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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提高到2000年的，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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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其实这个很好找的,上百度查一下就有相关的了,修改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引言 8-9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9-16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背景 9-1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13-16 建设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13-14 建设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14 建设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14-15 建设新农村是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15 建设新农村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 15-16 2. 当前我国农村建设现状分析 16-27 农村建设取得的成就 16-19 农村经济发展迅速 16-17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 17-19 农村文化建设成绩显著 19 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9-27 农村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 19-23 农民综合素质不高 23-24 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 24-25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完善 25-27 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27-37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突出农民主体地位的关系 27-29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与促进公共事业进步的关系 29-30 创新体制机制与增加资金投入的关系 30-32 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加快城镇化的关系 32-34 做好整体规划与体现个性特色的关系 34-35 搞好试点示范与做好面上推广的关系 35 搞好当前工作与着眼长远发展的关系 要了给你发送全文.
谈谈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分析，具体案例分析，以某城市为例（需要反馈过程），发展的结果分析（需要分析问题）发展的策略。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经济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效。但是，目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因素，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突出，影响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面临的重大问题。
因此，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促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积极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着重探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
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广阔的农村有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乡村的繁荣发展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进入新时代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今经济全球化、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如何破解日益严峻的乡村问题，成为事关人类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论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把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
“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近日，中央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为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描绘了路线图、确立了时间表。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也要看到，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
《意见》的出台，就是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说，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
《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既着眼于现实，也图之长远；既有战略部署，也有具体路径。《意见》提出3个时间节点：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
为此，《意见》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改革的要求，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的抓手，是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
改革的目标，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可以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窗口期，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均衡配置”“一体化发展”“普惠共享”……从《意见》中的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坚持城乡一盘棋的整体谋划思路。
无论是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还是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农民增收机制，本质上都是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上，守住底线至关重要。
具体说来，始终坚持土地所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守住乡村文化根脉，就是要高度重视防范各类风险，用城乡融合发展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作用。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融合发展、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
制定出一个好文件之后，关键在于落实。《意见》对落实机制也作出了创新安排，提出“把试点作为重要改革方法”，选择有一定基础的市县两级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有明确战略蓝图，有具体改革路径，有高效落实机制，相信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一定会不断健全完善，为城乡融合发展保驾护航。
提纲如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分析城乡融合发展案例分析-以某城市为例（需要反馈过程）城乡融合发展的结果分析（需要分析问题）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
论文关键词：人口 老龄化养老保障 制度 论文摘要：为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21世纪是属于老人的世纪，我国在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截至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 5989亿人，占总人口的12%。而据2006年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可知，中国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上半叶将不断加深，尤其是未来的十多年间，人口老龄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4. 37亿，老龄化水平达到30%，将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个比例会持续50年。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一是我国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大。我国老龄人口绝对值是世界之首。目前，中国老龄人口接近1. 6亿，占全球的老龄人口的五分之一，几乎相当于英国、德国、瑞士、卢森堡四国的人口总和。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是人口高龄化趋势显著。人口年龄结构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人口的高龄化即长寿化，目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增速很快，以年均约4. 7%的速度增长，达到1300万，明显快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预测2050年将达到1. 5可乙左右，占老年人口的21. 78 % 。这也是人口转型时期老龄化的重要年龄特征。 三是“未富先老”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至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尽管2008年中国以4. 222万亿美元的GDP位居世界第三，但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2460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没有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属于未富先老。 二、我国老年人口养老保陈所面临的问题 老年人口养老保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能否消除老年人的后顾之优，关系到能否巩固离退休制度和计划生育成果，而且还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社会养老保险压力巨大 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年扶养比的持续上升，不仅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发放社会基本养老金、支付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等压力将大大加重，而且还意味着将来由于劳动适龄人口数的减少将使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的人群大大减少，面临着社会保险基金缺口不断增大的问题，可以说，政府、企业、社会都已感到养老保障的压力正显著加大。 第一、基金来源渠道单一。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保险费的收入及其利息和财政补贴。单一的基金来源致使现行养老体制必须要面对“弹性的缴费与刚性的支出”引发的财务吃紧的矛盾。加之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享受养老基金的人群在不断扩大，在职工人对离退休职工的赡养比在逐渐上升，致使养老保险费用支出与收入之间的矛盾成为老龄化危机应该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 第二、地方“养老”欠债严重，“空帐”运行规模巨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早在1997年2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就有指出: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继续按照过去的标准，由企业缴费形成社会统筹部分解决。即企业同时承担着退休职工的养老需要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责任，造成企业负担过重，致使缴费困难、逃费、欠费现象严重，养老金出现收不抵支的现象。另外，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口数量的增加，除去个人账户部分的“社会统筹”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再加上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资金的“混账管理’，，于是就出现了“挪用”个人账户的基金来补养老金支付空缺的现象，导致个人账户空帐实行、养老金入不敷出、社会公平难以维持的吃紧状况。(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处于建立过程中，尚存在诸如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不高、统筹项目和统筹比例不规范、保险金额较低等许多问题。目前我国大多数的老年人仍然是在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覆盖范围之外。调查表明，城市老年人养老金(退休金)保障覆盖率2006年男性为89. 1%，女性为64. 6%，仍有将近22%的城市老年人没有享受退休金。同时，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口仍旧主要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五保户”等集体经济的养老模式、以及少量的社会救助。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与现阶段较为狭窄的养老保障体制覆盖面之间的冲突己经突显口。 (三)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滞后 受资金投入不足、养老设施陈旧、观念滞后、资源分散以及扶持政策与配套措施落实不到位等因素制约，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化进程缓慢，难以满足老年人剧增的服务需求。 目前，我国所有老年用品生产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尚不足1000亿元，供求相差甚远。一项银发经济调查显示，在普通商店内，青年人服装占70%以上，中老年人服装不足10%，各种养老福利、公益设施的现状也不容乐观，一些护工、老年人公寓、适合老年人的楼房、厕所等少之又少。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我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 8万个，养老床位120. 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 6张，与发达国家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三、应对老年人口养老保除的对策 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1、将养老保障事业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以家庭服务保障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机构供养为补充”，的养老保障模式，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道路，把老年人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作用有机的组合起来，使之发挥出最佳效用。 2、健全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要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城镇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相对独立的养老金经办机构，负责养老金的征收、给付、营运和管理，保证全额按期予以支付。农村要逐步推行自我储蓄和家庭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并积极推进城乡养老、医疗方面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逐步建立起城乡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 3.鼓励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国家要根据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围绕老年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对一些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开发生产适用对路的各种老年用品，鼓励和引导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日本的银发经济能发展得红红火火，很大一部分因素便是得益于政府的助力。2000年，日本首次制定了“介(看)护保险法”，让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以通过国家补助获得必要的看护服务，大大推动了日本看护产业的发展，日本全国老人每月花在看护业的费用从当年的4亿日元直线攀升到了2005年的148亿日元，而其中80%的费用都是用在轮椅租赁和特别看护用床方面。 4、加快完善老年法律法规体系，保障老年人权益。首先，要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一方面提高全社会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提高老年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围绕老年人权益问题及时开展立场鲜明的舆论监督，消除对老年人的歧视行为，对侵犯老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要予以严惩。其次，有关部门要根据老年人的要求，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对老年人因养老、医疗、产权等纠纷提起诉讼应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 解决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是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责任。为此，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压力，真正实现代际公平，社会和谐。
基本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中之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成败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养老保险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养老金并轨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大家所热议的焦点。本文在对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现行我国改革政策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对“并轨”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改革
2015年1月，国务院释出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的释出标志著长期以来我国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开始启动，将会对我国事业单位的进一步改革产生较深刻的影响。
一、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从90年代起，我国开始对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尝试改革，然而在《决定》出台之前并未有实质性改变。纵观整个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确立历程，从2012年3月在两会上得热议到2013年12月确定并轨方案，再到2014年12月改革方案的通过，最终，在2015年1月国务院释出《决定》预示著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终于要实施。
二、现行改革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
与以往相比，本次释出的最新《决定》可谓是一套较成熟的改革方案，但这一改革方案在未来的推行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
一职业年金可能会维持待遇“双轨制”，进一步引发公平问题
在我国私营企业没有职业年金，企业年金也是自愿建立的，而从国务院释出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来看都要求改革后的机关事业单位要建立职业年金制度，这似乎是在建立新的不平等。另外，职业年金的缴纳也是有弹性的且可能会和津补贴一样，成为一种隐性福利。我们不免怀疑建立职业年金的真实作用是否只是改革的“买路钱”，因此，并轨改革所带来的公平似乎只是表面的。
二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援，理想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
虽然我国近几年出台了一些关于对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决定以及办法，但这些都不是具体的法律法规，缺乏制度的强制性。另一方面，改革的理想状态是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三者之间建立起统一的基本养老金制度，最终达到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但实际上，个人缴费只占养老保险缴费的小部分，基金支付和财政补助才是大头且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初期参保中的个人缴费基数很小，预计短期内，三者的养老金替代率、缴费标准都无法统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可能不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三国家支付改革的初始成本造成财政负担
《决定》指出改革要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行，在增加工资的同时实行个人缴费。国家为使改革能平稳进行的确应该支付改革的初始成本，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的增涨无疑会加大国家财政压力。另外，改革中提到“视同缴费年限”这一新词，那么“视同缴费”背后的钱到底由谁出?最终可能还是由财政拨款，这无疑又增加了财政的负担。
三、关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问题的完善建议
一为职业年金设立一个准入门槛，逐步下调职业年金
针对上文中提到的职业年金的建立可能会维持待遇“双轨制”这个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可以通过设定准入门槛或采用明文条件规定有条件有限制地享受企业年金。另外，相比突然大幅下调职业年金缴纳比例而言，采用逐年下调的方法逐步降低“替代率”更为可取。
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初期分立，后期逐步统一
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法律制度建设以及相应配套惩罚措施的完善，用法律法规确立该制度的强制性，这样不仅能为改革提供强大支援，还能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随意性问题。另外，在《决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基础上联络我国实情，建议改革初期，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各自区分、为各自所用，待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时再开始逐步统一三者的替代率与缴费标准从而缩小理想目标与实际之间的差距。
三有针对性提高待遇，积极推动事业单位人员市场化、社会化首先，所谓“完善工资制度”并不是要求突然大幅度覆盖所有人员，可以先提高欠发达地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基层人员的工资水平。其次，可以通过明令禁止地方随意发放津补贴以及明确制定不同级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标准来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浪费。最后，可以将养老金并轨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制度得改革同时开展，让他们实现市场化、社会化从而更加主动、有效地缓解改革带来的财政压力。
四、小结
虽然在改革实行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这些并不能否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对事业单位改革产生的诸多积极影响，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段深化，我国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会更加健全完善!
作者:王婧 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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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养老保险面临基金规模过小、结构失衡依赖单支柱、投资收益率过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等问题。通过对智利、瑞典、美国的研究，我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是：建立多层次的三支柱结构，保证三支柱协同健康发展，以实现养老保险多目标的策略;放宽养老金投资限制，引入市场化运作，以提升养老金回报率;提高投保人的参与度，发挥投保人主观能动性;与其他改革共同推进、协同改革。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2015年，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已达到∶1。未来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老年人抚养比还将迅速上升。据估计，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将于2035年达到3∶1，超过当前西欧水平，2040年将超过同期的美国，老龄化形势严峻。为了保证老有所养，有必要现在开始就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提前针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作出战略部署。
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基金规模过小、结构失衡
1.养老基金规模过小。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截至2014年末，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存量为31800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存量为3845亿元，两者共计35645亿元，形成我国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7689亿元，形成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这两大支柱构成我国养老保险的基石。此外，我国于2000年8月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通过中央财政拨款、国有资本划转等方式筹集资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调剂，是国家社会保障的储备基金。2014年末全国社保基金资产15356亿元。这些资金总量为58691亿元，相当于2014年GDP比率为，规模明显过小。与全球和其他国家相比，排名也明显靠后。
2.结构失衡，过于依赖第一支柱。一直以来，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组成的第一支柱，在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占据绝对比重。201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占比达，加上全国社保基金的占比，第一支柱共占比约87%，而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占比仅为13%。可见，我国的养老保险三支柱结构失衡，过于依赖第一支柱，另外两支柱并没有逐步发展壮大。
二资产配置保守、整体收益率过低，未起到保值增值效果
全国社保基金由于投资范围较广、约束较小，可以进行境外投资，且高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上限为40%，自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率。然而，占比最大的社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却局限于国债和银行存款，风险虽低，但收益较差。在通胀较高时，这部分资金面临缩水的风险。以2011年为例，当年物价同比增长，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和国债利率均在3%左右，因而社会保险基金当年实际收益率为负。从国际对比看，我国社保基金的收益率也明显低于其他国家。根据OECD统计资料，2014年，荷兰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收益率达到了，排名第一，与2/3国家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收益率相比，超出5%。相比之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可能只有3%以1年期存款利率计算，扣除通胀影响，实际收益率仅为1%。如果按照3种社保基金的规模加权平均，我国社保基金2014年收益率为，实际收益率仅，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三依赖财政补贴、隐形债务资金需求巨大，可持续性堪忧
目前，我国养老基金看似资金充足，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这些年，养老金中一大块是来自于财政补贴。自1997年建立统账结合制度以来，国家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金额从当年的2亿元，到1999年攀升至168亿元，2007年已高达1157亿元。加总来看，截至2014年，各级财政共补贴养老保险金2万亿元，超过了35645亿元结余总额的50%。这种依赖财政输血的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堪忧。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养老保险在明账之外还有隐形债务问题，其未来资金需求巨大。根据中国社科院2014年释出的《现行统账结合模式下隐形债务预测测算》报告，以2012年为基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形债务规模高达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比率达166%，资金缺口巨大。
二、国外养老保险改革经验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也是过去国际上许多国家经历过的问题，面临过的挑战。这些国家解决问题和迎接挑战的方式与经验，对我国改革和设计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智利：建立三支柱模式，引入养老基金竞争性管理
智利养老保险改革由于特点鲜明、效果显著，被认为是社保改革的样板，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广泛关注。
1.确立三支柱模型。在改革中，智利将养老金制度由原单支柱结构发展为三支柱结构：第一支柱针对贫困人口，主要由 *** 承担，为社会建立最低保障;第二支柱为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是三支柱中的主体，第三支柱为自愿性的个人储蓄计划，为自愿养老储蓄提供税收激励。三支柱结构为智利社会提供了多层次、具有灵活性的养老保险体系，使得养老保险制度足以应对扶贫、消费平滑等不同而有一定冲突的多目标。
2.五方参与者各司其职，分工清晰。在智利的养老保险体系中， *** 保障最低收益，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AFPs努力实现高投资收益率，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局SAFP监管行业秩序和制定细则，参保人可以按自己意愿选择AFP以管理自己养老金的个人账户，并且每年有4次机会可以在不同的AFPs之间转移，而央行则作为资金托管人保证资金安全。这五方各司其职，分工清晰，因而整个体系最终能够高效率运转。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智利在养老保险体系改革中引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AFPs对养老金进行竞争性管理，极大提高了投资收益率。自建立以来，养老金年均实际收益率达5%，起到了保值增值的效果。也正是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促进下，1985年~1995年间，智利养老基金相当于GDP占比从10%扩张至43%。
二瑞典：建立国家养老基金，引入名义账户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进入老龄化社会，全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7%，加之劳动力供给不足，养老金资金来源下滑，整个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面临可持续危机。为克服困难，1999年，瑞典通过了养老保险改革法案，不仅构建了三支柱体系和养老基金市场化管理，而且创造性引入了“名义账户”。
1.建立国家养老基金，引入市场化管理。为了规避国家财政风险，保障现收现付模式运转，瑞典针对旧制度结余建立了缓冲基金。这些缓冲资金交由多只基金AP1-AP4以及AP6投资非上市公司，以市场化方式管理，分散风险，鼓励竞争。
2.引入个人名义账户。名义账户是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固定收益型与固定缴费型的混合模式。转入收入养老金计划的16%的工资是用于支付现期老人的养老金。同时，这部分缴费也会计入参保人的个人名义账户只计入数额，不做真正资本化积累运作，作为退休时个人领取养老金的依据。也即筹资方式是现收现付制，但在养老金支取时，退休金的给付标准原则上却是严格按“固定缴费型积累制”的规则执行的。名义账户集中了各类养老制度的优点，已引起我国专家学者的关注。
三美国：多层次养老制度体系形成多重保障
美国的社保养老制度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不过私人部门固定缴费制DC计划是在近几十年才快速发展的。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调整，美国已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为居民养老提供多重保障，对整个社会以及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1.三支柱结构加上DB与DC型结合，提供足够灵活性和多样化选择。美国的三支柱结构中，第一支柱是 *** 强制性养老金计划，实行现收现付制，由联邦 *** 统一组织，基本覆盖全部就业人口;第二支柱是公共和私人部门雇主养老金计划。私人部门养老金计划上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是固定收益型DB，70年代之后固定缴费型DC快速发展，很快超过DB型计划的规模;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完全由个人自愿参加的计划。按照美国现行规定，所有70岁以下且有收入者都可以开设个人退休账户IRA，不论其是否参加了其他养老金计划。
计划调动企业和员工积极性，成为美国养老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01k计划是补充养老保险计划之一，采用DC型，由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个人账户累积，税收递延，雇员可自主选择投资方式的形式，成为美国诸多私人部门雇主首选的社会保障计划。首先，通过个人缴费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为雇员养老分担责任的制度设计。其次，通过有力的监管对提前取款行为进行惩罚，有效地激励了储蓄。第三，个人账户的管理方式以及雇员的投资选择权，都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员工参与401k计划的积极性。
3.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回圈。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资本市场已比较成熟，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健全，投资工具丰富。美国私人部门DC型养老金计划的资产配置一直从存款和债券向股票和共同基金转移。近年来，股票投资有所下降，主要投向共同基金。1978年~2013年，美国私人部门DC型养老金计划规模扩大4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9%。截至2013年底，50%的资产投资于共同基金，26%的资产直接投资于股票，债券和银行存款合计占比仅为10%。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既实现了保值增值的目的，也为资本市场引入了稳定的投资者，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养老金增值和资本市场发展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回圈。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建立多层次的三支柱结构
从三国的经验看，都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对个人养老形成多重保障，实现养老保险体系的多重目标，尤其以美国最为突出。美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立法规定的，低有保证、高有限额的强制性的基本保险，起到了保护社会安定、维持基本生活的作用;第二个层次是公共和私人部门雇主养老金计划，且选择了DC型的401k计划为主进行推进，该计划给予个人选择资产配置的权利，有助于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这种多层次的结构，保证了可同时实现养老保险的多个目标。例如，第一支柱可用于进行社会转移支付，减少贫困;第二支柱则可鼓励对养老进行储蓄，熨平消费。建立多层次、保证多样选择的三支柱结构是我国应努力的方向。另外，三支柱还需要协同发展，不能过于依赖单一支柱。目前，我国的第一支柱缴费比例过高，阻碍了第二支柱的发展，未来可考虑适当降低第一支柱缴费比例。
二放宽养老金投资限制，引入市场化运作
1.放宽投资限制。安全性是基金营运的第一原则，但并非是降低风险、提高收益的灵丹妙药。以前述国家为例，适当进入风险较高的资本市场，往往有能够较好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效果。逐步放宽基金的投资范围是大势所趋，包括提高投资股票、股票基金的比例，允许投资于海外资产等等。
2.引入市场化运作。三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都由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负责，同时引入多个管理机构进行竞争性管理，并在世界各地选择基金经理或基金产品，进行全球化投资，从而保证了资金的保值增值。
三提高投保人的参与度
目前，在我国的养老基金管理中，投保人的参与度几乎为零。作为保障基金的缴纳者，却对自己缴纳的资金不能参与管理，这无疑会降低个人参保的积极性。相比之下，美国私人DC计划中，个人具有相当的投资选择权;而在智利，参保人可在多个AFPs中自由选择，每年有4次机会可以调整;在瑞典，额外投保养老金计划采取自我管理机制，只有不做主动选择，才进入AP7基金中管理。正是具有高度的参与感，才使得居民愿意参与养老保险计划，将资金放入基金账户。
四与其他改革共同推进
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是孤立的，需要与其他改革共同推进。
1.与国企改革相辅相成。从历史上看，国企改革就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相辅相成。党的十五大以来，国企改革进入了改革攻坚战阶段。针对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职工增多的情况，党中央作出了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即“两个确保”的重大决策。社会保障为国企脱困改革贡献巨大，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国企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阶段，通过划拨更多国企股权充实社保基金，一方面，增加了社保资金储备;另一方面，社保基金进入国企有利于促进国企改革的推进，有望提升国企治理水平。
2.与财政改革互为前提。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还存在城乡分割、群体分割、地区分割和管理分割等现象。其中，地区分割和管理分割的现状与我国的财政制度紧密关联。如果财政制度的改革不推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也将非常艰难。
3.与资本市场改革相互促进。养老保险基金需要在资本市场中实现保值增值，而资本市场也需要社保基金作为最大、最稳健的机构投资者来提升效率和成熟度。因此，一方面，需提高社保养老基金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保障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中的权益。
作者:张梦云 曹玉瑾 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巨集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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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镇社区互助养老实践探索 （一） 青岛模式 1、整合资源，不断创新。为了有效缓解养老问题对市民家庭、政府和社会造成的负担，青岛市结合实际情况，重新整合资源，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传统的养老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建立了社区互助养老模式，成效十分显著。 青岛市建立的这种养老模式中，在各个社区设立互助养老点，由政府负责为互助养老点购买娱乐设施、补贴水电费等，并加强引导扶持、组织开展活动，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老人家庭提供活动场所，或者由社区内企事业单位提供闲置场所或提供赞助，有效整合了政府、社会和家庭资源。同时，养老互助点以老年人“自愿结合、互助养老、互相帮助、共建和谐”为基本原则，以“为社区老人养老创造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为理念，倡导由低龄老人照看高龄老人、身体状况好的老人照顾身体偏弱的老人，使老年人活动由以前的扎堆娱乐型向团结互助型发展，形成老人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照应、互相牵挂、相互帮助的良好局面。 2、和谐社区，成效显著。在政府的引导下，互助养老点经常组织开展扑克比赛等有益的活动，参与邻居节、读书节等全区性的文化活动，有效地提高了老人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互助养老点还充分发挥老人们自身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组织竞技性文体活动，让老人们重新体验到比学赶超的乐趣，促使自我价值的实现，丰富老人晚年的精神生活。 3、互助养老，任重道远。社区互助养老是对现代社会养老模式的探索创新，但由于经济条件、观念更新等主客观方面因素的限制，当前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推广与老年人对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如何使之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总体目标，必须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健全网络。 青岛市四方区根据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和特殊需求，着眼于在社区养老上下功夫，通过政府在政策、资金、环境上的扶持和引导，探索创新了新型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不仅满足了老年人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了四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体现了政府高度的公共服务意识。可以说，社区互助养老模式是社区养老的一种崭新的尝试，十分值得肯定。 （二）江苏海安模式 海安县在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人员达11万，离退休人员万，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的比例是4：1，通俗地讲就是4个在职人员负担1个老职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再过3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为2：1，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是“未富先老”。每年4月是海安退休职工到社区养老认证的日子，退休人员状况一览无余。我们发现，大部分老年人普遍对社区周围发生的事情很少关心，很少参与社区内的活动，也极少运用社区资源。 江苏海安社区以记录服务时间、服务内容方式安排50-60岁老年人到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家里，像小时工一样为老人提供居家清洁、代缴水电费、心理防护，陪老人聊聊天、解解闷等等。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不发生任何经济关系，只是把劳动时间进行“存”和“取”，这样既解决了部分高龄老人雇不起保姆的困难，又解决了部分工资偏低的低龄老人居家养老的后顾之忧，体现了社会统筹养老的精神所在。 （三）北京丰台模式 北京市丰台区西洼地社区是一个老社区，建于上世纪50年代，常住1006户，60岁以上老人占社区总人口的，空巢户占总户数的46%，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西洼地社区周边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服务网点较少，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比较多，2008年成立的居家养老互助会，受到了社区居民的好评，居家养老互助会实行会员制，分红本、绿本两种会员，持红本者为志愿者，持绿本者为受助者。考虑到社区老人不想麻烦别人及自卑心理，社区内决定让需要服务的居民每年交10元会费，用于互助会购买必要的服务用品。志愿者的付出，也将作为“爱心储蓄”，提供义务服务满5年，今后可终身享受服务。 二、互助养老探索阶段的主要问题 互助养老模式目前已经在多个省市试点，在许多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针对社区互助这一养老方式，各个社区中的居民有的反对有的赞成，在实施不断进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一）老年人的个人自由受限 目前，我们发现许多老年人对社区发生的事情很少关心，他们平时的生活大多局限于在家里做些家务，照看孙子、孙女等。所以有的老年人认为这种新型的社区“互助型”养老模式，会影响到个人自由，使他们没有时间去照料家中的事。所以这种养老模式需要转变为以自愿为前提，在不限制老年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去实施。 （二）“银色银行”制度设计缺陷 江汉区“银色银行”于2009年8月28日正式启动。该区老龄办主任方三勤介绍，当时是采取老年人自愿报名、社区群干推荐等方式，根据社区最需要帮扶的老年人数量，按一定比例招募社区老年志愿者，上门为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服务。当志愿者本人及配偶需要帮助时，可向社区老协提出申请，由老协安排护理人员上门服务。 这一模式启动三年来，发展并不顺利，有的服务单靠手写记录，一旦记录丢失就无法找回，并且志愿者们有“存”无“取”至今无一人回领“爱心服务”。 “银色银行”发展遇到瓶颈，并不代表它是失败的。只是它的组织体系尚未成熟，市民养老观念尚未转变。资金、技术等也不充足。需要民政、教育、工青妇等部门都应参与配合，必要时请企业和专业养老机构参与管理，这一制度就能有很大的改观。 （三）互助养老缺乏稳定性 呼和浩特市成立的首家自发组织的互助敬老院，使首批空巢老人过上了集体生活。形成了集中养老、吃住免费、自管互助的敬老院，给老人们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最基本、最迫切的生活困难。目前，互助敬老院完全靠社会爱心人士捐助，但是这样的大锅饭能吃多久，仍然是个未知数。 隐忧的是，目前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不稳定。要是有一天养老院没了粮食，办不下去了，老人们就要先各回各家。等化缘回来有了钱、有了粮食才能再开伙。这意味着，爱心力量稍有松懈，老人们就得恢复从前的生活状态。虽然当今公益事业蓬勃发展，但仅靠爱心人士支撑，互助养老能走多远还真是个问号。 （四）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缺乏制度安排 现阶段的城镇社区老年群体“互助养老”还处于探索阶段，处于老年群体的自发摸索阶段。如何从老年群体的自发转向自觉探索，自觉普及，我国城镇管理制度设计方面，还处于制度设计的空白或缺失。如，对互助养老的资金支持制度、设施投入制度、互助养老内容统一、规范化制度设计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性安排，还没有成为政府管理制度的有机部分，至少在县区一级政府还没有成为公共管理制度安排的构成要素。 三、日本互助养老的经验借鉴 （一）日本“邻里互助网络”建立的经验 日本社会转型后所形成的现代都市社区，居民间共通性的减少和异质性的增多，使得社区内部无法达到均衡和共同的意识，而培养市民（居民）的主体意识，更多地顾及个体的需要，在社区层面上发展个性化的组织生活以构建公共性社区生活的要求便日趋迫切。共建和谐美好的社区生活，除了如相当于居民委员会这样的传统地缘组织的协助之外，更需要居民自身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如自发组成的邻里互助网络。这些团体在吸收志愿者成员之后，将人力资源进一步组织化和合理配置，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人际网络，促进了社区组织结构的优化。 （二）互助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快乐化 邻里互助网络主要是通过协会所组织的各种活动来实现高龄老人之间的互助或对他们的帮助。从已开展的活动来看，主要包括聚会、聚餐、无障碍旅游及健身等几个类型。而且在活动展开时，主办人将一些关怀主题如医疗保健、生活防范及实务援助等融入其中。这样，使老人们既排遣了孤独，又增加了自我保护等生活技能。 （三）日本互助养老生活方式的启示 这样的邻里互助关系网络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来自于市民、居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性。第二，来自于伙伴意识和平等民主的观念。第三，来自于家庭主妇们的生活智慧和灵活处理事情的方式。第四，核心人物的领导能力和“专业”的态度。 四、普及城镇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制度设计与管理思路 （一）普及老年群体的互助伦理观念 1、普及老年助人为乐的道德规范。老年伦理最大误区之一就是“以邻为壑”，一些老年朋友总是把不愉快的生活挫折汇集大脑，在社区互助养老的模式下，我们要多向老年人普及助人为乐的道德规范，鼓励他们慈悲为怀乐于去帮助他人，尤其是身边其他需要帮助的老年人，让他们了解助人为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能增强老人独立完成某种工作的自信心，提高老人的自我效能感，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减少他们的孤独感。这样，就能使这种互帮互助的养老模式更好地开展下去。 2、支持各种宗教组织的慈善信仰教育。要教育老年人有信仰，因为有信仰的人，无论信佛陀、主、上帝或者其他，都是信仰善、信仰美、信仰真！因为有信仰，才能舍弃财富，花费精力，纯粹帮助别人，不求回报。要教育老年人有信仰，教育他们把与人为善落实在彼此之间互帮互助的行动上，这样才会改变社会的风气，让善长存。 3、树立互助型的老有所为典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边的榜样更是无穷中之无穷。互助组织定期选出思想健康向上、具有长者风范、家庭和睦、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老年人，作为榜样。评为“老有所为楷模”，这一做法十分值得互助型养老模式去借鉴，社区可以定期评比出年度或季度“老有所为之星”调动老年人互相帮助的积极性，同时优秀典范的实际也值得大家一起学习。 （二）城镇社区互助养老机构设置 1、完全自愿进出制度设计。城镇社区老年群体“互助养老”模式要建立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在照顾老年人生活的同时，不影响和剥夺老年人自身的权利。完全自愿进出制度是指社区里的老年人可以自愿加入到互助养老的队伍中，享受社区互助服务。也可以不参加到这一模式中，是否加入全凭老年人自己的意愿。 2、互助领袖民主选举制度设计。互助养老团体中的领军人物是不可或缺的。遵循民主原则，这一领袖人物，需要由社区互助养老群体自身选举产生。他们本身需要有专业的态度，甚至为了这项事业不断学习，取得专业资格，即使如此，在处理重要问题上，他们还会将自己放在“渠道”的中介位置，而借助专家和专门机构的优势，寻求最快最妥当的解决方式。这样，选举产生的老年领袖有威信和说服力，在协调各项事务上也更加有优势。 3、资金管理完全公开透明。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资金管理和来源要完全公开透明化，让社区居民了解每一笔互助养老资金的来源和用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四大部分：财政补贴或福利基金、慈善基金、社区居民捐助、县区范围的社会捐助。将这四部分资金来源分类输入社区网络平台，要充分有效地利用资金，认真规划老年群体在生活娱乐上的补贴。同时，多为老年人的健康着想，运用资金对老年人做定期体检，并为老年人购置常用的医疗器械、药物等。 4、明确互助重点对象以及重点内容。要建立互帮互助的群体养老模式，首先要明确重点帮扶对象，在社区中重点需要帮扶的老年人类型有：空巢老人、丧失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具备自理能力的中高龄老人、残疾老人和独居老人。不同种类的老人需要的帮助内容是不同的。 丧失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社区互助组织需提供医疗、康复、护理、洗涤、购物、送饭、心理疏导等生活照料服务；针对空巢家庭的老人，因身边没有子女照料需要比较多的生活服务，如家政服务、医疗服务，同时可以鼓励他们多参加社会公共活动，更好地体现他们的重要性，提升他们内心的存在感，使他们身心得到愉悦；具备自理能力的中、高龄老人，可以为他们设立一个康复护理中心，白天在社区一同进行康复护理活动，同时可以消除寂寞有益于身体健康；残疾老人、独居老人需要结合政府救助，为他们开设应急呼叫电话、组织其他老年人开展一对一帮扶活动，以保障他们的安全。 （四）互助养老的老年互助技能培训 1、邀请医疗、心理等各类相关专业人士志愿培训。由于许多老年人缺乏医疗急救知识和对老年人的护理知识，使互助养老模式无法正常开展，对此社区可以邀请专业的医疗工作者以及专业的心理健康人士，为社区老年群体提供义务辅导。 2、驻地企业无偿提供培训基地的沟通。邀请社区内企事业单位提供闲置场所为互助老年群体进行培训，不仅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同时还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十分有效地整合社区资源，同时要落实老年群体互助的培训地点。 3、鼓励支持知识型老年人参加互助技能培训。社区可以建立老年人人才中心，让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自愿报名，实现老有所教、老有所学，鼓励知识型老人为其他老年人进行培训学习，这样，不仅可以使老年人学到东西，而且还实现了许多老年人的自身价值，弥补了他们在退休后心灵上的空缺。鼓励大家互助互学，相互咨询，定期交流学习心得。 （五）完善社区互助养老服务设施 1、老年养生讲座。为使社区老人们了解健康生活常识，养成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互助养老组织可以定期举办老年养生知识讲座，让老年人学习现实生活中的相关养生保健知识，对老人饮食、运动、心态调整等方面给予科学指导，增加对疾病的认识，转变观念，从过去的看病、医病向防病保健的意识转变。教会老年人通过科学方法，平衡膳食，适度运动以促进身体健康。 2、老年心理咨询服务。社区中很多独居、空巢老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但却很少有人能主动找心理咨询师咨询。所以，互助组织要为老年人开设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老年人心理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一般都是环境、人格等多重因素长期作用形成的。很多老年人出现心理问题后，都会出现一些异常行为，如失眠、食欲降低、焦虑、烦躁等，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心理疾病在作怪，所以，必须要防治老年人患上心理疾病。社区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就要发挥互助组织的作用，通过一帮一互助的方式，定期上门服务，根据每个老人的情况，量身打造个性化的服务菜单，让他们感受到关爱。 3、老年自我保护帮扶和预警教育。为提高老年人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保证他们安定和谐的生活，社区互助组织可以定期举办“老年人自我保护知识讲座”，邀请社区民警结合当前针对老年人的案件，采取以案讲法的形式，向老年人讲解安全防范知识。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看病、购买物品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商场，不能因贪图小便宜而吃亏上当，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组织大家观看“安全防范”宣传片。 4、老年文体活动中心。互助组织要多在社区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例如：老年合唱团、健身操、戏曲俱乐部等活动。坚持以活动为载体，通过开展社区文体活动，愉悦老年人身心，丰富广大老年人精神生活。积极挖掘社区文化资源，从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入手，利用社区活动广场等资源，组织文艺汇演、亲子互动游戏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社区文化渗透到街道的各个角落。同时，社区的图书室、棋牌室、微机室、健身室等活动场所，无偿向社区老年人开放，实现了社区资源共享，让老年群体在健康向上的氛围中，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社区精神文明健康发展。
对城管执法工作存在问题的思考措施 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广大市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在服务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城管执法工作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存在的矛盾和困难也呈上升趋势。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是新时期形势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解决的问题。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在适应城市的发展方面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一）齐抓共管机制尚未形成。1、综合整治靠突击。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在城市创建的目标下，遇有重大活动时,往往习惯用“运动式”的方法搞城市管理，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力量进行突击整治，短期内能取得立杆见影的效果。这期间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推诿扯皮少，市领导及相关单位也大力支持，一旦阶段性创建任务完成，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揽机构来组织落实长效管理，形成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局面。2、基层政府管理城市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城市管理点多面广，尤其在现场、现行方面，管理重心太高，往往出现“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作为城市管理主要责任人之一的区（街办）、社区、城中村（组），没有管理城市的具体责任和压力，因而不能很好地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投入到基层城市管理工作中，致使管理脱节、断链，城市管理网络不健全。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很多违章占道现象背后，都有街办、村组、驻街单位的背景。如我市某街道办事处和村组的干部，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带头违规“种房”、违章占道经营，甚至带头向政府提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有关部门查处时，他们一面以照顾困难名义为违章者说情开脱，私下又支持违章者与职能部门对抗，使城市管理工作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二）执法难度大。1、执法手段单一。根据《行政处罚法》和部分行政法规的规定，违章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依法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具有上述行政强制措施权的只能由法律设定，而且只有司法机关和工商、税务、海关等少数行政机关可以实施。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了各类行政处罚，但对违章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后续监管措施，没有赋予城管行政执法部门任何有效手段。某年5月26日，某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审议《某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建议表决稿）》时，专门就是否取消有关“暂扣物品”的相关条款进行单项表决，最终删除了建议表决稿中“可以暂扣其经营的物品和装盛器具”内容；而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仅设置了实施罚款和责令清理、改正的行政处罚措施。现实的执法情况是，违章者对执法人员的管理根本就不理睬，罚款没钱，责令清理、改正我不干。执法人员没有什么办法强制其交罚款或强制其清理，也不能暂时限制其自由带回机关处理。这样一来，除了做工作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加以管理。2、执法效果不佳。目前，我市违反市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出现以下特点。第一，普遍性。违法违章现象大量存在，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特征。第二，动态性。表现在时间上、空间上和性质上的不确定，没有规律可以掌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第三，反复性。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违法行为呈现出多发性、反复性和经常性，被纠正或教育后，又重新开始，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这些情况，使得我们的执法人员穷与应付，疲于奔命。3、执法人员安全无保障。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对执法人员的教育，要求执法人员决不能与群众发生冲突，决不允许发生打架等暴力事件，起到了较好效果。但是，不法商贩、“钉子户”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20xx年以来，我市就发生情节严重的暴力抗法15起。实际上全省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和鄂州市的情况大同小异，甚至更严重。由于城管执法机关自身缺乏强有力的强制手段，发生暴力抗法时，只能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由于多种原因，一般都是按普通民事纠纷处理，很多都不了了之。在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有的甚至殃及家庭；有的受伤的队员几乎都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给其身心带来了极大创伤，造成在日常执法过程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违法行为者却越来越目无法纪，无视执法人员，从而形成了“加大执法力度，就造成暴力抗法，一暴力抗法执法人员就松懈，一松懈就乱，一乱就紧”的怪圈。这种情况下，城管执法人员只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出事，执法效果可想而知。（三）执法环境差。1、违章行为当事人认识上有误区。他们没有意识到城市管理法规也是行政法规体系的组成内容，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样，违反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中碰到最多的申辩理由是：“我又不偷不抢，在街边摆东西谋生，犯什么法！”他们在内心深处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导致不主动配合执法，有时纠缠、拒绝、阻碍甚至少数“钉子户”暴力抗法的事件不断发生。2、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不理解。部分市民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不理解，不配合。当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实施必要的处罚时，经常有一大帮围观群众，出于“ 同情弱者”的简单心理，乱“打抱不平”，乱起哄，喝倒彩，甚至还指责执法人员欺侮老百姓，彻底否定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行动，助长了违法行为人的底气，形成了不利于城管执法的社会氛围。给城管执法部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3、市民的整体文明素质不高。一些市民的环境卫生习惯较差，社会公德意识薄弱，讲文明、树新风的观念还十分淡薄。一些干部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不高，不少人只抱怨不参与，只指责不自责，袖手旁观而不身体力行。二、对策建议（一）积极探索城市管理长效机制。1、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有必要按照“统一指挥，条块结合，部门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成立政府的非常设机构——城市管理委员会，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协调性和动员性，是创建指挥部的常态化。由市长担任主任，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委员。在区、街道两级参照市模式，街道城管委还吸收驻街较大单位分管负责人参加。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市、区城管局和街道城管科。委员会虚实结合，通过相应的规定，厘清各方面城市管理职责，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条块之间、上下之间与城市管理相关的横向关系全面贯通；制定城市管理的目标计划，决策城市管理中带共性的重大问题，协调推进城市管理法规的覆盖范围；指导督促相关部门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工作案件移交制度，信息反馈制度，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形成运作高效、配合密切的城管执法联动机制，从宏观上、源头上解决城管执法职责不明、配合不好、保障不力的问题，为“大城管”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2、组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网络”的模式，以及“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区街负责，交叉任职，双重领导”的原则，市级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市城市管理局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相对集中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归并相关行政管理职能，使之具有统筹全市城市管理和执法的能力。3、发挥街道、社区基层城市管理的重要作用。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推进城市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明确城区各街道办事处为城市管理的主要责任单位，促使他们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日常城市管理上来，负责本辖区城市管理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社区（居委会）、城中村村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组建工作专班，切实负责本辖区的日常城市管理工作。各驻街单位也应按照确定的范围和职责，承担相应的城市管理任务。同时，将城市管理的责任履行情况，纳入各区、街办和市直各部门的年度工作责任目标考核体系，发挥“人民城市人民管”的作用。（二）建立执法保障机制。借鉴长沙、宜春等城市做法，在公安局内整合成立城市管理警察支队，专门配合支持城管执法。其主要任务是把维护治安秩序与预防和处理暴力抗法结合进行，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的城管执法，而是根据执法需要，派警察跟随执法，发生暴力抗法时，由警察根据情况或当场处理，或带离现场，或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以有效制止暴力抗法事件发生，震慑违法者，既提高执法效率，保障文明执法的效果，同时又能保证经营户平等竞争，守法经营。在审判工作方面，城管执法机关有不少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能否迅速有效的执行，直接关系行政处罚的权威与效果。同时，随着城管执法工作的加强，所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也呈上升之势，这些都需要法院的支持。可以建立一个协调机构，法院行政庭、执行局为主，统筹安排，简化手续，加强城管执法案件的强制执行力度，并对城管执法机关进行执法指导，减少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保障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三）坚持疏堵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需求必然有供给，像修鞋，修自行车、缝补衣服、卖早点等，很难根本杜绝。从事此类经营活动的人员和接受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进城务工农民、下岗工人和收入不高的普通市民。这就要求管理者要从现阶段城市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经济状况出发，研究疏堵结合的长效管理办法。可采取“三不”和“三分”的原则来处理，即在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市容，不影响群众生活秩序和治安的前提下，区分行业，区分区域和地点，区分时间进行规范管理和疏导。1、区分行业：如将修鞋、擦鞋、修自行车、缝补衣服等群众生活需要的服务项目，开展“送市场、送方便”等活动，纳入社区服务体系，由社区进行管理。对非法食品加工设摊，占道卖盒饭等则坚取缔。2、区分区域和地点：如在人口众多，农贸市场不能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地方，由街道利用空置土地设置临时性的农贸市场，引导游动摊贩进场经营。在小区里适当设置一些小型公共广告栏，疏导小广告，减少管理工作量。3、区分时间：针对早点、夜市等饮食摊群卫生状况差、出摊占道、油烟噪音扰民等问题，我们正在研究疏导管理的办法，按照统一开市、闭市时间等“8个统一”的要求，对城区早点、夜市进行定点规范，既可兼顾困难群众就业需求，方便市民生活，又可缓解执法人员与个体经营者的矛盾。（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一个国家法律化程度不仅取决于依法执法的力度，更主要通过国民的法律素质及守法自觉性来体现出来，两者相辅相成。1、树立良好的城管执法形象。需要城管执法人员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倡导文明执法，不断加大执法宣传力度，树立城管执法新形象。2、加大对城管工作的宣传力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从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文明城市建设，有利于城管执法出发，善于把城管执法的重点难点转化为百姓关注的热点和新闻媒体的卖点，客观、真实、准确地报道城管动态，增强城管执法的影响力和公信力。3、强化市民教育。要在群众中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城市的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宣传“城市管理，人人有责；管好城市，人人受益”的观念，促使广大群众增强自律意识，自觉遵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爱护城市环境，理解城管，重视城管，实现全民参与、齐抓共管。
城市面貌展现的是这个城市的形象，城市管理落实，就是保持城市形象的 方法 ，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城市管理 文章 ，希望大家喜欢。城市管理文章：城市管理论文 摘 要：党的 报告 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即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律实证研究之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引言 《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倾毕生心血写成的政治法律著作，是孟德斯鸠政治法律理论的最高成就。当其传入中国时，其有关宪政方面的有益贡献为多数学者所探讨[1-3]，但事实上其实证研究方法是其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上颇有建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管理法律体系而言，法律的实证研究方法更能在制度构建、评价法律适用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4]。本文仅从研究方法角度研读《论法的精神》，探究其中蕴藏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以期从中寻找与中国城市管理法制建设需求相应的启发与借鉴。 一、《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形成背景 法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最为集中和具体的反映与体现，对法的研究方法的探析，也就应该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客观历史的分析。 《论法的精神》的产生与发展首先源于其深刻的客观历史背景，也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成长经历有重大关系。孟德斯鸠生逢法国封建专制走向没落，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和成熟之时。孟德斯鸠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故的观察家，他不可能不去思考时代向他 所提出的课题。虽然家庭的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然而孟德斯鸠仍然试图用客观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去进行客观的研究描绘。作为孟德斯鸠倾毕生心血写成的政治法律著作，《论法的精神》也具备与众不同的崭新方法。 实践出真知，《论法的精神》的产生与发展还源于其深刻的 社会实践 背景。1728年，39岁的孟德斯鸠迈 出国 门，开始了长途学术旅行，足迹遍布欧洲各国，途中他详细了解了各国的政治、法律、 文化 、宗教信仰状况。丰富的从政 经验 和长期的实地考察对他理论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特色。 法律的继承是历代法学家最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论法的精神》的研究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还源于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前代和同时代的思想成果对《论法的精神》的研究方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古典自然法学派学者对自然法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哲学，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对《论法的精神》在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上产生了影响。 二、《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的内容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运用了比前人卓越的研究方法，即客观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的法学论著具有了空前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一)客观的、整体的实证研究方法 与17、18世纪的思想家不同，孟德斯鸠不是凭空思考“法的精神”，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材料的分析，根据历史资料、旅行家 们的记载或是他自己的旅行见闻研究得出结论。在逻辑论证方法上，孟德斯鸠一改17世纪以前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构建体系的方法，而代之以分析、还原、理智重建。他不再满足于法律本身的研究以及法律条文的烦琐解释，而把法与自然和社会相联系，以整个社会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法律存在于社会中，所以不能孤立地去看法律，而必须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去看法律。如果将法看作一个中心事物，那么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客观因素便是围绕它并与之共同构成整个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想要研究什么是法的精神，就必须以法律为圆心，将其他客观的社会因素为辐射做圆从而构成一个整体，不仅要通过对法本身的探讨来直接研究法，而且要通过围绕它影响它并与之共同作用的其他客观的社会因素整体上探究法。 (二)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考察，孟德斯鸠已经开始超越18世纪所有的法学家。18世纪的法律理论没有历史的相应根据且缺少历史根基，这也是到19世纪以后自然法理论遭受西方法学攻击的原因所在。但是孟德斯鸠却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将法律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也正是这一方法，使孟德斯鸠的研究具有强大的经验支持力量，从而使研究的说服力大大增强。后来的法学家斯克罗比曾说：“当孟德斯鸠高喊‘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这句训言现在已成为公认的原则的时候，他为科学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他知道，这些内容和材料还没有任何法学家用历史方法加以研究过，这些方法是他刚刚采用的。”[5]《论法的精神》以丰富的历史知识， 对古代希腊、罗马的法律，对中世纪各国，以及当时欧洲国家的法律都做了反复深入的研究，这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古今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变化的图画。 三、《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对后世的影响 (一)法学研究向唯物主义迈进 在法学研究中运用客观的整体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具有远大的里程碑意义，可以说法学理论经他之手向唯物主义方向迈进了一步。在他构建的体系中，上帝是被排除的，有的只是社会与自然的客观因素。这个理论在当时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无疑是一颗炸弹，瓦解了封建主义的重要堡垒——教会的统治。即使在今天，这些客观因素提供的材料仍然值得我们去分析去研究。 (二)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为法律社会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指出：“一部社会学思想史由研究孟德斯鸠开始可能会使人感到迷惑，在法国，人们通常把他当作社会学的先驱而认为奥古斯特·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在我眼里孟德斯鸠不是一个先驱而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之一。”[6]目前，法律社会学异军突起，已经成为法律理论领域的显学，但是在17、18世纪多数学者那里，法律只是一个附带的话题，可以说，近代法律理论是政治学下的法律理论。 (三)对之后一个世纪的实证法学派有着直接影响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对政体进行了描述和历史性的研究，但整部《政治学》还是规范研究占主导。在《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 因论》两部著作中，孟德斯鸠就已经初步显示出了比较实证的研究思路，而《论法的精神》只是使这一思路更加丰富和具体。作为人类法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论法的精神》不失为一部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法学著作，这种客观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实际上赋予它独一无二的特征，使得它永葆青春。 四、对我国城市管理的法制化的借鉴意义 近些年来，法律实证研究在西方可谓如火如荼[7-9]，在我国亦崭露头角，法律实证研究在西方国家和我国法学研究中的地位都在提升。思辨研究侧重于理性建构式的批判，实证研究方法具有弥补思辨性研究缺陷、传承法学知识的功能。我国现时对于法制的判断仍然仅限于“法律的良好实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始终是我国法制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标准，但是对于法律本身的优劣却考虑得很少。《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一些法学家注重关注一些抽象的权利、文化、人权等法学术语，忽视社会现实的法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启迪[10]。对法律的实证研究不仅在制度构建、司法等各环节中的重要性日趋显著，而且为学术变迁提供了动力。对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法律体系而言，法律实证研究在指引制度构建、评价法律适用等环节上都能大显身手。 目前，我国在城市管理方面暴露出很多问题，其存在的问题是有目共睹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多方因素来考虑，其中管理模式的缺陷是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的法律手段在具体实践中遭遇到很多操作性问题，城管执法经常在公平与效率、公益与私利之 间难以平衡取舍，公众因此对其缺乏信任感，进而对其执法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对其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产生怀疑。因此，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寻求社会管理手段与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 毋庸置疑的是，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律实证研究之中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管理需求，而不是某种外来的经典理论。面向社会管理的法律实证研究，从深层意义来说，是一种更全面的法治观的建构以实证研究和社科法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管理问题，意味着加强社会管理不等于仅仅以法律约束社会管理实现其法治化，在法律实证研究中重视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只限于对司法问题的研究，也意味着将治理的逻辑放在和法治的逻辑同样重要的层次加以观察和理解，这一研究也就具有了更深的理论意义。具体技术路线如下： 党的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即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律实证研究之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城市管理文章：城市管理论文 流动摊点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妨碍交通，损坏城市形象，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重点，也是城市管理的“通病”。因其流动性、反复性强，加之点多面广，成因复杂，难以根治。因此，研究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尤为迫切，十分重要。 一、流动摊点的成因及现状 流动摊点，由来已久，成因复杂。以我市为例，每天活动在城区的流动摊贩在1000人左右，他们多集中在学校、医院、商场、小区门前和交通繁华的路口、街道两旁，这些地方人口较多，人流集中，需求量大，是流动摊贩经营的“风水宝地”。特别在学校放学、机关单位下班、市民出入的高峰期，这些流动摊贩争道抢客，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叫卖声、吵闹声、汽车喇叭声交织在一起，“马路市场”异常热闹。 这些摊贩主要有五大类。一是下岗职工。经济体制转轨、企业改制后，大批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于这部分人员年龄偏大，一时找不到工作，家庭负担重，又不能闲置在家，就选择了这种投资少、见效快、风险低的小买卖。二是城中村居民。这部分群众主要靠地理优势做些小买卖，特别是一些中年妇女和老人索性圈地为界，摆摊设点，春夏秋冬，一年到头，照摆不误。三是离城近的农民。这些农民小农意识强，地里种出来的瓜菜，到市场兜售需交各种费用，想卖个高价钱，于是推车进城，沿途叫卖。四是老弱病残人员。这些人大多无正常生活来源，把自己划定为特殊公民，渴求社会救济心理强。五是进城务工的特殊群体。这些人员成分复杂，投亲靠友，拉帮结派，不服从管理，甚至无理取闹，打击报复。 总体来看，这些流动摊贩有一共同点，均属困难弱势群体。在对其管理处罚时，通常将不满、失落情绪当场发泄，把满肚子怨气推向执法队员，往往采取“一哭二闹三躺倒”的手段，极易引起围观群众的同情。如果遇有起哄煽动者，执法队员会面临围攻、辱骂甚至殴打。执法人员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拨打110报警，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二是跑，为了人身安全，被动放弃执法;三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05年建局以来，就发生暴力抗法事件2起，引起围观的30多起。有些 案件送交公安机关后，由于取证难、证据不充分等原因，往往是不了了之，从而削弱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权威，也挫伤了一线执法队员的积极性，使执法工作陷入被动境地。 二、难治理的主要原因 流动摊点为何居高不下、屡治屡乱?在分析其表面现象的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深思。 其一，流动摊点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尽管流动摊点有碍市容，但毕竟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迎合人们的消费心理，符合当地的消费习惯，同时也适合不少市民的消费水平。一方面，流动摊点因其便民利民倍受消费者欢迎;另一方面，它能拟补市场不足的缺陷，使城市居民就近购物的需求得以满足。 其二，专业市场缺乏，导致无场可进。我市城区常住人口有13万之多，流动人口达到1万人，目前现有市场远远满足不了群众需求。我市建成使用的规范化市场仅有三处。一处是贸易城批发市场，建于十几年前，是我市主要的蔬菜批发市场，同时还进行小量的零售，但市场内的服务设施不全，卫生环境差。一处是贸易城中心市场，该市场2005年进行了改造，各种设施比较配套，但存在着市场外延的问题。另一处是金碃岭市场，该市场2007年建成，原黄山路市场的摊点进入经营，解决了黄山路市场占路的问题。这三处市场均为企业投资建设，存在摊位费较高的问题，许多摊贩不愿意进场经营，特别是金碃岭市场，200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摊点流出市场经营的现象。此外，城区还有工商部门设立的马路市场2处，一处是海峰街市场，另一处是商业街西段的夏西市场。这两场市场的经营秩序混乱，市场外溢，交通时常堵塞，卫生状况极差，群众反应强烈。城市在扩建，人口在增多，供需矛盾呼唤市场。拿黄山路和新华街交接路口自发形成的菜市场来说，附近有夏南新房区、中医院家属宿舍区、馨园小区、黄山路政府宿舍区、新华小区等居民区，居民多达一、二万人，可见市场潜在需求之大，类似的还有建设街西段、笙歌小区、环建宾馆、仇家洼桥头等处。还有部分物业管理部门在居民小区内设置了小市场，如向阳小区等，由于受场地等条件限制，容纳的摊位很少，有的物业管理部门只收费不管理，致使许多摊点外溢。在对流 动摊点治理上，市执法局虽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蹲点也好，突击治理也罢，摊贩看好市场位置好销售利润客观，长期与执法队员周旋，打起了“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游击战，实在是收效甚微，难以取缔。 其三，有场不进，影响市场建设进程。近年来，一些投资商尽管把目光投向市场建设，但至今还没有大动作。投资商顾虑，市场建成后，无人进场经营。事实上，进场经营者不管赚不赚钱、赚钱多少，要办营业执照，需定期交纳工商、税务、卫生等管理费，而流动摊点则无需办理。再则，经营业主进场后，须遵守一些“规矩”。比如，缺斤短两不行，顾客会找上门;质量没保证，顾客要求退换;抢生意拉客，同行有意见等等。进场经营花费多不说，没有流动摊点方便自由，哪里好卖，就到哪儿去，遇有执法人员，“船小好调头”，一跑了之，省去了好多顾虑和麻烦。 其四是缺乏执法保障。在对自然人进行处罚时，一是没有后续保障，如果自然人不接受处罚，则无他法。因为执法人员无权查验身份证，连对方身份都不知道，执法就无法进行下去。二是对事不对人，执法没有威慑力，比如查处无证经营流动摊贩等违法行为，一般是强行取缔或暂扣物品，对违法行为人没有制裁手段，也起不到应有作用。 市执法局成立后，虽然想方设法治理，但流动摊贩在利益驱动下，仍然在市场外徘徊，执法依然走不出“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怪圈。 三、建议与对策 治理流动摊点，是一项专业化、复杂化、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需要各职能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面，结合我市实际，略谈几点认识： 首先，加大对社会困难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要切实树立“民本”思想，更新执法理念，拓宽培训就业 渠道 ，鼓励他们创业改行，入市经营，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人的生活和就业问题。 其次，加强城市规划、工商管理、行政执法、物业管理等部门间的交流协作。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坚持先疏后堵、标本兼治的原则。科学合理布局规划市场，规范市场管理，加大监管力度，引导流动摊贩进场经营。各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司其责，助推市场规范化建设。在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新建小区规划时，要预留好市场位置，建设便民市场;在城区道路改建时，适当减少绿化用地，拿出少量位置用于设置早晚市场、固定摊点位。 第三，大力优化社会治安环境和执法环境。执法人员长年累月战斗在一线，时刻与市民和老百姓打交道，处在社会多种矛盾的交汇点上，经常遇有阻碍执法和暴力抗法事件。因此，争取上级和社会各界对城管行政执法工作的支持至关重要。要加大执法宣传力度，大力营造“城管执法、公安护法、法院司法”及纠风部门强力支持的执法环境。 第四，大力培育一支充满朝气活力的执法队伍。广大执法人员长年战斗在一线，无节假日、星期天，工作单调，经常受气挨骂，整天提心吊胆，加之工作风险高、待遇差、不受尊重，执法人员极易产生低落、厌战情绪。只有大力实施“人文关怀”工程，强化职业庄严感 教育 ，才能保护好、调动好一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永葆这支年轻执法队伍的朝气与活力。 第五，创新执法模式，改善执法效果。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城区路段分级管理，将胜利街、银金大道、外环、青山路、东山路、深圳路划为一类路段，实行精细化管理;将商业街、新华街、天津路、光明街、建设街、黄山路、富山路等路段划为二类路段，实行规范化管理;将其他小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分划为三类路段，实行人性化管理。推行步行执勤模式，采取堵疏结合办法，设置几处便民市场，具体 措施 如下： 1、一类路段管理精细化。对一类路段突出管理细节，严格管理标准。一是人员配备精细化。一类路段配备素质高、责任意识强的执法人员，并实行定岗位、定职责、定标准、定奖惩的“四定”管理，确保时间上不断档、空间上无死角;二是业务考核精细化。为达到一类路段管理高标准、效果保长效的目的，对一类路段的业务考核做到每日一督查、每周一通报、每月考核、每季一评比、年终综合 评定，用无缝管理保持持续效果;三是运行机制精细化。建立各科室、中队间的内部配合机制、联动机制、快速反应机制，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环节、最好的效果保障一类路段管理的高标准;四是工作措施精细化。开展争创“样板街”、“示范路”活动使执法人员学有榜样、干有目标。 2、二类路段管理规范化。对二类路段突出秩序规范化、管理标准化，以出现频率高、反复性强的乱摆摊点问题位重点，将一类路段管理经验逐步向二类路段推广，达到逐步提升标准、逐步向一类路段看齐的目标。一是执法规范化，用依法执法保障二类路段规范化管理标准的落实;二是摊点经营规范化，对严重二类路段的摊点群进行搬迁、取缔，在不影响二类路段容貌和通行的位置上妥善安置修车、冷饮、报刊、水果、小吃等摊点，解决部分经营业户的实际困难。摊点实行统一作业工具，统一卫生清扫，努力形成“一条路一种风格”的格局，变难点为亮点。 3、三类路段管理人性化。对三类路段突出人性化管理，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在保证容貌秩序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广大市民多方面需求。针对城区市场设置不尽合理，便民市场数量少的状况，结合三类路段主要位于小街小巷、靠近居民区的实际，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设置几处便民小市场，实行定时段、定路段管理，并采取错时管理、多班轮值等措施，既方便市民日常生活，又解决摊点占道经营问题，既保证市容市貌，又促进繁荣经济。 城市管理文章：城市管理还需“文明”管 一张“武汉城管整治夜宵，聋哑食客劝架被打伤住院”的图片，再次雷到了众网友的眼球，也将城管这一特殊职业再次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直以来城管作为维护城市文明的使者，屡次因执法不当频频曝光，从南京“失足”城管脚踩商贩，到温州“野蛮”城管暴打聋哑夫妇，再到近日之“暴跳”城管踢飞油盆烫伤少年，一幕幕一桩桩直指城管执法行为，一下子把“城管”变成了凶神恶煞、“鱼肉百姓”的“阶级敌人”了。 众所周知，很多国家并没有城管这样的执法队伍，其城市管理执法统一由警察负责，警察不仅管刑事犯罪、社会治安，而且管乱摆摊、乱停靠、乱搭建以及流浪、乞讨等行为。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之前各个城市也没有城管，城市管理执法权属于警方所有。 1997年，第一支城管队伍在北京试点成立，随后推广至全国，但由于城管存在法律授权不明、职权范围不清、人员良莠不齐等问题，所以执法过程中问题多多，暴力执法和抗法屡屡上演，民众怨声连连。 当然，外表光鲜内心酸涩的城管也有其难言之隐。面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难缠商贩，就像“武汉城管整治夜宵店时，因该夜宵店夜间占道经营情况较为严重，城管部门曾多次制止未果。昨晚，城管部门组织人员进行重点整治，店方人员不配合执法，还拿菜刀砍伤了两名城管人员。”可以说是软点没有效果，硬气点或是稍微言语粗鲁些就被指责成暴力执法、野蛮行径，谁让一方面代表的是国家权利机关，是强者;另一方面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是弱者。对于弱者我们一贯的做法是同情加怜悯，所以身份的悬殊也注定“城管”被推向舆论的漩涡。 当然，不可否认，上述现象也只是个例，并不能代表所有从事城市管理工作的执法人员工作状态，但俗话说“一条臭鱼搅得一锅腥”，如果不加以规范和治理，不仅会让百姓对执法机关丧失了信任，更容易败坏了风气、带坏了队伍，形成不好的“榜样” 力量，让这种暴力野蛮之行“蔚然成风”。 为此，笔者认为制定和完善城管法律法规，倡导“文明城管”势在必行。这样既可以对特权机关进行必要的法律约束，使其执法的额度和力度更加公正、透明，保障执法结果的公平和正义;又可以使其师出有名、有法可依，避免执法过程中过激现象产生。同时，小商小贩还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应为了赚取蝇头小利而随意摆放自己的摊位，既有损城市的形象，又给城管处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