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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描述性的方法，结合历史文献，介绍了二朗神信仰在安多藏区的传播时间，信仰的分布状况，祭祀方式等作了简单的描述。
论文关键词： 二朗神信仰,安多藏区
青海是一个独具高原特色，民族成分最多的，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西北省份。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采借，宗教信仰上互相尊重，形成多元文化，多重信仰并存的混合文化状态。河 湟 位于青海中部地区，当指黄河上游、 湟 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这里汇聚着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苯教、萨满教、伊斯兰教、儒教等各具民族特色的宗教信仰，制度宗教不但在这里信仰和发展外，民间信仰更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达到相当的规模，主要分为藏族民间信仰、汉族民间信仰、土族民间信仰和多民族杂居地区民间信仰。河 湟 地区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汉族民间信仰的范畴，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由于少数民族自身所信仰宗教的限制，民间信仰发展程度不高，但是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民间信仰则特别兴盛。在藏区传播的二朗神信仰算是民间信仰，在青海民间文化中有相当丰富的民俗活动，二郎神信仰在青海的传播时间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但肯定的是二朗神信仰从唐代随着汉人的迁移，二朗神信仰在安多藏区传播，并扎下了根，进一步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相结合的神灵信仰体系，并且在安多藏区的生活中构成了自身独特的影响，丰富了民众文化生活，为安多藏族提供精神支柱，深深地投入到每个安多藏族人的心中。
一、二朗神信仰的分布状况
二郎神本是汉神，是在汉族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汉族中被广泛信仰和崇拜。二郎神大约产生于宋代，发展于元明时期。二朗神信仰随着汉人的“移民政策”传播到安多藏区，安多藏区是以藏民族为主体，藏文化为核心，藏族占统治地位的区域。二朗神信仰主要分布在藏区半农半牧的河 湟 谷地，与农耕文明有着较强的联系。安多藏区因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特点，分为农业区和牧业区。二朗神信仰的主体在农区，主要是移民过来的汉族和从牧业生产方式转化到农业的土著藏族。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二朗神信仰集中分布在同仁县和尖扎县，同仁县集中在隆务镇、保安镇和年都乎乡三地，隆务镇上建有二郎神庙，保安镇的尕队村有二郎婶庙，建于村边的高地上，年都乎乡村在西北山岗上有一座集体供奉的二郎神庙，主要供奉二郎神和本地土地神，还有吾屯、郭麻日和脱加都信仰二郎神。尖扎县主要集中在直岗拉卡和康扬两镇。海南藏族自治州二郎神信仰主要分布在贵德县东沟乡的东沟村和西沟村的当车村。海东地区纯属农业区二郎神信仰也很根深蒂固，形成了带有宗教色彩民俗活动。
二、祭祀仪式
仪式是信仰者的宗教行为模式，信仰者通过祭祀达到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传达人情的一种桥梁。喂桑是藏族传统的祭祀方式之一，起源于苯教，逐渐吸收到藏传佛教的仪轨当中，成为藏传佛教最常用的祭祀方式之一。安多藏区的二郎神祭祀仪式与本土宗教藏传佛教中的神灵祭祀仪式大同小异。祭祀不管从规模还是仪式的方式上看主要有二种情形，一种是平时简单的喂桑，喂桑祭祀。另一种是常规性的大型血祭仪式。桑分为素桑和荤桑，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渗有血腥之味，素桑的主要成分是 糌 粑、酥油、糖之类，荤桑是指宰杀牛、羊、鸡等动物作为供品献给神灵。喂桑就是把供品放在火上让它燃烧起来，烟能达到作为一种媒介作用，把人的意愿带到天神那里，得到神灵的护佑。二郎神的祭祀也不外这两种情形，二郎神庙宇内修有喂桑炉，一炉是喂荤，一炉是喂素。安多藏区二郎神祭祀仪式因地点的不同祭祀时间上有一些差异，尕队村和杨家村为农历六月廿一到廿五日，年都乎村为六月廿十到廿五日，东沟村为农历六月十九到廿四日，当车村为农历的`四月初四到初六，四合计村为农历六月十六到十九，隆务镇为阴历六月二十六日。
二郎神传到安多藏区后，祭祀仪式方面吸收了苯教和藏传佛教的祭祀仪式内容和过程，整合后形成具有全新多元的祭祀仪式。
三、藏传佛教与二郎神之间的关系
二朗神信仰随着汉族的迁入传入到安多藏区后，便要融入到藏族社会，首先必须从信仰的角度入手，因为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核心渗透到生活当中，使宗教生活化、信仰化，所以二朗神信仰与藏传佛教相适调，从中找出能适应藏族的信仰方式，靠信仰的载体使汉族文化藏土化，能使二朗神信仰扩大化，于是把藏传佛教的一些祭祀方式、仪轨等应用到二朗神信仰当中，创造出具有佛道两家的信仰特色，使二朗神信仰藏族化，赢得了藏族人的信仰。二朗神形象在不同地区的演化又有所不同，贵德县二朗神形象一般都与文昌神有相似之处，二朗神两边各有一位护法神，右侧的为羊师大将，左侧的为金刚。尕队村二朗神形象是一坐像，青面獠牙，怒目圆睁，三只眼，头戴五方莲话帽，右手拿一宝剑，左手拿一金元宝。周屯二朗神形象是青面，三只眼，红发，怀抱兵器。甲堂二朗神形象是一坐像，青面獠牙、身穿藏袍。在藏传佛教的神灵体系中二朗神处于从属地位，安多藏区二朗神法神特别多，法拉是具有某种神圣功能的，能与神直接进行对话是神的代言人，法拉的选定不是很随意的，必须要寺院活那里考试及格后方能成为法拉。每年按期到寺院去拜访活佛，与寺院保持联系，这样二朗神才能在藏区深得藏族人的信仰和信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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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西宁12月10日消息 “以前在牧区放羊，一年挣不了几个钱，现在到村里的服装加工厂上班，一个月就可以拿到2000多块，还不用整日风吹日晒。”蒙古族女孩才让卓玛说。
卓玛的家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优干宁镇荷日恒村。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平均海拔在3600米以上，过去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加之近年畜牧业发展瓶颈制约突显，牧民生活困难。
“草原上地广人稀，最远的地方离集镇有40多公里，没通路、没通电，赶一次集得走2个多小时，生病经常是挖草药吃。”讲起过去的艰苦生活，卓玛记忆犹新。
2015年的数据显示，荷日恒村252户1162人中，贫困户达到61户221人，贫困发生率高达19％，人均收入仅2515元。
近年来，青海全面建立扶贫规划、项目、干部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全力实施“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产业发展体系。这个县制定了精细的发展产业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对16个贫困村评审确定了22项重点扶持产业发展项目，每村安排发展特色产业扶持资金280万元，用来增强贫困村特色产业发展能力及辐射带动贫困人口增产增收能力。
依托产业扶持资金，荷日恒村因人因户施策，通过易地搬迁对61户贫困户从边远牧区搬迁到集镇，并确定特色产业脱贫132人，劳务输出脱贫23人，生态保护脱贫11人，社会保障兜底脱贫62人……
以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为基础，荷日恒村每户入股生产母羊2只，折合股金2000元，合计入股资金47．6万元，流转草场0．1万公顷，在农牧部门相关项目的支持下建成了欧拉羊繁育基地，并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户的4人在基地负责放牧。
为了延长产业链，通过整合各级各类扶贫资金，荷日恒村又建成了畜产品加工厂、小型冷库、汽车修理中心、民族服装加工厂等村集体项目。
那日宗民族服饰厂是村里效益较好的扶贫项目，厂长扎西尖措说，厂里的20多位工人都是村里的贫困户，经过前期培训后全部上岗，每人每月可以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同时年底的时候还有近1万元的分红资金。
“速度快的话，我一天能够制作完成一套马鞍，我们的生意也不错，制作好的马鞍和服饰都能卖出去。”卓玛说。
2016年，荷日恒村全村分红资金达48万元，加上劳务收入和各类生态补贴，人均收入提高到了6000多元，一举摘掉了贫困帽子。今年底全村预计可分红上百万元。
村民多尔杰家，过去在牧区就靠十几头羊，一年纯收入仅几千元。如今，他家既可拿到村里的分红资金，自己帮合作社放羊一个月有1500元的工资，儿子当上了草原管护员，一个月还可以领到1800元的岗位工资，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新奔头。
“虽然我们已经摘帽了，但还需要进一步巩固提升，未来我们将立足生态畜牧业，做冷鲜牛羊肉分割包装、酥油酸奶的精包装，把相关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群众奔小康。”荷日恒村驻村第一书记张立成说。
影像志与“青海学”交叉研究探讨：青海民族研究 2012年第4期塔尔寺六族宗教信仰的历史与现状考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黄河上游汉人社会的文化传承与变迁——贵德“家族团拜”的文化透视：中国人类学评论2011年第26期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第二作者“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青海民族研究 2010年第4期拉卜楞的神山与圣水 ——安多扎西祺地区自然生态的文化阐释 中国民族学 2010年第6辑 第二作者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研究状况述要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第6期多元文化视阈中青海藏人的农牧业生产及习惯法规范述略 :青海师大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卓尼嘉波（土司）与卓尼文化生态实践 青海师大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2期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养老模式研究：以塔尔寺为例 北方民族大学 2009年第3期文化变迁研究与“深描”：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二作者灯影戏作为文化传承载体在民间场域中的实现——以青海湟中光明灯影社为例：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8年 第3期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以《三水故事》为例青海民族研究 2008年 第3期社会转型期贵德汉族生计方式的多元化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前佛教时期卓尼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年 第2期2008青海农区藏人婚俗文化变迁调查分析 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贵德汉族学风传统调查研究 青海师专学报 2007第3期贵德汉族节庆民俗变迁研究 西北第二民院学报 2007年第3期神圣与世俗间的信仰之旅——贵德汉族信仰习俗调查研究青海社会科学 2006第5期贵德社火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攀登 2005年第2期虔信与热情—热贡六月会论析 青海民族研究 2004年第1期为青春美文作一些辩护 社会科学战线 2001年5月论唐诗中的青春气息 科教论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阅读《尘埃落定》 科教论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庄子人生哲学思想浅析 青海师专学报 2000年第2期参著：《内地旅行者眼中的拉卜楞》第一章 第四节（丁明德与拉卜楞的现代初等教育）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0年11月。《卓尼生态文化》第五章（卓尼的神山圣水）、第六章（藏传佛教在卓尼的兴衰演变与卓尼生态文化实践）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7年8月。专著：贡本与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施关系演变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12年3月版写文化之后的“互文”实验——个体经验史的诗性记录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版参与并完成的课题：1、2011年7月-今，参与“青海少数民族儿童电脑学习” 福特项目。2、2011年5月至今，参与国家民委课题“青海省双语教学问题研究”。3、2010年12月-2011年6月，参与完成“边玩边学——青海少数民族儿童电脑学汉语”福特项目。4、2008年8月-2010年，参与完成政府委托项目“拉卜楞历史文化遗存”，发表论文1篇。5、2007年12月-2007年8月，参与完成政府委托项目“卓尼生态文化及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发表论文2篇，撰写已出版著作《卓尼生态文化》的第五、六章。6、2006年7月-2006年12月，参与完成校级课题“青海藏族习惯规则调查”，发表论文2篇。7、2004年至2005年3月，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西北民俗资料数据库——青海文献资料”的建立和制作，总计5万余字。主持课题：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藏汉蒙边缘地区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研究》高层次人才项目：《主体功能区建设与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以青海贵德为例》2011年:青海省社会科学规划办重点项目：《青海省民族教育领域双语教学问题研究》2010年：服务国家战略项目：《青藏高原民族文化根系研究及图像实践》，已递交结项申请。获奖情况：2011年获青海民族大学年度考核优秀奖。2011年获得青海省省级小岛奖励金。《“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获青海民族大学2010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前佛教时期卓尼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述论》获青海民族大学2008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第一，要根据实际情况投入发展相关产业，而不是单纯的给钱。 第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完善计划，而不是无目的消耗。 第三，严格控制和监督扶贫项目，防止腐败。 第四，加大对相关地区的政策支持和互相帮助。
写作思路：从文章的写作目的、中心主旨入手，以使文章中心思想鲜明、深刻地表现出来，正文：
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这既是对广大青年的谆谆嘱托，也是对青年一代的殷殷期望。2020年，在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之年，青年干部更要坚定信念，开拓进取，创新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圆满完成。
坚定信念，夯实脱贫攻坚之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要有必胜的决心，要坚定信仰、鼓足干劲、强化担当，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苦干实干，承担起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担。
所谓青年心中才有阳光，脚下才更有力量。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担当，青年干部的精神才会富足不“缺钙”，才不会得“软骨病”，从而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进程中，时刻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调动一切力量扶真贫、真扶贫，为群众解难事、办成事，夯实基础，才能更好的建筑大厦。
开拓进取，筑好脱贫攻坚之厦。脱贫攻坚作为近年来举国上下最受瞩目的重大民生工程，越往后难度越大，越需要青年干部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青年干部是践行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要在各个岗位上不断历练成才，练就过硬本领，熟悉和掌握精准脱贫方法，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全面发力补齐扶贫短板，把每个措施抓扎实、把每个问题解决彻底，才能突破“中梗阻”，切实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将脱贫攻坚的大厦建筑好。
创新发展，装好脱贫攻坚之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发展的引擎，是脱贫的最佳途径。青年干部要主动深入基层，与贫困群众谈心，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把扶贫政策和村情村貌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才能和优势，带头思考；
把改革创新与扶贫结合起来，把扶贫与扶智和扶志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的脱贫之路，真正的脱贫之路就是引进淡水扶贫，使扶贫工作有成效，使扶贫不返贫、带领百姓脱贫致富，将脱贫攻坚的成果变的更加美好。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青年干部定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踏实肯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好每一项脱贫攻坚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青年干部的华章。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不是中文核心期刊。
中心期刊是某学科的主要期刊。一般是指所含专业情报信息量大，质量高，能够代表专业学科发展水平并受到本学科读者重视的专业期刊。有关专家研究发现，在文献情报源的实际分布中，存在着一种核心期刊效应，即某一专业的世界上的大量科学论文，是集中在少量的科学期刊中。
中文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目前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较权威的一种，是除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按照惯例，北大核心期刊每四年由北大图书馆评定一次，并出版《北大核心期刊目录要览》一书。
学 报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原刊名为 《青海民族师专学报》，创刊于 1990 年。分藏、汉两种版本。1999 年汉文版学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暑批准，国内外公开发行，刊期为半年； 2000 年藏文版学报亦获准公开发行，刊期半年。 2001 年原青海民族师专并入青海师范大学后，更名为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汉、藏文学报亦更名为《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我院学报创刊以来，注重突出学术性、师范性、地方性和民族性，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研究。促进校内外学术交流，为提高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学报开辟了“双语教学研究”、“藏学研究”、“青藏高原文化研究”等特色栏目，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科研、教学论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青海师范大学新校区的详细地址：西宁市城北区海湖大道。
青海师范大学是公费学校，在全国基本上是二本招生。
青海师范大学是综合性省属重点大学，该校最早建立于1956年，初名青海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升格为青海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青海师范大学。
发展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已形成完备的教育体系，开设的专业共涵盖了10大学科门类，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获批1个国内一流学科，3个省内一流学科，13个省级重点学科。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是青海师范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分为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和自然科学版（季刊），创刊于1960年。
青海师范大学（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简称“青海师大”’，位于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始建于1956年，初名青海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升格为青海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青海师范大学。1997年后，青海教育学院、青海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青海省银行学校、青海省水利学校陆续并入，共同组建形成了新的青海师范大学。
学报主要反映青海师范大学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和教学成果，择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法律、教育心理以及数学与信息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学术论文，尤为注重选载反映民族地区特色的研究成果。
《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青海社会科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青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兽类学报》等
青藏高原论坛Tibetan Plateau Forum基本信息主办单位：青海民族大学、应该是省级的期刊论文发表咨询我头像
根据教育局规定，已经没有明确的一本，二本的概念。学校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青海民族大学介绍青海民族大学（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是青藏高原建立最早的高校，是新中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是全国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是青海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民委共建高校，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学校创建于1949年12月，历经青海省青年干部训练班、青海省人民公学、青海省民族公学、青海民族学院等办学阶段。2002年、2005年青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西宁铁路司机学校先后并入青海民族学院。2009年4月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2012年，教育部确定天津大学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2017年，厦门大学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
师资力量
据2022年3月官网资料显示，学校现有1210名教职工，专任教师763名，其中正高级职称143名、副高级职称260名；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625名。拥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1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领军人才1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7名、国家级教学名师1名、全国先进工作者1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1名，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2名、全国优秀教师5名、全国模范教师1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5名、青海省高端人才千人计划杰出人才1名、青海学者1名、全省“最美教师”1名、全省“最美高校辅导员”1名等。
青海民族大学的优势学科国家级特色专业：药学、旅游管理、艺术设计、网络工程。省级重点学科：法学、公共管理、中国民族史、汉语言文学、化学、药学、数学、政治学。
专业硕士学位点：法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金融硕士、会计硕士
教学成果据2017年3月官网资料显示，学校有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门国家级精品课程、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6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3门省级精品课程和省级重点建设课程。国家级特色专业：药学、旅游管理、艺术设计、网络工程。
国家级精品课程：藏族古典文学、藏族文学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国家级教学团队：藏语言文学教学团队。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通信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省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大学语文、大学英语、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含实验）、分析化学（含实验）、数学分析、蒙古族古代文学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
省级教学团队：大学英语教学团队、函数论教学团队、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团队、外国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团队、物理学类课程教学团队、民商事法学课程教学团队等
省级教学示范中心：外语体验中心、通信工程实验中心、经济与管理教学示范中心、公共计算机教学示范中心、基础物理教学示范中心等
学报期刊学校编辑出版了《青海民族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和《青藏高原论坛》等4种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性期刊 [7] ，其中《青海民族研究》是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类唯一的国家级核心期刊。科研成果据2017年3月官网资料显示，近5年，学校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444项，其中国家级、省部级225项 。2015年，学校共获批12项国家级、27项省部级课题，其中首次获批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各类科研资助经费万元。结项的26项社科项目中，国社6项为良好；结题验收的42项自然科学项目中，国际先进水平4项，国内领先水平7项。
一、青海民族大学王牌专业介绍 国家级特色专业：药学、旅游管理、艺术设计、网络工程 青海重点建设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法学、公共管理、中国民族史、汉语言文学、化学、药学、数学、政治学等 二、青海民族大学简介 青海民族大学创建于1949年12月12日，是青藏高原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建校初期经历了青海省青年干部训练班、青海省人民公学、青海省民族公学等阶段，1956年国务院批准更名为青海民族学院并开展本科教育。1979年招收藏语言文学、民族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是青海省最早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高校。2009年4月，学校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2011年，青海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民委签订协议共建青海民族大学。2013年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高校。2014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我校与天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并为我校单列博士招生计划,目前已招收5届，2018年已有2名博士完成学业并顺利毕业。201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民族学为博士授权一级学科。2018年青海省教育厅、财政厅立项我校民族学为国内一流建设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省内一流建设学科。建校69年来，青海民族大学始终坚持，坚持立德树人，积极发挥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双重职能，紧扣国家在青藏高原地区的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秉承“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校训和“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工作，为青海和藏区政权建设、民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并以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支撑。 建校以来，学校始终牢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办学的宗旨，坚守民族院校的办学定位，培养了万余名来自于民族地区、服务于民族地区特别是藏区的各民族人才，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推进藏区民主改革，为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作出了特殊贡献。目前,共有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31个民族的13918名学生在校学习，其中本科生9400名，硕士研究生1609名，少数民族学生7769名，占在校学生的;藏族学生4884名，占在校学生的。 学校现有24个学院，有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94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6个专业硕士学位点、58个本科专业、37个专科专业，学科涵盖文学、理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历史学、医学、工学九大门类，其中人文社会学科类专业33个，占比为，理工医类专业25个，占比为，形成了较为综合的文、理、工学科结构布局和完备的本科、硕士、博士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现有3个国家级科研机构，26个省级、校级研究机构；有1个院士工作站、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门国家级精品课程、2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门国家级视频公开课、1个国家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1个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有13个省部级重点学科，8个省级重点实验室，5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3门省级精品课程和重点课程；建有71间智慧教室。编辑出版《青海民族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藏文版）和《青藏高原论坛》4种以民族学与文化学为重点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性期刊，其中《青海民族研究》跻身 北京大学 、 南京大学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核心期刊行列。 学校现有1139名教职工，其中专任教师720名，正高级职称人员155名、副高级职称人员237名，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572名。拥有国家*人才1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1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5名、国家级教学名师1名、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2名、全国优秀教师4名、全国模范教师1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5名、青海学者1名、青海省优秀专家10名、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9名、青海省教学名师3名、青海省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11名、入选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杰出人才3名、领军人才18名、拔尖人才29名、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创新团队1个、青海省昆仑学者特聘及讲座教授33名、青海省高等院校135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人选41名。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藏文，指藏族使用的藏语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适用地区主要有：中国境内的藏族人，以及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境内的一部分人。藏文属于音位文字类的元音附标文字， 关于藏文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派遣藏族语言学家吞弥·桑布扎到北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引用梵文字母创制的。但雍仲本教学者则认为藏文完全是从象雄文演变而来。据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大臣吐弥桑布扎等16人赴天竺(印度)求学、拜师。返藏后，仿梵文“兰扎体”，结合藏文声韵，创制藏文正楷字体，又根据“乌尔都体”创制藏文草书。但这一传统观点已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他们以为创造藏文的并不是被人们一再颂扬的吐弥桑布扎，而可能在吐蕃（松赞干布时代）之前就有古代文字，是用来记录原始宗教经典的。甚至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藏文是依据象雄文创制的 ”。藏文字母能一一地转写梵文字母。认为藏文改造自梵文者认为这种改造关系就是“能一一转写”的原因；而认为藏文自起自象雄文者则认为这种能力是藏人为了能不有损地诵读佛咒而改添定制的。不过，即便藏文字母能一一地转写梵文字母，藏、梵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文，藏文虽能毫不有损地复述出梵文的语音，却对其意思仍毫无办法，还是只能倚靠翻译。另外，在汉藏语系诸语中、同时也在中国各族文字中，藏文的历史长度、文献丰富程度都仅次于汉文。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一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域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