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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化研究杂志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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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化研究杂志社论文

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畲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和教育部“八五”规划资助项目“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课题主持人,并参与多项国家课题和教育部课题与国际合作课题的研究。主要著作:1、《福建土围楼》(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 年 2 月)2、《泥土板筑的城堡 -- 土围楼》(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3、《应用人类学》(厦大出版社 1996 年)主要合著:1、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该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Farewell to Peasant China (. Sharpe Inc.,1997)3、《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纺织卷》(广西科技出版社 1996 年,该丛书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4、《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5、《妈祖信仰与祖庙》(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0 年)主编著作:《文化理论与族群研究》(黄山书社 2004 年)合作主编著作:1、《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该书获 1989--1990 年华东地区优秀政治图书二等奖)2、《崇武大岞村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0 年)3、《龙虎山崖葬与百越民族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4、《文化人类学辞典》,(台)恩楷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版,780千字。(ISBN 986-80189-2-7)代表论文:1、《同安吕厝村的王爷信仰》( 1994 )2、《城市化概念与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途径》( 1996 )3、《克利福德 . 格尔茨和他的解释人类学》( 1996 )4、One Model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1996)5、《福建畲族的婚姻状况和收养关系》( 1997 ) Marriages and Adoptions among the people of She Nationality in Fujian Province (1998) 、6、《从孤魂野鬼到神灵的转化》( 2000 )7、《明代惠东地区的海洋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变迁》( 2000 )8、《宁化石壁客家张姓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2000 )9、《宁化石壁客家公祠的建构与象征意义》( 2000 )10、《汉人社会村落仪式活动中的民间权威》( 2001 )11、《风水抑或资源控制:单姓宗族村落形成的主位与客位解释》( 2002 )12、《从考古资料看闽越族建国前的社会生产经济》( 2002 )13、《惠东女长住娘家习俗与疍民无关》( 2003 )14、《关于澳门妈祖信仰形成问题的辨识》( 2003 )(本文获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第一届妈祖文化研究奖”之优异奖)、15、《书写文化与真实》( 2003 )16、《 惠东女长住娘家风俗成因的历史人类学解释》( 2004 )17、《列维 - 斯特劳斯与他的结构人类学》( 2004 )18、《 试论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马恩的表述》( 2004 )19、《经济趋同与表意文化的特化》( 2004 )等其中 One Model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一文被 SSCI 摘要收录。其他论文(2000— ):1、明代惠东地区的海洋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3期,20-29页,15千字。 (HW069)(CSSCI)2、福建宁化石壁村客家张姓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闽台文化》4期,54-78页,13千字。3、厦门湖里区五通村泥金社的孙姓与兴隆宫,《闽台文化》4期,130-136页,6千字。4、厦门岛上保生大帝第一宫庙,《福建道教》2000年4期,16-17页,千字。5、高山族刺球,《福建民族》2000年2期,39页,千字。6、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通讯》2000年4期,74-79页,9千字。7、厦门岛上清水祖师信仰,《泉州民间信仰通讯》16辑(2000年4月),43-45页,4千字。8、宁化石壁客家公祠的建构与象征意义,《石壁与客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0月,145-153页,6千字。9、宁化石壁客家张姓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同上),349--364页,12千字。10、从孤魂野鬼到神灵的转化,《“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三),117-139页,35千字。11、 风水抑或资源控制:单姓宗族村落形成的主位与客位解释,(同上),140-156页,25千字。12、从孤魂野鬼到神灵的转化,《民俗研究》2000年4期,126-162页,30千字。13、厦门岛上保生大帝第一宫庙--吴西宫,《湖里文史资料》第五辑,7-13页,4千字。14、江头村乌石浦社洞炫宫,《湖里文史资料》第五辑,58-67页,6千字。15、江头村江头社济南宫, (同上),68-74页,4千字。16、后埔村薛岭社龙源宫, (同上),75-84页,6千字。17、后坑村洪塘社昭福宫, (同上),85-90页,千字。18、后坑村湖边上下社的两座福庆宫, (同上),91-100页,6千字。19、后坑村西潘社福源宫, (同上),101-108页,千字。20、五通村泥金社的孙姓与兴隆宫, (同上),109-120页,7千字。21、五通村仑后社东福宫,(同上),121-134页,8千字。22、莲坂埭头社慈济宫,(同上),192-202页,6千字。23、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历史回顾与科研工作,《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9年卷)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263-278页,13千字。24、中国农村早婚比例的客观统计与分析,《思想战线》2001年1期,135-138页,8千字。 (CSSCI)25、厦门市禾山镇五通村仑后社的王姓居民与东福宫,《台湾源流》21期(2001年春季刊),61-69页,8千字。26、关于吴越民族保留有从妻居婚的质疑,《越文化研究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3月,194-198页,4千字。27、福建宁化石壁村客家张姓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二)》(北大: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535-553页,14千字。28、实事求是:文化人类学的追求——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4期,51-57页,14千字。 (CSSCI)29、宁化石壁张姓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社会史研究通讯》4期(20001年7月),1-9页,15千字。30、应用人类学的实践模式,《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2001年2期(总219期),18-22页,7千字。31、关于闽越族行从妻居婚俗的质疑,《龙虎山崖葬与百越民族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92-195页,4千字。32、汉人社会村落仪式活动中的民间权威,北大社会学人类学论丛28卷《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民族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355-368页,10千字。33、林惠祥的人类学思想,《纪念林惠祥文集》,厦大出版社2001年10月,148-157页,8千字。34、东孙逸事四则,《湖里文史资料》第六辑,(2001年12月),58-68页,6千字。35、明代惠东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变迁,《闽台文化》5期(2001年8月),141-155页,15千字。36、经济现代化与控制人口增长,《林惠祥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论文集》,厦大出版社2001年11月,198-218页,9千字。37、明代惠东地区的海洋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变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01年3期,13-22页,15千字。(ISSN 1007-0583; CN 11-4330/K) (CSSCI)38、金门与大陆“私人佛仔”与“查某佛”的比较研究,《闽南文化研究》第二辑(2002年4月),34-44页,14千字。39、从考古资料看闽越族建国前的社会生产经济,载《闽越文化研究》,74-89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8月版,11千字。40、风水抑或资源控制:单姓宗族村落形成的主位与客位解释,《中国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501-521页,香港华星出版社2002年8月,18千字。41、台湾宜兰与福建漳浦民间信仰的比较,《谱牒研究与闽台源流》, 242-25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12月版,9千字。42、书写文化与真实,《民族研究》2003年1期,99-101页,5千字。 (QW39)(CSSCI)43、金门与大陆“私人佛仔”与“查某佛”的比较研究,《二十一世纪人类学》,173-183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2月版,15千字。44、惠东女长住娘家习俗与疍民无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2期,21-27页,12千字。 (HW069)(CSSCI)45、关于澳门妈祖信仰形成问题的辩识,《澳门日报》2001年2月21日、25日,《学海》231期、232期连载,6千字。46、妈祖信仰沿中国海岸传播的主要媒介,澳门《文化杂志》49期(2003年秋季刊),119-123页,9千字。(ISSN 0872-4407)47、闽台闽南人民间文化的深层共性(摘要),《泉州晚报》(海外版)2003年9月6日(闽南文化研究专辑总836期),2千字。(CN-35(Q)第0056号)48、闽台两地民间文化的深层共性,《海峡两岸五缘论》,38-43页,方志出版社2003年11月版,5千字。(ISBN 7-80192-086-4/)49、宁化石壁俗民的世俗化宗教,《客家纵横》2003(4),13千字。(CN35-0038/Q)50、宁化石壁村的民间信仰,《三明与客家》,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12千字。(ISBN7-80192-050-3/)51、关于澳门妈祖信仰形成问题的辨识,(澳门)《文化杂志》49期(2003年冬季刊),179-182页,8千字。 (ISSN 0872-4407)(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举办的“第一届妈祖文化研究奖”[2004]评审之优异奖)52、实事求是:文化人类学的追求,(与徐杰舜合作)《人类学的世纪坦言》,92-10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12千字。(ISBN7-207-06148-X/)53、列维-斯特劳斯与他的结构人类学,《文化理论与族群研究》(人类学论丛第二辑),1-53页,黄山书社2004年2月,40千字。(ISBN 7-80707-001-3)54、试论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马恩的表述, 《文化理论与族群研究》(人类学论丛第二辑), 54-66页,黄山书社2004年2月,8千字。(ISBN 7-80707-001-3)55、20世纪初的中国人类学, 《文化理论与族群研究》(人类学论丛第二辑), 67-111页,黄山书社2004年2月,32千字。(ISBN 7-80707-001-3)56、风水抑或资源控制——单姓宗族村落形成的主位与客位解释, 《文化理论与族群研究》(人类学论丛第二辑), 173-200页,黄山书社2004年2月,19千字。(ISBN 7-80707-001-3)57、 惠东女长住娘家风俗成因的历史人类学解释,《文化理论与族群研究》(人类学论丛第二辑), 221-286页,黄山书社2004年2月,47千字。(ISBN 7-80707-001-3)58、厦门岛共祀妈祖与保生大帝独特现象的解释,《中国俗文化研究》第二辑(2004年),144-153页,12千字。(ISBN 7-80659-628-3/)59、经济趋同与表意文化的特化,《思想战线》2004(4),51-54页,6千字。(ISSN 1001-778X;CN 53-1002/C) (CSSCI) (CSSCI)《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5)摘要(学术卡片),177页。(ISSN1000-4246;CN31-1889/C)60、宗祠奠安、翔金同俗,(与张再勇合作),张再勇《翔安风采》,85-9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万字。(ISBN7-5059-4035-X/)61、《翔安风采》序二,《翔安风采》,4-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500字。(ISBN7-5059-4035-X/)62、乡土印记的医疗民俗(《医学遇见民俗》推荐序一),林瑶棋《医学遇见民俗》,10-13页,大康出版社2004年,3000字。(ISBN 986-80610-0-8)63、妈祖不是出身于疍民,《莆田学院学报》2004(4),73-75页,5千字。(CN 35-1261/Z; ISSN 1672-4143)64、闽台闽南人民间文化的深层共性,《闽南文化研究》,1080-1089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7千字。(ISBN 7-80640-963-7/)65、三平祖师降“众祟”的传说及其象征意义,《台湾源流》29期(2004年冬季刊),136-139页,3千字。(ISSN 1026-9649)66、闽台七夕琐谈,《台湾源流》29期(2004年冬季刊),140-145页,5千字。(ISSN 1026-9649)67、浅谈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若干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1),99-104页,10千字。(CN 11-3530/C; ISSN 1005-8575)68、惠安崇武城隍信仰的历史演变,《闽台文化》6期(2005年1月),94-104页,8千字。[(泉)新出(2005)内书第01号]69、武平中山镇军家人与客家人的民间信仰,《客家研究辑刊》2005(1)。(粤M第1007号)

《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导论导论汉代史学家班固在讨论当时各地的风俗时,定义“风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人们的行为和属性,称为“风”;而由统治者的意愿或行为的影响而形成的习惯,则称为“俗”。二者相加,就是风俗。班固对风俗的解释含有很多科学合理的成分,但是显然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在风俗形成中的作用。如果将统治者(君上)改换为社会环境,就能更科学地表述风俗的概念。即风俗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群体性的生活习尚。风俗是群体的产物。一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风俗的包围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就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如对于西方人来说,讲到中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茶叶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榻榻米、和服及樱花;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就是意味着西方。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是从肥硕飘逸,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从马蹄袖、红顶子和旗袍来区别清朝的。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一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唐代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歌渗透了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唐代的诗歌并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产物,而是生活的一种需要。唐人喜饮酒,而饮酒则离不开诗。他们将饮酒分为雅、俗两种,吟诗饮酒为雅饮,又称“文字饮”,仅酒令的形式就有二十余种之多。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佳制都是在酒宴上所作。所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与其说是描写了个人的性格,倒不如说是表述了一种时代的风俗。除了饮酒时吟诵唱和之外,这时在庙宇寺院、邸舍旅馆、风景胜地都备有供人题写诗歌的诗板。不但文人每至一地必先题诗,一般民众每到一地,也总是要先到这些地方浏览、传钞诗板上的佳作。乘兴而题,不胫而走,不数日间就可传遍各地。如白居易旅途中每至一地,必先在壁上寻觅诗友元稹的近作,他在蓝桥驿馆壁上发现元稹的诗后作诗称“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每到馆驿,即循墙绕柱观览题诗,驿壁题诗在唐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可知。如果说饮食、行旅都离不开诗的话,唐人的婚礼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赛诗会”。在普通民众的婚礼上,有催妆诗、开撒帐合诗、去行座障诗、去扇诗、咏同牢盘诗、去帽惑诗、去幞头诗、去花诗、脱衣诗、合发诗、梳头诗、系指头诗、咏下帘诗、下女夫词、障车词等等,名目繁多,几乎是动必吟咏,无诗不婚。不仅如此,青楼娼馆也是文人们竟相逞弄文才的场所。娼馆的墙壁上、妓女的箱箧里,都有狎妓文士留下的诗歌;甚至有些寻春客还将诗歌题写在妓女的身体上。军将、老粗、妓女,甚至小偷,各色人等,不管水平高低,有无文彩,只要稍识之无,都要写诗自炫。人们甚至将当时人写的诗画成图画,刺在身上,将自己作为“行诗图”而炫耀。从人们对待元稹和白居易诗歌的狂热态度上,可以更典型地表现出诗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楚、江淮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体。”“禁省寺观、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据说,在村落路旁卖鱼肉者,俗人买要胡绢半尺,士大夫买只须写­白居易诗一首即可。诗歌不仅能换茶、酒喝,而且能换鱼吃。民间诗歌的丰厚土壤不仅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诗歌的盛世,也使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渗透了诗的意境,浸润出了诗一般的社会生活风俗。有两则故事有助于理解唐人及其生活风俗与诗歌的这种关系。一是讲上官仪入朝的故事。称:“高宗承贞观(公元627-649年)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2]另一则故事称,李白在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谒见宰相时,封一板,上面题写“海上钓鳌客李白”数字。宰相问:“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答:“风波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线,明月为钩。”又问:“以何物为饵?”答:“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3]这两则故事中体现出来的雍雅清逸的意韵和狂傲率真的气质,反映了唐代社会风俗的充满诗意的特征,而只有在诗歌的国度里,才有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时代风貌。⒉音乐歌舞风俗的兴盛与诗歌一样,音乐歌舞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音乐舞蹈的兴盛,首先表现在胡乐的流行。这时的胡乐既有南北朝时遗留的胡乐,也有隋唐时传入的音乐舞蹈。唐诗中所谓“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学胡乐”,“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表明胡乐在民间的流行程度。如所周知,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音乐家和羯鼓演奏家,据说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由他改编而成的。而朝廷重臣及宫廷近侍如安禄山、武延秀、杨贵妃诸人也都以善长胡旋舞著称。胡乐的影响遍及宫廷、民间。在一些隆盛的庆典活动中,往往都要举行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唐玄宗有一次在勤政楼举行大酺,楼下万头攒动,笑语喧哗,以至于无法听见“鱼龙百戏之音”,高力士建议由歌唱家许和子唱一曲以“止喧”,许和子“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又如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当大旱祈雨时,长安东、西街要举行规模盛大的“斗声乐”活动,人们搭起彩楼,街东、街西各出一人,在彩楼上进行琵琶演奏比赛,而这种活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主要都是一般的长安市民。除了正式场合之外,在一般的酒宴上都有伎女的歌舞表演,当时官僚的家里,普遍蓄养了歌舞艺人,而皇帝往往也将艺人作为礼物赠予大臣。而且就像要饮酒时要行令作诗一样,唐人饮酒时同样少不了歌妓侑酒,还流行以酒相属,且饮且歌且舞。这些例证都表明,这时的音乐歌舞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南北各地盛行的踏歌风俗,更能体现音乐舞蹈风俗的群众性。劳作之余,青年男女往往要从皓月初升,踏歌到次日清晨。刘禹锡《踏歌词》:“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就是对这种踏歌风俗的生动写照。而在每年十一月乞寒时,城市的人们更是以坊邑为浑脱队,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挥水投泥,大众一起狂欢。这一时期的民歌也很发达。吴歈、巴歌、楚调、秦音各领风骚,而且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佳制也通过歌舞艺人的媒介作用,在民间广泛传唱,丰富了民间音乐风俗的内容。由于王维著名的《渭城曲》的广泛影响,“渭城”甚至成了民歌的代称。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音乐歌舞风俗如此兴盛的时期。⒊胡俗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谓“胡俗”,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南北朝时就已经传入中原的边疆民族的风俗,一是指在隋唐五代时新传入的边疆民族的风俗。而“外来文化”则是指这一时期从“历史上的中国”[4]范围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输入的文化。当时人不加区别,将这两种情形都冠以“胡”的名称,如胡人、胡食、胡服、胡乐、胡俗等等,不一而足。外来文化及风俗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大批外国人涌入唐朝境内,带来了各自的生活风俗;二是大量外国物品的传入,在丰富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为他们的生活风俗增添了新的内容。在饮食、服饰、居住、商业、医药以及音乐歌舞等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边疆民族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医药为例,在唐代,通过外来胡商的兴贩、外国使团的贡献和唐朝使臣的搜求,大批外来药物传入了唐朝境内。与此同时,还有许多胡人医生在唐朝各地行医,而外国医师的医术和外来药物的验方也随之传入,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最终被载入正式的药典,成为中华民族医学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眼科医术、咒禁术的流行,仙茅方、补骨脂、悖散汤、耆婆汤等外来药品方剂的出现,都属于这种情况。从胡乐在隋唐时代的流传及演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融合边疆地区及外来文化的轨迹。隋代将宫廷燕乐分为清商、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音乐,到了唐朝初年,去礼毕,增燕乐和高昌二部,称十部乐。十部乐中,除了清商和燕乐之外,其余八部都是以地区或国名来命名的。以音乐的来源地命名乐部,表明这些音乐还带有比较强烈的原产地的特色,没有与中原地区固有的音乐融合在一起。以龟兹乐为例,因为传入的地区和时间的差异,甚至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的区别。但是到了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原来的命名方式逐渐废止,开始出现了坐、立二部的分类。以演奏方式分类,表明音乐文化融合的新阶段的到来。到天宝三载(公元754年),唐玄宗又将五十余首胡名的乐曲名称改为典雅的汉名,如“苏莫剌耶”改为“玉京春”,“讫陵伽胡歌”改为“来宾引”等等,进一步与中原固有的文化融合。到了9世纪时,这些早年传入的音乐舞蹈有许多已经被视为中原的土产。如胡旋舞和柘枝舞都是由中亚地区传到唐朝的舞蹈,但是在9世纪初年,白居易就已明确将早年传入的“胡旋舞”称为“中原自有”的舞蹈,并拿它与新传入的胡旋舞相比较。他还称骠国传入的音乐“有类中国柘枝舞”。表明早期传入的舞蹈已完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过程。外来音乐传入及融合的过程历历可见。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早期传入的音乐舞蹈已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融为一体,但是外来文化的源头在唐代始终没有终断,所以在坐立部分类出现以后,杜佑在《通典》中仍然另立“四夷乐”,以记述当时外来的音乐舞蹈。其他如胡食、胡服对唐人饮食、服饰的重大影响,更是耳熟能详。具体请参见正文,此不一一。⒋节日生活的丰富与前代相比,这一时期人们生活风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节日和节日假期增多。皇帝的诞节、中和节、降圣节、佛诞节等节日,都是前代所无,由唐代增设的节日。在盛唐时期,除了休沐及各种名目的假期之外,仅政府规定的正式节日假期就有47天之多,这是前代无法比拟的。节日及假期的增多之外,这一时期的节日生活内容也相当丰富,饮酒作乐,游赏寻胜之外,在节日期间还有各种游艺活动。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节日食品也相当丰富,而且几乎每个节日都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食品,在中华民族节日风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⒌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妇女生活状态如何,是衡量社会风俗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时期的儿童启蒙教育,主要是由妇女在家庭中完成的。这种情况反映当时妇女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唐人李华对于当时社会中“妇人尊于丈夫,群阴制于太阳”的现象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世教沦替”的表现,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坚持男尊女卑的老人,也特别强调“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可知妇女接受教育比较普遍,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共识。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当时妇女比较广泛地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首先在音乐歌舞风俗中,妇女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不仅轻歌曼舞离不开妇女的参与,甚至象戴竿这种需要强健体魄的杂伎,主要也是由妇女承担的。在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泥俑中,就有戴竿妇女的形象,而唐代最著名的戴竿女艺人王大娘、石火胡等,都能戴百尺竿,五大娘的竿上,竟然可以容纳28位表演者。王建在诗中形容戴竿女艺人表演的情形称:“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从有关资料反映,妇女戴竿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种杂伎主要就是由妇女来表演的。即使在文化倡明,男女平等的现代,妇女戴竿也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件事例可知,柔弱娇矜之类的词句,是不适合用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妇女和她们的生活的。同样,初、盛唐风行一时的女子男装和骑马,甚至参与狩猎的风气,也表明这时的妇女的生活状态比较开放自由。唐代出现了一些很有名气的女政治家、女将领、女才子、女艺术家,甚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应该说都与妇女的这种生活状态不无关系。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社会风俗的内容。二一旦一种社会风俗形成之后,就会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在这一时期,七七斋在民间广泛普及。玄宗朝宰相姚崇临死时,遗嘱称佛教风俗为民生之“大弊”,叮咛子孙要遵从儒家“正道”,不得以佛法营葬,但他同时又说:“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虽然明知七七斋追福是诳人的“虚谈”,但最终还是从“须顺俗情”考虑,任由设置斋会。宰相如此,一般民众可知,社会风俗对人们生活影响之大,于此可见。社会风俗不仅会对个人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传统的礼仪制度也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说社会风俗是一种自发的群体行为取向的话,礼仪制度就是由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对人们行为的强制性的规范。从隋唐五代的风俗史实来看,当一种风俗形成之后,往往会与原有礼仪制度发生冲突,并遭到统治者的禁止,但是当它一旦真正赢得了大众之后,就有可能被统治者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纳入礼制的范畴,从而成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如寒食祭扫,最初受到强烈反对和禁止,将它与“临丧嫁娶”和“送葬欢饮”的民间风俗相提并论,唐高宗曾在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专门颁布诏令,禁止寒食上墓祭扫,称“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但是寒食拜扫风俗广泛普及,一直无法禁止。于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最终向这种风俗妥协,将它正式编入礼典,成为朝廷礼制的组成部分。敕令中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馀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于礼典,永为常式。”这样寒食祭扫由俗而礼,成为受政府制度保障的礼俗。不仅规定文武百官可以在寒食假期内出城扫墓,祖先墓地在外州者,还可以享受扫墓假,返乡拜扫。往返行程,可以提供“公券”,享受“乘驿”的待遇。关闭坊市北门祈晴的风俗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过程。这种风俗大概兴起于唐朝初年,如唐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洛阳连雨一百多天,关闭坊市北门祈晴,给行旅造成很大的麻烦。当时宋务光曾对这种做法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它是一种“后来之浅术”,不足为训。这种祈晴方式虽然并不灵验,但也一直遵行不废。到了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偶而祈晴应验,京兆尹刘栖楚上表,建议“今后每阴雨五日,即令坊市闭北门,以禳诸阴。晴三日,便令尽开,使启闭有常,永为定式。”唐敬宗同意了他的提议,于是祈晴这种遭到众人反对的风俗,也演变成了具有强制性的规章制度。檐子(即肩舆)流行的经过,提供了另一例典型的证据。在唐朝初年,规定官员家属出行必须戴羃�、乘车,以免路人窥视。但是在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朝廷下诏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可知在此之前,妇女们就戴上了帷帽,并走出车舆,坐进了檐子。而且这种深失礼容的出行方式已经蔚然成风。这种风俗流行多年以后,到了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朝廷下制“妇人本合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在承认乘坐檐子合法的同时,在制度上进行了规范,规定不同品级的命妇乘坐规格不同的檐子,而“胥吏及商贾妻,不得乘檐子”。早年流行于民间的檐子,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隋唐五代社会风俗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到社会风俗的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一种社会风俗的流行,往往会与原有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相矛盾,并遭到统治阶级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对。其次,社会风俗一旦形成之后,行政禁令往往显得非常无力,如盛行于唐代的厚葬风俗,尽管朝廷一次次颁布禁令,但总是愈禁愈烈。再次,在社会风俗面前,统治阶层有时会在实际行动上做出让步,如隋文帝对待阴阳葬法的态度就是如此;有时也会将民间风俗纳入封建礼制的范畴,如上文诸例即是。最后,还应当看到,统治者并不是完全被动或全盘地吸纳民间社会风俗的内容,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并使民间风俗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如上文所举,在允许寒食祭扫的同时,禁止寒食期间的宴乐风俗;在接受檐子的同时,对这种风俗附加了一整套等级制度的内容等等,都是显例。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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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杂志为工业技术性科技刊物,是中文核心期刊。由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和中国化工学会石油化工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月刊。主要报道我国石油化工领域的科研成果,介绍石油化工的新技术、新进展及国内外科研、生产动态。杂志创刊于1970年,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作为专业技术期刊,伴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已成长为石油化学工业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1969年,原化工部为加强各专业的情报工作,在北京化工研究院情报室拟出版一种内部刊物,命名为《石油化工》。据此,1970年2月,《石油化工》期刊问世了,当时为双月刊。1970年出版6期(第1卷)后,因行业调整等原因停刊。1973年复刊。1974年起,期刊改为邮局发行,邮发代号为2-401,一直沿用至今。1974年成立了编委会,并于1974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通过了《石油化工》编委会暂行组织条例。1976年,《石油化工》由内部发行改为国内发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形势的好转、科技事业的繁荣,稿件增多了,双月刊已不能满足作者和读者的需求,于是从1979年发展为月刊。《石油化工》于1982年获得化工部科技情报成果二等奖。1984年(第23卷)第7期开始增加英文目录,为公开发行做准备。1985年公开发行,并增加了英文摘要。公开发行使得《石油化工》进入了世界科技期刊的行列。1989年,《石油化工》进入美国乌式国际期刊大全(Ulrich3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自1985年《石油化工》公开以来几乎每年都进入美国《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即.)千名表。1994年美国工程索引(.)也检索摘引了本刊,并且摘引率较高。1986年《石油化工》进入“中国自然科学104种核心期刊”,在3000多种期刊中,核心期刊仅占,在100种核心期刊中,《石油化工》居第46位。1992年、1996年、2000年、2004年连续入选“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化学工业(TQ)类核心期刊中排名第三名。《石油化工》现在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群”等数据库的来源期刊。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的数据,《石油化工》1998年至2001年的总被引频次在同类(能源类)期刊中均名列第一。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为石油化学工业的技术进步服务,在以鲜明的“创新性、实用性和启发性”办刊方针的指导下,《石油化工》已发展为具有特色的学术性技术性刊物。目前,《石油化工》主要刊登有关石油化工、有机化工、精细化工、绿色化工等领域的科研成果、生产技术、进展与评述、国内外发展动态及最新专利,同时介绍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仪器。2001年《石油化工》被科技部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百期刊”,2001年获中国石化集团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2002年获中国信息研究所颁发的2001年“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奖;2002年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石油化工》现已成为我国石油化工领域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科技期刊之一。

文苑杂志社()

应该是还不错的!具体可以找里面的人多了解一下!

和中国石化的其它工作一样,就是工种不同,杂志编辑不算主业,重视宣传的单位会好一些,工作应该不算累,如果不是兼职的话。

中古中国研究杂志社论文

生和死,是永恒的哲学命题。有人谈生因之苦恼,有人论死为之色变,也有人三缄其口不置可否。叔本华在他的《悲观论集卷》中开篇就指出,人生来只以受苦为目的,因此死亡似乎是脱离悲惨世界的一种不错的方式,苦难“直至死亡才结束”,这与卢梭的“当我呱呱落地的时候就已进入竞技场,直到身死时才能离开”①的观点无二。但美国哲人诺尔曼.布朗则不能接受死亡,他认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重新统一只能被设想为历史过程的终结”②。更多的人则是顺生顺死,把握现时生活,不去追究死亡,更遑论谈及二者了。 但中国文人的生死观则大多居于豁达,所谓“民不畏死”,死当然难以奈何他们。东晋葛洪知道“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③,这点与汉代扬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④的看法相同。而孟子虽然提出“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但他生不苟且死不躲避,能够为义而慨然舍生凛然赴死,并没有失其本心。再者如庄子所言的“死生为昼夜”,则将之视为瞬息间的交接,“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念之间就可能与死神打上交道,存亡之理要在达观。 生渺渺,死茫茫,捉摸不透,猜测不清,而正是由于这种难以解释的朦朦胧胧之情景,才催发了古今中外的学者们不断探索的欲望。于是,史铁生便又拿起笔,在字里行间诉说对生命的真切感悟,对生死的哲学思考,所以就有了这篇被誉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十大经典作品之一的《我与地坛》。 地坛是明清帝王祭祀“皇地祗神”的所在,过去每年夏至便是她的沸腾之期。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热闹场景而今云散烟消,曾经圣地却成了“一座废弃的古园”,以至荒芜冷落如同野地,忍受着被人遗忘后的孤独和寂寥。或许可以说,地坛也经历了一番生死的轮回,而且最终大彻大悟。她以静物的身份聆听了死神的宣示,又以思想者的姿态进入了无余之涅盘。她不张扬已有过的繁华,任凭人们从记忆中洗去那些于今看来似乎多余的影像。 可是园子荒芜但不衰败,她虽然让风雨带走了浮夸的琉璃,剥去了炫耀的朱红,却还留下有素朴的殿阁、苍幽的老柏和坦荡的野草供人凭吊任人感慨。不过确切地说,地坛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在叫人悟道,叫人感悟生死之道。她里面的一草一木众鸟众花,朝晖夕荫晚景凉天,都是颔首不语的哲学家,为前来悟道的人沐以甘霖施之醴泉,解脱他们所遭受的创伤和痛楚,促使他们获得心灵上的洗礼。 双腿残废的史铁生便是地坛里的悟道者之一。搬家几次却离地坛愈来愈近,与其说是他主动来到地坛,毋宁说是地坛在召唤他。地坛等了四百年,等着为史铁生传授自己的思想,而他也倾心于地坛的观瞻,就这样,两位并非哲人的哲人不谋而合地在以后流转的时光中碰撞出了思考的火花。当他开着轮椅踏足这方静穆的土地时,地坛便竭尽所能地为这位年轻人提供一个宁静的去处,超脱生死的她用草木竞相生长所奏出的窸窣之音,让处在绝望中的史铁生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常与宁静为伴与思考为伍,那么他总会有交谈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内心,是自己的灵魂。史铁生跟着灵魂谈论了许多年,也悟到了许多事,于是他不再一味的沉郁苦闷恓惶落寞,他也能轻松快乐,也能优哉游哉,这不能不说是地坛的恩赐,所以“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我的命运”。 地坛这座古园肃穆幽深,似一位饱经沧桑历览世情的老人,她把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化做哲理,为史铁生解答生死的意义。这位年轻人也以高超的智慧接受了这一似乎宿命的安排,他也明白了,生命虽然混沌不清,但死亡也不是没边没沿,人既生则必死,“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它像一个节日,必然会降临。的确,死神对人的窥视从不曾停止过,但他也从不曾在时候未到的一天拿走人的生命。既然他这样公正,为何不活下去试试呢?超然于物外的人几乎没有,但泰然于心中的君子比比皆是,那么何不泰然一番,不去与死亡计较争辩;何不坦直真诚地面对人世间的风云变幻,心平气和地作伴人生路上的沧桑浮沉呢? 史铁生说有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前两个都是关于生死的。其一便是“要不要去死”,这与莎士比亚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the question.)如出一辙,不过他已经解答了,“破帽多情却恋头”,即便生存有多痛,终究得活下去,他不会选择提早把自己送给死神的这条路。第二是“为什么活”,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像藤蔓一样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他在《写作之事》中已提到:“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他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于是,为了活明白,他必须要清楚生活的目的。余华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可他呢?他只知道自己活着不是为了写作,但写作是为了活着。尽管零二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授奖词这样评价史铁生:“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但是这也并不能说明写作是史铁生人生的目的,连他自己最终都不明其果,只得说“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他不知这是否是在搪塞自己敷衍自己,可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不过人到底又该怎样活呢?这个问题似乎比长期困扰史铁生的那两个更加棘手更难以诠释。孔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可他并没有告诉后人应当如何去“知生”。史铁生也知道其问之难,“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于是他仍然到地坛中去,希望这位静邃渊沉的老人能够指点一二,使其最终醍醐灌顶。然而在这一点上,地坛没有明确回答,园里的古柏依旧镇静地站在原处,园中的四季仍然循着自己的轨道不慌不忙不惊不怖地走着,它们似乎对所有的都不闻不问,倒有点“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的味道。 其实地坛在以处变不惊的态度暗喻着一切,她安排了众多的人出现在史铁生那时的生命之中,虽然都是过客,却隐含着问题的答案。一对十五年后步入老年的中年情侣,他们相濡以沫共度一生;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不知是否在后来交上了好运;一位喝酒的老人,姿态随意放浪不羁;一位捕鸟的汉子,痴等着一种可能再也捉不到的飞鸟;还有素朴优雅的女工程师,被埋没了的长跑健将,以及弱智姑娘和她的哥哥。这些人的生活或喜或悲,或平静或跌宕,或有激动的际遇,或有遗憾的叹息,但他们都坦然地应对,过去的一笑了之,只在地坛里享受一时半刻的宁静清幽,最后就像雪泥鸿雁一般杳无踪影,只为史铁生增添了一份记忆的盛筵。 他们虽然消失在无涯的时间荒野之中,但终究还活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他们活的方式,他们活出了他们的滋味,诚如史铁生自己所说的“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⑤,他们至少品出了这股子“劲儿”。那么是什么“劲儿”呢?智慧的悟性引领他找到了救赎的道路,这便是史铁生至少在十五年中所悟出的“该怎样活”的答案:“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是的,自觉生活与己无关,当然无法进入生活;而过于进入生活之中,则像佛语所说的“住色生心”一般,难以逃脱心中的罣碍。与生活保持若即若离的姿势,这,就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与生活保持距离,也就与生活的苦难保持了距离。叔本华曾言“生命本身就是满布暗礁和漩涡的海洋”⑥,那么我们在海岸上徘徊,不仅不会遭受大海上的巨浪,而且还能拾到鲜艳的贝壳,不是吗?当然这并非是说逃避苦难,苦难之多让人无法逃避,这只是解决苦难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方式。因为世界上苦难永存,缺少困苦的世界不为世界,苦难一消失,人间的戏剧便将收场。史铁生经受了无穷的痛楚的磨砺,他在二十岁便因病截了双腿,又被命运击昏了头,到后来失去了母亲。 谈及母亲,史铁生用明净细腻的文字把母亲对他的爱写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动万分。在他看来,他所罹患的苦,与母亲所遭受的,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母亲无言地帮儿子坐上轮椅,又目送他远去,还因为不放心而经常去园中寻找他,但母亲最终在四十九岁时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往事历历在目,当史铁生明白了对母亲曾出过的一个难题后,他只能在雾气弥漫的早晨,抑或骄阳高悬的白昼里,整理歉疚和遗憾的心情。“子欲孝而亲不在”,母亲是苦难的承担者,却未能享受到儿子成功的喜悦,史铁生“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其实,母亲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是对史铁生命运的启示,启示他面对苦难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因不失其亲”,如今母亲去了,所能够依靠的只有他本人,但他毕竟学到了,学到了如何对待生活的残酷,如何处理生命的落差——“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老子》就曾指出“天下皆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尼采干脆说“恶原本也是善”,这世上,浅浮与美丽并在,高尚与丑陋同存,这就是生活,人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 《我与地坛》用蘸满了苦难的墨水,在史铁生好思的头脑中转换成了宇宙的哲学,含情沉挚,意蕴隽永,聆之似闻韶乐,读之如沐春风,使人感动至深,受益匪浅。这当然与史铁生的思考不无关系。有人说他爱好悟道玄思,并且擅长此种。玄思是什么?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所指的当然是他孜孜以求的“道”。青城山有副对联写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史铁生所思的道是什么呢?是万物?是自然?庄子提出过“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⑦,意思是说天地万物都有本质上的相似点,这相似点又是什么?我想,难脱一个生死之观,轮椅上的史铁生经历了生的痛苦和死的淬炼,终于想到了人面对脆弱的生命应该何为。他以澄澈的思想,高深的悟性,明朗的眼界,睿智的言辞,必将使这篇作品“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注: ① 卢梭《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② 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 ③ 葛洪《抱扑子.内篇.论仙》 ④ 扬雄《法言》第十二卷《君子》 ⑤ 史铁生《答自己问》 ⑥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⑦ 庄子 《齐物论》

看中国古代最经典的三部书 《黄帝内经》,《老子》,《易经》,其中首推《黄帝内经》,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所以它对人有立体的认识,看透了人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所以我国古代人生哲学的中心思想是天人合一,认为人是天地的产物,天为阳,地为阴,所谓天父地母,法从阴阳。所以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人应该顺从自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下面是黄帝内经认为做得比较好的几种人,分别是真、至、圣、贤,最高的是真人。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当然古代也有人不以为然的,不懂养生譬如李白。但我说的只是那些真正认识自然的哲人。 再看最高著名的太极八卦图,向我们讲述的也是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看出人应该怎样活着。譬如无极生太极说明的是世界是从无到有,世界开始了还处于混沌初开;太极生两仪,说明的是混沌初开混为一团的环境打破了变成有阴阳了,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阴阳就开始有生命了,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两仪生四象,东南西北;四象定五行,木火土金水,对应东南中西北,人的肝心脾肺肾,人有五指;四象生八卦;八卦定九宫。上面所说的其实都是我们祖先对自然的认识,解释自然的模式,所讲的其实都是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是这样的,正因为这些决定人应该怎么做。所以中国古代哲人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概览全局,从各个方面与人的关系总结出来哲理。所以中国的哲理是十分的全面和客观的、唯物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单一的看问题,我们的中医就是这思想指导,譬如你脖子痛,它治你的肝,头痛它治你的脚,它不去直接治的脖子或者头,结果都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总体看问题的,它们之间有关系,不是独立存在的,不然你简单粗暴的看问题是治不好的,脖子痛就是脖子的问题?脖子只是外,有之于外,必形之于内,中医看到的是内部,更深的层次,这也是它高明的地方。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求本的,人是自然的产物,所以自然是我们的本,我们看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效法自然,天人合一。

读《老子》后感这几年,我读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叫《老子》的书,我觉得很好。因为里面虽然只有五千言,但能和《论语》一样包含着很多道理,能较好地教育我们。这本书能教人做到仁、礼、亲、善,这些乃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里面具体地写出来了。每一种道德都编成言展示出来。这本书在世上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古时候。那时人们都说:“这本书能比《孙子兵法》还要实用,作战用它必定百战百胜。”是啊,这本书正是在老子成道家始祖时而编,文约义丰,旨趣深远,是智慧结晶的哲学诗,也是一只广大的思维网。其中的“无为而治”、“大器晚成”、“祸兮福之所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且这些不是以逻辑思维来论证,而是熔铸意象,展开想象,用思想方法表达,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最后,我希望《老子》这本书能流传世界,让世人都能做到仁、礼、亲、善。

雕镌天花乱坠的世界 辛德勇 2011-3-23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上) 辛德勇 2011-3-7题天一阁旧藏明刻本《天台集》 辛德勇 2011-1-13补谈所谓“匆匆不暇草书” 辛德勇 2010-12-8金匮石室与残砖断瓦 辛德勇 2010-11-17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性灵 荣新江 2010-11-15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糺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 刘浦江 2010-10-12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 刘浦江 2010-10-12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 辛德勇 2010-8-24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Deng Xiaonan 2010-5-21出土材料与唐宋女性研究 Deng Xiaonan 2010-5-21The Soviet Impact on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in the 1950s' Zang Jian 2010-5-7Further Remarks Sogdia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Rong Xinjiang 2010-5-7Newly discovered Chinese-Khotanese Bilingual Tallies Rong Xinjiang 2010-5-7On the Dating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from the Area of Khotan Zhang Guangda and Rong Xinjiang 2010-5-7The Name of the So-callde Tumshuqese Langguage Rong Xinjiang 2010-5-7草原地带の突厥石人から见た东西文化交流 Wang Xiaofu 2010-5-7近世以後における中国都市形态史研究 Li Xiaocong 2010-5-7The end of the Five Virtues theory:Change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since the Song Dynasty Liu Pujiang 2010-5-7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の视点からみた父子连名制 Liu Pujiang 2010-5-7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 Luo Xin 2010-5-7中国古地図の再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図の整理と考察 Li Xiaocong 2010-5-7拝火教と突厥の盛衰 Wang Xiaofu 2010-5-7日本の人文学杂感――中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 Deng Xiaonan 2010-5-7多面的な政治业绩と调查宋代の情报处理システム Deng Xiaonan 2010-5-7考古资料と唐宋女性史研究――唐代西北と宋代华北を事例として Deng Xiaonan 2010-5-14TheAncestors' Family Instructions:Authority and Sovereignty in Song China Deng Xiaonan 2010-5-7白江口の战いに関する历史的地名の考证 Wang Xiaofu 2010-5-7靺鞨、女真逓兴述论——渤海国を中心として Wang Xiaofu 2010-5-7Chinese map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Li Xiaocong 2010-5-7Women Returning Home-A Topic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Zang Jian 2010-5-7Autorite imperiale et gouvernement dans la Chine medievale Deng Xiaonan 2010-5-10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Song China Zang Jian 2010-5-7Women in Turfan during the Sixth to Eighth Centuries: A Look at their Activities outside the Home Deng Xiaonan 2010-5-10论细柳仓与澄邑仓 辛德勇 2010-3-25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 辛德勇 2010-3-22隋大兴城坊考稿 辛德勇 2010-1-22述钱塘汪氏自存本振绮堂重刻《湖船录》 辛德勇 2010-1-21一时故实,百年蓍龟 辛德勇关于《水经注图》 辛德勇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 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 刘浦江《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 辛德勇题嘉庆初刻两卷本黄钺《壹斋集》 辛德勇十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形态与结构演进之研究 李孝聪论《两京新记》在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述史上的意义 辛德勇创新与因循:从“祖宗之法”看宋代政治基调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邓小南“真吏”新解 罗新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 罗新由草原突厥石人看东西文化交流 王小甫蒙古崛兴与政治文化 王小甫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 罗新题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 辛德勇记百万塔陀罗尼清末传入中国的一条史料 辛德勇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 辛德勇太原的异名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辛德勇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辛德勇“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 邓小南《契丹地理之图》考略 刘浦江西汉宗室绝国考 陈苏镇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 荣新江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 荣新江浅议宋人子嗣观念变化及对妇女生活的影响 臧健张芝“匆匆不暇草书”本义辨说 辛德勇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辛德勇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 辛德勇跋绍良先生所藏元王氏《直说素书》 辛德勇《绍良书话》序言 辛德勇谈传言所说晚近存世金刻本《旧五代史》乃绝无其事 辛德勇论阙特勤之阙 罗新中韩关系视野下的《三国史记》撰作 王小甫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学者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 辛德勇导向的确立——兼谈宋初“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邓小南苏联对中国性别平等的影响 臧健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 陈苏镇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辛德勇跋绍良先生旧藏无著盦辑校《草窗词》 辛德勇读《隋代墓志铭汇考》 辛德勇漫谈丛书零本的收藏 辛德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黄永年先生与古文献研究 辛德勇《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序言 辛德勇再谈“东丹国”国号问题 刘浦江默室求深,备其宣导 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辛德勇《王重民向达先生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序 荣新江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序 荣新江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罗新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 陈苏镇“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 邓小南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王小甫金中都“永安”考 刘浦江清代城镇街头的公众文字信息 辛德勇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 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 辛德勇释《南史·宋本纪》之“禾绢闭眼诺” 辛德勇显曲江风度 见武溪风采 辛德勇上古史地研究二题 辛德勇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张希清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阎步克“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刘浦江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陈苏镇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邓小南柔然官制续考 罗新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王小甫收养:一个不可忽略的人口与社会问题——宋元民间收养习俗异同初探 臧健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 荣新江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李孝聪肃慎辛氏箧存稀见明人别集题录 辛德勇 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述清末写本《瑞典国记略》之历史由来 辛德勇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辛德勇 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 辛德勇 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 谭其骧 花冤大头钱买书读 辛德勇 《澶渊之盟新论》前言 张希清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前言 张希清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辛德勇 《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 辛德勇 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里 辛德勇 两汉州制新考 辛德勇 落伍的一年 辛德勇西汉关中龙首渠所灌溉之“卤地”抑或“恶地”与合理对待传世文献问题 辛德勇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与中国古代的铜活字印本问题 辛德勇以五原郡的始设时间为例述吕祖谦之历史考辨 辛德勇一份有关《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史料——史念海《述<中国疆域沿革史>书》汉长安城的兴建与变迁 辛德勇我与绍良先生的书缘 辛德勇《中国考试通史》(宋辽金元卷)后记 张希清《中国考试通史》(宋辽金元卷)序言 张希清中国考试通史第二卷(宋辽金元)目录 张希清《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三卷(宋)简明目录 张希清“无情如造化 至公如权衡”——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 张希清“清、慎、勤”——为官第一箴言 张希清历史上的包公 张希清斯波义信先生北京大学座谈记录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研究》序言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下) 辛德勇河山集提要 辛德勇《靖逆记》原本判别 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前言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 辛德勇在书市的最后一个秋日里 辛德勇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 辛德勇五德终始说之终结 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刘浦江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 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 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 辛德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 辛德勇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 阎步克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 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 辛德勇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阎步克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阎步克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 罗新北魏北齐“职人”初探 阎步克北朝墓志丛札(一) 罗新北魏直勤考 阎步克墨山国之路 罗新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 罗新北大与敦煌学 荣新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 荣新江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 王小甫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 邓小南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 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邓小南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刘浦江辽朝“横帐”考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 刘浦江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 刘浦江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辛德勇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 辛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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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现状研究论文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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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与道德观念,是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粹。本文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入手,深入地剖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与大学生德育的缺失原因,并提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道德素养;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指那些经过实践及时间检验和社会择优继承检验而保留下来文化,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气魄之所在,不仅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历程中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丰富内涵及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仁爱原则,注重“礼”节,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仁爱”思想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孔子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正是由于孔子的提倡,才使得“仁”位于“五常”之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的仁爱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如果说“仁”是内隐的,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那么“礼”则是外显的,是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能够侧面映射出了一个人的仁德。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孟子云:“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这些思想均与现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相一致,它提倡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自省孝亲、感恩社会,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2.主张正确的“义利”观,强调恰当处理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义者,宜也,在传统文化中,指道德、精神的原则,而利指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为上,提倡“见利思义”精神。以义为上的理念涵盖了以下几方面的内涵:首先,求利务必要以受义为前提,先义后利。其次,求利的同时还需遵循义的标准。。恰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生利”、“舍生取义”,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义后利、以义为上的优秀品质,才使得“义”成为众所周知的基本道德准则。

3.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信者,诚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常”之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代表着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诚信是人立身处世之本,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的桥梁与纽带。《论语》云:“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民无信不立”,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4.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利于树立尊重、崇尚、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天人合一”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同小可的地位,它蕴涵着朴素的唯物辨证法的思想。从哲学的视角看,“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人”皆有德,宇宙不仅是一个物质领域,更是一个生命领域、精神领域和道德的领域。天,即大自然;人,即人类。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它指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和谐统一的关系,指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归本于自然,要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能够不断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天人相融、天人共乐的理想境界。这种理念在当今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极其严重、生态危机成为全球隐患的当下,何等意义,不言而喻。

二、当前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及缺失原因

当前,尽管各高校已经加强了对大学生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可是我国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还不尽令人满意,譬如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意识淡薄、兴趣不浓、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系统性不足、大学生价值观扭曲、传统道德观念淡薄等。

分析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当今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充分,学习动机不足。在应试教育机制的影响下,他们往往更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往往只是敷衍了事。而且他们心理发育尚未成熟,是非分辨能力还有待提高,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稳定,好奇心重,易受到外界新奇环境的干扰。尤其是在当今,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冲击的影响下,他们易受到各种消极文化思潮的影响,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抵触情绪。其次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停地受到西方文化的的强势入侵,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急剧下降。而且对于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的合力。再次是由于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影响。由于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高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高校往往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片面地强调成绩与分数,轻视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此外,由于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现了浓厚的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重视工科等实用学科,注重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传统文化教育则受到了一定的忽视。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1.更新教育理念,合理设置课程计划。俗话说,理念要先行。要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首先要更新教育理念。要让学生、家长、学校及全社会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变智育至上、唯实用主义的倾向,重视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如今,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大多隶属于通识课程,以选修课程方式来进行,由于许多大学的教学管理机构及大学生本身对于通识课程、选修课程的认识不足。相关课程往往缺乏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出现了教学流于形式、随意性大、效果无法评估等问题。因此,高校还需合理设置课程计划,建立一套完善的传统文化教育教育教学体系与良好的教育教学手段。

2.创设优雅的校园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氛围。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依赖于课堂教学这一途径,还需通过各种方法与形式来帮助大学生亲近、了解传统文化,而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众所周知,校园环境是承载文化精神的载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离不开高雅的校园环境,因此,高校要以创建优雅的人文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良好氛围着手,以创建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为载体,将传统文化元素尽可能地带入到校园环境建设中去,让大学生充分认识、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当代大学生置身于一个有着浓郁中国文化风情与韵味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优雅校园,时刻感受优秀传统文化软环境的滋养,从而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培养健康的人格。

3.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注重寓教于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以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力求专精结合、循序渐进,注重寓教于乐、引导启发。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多为文言典籍,可能会使初学者产生枯燥无味之感。古人云,“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因此,高校应通过开展各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主题教育活动,以贴近学生生活的形式,寓教于乐,把传统文化的魅力尽可能的展示出来,努力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传统文化教学变得兴趣盎然。

参考文献:

[1]窦坤,刘新科.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15-119.

[2]李佑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管窥[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2):82-84.

[3]张载.《张子全书》(卷六),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页2.

摘要: 本论文以高校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为中心展开研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把握时代内涵,通过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应用研究,探索新时期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空间。

关键词: 传统文化;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日益驳杂的新媒介环境,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受西方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向,集体认同感削弱,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教育缺失,使得青少年文明素养的教育模式出现了困境。关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文明素养的关系,近年来国内研究大多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资源及育人载体等进行论述,传统文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手段,成为辅助性的教学工具。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文化性符号在承担其文化表象作用的同时,也肩负着育人功用,在传统文化视域下探究青少年文明素养教育新模式,对当前高校所面临的九零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困局的突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价值和影响

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个体的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而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积淀的精华,在建构中华民族价值观、道德伦理体系、提升个体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教育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高等教育则是当代肩负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承载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时代的要求为依据,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渗透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中去,将传统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大学生自强自立的精神境界、完善大学生人格修养等融合,实现并发挥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具有时代内涵的育人功用。

二、探寻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

文化是一种文明所造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人们在创造文明过程中创造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广义上讲,文化与文明相伴而生,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机制具有互通性,“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是从真空状态突然发展起来的,传统是整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本大源。”2传统文化作为整个民族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凝华,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传统文化中所彰显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等,与大学生文明素养中的国家责任意识相映射;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点,与大学生正确的诚信观相联结;传统文化中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与大学生文明的交往观相关照。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可以说传统文化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时代意义。传统文化资源与文明素养教育内涵互为映射,也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反思,九零后主体生长于新媒介环境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识倾向,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缺失造成的历史虚无主义,使得九零后大学生的道德文化生态呈现出断裂现象,探讨传统文化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寻求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困局的新途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传统文化视域下开拓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新模式。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充分关照大学生文明素养培育的现实环境与精神特质,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合,在教育形态中,不拘泥于思想道德修养等理论课的单一平台教育模式,不断拓展大学生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文明素养教育的多渠道发展。

1.整合经典传统文化资源,发挥文明素养教育时效性。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复杂,新思想的产生带来了教育管理的真空状态,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负载新时期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的重任。而“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可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产生巨大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多元思想,具有潜在的美育功用。传统文化中儒家提倡“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以及“恭、宽、信、敏、惠”五德与当代的文明体系构建也有互通之意,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发挥其德育、美育功用的时效性,是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亟待开辟的新途径。

2.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相融合,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新语境。九零后大学生在新媒介传播影响下,对于价值观导向等教育手段、教育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文化的内涵教育受到了图片化、快餐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与解构,如何利用网络媒体资源承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用,开辟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多元空间,即时有效地解决大学生价值观认知目标模糊、自我管理意识单薄、自我约束能力较弱,成为完善新时期传统文化视域下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重要课题。在新媒体形势下探讨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深度发展,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的融合与发展,对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新语境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新时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传统文化现代性式微、九零后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复杂性等现象,明确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价值影响及作用等,探讨传统文化现代性过程中对青少年道德进程的新要求及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思路,以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联系,对实际工作中大学生文明素养的科学化、规范化等教育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范英.社会公德概论[M].深圳:海天出版社,.

3.李大伟.基于传统文化维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究[J].德育天地,2012,(2).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勤劳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素质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不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前的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困境,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对策

一、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1、教育手段的局限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由教师不断讲解和学生课后自学来不断获取的,但是从课堂上所接受的知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可以看出,大多数课文是古代文学名篇,但数量少,有的还是阅读课文,教师一般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述,学生掌握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其在编排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很多篇目比如《蜀道难》和《将进酒》等名篇在中学阶段已经出现过,大学教材中还会继续出现。很多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文学名篇篇名的认知之上,在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考核之时,很多大学生采取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其缺乏程度令人堪忧。

2、教育定位的不科学性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与学生今后的就业情况,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除了将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去考各种证件,比如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书等,这种实际情况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想去看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也没有时间,长此以往,很多大学生不仅是淡忘传统文化知识,甚至会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在当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将传统与现代分割开来。

二、 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多管齐下抓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编写工作,编写适合大学阶段使用的大学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其次,教师要鼓励大学生多读书。教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引路人,需要不失时机地向大学生推荐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大学生自己去选择感兴趣的读,并通过网络、电话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大学生开展交流,让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加深了解。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考查,要从实际出发。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去,并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考核之时,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下文化连接,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能在当代发出光彩,重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2、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

一所好大学看的是其文化的底蕴,这一文化底蕴,是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时,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还没有定型,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去形成自身的“三观”,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教育了无数大学生不断去积极进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髓,其形成的过程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同的时代已经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所包含的文化范畴方面,其内容则因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不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连接的关键点就在于古为今用,不断去发展创新,在传统文化之中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教育手段的不科学性与教育定位的不明确等不足,面对现实之中存在的困境,应采取多管齐下抓传统教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等措施,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当作学校的重要事情来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让全体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方面的意识,肩负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苏宝梅.论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2] 陈晓芸.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现状综述及原因分析[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规范日常教育,重视契机教育,引领大学生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学说

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攻坚期,这是一个破旧出新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一句话,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现代化的铺开,各种外来价值体系的冲击及本土道德价值体系依托的本体即儒家文化的弱化,造成部分人价值观扭曲、精神失落,甚至道德败坏。青年大学生作为易感人群,容易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重要课题。

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

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是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沉淀在历史中的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积淀有效地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引导着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协调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一副良剂。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学说的精华思想中包含不少优秀传统文化,它是内圣外王、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规范的思想体系。虽然儒家学说集糟粕与精华于一身,但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内心道德层面的自身约束,强调由己达人的社会实现模式。这种道德层面的约束,内修“仁”,外靠“礼”,通过“仁”、“礼”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给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现实要求。根据抽样调查显示,93%的学生是热爱祖国,奋发向上,进德修业,拼搏进取的。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他们勇于拼搏,重视能力的提升和品德的锤炼;他们积极活泼、思想开放、富于创新意识。然而,随着全球化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化转型、社会格局的急剧变革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价值观的影响,出现责任感不强、自我意识突出、自我约束能力弱、意志品质薄弱、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显得尤为重要。

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一定要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有用的养分,重新构造适应新时代的价值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规范日常教育,引领学生从读书交流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磨炼坚忍的意志品质为重点,制定《实施方案》、《管理规定》和《学生行为规范》,对学生日常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活动提出具体要求。积极开展励志读书活动,要求每人在大学期间阅读30至40本课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每月至少上交一篇读后感,参加一次读书心得交流活动;积极开展专题讨论活动,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当前时事政策、社会热点问题和大学生成长成才普遍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要求每人参加一次讨论活动。通过健全管理机制,推进阅读活动常规化、机制化,化被动为主动,激发学生阅读交流的兴趣,引导学生自主、自觉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

2.重视契机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修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经典、励志成语、名言警句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承载着中华儿女的美好希望,传递着催人奋进的正能量。可以定期开展“国学经典知识大赛”、“励志成语大赛”等教育实践活动,引领青年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进而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释:

①鲍鹏山.论语新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3]曾程,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研究[J].人文论坛,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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