烟桥村和三水区乐平镇独树岗村等,由于缺乏保护发展规划的引导和控制,使得村落的开发、建设和监督难以有序有效地进行。 (2)传统建筑缺乏保护利用指引 在已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村落中,大部分规划未能对村落历史传统建筑提出具体保护利用指引。因而在保护实施过程中,由于多数古村落并未事先制定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相关条例进行具体指引和约束,民众对传统建筑的再利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造成对历史真实性的破坏。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沿河涌的部分传统民居,原有建筑出入口在垂直河涌的巷道内或者河涌一侧是建筑山墙,而村民为了做生意,随意在河涌一侧的墙体开起又宽又大、装饰不合时宜的店面,这给原有连续宁谧的河涌沿岸景观环境风貌造成较大的干扰和破坏。 (3)“多头规划” 佛山古村落历史文化保护和乡村发展涉及众多管理部门,各部门往往根据自身工作需要出发编制相应的专项规划,如旅游规划、美丽乡村规划、名村建设规划、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等,缺乏统筹安排,造成规划内容的重复和冲中突,实施中的反复、矛盾,浪费资源的同时对古村落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和损失。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和北溶镇碧江村均编制了旅游规划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但两个规划的内容存在不少重复和矛盾冲突,特别是对传统建筑的改造和利用上存在评价认定方式的差异,给管理部门的规划实施造成一定的困难 技术因素 随着村民用传统工艺建新房量减少和传统工匠年龄老化,传统建筑工艺 (1)传统建造工艺传承危机和技术面临严重的传承危机,佛山地区许多村落再难以找到熟悉传统建筑的造技术、材料配方和工艺流程等工匠,这对传统建筑的维护与修缮带来技术难。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和北滘镇碧江村均反映传统工匠过少,传统建造术面临消失,使得传统建筑的修缮成本水涨船高,进一步增加了当地政府和芃民保护传统民居的压力。 (2)保护利用模式单一 目前佛山许多古村落保护利用目标欠明确,不管村落所处区位的经济、交通和周边资源如何不足,均照搬套用其他村落的发展模式,多依赖建立博物馆和旅游开发,商业模式未能贴合村落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特色。模式趋同从而导致特色消失,甚至因过度商业化而使村落历史信息受到破坏,可持续性保护发展难以为继。如三水大旗头村主要依赖博物馆式保护,杏坛镇逢简村却主要依靠河涌开发游船项目和两岸民居自主经营纪念品、小吃店等,多样融合并且可持续的利用体系并未形成,对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深度挖掘和探索略显不足。 保护建议 产权改革,完善法规 (1)积极探索传统民居产权制度改革 鉴于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与古村落及其文化保护不相适应的矛盾,建议佛山市积极开展古村落土地资源政策和传统民居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的探索,进行传统民居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鼓励“村有人居,以人护村”,适当调整古村落中新建房屋的土地政策,从根本上化解受保护传统建筑与农民新建房屋需求间的矛盾。进而局部调整、修正现行土地法规中对保护古村落及其文化不相适应的部分。 (2)出台地方古村落保护法规或条例 鉴于现行的《文物保护法》不能完全涵盖和适应古村落的保护,建议由佛山市政府主持,佛山市住建局、城乡规划局、农业局、国土局、文化局、旅游局等相关部门参与,尽快研究制定一部适用于佛山古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专门性地方法规,或佛山古村落保护条例等,将佛山古村落的保护,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完善制度,智慧管理 (1)加强组织保障体系建设 建议成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委员会,并以委员会为基础,设立涵盖领导集体、职能部门、专家团队、操作主体等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联合工作机构,即古村落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或指挥部。同时,要进一步强调各级政府及文保、规划、住建、国土、旅游等部门在古村落保护利用方面的职责明确各部门职能分工,相互协作、条块结合、整合力量,综合协调和研究解决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切实加强对古村落保护利用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监督指导将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落到实处。 (2)加强古村落保护宣传教育 开展古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素质,鼓励市民参与保护。各级政府要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地域文化历史教育培训,增加其保护责任感、使命感和管理能力,并把古村落及其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纳入到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中,使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农村经济发展互动共赢。如顺德区北镇碧江村不定期邀请高校、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等各界专业人士在碧江金楼举行岭南文化的主题沙龙。 (3)分层分级加强保护利用管理 佛山古村落应坚持把保护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在保护为主的基础上,利用各自独特的资源,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和传统产业项目,形成保护、整治、开发的良性循环。建议将古村落保护利用根据其发展潜力与保护价值分为个层次,一是潜力较高、价值较大的重点保护的古村落,主要指省政府公有的,包括新评估认定的重点保护村落,建议以形成省域古村落,塑造地域性的古村落保护利用品牌为主要目标,由省和相关市(区)共同组织实施;二是展潜力与价值一般的只需常态保护的古村落,主要指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的古村落,建议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村落为主要目标,由相关市(区)及镇政府公同实施保护开发。三是潜力与价值均较低的需活态保护的村落,主要指那些村庄整体肌理与自身建筑风格已经鲜有遗存,但在非物质化上还存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地方特色的古村落,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教保护为重点,关注当地传统文化、传统技艺或民间风俗的古村落的传承和村落的文化记忆延续,激发古村落的生机活力。同时加强旅游开发管理,建立古村落商业旅游开发项目的综合评估和管理体系,明确保护与利用的有效平衡,逐步引导消费型旅游向保护型旅游方向发展。 (4)探索多渠道、多类型的资金支持措施 积极探索推动补助、无息贷款、贴息贷款等多种方式综合支持传统民居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佛山各区人民政府应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向中国传统村落倾斜,并鼓励本土乡贤、企业家回乡及相关社会力量通过捐资、投资、租赁等多渠道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 (5)完善传统建筑维修管理制度 对传统建筑的维修保护,要充分利用传统民间建筑营造的维修工艺与技术力量,制定出适用于地方古村落和建筑维修的工艺技术标准与维修质量控制体制,解决受保护古村落中的部分建筑“看着房子烂,没有资质不准修、没有资格不能修”的难题。同时建立传统民居修缮和活化利用激励机制,对合理保护和活化利用的行为给予奖励,激发村民参与保护和合理利用民居的热情。 规划先行,加强衔接 (1)总体规划,加强衔接 在现有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市规划部门组织编制市域范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全市传统村落保护的原则、内容、要求和总体框架,加强规划控制。建设局、文广新局等有关部门开展专题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指引,并加快培养专业维修队伍,实现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的科学化、专业化、特色化。同时各类专项规划还要加强衔接,以统筹安排各项资金投入,避免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和资源浪费。 (2)落实保护发展规划编制 积极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构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和环境协调区的保护体系。对新建建筑的体量、高度、色彩和形式等进行控制,切开发和建设行为必须符合保护发展规划的要求。同时,探索更具适合佛山市的保护规划编制和利用模式,应抓住其个性特色和价值内涵,突出规划编制的地域和文化适应性,实现“一村一策”保护发展。 系统研究,培育工匠 (1)开展学术研究 建议设置相当数量的古村落研究项目,并充分整合、利用国内相关学科以及边缘交叉学科的科研资源与力量,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视角的整体研开拓文化遗产研究新领域,总结古村落文化研究和保护经验,为佛山古村落有效保护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2)探索适合当地的保护利用模式 立足佛山古村落本身,结合村落的文化特色、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等条件,选择合理的保护利用途径,如村民参与式、博物馆式、整合周边资源。 （）3） 培育工匠
传统村落国外研究现状很好。根据查询相关公开资料显示GerhardErmischer认为乡村景观是一个包括自然、文化、地理、艺术集合的人文景观，因而传统村落国外研究现状很好，从国外保护实践研究来看，注重出台保护政策与保护机制。
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论文篇二 《请让乡土文化回归乡村教育》 摘要：在缩小城乡教育差异的进程中，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乡村教育都以城市教育为蓝本。我们的乡土文化正在这样的改革中悄悄流失。教育给予乡村孩子太多的城市思维，城市认同感，与此同时，教育也在潜移默化地磨灭了乡村孩子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对自身乡土社会成员身份的认同。乡村教育在进入现代化的同时也在被抛离自己的核心层走向边缘化。 关键词：乡村教育;教育改革;乡土文化 我们所处的并不是最完美的时代，但确是自华夏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时代。 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教育一次又一次被投入熔炉重铸。在“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号召下，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便拉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中小学的“撤点并校”运动。然而，撤并教育规模的同时伴随的也有乡村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改革。乡村教育在进入现代化的同时也在被抛离自己的核心层走向边缘化。本文透过对乡村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来窥探乡村教育的悲喜忧愁、乡村学生的无奈与无助、乡村文化传承的衰落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来自于乡村，然而当返乡的那一刻却找不到了心心念念的乡土风貌。我国当下正追求城镇化水平的快速发展，但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乡村可以越来越现代化，却不会在我国社会中消失。但在缩小城乡教育差异的进程中，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乡村教育都以城市教育为蓝本。我们的乡土文化正在这样的改革中悄悄流失。教育给予乡村孩子太多的城市思维，城市认同感，与此同时，教育也在潜移默化的磨灭了乡村孩子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对自身乡土社会成员身份的认同。当不能融入城市的乡村孩子再次回到自以为很熟悉的乡村时，便会面临着身份归位的难题、心灵寄托不存的危机。 二、研究成果综述 乡村教育改革利弊共存，毁誉参半。对其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整理可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对乡村教育改革成果的肯定。乡村教育改革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整合、降低生均教育成本，提高办学效益[1]。集中优势力量办学校，可以使一些地区农村学校教学设施和环境有所改善，有利于学校稳定、吸引高质量生源，也有利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师教育和教师合作，遏制高质量教师和生源外流。与此同时增强了农村文化气息和文明程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两免一补政策的扶持下，远距离乡村孩子可以在校免费住宿，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2]乡村教育内容的更改和教学形式的现代化，使乡村 儿童 的视野有所开阔，使其对现代化的发展了有了更加深入的切实体会。 第二，对乡村教育改革弊端剖析。农村教育改革所预期的美好效果并没有完全如预期所至。大规模的改革后，乡村学生普遍面临着上学远、上学难、亲情割裂、乡土认同迷茫、辍学率反弹导致文盲现象的反弹、家庭负担加重使“教育脱贫”走向了“教育返贫”、乡村魅力缺失等问题。在解决上学远与难问题，不少地区都有了校车和校舍，进而产生了校车事故、学生营养不良、学生心理问题增多[3]等“次生灾害”。孩子的离开又使乡村缺少了文化气息和童真青春的朝气，被撤掉学校的农村失去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致使优秀乡村文化的断裂、乡土风情难觅、乡村文明的失落，使原本经济比较衰落的乡村文化更加贫瘠。改革后的现代学校更像一间间工厂，成为现代化大生产的有声音、带表情、兼互动的摹本。 三、立足于乡村教育本身应有的特点来谈乡村教育 二律背反应用于教育便会产生这样的结论：教育差异往往都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当我们界定事物的时候，这界定本身就是在造就着一种范围，而范围之内与范围之外之间便着实构成了一种差异。当我们提出“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时，该提出本身就已经指出了二者必然是有差异的。然而我们却一直在追求着“城乡教育一致性”，企图使二者同质化，该变身实现的手段便是使城市教育向乡村扩张。乡村学校与乡村文化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磨合，终于在国家政权的推动下走向了统一化、现代化。这种不是靠自然成熟而一步步走到秋收的“乡村学校”果实，其多少也会带有先天不足的弱项。乡村与城市不仅有着地域概念和商业活动上的差别，更有着生活方式、生存理念、社会习俗、经验积累等各方面的不同。在众多不同存在的前提下，我们的城乡教育却是越来越走向同质化，就必然会导致乡村教育主体的弱化。 四、乡村教育改革对乡土文化的破坏 1.乡土文化在教育中缺位。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靠近城市，乡村丢失的是学校，国家丢失的是乡村和乡土文化。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载体，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最稳定的时空坐落”[4]，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课程设置同质化，使乡村文化成为教育中的“下脚料”。学校是乡村的文化核心，改革后的学校，无论是其外形还是其教育内容都是一种超越地方性的“国家意志”在乡村中的渗入。它传授着城市化的知识，讲解着大城市的发达与繁荣，贯穿着高端科技工作者及伟人的光荣 事迹 ，与乡土气息浓厚、勤恳务实的土地文化有着刻意的背离。正如张济洲先生所说，“乡土知识是由‘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创造和传承的‘土里土气’的知识，它虽不去阐释普适性的规律，也不必然具有全球、世界的意义，但却维系和延续着乡土社会。”[5]此时我们不得不提出乡村教育的两种模式：移植模式与催生模式。我们乡村的孩子当然也是需要普适性的教育内容的，乡村同样需要现代化，更需要现代化知识与人才，但乡村教育在移植城市教育时需要有个约束，在直接过继他人已经成年的孩子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自己也需要生个孩子来好好培养呢?完全彻底的催生乡村教育模式是不切实际的，矫枉过正在任何一次改革中都是常见的现象，乡村教育改革亦是如此。我们要避免的就是这种：新的乡村教育在农村一定人口中创造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责任感”的同时，却以超地方社区的文化性格，将乡土知识排斥在课程体系设置之外，乡村教育国家化，地方性知识资源传承和维系在国家教育框架下失去了合法性空间，被迫退居为私领域之内的乡村教育模式。[6] 2.乡土文化在乡村流失。乡土知识与文化传统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乡村教育改革必须尊重“乡村本色”。乡村离不开教育，乡村教育离不开乡土知识与文化传统。中国当下的教育整体是被政治、经济边缘化的了[7]，乡村课程亦不可脱离这个藩篱。乡村教育向城市教育看齐，其课程内容城市化倾向严重，乡村文化鲜有出现，根据不同乡村的特色渗透的文化内容更是难以寻觅。正如石中英所说：“地方性知识必须在地方人民的文化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将其与它的文化背景相分离就忽视它在社区生存和团结中所发挥的作用。所以，地方性知识不能通过将其包括在图书馆或记录在纸上或以电子产品的形式而得到充分的保存。就像保存生活的多样性一样，地方性知识只有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才能得到保存，充满生气”[8]。对于乡村孩子来说，其最初的道德规范、为人处世方式、情感表达、人生理想、精神根基、审美趣味都是孕育于乡村土壤之中、扎根于乡村文化之中。现代文化的强势“嵌入”，使得乡土文化成为福柯所说的“受压迫”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性知识被剥夺了其存在与传承的合法性，使其失去了传承与创新的载体。我们把大自然关进了屏幕里，乡村孩子如城市孩子一样，坐在漂亮的教学楼里，透过大屏幕来闻闻花香、听听鸟叫、看看冰河解冻后的大地复苏。他们本身就应该置身于乡村所特有的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之中，完全可以通过真实的感受来获取一切自然的美好，而我们却用高科技将其束缚了。 3.乡土道德精华失传。乡土本身的天然优势便是蕴含浓厚的勤劳、淳朴、诚信、和睦的道德风尚。在乡村生活的孩子有天然的“思想品德”课程，有众多的道德传授者，他们无需记忆背诵道德准则，不必拘泥于专栏节目的高尚人物宣传，这些美好的道德情怀隐藏在乡村人们的一言一行中，隐藏在孩子的每时每刻的视野里，隐藏在每一个 民间 故事 中，隐藏在乡村家长的劳作里，隐藏在不需要借条的邻里间的借贷救济里，隐藏在一家有事全村帮忙的互助里;每一位老者都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每一次邻里纷争与和解都是孩子最真实的学习案例。日复一日的熏陶，年复一年的感染，孩子们自然而然的便懂得了何谓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每个人的心中都会为良知留出一片净土。在乡村社会中，当人们的行为有失偏颇的时候，道德的制裁是往往比法律的约束更有震撼力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社会结构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9]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便有其自身的特点。乡村历史传承中的礼俗便是乡民们的道德守恒的戒律，“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乡村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范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10] 印在书本里的道德知识，不管装帧多么精美，排版多么合理，插图多么漂亮，都是“死的道德”。仅仅依靠课堂的说教是难以使孩子获得扣入心扉的道德感。道德培养靠的是传授者的身体力行，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靠的是最真实的生活里的最真切的感受，靠的是灵魂深处的每一次触动。当孩子们只能奔波于城市化的学校与家庭之间，而无暇感受乡土文化的时候，他们便离这片乡土越来越远，那些最真实的道德情怀的传递也便终止了。 参考文献： [1]张燕.农村小学撤点并校之理性纠错[J].教育评论，2012，(2)：30-32. [2]郝文武.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学校布局问题[J].教育研究，2011，(3)：31-35. [3]程天君，王焕.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小学的兴衰起伏[J].教育学术月刊，2014，(8)：3-12. [4]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C]//钟敬文.民俗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5][6]张济洲.文化视野中村落――学校与国家[D].2007. [7]葛新斌.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弃儿及其前景，教育理论与实践[J].2003，(12)：37-40. [8]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321). [9][1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论文相关 文章 ： 1. 关于农村幼儿教育的论文 2. 传统文化教育的论文 3. 关于学前教育论文 4. 幼儿园民间艺术研究论文 5. 幼儿园教育类论文
中国古民居实在是太古老了，因为我们甚至可以走进“山顶洞人”的家园。林林总总的中国民居，无不各具风情，它们是古人物化了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演绎人生话剧的最主要的舞台。民居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种类之多令人惊奇。北方地区建筑多用厚重的围墙做四壁，以抗风霜、雨雪的严寒气候，而南方炎热、潮湿，就必须使建筑有良好的通风、防潮等功能，以创造较舒适的环境。“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得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一、山西民居我国传统民居遍布全国各地，内容广泛、丰富。提起北方民居，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合院，殊不知，北方民居的精华在山西。正如山西省的古代寺院等官式建筑是全国保存数量最多、年代最久、质量最好的，山西省也是全国传统民居建筑现存数量最多、质量上乘、艺术成就极高的一个省份。(一)晋中广厦――乔家居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就其建筑艺术而言，山西民居和皖南徽派民居齐名，素有“北山西，南皖南”之说，因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享誉海外的乔家大院便位于山西省祁县境内。祁县民居的平面布局及体型颇具特色，属于典型的山西民居。一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符合风水术中“坎宅巽门”的说法。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院落四周房屋大都采用坡向内院的单坡顶，使外墙高大，雨水流向院内，形成“肥水不外流”。三是外墙高大厚重，防御性极强。祁县县城的巷道，两侧都是没有窗子的高墙，置身其中，不免发思古之幽。祁县民居中，最著名的要数乔家大院，当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拍摄视角清晰地反映了这座古民居的布局特色和空间组合，以及精美的细部装饰等。虽然拍摄者只是以这些作为渲染故事情节的背景，但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座大宅院的恢宏气魄。1.严谨有序的城堡乔家大院位于祁县的乔家堡村。这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村落，走进乔家堡村，路旁都是高耸的青灰砖墙，没有窗户，偶尔有一两个圆拱形门洞，里面是黑漆木门，显得壁垒森严。大院三面临街，独立于周围民居。大院四周是封闭的砖墙，高三丈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仿佛城墙上的敌楼，显得很有气势。乔家大院就是这样一座全封闭的方形的城堡式大院。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以后又经过两次增修而建成现存的格局。整个宅院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共计有313间，占地面积约8700平方米。建筑物多而不乱，布局严谨有序。2.新奇独特的造型山西民居的一大造型特点是单坡屋面，屋面向里倾斜，而单坡顶背后的高墙朝向院外，墙体高大封闭，具有极强的防御性。山西气候干燥，春冬两季有大风，高大的外墙可以防风。而祁县单坡顶的民居更是独具地方特色，都是船侧反曲的层面形式，这与常见的单一凹曲线，或凸曲线屋面都不相同，形式新奇独特。乔家大院最有特点之处还在于它的上人屋顶。大门上的城楼是上房顶暗室的必经之路，上下楼都要经过这下面的一条漆黑的通道楼梯。上去以后，所有的房顶都能去，房顶上的通道主要是为更夫设计的，道路曲曲弯弯，却四通八达。乔家大院的房顶上还设有更夫楼，尺度不大，却十分精致。平房顶随便走，但单坡顶都留有一条窄窄的道路，外侧还设有矮的女儿墙，防止人摔落。站在乔家大院的房顶上，看到面前高低错落的起伏变化，会令人感到建筑美学反复、交错、连续、间歇中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的韵律感和神秘感。3.精美的细部装饰这样的大院落，其砖雕、木雕等各种装饰细部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而每一个雕刻每一幅画面都有其民俗的说法，都是一个故事，令人观之回味无穷。乔家大院共有六个大院，虽经几期分建，中间时空跨度将近两个世纪，但仍保持了统一的风格，整个建筑浑然一体，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古老的街巷、高耸的灰砖墙、雕饰华丽的门楼，以及大门前的拴马桩和上马石……徜徉于其中，我们仿佛回到了晋中地区的繁荣时代，感受到了当时居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生活，也体验到了前人用建筑的手段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华北平原上的明珠――平遥民居平遥古城是北方民居中的精粹。这里村镇建筑格局规整而严谨，住宅本身的排列十分整齐，而且相对封闭，呈内向型的形态。直而窄长的街两侧探出是山式门楼，简洁、明了，标志着下边人家的入口所在。门楼之下，自墙内悬挑出装饰精细、华美的梁枋，支撑起同样精致的斗拱，共同托起上面的屋顶，其上的正脊与院墙端头相平齐，给人的感觉是“见墙而不见屋”。其侧面沿街的外墙墙头上用整齐的磨制砖砌出各种透空的花墙，使较高大、平板的竖墙面显得活泼、轻巧了一些，而不会让人产生过分压抑之感，不失为一种简明而有效的装饰手法。大门外常放置有石雕的上马石。门洞两侧夹立砖垛，并置门枕石，门洞相对较窄小些，相当封闭、严密，具有一定的防御作用。其内院较窄，可使两侧厢房受到东西两面日晒的时间较少一些。院落中轴线明确，正房相对高大、宽阔一些，有的深宅内院还有多重层院相连。院中放置花草，使单调的色彩环境变得新鲜、活泼、亲切一些。有的大家望族的住宅里，次要院落的平顶屋顶上还增建明楼，谓之“绣楼”，这是年少女眷的“闺阁”，其外形小巧玲珑，仿佛宅中的点景小品。除宅边院墙高筑(为防外侵、偷盗发生)之外，在外山墙顶上极容易被人翻越的墙顶都是虚砌并浮搁着，排列成花纹式的透空墙体，一旦有盗贼掠入，弄倒花墙，一可出动静惊人，二可将贼绊跌，起到防卫和警戒的作用。现在看来，则已成为一种惹人喜爱的、值得观赏的艺术装饰品了。平遥县的木结构民居，似乎没有祁县民居那么庄严华丽，然而走进民居院内，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正房竟然是独立式窑洞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