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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
作者：裴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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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4-1-1
页数：306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具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的汇集，大致分三部分：一是对中华民国时期中韩关系的论述，二是对有关民国史专题的研究论文，三是介绍韩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情况。
1、《抗战时期国军的特质与困境》，《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2、《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与唐小兵对谈）》，《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2014年1月。3、《高山滚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收入《新史学》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10月。4、“Rocks Rolling Downhill: The Continuity and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ofModernChineseHistory, (June 2013),、《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新史学》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10月；收入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3－309页。6、《革命的经纪人：中共早期工农运动的仲介群体》，载吴淑凤等编《近代国家的型塑：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13年6月，下册，第1015－1031页。7、《蒋介石与党国元老（1925－1932）》，载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1册，第429－46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9月。8、《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杂志为视点》，载铃木贞美、刘建辉编《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学芸史の総合的研究の继続的発展のために》（国际研究集会报告书第31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2013年3月，第173－196页9、蒋介石的阅读史、蒋介石的阅读年表，载吕芳上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12月，第277－334页。10、“ChiangKai-shek'sreading:aninquirybasedonChiang'sdiary,1920s-1940s,” JournalofModernChineseHistory,(June 2009),、《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载余英时等著《不确定的遗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第103－128页12、「亡国，亡省，亡人：1915年から1925年における中国の3回にわたる反日运动の変化」，载刘杰、川岛真编『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认识：日中関系150年』，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8月，第57－77页13、“The Battle of Huna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s Response to Operation lchigo,” in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2011, .）14、《蒋介石和国民党(上、下)》，《理论视野》2011年第11、12期。15、《“反革命罪”的源起与剔除》，《政府法制》2011年第12期。16、《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载吕芳上编《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3月；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17、《蒋介石的阅读史》，《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04期。18、《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1期。19、《从五四到五卅：城市民众运动的组织动员（1919－1925）》，《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韩国）2009年第43辑。20、《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1923－1927）》，载吕芳上主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21、「党员·党组织·都市社会：上海の中共地下党」，日本『中央大学政策文化综合研究所年报』第13号，2010年8月。22、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互动，《两岸发展史研究》（台北）2009年第6期23、「个人、社会、大众、党：五四运动前后の连关と发展」，载村田雄二郎编『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东京，有志舍2011年9月出版，第247－267页。24、「跨越鸿沟，关注连续」：评『一九四九年前後の中国』，『近きに在りて』2008年53号。25、《北洋时期的南北畛域观念》，《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26、《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27、《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历史研究》2008年3期。28、《联俄与师俄：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的意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开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2008年。29、《“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4期。30、《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变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韩国）2007年33辑。31、《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期。32、“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on a Wartime Campus:A Study focused o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October 2007),、《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4期。34、《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年1期。35、《“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5期。36、《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3期。37、《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3期；《新华文摘》2004年20期。38、“Power Transmutation and Factional Struggles among Members of the GMD Central Committe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Autumn 2004), 、《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历史研究》2003年5期。40、《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5期。41、《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4期。42、《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5期 。43、《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自省：以1944－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4、《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5期。45、《从“容共”到“容国”：1924－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46、“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hip:The Functioning of KMT’s Rule by Party at Local Level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Spring 2002), 、《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3期。48、《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苏东学刊》2001年1期。49、《以共和精神治校：陈裕光与金陵大学》，《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0、《探索女子高等教育办学之路：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1、《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2期。52、《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3、《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递嬗：以1927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重点》，《历史研究》1999年2期。54、《教会大学学报校刊出版史略》，《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55、《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2期。56、《战前中国的抗日民族教育：以中小学教科书为视点》，《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增刊。57、《九一八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3期。58、《留学与救国：1931至1937年中国留日学生的行为与心态》，《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59、《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2期。60、《失去重心的乡村社会：民国时期乡村权势的转移与蜕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61、《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2、《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1996年4期。63、《留学与救国─战时海外学人群像》，《抗日战争与上海》，1995年。64、《民国初年的女性犯罪（1914－1936）》，《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1993年创刊号。65、《从深闺走向世界的女子留学生》，《明报月刊》（香港）1993年9期。66、《民国时期离婚问题初探》，《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1992年。67、《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官僚政治》，《历史档案》1991年4期。68、《近代中国学会的历史轨迹》，《学会》1990年6期。69、《近代中国节育运动述略》，《人口研究》1990年2期。70、《近代留学生与华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3期71、《近代军事留学生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3期72、《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东南文化》1989年1期。73、《三十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民国档案》1989年3期。74、《取径东洋，转道入内：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6期。75、《抗战时期留学生群像初探》，《近代史研究》1989年4期。
张宪文，1934年出生于山东泰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会长等职。曾赴许多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在民国史领域，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六五”“七五”“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及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目。担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国史研究》首席专家。出版《国华民国史纲》《蒋介石全传》《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著作10余部。主持编纂《中华民国史丛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等多种。发表在《历史研究》《求是》等国内刊物上的论文涉及民国政治、军事、中央关系、人物、史料评述及学科理论体系等方面。
浅谈孙中山三民主义系统性20世纪初，孙中山总结了历史教训，吸取了前人成果，顺应了主张反侵略和改革的各派势力互相接近的趋势，进行了思想创新。他认识到，要想使中国摆脱殖民阴影，克服积贫积弱，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使各阶级各阶层中不甘沦亡人们的力量不致因内耗而使民族的总体力量下降。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再组织问题，必须有一面共同的旗帜，这就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力求避免被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命运，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首先，他吸收西方近代民族观，探讨了民族的起源、定义和本质。指出，民族的形成来自五种自然力，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把民族的产生与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其次，他以西方近代政治观来论证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自由”，就是林肯所说的“民有”。再次，他参照西方近代民族理论，提出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设想。指出中国应效法美国，把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平等、民治、民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政治的民主化。他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三民主义，认为国民革命就是“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既是三民主义思想的精神支柱，也是民权思想的具体体现。只有全体国民都具备民权思想，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怎样才能使民权发达？他认为应培养人们的集会观念和能力。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严禁人们集会，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致使中国人不具备集会的原则、条理、习惯和经验，成为“一盘散沙之民众”。这种国民素质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改变。他在建设民权主义理论和设计国家政治制度时，还吸收了孟德斯鸠提出的互相制衡、防止专制的分权理论。在《民权初步》一书中，他提供了详细的民权程序，大到集会的组织和原则，小到每一个细节，告诉人们如何开会、发言、表决，如何当会议主席，如何作提议等等，甚至罗列出种种格式和样本。民生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平均地权和发展近代经济。土地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无不与之相关。农民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不发动农民参加斗争就不会有强大的民族民主运动，而欲发动农民，就必须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以“平均地权”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确实看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于争取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还提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着眼于工商业发展后的城市土地问题。关于发展近代经济，孙中山在1894年提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中国就可以变为“驾欧洲而上之”的富强国家。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方案。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不再分离，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民族主义是在近代经济薄弱，中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基于共同历史和共同文化，因抵抗西方侵略而产生的感情联系纽带，是民权民生得以实现的文化背景；民生主义是解决贫富悬殊，使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是民族民权得以实现的经济依据；民权主义符合近代历史潮流，为民族民生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民主气氛和群众基础。三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织性。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的内在联系，孙中山指出，他所进行的革命，是要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起解决。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作。”又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我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于后也。”他在考察了外国的现代化，分析了其经验教训后，认识到即使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和民主政治，如果不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为了避免欧美的弊病，孙中山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即“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从策略上看，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不符合革命阶段论的原则，但从战略上看，它却正确指出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在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不但应分别考察其各个部分，更要从整体的角度加以把握，才能认清三民主义对集合革命力量，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所起的巨大作用。孙中山继承了太平天国反对民族压迫思想的合理内核，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其狭隘的种族复仇成分，并与反帝思想相结合，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他的民族思想不仅为主张反清的各个派别所拥护，而且为主张反帝的各派势力所支持，甚至吸引了主张反帝爱国的保守势力，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他批判了帝制思想，吸取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精华，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支持。他提出了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使农民和资产阶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又因其赎买政策而不致过分触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发展近代经济的设想，不但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也不违背地主阶级中主张富国强兵那一部分人的愿望。总之，孙中山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考虑革命的首要目标，也兼顾各派的主要利益，把由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所反映出来的那些有着或松或紧联系甚至彼此冲突的思想，用系统论加以整合，在民族、民权、民生的相互作用中加以协调，科学地阐明了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战略原则。在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思想不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这就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各派势力能够在共同的目标下协调行动，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斗争力量。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的三民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有着极大意义，以此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三民主义对各派思想的积极因素兼容并蓄，使之成为各种改革派别都能接受的理论体系，统一了革命目标。第二，它促进了各革命派别的团结，使各阶级各阶层先进分子的斗争不再分散进行，而开始汇聚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在三民主义提出后仅仅两年，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使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摆脱了各自为战的状况，有了有组织力量的领导。第三，它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据统计，加入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的不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农民、地主、会党成员、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部分清朝官吏和相当一大批清军士兵，其参加者的阶级和阶层之广泛，是以前历次改革和革命运动所没有的。第四，它加速了封建阵营的分化瓦解。太平天国时期，各地的地主阶级分子纷纷组织团练，疯狂镇压农民起义，他们的活动对于延续清王朝的寿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辛亥革命中，汉族地主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很多人观望中立，积极维护满清统治的人相对减少，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倒向反清营垒。第五，它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专制的崩溃。在三民主义提出以后仅仅八年，以同盟会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就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统治，显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
你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论文的形式写么？我们开过美国史的课，不过论文我不会写，但是可以给你1000字的思路，然后你改成论文的格式。只是这分数确实有点低了，什么时间要？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美国似乎永远是国际问题的焦点。近来国内媒体又开始流传曾经一度影响人们判断的“战争造就了美国”一说。其中的一些论点和论据，却难以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推敲。关于美国的崛起和强大，有诸多原因。如果请教法律学者，他们一般会指出法制的因素；如果向政治学者求解，又会得到政治制度方面的答案；如果求教于经济学家，便会觉得经济成长是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换言之，美国之崛起，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战争造就了美国”这一论点有失公允客观。 一 可以说，战争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包括我们中国。但是，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美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8世纪晚期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国立国的开始，无疑是美国在当时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同样身为殖民地的众多拉美国家，后来也通过独立战争先后摆脱了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却始终没有走上富强之路。可见，战争可以开创一个新国家，但建设一个新国家，包括美国，却需要种种其他因素。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美国建国初时国土面积十分狭小。到19世纪中、晚期以后，美国国土范围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向西部延伸，横跨美洲大陆，直达加利弗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等西部海岸，覆盖了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的整个北美大陆。毋庸置疑，领土扩张在美国历史上客观存在。19世纪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有多种，包括外交手段（1794年的美-英《杰依条约》），出资购买（1803年路易斯安娜购买案，1867年阿拉斯加购买案），以及战争（1846-48年，美国-墨西哥战争，以及对印第安人的战争）等。可见，战争及军事只是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和手段之一。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19世纪美国的西部扩张运动。19世纪初，美国内陆及西部大多数地区依然是人烟稀少，甚至是荒无人迹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经济大开发，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强国。建设，而非战争，才是美国崛起和强大的源泉与主流。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国内读大学时，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美国的强大，是在一战和二战中大发战争财的结果。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开始超越英、法等欧洲列强，跃居世界首位。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除了直接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有实力满足战争时期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以及军火需求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别无它国。一旦世界燃起战争烽火，只有美国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满足战争的需要，同时利用战争，化干戈为经济发展的机会。所谓“机会偏爱有准备之人”，不虚言也。概言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拥有的足以制胜的军事实力，都是以战前美国已经形成的经济实力为基石。经济实力形成在先，战场制胜于后，不可因果倒置。 至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以前苏联为主的华约曾经大搞军备竞赛。苏联在核武器，常规武器装备，军队人员数量等方面，都不亚于美国，且拥有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最后，华约解体，前苏联分崩离析，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原形毕露。可见，军事、战争决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战争造就了美国”，言过其实。 二 有文章认为，美国文明的基因是军事，美国历史的中心性是战争。战争“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以此推知，美国在历史上应该屡屡挑起对外战争才是。众所周知，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之战。1812年的“美-英第二次战争”，是捍卫美国独立的战争。在美国内战中，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和军队，维护了国家统一，并废除了南部的奴隶制度。具有争议的是1846-1848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交战双方对德克萨斯的归属各执一词，最后以墨西哥丧权失地了结。19世纪美国的最后一场主要战争“美国-西班牙战争（1898）”，起因于古巴等地反抗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美国乘机插手，赶走了西班牙，控制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地。这是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直接争夺并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战争。毋庸置疑，美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都是不光彩的侵略行为。19世纪美国本土扩张中最为不幸的军事行动是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以上美国19世纪及其以前历次主要战争和军事行动，不论其是非如何，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不足以代表美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及基本内容。 话说人类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两年，美国才迟迟参战。如果说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不义之战，在二战时期，美国则站在正义的一方，和中国人民，还有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寇、德国法西斯。断言“军事是美国文明的基因……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使人联想到曾经穷兵黩武，挑起战争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德国，这不是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内部）极大的反对。尤其是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错误和愚蠢的一场战争。但是，综观美国历史，不应恶其现在，攻其一生，轻易下“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这样的结论。 三 受19世纪中晚期欧洲列强“炮舰政策”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美国的海外商业扩张和武力扩张挂钩，认为商业利益必以“武力开路，借助武力实现”。这是对于美国海外商业扩张的片面认识。事实上，在19世纪整整一百年间，美国对外经济活动以对英国、欧洲的农业贸易为支柱。内战前，依靠棉花等农产品出口；其后，粮食产品（小麦等谷物），牛、猪肉类产品成为主要农业出口商品。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美国对外商业支柱，外汇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出口贸易，与海外军事行动毫无关系。 19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力量上升，一些工业企业开始向海外寻求商业机会。最初是产品出口，进而直接投资设厂。到20世纪初，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在英国、欧洲及加拿大等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工厂和销售部门。用一位美国公司在英国代理人的说法，就是“和平地工作（意指工商业贸易）以征服世界”。武力开路，“贸易跟着旗帜走”，在美国与拉美、亚洲等不发达地区交往时的确存在，但不代表美国对外商业史的全貌和主流方面。 至于战争对于美国企业管理制度形成与成长的影响，更不应该随意夸大，乱加联系。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铁路公司。19世纪晚期，大型工商业企业开始出现，独具特色的美国现代工业研发机制应运而生并逐步制度化，现代管理制度也逐步形成。工业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革命同步进行，是当时工业革命的一大特色。根据企业/公司发展战略和需要而设立的相适应的现代管理结构和机制，到20世纪20年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并规范化。关于这一点，美国企业史专家阿尔弗莱德·钱德勒有极为详尽系统地论述。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后为美国政府机构，大学、工会等组织广为采用。过分夸大军事、战争的影响力，极易误导我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 四 古人云：兵者，凶器也。战争曾经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美国也不例外。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一战和二战，多少生灵死于非命。20世纪60-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除了人员伤亡外，更造成美国内部动荡，社会分裂。70年代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滞胀”的尴尬，日益上升的国家财政赤字，都与漫长的越战相关。上世纪90年代美元的强势地位，并非如一些文章所言是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结果，而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东西德合并后德国经济陷于低迷状态，1994-1995年墨西哥货币恐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国内新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如果说1990年代美国对外军事行动对其经济繁荣有积极影响的话，主要在于维持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一点，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几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由于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策，美国似乎又在走越战时期“枪炮和黄油都要”的老路，势必给美国经济造成沉重负担。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且债台高筑，国际声望更是一落千丈。在风声鹤唳的反恐声中，美国人不是感觉更安全，而是更危险。对于美国而言，军事与战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扩张和繁荣”。 以美国一贯的经济创新能力，维持现有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商业环境，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人类经过上世纪两次世界战争后，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经济利益方面成熟了许多。以武力攫取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的行为，虽未绝迹，但已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美国之实力，运用得好，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运用失当，轻易便可给世界带来灾难。遗憾的是，美国政府近年来的许多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增加了国际社会中不确定、不稳定，甚至进一步敌对的因素。一超独大的傲慢心态，单边主义，“先发制人，预先打击”等霸权作风，少数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在国际事务中日趋依赖武力的倾向，皆令人深感不安。美国政府能否像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一样，意识到伊拉克战争的错误，吸取教训，从而以合作、外交、平等的方式，促进国际社会的协作、稳定、和平与发展，还需拭目以待。 五 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客观认识美国的历史进程，正确理解美国之现状，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建设性地处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宣扬美国的本质、目的、历史中心就是战争，只能进一步鼓动中美对抗的情绪，于己于人皆不利。夸大战争在美国崛起中的作用，混淆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岂不是要把国家的发展道路引入歧途。深入理解一个国家成长和发展的真实源泉和道路，更能坚定我们以建设为中心，和平崛起的信心。人类在21世纪内和平与发展的重担，仍将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大国共同承担。担子挑得好，是人类之福；担子挑砸了，这个世界，其实很脆弱。
建议从西奥多罗斯福的 萝卜大棒政策入题 美国政府背后的财团利益 美国在战争中的 美洲的事物由美洲人来管理 以及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攫取与分离以及后来美国对中美洲小国事物的干涉 巴拿马运河 尼加拉瓜~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论文找到没？若还需要的话，不妨借鉴下（历 史学研 究），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一、杂志简介《国家人文历史》是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级时事人文类半月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致力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支点。二、刊物定位 《国家人文历史》的主要阅读群体定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人物、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心时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城市中青年白领。他们爱好文史、关心国内及国际最新资讯信息，他们多数为年龄在35-55岁之间的成功人士。三、发行范围 《国家人文历史》每期发行54万份，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除邮局系统订阅外，还在全国各大城市报刊亭、超市、书店零售；同时，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机场、五星级以上酒店、高档写字楼、高档餐饮场所均有展示。四、主要栏目 封面故事 这是一个漫长而不冗长，庞大而不庞杂的故事。这是一篇高深而不艰涩，考究而不考据的文章。那些曾经震撼我们心灵的人和事，那些左右我们生活的人和事，那些影响我们未来的人和事，那些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用心思考、精心解读、诚信对待的人和事。我们抽丝剥茧，给您的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文大餐、历史饕餮。 人物 网罗精英学者，汇聚文化名流。让我们带您与这个时代最聪明、最睿智、最有价值的人物，喝茶聊天、海阔天空。 旅行 走过一段恢宏的历史，观察一种文化的印记，感受一个文明的精神，记录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里矗立的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国家的地标、一段历史的丰碑、一个文明的烙印。 唯物 洞悉策展人心中的美丽，探寻博物馆背后的玄机。 收藏家心中的天地，尽是珍玩；发烧友眼中的世界，全是宝贝。 吃喝玩乐的学问，笔墨纸砚的道理，酒色财气的真谛…… 别小看任何一个老东西！讲述那些寻常玩意儿里的大学问，传统手艺里中真智慧。 视听 一部一部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明星、剧情和特效； 一组一组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一位导演的小标签，一个明星的老套路，一类影片的旧情怀。 一曲辉煌乐章之前的人生悲喜，一段优美旋律背后的人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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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光是谁的徒弟，曲阜师范大学孙晓光 孙晓光,男。南京大学历史学(世界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海疆史、东亚史。
孙晓光,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周四下午出诊。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医学人文系，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彭建中教授学术继承人，赵绍琴名家研究室成员，彭建中名医传承工作站负责人。擅长治疗：各类慢性肾病、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IgA肾病、紫癜性肾炎、肾狼疮性肾炎、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等，更年期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月经不调、不孕症，糖尿病、甲状腺病，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顽固失眠、慢性疲劳综合征、过敏性鼻炎等。补肾是大家现实生活中见到的问题，可是不是补得对，却谁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大家都是凭感觉补，补肾就是简单的吃补肾的药物或者是食材就可以吗？亦或者是人人都适合补肾吗？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孙晓光带大家了解补肾的各种禁忌，帮大家走出补肾误区，科学补肾强身。打开新浪新闻孙晓光主任讲到，平时很多人补肾其实会发现，吃了好多营养药甚至吃了汤药，自认为的肾虚症状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重，这其实就是没有补对，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肾虚问题，很有可能是身体的“邪”在作祟，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六种自然界的气候，但也是六种让人致病的病邪。其分为外邪和内邪两大类，邪致病可以由外而入，也可以自内而生，它对人体健康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前面说的补肾没有效果的很大原因也都在这个“邪”字上，所以说同样有精神萎靡、腰膝酸软、四肢乏力、尿频、腹泻这些症状，盲目补肾肯定效果不佳，如果它是“邪”在作祟，我们反而补了肾的话，这个结果会越来越糟，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腰就是肾，所以很多人认为腰疼、腰酸肯定就是肾虚，同样是腰疼、腰酸其实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孙晓光主任为大家举了很形象的例子说明：比如说，腰部有固定不移的刺痛，不分什么时候都非常的疼，而且有一个固定的疼痛点，从中医角度来讲，一般认为是瘀血造成的，可能跟跌打损伤有关系；而肾虚呢，往往是在劳累后加重，比如说干了一天活，站了一天，走路走多了觉得腰疼，这种在劳累后出现加重的腰疼与肾虚有关；而湿邪出现的腰疼，是人从一个静止状态到一个运动状态，比如睡了一宿觉以后起床下地，刚开始走的时候腿迈不开、酸沉，但走着走着走就觉得好了，这是因为在运动中气血流通，经络的因邪导致的痹阻得到了缓解。打开新浪新闻分清了什么是肾虚，孙晓光主任说补肾需要分清楚哪些人可以补，哪些人不能补。金代一个著名的中医学家叫做张子和就说：“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什么意思呢？脉脱下虚属于虚证里面的危重症，后面讲的是无邪无积，就是体内没有邪实没有积滞的人，这个时候才可以考虑给用补，或者是食补，或是药补。那么现实生活中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无邪无积之人，一个比较简单的、相对比较容易鉴别的方式就是看面色。一般来讲，面色偏白的人比较适合进补，那么为什么说要挑面白的？中医认为面黄是脾湿，有湿邪；面黑情况比较复杂，可能有血瘀，也可能有寒凝等。相对来讲，古人讲面白则需固护阳气，说明这个人气血不足，也就是偏阳气不足，平时爱手脚偏凉偏虚。再一个就是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喜暖喜温的，不愿意吃凉东西，比如喝点儿姜枣茶，他觉得胃挺暖的，平时吃一点人参、黄芪这类补气药觉得很舒服的，那么这一类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属于有无邪无积人群，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温补的药物或者食材补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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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历史研究杂志，是权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