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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一直关心的问题。每次改革，若处理好了土地问题，则国兴。若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则会激化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汉朝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租税（少）、按人丁负担赋、役（重）, 基本上是以税人为主，人身控制严格。其间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北魏到隋唐时期（孝文帝改革——780年）封建土地国有制→以人丁为主负担均田制、租庸调制（庸在隋出现，唐朝取消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地主进行土地兼并→国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实（均田制彻底崩溃，租庸调制无法实施）→780年实行两税法（户税和地税、时间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动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现，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两税法实际上是在国家承认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据土地资产向地主征税，性质上属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方田均税法募役法是对“庸”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是对两税法税地的继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贫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些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即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折银征收。说明了封建国家重视土地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重视人口。而折银征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清朝的摊丁入亩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历史进程。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康乾时期经济的较快发展；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促进了我国人口增长。
清朝，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300年风云历史中，出现了“康乾盛世”。这盛世自然和其相对完善的土地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如康熙的“摊丁入亩”、雍正的“火耗归公”。
摊丁入亩，又称作摊丁入地、地丁合一，草创于明代，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客观上是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废除，而并入土地税。
清政权建立之初，战火仍在燃烧，百姓死伤流亡甚多。明末天启三年，全国在籍人口尚有五千多万人，而到清顺治八年，却只剩下三千余万人。明万历年间，在册耕地为八十多万顷，而到清顺治八年，则只剩下五十多万顷了。山河残破，经济凋蔽。且阶级矛盾十分严重，国内大小起义暴动数十起。清朝统治者为了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毅然抛弃了关外的赋役制度，看中了前朝曾经小试过的“摊丁入亩”制度。
清初，明代原有的户部税役册簿大量地毁于兵火，清政府便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进行赋役的征发。在其征发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逐渐体会到了《万历条鞭册》中某些“摊丁入亩”措施的合理性，加之在康熙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土地兼并又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动，不少人丁聚而复逃，“丁额缺，丁银失，财政徭役以丁，稽查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他们主张，“丈地计赋，丁随田定”，即实行“摊丁入亩”，以期通过采用赋役合一的办法来消除前弊。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30年前，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泱泱中国，没有一部专门规范土地管理和利用的法律。30年过去，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土地权利保护、土地登记、土地用途管制等诸多重要方面，均从法律上得以规范。在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广袤的城乡土地激情拥抱法治。零的突破：选择市场，选择法治，土地管理和利用步入有法可依的轨道土地管理法制建设，合着改革开放的节拍而动。改革始于土地，改革唤醒了对法治的需求。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的包干协议一举掀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新的历史，农村土地从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大生产转变为以户为单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1982年，国务院决定在农牧渔业部内设置土地管理局，作为依法统一管理全国土地的职能机关。同时，《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建设用地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出台、实施。然而，这些规定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土地分散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1985年，全国耕地净减少高达100万公顷，唤醒了人们对耕地资源的严重稀缺及加强耕地保护紧迫性的认识。1986年是新中国土地管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土地管理法规”，“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4月，农业部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后提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6月25日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依据这部法律，我国对城乡土地集中统一管理。1986年8月1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诞生，代表国务院对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土地实行统一管理。随后，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土地管理机构也相继建立，我国土地管理队伍不断壮大。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1987年12月，深圳经济特区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突破了当时《宪法》对出租土地的禁令。法随事变。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次适宪性修改，一举扫清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面临的法律障碍，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开辟出一条法治之路。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后，以《土地管理法》配套法规建设为中心，形成以《土地管理法》为基本法律的法规体系框架。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6年8月到1992年年初的5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先后制定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外商投资成片开发经营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土地复垦规定》等；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颁布了《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管理暂行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土地登记规则》等。土地管理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土地管理面临严峻挑战。法律规定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大打折扣。各地通过“化整为零”、“下放土地审批权”等办法，大量占用耕地。据统计，1986年到1996年，因各项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灾毁等原因全国共减少耕地约亿亩，而同期开发复垦的耕地只有7368万亩，10年间，耕地净减少2898万亩。严峻的现实，迫切要求土地管理法制与时俱进。关键之举：确定用途管制的法律地位，土地管理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法制变革打下坚实基础。1996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下达了11个重点调研课题，其中之一就是耕地保护问题。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党组十分重视，举全局之力开展这项调研。经过对广东等13个省（区）和上海等12个城市历时10个多月的调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向中央提出了保护耕地的政策性意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即中央11号文件下发，明确提出，必须从体制、机制和法制上采取治本之策，扭转人口大量增加、耕地大量减少的失衡趋势。此时，《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也正式启动。1997年5月成立修改小组， 8月18日修订草案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第64次、第65次常务会议讨论审议原则通过后，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1998年4月11日，由国务院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4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就《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作的说明。8月29日上午，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的141名代表按动了表决器，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139票赞成获高票通过。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立法形式明确肯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确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地位。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从保障建设用地供应为主转到切实保护耕地为主；在土地管理方式上，从分级限额审批制度转到用途管制制度；在土地利用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转到内涵集约型；在各级政府土地管理职权分配上，从土地管理权主要集中在市、县转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土地用途管制要求合理划分；在执法监督工作上，从传统的土地监察转到建立现代土地执法监察体系；在调整范围上，从单纯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转到既调整行政管理关系又调整财产关系。1999年1月1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作为其重要配套法规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同步施行。速度之快，在中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继续向前推进。200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出台，明确规定四类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征地问题的土地信访数量不断攀升，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修正，不仅将原来的土地征用区分为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而且从《宪法》层面上强调无论征收或者征用都要给予补偿，体现国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同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对《土地管理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了第三次修正，主要是将总则第二条第四款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同时，将《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用”全部修改为“土地征收”。随着土地管理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国土资源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以《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全民意见的成功尝试为起点，国土资源部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草案，积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多方听取意见，奉行“开门立法”。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立法，认真组织专家咨询论证。《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信访规定》等规章在出台前，都全文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作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重要内容，《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是第一部严格规范国土资源系统听证工作的规章。2004年1月9日经国土资源部第12次部务会议通过后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它是最早的由部门制定的听证规定。颁布并实施《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是国土资源系统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以层级监督和行政救济为重点的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探索建立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有效化解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和社会矛盾，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法律的创新和变革，使我国土地管理走上法治轨道。新的起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面临新形势，土地管理法制建设担负新使命进入新世纪，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提速，土地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2004年6月，国务院领导批示要求，在抓好土地清理整顿的同时，着手研究制定管理制度。7月，国土资源部先后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和专家座谈会，专题研讨国土资源制度建设，继而成立了加强土地管理制度建设领导小组，保证《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各项制度真正得到执行。当年10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出台，决定重申，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出现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过大、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土地地方违法用地比例很高、出现新的违法形式如“以租代征”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下定决心，要运用土地政策，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从调整利益机制、完善责任制度和健全法律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经过多年的积极摸索，土地管理改革方向越来越明晰，就是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并举，建立土地管理的长效机制。与中央的部署相一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作出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规定。如：建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完善了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构建了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土地物权体系；依据宪法，按照党和国家关于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对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完善；贯彻平等保护的原则，在土地物权体系方面作出了多项创新性规定。结合《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国土资源部部署开展了相关部门规章的制定工作。2007年12月30日，《土地登记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布，并于2008年2月1日起施行。《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等规章的制定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决定》同时明确，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积极稳妥和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任务迫切，《土地管理法》已进入新一轮修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将《土地管理法》修改列入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国土资源部党组对《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土地管理法》修改工作方案和修改思路，目前，《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据部有关负责人透露，起草工作坚持四项原则。一是既要全面总结和回顾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取得的经验、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又要展望未来土地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为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提供法律武器。二是注重将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党中央、国务院在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完善征地制度、提高新增用地成本、节约集约用地等方面已经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将通过法律修改使之上升为法律制度。三是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被实践证明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共同责任制度、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等上升为法律制度。四是坚持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这是我部立法工作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保证立法质量的关键环节。起草《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除了由部机关主要司局参与起草外，还特别委托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起草专家建议稿，委托广东等省厅联合起草地方建议稿。最终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审议的送审稿，将综合考虑专家和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30年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我国土地管理法制建设正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我国土地法治之路必将走得越来越顺畅。（
清代处在「地主封建制社会」变化的第三阶段─土地兼并不做限制的阶段。所谓土地兼并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买卖等经济引起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导致土地垄断的一个经济过程。清政府要维护其庞大的官僚机构之运转，就必须往下寻求资源，加强税收，而地主为了增加自己的净地租收入，则隐瞒田产，庇荫民户，地主兼并土地越多，隐瞒的田产与民户也越多，政府税收必然减少。再则土地兼并使大量的自耕农沦为佃农，他们受剥削，生活困苦，迨天灾人祸到来，必定更加困顿，由此激化社会的阶级矛盾，因此土地兼并可说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和社会动乱的根源。以下就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田地名目─民田、庄田、屯田加以介绍（所属范畴是私有或国有的）。〔一〕民田（属于私有范畴） 所谓民田，是掌握在地主和自耕农手里升科纳税的田地。清代这类土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类民田在立法上是可以买卖的。田地来去无常，家业兴亡不定，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是当时的社会状况。拥有民田的是1.地主：有钱的地主，大量垄断田地，失去田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田地，然而，地主对佃农采取土地出租的形式进行地租剥削，地租有正租、附加租、押租与预租，正租是佃农将佃耕土地的收入按租约规定向地主缴纳地租，附加租是地主依仗自己政治上的权势强加给佃农的额外剥削，押租和月租都是佃农未收获前先支出的款项，此二租主要是由于佃农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地主为了控制农民而采取缔一些经济强制手段。前一段提到当天灾人祸发生时，农民为了躲避丁役银负担，时常隐匿户口的情形会出现，而这使得国家的税收不足，于是清朝为了保证国家财政的稳定，采取了“摊丁入亩”政策，国家不再向农民直接徵收丁银，而向地主徵收，此政策的实行完全取消人头税而进一步使封建社会后期的人身依附关系趋于松弛，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自耕农：他们的土地来源自无主荒地或购买有主产地，自耕农是清朝的赋役来源，所以对自耕农采取将他们固定在小块土地上，收取轻徭薄赋，有利于自耕农的发展。然此种薄役政策随着封建国家机器发展财政的需要的扩大是很难常久实施的，再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自耕农又失地破产而转化为佃农 ，如此可说，自耕农的发展与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兼并之风的削弱与盛行。〔二〕庄田（披上土地国有制外衣的一种土地私有形式） 庄田的获得是通过皇帝的赏赐。它最初是作为国有土地赐予亲王、贵族阶层，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其性质产生变化，逐渐变成私有土地，庄田的来源主要是通过“跑马圈地”暴力掠夺来的民田，朝廷将之分配，子孙承袭制，由国家分给不再收回，但不准典卖，但典地的现象在康熙年间就已出现，且愈演愈烈，终于在光绪二十三年开禁。庄田与民田一样是采地租剥削，所不同的是庄田没有田赋负担，所有制掌握在皇帝与贵族手里。地租形式与民田同，正租主要采用食物和货币的两种形式，其不同之处为庄田按庄设置庄头，配置“壮丁”，又有汉人的“投充户”，庄主对他们有强烈的人身支配权，通常受庄主的欺凌。庄田制是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形式的基础上出现的领主制，他是披上土地国有制外衣的一种土地私有形式。〔三〕屯田（国有范畴） 清代的屯田，基本形式有军屯与民屯，军屯在边疆，民屯在内地，比例以军屯为主。军屯的进行是以严格的军事管制，其目的就是要在士兵身上榨取剩余劳动产品以解决驻防军的粮食问题。从生产组织和参加生产的劳动者来说，分为现役军人与军人家属，若以屯田军所承担的封建徭役来分，可分为驻防军与运粮军，但对于没有承担运粮徭役军的，则要按领种屯田计亩出银津贴出运的运丁。屯军除了向国家交纳食物及货币地租和承担国家的军事徭役，运粮徭役和皇帝批准的私人的兴建徭役之外，不再负担田赋和承担一般封建徭役。然军屯制依然属于封建强制性的剥削。因此许多屯军设法逃脱清朝的控制，为此清朝实施严厉的“勾军政策”，其目的是将逃亡的士兵清理出来编入农奴的行列。由此便足以说明屯田制是靠鞭子来维持的。总的来说，清代的土地制度是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不管是拥有土地的地主，或是统治者都往下进行剥削，而这些皆是在封建体制下进行的。
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摭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为统治者服务，就有个选什么人、用什么标准选人，用什么方法选人的问题。中国封建时代长达二千多年，这历代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选考、招生来网罗人才的呢？从选拔制度来看，汉代以后、隋朝以前，实行的是“选举”制；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至清光绪27年（1903年）大约一千三百年，实行的是“科举”制；到近、现代则实行的是招生考试制度（人们一般比较熟悉）。这项工作可以在学校进行，如太学、国子学以及各类学校在学生中招生、考试；也可以通过选考，即“选举”和考试进行。 太学学生基本是按等第、身份来选拔的，不需要入学考试。但学校内有定期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只是为了确定官阶官职。考试内容完全是儒家经书。所谓“选举”，一是以身份、门第来挑选“贤良”、“孝廉”、“九品”等；二是以儒家经书作为选举考试的唯一内容。“选举”盛行于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面着重谈科举的兴起、废止及其影响。一、科举的兴起与废止。科举亦叫开科举士。即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分配官职。这种制度是从隋炀帝大业二年设立进士科为开端，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隋朝采用士科的方法来选拔官职，以此来代替九品中正（即九品三等，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三级，层层上报直到吏部尚书。始于魏朝，晋及南北朝都相沿袭用）和地方官的选职。从而将读书、迎考、做官紧密地联在一起。这一方面使得世族地主沿着这一方向取得参与政权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可以从世族手里夺回选人权力，以此来巩固他的统治势力。所以“科举”是一项新的政治举措，它有力于中央集权，故被以后各个朝代所沿用。不过由于考试内容专重儒经，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先天不足之症。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腐化没落，官方规定的儒经范围、标准，越来越狭窄，从而路子也越来越狭窄死板，直至废除。隋末农民大起义给世族地主以沉重打击，但也有一些世族地主在夺取政权中担任了唐王朝要职。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新变化，不仅为科举制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到贞观、永徵年间又有了更大发展。唐制取士之科，多沿袭隋制。但参加科举的范围扩大了，来源有三：一是学校出身的学生，每年中央由国子监祭酒和地方各州县学校挑选学业成绩合格的学生，送到礼部应试；二是乡贡。一般读过儒经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应试。从县到洲，再到尚书省，逐级考取；三是科举，由天子直接招考，大都根据统治者本人喜好和切合当时政治需要而特设科目。据说唐文宗前后共考过数十种科目。武则天还亲自命题考试，开了科考中殿试的先例。此外，还允许学武之人参加科举考试。这种考试由兵部主持，叫武举。唐代科举科目（如秀才、明经、进士等）虽然很多，但最受社会重视的还是进士科。录取的比例差别很大，一般百人中选一、二人。当时有人把中进士比喻像登天一样。有“五十少进士”之说，五十岁作了进士还属年轻的。白居易29岁及第进士，是十七个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及第进士后，“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其择人有四事：身、言、书、判。”（《通志、选举志》）“铨选”，即衡量选定的意思。其标准指：体貌丰伟，言辞辩正，楷法遒美，文理优长。经吏部考取后才给官做。而皇亲国戚、功臣子孙、贵族则可直接应吏部考试；五品以上子孙还可不考试。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沿袭唐、五代之旧，仍以孔孟之道为唯一内容。不过，由于建国后为防止地方势力的滋长，加强中央集权，需大量补充官员到国家各级政权中去，故大力提倡科举，并在形式上作了调整和改革。首先，放宽考试、录取范围，扩大录取名额；其次减少考试层次，取消了吏部考试一关。一旦录取后立即授予官职，名茅列前的可得到较高官职。再次，确立了殿试制度。宋代考试内容十分重视帖经、墨义，几乎各科都考。王安石变法，还实行“经义”取士，颁布了“三经新义”。后“经义”演变为八股文。元朝带有明显的民族政治色彩。元代科举终止了七十八年。在延佑二年（1315年）才开科取士。以《朱注四书》（宋代朱熹解释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开始于元代，到明清成为法定的唯一内容。明朝“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明史、选举志二》）以八股文取士始于成化年间。清代科举基本沿用明代旧制，但所贯彻的则是民族歧视政策。明清科举弊端更多。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政权，对知识分子实行软、硬两手。硬的，大兴文字狱，实行血醒镇压；软的，控制人们的思想，而科举制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二、八股文的起源、形成及危害。八股文大约从宋朝开始，到明朝己完全形成了，清朝最盛行，“惟读《四书》，谢绝学问，帷事八股。”（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八股文是什么？“是完全没有内容，专讲形式的文字玩弄。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就八股文格式而言，死硬规定每篇必须有破题、承题起讲、题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几个段落，每段又规定一定的句数。“题比”又名“入手”，是引入正文的开始。“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四个部分属正式议论，又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股者，对偶之名也。”四个段落各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一般称八股文。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介绍，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要求，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连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再如宏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共两扇立格，则每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八股考试是以《朱注四书》为中心内容的，大约有四百多年。由于题目的限制，为避免重复，防止应举人抄袭成文（实际当时就有应敷科举在市场出售的八股文选本——新科利器），于是出偏题、怪题。有什么单扇题、双扇题、三扇、四扇起，上全下偏，上偏下全，截上截下，甚至有单词独句字的所谓“枯窘题”。“譬如《中席》‘及其广大草木生之’，则上回去‘及其广’，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如此之例，不可殚书。无理无情，以难学者。”（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八股取士，从内容看，以孔孟之道为唯一的，存在明显局限性；从考试形式上看，偏题怪题，死记硬背，牵制了人的思想和智力发展；另外，考试要盘查身体看有无藏匿，以考生为敌。不仅场内派军人监督，连场外也要派军警守卫。为防止考生作弊携带东西入场，在入场前要洗澡，换上官方特制的衣服。到清代，考生在考场上的全部用具都作了严格规定。当时有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考场实情：“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句功名误煞人。”“闺房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负凳提蓝浑似丐，过堂呼号直如囚。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地搜。”（摘自《浙江乡闱诗》）由此可见八股陈腐，形式陈旧，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弊端是很明显的，它只能摧毁人才，只能使国家文化学术水平大大下降。可以说八股科举毁掉了一代知识分子。“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当代很少有称职（胜任）的官吏。”（《通志、选举志》）这说明八股科举是培养不出、也选拔不出真才实学的人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进步思想家都大声疾呼批判科举，连蒲松龄、吴敬梓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地步。他们是以生动的文学形象来全面批判八股科举的。三、科举考试的程序、级别。现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一般包括三级考试：院试、乡试、殿试。院试，在府城或直隶洲地举行。考试对象是及格的童生。在院试前有两次预备考试，在童生参加考试的基础上，选取部分及格者。主考官称“学道”、“学台”，又称宗师。如《儒林外史》第7回说：范进中了进士，‘钦点山东学道’，即由他去主持院试。学道任期三年，期内必须逐个到直隶府、洲去主持两次考试。院试是从童生中考取秀才，并要对秀才进行甄别。院试录取名额，根据府、洲、县的生源多少来定，多者二十几人，少者七八人。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都是考了几十回、几十年才考中的。“秀才”一般来说没多大学问，只要八股能成篇就有录取的希望。秀才身份比普通人高—等。高在他有了接近官员的资格。秀才见了知县可以不下跪，甚至可以和知县分庭抗礼。中了秀才，生活一般没问题，至少可以教书。乡试，在南京、北京，各省省府举行，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考试时间八月初九至十七。每场三天，一般考三场或四场，故有“九日场期”一说。因考试时间在秋天，故称秋闱。考场一般称“闱房”。参加乡试者必须是秀才。通过了这次考试的秀才，才可取得举人的称号。主持考试的官员称主考。录取名额各省不等，大省百余人，小省五六十人。在明清时代，考上举人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件大事。因考上举人后，不但可以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考取进士；既或考不上进士，但也有了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他自己高兴地发了疯；邻人也多来奉承，送田产、送银子、送奴仆等。这说明一个读书人考上举人，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因把自己列入了特殊阶层。对老百姓来说，一个举人简直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范进中举后，他的丈人胡屠户说：“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殿试，由会试、复试、殿试三种组成。会试由礼部主持在北京举行，三年一次，即在乡试的第二年（逢丑、辰、未、戌年）举行。某年举行的称为某科，如壬午举人，就是壬午科举人的省称。考试范围是全国的举人。考试日期为三月初九至十七，考三场，每场三天。四月发榜。因在春天考试，又称春闱。录取名额二、三百人不等。录取者，先以礼部名义发表，称为贡士。主持贡士的官员称大总裁。复试仍由大总裁主持，参加考试者必须是会试录取的贡士，只考一场，考八股经义。复试分一、二、三等，这等级与后来的授职有密切关系。殿试是最高一层，地点在太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一场。通过会试考取的贡士才可取得进士的称号。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称进士及第，各有其号，从上往下：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六、七十名，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总称进士。中了进士，对读书人来说，功名到头了。殿试后还有一个考试，叫朝考，与功名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授予官职。在殿试后若干日举行。通过此次考试，进士可获得他们应得的官职。明清规定：一甲三名在会试揭晓以后，立刻授予官职。状元照例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的编修（正七品）。清代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起居、典籍文件。四、科举制对人们的影响。从以上介绍可看出，科举制与读书、做官是直接相联的。可以说，越读书，越往科举制度上爬，就越有做官的希望。请看“久旱逢甘雨，异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学乃人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选白坊刻《千家诗》的眉头）这历代流行的诗歌，讲的中心思想都是读书做官，追求功名富贵。由此可见，科举制极大的剌激了读书人的功名心。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崇尚科举，是因通过这一途经可以走上仕途，获得荣华富贵。它不仅具有强大的刺激力，而且读书做官成了一种强烈社会意识，强烈社会心理。这种意识、势态、风气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挤压着读书人去走科举之路。不仅读书人、知识分子要沿着这一阶梯往上爬、走上仕途；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广大阶层的人也都受到这一影响，并且大而且深。他们也都认为这是一条正轨的路，读书人必经的路。在《红楼梦》一书中，史湘云、薛宝钗，包括袭人都劝说过宝玉要走这一正轨之路。事实证明，在封建社会里，谁在这条路上走得好、爬得高，谁就受重视，谁就能得到荣华富贵。宝钗不就登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吗！而林贷玉由于不说这些“混账话”，不走仕途经济之路，就为贾家所不容。不仅社会是这样，家里人甚至连妻子也是这样。在唐代德宗贞元初，有个读书人叫杜告，他考好多次都落榜了。他妻子压力很大，在杜告又一次落第后，她派人给杜送去一首诗，说他丈夫的的确确有奇才，可为什么年年都没被录取呢？感到害臊，“君若来时尽夜来。”说她丈夫若回家，只能半夜回来，别叫旁人看见。我们看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这妻子也对丈夫摆出了一副势利眼。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微型小说《镜听》，说一家两个儿子都是读书人，两个儿媳妇在家料理家务。一年两个儿子都去赶考。报子来报，大儿子考上了，此时两儿媳妇都在厨房里做饭，父母高兴，就到厨房告诉大儿媳妇说，你丈夫考上了，你别在厨房干了，到外面凉快凉快去吧。二儿媳妇一个人在厨房干活，只因丈夫没考上，眼泪汪汪。一会儿报子又来报，二儿子也考上了。二儿媳听说后还没等婆婆说话，把手上活一撂也到外面去凉快了。我们看这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风气，非但进了闺房，也伸进了厨房。所以有人这样总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两句是极好的概括、总结。也正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读书人才十年寒窗去苦读；也正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大家都往这条路上挤、去奔走、去苦读。读书人在八股科举的诱惑下，变得灵魂空虚、道德低下。由于八股的禁锢，使知识分子，穷则百无一能，愚顽酸腐，做统治者的奴才；达则贪赃枉法，期压百姓，做统治者的帮凶。在这一点上，吴敬梓、蒲松龄等是有比较清醒、深刻认识的。在《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吴敬梓借助理想人物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这个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这里文木山人指出了读书人腐化堕落的根源之—，就是来自八股取士制度，说它不好并给予深刻批判。由于走八股取士之路可以通向富贵，因此人们都往这条路上挤，不惜把自己灵魂变得空虚，道德变得低下。因此把文章学业、道德品行看得轻了，去追求做官，或逃避现实，退隐遁世。这不就把路引偏了吗！这第一回不仅是我们读《儒林外史》一书的总纲，同时也可见吴敬梓那对封建科举制持批判的鲜明态度。他所提倡的是文行出处，而否定、批判的则是功名富贵。
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参考资料：
隋、唐、宋 隋炀帝 时的科举分两科，一称明经，另一称頲士。虽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数量，䠆明经和进士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㠂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墠义。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试顠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於墨义则映一些关於经文的问答。进士科的考试丠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 、 赋 ，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唐高宗 时代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砓书便能考上。而且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砚严格，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堁分之一。当时曾有一句说话：「三十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进士科砄难度。 另外，在武则天时代开始，亠设立了 武举 考试，用以挑选武官。 宋代大部份晠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 王安石 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砺以经义 (解释经书) 、论 (对时局的评论) 和策 (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 作为考试内容。然而， 苏轼 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元 元代的科举虽然对自身的统治影响不大，但它的内容却有重大转变。第一是 科举不再分科，专以进士科取士。第二考试的指定读物有所变动。新的规定 ，如果经义的考试内容包括 四书 ，则以 朱熹 著述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的依据㠂 这两项改动并没有随 元朝 而消亡，而是成为明、清两代 八股文 的基础。 明、清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在乡试及会试皆以 ??书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 ??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 八股文 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栵为讲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堙策问。但是考生答策的内容很多时都䠦不重要，清朝的皇帝便惯以试--的书泠取定殿试名次的高低。 热衷科举的人 识 四书五经 ，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堸」，很多读书人都是一概不通。讽刺砑举的小说 儒林外史 中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栎朝的进士--开玩笑说：「今下如果是 四川 的 苏轼 来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筠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罢亠。」原来他竟然不知谁是苏轼。 而就 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求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於是不少考生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 ，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选刻 。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曾经有人将八股文与「 鸦片 」、「 缠足 」并列，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三大害㠂 晚清时力主废除科举的 康有为 与 梁启超 两师徒，可算是一对才学与考试成绩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启超十二岁便兠学成为秀才，十七岁举人，被称为神章，算是科举得意。但梁启超中举后自诚「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遇覠康有为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窍不通，反耠要拜老秀才康有为为师。相反，康有炠书香世家，家中有--，年少已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虽然康有为名满广东，但他十六岁成秀才，获贡生身分后 是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十六岁时方才时来运转中举人，得以徒弟梁启超一同上京赴考，会试最终以首名及第成为会元，高中进士。
科举是相对九品中正制的进步，消除了氏勋大族把持国家政权的情况，使身份低微但有才学、有能力的读书人参与到国家政权中来，这是进步。当然，它有弊端，但不能否认它为中国封建社会带来的巨大贡献。晚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一. 使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被打破，促进了思想解放科举考试以儒学为基本内容，废科举加速了儒学的解体，使儒学地位日益降低，最终使儒家失去了基本的信仰群体。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民主与科学大旗在神州大地上高扬。二. 大大推进了20世纪初中国科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首先，科举的废除使四书五经失去独尊地位并导致经学衰微，这使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分支学科相继独立，为科技文化在20世纪初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科举的废除改变了过去人们所习惯的思想活动路径，造就和壮大了现代科技知识分子队伍，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科技文化殿堂，促进了科技文化的普及与推广。三. 建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废除后，近代新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全国各地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各级各类学堂配套成体系，这表明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确立。它使教育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体现了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四. 促进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和中国社会的变革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创办，近代新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他们接受了西方文明，大大开拓了文化视野，逐渐放弃通过考试求功名的观念，就职开始走向多元化，并逐渐形成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接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团体，把救国与向西方学习结果起来，推进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五. 促进了仕学分途，瓦解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科举的废除使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政治与王朝的人身依附，摆脱了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读书做官”思想的束缚，开始关注学术的独立品格，认识到“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主张“为学问而学问”。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的消亡，意味着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不复存在。总之，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重大决策，也影响到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土地征收调研报告
随着人们自身素质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通常情况下，报告的内容含量大、篇幅较长。那么大家知道标准正式的报告格式吗？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土地征收调研报告，欢迎阅读与收藏。
随着我县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建设明显加快，我县辖区内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的数量增多，而土地征收关系到国家、集体及个人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平衡。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损害各方利益，导致引发更多的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案件，进而激发社会矛盾。针对这一课题，县妇联组织机关干部职工深入到星沙、黄花、跳马、榔梨等乡镇以及相关的县直部门单位进行座谈、走访，发放调查问卷，查找原因，分析问题，探索出一条既适合民情又符合民意的解决办法。
一、存在的问题和特点
从妇联系统接待和处理维权案件来看，涉及到侵犯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及征地拆迁补偿的问题成上升趋势，从XX年到20xx年县妇联共接待来信来访238件，其中因征收补偿费分配问题上访的44件，占同期上访案件总数的19%，其中XX年15件，XX年年12件，20xx年9件，20xx年元—4月份8件；从县法院受理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案件的情况来看，XX年至20xx年5月共受理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案件68件，均已审结。从20xx年5月起，县法院对该类案件暂缓立案至今。目前，拟向县法院提起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案的当事人主要集中在跳马、黄花、榔梨辖区，其中以跳马的情况较为突出。据初步统计，目前向法院要求起诉的案子逾百件，其中跳马占一半左右，现有几十位农村出嫁后向市、县妇联投诉。
（一）问题的出现存在四个方面
一是承包过程中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出嫁、离婚、丧偶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比较典型的是：①出嫁女承包地被强行收回。主要表现为出嫁女娘家土地被收归集体，而嫁入地又未分到地。②离婚、丧偶的农村妇女土地被强行收归集体。有的离婚后不论妇女是否能够从娘家或再婚夫家所在村获得土地，原有土地都被收回。
二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利润或征用土地补偿时，侵犯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权益。如有的地方通过村规民约等形式明确规定，妇女出嫁、离婚后承包经营权不受保护，不能享受本组村民同等待遇。主要体现在少分或不分给婚嫁妇女土地征收补偿费。还有的对妇女土地补偿费的分配随意性大。农村妇女能否分得土地补偿款，由村规民约、户主代表会决定，即是同村同等条件下，往往也有不同的分配结果。
三是离婚妇女因离婚后不能单独立户，户口还在夫家，政府按户主发放土地征收费后，夫家从中卡扣，致使离婚妇女土地征收补偿费难以到位。
四是部分妇女就土地征收补偿费问题上诉到法院后，胜诉容易执行难，官司胜诉了，但因“婚嫁女”问题的复杂性，执行难度大，有的赢得了官司拿不到钱，还有的是第一批征收款赢了官司款还没到位，第二批征收款又分完了又要重新上诉法院。截止目前为止，县法院反执结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案件14件，尚存未执结的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案件有54件，案件执结率反达20。59%，效果很不理想。
（二）审理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案遇到的问题及困难
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以界定：我国目前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何界定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在具体实务中的操作不一致。而目前关于“出嫁女”、“上门婿”、新生子女、丧偶和离婚妇女、服刑人员、在校生等是否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问题，在实务中未能形成统一、规范的标准。
二是审理中存在无法采取有效财产保全措施、无法调查取证、无法正常开庭审理及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经济组织成员对有关法律和政策不理解，对抗法院生效文书的执行。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产生往往是集体经济组织以“合法化”的村民会议自制剥夺经济组织个别成员的权益，在征收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过程中，否定“出嫁女”、“上门婿”、新生子女、丧偶和离婚妇女、服刑人员、在校生等的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大多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均排斥或拒绝执行法律。尤其个别经济组织负责人煽动民心，组织经济组织成员阻碍法院取证、庭审及执行，影响恶劣。
四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乡镇政府对法院涉及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审理和执行工作不理解、不配合、不协助、不支持，甚至人为设置阻碍。在县法院已受理的执行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案件中，曾出现有关部门不配合、不予协助甚至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的情形，经教育、制裁后情况虽稍有所好转，但形势仍不容乐观。
五是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案执行难度大，补偿款分配到村、组后被迅速分配到经济组织成员手中，资金无法收回。而集体经济组织又无其他经济实体，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导致案件无法顺利执结。未能执结的案件越积越多，逐渐形成恶性循环。而原告或申请执行人在判决后因无法得到执行款，便将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愤怒转嫁到法院和办案干警头上，动辄上访、告状，办案干警疲于应付各种汇报，严重影响干警办案积极性，甚至影响县法院全面工作的开展。
二、凸现的原因及分析
一是部分群众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部分群众甚至少数基层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内容理解不深，认识不足，导致一些村民自治组织在讨论制定村规民约时作出不利于“出嫁女”、“上门婿”、新生子女、丧偶和离婚妇女、服刑人员、在校生等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剥夺受害人的权利。
二是一些村规民约与法律不符。有的村组虽然落实了30年承包责任制，但仍按村规民约每隔3至5年调整一次土地，仍存在随意终止或变更承包合同的问题，对婚嫁女、农嫁非妇女、丧偶妇女及未成年女性的土地承包权进行强制调整，严重地损害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三是户籍制度引发一系列矛盾。①经济较发达的乡村，嫁出去的妇女不愿迁出户口，嫁入的人口不断增加，导致农村资源和经济利益增长速度有限性同人口增长速度急剧的矛盾突出，利益分配压力逐年加大。②城乡地区户籍管理分割性，导致不少与城市男子结婚的农村妇女不能随其夫户口迁入城镇。因此，本村出嫁女的户口没有迁出，嫁入本村的妇女不断增加，在利益分配时就“僧多粥少”，村民们认为自身利益被抢走了，所以排斥出嫁女。
四是组织机构不健全，法院执行难度大。目前，全县还没有健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机构，致使一些土地承包合同纠纷难以得到及时解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规定村规民约的审查、监督机制，村民以自治为由理直气壮，当地政府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因村民自治、村规民约等诸方面原因感到很棘手，法院限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婚嫁女”问题的复杂性，土地承包纠纷经法院判决后执行难度大。
摘要：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已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目前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主要有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转包、城乡统筹等不同模式。通过法律规范、制度创新、组织建设、政策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三个阶段 三种模式 主要问题
土地制度改革始终是中国整体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土地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和行业效率，也关系到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当前我国农业正进入一个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全新发展阶段。这就要求农村土地进行适度征收和集中经营。对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主要模式进行研究。对促进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这种改革探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始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多种补偿安置模式的探索。上世纪90年代，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用地量随之大增，地方政府的财力也有所增强。农民在征地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完全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很难满足要求。发达地区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自行发起了探索尝试。国土资源部从1999年开始在全国安排了两批共19个城市在征地补偿安置、征地程序等不同方面开展试点，探索征地制度改革之路。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是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自上而下改革相结合。
2.第二阶段是20xx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发布之后的提高补偿标准，实行征地区片价及统一年产值的探索。征地制度改革路线自改革开始以来一直存在土地是否私有化的争论。20xx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主要内容是明确了征地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面推行征地区片价和统一年产值，提高补偿标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定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国家强力推动统一的补偿标准。
3．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部署的新一轮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的探索。根据中央要求，20xx年，国土资源部启动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在十一个国家确定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展征地制度改革试点。试点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二是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机制，三是改进农用地转用与征收审批方式。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开展了触及征地制度实质的征地范围试点。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开始逐步摆脱过去“左”的做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力的保护开始加强，征地补偿标准大为提高，征地权限逐步上划，强化用途管制，严格保护耕地。我国目前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主要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分别是：
1.南海模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广东南海农民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比重大为增加，出现大量弃耕和抛荒现象，当地农民和外地企业纷纷办厂，土地需求量大大增加。1992年春，南海罗村镇下柏管理区经反复研究，最终将辖区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划分为农业保护区和工业开发区及群众商住区，依此实施一定规划和经营。同时将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到在农民土地上兴办的企业，农民参与按股分红，农地转成非农用地的级差收益按照51：49的比例在集体和农民之间分成。企业租用农民的土地，一亩地每年几千元，且预交三到五年，企业一次性交给集体的土地租金就相当于目前国家的征地补偿费。
2.嘉兴模式
嘉兴模式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对传统征地制度改革的颠覆。传统的'征地制度的弊端在于征地范围广、补偿标准低和失地农民没有保障的问题。而嘉兴模式主要是针对第三个弊端，所以又被称为“土地换社保”模式。嘉兴模式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三统”、“一分别”。“三统”即为政府统一实施征地，统一补偿政策，统一办理失地人员农转非和养老保险。“一分别”即为不同年龄段的安置对象分别进行安置。比较有创新之处是政府不再向村集体支付人员安置费，而是将所有费用转入到劳动社保部门的社保专户，直接落实到安置人员个人账户上。同时出台有关政策按照不同年龄段对被征地人员分别进行安置。对征地时属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员，按照当地测算标准一次性交纳基本生活保障费用。在其未就业时，可以发
放不超过两年的生活补助费，补助期满仍未就业并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纳入城市低保。
3.芜湖模式
芜湖模式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权不发生变化，仍然保留集体所有的性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转让、租赁、作价入股、联营联建、抵押等形式的使用权转移行为期限结束后，土地仍然是农民集体所有。试点中土地流转过程是这样的：先由各试点乡镇成立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土地的假定使用方，按若干程序和条件与村集体签订协议，取得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尔后乡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按照开放的需要向工业企业等实际用地方转让土地使用权。在此过程中，各乡镇既是土地流转的组织者，又作为中介人具体参与到流转之中。
通过对着三种模式的研究，我发现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案例模式中分别主要有以下特点：
1.南海模式
这种模式不仅承认了土地在作农用时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而且承认现在的股权持有者也有权享有土地在作非农使用以后的级差增值收益。这既延伸了农地承包制下农民对承包土地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也使土地承包权益因为制度创新而得到加强。地方政府在采用国有出让方式征用土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将非农建设用地留作农村集体使用。
2.嘉兴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但这种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级差收益由政府垄断的问题。如果说南海模式还可以有可能实现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获得致富的机会，那么这种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实际上使得农民不可能靠土地致富。这并不是社会保障的本意。这种模式并不需要财政的任何转移支付，甚至可农民最终获得的实际收入的现值有可能少于一次性补偿的额度。因此，这种模式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的征地制度。
3.芜湖模式
表面上看，芜湖模式似乎和南海模式并不本质区别，因为土地所有权都掌握在农民手中。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实际上是一种“转租”并且期限很长，这就决定了在芜湖模式里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的参与性要大大高于后者。各试点乡
镇建设投资公司在取得农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的过程中，村民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不排除一些村干部借机中饱私囊、营私舞弊的嫌疑。
对于这三种征地制度改革的模式，各有利弊。对此我总结了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一个开放、竞争、公平、有序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和租赁市场。市、镇两级农村土地征收管理服务中心，每个村设立土地征收服务站，形成了市、镇、村三级土地征收服务体系。提供土地征收信息登记发布、土地评估、谈判交易、合同签订鉴证、法律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促进农村土地征收的有序进行。
第二，建立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为保证粮食安全，一方面，必须严格土地征用制度，完善土地补偿机制，避免耕地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应对农民保护基本农田和种粮所支付的机会成本实行财政补贴，增强农民保护农田和种粮的积极性。
第三，为了降低农业经营和土地征收的风险，引入农业保险机制。由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降低农村土地合作社土地使用权的抵押风险和银行贷款风险。
参考文献：1、李昌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状及改革前景
2、张晓山：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回顾和展望
3、陈汉圣：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的观察分析（中共中央政研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观察报告》)
4、廖洪乐：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据了解，自国家税务总局20__年初下发《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后，两年多来，绝大多数省市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要求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有极个别地区清算工作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其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房地产企业均采取“核定征收”的方法来征收土地增值税。
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做法存在以下弊端：一是核定征收率偏低，造成税款流失。目前采取核定征收率征收土地增值税的地区，大多数把征收率确定为销售收入的1%～3%之间。按照《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土地增值税采取按增值额的超率累进税率征收，最低一档税率为30%，计税依据为增值额。如果按照上述征收率倒推得出土地增值税的增值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大致为～10%之间，这样一来，增值率高的纳税人就会因为核定征收而少缴税款，造成大量税款流失。
二是改变了计税依据和税率，土地增值税的特殊调节功能丧失。我国开征土地增值税的主要目的是：规范土地、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合理调节土地增值收益，维护国家权益。
它设置的主要原则是对转让房地产的增值收益征税，在房地产转让环节计征，增值多的多征，增值少的少征，无增值的不征。着重于调节转让房地产的过高收益，抑制房地产投机、牟取暴利的行为，保护从事正常房地产开发的房地产商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规定土地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房地产转让的增值额，税率是超率累进税率，以实现土地增值税的特殊调节功能。但是，在整个地区“一刀切”地对房地产企业采取核定征收率的方法征收土地增值税，房地产企业都按“销售收入”乘以“征收率”缴纳土地增值税，形成了事实上的把计税依据由增值额变为销售额，把超率累进税率变为了固定比例税率，把不易转嫁税负对收益环节征收的调节税转变为易于转嫁税负的流转税，土地增值税对土地增值收益的特殊调节功能丧失，它不但不能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反而会助推房价上涨。
针对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管理中存在的弊端，笔者建议：
一是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核定征收范围。建议相关部门对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明确要求各地主管税务机关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和《条例》第九条及其《细则》第十三条、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和办法掌握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标准，不得违规扩大核定征收范围。对确实难以准确核算收入、成本、费用的纳税人，要严格审查，并督促这些企业尽快建账建制，积极引导企业向查账征收过渡。对已实行核定征收的纳税人，全面检查，发现其一旦具备查账征收条件，要及时改为查账征收。
二是采取科学的核定征收方法，保持土地增值税的特殊调节功能。对于确实无法查账征收的纳税人，采取核定征收的方法征收土地增值税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核定是建立在一定合理因素基础上的对应征税款进行估算的一种方法，这种核定只是相对的合理。因而核定的税款准确程度只能是相对的，但是核定税额不是简单的随意确定，而应有合理、合法的依据。尽管其核定的应纳税额不能保证与实际完全相符，但也要求尽力减少征税误差，保持其相对的合理性。而目前这种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按查账方法难以合理准确地计算土地增值税税额时，按统一的征收率征收土地增值税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对于无法查账征收土地增值税的企业，应该首先采取一定的科学合理的方法来确定计税依据，土地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值额，而增值额是根据转让收入和扣除项目金额计算出来的。因此，只要采取一定的方法核定出转让收入和扣除项目金额，然后按适用税率计算应纳土地增值税即可。
对此，《条例》第九条及其《细则》第十四条已作明确规定，即在纳税人提供的转让价格和扣除项目不实的情况下，应由法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税务机关根据评估价格确定房地产转让收入和扣除项目金额。虽然按评估价格计算土地增值税，评估出来的数据和实际数据会有些差异，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使核定的税收接近实际应纳税款，是符合税收合理性要求的。同时由于通过评估得出来的是收入和扣除项目，由此计算出增值额，仍可按超率累进税率计算征收，土地增值税的调节功能仍然起作用。
三是完善对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的管理制度。税务机关应严格执行土地增值税的预征和清算的规定，并要求房地产企业必须按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财务会计报表及有关凭证等资料。主管税务机关要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跟踪管理和过程控制，如应分户设立房地产企业管理台账，建立地区房地产行业相关指标数据库，以便于对土地增值税纳税情况进行评估。同时，主管税务机关要加强与房地产相关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对于预征土地增值税的，要按照有关规定汇算清缴。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征地越来越多，农民最关心的就是最新农村土地征收赔偿标准是多少，中共中央两会后，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目前补偿制度方面有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正在逐步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构成。一、土地补偿费土地征收的土地补偿费是如何计算的呢？土地补偿费一般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二、土地征收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三、青苗补偿标准对刚刚播种的农作物，按季产值的三分之一补偿工本费。对于成长期的农作物，最高按一季度产值补偿。对于粮食、油料和蔬菜青苗，能得到收获的，不予补偿。对于多年生的经济林木，要尽量移植，由用地单位付给移植费；如不能移植必须砍伐的，由用地单位按实际价值补偿。对于成材树木，由树木所有者自行砍伐，不予补偿。四、其他附着物的补偿标准征收土地需要迁移铁路、公路、高压电线、通讯线、广播线等，要根据具体情况和有关部门进行协商，编制投资概算，列入初步设计概算报批。拆迁农田水利设施及其它配套建筑物、水井、人工鱼塘、养殖场、坟墓、厕所、猪圈等的补偿，参照有关标准，付给迁移费或补偿费。用地单位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它非农业建设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农村征地补偿标准要求1、各项征地补偿费用的具体标准、金额由市、县政府依法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规定。2、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确定（有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按当地统计部门审定的最基层单位统计年报和经物价部门认可的单价为准。3、按规定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可增加安置补助费。原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的土地管理规定，已经在2013年3月26日《土地管理法》中删除。
明、清是科举制度极盛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更加严密和完备了。同时，明、清也是科举制度走向衰亡的时期，弊病更多，消极作用也愈益严重。下文以明代的科举制度为主加以介绍。明代最低一级考试为“童试”。应考者为各州县的“童生”。考试内容为“四书义”，即下文所述的“制义”，以及“试帖诗”。考取之后就可以“进学”为“生员”，即准其入府学或县学读书，准备参加高一级的考试。只有考取了“生员”，才取得了正式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童试”合格是一生功名的起点。“生员”又称“庠生”，俗称“秀才”或“相公”。生员分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膳生员，每月由公家供给粮食，有一定名额，简称“廪生”；其次是增广生员，简称“增生”；新入学的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后二者不廪粮。生员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生员最重要的考试为学政（主持一省儒业和举业的官员）所举行的岁、科两试。岁试是学政按临地方所举行的考试，科试为选拔生员应乡试所举行的考试，按考试成绩黜陟。这样，学校和科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科举必由学校，进学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这是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凡未进学而尚在应考生员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自壮艾直至白首老翁统称儒童或童生，俗有“七十老童生”之说。而一旦考取了秀才，就能享受一定的特权，如豁免差役田粮，各衙门官员以礼相待，见官不跪等等。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的故事，一开头写“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后来，当范进想去乡试向丈人胡屠户借盘费时，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我们只有了解了有关“童试”的一些知识，才能更透彻地读懂这些章节。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乡试考三场，首场试四书义、经义；第二场试论、判、及诏、诰、章、表选其一；第三场试经、史、策。三场之中，所重视的在首场，人们通常称明以时文或四书文取士，是就其所重视者而言，并非说时文以外就不另考其他文字。明洪武十七年规定逢子、午、卯、酉之年举行乡试，即通常是每三年在南京、北京和各省省城举行区域性的考试。应试对象为国子学生员和府州县学生员中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都由有关部门选拔上报。而那些罢闲官吏及倡优之家和居父母丧者则不得参加考试。乡试因为都是在秋天举行，称为“秋闱（闱即试院、考场）。乡试考中之后，称为“举人”，社会上又称之为“孝廉”。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元即第一的意思）。如《范进中举》就描写了范进应乡试考取了举人的故事。“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亚元”原指第二名，范进是第七名而称之为“亚元”，这是报录人故意奉承的说法。中举、意味着士子身份的改变，具备了当“老爷”的资格，这正是范进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因而一旦中举，喜极而疯，吴敬梓用夸张的手法刻划出一个名利薰心，灵魂卑下的仕途中人的丑恶形象。再高一级的考试是“会试”，应试对象是举人。明洪武十七年规定逢辰、戌、丑、未之年，即乡试后一年举行。因考试在春季，又称“春闱”。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考试，明代洪武初年在南京举行，后来改在北京。因为是由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会试中式者称为“贡士”，即把人才贡献给皇帝的意思。第一名称“会元”。贡士须参加“殿试”。会试的考试内容大体和乡试差不多。最高一级考试是“殿试”，也叫“廷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策问。殿试分三甲录取，考中者统称“进士”。明洪武四年三月于奉天殿试贡士，这是明代举行的第一次殿试。殿试后一甲三人为“赐进士及第”（甲即等第的意思，一甲即一等），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为“赐同进士出身”。秀才、举人、贡士都还不是官，只有殿试考中后，由朝廷授予官职的才算官。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要再参加朝考才授官，朝考名列前茅者任翰林院庶吉士，其他人分别授予六部主事与州县等地方官。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中肄业三年期满后，要举行散馆考试，这次考试连已授编修、修撰的“三鼎甲”也要参加。考在前列的，可以留馆，原来二甲出身者授以翰林院编修，三甲出身者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改任各州县地方官。“翰林”，从明代开始，成为文学之士的专称；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编修、修撰、检讨等职掌修国史，兼修起居注。一旦被选入内庭，就称为大学士，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因此，人们视翰林为“清贵”的官职。科举考试中特别重视进士科。除了上述正式科举考试的途径而外，还有所谓“贡生”，即选府州县学中生员之学行兼优者，贡诸京师，升入国子监读书，又称“贡监”。明代分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四种。每年或每两、三年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入监读书的称岁贡。岁贡大都挨次充贡，所以又称“挨贡”。于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的生员充贡称为“选贡”。遇皇室庆典，根据府州县学岁贡常额，特许加贡一次称为“恩贡”。生员捐纳入监称纳贡。贡生是一种出身，可以得官，也可通过科举作官。明清两代以时文取士，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又一重大特点，同时也是科举考试中的最大弊病。所谓时文，或称“制义”，或称“八股文”。文中由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部分组成。破题共两句，道破全题之要义，承题即伸明破题之意，起讲为全篇开讲之处，提比即起讲后入手之处，虚比承提比之后（后来渐废），中比为全篇之中坚，后比畅发中比未尽之义，大结为一篇之总结。字数规定在四百五十字至六百字之间，过多则不及格。时文又称“四书文”，这是就它内容而言，因为它的题目取自《四书》，而且又须按照经传，代圣贤立言，也就是人云亦云地按照《四书》、《五经》的说法贯串成文。这种文体的源流，可上溯至唐代的帖经墨义及宋代的经义。时文之弊，从形式方面说，在于规定了文章的程式，应试者必须依样画葫芦，因此成了文字运用的束缚。从内容方面说，所依据的经传注疏都有规定，明永乐中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永以为式，作文者须代古人立言，所以又成了对思想的束缚。作文者不能自有新意，其结果时文成了无价值的文字游戏。至于时文因为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摸试题，研读时文选本，摹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求新知，更是明显的弊端。如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用策论摺》中就曾指出：“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足见士子只把时文看作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敲门砖”，为了科举而埋首于试帖诗和小楷之中，空疏无用，消磨志气，而无益于天下国家之用。因此有人认为科举以时文取士，是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反侧，禁锢人民心思材力而欲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设的圈套，“其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人才。科举考试因为名额的限制，能考取而平步青云的幸运儿，毕竟少数。与此相对照，则有许多老生宿儒偃蹇不第，困顿场屋的故事。例如清乾隆四十年会试，各省举人中年届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二十名，七十以上者五名，这些人真是终生消磨在科举考试中了。而且士子应试，进入考场时要受到搜身等侮辱性的检查，斯文扫地；进去之后，局促号舍，关在鸽子笼一般的矮屋中，辛苦异常。如同治六年顺天乡试，“天气暴热，坐矮屋，如蒸笼，病暑者十之五，死号中四十余人”。（戴莲芬《鹂砭轩质言》卷三）蒲松龄也是个怀才不遇，久困场屋的人，他在《聊斋志异》的《王子安》一则中，曾用了七个比喻，穷形尽致地描绘了乡试士子的辛苦和狼狈：“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科举制度对于士子的摧残，由此可见一斑了。清初学者徐大椿写了一首道情，对于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作了辛辣的讽刺：“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隋园诗话》卷十二）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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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这个抱歉我不能帮到你，800字太长了，我没时间啊。不过你向知道团队求助比较稳妥，质量和速度都比较有保障，呵呵。抱歉。
隋唐时期：为选拔人才，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唐朝时使它进一步完善。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可以参加到政权中来，使统治者可以进一步笼络士人，同时它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的学校制度完备。明清时期：明朝和清朝前期，为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科举制演变为八股取士制度。它使读书人只知埋头攻读经书，不讲求实际学问，考中作官的大都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同时它使学校的教育也体现出君主专制的特点。八股取士制度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工具。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西学的高潮，新式学堂不断出现，废除科举制的呼声不断高涨，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制订了新学制，并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科举制的废除并不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土地制度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针对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对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运用科学抽象法、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纵向比较分析与横向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论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对各种关于土地制度含义的分析，阐明了土地制度的科学含义及特点，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论文的第二部分，阐述了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在对其现状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国际比较，在分析美国和日本两个不同市场经济国家农地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借鉴，以期得出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从而实现我国现有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 论文的第四部分是对策研究，论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此情况下系统探索、寻找出符合生产力水平，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
在加快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对土地流转及其方式的研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发达的农村土地市场有利于拓宽农村的投融资渠道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土地信托正是一种新的、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下面拟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信托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土地信托的实现基础 信托形式的运用需要以明晰的产权界定和权利的可转让性为基础，土地信托也不例外。国外在研究土地信托问题时也离不开这样的基础。 首先，在土地产权界定方面，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私有制为前提，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产权，才能促使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转；只有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土地信托。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市场的建立受其他要素和商品市场变化的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得农业人力资本要素处于边际生产状态的农民放弃土地。当金融市场认可土地的担保功能时，利用土地信托将成为农业资金要素的重要来源。 但是，西方的土地产权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关系上，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单纯的土地所有权”；在立法上，改变了以往把土地归属放在首位的做法，开始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土地的开发；土地所有权开始逐步证券化[1]。同时，土地利用要符合宏观效率的思想逐步兴起。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社会和团体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以取代土地所有权绝对性理论。如德国耶林在《法律的目的论》中指出：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当仅仅为“个人利益”，应同时为“社会利益”。法国学者迪吉则主张“社会连带说”，认为“土地所有权并非为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存在，仅为增进人类之共同需要而赋予保有土地者之社会机能而己”。随着所谓的“现代土地问题”的产生，“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开始出现，澳大利亚的麦克尔森(Miehaelson)指出:“所有权只是独占性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不受干涉的个人权利”。也有的学者把所有权概括为“一种排他的权利而不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利”。 西方学者还认为：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的绩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理性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反映。诺斯指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对于不稳定的产权，实施很差的法律，进入壁垒以及垄断性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具有较短时间中较少的固定资本，并将倾向于较小的规模。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可能是在贸易再分配活动或黑市上。这一组合很难导向生产性的效率”[2]。 可见，西方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的，这与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户只有使用权的国情不同，但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产权的一部分，明确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可以建立所谓的“有保障的产权制度”，从而作为土地流转的基础应用于土地信托。 其次，在土地的可转让性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转型国家的调研。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诸多限制，土地无法在市场机制下合理流转，从而给完全市场机制下的土地信托形成障碍。这些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很有启发意义。美国的罗伊·普罗斯特曼(1996)[3]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做了认真研究，认为土地使用权权属不充分，权能不明确。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使土地使用权流转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移会使资源配置更有效，并刺激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投资，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同时还提出:“一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推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岳意定，刘志仁等：国外农村土地信托：研究现状及借鉴行规模经营，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为了便于控制农村土地，便于转为非农业用地。” 而俄罗斯讨论了农业用地可转让性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分歧：对潜在土地所有者的技术要求，对非居民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在信贷违约的情况下向抵押权人转让土地的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土地股份及其转让的方式。该研究提出应在俄罗斯实行这样的转变：土地股份可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转让，而后者更为适用。一份土地股份就是一种选择权，可以被出售、购买、继承等。股份的所有者对分配土地有绝对权利。这种机制使得法人实体希望获得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以累积所需数目的股份然后用于分配。研究还指出，租赁是农村地区的一种特别补充机制，所有者更偏好于租赁土地股份而非实物土地。 补充： 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MLAR）计划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并要求实行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但国外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一定能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首先，这种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虽然大量减少了无主土地并促进了带有可转让财产权的土地的供给，但这无法保证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因为对于追求利润的贷款者来说，所有权证明并非获得贷款的充分条件，稳定的土地收入水平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更有甚者，农户可能不愿意用其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品。从而得出结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获得使用权保障的唯一方法，应参照不同的背景和地方偏好，建立更加灵活的体系（Dwniz Baharaglu,2002）[5]。此外最近还有学者（Saturnino JR，2005）[6]以菲律宾为例，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与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有关的变量，得出一个预测结果：MLAR模型用于菲律宾不仅无法促进分配改革，而且会破坏潜在的国家主导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也映证了Dwniz Baharaglu的 结论。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土地使用权必须实现可转让，当然，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转让性的实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土地信托的目的和作用 由于西方国家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流转性，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农村土地的使用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不断从农业用地转变成非农用地。为了保护土地资源，国外很多学者对于农村土地用途的控制进行了研究，如Donald M. Mcleod等(1999)[7]就根据美国西部农村的实际提出了土地使用控制的三种方式：分区制、购买发展权、集群式发展，并建立了土地使用控制方式的选择模型。土地信托方式就是出于保护土地资源和公众利益的目的用于实 践的 。 在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土地信托都是一种很有影响的非盈利组织，它和私有土地主们一同来保护他们的土地以达到保护和利用土地或者其他公众利益的目的。它们保护土地的工作对于他们所从事或者协助土地交易的社区和地域非常重要。这些交易包括土地的获取、保护、管理协定，或者其他的能够从土地上获取的实际资产的一些利益。 补充： 此后，西方学者们就对这种土地流转形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建立了各种决策模型：其中Philip J. Bacon等（2002）[8]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了一个BN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这个模型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人员的观点、土地类型、土地使用的选择、成本和利益的标准。这个BN模型不是最优化模型，而是帮助专家分析有关土地的数据。该模型的使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土地类型的标准和土地使用的选择，这个阶段是为了评估对现在的土地使用的满意度；第二个阶段是关于改变土地使用的成本，改变成本需要考虑风险和银行利息、管理、财产的让渡等因素，这可用一个模型来评价土地管理者改变土地使用后的满意度，即： 在成本支付期内改变的满意度=长期预期的满意度－总的改变成本/成本支付期 而Julie Ann Gustanski(1999) [9]基于伦理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土地信托保护决策支持模型（ILCOS），他认为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反映。尽管土地信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土地资源，但是每一个土地信托机构都有自己的设置和地域。所以，他对伦理经济学政策模式在土地信托保护方面的整个过程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念，从而总结出土地信托的决策支持的环境模型。这个模型由5个大块组成：土地的使用和环境、社会经济、计划与获取的评估、决策制定的方法、积极的决策制定。该模型主要提出和检验了美国和英国的土地信托与保护私有土地因果关系上的模式，以开发一种可行的决策支持工具。此外，Roger Coupal和Any Seidl（2003）[10]还研究了在税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选择的影响，分析了发展农业用地和农村居住用地的相关成本及其对财政结构的影响。 追问： 请问这位大哥,标题是什么?引言是哪些?
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的法规政策是确保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有效开展和有序进行的保障。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农业政策与法规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学习掌握并切实贯彻实施我国农村基本政策和法律，对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农村政策与法规;教学方法;教师专业素质;教学效果
为了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维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 文化 素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公布施行，奠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首要地位。自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9年将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并不断出台了有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政策与法规，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快速稳定发展。临夏农校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求，提升为“三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将单一的中专 教育 转变为农业中专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和农民短期培训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并将《农村政策与法规》作为主要课程之一。但如何上好这门课程，让学员在工作实际中发挥更大的主体作用，本人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 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是提高农村政策与法规教学质量的前提和保证
一般来说，《农村政策与法规》的授课教师，没有进行专门的学历教育，或者说在大学没有进行该专业的深造研修，而是从农业专业教师或政治专业教师中派生出的，对农业和政策的掌握与理解难免偏颇。而农村政策与法规的制定、颁布、实施和完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多学科的一门课程。所以，要上好该课程，要求教师具备极高的专业素养。
教师要潜心学习农村政策与法规的相关知识，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农村政策与法规不仅涉及到农学、社会学、心理学，也涉及到我国农业法、土地法、环境保护法、婚姻法及其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等诸多学科领域，而且，新的 政策法规 又不断出台。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广泛学习各门学科相关知识及 其它 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同时，必须掌握农村政策与法规的最新动态，给学员讲授最新政策，切实指导实际工作。
教师要积极参加各种与农村政策有关的师资培训，加强交流和学习，拓宽自己的视野，不断充实教学内容。
任课教师要在具体的工作生活中，深入农村一线，了解农业、农民、农村中对国家出台的相关农业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存在该问题的原因，寻求更好更有效的方式方法，为农村贯彻执行政策法规提供参考和建议，以提高自身专业实践水平。
2 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是提升农村政策与法规教学效果的有效 措施
采用参与式教学，加强师生沟通，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参与式教学的出发点是让所有的学生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自主创新的课堂教学，要求做到“学生积极参与，师生双向互动”。笔者在对村干部学员讲授农村土地经营权这一章节时，根据村干部生产 经验 丰富，整体素质高的特点，本人大胆采用了参与式教学法。先让学员分组讨论当地农村土地的经营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学员纷纷发言。比如：一家一户的生产规模小，劳动力生产效率低;土地条块分割很细，农业机械很难使用;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土地撂荒，同时也有农民无地可种;城郊农村土地被强行开发修建商品房而补偿很低等等，课堂气氛非常热烈。紧接着我趁热打铁又提出了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答案五花八门。这时我提出了有一项政策能较好的解决这些矛盾，那就是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给学员讲解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含义、流转方式，以及安徽省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涌现出全国种粮大户的典型案例。这样，不仅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也有所提高。更是培养了学生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
应用换位教学，为学生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换位教学法是指在特定的教学环节中，让学生临时充当和扮演教师的角色，走上讲台讲课，老师坐在学生座位听课，学生讲完后，由讲课学生先做 自我评价 ，然后其他同学和老师进行点评 总结 。学生由被动变主动，利用教师指导下的自我思考、自我实践、自我激励，达到对知识的掌握。在村干部大专班的教学中，本人选取了关于如何促进农民增收这一与学生直接相关的主题，采用了师生换位法教学，将七县一市的学员分成八个小组，每个小组推荐一名学员代表，通过小组讨论、代表主讲、大家评定、老师总结四个环节，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使本人对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村干部带头致富的急切心理有更多的理解，使我对服务三农更加坚定了决心和信心。同时也发现个别村干部的心理素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存在严重障碍，争取在以后的教学中有针对性地锻炼和提高学员全方位的能力。参与式教学不但起到了活跃课堂气氛、挖掘学生潜能的作用，而且使学生能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中展示了学员才能，加强了同学及师生之间的交流，提升了学员的组织表达能力。
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农业发展成果，提高学员的带头创新意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国逐步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现代农业已成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着力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强化政策、科技、设施装备、人才和体制支撑。在讲授现代农业时，采用多媒体课件，让学员了解“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取得的成绩，讲述了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要素，通过图片展示了国内外现代农业的模式和类型，使空洞的说教变得有声有色，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作为村干部，不但要承担起农村政策的执行落实，也要成为现代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力军，更要成为推进现代农业的带头人。
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增强学生的使命感，提升学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教学中，本人介绍了近年来中共中央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让学员了解新农村建设提出的历史背景，系统讲述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阐述了五个方面的要求及其内在联系。在干部进修班和大专班都布置了作业――根据当地实际，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两周的深入调查，村干部提出了许多好思路、好办法，而对 调研 报告 的撰写很吃力，进修班学员倒是完成了任务但是内容大多都比较空洞，甚至只是从网上下载打印的。对此状况本人经过反复思考，在村干部大专班讲授了调研报告的基本格式和写作方法，并让各县乡的进修干部与该乡村的村干部组合结对，使宏观政策与具体措施相结合、县乡规划与农村实际相结合，撰写出了一篇篇有骨有肉的优秀调研报告。通过这次活动，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增进了沟通，使学员发挥了专长，弥补了不足，使两个班学员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邀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开阔眼界和思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愿参加的，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组织农民进入市场的重要措施。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既要立足当地实际，更要放眼世界发展趋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型产业，本人了解不全面不系统，就邀请省上专家开展专题讲座，系统讲解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特征及其功能和类型，同时介绍了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当地开展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应注意的问题。通过这次专题讲座，不但让学员清楚了怎样去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更是为教师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摘 要：本文解析了韩国、美国和欧盟的农业政策，以期为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政策;国外;粮食安全;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12 文献标识码：A
城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城镇化应该着眼以下3个问题，即发展重点为中小城市;将新生代农民工等已经在城市就业的农民视为主体;解决就业、社保、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农民工的主要关注的关键问题。城镇化的推进不能以损害农业这一国民根基为前提，而应该以发展好农业为前提。因此，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上应该重点考虑到城镇化与农业如何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提升农业从业者的收入，如何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确保我国粮食供给安全问题等等。国家在制定农业政策的时候，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着眼，应该将重点放在价格政策、补贴政策和金融 保险 政策上。如果从改革的方面来讲，应该从以下方面着眼，即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新经营主体的培育以及解决农业从业者日趋减少的问题。在欧美和韩国等国家，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其农业政策法规或许对我国的农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本文将对其进行概述。
1 韩国农业政策法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不但依靠工业的腾飞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实现了农业的较快发展。早在1950年，韩国就开始制定计划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并加快了将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速度。韩国农业现在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之列，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生产水平都可以同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较。
韩国国土面积小，且农业人口大规模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一个需急切解决的问题。韩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实现现代化，主要是5方面的合力造成的，即流通体系、农业科技、新村运动、农业政策和土地制度。
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为了避免耕地分散带来的弊端，在尊重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促使土地联合使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了法律来保护农地的流转，从而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基础。韩国农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保护本国农业，从环境政策、价格政策和生产政策入手，综合运用补贴等手段，确立了稻米作为生产政策的最核心部分;新村运动通过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激发其建设农村的积极性;在农业科技方面，60%以上的农业科技人员属于国家政府人员，从而保证了科技队伍的稳定性;通过建立完善的流通体系，将销售同生产充分结合起来，保证了生产和流通效率。
应该为农业发展提供科学性的宏观管理;完善市场经济，保证农村经济的活力;确保农业科技队伍的稳定性，为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推动力。
2 美国农业政策法规分析
作为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农业政策是紧跟市场的。农场主会根据相应的市场价格变化情况，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导原则，这是其农业发展的主基调。美国政府会根据其中存在的不足，出台相应政策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主要是宏观方面的政策调整。美国政府对于农业的调控从原先的流通领域拓展到了生产领域，这是基于美国农业巨大的生产力导致粮食生产过剩的情况。罗斯福新政开始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与农产品生产缩减政策。随后开始了缩减生产金融政策，进而设立了土地银行，为休耕土地提供补助金。这些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农产品过剩可能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从现在的效果来看，达成了宏观调控的目的。
从1985年～1995年这段时间，美国的农业政策开始调整向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这是因为欧洲农业快速发展导致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变动，而且美元开始大幅度升值，引发了其农产品竞争力下降的状况。随后，美国政府不断地削减其预算支出，降低受补贴面积，让农场主根据自身状况与市场状况自主调整 种植 面积与种植品种，从而增强农产品竞争力。不但如此，美国还积极开展农业方面的关税与贸易谈判，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随后的《1990年食品、农业、资源保护和贸易法》更是继续放松对生产的管控，推进了农业的市场化。从1996年以后，政府干预农业生产进一步减少。但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安全，开始重视农场安全，建立了一系列措施，如反周期支付与农作物平均收入选择计划等，并为农业灾害提供救援等等，构建起来一个完善的农场安全网络。
对于农业支持的手段应该更加多元化;集中财力重点补助粮食生产;农业支持政策应该网络化和体系化，避免盲目出台政策;对于农业的支持不应该只停留在行政层次，更应该法律化，进而实现项目化。
3 欧盟农业政策法规分析
在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共同农业政策是很重要的一环，虽然备受争议，但是欧盟农业的发展成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其在奶制品、禽肉和糖的出口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摆脱了主要农产品处于净进口的不利状态。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正在转化重点方向，走农业与农村并重的道路，将关注焦点投向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上。《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中协议》着眼于提升农业效率并达成农业市场稳定的目的，提升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在1992年共同农业政策变动中，开始强调对农业结构的调整。在《走向2020共同农业政策―应对未来粮食、自然资源和区域挑战》中，提出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最优化管理，进而维持农村发展的平衡。欧盟开始利用多种措施对农业支持，如价格支持、农业发展支持以及收入补贴等，并进一步提升其农产品市场的自由度。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放弃了原来的封闭状态，进入到开放状态。
必须以粮食自给为核心制定农业政策;立足于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发展多功能农业;基于多边贸易协议框架，加大对国内粮食产业的支持力度;可以适当放弃一些低效且处于垄断状态的农业生产领域，来获得农业谈判的主动权;学习欧盟的双边合作策略。
4 总结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的走向至关重要。虽然我国农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不足。应借鉴世界农业先进国家的经验，汲取精华，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制定最合理的农业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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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海龙.美国农业政策支持水平变化特点分析[J].浙江农业学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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