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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和措施（一）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2006年居民消费率降到36%，成为历史上的最低点。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调整和健全消费政策，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定居民消费预期；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促进居民扩大即期消费。要拓宽服务性消费领域，不断开拓城乡消费市场，继续拓展住房、汽车、通信、旅游、文化和健身等热点消费。同时，要适度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合理降低投资率。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发挥拉动增长的作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民仍然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农村是国内市场的潜力所在。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更加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是提高农民收入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二）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近些年来，我国第一、二、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2002年―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升到。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只有，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其次，要不失时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在继续发展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住宅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再次，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依托重大项目，集中组织攻关，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淘汰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区域结构是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布。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同时，必须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方向，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纽带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格局。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高度重视并逐步缓解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促进各地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三）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不足，转化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现实看，都到了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是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要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抓紧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主体。要继续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大力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把节能减排作为重要抓手。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抓紧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节能、节水、节材机制。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加快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报告》提出的“三个转变”，主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加快推进“三个转变”，逐步形成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相协调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报告》在对经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的同时，还对社会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围绕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了新的重大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通过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水平，将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通过积极扩大就业，支持劳动者就业和创业，可以增强社会活力。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有利于调动勤劳致富的积极性。通过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通过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将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素质。总之，通过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能够直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相关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条件。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报告》突出强调的重要内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大的生机活力，建立健全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基础。《报告》针对影响又好又快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重点部署。一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税改革不断推进，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尚未调整到位，还不能满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实践表明，现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很难避免一些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加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进一步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采取有区别的经济政策，不消除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利益动因，国民经济就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贯彻《报告》精神，要按照履行职责与提供资源相对称的原则，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围绕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财税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提高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深化税制改革，引导经济活动主体走科学发展的道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促进了现代化建设。但在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下，金融体制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日益显现，保障金融安全的任务相当繁重。要按照《报告》的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着力建设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要扩大资本市场规模，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深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改革，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企业经营效益，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及时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国家计划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协调作用。要抓紧改革和完善规划体制，健全编制程序，完善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管理和实施机制，形成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统领，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衔接的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二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与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报告》要求，要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主要有：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资本市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积极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和服务体系，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健全和完善技术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成果转化。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不能反映资源利用和要素使用的真实成本，既不利于资源节约和保护，也不利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化价格改革，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当前的重点是理顺水、电、油、气、土地等价格，深化资金、外汇等要素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要结合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行、产品质量信用记录为重点，通过道德建设、产权改革和法律约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健全并严格执行失信惩戒制度。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和规范水平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志。要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市场认可的行业协会和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在行业内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报告》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平等保护物权，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了公平竞争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公有制经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才能始终保持并不断增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和活力。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着眼点，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对已经引入竞争机制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进一步分离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对其他有关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竞争性业务要放宽准入，对垄断性业务要实行国有法人为主的多元化持股。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键是切实落实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重点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行业准入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引导和管理，促进企业依法经营。四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近些年来，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目前，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不断增加，对外开放进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双向流动的新阶段，国内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经济利益互相交织，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国际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环境，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报告》强调，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出口结构，重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合理进口国内短缺的技术、设备、资源等产品。要进一步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和资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完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政策。对外投资企业要遵守当地法律，参与公益事业，维护企业声誉和国家形象。要加强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公平贸易政策，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努力形成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互利互补的关系。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七大精神，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抓住几个重要环节。第一，要认真学习《报告》，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其精神实质，真正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统一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决策部署上来。第二，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在经济工作中贯彻科学发展观放到重要位置，落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工作责任。第三，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落实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重要任务。第四，要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总之，要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调动各方面科学发展的积极性，着力解决一切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确保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形势与政策论文 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 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第2篇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与政策选择综述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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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学术专长为政治经济学、价格学。1990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程津培，男，汉族，1948年6月出生，籍贯江苏灌云。化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科院院士、有机化学家。1989年5月加入中国致公党，现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致公党天津市委名誉主委，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外，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科教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委等职。潘家华教授现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2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经济学)。1993年回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环境经济学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1997/98年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资深项目官员和能源与环境顾问。1998-2001，赴荷兰参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经济、技术综合评估报告的协调、组织、写作和统纂工作。2001年10月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2005年10月，任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应聘为浙江省等生态省建设活动顾问。同时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保护母亲河顾问团成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欧洲气候论坛理事。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城市化、全球变化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发表学术(会议)论文200余篇，撰写专著4部，译著1部。主编大型国际综合评估报告和论文集3部。分别有一篇论文和一部专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参与撰写的一套丛书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郑新立，经济学硕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范恒山，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分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进入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方案的研究设计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后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2006年6月任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尤其是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文稿的撰写，提出了许多重要政策建议。杨朝飞，男，汉族，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1951年9月出生，河北定州人，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7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法学院环境法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环境法学会副会长。2010年11月任环境保护部核安全总工程师。陈淮，国家级有特殊贡献专家，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现为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出版有《工业化-中国面临的挑战》等专著十余部，公开发表论文数百篇；主要研究领域：工业化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工业化理论与房地产经济研究者。周天勇，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系，1984年毕业留校，1989年考取东北财经大学汪祥春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东北财经大学期间，经济理论方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欧经济学各流派、西方经济学；并学习了货币银行、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工业经济等部门经济学。1994年调入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咨询专家；浙江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徐嵩龄，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文化和自然遗产经济学研究工作。2009年5月16日国务院续聘徐嵩龄为国务院参事。刘迎秋，男，北京市人。1950年8月出生河北深泽。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起评为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6年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突出贡献专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兼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朱铁臻，江苏省南京市人（祖籍镇江）。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城市生态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会长。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城市发展与城市生态经济理论研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刘树成，1945年10月出生于上海，男，汉族，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1967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198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毕业，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经济研究》主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学术专长为宏观经济学。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杨圣明，山东金乡人，1939年7月13日生，从1966年至今的35年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财贸所和研究生院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与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顾问。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财贸经济》杂志主编。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成本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等。1992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博士生导师，至今已培养20名博士和2名博士后。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颁发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陈栋生，男，1935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市，著名区域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咨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副盟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10余个市（地）政府经济顾问和深圳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特聘专家。云南财贸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兼职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第二届（2005）中国发展百人奖。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赵人伟,1933年3月出生于浙江金华。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57—1985年，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赵人伟研究员还曾担任过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等职务。他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因为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而获得198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因为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而分别获得1986年和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自1995年以来，曾被列入美国的世界名人录（Mar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张平，现任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经济所副所长，江南信托首席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资本理论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高培勇，1959年1月出生，男，汉族，天津市人，中共党员。1978年至1985年，在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系获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至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商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陈耀，经济学博士，汉族，195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研究员，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管理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专业研究领域：区域经济、产业空间组织和政府政策。研究重点：国家区域政策、区域规划、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开发区定位、资源型城市转型、大都市圈经济、西部开发战略、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以及县域经济。董志凯,女,1944年生于上海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曾多次主持国家重点项目研究，如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常务副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第二卷主编等。曹建海，河北省永年县人，1967年12月28日生，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兼任全国十三个省市的经济顾问，十五家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自1979年起至今，20余年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吕斌，男，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肖灼基，广东汕头人。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大三时因品学兼优被推荐攻读研究生。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兼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聘顾问。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诸多奖项。1992年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周一星，教授，江苏常州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胡兆量，教授，男，1938年出生，浙江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兼任中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长，主要贡献：完成宁夏南部山区、温州等国土与城市规划工作，获教委和省级一等奖，对地理学基本理论、中国发展规律、北京城市发展、中国钢铁工业布局等有系统论著，讲授经济地理学导论和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程。卫兴华，山西五台县阳白乡善文村人。中共党员一级教授。于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人学学报》总编辑等职；曾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何伟，1926年11月12日生，河北赵县人。曾任教研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国家几个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及企业的顾问和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为进行学术交流曾到日本九州大学讲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私营企业研究会理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等职。
中美关系走向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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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惠农政策失效的思考
一、惠农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 渠道 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 经验 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 方法 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民初烟酒政策思想(1912-1926年)
一、民初烟酒税改革的背景
民初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的政策法令，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民族运动，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税制思想为民初烟酒税改革做了思想铺垫。
为维持脆弱的政局，北洋政府基本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七年，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倍之多。大量的借债刺激了北洋政府对国内财政的调整，烟酒税逐渐“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税,甚至在对外借款中充当抵押品。
二、民初烟酒税改革的经过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征税情况比较混乱，北洋政府积极筹划整理烟酒税。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杂税整理处，专门从事包括烟酒税在内的各项杂税整理工作。1915年3月，公布整理烟税、酒税两项章程，章程要求各省将原有的烟酒税捐合并征收，提高税率，并统一用银元计算，但仍旧无法达到全国烟酒税法的统一;同年4月，推行烟酒公卖制度，拟将烟酒税、捐、厘等并入专卖利益中逐步解决。但原有的烟酒税、厘捐等仍然保留，继续按各省原有规定征收，出现重复课征现象。1917年，全国烟酒事务署设置烟酒税费统一征收筹备处，后因政局动荡未曾实行。
政府对烟酒税的重视，烟酒税地位随之提升，烟酒税丰厚的利润，为北洋政府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北洋政府内政外交，北洋政府更以烟酒税作抵押，换取外国侵略者现银的支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截留现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更是巧立新税，沉重的负担转移到广大群众身上，引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唇枪舌战，更有实际性的“税收保卫战”。
三、民初烟酒税改革之社会动议
在烟酒税率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强调重征烟酒税，1915年4月26日，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窃查烟酒为消费品中近于奢侈品，各国皆课重税……注重公卖办法不可……各省烟酒两项并办，以节经费。”梁士诒也提出增加烟酒税率，尤于严禁奢侈之中，可增加收入之效。
在烟酒御侮上，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参议院 报告 财政施政意见中认为“烟草专卖，虽有外交上之关系，然亦可逐渐设法，以为抵制之计”。熊希龄注意到烟叶税被外国侵略者把持，但考略到烟叶税的高额利润，还是尽力采取挽救 措施 ，竭力与外国人争利。民族烟草企业代表简照南主张取消外商烟厂享受的特权，给予国产卷烟以一定的优惠税制。他指出：“纸烟一业……虽由时势人情所致，实缘税率不平之一大关系也”，“查外来纸烟于进口时完纳正税一次，以后无论至何通商之埠均不重征，此舶来品之权利也。”简照南主张卷烟统税，以便取得与外商产品对抗的相同竞争权。
四、民初烟酒担保的社会抗争
1916年11月21、22日，美国芝加哥大陆产务银行借款500万美元，借期3年、并批准 借款合同 ,以政府烟酒公卖费税为担保。1919年，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续借美金2500万元，仍以烟酒税全数作为抵押。为支付到期的还款，财政部改向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条件是聘美国人兰庆为烟酒署稽核。
中国烟酒联合会1919年10月31日致电大总统及国务院相关部门云：“烟酒借款，主权丧失，授人以柄，万民嗟怨，迭次争阻。”12月13日再致电云：“烟酒借款一事，迭电呼吁……顷报载此项借款现已成立，仿盐税抵押办法，用外人为稽核，全国震恐，罔知所措。”
1920年1月6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全国烟酒事务署及参众两院，指出烟酒借款“辱国病民”，授稽核之权于外人，“垄断凭凌，势所必至”，外国烟酒将更加充斥国内市场，故敦促政府“迅予设法取消。”
1921年9月，财政部提出第三次向美国借款，其借款金额3000万美元，限期10年，利息8厘，以烟酒税收入及陕西、福建、河南、安徽4省之货物税为抵押品。此项借款一开始就遭到北京银行公会等反对，继而4省督军、省长均要求取消以4省货物税为抵押品，此续借款方予终止。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几年期间，中国烟草税赋体制经历过一个动荡与变革的阶段。
结束语:民国初期烟酒税改革，不仅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烟酒税改革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改革，基本沿袭了民国初期关于烟酒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挽回烟酒税主权的斗争，也在局部小范围推动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势。对于烟酒税的探讨，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也不仅仅止步于思想领域，更在于广阔的现实实践，对烟酒税的摸索，必然随不同的实践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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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视角下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摘要]文章回顾了人口变迁尤其是“婴儿潮”所带来的问题，以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在“经济国家转型期”的总体公共政策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家庭结构、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以及社会的责任。同时，通过对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以及相关研究的评析，对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护理以及个人社会服务的发展也进行了考察。在联合国实行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了老年人的就业、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内容。最后，讨论了与实现国家的明确目标有关的政策、实践和理论问题。文章强调，为应对老龄化而作充足准备，要考虑个人、家庭、执业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作用。[关键词]中国，老龄化，公共政策，社会福利与服务，养老护理一、前言作为人口变迁的重要过程，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加上爆炸式激增，政府采取计划生育予以应对。如今，当年“婴儿潮”的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期，其后果是社会急剧老龄化，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显现。如今中国的家庭结构为 4-2-1的倒金字塔结构，从老年人生活中的长期护理需求(LTC)的角度来看，如今年轻一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由于实行了去政治化的“经济国家”的总体公共政策(GPP，即一个政策体系首要目标及首选手段之指南)以及改革与开放的政策(Chen，1996)，中国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因此有能力来应对这样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改革又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又一个去经济化的过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角色开始转变成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经济国家转型期)(Chen，200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负担不断加重，社会“抚养比”不断上升，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致富目标的一大障碍。此外，由于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人们一般都会在较早的年纪就退休，所以在退休后很长一段的生活中，他们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需求显得十分重要。而如今中国这方面的条件却都还很有限，与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落后水平(不考虑一些在福利项目上的实质的区别)。本文通过回顾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揭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旨在通过了解中国特有的内在关系，明确中国目前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所采取措施的现状，从而确定有关重要的课题以供研究、实践以及政策制定参考。二、人口老龄化和中国人口激增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外来或对外移民的问题。中国与其他发展中新兴工业国家一样，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型期， 即从一个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阶段过渡到一个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寿命延长(由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时维持高出生率的阶段。这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特征是高人口增长率。新中国成立后的高人口增长期刚好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的 “婴儿潮”是同一时期，但在这一人口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加快速，规模更大。然而，在这一发展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总体公共政策过于强调了政治在经济中的主动性(Chen，2004)。在当时，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盘否定，但又无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其结果就是无限制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计划中的经济发展，后来成为政策制定中越来越感到头痛的问题。最后，在隐性失业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压力下，尤其是“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的失败，中国政府终于醒悟过来，从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尤其是在城市，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征。这样的政策有助于人口拥挤的城市降低出生率，但同时也加速了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中国还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20世纪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中国在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中有哪些不足，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在中国“婴儿潮”时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现在刚刚好跨进中国法定退休的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这个群体的巨大规模以及他们的需求是对整个社会严峻的考验，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们的家庭、所在社区、相关制度，还有劳动力市场等等，都会受到这个迅速“老化”的社会的影响(Frazier，2006)。三、家庭结构和长期护理需要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的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中国家庭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然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这样的家庭结构在慢慢消失(Chen，1996)，人口的老龄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变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如今在中国，典型家庭结构(尤其在城市)是一个孩子加上父母两人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人，而且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说不定太公、太婆都还在世。此外，现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让几代人同居在一个屋檐下的梦想变得困难了(虽然并不是不可能)，这让那些独生子女们想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难上加难。随着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中国人再也不能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抱有理所当然的想法了，这对那些陷于老弱病残的老人来说影响尤其巨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现实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2000年从20个不同省市区调查的20255个中国老龄人的潜在护理需求。报告指出，大约1/3(35%在城市，在农村)的85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的护理(Pei，2007)。但值得关注的是，对政策制定者、理论家还有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传统的家庭护理有多么需要，但它却不是应对老龄化潜在护理需求问题的唯一途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从市场获得几乎所有需要的资源，为老服务，包括长期护理(LTC)也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得。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下面两个例子就简要地说明了这个情况。笔者曾经目睹一个富有的中国生意人在2008年全球播映的卫星电视上，讲述为他的上了年纪的母亲高薪聘请了3个家庭护工。护工们为老人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长期护理，虽然这些都不是由他本人亲自来做，但并不妨碍他作为孝子尽的一片心。最后她母亲在平和与安详中逝世，而这位百万富翁也算尽了孝道。笔者也曾经看到一个真实的报告。在农村，一个84岁高龄的老婆婆，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破烂，家徒四壁，生活极其困难。她的老年生活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这种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对比如此两个真实的事例，前一个固然是所有人的期盼，但是由于高昂的费用，看起来也并不是大多数的中国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的。也许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如第二个事例中那位贫困老人的情形，但是社会却不能忽视这样一群身处社会底层、生活贫困的老人。所以，公共与社会策略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四、社会福利与经济转型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经济国家”(Chen，1996)，员工福利或是由其所在工作单位来管理，或是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来代理的，在农村则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来管理。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让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处于一个极低的标准，一般群众的养老保障需求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Chen，2004)。多亏了当时中国的人口相对年轻，尽管当时的政治愿望是从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下，却掩盖了经济倒退的事实。自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新的中国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大胆地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改革，希望找到解决国家发展困境的出路，同时快速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首先，在经济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对国有企业中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因为这些制度阻碍了社会公平竞争和工作的效率。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但是它对经济改革却是一种阻碍，它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抱着一个“铁饭碗”，一起吃着“大锅饭”，这是导致当时中国经济萎靡的直接原因。笔者曾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对福利制度的改革(Chen，2004)。中国的改革更多的是将福利供给制度分离而不是像西方福利改革所期望的与经济相结合。这样，中国希望保证企业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以提高企业的市场活力，并提供一个更公正的竞争基础。从经济的方面来讲，政府原先是统一集中所有的资源后再通过计划来分配资源，是计划经济的做法，现在则通过征收统一税收来进行调控。一个独立的社会保障系统是要建立在风险分散机制的基础上的，但一个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好的效果。如过去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因为进行国企改革，也就是制度因素，很多人下岗了(Hassard et al.，2006)。而当时，完善的福利制度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他们原先的福利随着被下岗而被剔除，脱离了社会保障制度。如同历史上每一次的经济社会变革一样，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也有赢者和输者。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最大的赢者无疑是那些敢于冒险创新的企业家。在经济快速转型期，也有人趁着制度还未完善，通过特殊的关系甚至是不法手段，钻制度空子，在国有和集体资产转向市场的过程中侵吞国有财产和集体资产。而对于一些平民百姓，包括现在正好步入退休年龄的人们，他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改革后造成的单位保障制度与社会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一度存在的鸿沟，使得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还好，如今中国政府已经在努力消除这样的差距了。中国经济全面的提升是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和改革的结果(包括对外开放政策)。但是，随着资源的丰富和国力的强盛，国家也必须着力来处理那些众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与经济改革初期相比，现在中国的总体公共政策已经由一开始的以保护企业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到以社会保护为中心上来(Whiteford，2003)。这是回归改革前的全民皆有保障的一个信号。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如今是要在一个更加有活力的、更加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全新的全民保障制度。与此同时，全国都在关注，在邓小平通过市场经济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能否适时实现“全面富裕”的下一步发展。在这个条件下，对中国老龄化社会政策的研究是更有意义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反映了国家为应对亿60岁以上人群需求(在2005年底占总人口数的11%)而在国家总体公共政策上发生的变化，承认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明确了国家对老龄人口的法律权益的保护的责任，同时，还给出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应对老龄化人口问题的发展模式”的详细工作报告。在白皮书中，反复重申了国家的目标，即“国家重视和珍惜老年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尊重他们的优良品德，积极创造条件，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融入社会，继续参与社会发展”(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近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老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达200余件，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政策在内的老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框架。在1996年12月12日，国务院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全国的老龄工作，研究、制定老龄事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实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地老龄工作。建立了老龄事业统计指标体系和老龄统计工作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三次进行全国范围的老年人口状况调查，为老龄事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鼓励社会广泛参与老龄事业发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分析作为重要政策文件的白皮书不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真实目标，同时通过相关的研究也能发现潜在的问题。五、收入支持、健康护理以及社会服务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的重点是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一贯性，但是建设新的社会保障系统，使其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经济改革的“配套改革”，对消除社会差距和不公平来说，不是一条轻松易行的道路。与白皮书中研究观察的对象相比，我们在辨析一些深层事件的同时，也应认识到这些年努力所获得的成果及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即收入保障、健康护理和社会服务。(一)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中国已经把保障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基本标准作为首要任务，在老龄人口白皮书中，强调要大力建设涵盖政府、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全方面的老龄人口保障系统。首先，在城市地区建立完整的养老保障系统。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继续由国家财政或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支付离退休费。相比之下，企业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系统有了根本转变。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建立覆盖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亿人，其中4367万离退休人员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4041亿元人民币，同年各级财政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51亿元人民币，当年征缴收入总额达4312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国家积极发展补充性养老保险，引导和扶持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实行基金完全积累，个人账户管理。2005年底，全国已有万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达924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为了缓解和消除老年贫困。国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按标准给予补助。2005年，包括贫困老年人在内的2233万城市贫困人口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基本实现应保尽保(China State Council，2006)。其次，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大约60%的中国老年人生活在农村，但他们得到的生活保障却非常有限。2005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00个县(市、区、旗)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约310亿元人民币，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2005年支付养老保险金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目前已有86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特困户定期定量救助，98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包括不符合“五保”条件的贫困老年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对“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其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确无赡养、扶养能力的城市老年人)，由国家实施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的“五保”供养制度。目前，全国享受“五保”供养的老年人达460多万人。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独生子女或两女户夫妇，在年满60周岁以后，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2005年底，享受该奖励扶助的人群达到135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白皮书关注农村所取得的成就，学者们则关注他们所面临的挑战(James，2002)。Wang(2006)在2006年就指出，如今中国在农村的养老保障覆盖率远远低于城市，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系统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资金欠缺以及许多空头个人账户都暴露了城镇养老保险系统的沉重负担。而由于农村的低收入以及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老人指望依靠家庭养老的愿望成了一纸空谈。城市与农村的养老系统的分离，给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失地农民的生活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因此，必须加快养老制度体系的改革，为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长远有效的制度保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通过实例研究，即使是在城镇养老保险中，也存在着很多差异(Chen & Chen，2007)。那些早期从一般企业退休的员工(辛苦工作一辈子，没有存款)，他们所获得的退休金与在政府和事业单位退休的员工相比，少得太多(大约只有他们的1/3)。很明显，这样大的差距对整个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危机乃至社会动荡(二)健康护理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之上的。截至2005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达3761万人。“规定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个人账户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的比例给予适当照顾。各地普遍将老年常见病、慢性病等大额医疗费用纳入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减少退休人员个人的支付比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另外，政府推动各地建立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由个人或企业缴费筹资，为患大病、重病以及长期慢性病的职工及退休人员解决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同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建立城市社会医疗救助制度，通过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助等多种渠道筹集医疗救助基金，对困难群众就医给予补助。“到2005年底，医疗救助试点县(市、区、旗)达1119个，全年累计救助万人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从2003年起，国家开始进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到2006年6月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旗)扩大到1399个，覆盖农业人口亿，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超过73%”(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全国共补偿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亿人次，补偿资金支出亿元人民币。另外，国家成立了全国性的农村医疗保险系统。“2005年农村实施医疗救助达1112万人次，救助资金总支出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各地积极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型，开展老年保健、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截至2005年底，全国城市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万多个，95%的地级以上城市、86%的市辖区和一批县级市开展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可以相信，基层医疗机构能够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家庭出诊、家庭护理、日间观察、临终关怀等服务。老年人的部分基本健康问题在社区得到解决。医疗服务是中国学者关注老龄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Kaneda(2006)指出的，中国的医疗服务系统曾经是低收入的农业社会中的典范，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医疗服务价格就开始节节攀升。用另一句话说，就是“一个原本依赖于公共补贴并且平等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系统已经转变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成为个人用于资本投资的系统”(Kaneda，2006)。在实证研究方面，Meng and Yeo(2005)通过对家庭调查的数据研究了年龄效应(正相关和负相关)对非预算款项下医疗服务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效应对从医疗保障条件到医疗健康支出有着明显的间接效果。通过对年龄效应的完全研究，得到的结论是非预算医疗支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对于一般老人，一般支出都会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女性。即使在60岁组，医疗自费部分也会占到他们正常收入的20%。从这个结果来看，改革后的医疗服务系统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女性。自费部分的提高给一般人在寻求早期防治时增加了阻碍，导致看病难，尤其是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样的趋势对老年人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但是却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高昂的费用，而他们在农村人口中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年轻人”(Kaneda，2006)。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就目前的医疗保障系统水平来说是不能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的。与此同时，国家也已经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如通过体育活动、健身等等。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如吸烟、酗酒等诱发疾病的陋习仍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比例(Kaneda，AFP，2006)。(三)个人社会服务比起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保改革，之前的单位福利或是农村生产队都是中国人在除家庭保障以外的重要社会依靠，同时也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保障支持网络体系。而经济改革将原先是由单位作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改为让“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Chen，1996)。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杰出的成就(Derleth & Koldyk，200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在地方政府民政事务中的创新领导，中国引入了社区服务运动，社区老年人是服务对象主体(Chen，1996)。这项举措在20年间起起伏伏，如今，它的新名字叫作“社区建设”。它从大都市向各个中小城市普及，目标是最终覆盖所有的城市地区。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同时，快速增长的社会组织不仅为社会提供帮助，更是把为老年人服务的事业认为是黄金阳光产业，并在全国火热发展。白皮书中还涵盖了题目为“为老社会服务”的章节。里面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2005年底，全国城市社区服务设施达到万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8479个。各地采取上门服务、定点服务和巡回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紧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无偿、低偿服务项目。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建成“星光老年之家”万个，涵盖老年人入户服务、紧急援助、日间照料、保健康复和文体娱乐等多种功能，受益老年人超过3000万。2005年，全国平均每个街道有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每个社区居委会有1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同时，志愿服务也覆盖了许多社区，包括日常护理、医疗护理以及社会养老看护院里的合法看护，同样也包括家庭一对一的专属看护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00万人次的志愿者为280多万名老人提供了超过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建立志愿者为老服务站6万多个”(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从1989年开始(当时笔者在中山大学主持了首届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随着社会公益事业教育的迅猛发展，国家也大力提倡培训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为老服务。是社区护理还是机构护理，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困扰了很久，但是社区护理从来没有消除对机构护理的需求(Chen，1996)。近年来，国家加大资金投入，在城镇建立面向“三无”老人的社会福利院。在农村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养场所和生活服务。从总体上看，“大力发展老年公寓、养老院和老年护理院，为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病残人群提供机构养老服务……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推动养老机构较快发展” (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2005年底，全国城乡有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个，总床位万张，其中农村乡镇敬老院29681个，总床位万张(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这些统计数字对于最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长期护理十分重要。2009年夏天，笔者回到中国，又拜访了一些民营及公共养老机构。其发展令人瞩目，但它们也同样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一样的问题，如供求问题、收费标准还有护理质量等。通过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家庭护理与机构护理仍有明显不同。如一个家庭将88岁的老母亲留在家中照顾，但是由于老人会经常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家人们还是要经常把老人送去医疗机构，这样往来，给整个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在对养老机构的条件和服务作出了解后，发现其所提供的也多只是老人的住所，养老护理所需的专业服务和医疗服务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当老人需要24小时全方位护理时，还是要家人去承担看护，哪怕已经付了可观的养老院费用。
论文的选题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以学生所学专业课的内容为主，不应脱离专业范围，要有一定的综合性。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公共政策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公共政策学论文题目(一) 1.试论在我国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下的公共政策选择 2.试论我国公共政策主体的现状 3.试论当前我国公共政策主体能力的必要性 4.试论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公共政策目标决策 5.试论入世和国际新环境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影响 6.试论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影响 7.试论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系统及其特征 8.试论当前中国对非官方政策智囊的支持性政策 9.试论当前中国政策决断系统的活动规律 10.试论当前公共政策决策的体制类型 11.试论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12.当前界定决策问题的一些认识误区 13.试论当前拟定公共决策方案的主要原则 14.浅论决策方案调整中的常见误区 15.试论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政策环境因素 16.试论当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资源分配 17.试论当前对公共政策评价的一些误区 18.试论当前如何推进对公共政策的科学评价 19.试论当前公共政策评价面临的制度难题 20.试论公共决策思维的新特点 公共政策学论文题目(二) 1. 民主党派与公共政策制定 2. 公共政策质量及其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影响研究 3. 法治视野下的行政决策程序优化研究 4.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分析及对策研究 5. 我国高校课程改革预期目标及其偏离的研究 6. 聊城市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7. 关于合肥市“大拆违”的公共政策分析 8. 社会和谐治理理论中的公共政策视野 9. 煤炭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模式及政策研究 10. 论我国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 11. 试论我国公共政策领域的目标管理及其人本取向 12. 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启示 13. 中国女性公务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研究 14. 道路运输业发展政策评价研究 15.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政策研究 16. 美国思想库教育决策咨询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17. 刑事政策的概念界定 公共政策学论文题目(三) 1. 浙江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2. 税收政策对在华外商连续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3. 宜昌磷矿开发行业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4. 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难题及其对策研究 5. 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效度研究 6. 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与法规研究 7. 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公共政策分析 8.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我国环境政策执行研究 9.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文化影响因素分析 10. 论督查对政策执行的推动作用 11. 一种政策终结分析模式的探讨 12. 我国政府参与高等教育评估行为研究 13. 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分析 14. 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研究 15.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政策体系研究 16.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信息化初探 17. 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研究 18. 和谐社会视阈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19. 两型社会建设的财税支撑政策研究 20. 海关通关效率问题研究 21. 鞍山市市管领导干部培训工作研究 22. 贵广高速铁路对贵州区域经济影响力及利用研究 23. 中国政府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研究 猜你喜欢： 1. 公共政策学课题论文 2. 公共政策学课程论文参考 3. 公共政策学毕业论文免费 4. 浅谈公共政策学相关论文 5. 公共政策学毕业论文
公共政策论文：论转型期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重要意义摘要：公共政策执行力，就是公共权力机关通过一定的行为和技术，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地贯彻实施既定的公共政策，将政策方案转化为现实结果，以解决公共问题，达到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执行中的权力，它的承载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公共性是其突出的特征。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运用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力量保证既定的政策方案的贯彻落实，而且还要求这种力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合理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乎着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从管理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与政府的绩效息息相关。关键词：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安全生产公共政策执行力执行主体合法律性"美国学者艾利森曾经说过,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政策有效的执行。"[1]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如果没有高度的执行力作为保证，无论其多么科学、正确，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毫无实际意义。诚然，公共政策是政府履行行政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因此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正确有效地执行直接关系着其所针对的公共问题能否被妥善顺利地解决，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行政绩效水平和政府的公信力。一、公共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公共行政组织，尤其是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能否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能否得到有效地执行和快捷地落实。如果一个政府的方针和政策，能够得到迅速地执行落实，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高效的快捷的政府，是一个受到人民大众高度拥护和支持的政府。反之，则是一个机构臃肿，人员繁杂，效率低下的政府，必然会遭致人民群众的抛弃和抵制。由此可见，能够彻底地弄清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科学内涵及其影响因素，对我们成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不可小觑的重大作用。1.公共政策执行力公共政策执行力是近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同时也是学界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共识的问题之一，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依笔者看来，只有对公共政策和执行力这两个概念进行分开阐述，才能最终达成对公共政策执行力这个整体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全面诠释。（1）公共政策。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2]对此，笔者也非常认同。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为此，公共政策就是公共权力机关意志的体现，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第二，公共政策是经由政治过程产生的，体现的是公共权力机关与公民的关系。第三，公共政策因为公共问题的存在而产生，因为公共目标而选择方案，因为要实现公共利益而必须被正确有效地执行。第四，公共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对自然和各种社会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地分配。（2）执行力。执行力主要是指一整套能将组织的战略付诸实践，反映组织战略方案实现程度的行为和技术体系。它的显著特点是：第一，执行力的组织性。因为执行力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组织。第二，执行力是一种保障。因为它是组织战略方案得以顺利实现和确认的强有力保障，是保证战略方案从文本或者思维形式成为现实结果的中介力量。第三，执行力的实践性。因为它是通过具体的操作过程、步骤和方法以及技术的运用达到预期的效果和既定的组织目标。（3）公共政策执行力。总上（1）（2）所述，公共政策执行力应该是结合了公共政策和执行力两个概念核心的一个概念，它既要体现公共政策的特点，同时也要满足执行力的要求。鉴于此，笔者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理解是：公共权力机关通过一定的行为和技术，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地贯彻实施既定的公共政策，将政策方案转化为现实结果，以解决公共问题，达到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特点：第一，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公共性。因为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执行的是公共政策，解决的是公共问题，实现的是公共利益，所以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执行力突出特性。第二，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权威性与强制性。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执行的权力，它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因此这种权力必然具有强制性和普遍的约束力。第三，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组织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以及完整的权责体系的庞大组织系统。第四，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多样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行为方式，不仅包括行政方式，还包括经济方式、法律方式以及思想教育方式。第五，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价值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运用不仅包括公共权力机关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贯彻既定的政策方案，还包括这种力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合理的价值取向。2.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脱离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当然，公共政策执行力，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存在发展必然要受一定因素的影响。我们只有厘清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方能使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在执行具体公共政策过程中巧妙地解决各种困难，得心应手地实施公共政策，以实现既定的效果和预定的组织目标。具体来说，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有：（1）公共政策本身。一般来说，包括公共政策产生过程以及内容的合法性；公共政策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公共政策目标的明确性、合理性、弹性，等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符合法律规范，只有合法的公共政策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依赖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基础的指导下才能产生合理的科学的公共政策内容，并借助某些工具通过具体的行为直接解决问题；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必须是明确的、清晰的，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目标会让政策执行者难以理解困惑不堪，必须是合理的，缺乏合理性的目标不能起到激励政策执行者的目的，必须"具有一定得弹性，缺乏弹性的目标，会让政策执行失去灵活性和变通性，政策执行者就不能在不偏离政策目标的大范围内，结合具体情况，灵活地实施和执行政策，因而也就增加公共政策执行的风险。"[3]（2）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方面，一个是个人方面。从组织方面看，纵向上的权限划分不清和横向上的部门职能交叉，是当前我国政府体制中存在的两种现象。纵向上，地方政府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但是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缺乏规范，导致地方政府本位主义的迅速膨胀和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的执行受阻；横向上，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倘若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履行着相同或相似的职能，那么必然产生一些相互冲突的政策，而且更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纠葛和相互扯皮而导致政策执行出现阻滞。"[4]；从个人方面看，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一是公务人员的综合素质高低，二是公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强弱。综合素质高，公仆意识强是公共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得到贯彻实施的有力保障。（3）公共政策执行环境。公共政策的社会性质，即公共政策解决的公共问题来源于社会，公共政策所针对的目标群体是社会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也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等，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执行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主要有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公共政策的执行需要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既包括国内政治环境，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伦理规范、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它们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也存在着或者提高或者削弱的作用。二、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理解，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政治学、管理学的视角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加以阐述。1.从政治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乎着执政者的合法性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06期248我国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对安全生产的影响及对策探讨□陈媛朱龙(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摘要：尽管近年来我国煤炭企业取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产业集中度低、地质条件差、整体装备水平低、从业人员素质低、以及绩效管理滞后等原因，导致煤矿事故频繁发生。煤矿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绩效管理意识不够、绩效反馈不畅、绩效指标设置不科学、绩效管理脱节等问题。绩效管理滞后通过员工不满、团队救助精神与协同作业的缺乏等渠道严重地影响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因此，煤炭企业要通过创新绩效激励体系、传达战略执行观念、建立健全绩效反馈机制等措施来改善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滞后性，以期对其安全生产有所裨益。关键词：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安全生产1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现状分析煤炭资源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煤炭既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所需的主要燃料，又是许多工业产品的重要原料。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但煤炭的赋存条件复杂，95%以上的煤炭产量是井工生产,而且我国煤矿机械化水平比较低,矿井多、效率低、井下作业人员多等状况给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004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伤亡事故1797起，死亡2668人，百万吨死亡率；2005年全国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3341起，死亡5986人，百万吨死亡率；2006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4746人，百万吨死亡率为；2007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3786人，百万吨死亡率为；2008年全国煤矿死亡人数为3210人，百万吨死亡率为。2001年到2005年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1398起，平均每年发生280起，占全国各类重大事故的11%；发生一次死亡10-29人特大事故214起，平均每年发生43起，占全国各类特大事故的36%，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42起，平均每年发生8起，占全国各类特别重大事故的58%[1]。频繁的安全事故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不仅给企业自身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为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煤炭企业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产业集中度低，地质条件差，整体装备水平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低，安全投入不足，此外，行业管理弱化、煤炭安全生产法规体系不健全、事故警示作用淡化以及绩效管理滞后也是煤炭企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2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重要性及现状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重要性任何企业如果想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就不得不重视绩效管理，著名企业摩托罗拉公司有个关于管理与绩效管理的观点，就是企业=产品+服务，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可见，绩效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因此,绩效管理对煤炭企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绩效管理对煤炭企业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绩效管理可以促进煤炭企业的质量管理。煤炭企业的绩效可以表现为采煤数量和采掘质量两个方面,近年来,采掘质量已经成为煤炭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采掘质量指的是企业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既有设备降低采煤成本以及优化一线员工人员结构。绩效管理可以给煤炭企业管理者提供具体采掘管理过程中所需的技能和工具,使管理者能够将全面质量管理看作煤炭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企业员工将精力放在采掘质量目标的提高之上。基础。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合法性包括合法律性、合利益性、合道德性。具体来说：（1）从合法律性方面讲，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公共政策，都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无论是执法权力，还是公共政策执行权力，都必须符合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一个政府能够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行政那必然会获得公众的认可，进而增强这种合法律性；同理，如果一个政府有着较强的公共政策执行力，反过来也会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合法律性。（2）从合利益性来讲，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其政策执行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鉴于公共政策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一个具有较高政策执行力的政府能够对公民的利益诉求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从而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反之，如果一个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孱弱不堪，虽有公共政策却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现实成果，就会严重忽视公民的愿望和需求，激化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导致社会动荡矛盾丛生，从根本上动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3）从合道德性来讲，公共政策执行力反映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家普遍共识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作为公共机构以及公务人员，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站在道德要求的最前沿，为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和典型，不仅要严格遵守其自身的职业道德更应该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忠于职守，勤勉尽责，而这些对于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高和增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而相互推诿、欺上瞒下、繁冗拖沓、纪律涣散的工作作风必然会削弱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总之，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强弱从上述三个方面直接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基础，高度的政策执行力会不断增强其合法性，使政府获得社会公众源源不断的支持与信任,而低下的政策执行力则会严重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使其失去社会成员的忠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的稳定与存在，导致社会的混乱与矛盾。2.从管理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与政府的绩效息息相关。所谓绩效不仅包括投入与产出的比，即效率，还包括政府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政府的存在与运转需要花费大量的社会成本。（1）从效率的观点出发，政府的各项活动都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如果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那么这些活动就是对宝贵的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公共政策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就会有较大的资源投入。如果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只能存在于政府文件中，只是政府的一种观念共识，而不能由有效的政策执行力加以执行，其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美丽的花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公共政策价值的充分体现，公共问题的迅速解决，公共利益的最大实现，必须以高度的政策执行力作保证。否则，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就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2）从效果的观点看，效率只是投入与产出的一个比例关系，更侧重的是数量方面，而效果不仅关注数量更强调质的方面，即取得的实际结果。行政效率高并不必然带来良好的行政结果，效率只是效果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当然低效更不可能带来效果。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较高的政策执行力既要求公共政策能够被迅速及时的贯彻实施，更要求公共政策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在这种迅速及时的活动中得到最大化的兑现。综上所述，从管理学视角来理解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意义就在于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而取得最大化的政策结果，既达到节约社会资源的目的又得到预期的效果。参考文献：[1]皮正茂.关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思考[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2).[2]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何雄浪,朱旭光.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及其矫正探讨[J].当代经济管理,2009,(2).[4]刘淑影.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制度因素分析及对策探讨[J].兰州学刊,2006,(6).作者简介：李超伟（1985-），男，河北承德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09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
房地产营销策略论文
自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地产业得到飞速发展，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辉煌成就。房地产业的长足发展，不仅提高改善了城镇环境和居民住房条件，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为中国的和平稳定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下面是我整理的房地产营销策略论文，欢迎阅读参考！
关键词 ：房地产；营销策略；创新
一、新形势下的房地产营销问题
(一)产品定位不合理
一些企业对产品的前期市场调研作用不重视，调研结果不够细致精确，往往在产品成型销售时才发现，自己开发的楼盘或多或少存在美中不足的地方，纵然在销售过程中采取众多优惠措施，仍难以抓住消费者购买欲望，致使产品消化速度变慢。房地产开发者在产品设计之初，忽略每个房地产项目的布局、景观、楼层等消费者关心的因素，片面追求楼盘的形象、概念，致使产品定位脱离消费者需求，产品不是定位虚高就是房屋面积大而不当，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购房需要，无法与其他企业产品展开竞争。尤其是在近年来房价飙升的情况下，市民购房回归理性，这种产品销售不出去，将最终导致空置房的问题产生，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品牌意识不强
伴随房地产市场的逐步成熟，消费者购房更加理性，品牌对一个产品的影响就显得更加重要，品牌能赋予一个产品“精神价值”，让消费者在购房过程中产生对产品的认同感，愿意为产品买单。然而在中国房地产企业中，有近90%的只做产品，10%的在做企业，只有1%的企业在做品牌。一些房地产企业不能保障品牌价值的核心竞争力，即企业在打造一个成功项目后，依托前者的品牌效应，盲目加推产品数量，忽略产品质量，最终失去消费者的信任，使得“品牌效应”迅速衰落，昙花一现。
(三)营销模式落后
目前，我国房地产企业采用的营销模式过于传统、落后。大部分房地产企业进行广告轰炸，其目的是想通过大力宣传达到快速营销。可现实恰恰相反，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营销效果，反而，降低市场竞争力。甚至，有部分房地产企业为了营销加大广告成分，掺杂一些不实或违法成分，造成消费者实地考察时眼镜大跌，令消费者产生一种厌烦心理。房地产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对消费者定位含糊不清，所制定出来的营销策略与现实大相径庭，满足不了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导致消费者失去兴趣，降低成交率。在新形势下，营销模式的落后是阻碍房地产企业营销的主要原因，不利于房地产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营销模式一定要打破传统，推陈出新。
二、房地产营销策略创新方法
(一)注重市场定位
从市场营销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个企业如果忽略前期市场调研，那么这个企业就必须在销售过程中投入大量精力来弥补前期的失误，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影响产品的销售情况。做好前期市场定位则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谓不打无把握之仗便是这个道理。做好前期市场调研，瞄准产品市场定位，从消费者实际需求出发，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户型、大小、价格等实际需求，以市场需求来做产品策划，最终达到消费者欢迎，实现畅销、热销的目的。
(二)加大品牌建设
品牌代表了一个产品的品质，而品牌的认知程度代表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肯定，把一个品牌做大做强，将大大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把品牌做大做强，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符合企业的利益追求。因此，企业要保持品牌策略发展的持续性，培养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企业既要有广告推广、促销活动等方式让消费者熟知品牌，又要用产品的质量让消费者认可品牌。通过品牌建设，让消费者体会到企业对产品的严谨态度，对消费者的诚意，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创新营销模式
传统的营销模式是广告宣传、产品推广和直销，这些模式已无法适应房地产企业的发展。据研究发现，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新时代，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为房地产企业营销创造了有利条件。房地产企业进行营销时，利用互联网开创房地产营销新“舞台”。通过网络营销可以加强产品的宣传和推广，也可以改变传统营销模式中的一些弊端。消费者在网络“舞台”可以进行更多资料的查找，解决在各大楼盘来回颠簸的困扰。网络营销既能有效的锁定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网络“舞台”更好的摸清客户需求，制定精确的方案，提高营销成效。总之，在房地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灵活运用多种营销手段，来应对消费者的多元化，创新化，发挥营销的更大价值，推动房地产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我国房地产调控成为一种常态，在这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形式下，营销策略创新将要首当其冲。因此，房地产企业要从市场定位、品牌意识和营销模式等方面着手，不断探索出更多科学、合理、有效的营销策略途径，为房地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章晓东.宏观调控政策下房地产营销策略研究[J].财经界(学术版)，2016(08).
[2]李国蓉.房地产营销策略影响因素探析[J].经营管理者，2016(36).
房地产投资风险分析与防范研究 风险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无处不在，如果没有很好的风险管理措施，开发商就会被可能发生的损失所困扰，其担忧可能会使其终止某些开发与经营活动或者是改变其经营方式。因此精确而有效的风险管理是房地产开发商最经济、最有效地处理各种意外损失风险的重要途径。 1 加强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 房地产开发风险管理是房地产开发企业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预测、识别、分析、评价，选择最佳风险管理措施，保证以较低的耗费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损失，获得安全保障的过程。加强房地产开发风险管理对房 地产开发企业而言，意义重大：风险管理为全面、合理地处置风险提供了可能性，风险管理既能够为风险损失的出现与衡量提供科学、准确的计算基础，又能够用科学、系统的方法，对各种风险对策的成本及效益加以比较，从而得到各种对策的最佳组合；风险管理能够促进房地产投资主体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减少决策的风险性；风险管理有利于房地产开发商增强风险意识，从被动成为主动管理型，为项目开发提供安全的生产经营环境。 房地产开发过程的风险类别 2．1 决策风险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引起建设项目定位不准确，往往导致建设项目的收益损失，形成决策失误。 2．2 财务风险 建设资金不到位，工程款无法按时支付，容易导致施工承包商的索赔，造成工期延期，甚至会出现“烂尾楼”。 2．3 技术风险 由于建设项目所选用的工艺、设备在项目建成时已过时，或由于设计施工单位的技术管理水平不高，使工程项目出现质量缺陷或事故等。 2．4 经济风险 项目建成后遇到强有力的竞争或由于居民购买力有限而导致工程项目滞销，通货膨胀利率浮动等因素导致工程造价上涨或政策法规的变化导致担保、保险、税等额外费用的增加。 2．5 不可抗力风险 如台风、洪水、地震，由此蒙受的投资损失。 2．6 管理失误风险 缺乏管理和常识，与承包商签订的合同不严密，致使施工现场协调和监督指导不利而出现管理混乱、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的风险。 2．7 组织风险 项目业主若是联合体，则可能由于各合伙人对应尽的业务和应享有的权利等的理解或态度的不同而造成项目进展缓慢，即使在项目执行组织内部、项目管理班子也会因同各职能部门之问的配合不利而导致不能对各部门实施有效的管理。 3 加强风险管理的对策 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加强风险的防范，强化风险管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风险管理： 3．1 正确对待开发风险 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房地产开发商开展业务，就必然伴随着风险。对待风险，不能过于保守，要合理承担，不能为了回避风险，而降低工作效率，从而失去竞争力；但也不能盲目乐观，有的风险虽然较少发生，但它一旦发生，带来的后果较为严重，损失巨大，甚至有可能“拖垮”一个企业，所以要正确衡量风险的发生概率及其后果，使“风险与收益对等”。 3．2 主动进行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首要内容和基础工作，任何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如被忽略都可能导致风险管理的失误和失败。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周密分析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剖析企业在房地产开发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种种不利因素和弱点，以及对企业利益可能造成的威胁。 3．3 科学进行风险评估 对房地产开发风险进行量化和测定，确定开发活动中各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及确定风险可能给开发活动带来的损失程度。 3．4 强化风险防范与控制 在市场经济下，房地产市场是瞬息万变的，风险无处不在，制订一系统的防范风险措施有利于开发商管理业务、优化资源。重视前期可行性研究工作。可行性研究是开发建设项目投资决策的基础，是防范开发风险的保证，因此必须重视加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加大可行性研究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投入；科学、全面而不失重点地开展可行性研究工作，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尤其要注重对市场需求预测和竞争情况分析；同时要保证可行性研究工作的独立性。研究小组按科学的路子，独立、客观地去调查、分析和研究，从而保证项目决策的科学化。 合理安排项目资金。根据可能的建设进度和将会发生的实际付款时间和金额，同时考虑各种投资款项的付款特点，编制资金使用计划；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这是实现项目投资管理目标和企业投资效益的有力保证，要重视多方案 的设计和选择，寻求一次性投入少而全寿命经济好的设计方案，严格控制施工阶段的费用；协调好投资控制与进度控制和质量控制的关系，做到三者的有机配合和相互平衡。加强投资动态管理，及时发现可能导致未完工程投资增加的现实问题和潜在因素，尽早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控制。 加强合同管理。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法律法规；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合同管理人才；设立合同管理机构，配备合同管理人员；建立合同管理目标制度；推行合同示范文本制度；重视合同分析；建立合同实施保证体系、完善合同变更管理和合同资料的文档管理。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在内部关系的协调中，要按照职能分工和需求设置部门和人员，明确每个部门的目标、职责和权限，事先约定各个部门在工作中的相互关系，建立信息沟通制度，使局部了解全局，服从并适应全局需要。在外部关系协调中，开发商需要整合自身资源，建立一个由主管工程领导牵头并整合工程管理、开发、销售、物业管理等内部人员组成的工程项目临时机构，与工程项目现场人员分工。 3．5 灵活进行风险分散与转移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通过调整开发结构，实行开发类型多元化、开发区域多元化、开发时问差异化来分散风险。如通过投资建造不同档次的住宅；或者是把资金分散投资在不同类型的房地产，如住宅房地产、商业房地产等。用个别房地产开发的高收益去弥补个别低收益的房地产损失，以减少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整体开发风险，最终获取平均的投资收益。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采用以下形式进行风险转移： ①通过契约或 合同将损失的财务负担和法律责任转移给非保险业的其他人，达到降低风险发生频率和缩小其损失程度的目的；② 用外部资金来支付可能发生的损失，将损失的财务负担转移给其他人；③通过购买保险，业主作为投保人将应由自己承担的工程风险(包括第三方责任)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使自己免受风险损失。 4 结束语 房地产开发活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房地产开发企业要通过提高全体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将风险防范和控制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把风险损失尽量降低，只有这样，房地产开发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回答者： 逾丸 - 二级
一 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贡献。据有关部门的统计，2003年直接拉动GDP增长个百分点，间接拉动～个百分点。2003年中国房地产业在开发投资高速增长中，供销两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供应结构渐趋合理，价格走势平稳的良好势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平方米提高到2003年的平方米。2003年1～9月份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6495亿元，同比增长，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个百分点，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商品房施工面积增长％，其中，新开工面积增长％。购置土地面积230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增幅平稳下降。土地开发面积1136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与前两年增幅持平。商品房竣工面积增长％，销售面积增长。销售面积增幅大于同期竣工面积增幅1个百分点。通过2003年12月“国房景气指数”所属的八个分类指数的走势与10月相较，房地产市场呈现2升6降的格局。其中，竣工面积、土地开发面积、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土地转让收入、商品房空置面积和资金来源分类指数呈现下降趋势；房地产开发投资、新开工面积分类指数继续保持上扬势头。可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房地产业发展中仍然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二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①资源的浪费与流失。由于开发失控和无序发展，导致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1992～1993年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高潮时全国形形色色的开发区达上万个，规划占地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当时的城市建成区总面积，而真正实现有效开发利用的仅为2％左右。②商品房空置量增加，而且正在进一步扩大。仅1993年底商品房空置面积达到5000万平方米，此后这一指标持续上升，2000年达9000万平方米。截止到2003年11月底商品房空置面积已突破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其中，空置一年以上商品房面积为4220万平方米。国际惯例商品房的空置率一般是控制在10％左右，而中国房地产开发的空置房已超过了这个指标。虽然建设部领导多次强调消化空置房，许多地区空置房也有些下降，但总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空置商品房仍然继续上升，现已接近20％。③房地产开发中的短期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开发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致使建筑密度过高、容积率过高，缺少绿色空间，一些房地产开发建设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④房地产业发展与金融业关系尚未理顺，房地产开发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房地产金融基础体系欠完备，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住房消费信贷一般占到整个房地产信贷总额的70％左右，而我国消费信贷占房地产信贷的比例不到10％，仅占银行全部贷款总量的1％。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房产业面临的一项战略任务。三 中国房地产业的可持续性分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资源在当代人群之间及代与代人群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因此，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对房地产的各种需求，又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为后代人的生产生活创造必要的空间发展条件。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应把房屋、业主和环境三要素作为一个整体，重视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争取实现向自然的索取与对自然的回报之间的平衡。其目标包括：房地产业的发展既要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相协调，也要与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相协调；房地产业的发展要与人口发展、环境发展、资源利用相协调；房地产业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还要考虑后人开发的余地，决不能进行掠夺性开发；房地产业的发展要使开发效益与资金效益得到较好的协调。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住宅业的稳定协调发展、房地产市场完善与人居环境的改善等多方面目标和要求。从而,推进中国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①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避免浪费。土地资源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命脉。但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实现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房地产市场发展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基本前提，对于有限的土地资源，要按照可持续原则开发利用。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开发通常是对城市边缘土地进行开发，因此要注意保护好这一地区的农用地，防止过多的农用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规定，有关的政府部门应该严格把关。对于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农用地，要提高其使用效率。严格执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规定，即对未投资开发或投资未达到一定比例的土地，严禁转让；在一定时间内不进行投资的，政府应无偿收回，从根本上抑制炒地皮、哄抬地价现象的发生。要根据城市规划，对各类用地及郊区新入市的农用地合理配置，以实现土地资源高效配置。②重视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房地产业发展要与人口发展、环境发展、资源利用相协调。生态保护水平的差异，将会极大地影响房地产的价值，房地产生态价值的实现是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在开发的同时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使房地产业成为城市生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开发的过程中要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塑造环境优美、和谐的社区。在2003年9月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城市开发专业委员会在北京珠江国际城举办的“房地产文化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直认为，21世纪的房地产竞争已经逐渐上升到文化竞争，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力比政治力和技术力对房地产业的作用更持久，更广泛，更深远。③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建立和发展房地产金融二级市场。长期以来金融信贷一直是制约房地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一直面临资金来源、期限错配、资金流动性等的约束。为实现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着手研究建立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实现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将一、二级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纳入金融大循环，打通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根据统计，世界个人住房贷款占全社会贷款比为20%，但我国却只有。鉴于我国房地产业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房地产金融信贷应更多地向消费信贷转移，实现房地产业的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④加快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第一，长期以来，中国过分注重对增量房地产征税，而忽视了对存量房地产征税。优化税收结构是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源泉。第二,企业在观念、产品方面的创新。不能片面追求环境、降低容积率、人均居住用地超过规范要求。房地产业必须进行环境成本核算。由于中国执行的是土地资源无价或低价、产品高价的价格政策，压制了资源再生产活动的积极性，刺激了人们对土地的消费需要，乃至浪费。因此，实现房地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第三,是消费观念的创新。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住房消费往往有梯度消费意识和借贷消费意识，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潜在需求大，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因此，更新消费观念促进潜在需求的转化，是保证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第四,要注意在市场服务领域的创新。实现中介(经纪)、物业管理有新的形式和内容，住房贷款等繁琐的手续要简化、科学、利于操作。第五,中国房地产业目前已处于数量和质量并重的时代，而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要生存并壮大，惟一的出路是创新。⑤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督，健全房地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促进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有两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一是减少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根除腐败，杜绝暗箱操作，严格执法，取消不合理收费。二是逐渐完善房地产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虽然中国已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法》，实践证明这两部法律对于1990年代的房地产市场的规范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现在房地产已步入较为理性发展的阶段，已购土地是否能在两年内开发应当由企业根据市场状况自己决定。有些企业担心管理部门收回，而不顾市场需求强制性进行开发投资，把上一轮的过量批地变为新一轮的过量开发，这种做法势必带来不良后果。这就要求政府要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此外，还要保证房地产法规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协调配合，要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充实有关房地产的内容。四 中国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很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评价指标体系大都从人民生活、经济、环境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根据胡学锋（2000）提出的评价指标，人民生活方面主要反映收入增长及人口的增长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包括人均居住面积、居民住房成套率、居民居住面积、住房价格收入比、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增长率、银行住房消费贷款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等7项指标。经济方面反映的是房地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和相互影响，有房地产业增加值、人均房地产业环保增加值、房地产企业环保总资产贡献率、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房地产企业环保全员劳动生产率、房地产企业环保成本费用利润率、房地产价格指数、房地产银行贷款偿还率等8项指标。环境反映房地产业的生态效益，包括全社会房屋使用效率、房地产开发小区绿化覆盖率、建筑垃圾及污水排放量、土地有效利用率、土地开发面积增长率、农业用地被征用面积增长率等6项指标。 （一）发展趋势在我看来，一种理想的房地产融资体系是这样的：房地产前期开发所需的资金主要都是自有的，或者是通过合作开发、股权转让等权益型融资方式获得的；中期资金则通过混和型信托基金、债券、及少量的银行贷款等途径获得；在后期销售过程中，购房者的个人住房贷款则主要通过银行和住房公积金中心获得；在存量房市场中，银行资金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银行资金向风险相对较小的住房消费领域倾斜，信托基金、股权转让、企业债券则迅速补充银行在开发领域收缩所产生的行业发展资金不足。在这样一个融资体系中，金融业与房地产业都实现了投融资渠道的多元化，这种体系具有一种自我调节和平衡机制，房地产业不会因为银行信贷政策的调整而对自身经营产生太大的冲击，同时由于房地产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公众化，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得到了保证。更重要的是，金融业的资金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房地产业也能够保持理性的发展，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这一融资体系具有以下五个特点：融资渠道多元化、价格指标市场化、产品形式证券化、资金来源公众化、收益风险对称化。融资渠道多元化指的是房地产融资渠道即包括股权融资，也包括债权融资，在债权融资中，既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方式，也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的形式进行，还可以通过房地产信托来实现，在股权融资上，既可以通过上市发行股票融资，也可以通过合作开发融资，还可以通过房地产基金来融资。价格指标市场化是指房地产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其价格指标（包括债务融资下的利率与证券化后产品的价格）会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财务状况以及项目自身的风险由市场决定，形成完全市场化的价格。产品形式证券化是指未来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更多地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证券（股票、债券、短期融资券、ABS、MBS、收益权证等形式）来实现，而且这些证券也日益标准化，成为公开发行且可流动的权证。这些产品的形式不仅有直接参与房地产融资的产品市场，同时还会形成由房地产融资派生出的二级产品市场，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等等。 资金来源公众化是指房地产融资的资金来源逐渐由金融机构向公众个人转变，社会公众成为房地产融资来源的最主要渠道，金融机构成为中间的组织和管理机构。收益风险对称化是指在整个融资体系中，每种融资方式的收益都能够根据他所承担的风险不同而有所差别，风险与收益是种对应的关系。
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南越的藩属时代和独立时代相互轮替的时代 秦朝统一了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就派遣五十万大军侵略南方。秦朝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和紧接着赵佗（注：赵佗为秦朝派遣官吏，后面还要出场，大家注意看好了 ）的入侵曾激起了越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说明北方的侵略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有系统的新阶段。 秦朝军队侵占了长江以南各族人民的一些领土，设立了闽中(福建)、南海(广东)、桂林(广西北部)和象(广西西部和贵州南部)等郡(公元前214年)。但是，当秦朝军队越深入到越族地区，它就越遭到瓯越和雒越人民的英勇抵抗。瓯雒人和其他各族人民暂时撤退到深山密林中去。他们组织抗战力量，推选杰出的人材做将领，趁夜晚伏击秦军。越族人坚持长期抗战达十年之久。消灭秦军十余万。秦军的主将屠睢也被击毙。 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写道：“当是时，秦案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路，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公元前209年)，天下大叛。”(《史记》卷112) 公元前207年，秦朝的一位官吏赵佗，占领了南海、桂林和象三个郡，建立了南越(粤)国（——这就是从古代历史开始我就称之为“南越”，越南文明历史基本上从此开始），自称王。赵佗称王，对于北朝来说，只是中国封建集团内部的一支割据势力。称王不久，赵佗又重新归服北朝（那时在中国，汉朝已经代替了秦朝，那个说服赵佗从新归顺的那个汉朝官吏也是鼎鼎大名呢，留给各位看官自己去查来看看，更有意思点吧）。 建立了南越国后，赵佗曾多次发兵，妄图吞并瓯雒国。赵佗的军队攻打到仙游山(河北省仙山)和武宁(河北省桂武)地区（均为越国地名，现在还有什么河南、河北、河西的地名），但全部被击溃。 秦朝侵略军的失败和赵佗头几次侵略的失败，说明当时我国人民有能力抵抗外来敌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入侵。这种力量的源泉是越族人民上千年来为自己建立起丁一个早在瓯雒国时期就已经得到高度表现的社会秩序、生活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第二个源泉是，在建国和卫国事业中，民族团结的精神日益得到加强，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表现是文郎和蜀两个兄弟小王国统一成为一个大的瓯雒国。在瓯雒国范围内，分散的部落一天天削弱，民族因素一天天增加。因此，民族精神——自主意识的表现——进一步地得到了提高。 赵佗知道不能用军事战胜既能国，便把军队撤回武宁山，与安阳王讲和。他派遣自己的儿子仲姑到瓯雒国向安阳王投降称臣。安阳王把女儿媚珠嫁给仲始为妻。仲始在瓯雒国做赘婿。 这正是赵佗侵吞瓯雒国的阴谋。仲始在做赘婿的几年时间里，刺探了瓯雒国的情况，又学会了制造弩和破坏弩的方法，于是潜逃回国向赵佗报告。这次赵佗利用军事和间谍相结合的方法，吞并了瓯雒国。安阳王吃了败仗，跳海自尽。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79年。 赵佗占领了瓯雒国之后，把瓯雒国并入南越，划分为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两个郡。并派遣官吏和军队建筑营寨，进行统治。 公元前111年，汉朝调动了数十万军队南下攻打南越。南越抗抵了一阵之后，赵佗王朝的君臣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在瓯雒西于地区的首领(西于王)趁机起义，打算恢复国家的独立。但是西于王被左将军黄同杀死。赵朝的使者急急忙忙带着上百头牛和上千坛酒以及交趾、九真二郡的户口册到合浦(广东省)，交给汉朝官吏，表示投降。 南越国被消灭。瓯雒地区转到汉朝手中。汉朝在这里设立了交趾部，委派了一位刺史驻守在麋冷(永富省，安郎)，统管九个郡。 九个郡包括：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日两(中部中区)和六个在我国范围以外的儋耳、珠崖(海南岛)、南海、合浦(广东)、郁林、苍梧(广西)。 在每一个郡里为首的是一位统管政治的太守和一位指挥军队的都尉。 郡以下是县。在交趾郡大部分县仍然由雒将管辖，虽然他们披上了县官的外衣，手中有了青铜印。起初，汉朝也和赵朝一样，仍然采用“诸雒将主民如故”和“从其俗而治之” 的政策。基本的剥削方式是强迫进贡珍贵产品。此外还进行土特产和奴婢的买卖。 汉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也和赵陀时期一样只局限在一部分中心区域里(州治、郡治所在地)。但其同化阴谋比过去却更加露骨。汉朝流放了很多罪人，迁移了大量穷苦人到交趾来。 根据汉朝的统计材料，瓯雒三个郡共有十四万三千64十三户、九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五人。 公元初年，北方朝廷内部发生了变乱，王莽篡夺了西汉的王位，自立新朝(公元8—23年)。东汉又代替了王莽。在那段时期里，汉朝在交趾地区的官吏阴谋进行割据，但很快又归服了东汉。从此，以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的外国统治就变得更加残酷。这表现在剥削方式和同化程度两个方面。 关于剥削方式除了强迫我国人民缴纳南方的珍贵物品(犀角、象牙、玳瑁、珍珠、裴翠、金银等)外，汉朝还占领土地建立庄园，进行沉重的地祖剥削，垄断盐和铁的生产和买卖等。在同化政策方面，他们强迫我国人民从吃、穿到嫁娶都得遵循汉朝的封建“礼教”。他们设立了几所学校，目的在于为统治当局培养一些得力的官员以及宣传封建思想和道德(三纲五常等)。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的，东汉巩固了和完善了在交趾的统治机构，打算废除“从其俗而治之”的方法，采用了汉朝的法律，以便束缚人民和限制雒将的权力。苏定接替锡光担任交趾太守，他非常贪婪、残暴，是一个“张眼视钱”(《东观汉记》)的财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带有新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这就是遍及全国的人民起义运动，它的顶峰是千秋万代永远闪烁着光芒的二征夫人起义。 公元40年3月，征侧和妹妹征贰在喝门举兵起义。各地爱国者纷纷云集于麋冷。起义军从麋冷向平原进军，攻打东汉在交趾的首府赢偻(河北省顺城)。二征夫人起义前后，在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 日南(中部中区)和合浦(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相继爆发了多次起义。 根据《后汉书》(卷五十四和卷八十六)记载：在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四个郡的许多蛮人、俚人(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都一齐奋起响应二征夫人起义。 在二征夫人的领导下，各地方的起义——从山区到平原，包括过去瓯雒国范围内的越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很快就统一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的起义运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起义军的将领中有许多妇女。 赵佗吞并了瓯越国之后，我国国土被并入了南越。到汉朝统一了中国时，所有的诸侯、藩臣都归服汉朝。 匈奴被打败，赶到了西边。赤土(月氏)从前原是汉族的邻居，而这时却住在印度大门口。汉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到达了帕米尔高原西边的康居，之后经过西藏返回京都长安。中亚变成了受汉朝影响的地区。汉朝曾直接与波斯相接触，听说还到达过罗马帝国。朝鲜半岛北部变成了汉朝的乐浪郡。滇国(云南)被消灭。东越和闽越(浙江和福建)的各个越王都臣服汉朝，不久也都被消灭了。南越国(广东、广西)吕嘉抵抗失败以后，也被消灭了。瓯越也道到了同样的命运被分割成为郡县，并入了中国的版图。 汉帝国正进入其全盛时期。 从此，各个“蛮夷”民族和各个“番邦”臣服于汉朝“天子”，被看成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汉族统治者大力传播“尊君、大一统”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边疆各民族臣服“天子”、“天朝”。这好象是谁也不敢争辩的事！ 二征夫人的起义震撼了全国。从这次英勇崛起的烈火中放射出历史的真理：一个民族虽小，但它曾建立起国家，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屈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它。二征夫人的起义是越南人民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整个斗争过程的结晶。这是一次全民崛起的运动，它既把起义力量聚集到二征夫人在喝门高举起的义旗下，又在过去的瓯雒国全境各地点燃了起义的烈火。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它是一次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运动，而不是个别部落、个别酋长的自发行动。它体现了各民族、各阶层男女老幼在二征夫人的旗帜下团结一致、驱逐外寇和建立国家的崇高精神。 二征夫人起义的爆发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觉醒。一个小民族取得了胜利，征侧称王，并建立起独立的政权，这是对汉帝国“平天下”权威的直接否定。二征夫人同全民一起起义，又同全民一道维护自主权达三年之久。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反抗正处在兴盛时期的亚洲最大的一个帝国领导起义的是妇女，这是越南妇女的最大光荣。她们不愧为传说中所歌颂的、具有高贵品质的“仙龙”的后代；不愧为现代进步人类所赞誉的翱翔在高山之额上的雄鹰。 国家获得了独立。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 听到征侧起义、称王的消息之后，汉朝光武帝下沼，令华南各郡制造车船，修筑道路、桥梁，储备军粮，准备重新侵占我国领土。公元42年4月，汉朝封马援——一位曾经多次镇压了羌人的起义、双手沾满了中国皖城(安徽)农民的鲜血的老将——为“伏波将军”，命他带领二万军队和二千艘车船南下侵略我国。马援的大军水陆配合，首先集中在合浦(广东)，然后进入浪泊(河北省仙山)地区。 征王和诸位将领从麋冷发兵到浪泊打击敌人。在那里，我军和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征王的军队战斗得非常勇敢，但因力量比较薄弱，所以遭到失败，被迫退回锦溪(永富省安乐县)。马援率兵尾追。经过将近一年的英勇抵抗，因我军力量弱小，终于失败。二征夫人回到喝门投喝江自尽。(公元43年5月，根据民间传说，二征夫人于阴历二月六日殉难。自古以来，每年二月六日，我国人民都组织集会祭祀二位伟大的民族女英维，以示纪念。)至此，由二征夫人领导的抗战基本上己失败。但是在很多地方，人民和起义军仍继续抗击敌人。都羊将军仍活动在九真地区。 根据传说：圣天夫人在上游一带(越北地区)抵抗敌军。八难夫人率军凭险扼守山隘。黎真夫人堵塞河道，打击敌人的水军。我军力量虽然弱小，但战斗却非常勇敢。之后不久，黎真、圣天、八难夫人答都跟随二征夫人自尽。 公元43年11月，马援通过凿口(宁平省安模)向九真进军以镇压义军。当地的首领和九真人民继续英勇战斗。马援残杀了成百名首领和上千名义军。三百多名首领被俘，流放到了零陵，(湖南省)。我国又丧失了独立。 ——因为伏波将军马援留下不少中国发配的犯人和士卒驻守越国，所以有将中国人称为“马留人”的说法。 越南一方面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基本上维持稳定的上供，虽然中央帝权的兴衰更替使得两方关系偶有变化。汉朝衰败之后，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对南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有效管理。——大家玩三国的游戏可以接触到彼时的越南，无论是三国志系列还是三国群英转系列。越南另一方面也受到先进、强大、丰富的汉文化的哺乳，使得越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工商业等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直到唐朝末年，一场白滕河之役，越南吴权打败中国，总算使越南达成独立愿望。 然而，越南的政治并未随着独立而稳定，尤其是在吴权死后，国家立即陷入混乱局面，直到1009年开始，越南先后出现三个大王朝——李朝、陈朝与后黎朝。在此三大王朝经营下的越南，总算维持了700余年的长治久安局面，期间虽曾遭蒙古大军和明朝入侵，但皆被击退，也因此造就不少名垂青史的越南民族英雄。继三大王朝之后的阮朝，曾借助外力泰国和法国完成再统一大业，却也因此引起外人的觊觎。 三、近现代史 插一句：越南无论如何自吹牛X，但是一个令他们尴尬的现实是他们的历史总是离不开“中国”这个字眼，如果在他们的历史书中将这个字眼删除的话，越南历史就成了一盘沙子，看不出任何有机的联系。 越南人与西方的接触，最早始于1516年的葡萄牙探险家，随后又有荷兰与英国企图打开通商之路，但均未成功。而曾出兵支援阮朝的法国，因要求传教与通商被拒，乃决意以武力侵越。积弱成疾沉疴已深的老大帝国自顾不暇，无力响应越南的求救来帮助应对新权贵的入侵，纵使有爱国老将冯子材将军率领黑旗军在镇南关（——现称睦南关，在广西省凭祥市）打败法国侵略者，满清政府仍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此次大败促使法国内阁总理引咎辞职，法国报纸称“不胜而胜”，自然对应的中国“不败而败”了）1885年，越南终于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人民反抗殖民地运动也从此展开。1930年，胡志明在共产国际组织协助下，于香港创立越南共产党，1941年又在中国南部创建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展开游击战。 1945年法军被日本解除武装，越南保大皇帝宣布独立，但实权则握在日本占领军手中，同年8月日本投降，越盟发动总起义，保大皇逊位，胡志明再度宣布越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负责解除越南南方日军武装的英国，竟支持法国卷土重来，于是爆发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最后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败北，法军自越南全面撤退。 重点讲讲奠边府战役，奠边府战役是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抗法战争中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胜利的战役。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向奠边府发动猛烈攻击。5月7日，解放奠边府地区，全歼守敌16000多人，活捉法军司令官戴卡斯特利。此役是越军在中国顾问团的谋划下，首次进行的阵地攻坚战。奠边府的胜利加快了战争进程，对于签订《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具有重要意义。顾问团的四位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罗贵波、韦国清。由于韦国清的一系列电报和中央军委的复电，中国军事顾问们后来回顾历史的时候，倾向于认为韦国清在改变奠边府作战方案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越军干部们则认为，武元甲在这件事上肯定有首倡之功，居功至伟。但他们对中国军事顾问团方面的电报是不知情的。事过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历史档案逐一解密，当事人回忆录纷纷问世，对此综合研究，可以看出，1954年1月20前后，在奠边府前线越方一侧，武元甲和韦国清的决心都在变化，几乎同时作出了判断：应该改变最初动议，改“速战速决”为“稳扎稳打”。 在中越双方的齐心协力下，越南人民军创造性地将大炮拆散运上法军认为不可能的高山进行炮击，，彻底瓦解法军士气。在这次决定性的战役中，中方顾问团的谋略和指挥作战水平给越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内瓦协议将越南临时分为南北，以北纬17度为分界线，北方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共控制，南方则是以吴庭艳为总统的越南共和国。 越南分为南北之后，北越的共产党潜入南方进行宣传及游击战，导致美国派兵干涉，引起第二次越南战争(1965-1975)，也就是历史上闻名的越战，此次战争中方派遣战略家、军事家、革命家陈赓大将为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并派遣大量“工兵”援助。整师建制的越军换装崭新的中方装备，最新的军用雷达、枪械等军用物质无偿援助。中国扣下自己的口粮，大量供给越南，中越后来交恶的时候，越军工事上的沙袋上都印着“中国大米”的红字！据事后统计，中方援越物质折合400亿美元！在中国、苏联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投鼠忌器，自缚手脚，最终无法将空中的巨大优势转化为地面优势和全面优势。在国内强大的压力下，双方大量伤亡的事实面前，从1968年开始，美国国内反战口号四起，迫使美国和北越进行初步和平谈判，后认定这南北战争乃越南本国的家务事，于是双方在1973年签订停战协定，美军自越南撤军。1975年南越政府垮台，北越共产党全面解放越南。1976年7月2日南北越正式统一，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定都河内。统一后的越南，一方面调养生息，另一方面却遭受美国禁运的经济制裁，越南几乎封锁在自己的理想国里，结果导致经济破败，人民一贫如洗。 中苏交恶后，适逢越南新一代领导人黎笋上台，在强大的苏联和彼时仍显弱小的中国之间，越南领导人选择了全面倒向苏联老大哥的怀抱。并在苏联支持下，不断挑起边境冲突，终于在1978年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争，在长达10年的战争中，虽然有苏联的支持，但是随着老大哥的日益衰落最终土崩瓦解，而中国将朝战后囤积了20年将近报废而未处理的炮弹全部倾泻在了领土面积比中国云南省还小的弹丸小国上。基本上到后来中方是各大军区各师轮流上阵将越南当作练兵场的情况下，越南的人民和国内经济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泥沼之中，最后无奈言和。——据传黎笋同志（当然还叫同志，党内都叫同志，同志加兄弟！）战后视察谅山，看满山遍地弹坑，满面铁青，一言未发。 1987年，为顺应世界潮流，越南门户大开，改善与自由世界的关系，而中国台湾与越南则在1992年正式通航。如今，台商已跃居越南外商投资首位，观光客亦络绎于途。1993年2月美国正式对越南解除禁运，1994年美越宣布恢复邦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解脱美国对越南经济制裁的枷锁，越南，已成为各国互相较劲的经济舞台。 中越顺利恢复关系之后，中国逐步加大在越投资，随着边境谈判的结束，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已经成为越南重要的外资来向——具体的谈判和仍存纠纷参照前面愚作已有，略过。据传台湾同胞最牛：在越招聘时，直接问到“会不会国语，不会国语的不招”。参考文献： 越南1977年出版的《越南历史》
用GOOGLE 。COM。VN 搜，很多的
简述战争,赞扬祖国
找了2篇。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发展浅析21世纪以来，随着中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的传统友好、平等、互利、互信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迅速的恢复发展，双方都不断加深改革开放，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两国的边境贸易的发展也不断增长。尤其广西具有中国联系越南最便捷的地理优势，与越南的经贸将更为密切，经济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广西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对越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一、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现状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度重视。越南政府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积极鼓励企业增加进出口，大胆革新法律法规，为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产品结构具有互补性。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品、日用消费品等，越南出口到广西的商品主要以农、林、水产品为主。三是边境贸易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营。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贸的过程中,交通便利的优势促使双方可以采用很多渠道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层次也很明显。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集体、个人参与的多元化的小额贸易和易货贸易；家口岸、地方口岸、过境、转口口岸一起的边境贸易；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三种边境贸易形式并存，但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发展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82年9月～1988年9月)。我国有组织、有控制地先后开办了9个贸易点，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这些贸易既起到了宣传作用，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启动，改善了边民的生活。(2)快速增长阶段(1988年9 月～2002年11月)。自1989年初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定大力搞活、拓展边境贸易，并提出了“通贸兴边”的战略。自此，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商品成交额每年成倍增长，商品品种也由以前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向工业制成品和生产资料发展。边境贸易也逐渐向越南内地的河内、海防以及胡志明市延伸。(3)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第四次东盟和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开始启动，广西边境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 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广西边境贸易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额达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2001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为亿美元，增长，其中中国出口亿美元，增长，进口亿美元，增长。2003年中越贸易总额达到亿美元，增长42%，占越南贸易总额的。据越南海关统计，2004年中越贸易总额达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与此同时，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基本上呈现出一种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贸易结构逐步改善的态势。越南已连续5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南宁海关的统计资料，2004年广西与越南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达亿美元。同比增长，占广西对东盟贸易总额的55%。 2005年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01042万美元，而2006年双方贸易额约15亿美元。占中国与越南贸易总额的近六分之一，增速高达50%。二、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突出问题1.双方在边境贸易口岸的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双方管理部门采用一般贸易的管理手段对待边境贸易的管理；在通关手续方面,程序烦琐、费用高，使得很多企业或个人因难以达到要求而被迫放弃；部分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给商品用户造成巨大损失。2.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实。税务部门对待税收使用的政策是“征多少抵多少，征得少抵得少、缴得多。”这样，国家给予的减半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实际就无法落实。中越两国边贸结算绝大多数为人民币,税务机关无法给予边贸出口企业退税；财政部相关文件有：自2004年1月1日起，广西口岸从越南进口的蔬菜水果类产品，已停止执行关税和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由于此类产品是广西自越南进口的大宗产品，关税的提高使进口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进口量减少,企业在申请出口退税时必须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引起越方众多不便。3.口岸和边贸互市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有些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一些口岸没有国门、验货场、储货仓，口岸功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整体效用，远远跟不上口岸物流快速增长的需求。互市市场建设还不够完善，仓储装卸能力低，旅馆等服务设施还不配套。4.配额管制限制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在广西，边境贸易的多种商品受进出口配额的管制。越南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热带产品、矿产原料等，在国内有较大市场；而我国的轻工日用品在越南也有较大需求；双方由于受配额的限制，无法进行自由交换。三、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建议中越边境地区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地带，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经贸的前沿，发展边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通过制定和规范边贸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加快通关速度，中越边贸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针对当前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状况对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发展所做的建议有:1.加快交通建设。加快交通口岸的建设步伐能明显出促进双方物流规模化发展。广西与越南要更好的开展边境贸易，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双方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来，修路建桥是很必要的，为双方进行多边、多形式贸易打下坚实基础。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2.利用边境贸易积极构建广西—越南跨国产业链。广西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已经为广西与越南形成良好的一体化经贸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构建双边国际化产业链和扩大进出口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双方具备了组合资源进行生产加工出口的条件，具有海陆相连的跨国贸易优势。3.双方加大经济合作。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广西和越南的有关决策者都应具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加强广西与越南合作,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4.改良小额贸易退税政策。由于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境贸易时是以人民币结算为主要方式,边境贸易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因此，要通过多方政策联动，把边贸优势转化为税收优势，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以此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对边贸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货物给予退税,这样既鼓励边贸多出口,也有利于巩固人民币的信用,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免费论文网 )5.放宽政策取消部分限制。国家应该给予边境地区贸易长期稳定的政策,鼓励边民积极参与边贸经营。放宽边民互市贸易商品的限制,给予参与边贸经营的边民以一定的扶持,适当放宽对越南大宗进口商品的限制,减少中越贸易顺差,促进边贸健康发展,边境贸易前景将会十分广阔。6.推行外贸代理制。要加快双方边贸的发展,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改良目前的贸易制。在双方推行代理制,不仅可以使边境贸易改变过去的传统做法,而且可以转移部分风险,缓解当地的财政压力。7.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中越双方都应该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强双方在关税和非关税等方面的贸易门槛。8.大力挖掘双方各自的资源优势。广西与越南的边贸资源具有互补及竞争性,因此双方都应该大力挖掘自己国内的资源,产品应该扬长避短。越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提供丰富的农副土特产品，广西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能向越南提供生产、生活的工业制成品。双方互惠互利,前景大好。参考文献：[1]田孟清钟金伶:广西(中越)边贸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第27卷第3期[2]周英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广西边境贸易研究.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19卷第3期[3](越南)阮文历:越南—广西贸易现状、前景和发展措施.东南亚纵横,2004第11期[4]周毅覃合:“两廊一圈”与中国—东盟区域性物流中心建设.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6期[5]张建中:广西与越南贸易互补性研究.东南亚纵横,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途径的探索摘要文章论述了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的现状与特点，分析了其经贸发展的有利因素与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关键词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一、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的现状与特点1、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现状（1）出口贸易和边境贸易发展情况。越南1986年“改革开放”以来中越双方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2000－2004年广西与越南贸易额占广西外贸额的比重在14。3％－20。9％之间，占全国对越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1。8％、10。3％、14。9％、14。4％和11。2％。广西对越南的贸易额在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中排在第一位。2005年，广西与越南贸易额达到9。87亿美元，同比增长31。1％，占广西对外贸易额的19％，占广西对东盟贸易额的80％。（2）广西与越南进出口主要商品情况。双边进口货物结构，按照商品类多样化和满足双方日益提高的要求这一方向不断发展。越南向广西出口大约100多种货物，其中包括：原料、燃料（原油、天然橡胶、煤炭、各类矿石和各类精油）；粮食农作品（胡椒、花椒、花生和各类热带水果）；新鲜和冷冻的各类水产品（虾、鱼、蟹、鱿鱼等）以及日常消费品（手工艺品、拖鞋、高级家庭用品等）。广西也向越南市场出口多达200多种商品，如：生产线（立式水泥炉等）；机器设备（医疗、运输、农机等）；原料（汽油、化肥、水泥、钢铁、建材等）；农产品（化肥、农药、谷种、等）以及日常消费品（摩托车、服装、儿童玩具、电子产品等）。（3）广西与越南相互投资发展情况。截至2005年底，广西在越南投资项目共49个，投资额2124万美元。越南在广西资项目共18个，投资额1548万美元。中国在越南的投资区域从北越各省市，如：河内、海防、广宁、南定、太平等，已扩大到南越的见港、小河等。中国对越投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酒店、商场、食品包装的印刷、民用电器的安装、各类农机的生产安装、汽车零件的生产与组装、家畜饲料的生产。2、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特点从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现状看，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产品结构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由于广西与越南经济发展及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使得贸易结构存在差异性。广西的比较优势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越南则表现为资源密集型产品。从产品竞争力指数来看，两地的经济关系互补性显著大于替代性。然而，两地的主要产品都是加工或粗加工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因廉价的劳动力而又相互竞争。（2）边贸多，国贸少。据统计，双方正规贸易额在两国外贸总额中只占越南外贸总额7%和中国外贸总额的0。4%，边境小额贸易仍是广西与越南贸易的主要形式。（3）贸易对比不平衡。中越两国的贸易量相对两国的贸易条件发展滞后。越南一直是贸易逆差国，1996年逆差竟高达31亿美元，占出口额的58%，超过国际警戒线30%－50%的标准，且差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二、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的有利因素1、存在巨大的合作市场越南拥有8300多万人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得很快。出国旅游已不是越南平民高不可攀的梦想。近年来，来广西的越南游客呈现出激增的趋势，就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广西的主导产业在越南有很好的合作发展前景。例如，越南是每年需大量进口纸张和纸浆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广西林浆纸产业的大市场。2、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优越的交通条件广西在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方面是中国开展对越经贸最有利的省区。在与越南毗邻的中国南方各省区中，广西位置居中，因此，有利于承担起中国西南、中南、华东等地区对越经贸往来的桥头堡作用。由于毗邻广东，广西还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和港澳地区通往越南的陆路必经之道。广西有一条铁路，两条高级公路与越南相通，南友高速公路到达友谊关后，友谊关到河内也是高级公路。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带来的促进效应越共“十大”后，越南各级政府对“两廊一圈”更加重视，“两廊一圈”是越南北方与中国华南地区沿交通干线构建的经济合作区，充分利用各方面的经济优势，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而且，“两廊一圈”中的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圈正好与广西发展环北部湾经济区的战略有重合之处。三、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历史形成的心理障碍制约双方贸易发展越南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明显表现为重西方轻中国，重台湾轻大陆。越中贸易仅占越南对外贸易总额的8。04%，在越对外贸易中排名第五。越南在经济外交驱动下对中国贸易反应冷淡。非凡是越南与俄罗斯、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公司签订南中国海油气资源开发合同，有意拉入外国油商，使中越领土争端趋于复杂化，给两国贸易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越南对华政策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变数。2、贸易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越南贸易立法落后，经济政策多变，经济法律法规很不健全，现有立法仍然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有的法律、法规过于简单，内容空泛或不统一，有许多规定执行有困难。3、贸易治理体制不够完善（1）某些非边贸公司钻政策空子挤进边贸，走私、偷税漏税和现象在边贸中十分严重。（2）边境贸易方式通过银行结算的只占贸易总额的6%－8%，大量的边境贸易结算通过“地摊银行”以人民币现金操作交易，私人汇兑，无银行担保，商业风险大，轻易引起边境贸易纠纷。（3）口岸办事效率低，商检、防疫、海关相互协调少，通关时间长。如越南商业部与海关部、局都有进出口审批权，要经过16个窗口、18个批文，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吃拿卡要现象时有发生。（4）外贸企业机制改革步伐缓慢。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步伐滞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成本治理、资金治理和质量治理水平低，导致企业经营困难。4、广西与越南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出口商品结构、品种相对比较单一。广西多集中于自行车、布匹、鞋类、啤酒及电池等低附加值以及市场容量相对饱和的产品，越南多集中于大米、腰果、原油、橡胶、矿产品、木器和水产等初级产品和农产品，轻工业和深加工产品出口比例很小。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甚少，使得贸易后劲不足。5、广西对越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不高广西各公司通过国贸或边贸不断将广西产品推进越南市场，如广西产的碾米机、粉碎机、磅秤、水泵等。近年来，由于质量、价格、售后服务等原因，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产品在逐年减少，个别长期由广西销往越南的产品，已逐步被广东、浙江等省份所取代，如过去广西南宁机械厂90%的柴油机出口到越南，现在逐渐被常州和江苏武进柴油机厂所取代。6、越南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对广西出口产品设置障碍（1）越南对进口的1000种以上的商品还规定高额关税。（2）越南对摩托车、电动机、机械、手工艺品、煤炭、成品油、家电、成衣及其他农产品等实行严格的进口许可证和配额限制，并按国内需求状况灵活进行比例调剂。（3）随着中国－东盟统一市场的建立，越南生产的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似的中低档次的产品将与我国展开竞争，很可能向我国发起反倾销诉讼。 （4）开始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标准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如对服装重金属含量、化妆品、香皂等色素和防腐剂的禁止使用等。四、如何促进广西与越南的经贸发展1、充分利用东盟自由贸易区给双方带来的机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广西和越南贸易发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越南是东盟的年轻成员国，急于通过东盟获得经济利益和贸易创造效应。广西面临西部大开发又迎来了广西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性会址的大好机会，等于乘上了双速列车前进。广西与越南在地理上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位置，中国内地发达城市通过广西与越南或东盟各国交流，东盟各国可以经过越南与中国内地进行交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随之增加的巨额贸易，将给广西与越南通道建设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按照正式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0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000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结合部，广西在对越直接投资方面应该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可以通过对越投资进一步吸引其他领域的投资。2、促进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的法律对策广西抓住越南调整进出口法律政策的有利时机，促进广西对外贸易的发展，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把握处理涉外经济纠纷的能力，同时也应了解、借鉴和参考WTO、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灵活、新奇的制度和经验处理广西涉外经济纠纷。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发挥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3、加强边贸治理合作广西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国家出口政策的同时根据广西实际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法规和政策措施，就边界经贸合作签署了许多协定，如答应与中国接壤的凉山、广宁、老街等省在口岸经济区实施一些优惠政策、免征小额贸易进口税的规定等。加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通关速度，积极参与泛亚铁路网和中南半岛高速公路网外，重点抓好北海、防城、钦州等港口建设，发展江海水运。加强南宁、桂林国际航空港的建设，力争在“十五”期间把广西交通运输网构建成为中国通往东盟最便捷、畅通、高效、安全、功能齐备的陆海空相接的交通枢纽和大能力综合运输国际通道，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简化审批手续，建立适应电子商务和无纸化贸易的海关治理制度，提高政府服务效能。4、积极推进广西贸易人才提高战略目前广西通晓国际贸易、法律和东盟各国语言翻译人才十分缺乏。随着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和投资进一步扩大，广西与越南的商事贸易纠纷会不断增多，假如不懂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贸易争端机制，国家和广西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这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输送大批人员出国留学，学习先进的国际贸易、法律知识和经验。5、充分有效利用粤港澳的物质、资金优势，加强经贸合作广西地处华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与东盟经济区的结合部，与粤港澳产业结构、资源结构、市场结构等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广西已经提出“发挥优势，东靠西联，南向发展”的战略构想。以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促进泛珠三角区域与北部湾经济圈的交流与合作，使广西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加工制造中心。参考文献[1]李炳东：广西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J]，广西社会科学，1994（1）。[2]农立夫：广西开展对东南亚贸易现状与前景分析[J]，东南亚纵横，2002。[3]广西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4]李振民：中越贸易发展现状与建议[J]，东南亚纵横，2001（10）。[5]杨丽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及其对广西经贸的影响[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6]杨然：区位优势和交通便利，广西与越南尚有巨大合作市场[EB/OL]，广西新闻网，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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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促进环境保护投资发展的财政政策财政研究论文 导致污染治理投资不足，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外，更重要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重视不够。这从政府预算科目设置体系中可窥见一斑。在当前反映政府活动范围的财政预算的科目设置上，环境保护投资并非像基本建设支出、文教科卫支出等那样作为一个独立的支出科目，而是被寄托在基本建设支出、科技三项费用专项支出等科目之下，这种预算设置机制的结果是各级人大很难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情况进行监督，财政的环境保护投资数量得不到保证。表明环保投资在国家预算支出中是一个可增可减的量，其数额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环保费用占国家预算支出2%以上的比例。这样的投资水平使得中央政府缺乏对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力度，一些综合性的污染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二是民间环保投资的积极性没有得以很好地调动。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特点使得私人资本不愿积极主动地介入该领域，这时政府的作用就是要采取政策培育、引导、利用市场力量。然而我国现行的环境政策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失效。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由于其收费标准设定远低于达到环境排放标准的边际处理成本，许多企业宁愿交费也不愿投资于污染防治工作。政府尽管也对进行污染防治的企业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这些优惠措施方式单一且多属于事后鼓励，不能从根本上激发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动力。此外，我国目前还没发行环境债券和社会环境彩票，因而也就无法像某些发达国家那样，通过给予购买者一定的利息减免来吸引社会闲散资金介入环保事业。 （二）环保投资使用效率低下 据统计，1991～1995年，中国污水处理能力年增长率为8%，但达标排放量的年增长率仅为1%.由此可见，我国有限的环保投资并未产生应有的效益。这一问题的产生，除了环保设备技术含量较低外，主要在于以下二方面：一是环保资金使用过于分散且缺乏监督。目前我国环保投资的大部分都用于各个点源的污染治理方面，用于区域性综合防治的投资很少，这种“撒糊椒粉”式的环保投资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大大削弱了环保投资效益。而这种资金使用分散的状况又与资金来源分散有很大关系。作为污染治理资金主要来源的“三同时”环保投资主要来自各企业，又用于各企业，排污费也是以环境保护补助金的形式返还给企业使用。这样的运作过程必然使得整个社会疏于综合利用，造成资本和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由于环保资金的使用缺乏预算约束机制和有效的监督考评制度，许多企业把应该用于污染治理的资金挤占或挪用，或将治污资金的相当比例用在环保机构工作人员的人头费及其它装备上，而不是用在排污设施方面。二是现行环保投资的行为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严重滞后于社会整体的市场化进程。由于规模经济、技术特征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环保投资带有极强的社会福利色彩，属于国家垄断性行业，既不允许国内社会资金的有效介入，又缺乏一套严格规范的、可操作性的管理模式以保障投资主体的合理权益。这种机制在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的同时，也使环境公用部门普遍出现低效率现象。 二、促进环保投资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 从促进环境保护投资发展的财政政策来看，其思路应是：国家财政除应直接承担起市场不能或不愿介入的投资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采取各种财政手段，推动环保投资的市场化改革，这是增加环境保护投入，提高环保投资效益的治本之道。具体举措如下： （一）增列环保支出预算科目，建立财政环保投资增长机制，确保财政对重大环境问题的调控力度 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些国家的环保投资占其总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财政环保投入由于在国家预算中不被单列，因而既不利于统计，也不利于监督，更不用说保证其占预算总支出的比例了。为此，笔者建议在国家财政预算科目中单列环境保护支出项目，在此之下具体分列新建项目防治污染的投资、老企业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资等项目，并立法规定其支出额度和增长幅度，以确保国家在环保问题上的宏观调控力度。 财政直接参与环保投资，如下二点至关重要：一是财政应是在划分各投资主体环境事权的基础上，承担起一些公益性很强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以及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等方面的投资任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囊括应由企业和个人按照“谁污染谁负责”原则承担的环保投资。二是财政的投资行为也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贯彻“自负盈亏”的原则。 （二）运用各种激励性财政政策，调动企业和个人环保投资积极性 以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要想在一定的时间内遏制环境整体恶化的势头，仅仅依靠国家有限的财政支撑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引导市场力量自觉防范、治理污染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财政可运用以下政策：（1）提供优惠贷款，即对企业环境投资项目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给予优惠。（2）对企业投资于防污设备给予投资抵免、税前还贷、加速折旧等多种形式的税式支出。许多发达国家常用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政策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财政除对废物利用给予直接税收减免外，还应允许企业对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如无公害的生产设备、特定基础材料产业结构改善用设备等实行加速折旧制度，这样不但可以把污染的可能性扼制在萌芽状态，还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开发先进技术，加速设备的更新换代。其次，应加强税收支出对治污领域里的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推动作用，将政策优惠的重点从事后鼓励转为事前扶持。（3）在环保融资中给予税收优惠。具体地说，可发行环保债券或建立环保基金，对个人或企业购买环保债券或存入环保基金的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税，所筹集资金主要贷给企业购买环保设备，实现环境达标。（4）利用财政资金或专项基金对环保产业和有明显污染削减的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贴息。此外，政府还应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的援助。 （三）改排污收费制度为污染征税制度 为改变目前环保资金使用分散及监督不力所造成的低效率，有学者认为可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将排污费纳入预算管理，由政府集中统一使用，以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但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排污收费制度是一项对超标企业的惩罚性消极手段，不能激励企业主动积极降污，也就是说，该项政策带有先天缺陷。而对污染课税不仅能激励企业积极创新，提高治污水平，使社会生产达到最适点，而且便于形成由政府统一使用的、有着严格预算约束的专项环保资金来源，因而以对污染课税来代替排污收费制度，不仅能带来效率生产，而且还能有效解决排污费等使用分散和缺乏监督所造成的环保投资规模不经济问题。 这项改革应从易到难，从目前来看可先将污染最严重也最普遍的排放“三废”的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如将二氧化硫排放费、水污染费、噪音费分别改为二氧化硫排放税、水污染税、噪音税，待时机成熟时，再把那些用难以分解和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的产品如废电池、包装袋等纳入征收范围。在税基的选择上，对排放的“三废”的行为，可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对消费时会造成污染的产品，可以企业的产量作为税基。税率的选择宜采用地区差别定额税率，以适应各地不同的环境要求，同时要防止把税率订得过高，以免社会为过分清洁而付出过大代价；在征管上，宜将污染税作为地方税，并尽量做到专款专用。 （四）推行环境公用事业的企业化管理 为避免环保公用事业政府垄断经营所带来的低效率，可在中国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方面推广BOT模式，即由政府指定或市场竞争产生的企业，在一定产权关系约束和政府的监督下，根据相对独立经营和自负盈亏的原则，生产、销售或提供部分环境公共服务或基础设施，经营收入来自消费者的购买，如居民和企业缴纳的污水处理费。作为改革的初始阶段，财政应承担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同时，在考虑到企业、居民可承受力情况下，应适当调整环保基础设施服务和经营价格，形成基础设施运作收益的良性循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