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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说法的依据西藏归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是从元代开始的，但是西藏的土地、人民和文化自古就与祖国内地水乳交融，难舍难分。应该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古代汉藏语言和人种同源问题�（1）原始汉藏语同源问题�通过长期的研究，语言学界基本确立了有关汉藏语同属于一个语系的科学分类。在历史语言的研究领域，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原始汉藏语同源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例如，美国学者包拟古（Nicholas C. Bodman）在《原始汉语与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的长篇论文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研究，他从读音和字义上论证了486个汉藏语同源字。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例如，俞敏就探讨了汉藏两族人和话的同源问题，并制作了汉藏同源字稿，列出了六百个左右的汉藏同源字。历史语言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原始语言的同源现象是汉藏两个民族在古代共同历史命运的一种反映，它是两族血缘上和文化上密切的产物。�（2）藏族也是炎黄子孙，藏族文化也是炎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汉藏两族在人种与血缘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的连接点就是古羌。传说时代以治理洪水而著名的共工氏，据汉代经学家贾逵考证为“姜姓之人”；发明农业的“神农氏”炎帝，也是羌（姜）人，《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GFEA1�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而且一直和羌人保持着密切的联姻关系，古公亶父时候“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诗·绵》）考古资料也证实了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古代西藏地区的先民吐蕃人，尽管学术界对她的来源存在不同认识，但是都无法否认她与古羌人之间所存在的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唐宋时期的汉文史书大多都把“吐蕃”和古代西羌联系起来，《通典》、《旧唐书》记载了当时存在的有关“吐蕃源自发羌”的说法；《新唐书》则直接肯定了这一说法，文谓：“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退一步说，如果说吐蕃的王族祖先不是古代汉文史书中所说的羌人的话，而它的土著居民却绝大多数是汉文史书中的古代羌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藏族也是炎黄子孙，藏族文化也是炎黄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3）藏文史书中有关民族关系的依据�其实不独汉文资料记述了汉藏两族之间的亲缘关系，藏文史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可以从藏族的传说中看到一斑。比如，藏文史书中记载了许多有关古代民族起源的传说，其中一则谓：外部四族是草山沟里的鼠、有皮膜保护的青蛙、猿、猴；内部四族系是克尚汉人、金向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其中克尚汉人又分为两支，即穆和盖拉；金向蒙古人又分为森察和拉察；卡勒门巴人分为三支：一支是门巴本部族，一支是汉藏交界的弥药（木雅）人，一支是工布人；“吐蕃人的族系又分为六支的说法是：最初，在玛卡香雅秀地方之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别是汉、吐蕃、蒙古。吐蕃人名叫赤多钦波，他生有六个儿子，即查、祝、董、噶四兄弟及韦、达两位弟弟，共计六人。”他们各娶妻室，繁衍后代，其中韦、达两小弟在汉藏交界地区娶了当地的达岱贡玛。这些很明确地反映了汉藏同源的史实。当然，这其中包含着为元朝时期民族大一统服务的理论色彩，但是也揭示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我们知道，不仅藏汉两族在远古时代存在着同源问题，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血缘上的联系依然在加深。在吐蕃王朝的扩张过程中以及其后，青藏高原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浪潮，而它的主要趋势就是高原地区及边缘地带的诸多民族融入吐蕃人之中，其中就包括大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族人，因此汉藏血脉相连的说法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二）密切的文化关系�（1）文化交流的时间长、规模与深度最大西藏地区自吐蕃王朝建立以来，一直与外界发生着或疏或密的文化交流，但是从文化交流的时间的长短、规模的大小，以及交流内容的深浅等方面来看，西藏和祖国各个内地各个民族，以及同历代中央政府行政辖区人民的联系最为突出，这是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西藏地区除了和历代中央政府和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之外，同南面的邻邦印度也有着比较频繁和密切的文化交流，但是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和西藏地区关系最密切的是印度佛教，这一点人所共知，就从佛教来说，它和祖国内地各族的交流远远超过和印度的交流，因为从公元11世纪以后，印度的北部就被伊斯兰教军队所占领，印度的佛教也逐渐失去了传统，藏传佛教北传蒙古、汉族和其他民族地区形成一股巨大洪流，这是衰亡后的印度地区佛教所无法比拟的。至于物质文化、生产技术和其他社会生活方面的联系，更是如此。�（2）文化交流的方式多样�西藏和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的方式多种多样，就总的趋势来说，既有中原地区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西藏地区文化的问题，也有西藏文化影响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问题，同时还有西藏和其他各个兄弟民族相互影响的问题。比如，唐代时期，在唐朝的首都长安有大批的吐蕃学生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吐蕃还直接从唐朝请去很多文献专家，医学、工艺等专业人员传播内地先进技术，还通过金城公主主动请求引进汉文经典文献《毛诗》、《礼记》、《左传》和《文选》等。而在唐朝的京城长安，当时也曾经流行着吐蕃的装饰习俗，白居易的诗里所说的“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正是这一写照。高髻是回鹘人的风俗，而“赭面”则是吐蕃人的习俗，反映文化习俗的影响是双向的，尽管当时是以内地文化对西藏地区文化的影响为主。汉藏文化交流形态也是多样的，有直接的，即汉藏两族进行直接的文化联系和交流；也有间接的，即通过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作为媒介得以实现的，比如通过蒙古族、满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来实现汉藏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其意义更为巨大，从而形成一个全方位交流的态势。�（三）经济交流的雄厚基础�（1）唐蕃古道与吐蕃丝绸之路�西藏地方和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西藏地方人民和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关系不断趋向密切，其原因之一就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紧密联系。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青藏高原和内地的经济往来就已经形成，这首先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青藏高原地区和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内容的内地之间的相互补充为基础的。当然，畜牧业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性更强烈一些，从而使农业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向心力的作用。吐蕃王朝建立以后，十分重视和内地唐王朝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贸易关系，在唐朝和吐蕃发生关系的两百多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使者往来，除了报聘、求婚、奉表等之外，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恢复因战争中断的经济贸易。自从文成公主进藏和亲以来，就在唐朝和吐蕃之间形成了繁盛一时的交通大道，这就是闻名当时的“唐蕃古道”。��《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了这条道路的走向和里程。根据史书的记载，在唐蕃古道上被交换的物品种类很多，但是最主要的物品或者最具代表性的物品则是丝绸等物，因此也可以称这条道路为“吐蕃丝路”。吐蕃丝路上的贸易对吐蕃王朝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2）茶马贸易�在我国古代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农业地区和边疆高原畜牧业地区之间，在中央政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密切的以物易物的经济往来形式——茶马贸易，这种贸易的内涵比较丰富，既有政治上的贡赐关系，也有经济上的互补关系，还有文化上的沟通和借鉴关系。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中原地区农耕和作战而急需的马匹、游牧地区基本生活用品的茶这两者，在两个大的经济类型、两块大的地区，以及中央政权和边疆地方政权两个政治势力之间造成一种供需关系，茶叶和马匹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两者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史书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同样的，内地耕田不能没有马，为了应付不断出现的战事，对马的需求也有增无减。还应该看到，所谓的“茶马贸易”也不过是一种符号，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充实得多。因此，这种经济往来把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它对维系西藏和祖国内地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促成了西藏地方归属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历史进程。�（四）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问题�西藏纳入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西藏文化的东向发展，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1）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西藏地处青藏高原核心部分的西藏高原上，它的周围都是高山大川，特别是在它的南部和西部，耸立着号称“世界第三极”的喜马拉雅山，在地理上把它与南亚和中亚广大地区隔离开来，而在它的东北部则是相对开阔而低缓的地带，为它提供一个向外发展的平台和通道，这种自然地理因素，对西藏和内地融合为一体造成一种良好的自然氛围，因此，当吐蕃王朝强盛时候，它虽然向四个方向都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措施，但是，向北、向东的扩展最有成效，地理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西藏文明发展方向的历史选择�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文明发展的因素之一，西藏文明的外向发展还受到周边文化氛围的制约。如果说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和南亚的印度还曾经有过比较密切的文化交往的话，那么到了公元11世纪前后大批的印度僧人因为印度北部地区被伊斯兰教军占领而纷纷逃亡西藏，就是这种联系十分悲壮的一个闭幕式，尽管双方的联系一直存在着，但是再也没有先前密切的景象。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西藏古代文化，把目光全部放在了国内的兄弟民族和地区上，在这里始终有它滋生蔓延的肥田沃土和阳光雨露，给藏传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前景。�（3）历代中央政策措施和管理的积极促进作用�历代中央政府针对西藏地方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宗教和民族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内地，乃至不同于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和制度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与错误，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它们也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起到密切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西藏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之间关系的作用。唐代的“和亲政策”，元代的“崇尚释教，因俗设置”的方针，明代“多封众建，贡市羁縻”的措施，以及清朝重用格鲁派领袖管理地方，确立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选定转世活佛等，都是如此。�（4）西藏和内地人民长期相互交流的必然结果�西藏地方和内地和祖国其他地区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与友谊，在维系西藏地方政权和历代中央政府之间关系方面始终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人民之间的联系是渐进的和潜移默化的，也是十分牢固的和能够持久的。诚如《格萨尔王传》引用古代藏族谚语所说的那样：“来回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不顾了。”“汉地货物运到蕃（吐蕃），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西藏和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血脉联系在上古时代已经奠定了，在后来不断得到加深。古代藏族形成过程，也是她和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在心理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不断认同的过程。这个认同过程是永远发展的，没有终止，需要代代维护，倍加珍惜。�综上所论，说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历史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充满了曲折，但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却是确定无疑的，西藏地方在元朝时期归属中国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必然，它事实上也是漫长的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一页，既不是这种政治关系的开头，更不会是它的结尾。
1、地理位置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总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占 国土的八分之一。地处北纬26度50分至36度53分，东经78度25分至90度06分之间。北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毗邻，东与四川省相望，东南与云南省相连，是西南、西北的天然屏障；与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缅甸五国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壤，陆地国界线长4000多公里，是通往南亚的门户。 西藏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所环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的主体，地形复杂多样，主要分为四个地带：一是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岗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二是藏南谷地，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经的地区，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三是藏东高山峡谷，即藏东南横断山脉、三江流域地区；四是喜马拉雅山地区，其中包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藏南谷地和藏北高原气候差异很大，藏南温和多雨，年均气温8摄氏度，最低零下16摄氏度，最高的7月为16摄氏度以上，5一9月为雨季。藏北为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零摄氏度以下，冰冻期半年，最高的7月不超过10摄氏度，6一8月较温暖。降雨量较少，昼夜温差大，5至10月最长。总体上是西北严寒，东南暖湿，由东南而西北带状更替。此外有多种多样的区域气候及明显的垂直气候带。总的气候特点是空气稀薄，气压低，氧气含量少；日照多，辐射强烈；气温较低，温差大。2、行政区划西藏自治区下辖“六地一市”，即林芝、昌都、山南、日喀则、那曲、阿里6个地区和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共有75个县（含一个市辖区、一个县级市和一个特别行政区），931个乡。3、资源状况西藏资源丰富，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随着国家战略开发重点的西移，西藏潜在的资源优势将逐渐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造福于西藏人民，对促进西藏乃至全国的发展，对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1）农业资源农牧业在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农牧业人口占全区人口的80％。全区耕地面积万公顷，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万公顷，占％；农业作物品种繁多，青稞和小麦是主要品种，此外还有水稻、玉米、大豆、高粱等粮食作物和花生、烟草、茶树、苹果、梨、核桃等经济作物以及大白菜、油菜、萝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作物。西藏是我国五大草原牧区之一，天然牧草地面积居全国之首，为万公顷；牦牛是主要的家畜，此外还有黄牛、犏牛、绵羊、山羊、马、驴、骡、猪、鸡等。（2）水利资源西藏自治区水利资源丰富，天然水能蕴藏量约占全国的30％，为2亿多万千瓦；亚洲著名的恒河、印度河、湄公河的上源都在西藏；在西藏境内流域面积大于一万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0多条，雅鲁藏布江为西藏的第一大河，全长2057公里，是我国第五大河。西藏有大小湖泊1500多个，湖泊总百积24183平方公里，约占我国湖泊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湖面最高、范围最大、数量最多的高原湖区。（3）林业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西藏的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在全国名列前茅。森林面积达1267万公顷，居全国第四位；木材蓄积量达亿立方米，居全国首位；常见的成林树种主要有松、杉、柏等。主要的野生植物有药用植物、糖类和淀粉类植物、纤维植物、油脂植物、芳香油植物、鞣类植物等六大类，其中以药用类最为丰富，达1000多种，有的畅销国内外。野生动物有兽类、鸟类、鱼类。兽类中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系青藏高原特产珍稀动物，白唇鹿为中国特有的世界珍稀动物；鸟类己发现的有473个品种，其中西藏黑颈鹤为中国所特有；鱼类共己发现有64种，以鲤科的鱼类为最多。目前，西藏有五个自然保护区，它们是：羌塘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保护区；芒康滇金丝猴保护区；申扎黑颈鹤保护区；林芝东久红斑羚保护区；类乌齐长岭马鹿保护区。1991年，西藏还成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4）矿产资源西藏自治区的矿产资源也很丰富。目前已发现的矿产资源有90多种，矿产地2000余处，18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储量的前十位，其中铬铁矿储量居全国之冠，铜的远景储量居全国第二位；锂、硼等11种储量居全国前五位。近年来，已探明西藏有储量丰富的油气田，可望在下世纪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5）交通--资源开发、利用的保障过去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一项大规模建设，就是修建四川和青海通往拉萨的公路。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现在，西藏有干线公路15条，其中包括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五条主要干线公路；支线公路315条，建成公路总长21842公里；除去地处深山的墨脱县外，所有的县和77％的乡都通了公路。西藏现有拉萨贡嘎、昌都邦达两个机场，在1956年开辟拉萨至北京的航线后，又相继开通了拉萨至成都、西安、兰州、上海、广州以及成都至昌都等国内航线和拉萨至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国际航线。西藏己建成和开通了7个地（市）卫星通信站和51个县程控电话交换机，98％的县实现了卫星传输和电话的程控化，并进入国际国内长途电话自动交换网。二、人文环境西藏是以藏族为主体的省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95％以上。此外还有汉、门巴、珞巴、回、蒙、纳西、怒、独龙等族及夏尔巴人、（亻＋登）人。共有30多个民族成分。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之一。根据藏、汉文史籍记载，西藏高原很早就有人类居住。近年来，大量考古发掘证明，大约距今一、二万年至四、五千年前，西藏广阔的地区己有人类生活。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古文化同黄河中游地区发掘的古文化属同一渊源，今日藏族的祖先就是生活在西藏高原上的土著民族。但并非是单一的部族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藏高原当地的土著居民同羌、汉、蒙古等民族融合而发展成为今天的藏族。藏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藏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文字属拼音文字。据史书记载，十三世纪西藏人口为56万。至十八世纪，西藏人口升至94万。1737年，清政府造册统计西藏人口为94万；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人口为100万（不含麦克马洪线以南被印度非法占领地区人口，下同）。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西藏人口为125万。其中藏族人口万，占西藏总人口的％。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西藏人口万。其中藏族人口万。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自治区共有人口万，其中藏族人口为209万，占总人口的％，汉族和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至1996年底，西藏人口已达244万，其中藏族人口占95％。50年代初，西藏的人均寿命为岁，现在西藏的人均寿命为65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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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前身，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经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高教部批准，于1964年成立的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主任为原四川大学校长温建平志。1995年起，雷启淮教授为所长。同年，学校设立协调性的人文社会科学院，并把南亚研究所纳入该院。1998年9月，学校撤消人文社会科学院，又将该所置于实体性的经济学院之中，并由学院指定陈继东副教授为所长1999年6月，为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学校任命经济学院副院长文富德教授兼任南亚研究所所长。
[摘要]本文根据西藏地区小学教育信息化技术应用的现状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分析了西藏地区小学教育信息化技术环境建设、小学教师对教育信息化技术的认识和应用能力以及教育技术培训等有价值的资料、数据，并得出了相关结论,找出了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发展该地区的信息化教育提供有益对策。
[关键词]西藏自治区小学;教育信息化现状;调查分析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的政策支持及对口援助下，在西藏人民的努力下，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各类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为西藏基础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该地区的教育信息化提供了机遇。本文在调查研究和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西藏地区基础教育教育技术可持续发展对策,以期加快西藏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进程。
一、调查问卷基本信息简介
本项调查在2009年7月至9月间进行。调查范围涉及拉萨、山南、日喀则、那曲、阿里等地区,共计79所小学,包括县级和乡级中心小学以及农牧区小学等;调查对象为小学任课教师。问卷实发350份,收回306份,其中有效问卷297份。问卷回收率达,有效率达。调查对象的教龄在5年以下的占年以上的占,教龄最长的为27年。调查对象中女教师占,学历主要以本科为主,80%为藏族。调查包括语文、藏文、数学、英语、思想政治、音乐、社会、体育等科目。
二、西藏自治区小学教育信息化的调查现状分析
本项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学校教育信息化技术建设;第二，教师对教育信息化技术的认识程度;第三，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第四，教育技术培训。
（一）学校教育信息化技术建设
在对于该问题的回答中,19%的被调查者认为学校的教育技术环境建设很好,51%认为一般,30%认为很差。在不同地区的比较中发现数据差别较大,那曲地区7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很差,而拉萨认为很差的不到30%。在学校需要添置哪些设备的调查中,33%的调查对象要求添置常用教具、幻灯投影;42%要求添置电脑和网络;23%要求建立多媒体教室、语音实验室;21%要求配置远程教育接收设备;另外还有9%要求提供足够的电力资源。调查表明,受经济、地理、交通等多种因素制约,西藏地区的学校教育技术硬件设施建设离现代化差距较大,教育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农牧区的学校电力资源十分紧张,个别学校仅能勉强维持照明。
（二）教师对教育技术的认识程度
调查问卷的该部分设计了7道题。第1题是关于教育信息化技术在您教学中的作用,选A(提高教学质量)的占24%;选B(促进创新思维的发展)的占19%;选C(培养信息技术应用技能,促进素质教育)的占32%;选D(缩短教学时间,减轻教师负担)的占10%。第2题在关于教育信息化技术在您教学中的作用回答中,67%的人选择作用很大,29%选择作用不太大。在不同年龄和教龄的数据比较中,差异很大。其中年龄分布在21—30岁、教龄在1—5年的调查对象认为作用很大的最多。在不同学科的比较中,思想政治、藏文、社会等学科教师中认为作用很大的不到20%,而英语、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师认为作用很大的接近50%。
从总体上看,西藏地区小学教师对教育信息化技术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认同,且产生了一定的兴趣,这是很好的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
(1)对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如在教学中的作用也多是仅仅因为减轻负担。
(2)不同学科间的差异很大,就藏文学科而言,藏文是自治区人民的母语,是最主要的科目之一,但就教育信息化技术在藏文教学中发挥作用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3)由于资金等问题,影响了教育信息化技术活动的开展。
三、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
此方面的内容涉及4个题。
第1、2题是关于对教学设备的应用程度的叙述,对投影仪、计算机、网络等不了解的教师达50%以上。在不同类别的比较中,年龄超过30岁的教师掌握信息化技术的情况的比较差,不同学科相比较而言，语、数、外教师应用能力较强。第3、4题是关于制作教学课件的调查,55%的教师选不能自制课件,37%选择用PowerPoint自制课件,38%的教师不会用PowerPoint、Flash、Excel等软件。
从以上统计结果来看,教师在使用教学设备和教学软件、自制课件、使用网络教学等方面的能力较差,这说明需要加大教育信息化技术的培训力度。在使用网络的目的方面,用于为教学服务的非常少,说明需要改变小学教师现代信息技术观念,不能只停留在低层次的应用上。
（四）关于教育信息化技术培训
该部分包括4个问题。第1题中65%的教师认为自己的教育技术能力一般,23%认为不好。第2题93%的调查对象希望自己能够参加教育技术培训。第3题55%的教师回答学校没有安排过教育技术培训。第4题中只有34%的`被调查者参加过教育技术培训;在培训内容的调查中,44%的教师选择了教学理论,30%选择教学软件和教学媒体的使用;在培训效果的回答中,69%的教师回答是一般。
从以上分析结果看,教师的教育信息化技术能力的自我评价不高,但他们有强烈的学习愿望。教师得到培训的机会较少并且培训效果一般。在培训内容方面,教师希望加强理论与技能的学习。同时笔者了解到,目前的培训课堂采用的培训方式大都是大班授课,培训氛围比较差,培训学员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对技术培训的计划、内容、方式、效果、考核等要进一步探索，以满足西藏自治区小学教师的需求,为自治区教育信息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西藏自治区小学教育信息化技术应用的发展对策
西藏的教育信息化技术发展将会直接影响到西藏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今后一段时期内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信息化技术发展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扩大资金筹集渠道,加大基础教育设施建设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西藏的教育事业,极大地改善了该地区教育落后的面貌。西藏自治区每年拨出大量经费支持教育信息化建设,已为各地的大部分小学建立了有线电视系统。但资金问题仍是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难题。教育部门实施的“校校通工程”,农牧区学校建设希望网校以及各教学点远程教育的设立都需要巨大的经费开支。仅靠国家专项拨款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多方面筹备资金。学校应广开筹资渠道,调动多方支援,吸引东部发达地区的帮助，同时积极吸引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建立对口支援关系。
（二）更新教育理念、发挥主观能动性
西藏地区教育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关键学校领导能够吸收学习到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并在实践中将先进教育理念本土化,从而进一步带动一线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教学方法的改进。可以通过开展区内校际互动、东西部校际互动的方式,选派领导和教师互相考察学习,交流先进的办学思想、教学模式、现代化教育理念、管理制度。
（三）完善技术培训机制
西藏教育要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而建设师资队伍,必须走科学高效的培训之路。在教育信息化技术能力培训方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统筹安排培训计划,扩大受培训教师的比例。
2、在培训内容方面,做到因人因地和因学科而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不同年龄、不同需求、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的教师量身定制培训方案。照顾年龄偏大的藏族教师,增强学员的信心。学科方面,可面向藏文教师开设培训班,培训计算机基础知识、藏文输入法、藏文软件资源的开发等内容。在不同需求方面,可提供弹性的培训课程,如开设各种不同内容的培训班供教师选择。
3、在培训方式方面,可以组织学员听报告、看视频资料,实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刘秀菊.谈教育信息化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J］．中国教育学刊，2009.
[2]薛若雯.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学习方式的思考［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24).
[3]王珠珠等.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下）[J].中国电化教育,2005(11).
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1.《昂仁县文物志》（李永宪霍巍尼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2.《阿里地区文物志》（李永宪霍巍更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3.《吉隆县文物志》（霍巍李永宪尼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4.《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霍巍李永宪更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5.《西藏石窟遗迹》（中国四川连合大学霍巍李永宪チベッ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专著，日本株式会社集英社出版，1997年11月30日。6.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7.霍巍、李永宪：《西藏西部佛教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8.《西藏古近代交通史》（第一、二章执笔），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8月版。9.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10.霍巍、李永宪主编：《西藏考古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盐边县岩门公社僳僳族调查》（李永宪马云喜），研究报告，载《四川省苗族、僳僳族、傣族、白族、满族历史调查》，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2.《陈列设计中的形与色》（李永宪），论文，载《中国博物馆》第三期，1985年。3.《川大博物馆的陈列形式设计》（李永宪），论文，载《博物馆工作》第二期，1986年。4.《大汶口文化的骨牙雕筒不是斧柄尾饰》（李永宪霍巍），论文，载《中国文物报》1988年10月14日第三版。5.《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李永宪霍巍），论文，载《考古》1990年3期。6.《西藏记原新发现旧石器》（李永宪霍巍），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0年10月4日第一版。7.《藏族先民的人体装饰品》（霍巍李永宪），论文，载《雪域文化》1990年第3期。8.《西藏壁画中的藏族古代体育史料》（霍巍李永宪），论文，载《文史杂志》1990年6期。9.《藏南吉隆崖葬习俗的调查与初步研究》（霍巍李永宪），论文，载《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10.《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的原始文化》（霍巍李永宪），论文，载《西藏研究》1991年3期。11.《西藏拉萨曲贡村新石器时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报告，载《考古》1991年10期。12.《西藏史前时期的骨器》（李永宪霍巍），论文，载《雪域文化》1991年第1期。13.《西藏史前考古的新收获》（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6日第三版。14.《略论西藏的细石器》（李永宪），论文，载《西藏研究》1992年1期。15.《关于琮、璧的两点刍议》（霍巍李永宪），论文，载《考古与文物》1992年1期。16.《西藏吉隆罗垄沟石器地点》（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17.《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的石器遗存──兼论西藏细石器的相关问题》（李永宪），论文，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18.《西藏昂仁古墓葬的调查与试掘》（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19.《西藏昂仁日吾其寺的调查》（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20.《叶村的玛尼石刻》（李永宪），论文，载《邦锦花》1992年2期。21.《略论鲁日朗卡岩画的狩猎场面》（李永宪），论文，载《雪域文化》1992年第3期。22.《西藏高原西部发现石器遗存》（李永宪），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3月7日第1版。23.《西藏山南拉加里宫殿勘察报告》（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文物》1993年2期。24.《漫话拉加里》（李永宪），论文，载《雪域文化》1993年第2期。25.《吉隆贡塘王城及卓玛拉康遗址的调查与阿里贡塘王国若干问题的初步研究》（索朗旺堆霍巍李永宪），论文，载《西藏研究论丛?5》，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26.《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松、加查两县古墓葬的调查与发掘》（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3年12月。27.《西藏岩画述略》（李永宪），论文，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13日第3版。28. The present Archaeology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in Tibet,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1994,Osaka,.《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地点》（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考古》1994年7期。30.《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考古》1994年7期。31.《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考古》1994年7期。32.《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遗存及相关问题的初步分析》（李永宪），论文，载《考古》1994年7期。33.《西藏岩画艺术》（李永宪霍巍），论文，载《西藏岩画艺术》（图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1994年8月。34.《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几个问题》（李永宪），论文，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35.《塔博寺壁画》（美托玛斯原著，李永宪译），译文，载《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36.《西藏西部佛教考古新收获──阿里高原皮央?东嘎石窟考古调查记》（霍巍李永宪），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3日第3版。37.《西藏西部皮央?东嘎佛教石窟群遗迹调查记》（霍巍李永宪徐朝龙），综述，载日本《茨城大学教养部集刊》29期，1995年12月。38.《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新发现》（李永宪），论文，载《中国西藏》1995年5期。39.《吉隆的崖葬习俗》（李永宪），论文，载《西藏民俗》1996年2期。40.《略论四川地区的细石器》（李永宪），论文，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41.《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考古报告，载《文物》1997年9期。42.《试论中国西南地区的细石器》（李永宪），论文，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43.《西藏原始艺术》（李永宪），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44.《四川云阳县李家坝遗址1994～1995年考古发掘》（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考古报告，载《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35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45.《西藏岩画初考》（李永宪），论文，《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第3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46.《西藏岩画之旅》（李永宪），论文，《西藏旅游》19988年3、4期合刊、1999年1、2期单刊（连载）。47.《三峡库区李家坝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黄伟、李永宪、白彬），报道，《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21日头版头条。48．李永宪：《中国西南细石器与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49．李永宪（执笔）：《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的调查》，《考古》2001年第6期。50．李永宪（执笔）：《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51．李永宪（执笔者之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年调查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52．李永宪、姚 军：《云阳东洋子遗址考古勘探发掘报告》，《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53．李永宪：《初论西藏岩画》，《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54．李永宪：《细石器与中国西南的石器时代文化》，《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巴蜀书社，2002年10月版。55．王华、李永宪、冯玉梅、涂林玲、张会领：《西藏昌都热底垄石棺墓人骨年代的研究》，《地球学报》2003年12期。56.李永宪：《在5000米高度生存》，《文物天地》2003年第12期。57、李永宪：《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西藏考古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58、李永宪、霍巍：《西藏阿里噶尔县“琼隆银城”遗址》，《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5月。59、李永宪：《考古西藏》，《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5期。60、李永宪：《田野考古的教学实践与检视》，《四川大学2004～2006年本科教学实习交流文集》，四川大学教务处编辑出版（内部交流文集），2006年8月。61、李永宪：《聆听天路的远古銎音》，《西藏人文地理》2006年第7期。62、李永宪：《略论四川的细石器》，《川大史学·考古学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63、李永宪：《再论吐蕃的“赭面”习俗》，《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25期，2006年12月。64、李永宪：《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65、李永宪译、姜源校：[美]托玛斯。J。普瑞兹克尔：《塔波寺壁画》，《越过喜马拉雅——西藏西部佛教艺术与考古译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66、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2008年：（2）67．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万字，西藏史前研究中期成果之一)，《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68．赵德云、吕红亮、代鹂娟，冷文娜、李永宪：《四川昭觉县好谷村古墓群的调查和清理》（报告，约万字），《考古》2009年第4期，页30-40。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族有历史记载的文明长达一千四百多年，藏文典籍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就在这片高天厚土的高原上，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在雅砻河谷形成了藏民族的最初轮廓，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和相互融合中，藏族人口不断增加，进而形成了以下几大支系——卫藏、安多、康巴、嘉绒、工布、白马、华锐、卓仓、夏尔巴藏族等等。今天的藏族的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境内，除此之外还分布在青海、甘肃、云南境内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以及天祝和木里两个藏族自治县，其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藏族总人口540余万(2003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形成了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藏族大家庭。此外，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和克什米尔等地区也有数量不少的藏族居住和生活。藏族自称“博巴”，称世代居住的青藏高原为“刚迥”（bod，意为“雪域”）、“蕃域”（bod-yul）或“蕃迥”（bod-ljong，意为“藏域”），西方国家则称之为“Tibet”。西藏一词大约从清乾隆时期才出现，以“藏”代指所有藏区，因卫藏地区位于清朝疆域和整个藏区之西，所以谓之“西藏”，而“藏区”与“西藏”则是不可等同的两个概念。作为民族的名称，1911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时，“藏”作为族名才正式出现。
萨拉话可以在后藏使用 如日喀则、阿里、山南等地可以用~林芝也可以！只要是藏区都可以用书写藏文的方式可以跟当地人沟通。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藏语大的方言可以分为拉萨话、康巴话、安多话三种，当然大方言下的小方言胜多。拉萨方言（西藏除昌都外）康巴方言（西藏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甘孜、云南迪庆）安多方言（青海除玉树外、甘肃甘南州、甘肃华锐地区、四川阿坝州部分）拉萨方言的发音比较简单；安多方言的发音最难，也是古藏语的衍伸；康巴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康巴藏区的牧民可以跟安多藏区的牧民可以简单的沟通。藏语虽然方言众多，但是书面的文字语法句型都是统一的。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学习愉快，扎西德勒
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参考文献：
[1]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2]刘光华．先秦时期甘肃的民族（一）[J]．西北民族研究，20133，（3）．
[3]刘志扬．居住空间的文化建构：白马藏族房屋变迁的个案分析[J]．民族研究，2011，（3）．
[4]袁智慧．骆谷城武都郡址初探[J]．天水师专学报，1986，（3）．
[5]刘峻骧．中华艺术通史·原始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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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
摘要：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世界史其实就是一部民族与文化的交融史和碰撞史。受影响的西方历史文化和受儒佛道影响的东方历史文化，自古以来体现出很多相融和冲突的地方，两种文明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辉煌灿烂。本文从文化特质、思想观念、宗教观念等方面谈一谈世界历史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 宗教观念 伦理 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沈树荣，女，汉族，生于重庆南充。现任重庆市铁路中学教师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从西方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西方历史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是一部灿烂的文化史，被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深厚根基。从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古代埃及文化、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古代中国古代印度文化三大文化圈也成为中古东方社会的源头。世界史从原始部落、氏族斗争，到奴隶制社会，再到后来帝国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展现出的就是一部博大的东西方文化交融与碰撞的艰难历史。下面，我将从文化、思想观念、宗教观念等几方面谈谈世界史所体现出来的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
一、东西文化各自的特质
1、东方文化特质。第一，东方文化呈现出多源性：古代埃及文化、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古代中印度文化，形成三大文化圈，成为中古东方的文化源头。第二，东方文化呈现出专制性、封闭性、保守性的特点。古代东方文化为大河文化、内陆文化和农业文化，文明成熟较早。马克思说过：“人类社会中有粗野的 儿童 ，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居于这一类，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东方民族属于早熟的儿童。早熟的原因。东方社会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东方民族大都居住在大河流域，气候好，河流灌溉农田，农业和畜牧业得到发展，同时，东方民族勤劳勇敢，从而使东方社会最早进入文明社会。东方社会从奴隶制度发展到封建宗教社会制度，时间漫长。东方社会的国王大多是来自氏族贵族领袖，宣扬“君权神授”，他们是神的化身，如埃及法老。封建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重家族，重血缘，压抑个性，灭人欲，形成东方社会的专制性(主义)。宗法社会的小农经济性质又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封闭性、保守性。第三，东方文化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宗教色彩。东方社会是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等主要宗教的发源地。东方文化渗透了宗教思想，并形成不同的宗教思想价值体系。第四，东方文化崇尚尚自然，具有“天人合一”思想和追求“仁爱”“牺牲”的精神。
2、西方文化特质。第一，西方文化源头只有公认的一个：古希腊文明。马克思说，“古希腊人是人类健全的儿童。”古希腊文明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奠基。希腊文明富于自由活泼之精神、视宇宙全体为优美之调合，注重现实世界具体之事物。第二，西方文化呈现出重理性、开放性的特点。从古希腊文明开始，西方文化中的个人本位主义和理性主义、英雄主义体现得尤为突出，希腊人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功勋的建立，追求个人本位、享乐、情欲。第三，宗教色彩浓厚。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源于人们最初对自然神秘力量和社会神秘力量的盲目崇拜和信仰。费尔巴哈说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是人自我异化的结果。西方社会受宗教神权思想影响极为深刻，上帝在他们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其原罪观念特别泛滥。第四，西方人理性主义思想浓厚。西方人善用理智来思考问题，理性主义在西方泛滥，西方人思想观念里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法治、实利、利益的基础上，东方人则比较感性，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式建立在血缘、感情、道义的基础上。
二、东西文化的差异
东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西文化的源头和宗教信仰不同，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基督。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孔子。东方人信仰佛儒道，西方人信仰。从宗教观来看，东方宗教是解脱之宗教，宣扬脱俗、解脱，相信宿命，主张清静、寂灭。西方宗教是救赎之宗教，提倡人道主义和创化、救赎，上帝这个救世主形象在他们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宗教主张从生活中寻找生命，教导人们发现新生命，创造新生命的道理，其教义也是劝人奋斗不息，才获解救。比如《圣经》所体现出的救赎思想，被作为西方现实世界永恒的经典和文化的象征，成为整个欧洲文化的源头。“浮士德”的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也成为西方精神的象征。
2东方主静，西方主动。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感情、家族、虚文为本位。中国人好古，循环往复，西方人力今，强调进化。
西洋民族好战是其天性，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构成欧洲文明史。西洋民族要求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和幸福，思想言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无个人权利，宗法社会讲求忠孝之道德。
3东方文化重视整体，而西方更重视个体。东方文化重 经验 、现实、功利的世界;西方神性与人性并重，追求超经验、超现实的真理和个人荣誉。东方文化的特色是重人际关系，重现实生活，不重形而上的问题。西方人则重视自己的权利、个人价值的实现，重形而上的理性生活。
4东西方自由观、发展观、中西民力、民智、民德不同。东方文化崇尚含蓄，而西方推崇直接开放。东方泛道德化，以德束人，而西方则法规化，重视个人权利而不是看重道德。东方人的伦理观以牺牲自我为本，西方则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因此东方的道德是以灭个性而维持，西方的道德是个性的解放。
5 思维方式 和处世态度不同，东方唯情，西方唯智，东方人讲求经验、感性，西方人重视推理、逻辑。东方人重感情、重道义，比较感性，像我们常说的意气用事及仁爱、宽容、忠孝、中庸的思想。而西方人讲究理性，用理智思考问题，追求理性主义和自我主义，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理性胜于感性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6东方讲求艺术夸张，如敦煌莫高窟;而西方讲求科学，客观，提倡艺术真实，如蒙娜丽莎。梁漱溟认为西方是艺术科学化，东方是科学艺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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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1、论文《读关汉卿[大德歌·冬景]》1993年第3期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论文《关汉卿散曲的思想艺术价值》1994年第3期《毕节师专学报》。3、论文《关汉卿对散曲创作和发展的贡献》1995年第1期《思茅师专学报》。4、论文《中师口语整体教学模式研究》1995年第2期《甘肃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论文《论关汉卿在散曲发展史上的地位》1996年第3期《甘肃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收入《新华文摘》1996年第8期“报刊文章篇目要览”。）6、论文《悲凉：<不伏老>不可或缺的思想内涵》1996年第5期《文史知识》。7、论文《关汉卿散曲二维情感论列》1996年第1期《思茅师专学报》。8、论文《异相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论的走向》1997年第4期《人文杂志》（核心期刊、CSSCI）。9、论文《内敛态：程本<红楼梦>时间观念之表征》1999年第1期《南都学坛》。（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6期，收入《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论文要目索引，获第七届甘肃省最高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0、论文《例证<金瓶梅>写官员对史实的“我化”》2000年第1期《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11、论文《“市场人”为欲念异化说——兼论<金瓶梅>中西门庆形象的转型特质》2001年第1期《西北成人教育学报。12、论文《论王仁裕的文学成就》2003年第3期《天水行政学院学报》。13、论文《<金瓶梅>“我化”史实例评——天水籍官员狄斯彬本事考释》2004年1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4、论文《〈西狭颂〉摩崖题记人物补说》载2005年第2期《甘肃理论学刊》（双月刊）。15、论文《交错的彼岸：游移于英汉双语之间——兼论“英汉双语教学”与“国家汉语战略”矛盾的不对称性》载2005年第4期《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论文《王仁裕年谱稿》载2005年第4期《甘肃高师学报》。17、论文《〈西狭颂〉摩崖文学价值探微》载2005年第4期《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论文《王仁裕生平著作考》载《甘肃高师学报》2006年第3期。19、论文《论〈西狭颂〉摩崖的文学价值》载《上海大学学报》（核心期刊、CSSCI）2006年第6期。20、论文《从“宋金大曲”到“金人乐府第一”——临洮邓千江〈望海潮〉发微》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21、论文《“金人乐府第一”寻幽——临洮邓千江〈望海潮〉之张六太尉探讨》载《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22、论文《临洮邓千江词〈望海潮〉诸问题探讨》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核心期刊）2007年第6期。23、论文《校订和注疏〈玉堂闲话〉的几个问题》载《前沿》（核心期刊）2008年 第1期。24、论文《论〈玉堂闲话〉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CSSCI扩展版）2008年 第1期。25、论文《国学热中的骚动与喧哗》载《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 第4期（上）。26、论文《论王仁裕〈玉堂闲话〉的文化张力》2008年第2期《船山学刊》（CSSCI扩展版）。27、论文《〈开元天宝遗事〉诸问题探讨》2008年第3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8、论文《陇南武探花黄大奎略考》2008年5月11日《陇南日报》；论文《陇南学人阴平进士程天锡略考》2008年3月20日《陇南日报》。29、论文《陇南北部方言称谓词考释举隅 》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30、论文《西汉水流域方言古词例考》载《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31、论文《西汉水流域语言“活化石”抽样例释》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8期。32、论文《论杜甫<同谷七歌>有我之境的生成》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期。33、论文《陇南“白马人”研究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载《青海师专学报》2009年3期。34、论文《杜甫<同谷七歌>有我之境新探》载《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4期。35、论文《“白马人”概念商兑与探讨》载《甘肃高师学报》2009年4期。36、《近30年来白马人研究状况述论》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CSSCI扩展版)2009年5期。37、论文《新时期以来“白马人”研究在重大问题上的突破》载《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38、论文《王仁裕笔记小说集<王氏见闻录>诸问题探讨》载《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3期。39、论文《史传杂史和笔记小说的共生互动——以王仁裕<王氏见闻录>为中心》载《社科纵横》2010年第7期。 40、论文《论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的文化层累现象》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核心期刊、CSSCI）2011年第2期。41、论文《杜甫“同谷诗”与同谷唐宋评杜诗碑——杜甫同谷诗研究系列之一》载《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42、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源流及其层累现象》载《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2期。43、论文《陇南白马人民间文学源流简论》载《甘肃高师学报》2011年第4期。44、《同谷明清评杜诗碑及其诗学意义——杜甫同谷诗研究系列之二》载《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3期。45、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表演艺术论》载《四川戏剧》（核心期刊）2011年第5期。46、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服饰艺术研究——白马藏族文学整理与研究之三》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47、论文《陇南白马人傩舞戏面具特色论》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48、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表演内容论——白马藏族文学整理与研究之四》载《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49、论文《“秦文学”研究现状及概念界定》载2013年第5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版）期刊。50、论文《论秦早期文学》载2013年第5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1、论文《论秦中晚期文学》载2013年第3期《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论文《从睡简<日书·马禖篇>看非子始封秦亭》载2013年第6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来源期刊。53、论文《非子息马始秦主因的文献与文学考察——以睡简<日书·马禖篇>为中心》载2013年第6期《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论文《唐五代“诗窖”王仁裕诗集及诗作考评》载2013年第3期《甘肃高师学报》。55、论文《母题类型视野下的白马藏族民间难题故事——以陇南白马藏族故事为例》载2013年第2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二作者），CSSCI来源期刊。56、论文《白马藏族“酒曲体”歌诗对人生境界的审美表达》载2013年第3期《民族艺术研究》（第二作者），CSSCI扩展版期刊。57、论文《白马藏族及其传统文化刍论——以陇南白马藏族为中心》2013年1期《四川民族学院学报》。58、论文《论白马藏族族源记忆与传说——以陇南为例》载2013年第4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9、论文《论白马藏族神话的主要类型和述说特征——以陇南为中心》2013年第3期《贵州文史丛刊》。60、论文《白马藏族傩舞戏表演内容比较研究——白马藏族文学整理与研究之五》载2013年第1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61、论文《从唐宋七夕诗文看乞巧在陇南的流传》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62、论文《关于两当起义遗址的调查与研究》载《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63、论文《两当兵变旧址张家大院牌匾文化探讨》（第二作者）载《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5期64、论文《他者、国家与自我:族群共同体建构的语境化表述——历史与现今陇南、川西北的(白马)藏族》（第二作者）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65、论文《流传凝炼特征:白马藏族故事从史到事的表述》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66、论文《阴平古道和河南道及其陇地一段的文献文学考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5期。67、论文《“故道”陇南段的文献和文学考察并“木皮道”的有无》载《甘肃高师学报》2014年第1期。68、论文《教育现象学方法对常规形式逻辑演绎判断的超越》（第二作者）载《甘肃高师学报》2014年第4期。
由萨迦文化研究所编辑、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萨迦格言》记录的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精通五明之学的大师萨班·贡噶坚参的格言。本书通过上师对为人处世、言行举止、待人接物、辨别人品及佛法等方面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传达明辨是非，与人向善，积德行善的道义，以求达到“让世人有规可循，弘扬圣法”的目的。《萨迦格言》全书分九品（章节），分别介绍了辨别智者、君子、愚者、各色人、恶性、性情、悖理、事业和佛法的方式方法，通过引用大量生动的比喻和例子将深刻的道理用简单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汉藏双语对应，并对每品（章节）中的配图加以说明注释。《萨迦格言》是藏族第一部哲理格言诗集，成书于13世纪上半叶。此次出版的《萨迦格言》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插图及汉语翻译版本，译文以七言四句为格式，简洁明了而又朗朗上口，同时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萨迦《萨迦格言》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