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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外逃与人民币汇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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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外逃与人民币汇率研究论文

一、我国资本外逃的现实考察1.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又称为资本逃避,资本非法转移等,是资金跨国界的一种异常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有分析显示,我国曾经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4大资本外逃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我国已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在输出资本的结构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余均属各种形式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具有违规性与隐蔽性的特点,因此其规模很难被准确衡量。最近的 研究成果显示,我国资本外逃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100亿美元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在1992年、1994-1995年、1997-1998年形成三个峰顶,于1998年达到最大值,当年超过了400亿美元;15年间,我国资本外逃累计达到1531亿美元,年均102亿美元。(1)通过经常项目的资本外逃经常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收益和经常性转移。货物项是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当事人一方面低报贸易外汇收入,违反国家规定将外汇擅自自存境外,或者干脆隐瞒贸易活动中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高报贸易外汇支出,向国家外汇指定银行购外汇汇往国外。类似子这样的“进出口谎报”(mis-invoicing)还有其它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谎报”中的某些内容如伪造单据所造成的虚假进口货值会反映在“错误与遗漏”项目中,但假报货值包括进口高报、出口低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并未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得到反映。服务类项目包括运输、旅游、通讯、建筑、保险、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各种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单位和个人都可通过服务项目外逃资本,如单位以各种对外支付的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以实现资本外逃,个人也可因私出境购汇。对频繁出入境的人员来说,多次合法携带或违规超额携带现钞累计起来也是较大的数目。收益项目包括职工报酬和投资收益两部分,其中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资本外逃空间,当事人一般通过低报对外投资收益、高报对外商投资支付的投资收益实现外逃资金的目的。经常性转移也是个人外逃资金的通道。由于我国有关政策的松动,个人向国外汇款的限额已由2000美元扩大到20000美元,因此通过这一途径外逃的资本将会迅速增加。(2)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资本外逃资本与金融项目包括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其中金融项目是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直接投资的两个小项目“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在外直接投资”经常被资本外逃操纵者利用。证券投资项目的资产类值得关注,资产类的借贷方分别反映我国持有的非居民证券资产的增加和减少。这一项目自1997年后迅速增加,逆差逐年扩大,表明国内资本通过证券投资流出迅速上升(见表2)。其它投资项目记录了除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是近期资本与金融账户变化最大的项目,已成为我国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之一。(3)通过地下银行系统的资本外逃地下银行作为一个转移资金的非正式途径,正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特别是被用于一些国际性的违法犯罪活动。我国江浙地区,有不少地下钱庄,它们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客户和稳定的资金来源,近年来,我国通过地下钱庄这一渠道流出的资金数目惊人。据报道,我国每年通过地下银行转移出去的资金高达2000亿人民币(约合244亿美元),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相当于255亿美元的全年对外贸易顺差。地下银行由于其高保密、无记录及匿名性的特点,常被走私、腐败、毒品犯罪分子作为洗钱的最重要途径。2.我国资本外逃的特点(1)资本外逃具有“过渡性”资本外逃根据性质不同可分为真实性资本外逃与过渡性资本外逃。真实性资本外逃是因恐惧、怀疑或是为了逃避某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而导致资本从一国单向转移到另一国的资本外逃;过渡性资本外逃则是为了逃避各种管制,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所引起的资本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而后者再以投资身份返回资本流出国的资本外逃。王国林、杨海珍(2001)等人证实了我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之间差别的政策待遇引起的,并非是由于投资环境恶化所致(注:王国林、杨海珍:《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7》,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李晓峰(2000)指出,“不对称风险”因素即国内外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或所面临的经济政治风险不对称,会导致大量的外资流入与不断增加的资本外逃并存(注:李晓峰:《中国资本外逃的理论与现实》,《管理世界》,.)。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外商投资的来源结构中得到证实。田晓霞(2000)认为,在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国内风险因素当中,我国政府对内外资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所形成的“可套利空间”是重要因素之一。(2)跨国洗钱是资金外逃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贪污腐败分子及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使“黑钱”数目迅速上升。为逃避打击,近年来国内大量“黑钱”流出境外呈愈演愈烈之势。一批贪污腐败公职人员、走私犯罪人员通过各种途径给非法黑钱披上合法外衣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我国的洗钱多通过地下钱庄跨国境进行。据估算,在我国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境的2000亿元黑钱中,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元人民币,官员腐败收入洗钱超过300亿元人民币。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1.资本外逃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1)影响资本形成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断言,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递增到10%以上,而净投资的增长必须以社会资本的积累为条件。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S/K的公式中,当产出率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因此,资本外逃会削弱一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从总体上看尚处于投资推动阶段,大量资本外逃无疑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2)削弱政府税基规模较大的资本外逃必然侵蚀一国税收的基础。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巨额资金外逃,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逃出去的资本以“外资”身份返回享受税收优惠,一方面使国家应征收的税收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一批假外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3)导致财富流失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资本外逃有相当一部分是单向流向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2001年1月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嫌疑人携公款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外逃的贪官大多将非法所得的巨款在境外大肆挥霍,造成国内财富的大量流失。2.资本外逃对我国开放经济的影响(1)影响国际信用等级资本外逃会加剧我国对外资的依赖,而外资、外债的大量增加无疑对我国的国际清偿力提出了挑战。尽管我国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但资本外逃若持续地、大规模地发生,必然影响到债务清偿率,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信用评价降低。同时,资本外逃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前景信心不足,阻碍了我国政府申请追加国外贷款,影响在国际上等资。在资本外逃严重的时期,两大国际风险评估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对我国的信用评级分别是BBB[+]和BBB.因此,规模庞大的资本外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2)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平衡来实现。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资本项目比重会不断上升,而经常项目比重会下降。从短期看,大规模的特别是突发性的资本外逃将使我国资本项目恶化,外汇储备下降,这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并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也将对我国的经常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我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长期的持续大量的资金外逃最终将破坏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恶化我国的对外经济环境。(3)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就外汇市场而言,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汇的需求。在浮动汇率制下,本币汇率会迅速下跌。而实行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故会迅速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因此,资本外逃是冲击我国外汇市场、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的重要因素。[page_break]3.资本外逃对我国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影响(1)加剧国有资产流失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国有企业经营者获得相当大的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利。在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行政权力经济化。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是国有资产在缺乏有效监管下不断流失的一种重要形式。(2)助长各类洗钱犯罪资本外逃特别是跨国洗钱如果能够得逞,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经济实力得以增加,其进一步犯罪的欲望将受到刺激,其进一步犯罪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样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在此背景下,走私、毒品交易、黑社会等各类犯罪分子的气焰将更为嚣张,洗钱犯罪进一步扩大,这将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3)损害执政基础由于我国外逃的资金有不少是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非法所得,而外逃正是为了逃避打击。因此,一旦资本外逃行为得逞,其腐败行为将难以查证,使之逃脱处罚,这将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长此下去必将从根本上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三、标本兼治,有效遏制我国的资本外逃1.从源头上遏制资本外逃(1)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以有利的投资环境留住国内外资本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既是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条件,同时还是我国从源头上防止资金外逃的第一要务。国家相关部门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流通与币值的稳定,要为国内外资本创造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国家既要加大对能源、交通、通讯、市政公用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各级政府也要积极完善非物质形态领域的条件,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健全法制,简化手段,减少干预等。(2)统一内外资的不同待遇,消除内外资之间的“级差地租”与“政策落差”我国外逃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属“过渡性”资本外逃,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资本外逃实现资本身份的转换,即由内资变成为外资,从而可以享受我国政府提供的税收等多方面的政策优势。这种“政策落差”及“级差地租”的存在,无疑助长了我国的资本外逃。国际经验表明,税收优惠对注重全球利益和执行长期投资战略的跨国公司来说并没有特殊的吸引力。如美国对外资并没有税收优惠等“超国民待遇”,但其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我国应取消外资在企业所得税、关税、工商税、外汇管理、产业政策乃至市场准入方面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代之以有吸引力的市场、高效健全的管理机制以及优越的投资环境,使内外资在平等的待遇下公平竞争。这样基本上可消除“迂回投资”现象。(3)保护私人产权,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平等待遇首先,要大力宣传《宪法》对私人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使私人合法财产与公有财产一样受到法律保护。其次,在实践中要提高对私人产权的保障力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连续性与一贯性,打消少数富人“怕露富”、到国外寻求“避风港”的疑虑心理。第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现平等待遇,保障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竞争,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4)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国资委的成立,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国有资产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国资委应从以下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消除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其一,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当好国有企业的“东家”,彻底消除“所有者缺位”现象;其二,设立独立董事,充实董事会,加强董事会对总经理的内部约束;其三,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公正的审计、会计等社会中介机构,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的合法性与透明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外部约束;其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现产权形式多样化,引进社会个人股东,调动不同所有者对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其五,培养国有企业经理市场,便于国有企业经理层的优胜劣汰。2.从路径上堵塞资本外逃(1)建立反洗钱联合金融监管网络,堵塞跨国洗钱通道反洗钱的监管组织网络,应涵盖金融、司法、海关等多个部门。在我国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为了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效率,建议建立一个混业模式下的反洗钱金融监管机构,即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券会共同组成“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同时,打击洗钱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协调与配合,因此,我国应该完善包括金融系统、司法机构、税务部门、海关、财政部在内的联合金融监管网。也就是说,在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的基础上,为了加强与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建议在联席会议制下建立常设机构-联席会议小组;针对洗钱活动的国际化特点,建立“反洗钱外联组”,加强与国际反洗钱组织的合作。依据国际经验,我国还应建立反洗钱的金融情报小组,其触角应遍及我国商业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资料和信息,向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报告大额现金交易和可疑金融交易,对有犯罪嫌疑的,应及时向公检法等机关报告。(2)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肩负起治理资金外逃的重担当前,我国应尽快采取措施消除多头管理的现状,明确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全国管理外汇资金的责任部门。作为一种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在发生国际间交易行为,且必须是属于经常项目下真实的交易行为时,才能由当事人持真实的交易凭证购汇支付。大量的资金外逃,恰恰是利用假进口的形式进行的。外汇管理部门应对进口付汇的报关单位严格查验其真实性,对金额超过一定限额(如20万美元或10万美元)的报关单位作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核验,对弄虚作假的单位及通过单位外逃资金的腐败分子通知相关部门严肃查处。外汇管理部门对以个人名义对外支付教育费、差旅费等非贸易项目下的资金外逃,应通过严格控制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转移收支加以制止。特别要注意监管具有一定行政级别(如正处级)的领导干部以及大中型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对外支付行为,审查其转移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并建立完善的对外支付记录。如果当事人不能证明其资金来源正当、合法,则暂缓办理,从而为有关部门查清事实提供条件。要严格执行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对境内居民从现钞账户中一次性提取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银行须审核其真实的身份证明,并按笔数和金额逐笔登记,定期向外汇局备案;从现汇账户中一次性提取等值1万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的外币现钞,银行必须审核有关证明材料,进行登记备案;一次性提取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要由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如果从境外汇入的外汇收入不进入个人账户而直接提取外币现钞,也要按照相应的外汇管理规定予以监督。商业银行发现居民个人提钞中的异常情况要及时向外汇局报告。相对来说,外汇管理部门对以外商投资的红利分配名义流出的资金,虽然难以有效控制,但进行动态的跟踪还是能够做到的。国家已经制定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如果该办法能够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得到贯彻实施,则相当一部分外逃资金将暴露于“阳光”之下,外逃的企图难以得逞。(3)公、检、法、海关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堵塞漏洞作为执法部门,公、检、法应提高对资金外逃严重危害的认识以及敏锐度,提高反洗钱、反资金外逃能力和业务素质。应从频繁的国际资金流动中发现蛛丝马迹,特别要注重少数子女或其它直系亲属在境外就读、就业或办公司的领导干部,要严格审查其汇出境外的资金来源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打击非法资金外逃的力度,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坚持将非法资金堵在境内,将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同时,对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大量的地下钱庄,公、检、法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对首要分子应从快从严惩处,从而切断我国资金外逃的黑色通道。海关应担负起制止少数腐败分子携带非法收入出境的重要职责。据了解,我国不少地方的海关对旅客携带资金出境的查验并不严格,少数腐败分子通过银行汇票带出巨额非法收入事件时有发生。为此,海关应将减少资金外逃列入其工作重点,要添置必要设备,调整人员配备,增强一线的查检力量,既抓好单据查验,又做好出境旅客行李检查;要严格执行现行规定,境内居民个人携带等值2000美元以上出境的,需要向银行申领外汇携带证,海关凭携带证查验放行;一般不允许携带10000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出境,如确需,须经外汇局审核,海关凭携带证查验放行。(4)积极开展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的国际合作全球性的规模浩大且越来越深入的反“洗钱”行动,无疑为我国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加强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其一是在政府层面,我国政府要拿出勇气与决心,制定相关政策,重拳出击;其二是在立法与司法层面,按国际公约修改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其三是在金融特别是在银行层面,由于犯罪分子与犯罪集团大多通过银行来洗钱及外逃资金,所以银行界的任务较为艰巨。2000年底,世界上11家知名的大银行,在瑞士苏黎世向世人宣布了酝酿已久的《沃尔斯堡准则》,以“建立对赃钱存入银行实行严打的一项全球标准”(注:蓝君:《洗钱毒瘤触目惊心》,《中国经营报》,.)。这是全球银行业反洗钱的第一个行业准则。我国银行业尚未加入这样的国际公约。至今。我国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已是“欧亚会议反洗钱项目指导小组”成员,但我国尚未加入全球性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鉴于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任务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早日参加国际协作,对我国银行业的声誉及长远利益是十分有利的。当然,光有约定还不够,关键是各家银行“管好自己的孩子(分支机构)”,不贪一时之利,主动抵抗暴利诱惑是最重要的。只有做到这一点,银行才不会成为助长跨国洗钱及资金外逃的“帮凶”,从而遏制资金外逃犯罪活动的升温之势。

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学术堂特意整理了二十个适合金融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从案例看团体保险市场的问题与法律适用2、金融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关系检验3、基于异质信号的资产价格学习机制及均衡演化路径4、中国农产品期货主力及近月合约套期保值效果研究5、现货、股指期货与股指期权套期保值组合的Delta中性动态模拟6、基于判别分析法的房地产信贷风险评价7、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实现途径:生态资本运营8、宏观税率对国债依存度影响的实证分析9、商业银行股东关联贷款形成机制及其影响研究10、金融危机时期是产业创新的战略机遇期11、保险公司代销基金的前瞻性研究12、中国A股市场引入做空机制的市场风险分析13、新时期信托业务模式调整与风险控制14、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提升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影响15、我国商业银行并购信托业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16、中国人民银行绩效审计的现状与思考17、宏观调控背景下中小城市房地产信贷风险问题研究18、对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推广难的实证研究19、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可持续创新研究20、P2P网络借贷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献综述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人民币汇率制度研究论文

浅谈人民币升值的利弊问题论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那么你知道一篇好的论文该怎么写吗?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浅谈人民币升值的利弊问题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 要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美国等国再一次开始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本文分析人民币升值后对我国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认为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而长期来看则是利大于弊。所以,我国在短期内应顶住压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同时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长期内实行弹性汇率。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弹性的汇率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中的率先复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自2010年初便开始向人民币升值施压。推迟三个月公布的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报告,最后虽然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仍坚决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人民币是否真的要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还是应坚持维持稳定的汇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并存,而人民币如在短期内大幅升值,更是弊大于利。

一、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影响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刺激进口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同时,汇率上升会抑制出口,长远来看,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是有利于改善吸引外资的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使已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使其进一步追加投资或进行再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三是有利于提高人民币的币值含金量和国际信誉,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范围,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做好铺垫。

四是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中国近年来频繁遇到的反倾销诉讼和其他贸易争端越来越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定价过低之上,致使人民币升值与否成为减少贸易摩擦的关键。

五是有利于中国的企业对外投资,走向世界,增大中国的资本输出和投资实力。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不利影响

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较为突出。

一是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对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巨大伤害,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利于经济的复苏。同时,对于目前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中国,对经济增长影响巨大。

二是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将触发“热钱”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将加大我国房市、股市的泡沫,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是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迫使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四是增加就业压力。由于目前我国提供的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或打击出口,甚至导致出口企业破产,最终将造成就业困难,影响社会稳定。

五是使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量缩水。

三、人民币升值短期弊大于利,长期利大于弊

我们应该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对人民币的升值问题进行利弊的.权衡。

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绝对是弊大于利的。当前,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确保我国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必要手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来拉动,且扩大内需也需要一个过程,贸然减少出口,大量的外向型企业缺乏承受能力而破产,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国内部需求结构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前,外部需求依然会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动力。而此次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汇率更具有弹性,也将使人民币在短期内不具备大幅升值的可能性。

从长期来看,如仍维持现状,保持汇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巨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受到较大损害;导致国内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导致相对价格扭曲,加重经济失衡程度等。

总体说来,在长期中中国保持一个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至关重要,而人民币的汇率管理要提倡三性:渐变性、内生性和可控性。中国保持一个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不仅对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健康发展也有深远的意义。在长期内,人民币在经济的可适度范围,小幅升值、弹性浮动将是利大于弊的。不过,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有其必要性的。人民币汇率应更多考虑国内经济因素和形势而浮动,不要受制于他国,屈从于美国等国的压力而使人民币贸然大幅升值。而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推动其经济的继续复苏。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自身的国情,将其归咎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是不合理的。所以,在我国相关改革完成之前,名义汇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升值,不仅仅无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反倒可能带来许多无法应对的潜在风险。我国应顶住国外压力,加快汇率制度改革步伐,尽快建成更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驾驭好人民币升值问题。

参考文献:

[1]程实:人民币汇率升值“合理”吗[J] 西部论丛 2010年04期

[2]陈永昌: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分析与走势预测[Z] 凤凰网

[3]贺军:全球经济复苏前中国应坚持现行人民币汇率政策[J] 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70期

[4]曹彤:合纵连横,主动出击,人民币汇率战争新思维[J] 环球财经 2010年04期

[5]杜琴庆:美财政部: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人民币依然被低估[N] 东方早报 2010年7月10日

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这是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够新了吧,紧跟时代:-----------------------正文内容-----------------------《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一、 金融危机不会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 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二、 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下调至。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三、 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下滑为2008年的,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和;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和。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

中国汇率问题研究 摘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事关我国进出口形势、国内优势产业的生死存亡等,中国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际法要求的范围内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应争取遵循国际法途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争端机制内解决问题。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原因 国际法 解决途径 “人民币升值论”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提出指控。2009 年来,西方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陈年旧调再次喧嚣尘上。西方国家不厌其烦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美国。长期以来,美国以美中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力促人民币升值,尽管美国明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明显改善其国际贸易状况,但仍然不遗余力地促压人民币升值,原因在于:一是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自己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打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最终削弱中国同美国的议价能力;二是通过促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全球热钱引入中国,吹大中国国内资产泡沫,并在泡沫顶峰时反手做空,使中国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日本。 2.欧盟。相对于美国而言,欧盟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但自2007 年初开始,欧盟的态度一度超越美国变得异常强硬。欧盟之所以突然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于人民币虽然兑美元升值,但相对于美元兑欧元的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兑欧元同样是贬值的。这一方面增加了欧盟成员国对华出口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使得中国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比进入美国更容易,其结果是欧中之间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为减少贸易逆差,欧盟选择联手美国共同压迫人民币升值。 3.日本。与美国、欧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以2008 年商务部统计为例,截至2008 年10 月,日本一直居于中国前10 大贸易逆差来源地第3 名,仅次于我国台湾和韩国。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在于贸易差额问题,而是争夺亚洲领导权以及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 可见,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合力压迫人民币升值并乐此不彼,归根结底就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西方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如果我们贸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必将给我国经济各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在世界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出口一度萎缩,此时提高人民币汇率无疑是对出口的又一沉重打击。 第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在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R&D)和服务业为主来讲,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世界经济整体环境依然并不乐观,这对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国际游资而言,具有升值预期以及进入相对安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国际游资由于具有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的特点,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潜的在冲击。况且,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直接产生影响。三、人民币汇率自主性的国际法依据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国家主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与平等的特性,而国家货币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在处理国内外一切与货币事务相关领域的体现。传统上,主权国家可独立自主地应用本国的货币主权,原则上他国不得干涉与反对。但随着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各国之间在行使本国货币主权时不仅要综合考虑本国的各种因素,还要考虑到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 IMF作为限制和协调各国对外行使货币主权的专业国际组织,它规定:凡是加入IMF 的成员国就意味着该国同意授权IMF 行使原只属于各国的部分货币主权,从而使各国原有的货币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 宗旨和章程的约束,承担IMF协定中相应的义务,比如在外汇安排、汇兑措施、国际收支和划拨等方面的义务。表面上看,这种让渡会使国家的货币主权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时,国家在让渡自身部分货币主权的同时却又能对等地享有、获得来自他国相应的货币主权的补充。也就是说,只要这种让渡是以平等互利为前提和基础,就意味着国家不会丧失本国货币主权的自主性。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的承诺是保证履行IMF 协定第8 条款项下的义务,即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而这一早已完全兑现。因此,当前我国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在已经履行了IMF 协定义务的基础上,遵照其要求进行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理由对之加以指责和干涉。这也从根本上赋予了我国自主运用汇率制度的权利。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化解决途径 针对西方国家无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明确IMF 为人民币汇率争端解决的主要机制。近年来,西方国家因为IMF 执行措施的力度没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强硬,试图舍弃IMF 而寻求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汇率义务本该由IMF 来衡量,不能因IMF 执行规则的力度不够,就该另起炉灶。因此,西方国家的这种打算是避轻就重,试图滥用WTO 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对此,我国政府应该表明西方国家援用WTO 的有关协议来挑战我国汇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协定的规定及其管辖权于不顾,既有违于IMF 和WTO 在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 本身的规定。 第二,详细研究IMF 有关货币汇率的争端解决机制。IMF 成员国关于汇率争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争议成员国将投诉或争议提交IMF 理事会或IMF 执行董事会审议;成员国对IMF 或成员国之间对《IMF》条文解释产生争议,则提交IMF 执行董事会裁决;如果执行董事会所审议或裁决的投诉和争议与某一无权单独指派执行董事的成员国有关,该成员国可以派代表列席会议,执行董事会也可以对该成员国提出此种要求;与《IMF 协定》解释争议有关的成员国对于执行董事会的裁决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该裁决作出后的3 个月内要求将该争议再提交IMF 理事会作最后裁决。这些磋商程序看似简单,然而应用起来却无比复杂,因此,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把握人民币汇率争端的主动权,增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 参考文献: [1]杨松.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温建东.从IMF 和WTO 规定看人民币汇率[J]. 金融研究,2004, (6) . [3] 陈斌彬. 从国际法的视角看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合法性[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 [4]方蕾.对西方关于人民币汇率指控的国际法解读[J],经济研究导刊,2006(6). [5]郑玲丽.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法思考[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4).

人民币汇改研究论文

(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简评 本次汇改实行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改变了原来事实上盯住单一美元的偏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符合汇率制度走向市场化的大趋势。该制度保证了基本汇率水平由市场决定,同时又使货币当局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作用。它有很多优点:汇率风险较小有利于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市场化的外汇价格有利于国际收支自动调节;使国际经贸关系比较协调等。 央行在2005年7月汇改公报中使用了“参考”而非“盯住”一词。既然是“参考”,央行就没有必要披露货币篮子的构成及其如何调整。央行的“货币篮子”是非公开的,即使经过一段时间市场根据数据估算出货币篮子的构成,也很难比较准确预测汇率,因为“参考”而非“盯住”的政策为央行采取各种措施提供很大的操作空间,这样做的优点是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享有更大的相机抉择权。在当前刚刚推进汇改,外汇市场有待完善同时央行监管能力亦有待提高的环境下,为政府干预留下较大空间是必要的。但同时使央行稳定汇率政策的可信度,比汇改前的实际盯住美元制度大大降低。尤其当汇率处于基本均衡同时遇到冲击等突发事件时,由于没有央行的信用保证,市场汇率波动可能较大,这会增加央行干预市场的次数和力度,也使央行管理汇率成本和操作失误的可能增加。 (二)外汇市场建设尚需改进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显示政府逐渐将外汇定价权让位于市场,但上述目标在实施中遇到国内金融市场发育滞后的挑战。尽管汇改以来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完善外汇市场,但目前为止我国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这使得“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难以有效运作。本文引用几组数据说明我国外汇市场状况:国际上98%采用做市商制度的外汇市场是分散和无形的,而我国还是集中的和有形的,前者对客户更方便并且效率更高;国际上外汇交易中40%以上交易是在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间进行,而我国几乎全部是在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作为市场主体的客户和外汇经纪人出现缺失;一直以来我国银行是汇市最大的卖方,中央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双方交易额占总交易量的60%以上,外汇市场的垄断程度比较高;有学者估计汇改以来央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超过总交易日数的70%,对银行间市场敞口头寸基本全额收购或供应,央行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官方色彩仍然比较浓。 汇改迫切需要恢复外汇市场的弹性,矫正被扭曲的外汇供给和需求,让市场化的外汇供给与需求来寻找人民币的均衡汇率。而一直延续外汇短缺时期确立的外汇管理思路和政策框架,如外贸“奖出限入”、资金“宽进严出”和产业“填平补齐”,尤其强制结售汇制,使得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被扭曲,供给被放大而需求被抑制。只有整个外汇供求比较真实的反映市场主体的供求和预期,才会形成更接近均衡的汇率。 国际上外汇市场的交易额中,80%以上不是即期交易,而在我国则几乎全部是即期交易,这就难以形成市场化的远期汇率。为改变此状,2005年8月,央行扩大了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并开放了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同时,央行发布通知首次提出开办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并将在远期交易中率先引入询价交易方式。此外,还扩大了即期、远期外汇市场交易主体。但这些措施效果并不理想,市场反应并不好,获准开展该业务的金融企业并没有大规模开展业务。 交易环节的市场化建设对汇率市场化非常重要,因为汇率是在外汇的交易中形成的。国际上日均外汇交易量早已突破了万亿美元,泰国、印度这些经济总量和开放程度均不如我国的国家其日均外汇交易量也在30亿美元左右,而我国日均交易只有12亿美元。期货、期权等国际上比较流行的金融衍生工具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并且高技术含量的期货等金融工具发展很迟缓。所以我国外汇市场上交易量比较小,并且交易品种比较单一。(三)汇率波动区间改革简评 当前汇率制度的波动区间较窄,这使得汇率波动较小进而使外汇市场难以活跃。本文认为央行采取此措施的原因是:国家宏观经济承受汇率波动的能力还相当弱;管理落后的国企外汇风险意识不强,民营中小企业抗击外汇风险能力较弱;货币当局无相应监管经验,监管能力不足。但波动区间较窄同时也带来了:汇率形成市场化程度受到限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央行干预汇市力度和管理汇率成本增大等不足。 当前人民币兑欧元、日元的波动范围较大而兑美元的波动幅度比较小,这两个汇率之间有时是失衡的,就存在套利空间。这种失衡有可能吸引较多的套利“热钱”, “热钱”的涌入对市场上形成正常的均衡汇率水平会产生干扰。 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议 (一)将“参考”一篮子货币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 当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汇改的进行及外汇市场微宏观条件的改善,可改“参考”为“盯住”。改为“盯住”后,在央行的信用支撑下,市场预期更稳定,可以利用市场预期的自我实现性来稳定汇率水平。即使当汇率波动大到或汇率走势已经影响经济运行,央行仍可以通过参与汇市上外汇的买卖,进行汇率管理。我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使得央行有了相当强的干预汇市能力。当然具体是采取弹性盯住还是爬行盯住或其他盯住方式,可根据经济市场状况再作探讨。 (二)关于外汇市场建设 1.继续增加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以完善已实行的市商制度。市场上供需主体越多,垄断的可能性越小,形成的价格市场化程度越高。尤其是扩大管理水平比较高的股份制和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外汇市场,这些企业不同于传统的国有金融企业,各方面顾忌比较少,它们更能活跃外汇市场。有活力的市场才能向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这样也会反过来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善。 2.强化强制结售汇制度的改革以恢复外汇供需的弹性。企业可以通过对持有还是卖出因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选择间接参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改革强制结售汇制扩大企业参与市场程度来活跃汇市,使结售汇这个环节弹性更大、市场化程度更高。当前外汇储备充足、企业(含金融企业)市场化程度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强化改革的环境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尝试:扩大允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对现有允许保留外汇结算账户的企业(含金融企业)扩大可以保留外汇的限额;延长结汇宽限时间,进一步提高留汇比例,在适当的时候逐步转向意愿结汇制;对于个人用汇,可以继续放宽居民个人因私购汇限额并简化购汇手续。 3.继续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使资本项目下被压抑的用汇需求逐步释放。我国资金的“宽进严出”政策还未明显改善,对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间接投资管制都比较多,使得用汇需求被压制。央行可配合有关政策便利企业境外投资、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可以考虑:将境内外汇指定银行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融资提供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扩大银行和受益企业的范围;允许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境外证券市场。 4.改进和完善央行的干预机制,逐步减少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让市场主导汇率的形成。除非当市场汇率短期汇率波幅大到影响本国对外经济往来,或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低估或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当前应着手建立外汇平准基金,以便央行以更公开的方式干预汇市。 (三)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较大的汇率浮动区间符合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大趋势,只有汇率波动增大,经济体才有规避汇率风险的需要,金融企业才有可能进行金融创新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也是汇改以来尽管央行出台一系列外汇市场建设的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的原因。汇率波幅的增大需要摆脱当前较小浮动区间的限制。但当前对的浮动区间还没有用足,汇改以来单日最大波幅是2006年3月汇率上升了100个基点,所以对当前浮动区间可暂时不动。目前要用足这个区间,允许汇率每天可以上下波动一两百个基点,这将向市场传递央行减少干预的信号,有利于市场正视汇率风险以增加外汇市场的活跃度和弹性。待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后,再视状况逐步扩大浮动区间,新的改革出台时应有意识的减小人民币兑美元和非美元汇率之间浮动区间的失衡。 汇率形成机制应该是市场化的,但与之相关的许多环境制度尚需完善,如作为市商制度主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还不足,而这又与当前正推进的国有银行的改革密切相关。以前外汇市场全由政府主导,货币当局没有对外汇市场的监管经验,货币当局的监管水平尚需提高。与汇改密切相关,并且一般先行于汇改的利率改革也还未深入推进。由此看出,汇率形成机制与市场环境和许多经济改革密切相联系,改革不能过于超前。汇改以来,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总体看央行出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政策基本上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和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

人民币汇率上升,无疑给百姓造成的伤害最大,这主要是我国当前国情并不具备升值空间,一味强制升值,那么还债的只有通过通货彭胀,物价上涨来解决人民币汇率上升所带来的压力,比如猪肉涨价,并不是养猪户的积极性减了,相反,主要是因为猪饲料的上涨给肉价上涨带来了更大的空间。但是人民币上涨也给一些向国际银行贷款的一些行业带来了价值空间,比如航空业,地产业,造纸业等~!

我赞同二楼,一楼明显是在胡扯人民币升值怎么吃亏最大的是老百姓呢,显然老百姓得益嘛!你昨天拿100元能买一件衣服今天一下能买两件相同的衣服了,你说你吃亏了还是获利了?长远看,吃亏的是中央银行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人民币升值(大幅度!),那么相应的结果是:1.外汇储备贬值,也就是说,国家辛苦积攒的东西不值钱了.2.汇率上升,对于出口贸易有极大的抑制作用.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所以汇率的变动对出口贸易的需求弹性极大,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严重受挫.3.金融市场资产由于外资的撤离和利率的提高,泡沫破裂,造成国民经济的动荡,严重的话,会有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同时产生.4.外资的撤离通过人民币升值前后的汇率差赚去我们大量的劳动果实.5.缺少实业经济发展的支持,一味强制的升值不会长久,而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调和价格扭曲甚者则会造成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混乱.由于你给的悬赏分太低,所以解决办法就不告诉你了!呵呵再加点悬赏分我告诉你!嘿嘿还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一时记不起列举,希望这个答案能给你一点启发

楼上的拿些论据出来证明是胡扯...

人民币汇率毕业论文

进入2010年以来,国际外汇市场针对人民币升值与否的问题做了无数次的讨论和争辩,最终还是回到人民币升值的几大关注问题上来:“人民币为什么会升值,人民币升值后的影响是什么,人民币升值的利与弊在哪里,如何找寻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人民币汇率升值后会产生哪些人民币升值受益股,同时有伴随哪些人民币升值的危害”。反思下来总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币升值与否与投资者和国民经济有着什么样的纠结与暧昧? 首先我们来认识下人民币汇率是什么。汇率亦称“外汇行市或汇价”。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由于世界各国货币的名称不同,币值不一,所以一国货币对其他国家的货币要规定一个兑换率,即汇率。 而人民币汇率就是人民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 人民币升值定义: 在中国利率评价论对人民币走势的解释或更贴切,也就是说两种不同货币存款的利差应等同于市场预期的汇率变动的百分比。通俗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的钱值钱了,比如在国际市场(只有在国际市场上才能体现出人民币购买力增强了)上原来一元人民币只能买到单位商品,人民币升值后就能买到更多单位的商品了,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是由汇率直观反映出来的。 人民币升值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换句话说就是你以前用一美元能换元人民币。现在只能换元人民币。 人民币升值的利与弊(人民币升值的利弊) 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有: 1.增强我国的购买力,外国的商品我们买都等于是别人打七、八折的价钱卖给我们。 2.同样道理我国对外国进行投资或购买外国资产都会比以前便宜、便利。 3.人民币的一次升值会引发经济界人士认为人民币还会升值,导致大量的资金进入中国,这足以抵消因投资成本加大而减少的投资额,而且还会大大的超出。 4.由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被人民币升值所抵消,人民币升值还可以促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为主的方向转化。 5.人民币的升值可以为人民币走向世界打下基础,升值后的人民币会给世界人民带来信心,之后人民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6.社会福利直接提高,因为人民币购买力提高,各方面的物价会相应的降低 7. 从短期效应来看是有利的。毕竟在相同的货币价值下,老百姓能买的东西多了。但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最明显的就体现在如上所说的进出口贸易方面。另外,站长团上有产品团购,便宜有保证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涉外经济发展影响研究:以山东为例2009-8-19摘 要: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结构优化促进作用明显。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有所减缓,但由于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仍将存在,根据人民币汇率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其对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作用也将是长期的。本文就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山东省涉外经济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并就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涉外经济发展等提出政策建议。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出口商品结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一、引言汇率作为国内货币与其它货币之间的比价,与涉外经济发展关系十分紧密,而贸易结构作为涉外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受汇率变动影响显著。从改革开放至2005年7月21日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贬值通道,贬值幅度在82%左右,通过汇率贬值,我国在二十世纪90年代前期基本结束了贸易收支长期逆差的局面,并完成了从资源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这也是适应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变动幅度加大,升值趋势明显。这期间由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相对不断提高,减弱了部分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相应提高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有所减缓,但由于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仍将存在,根据“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人民币汇率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促进作用也将是长期渐进的。可见,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人民币升值对涉外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机理分析汇率变动对涉外经济影响的研究一直是金融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尤其是汇改前后,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进出口总量、就业等总量效应的分析。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人们将焦点转向升值对外贸结构影响的研究上。管涛、尹祖宁(2006)等通过对汇改前后我国出口商品变动情况的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抑制那些低附加值、低效益的产品出口,而那些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则因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价格的上升并不会影响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人民币的升值会激励这些产品的生产者进一步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设计方面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人民币的稳步、适度升值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魏巍贤,2006)。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这一变量进行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指商品进出口差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是用以分析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冯正强、杨晓霞(2007)计算了2005年7月至2006年12月我国三类商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结果显示,随着人民币汇率爬行式缓慢升值,大部分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减少,而劳动密集型商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则在增加,竞争力不断增强,贸易结构得到优化。一般来说,出口商品结构变动取决于经济体内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产出结构变动,而产出水平受制于贸易竞争力,若汇率变动在事实上形成了对经济体内部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价格竞争力的不同影响,那么它也一定会带来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在汇率非中性的条件下,各种产品的价格反应是不同的。而且由于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生产成本、市场组织以及需求弹性等因素存在差异,所以汇率变动之后各种贸易产品的价格反应就会不同。在长期内,不同的价格变动将产生不同的价格压力和盈利差异,这会对社会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产出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资源配置和产出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通常是不能实现的,它取决于可变要素累积状况和经济结构的灵活程度,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汇率对出口商品结构的长期影响。同时,随着汇率变动,经济体内部由于各个产业或产品的投入品来源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成本变化,进而产生不同的价格压力变化。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更多非进口投入,汇率变动导致其更大幅度的进出口变化,而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对进口投入的依赖性较强,因而汇率变动仅导致其较小幅度的变化。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山东省涉外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山东省对外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对外贸易额从1998年的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底的亿美元,增长了9倍,其中出口额从亿美元增长到亿美元。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成为推动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比达到42%,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为充分反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我们借助《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贸易结构分为初级产品、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三类。通过分类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计算(见图1),可以发现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几个显著特征:(一)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逐步失去竞争优势2008年,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在全省出口额中的占比为,较1998年下降个百分点,其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而1998年这一指数为,初级产品出口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二)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2008年,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而1998年这一指数为,近年来竞争优势不断扩大。(三)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仍占较大比重2008年,全省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在三类产品中竞争优势最强,其出口额占全省比重为53%,这一指数较2006年下降,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竞争优势在降低。(四)从企业规模看,“强者衡强,弱者更弱”效应明显中小企业由于转嫁成本的能力有限,且本身利润空间不大,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部分竞争力较弱、依靠退税维持经营的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而对于拥有自主品牌、掌握一定定价话语权的大型企业来说,由于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提高价格等措施来应对汇率升值,因而不仅未受影响,而且市场占有率得以提高。以纺织业为例,2008年的大型企业利润额占全行业的,其平均利润率为,是全行业平均利润率4%的倍,比上年同期增加个百分点。为进一步分析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本文选用1998—2008年山东省进出口年度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集合,利用Eviews软件对各类商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平稳性及协整检验后,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如表1: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是三类商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Granger原因,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四、当前需要关注的几点问题及有关建议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大环境下,推动贸易结构升级对全省对外贸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由于山东独特的经济结构、企业缺乏竞争力、无序竞争等因素的存在,制约了汇率升值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一)经济结构不合理,贸易结构转型缓慢长期以来,第二产业在山东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原材料加工型行业又占据第二产业的主导,以2008年为例,纺织、机械、食品、化工、冶金、建材六大传统行业的销售收入占第二产业销售收入的70%左右。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机电产品仅占出口总值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也低于广东、江苏、浙江的69%、70%和43%。竞争优势不突出,结构转型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二)传统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影响较大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其对企业的影响不断深化,尤其是对农产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产品附加值较低,提价存在一定困难,回旋余地较小,受影响较大。以纺织业为例,2008年全行业利润约在4%左右。部分外资企业甚至出现破产逃逸现象。虽然近期为应对出口下行风险,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有所提高,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部分行业的窘境。(三)出口企业中无序竞争、相互倾轧现象严重由于龙头企业竞争力不突出,企业无序竞争、相互倾轧现象严重,出口企业难以通过提高价格化解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据山东海化进出口有限公司反映,其主要出口产品纯碱属于高耗能、资源性产品,发达国家基本不生产,其产品国际需求较稳定,但由于国内同类企业相互倾轧现象严重,企业根本无法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获取更多的收益。(四)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方式亟待升级面对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因素,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对汇率条款的幅度难以把握,只能被动地接受汇率损失。目前大多数企业仍习惯采用提前结汇、延迟付汇等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的避险操作方式,缺少自身对未来汇率走势的正确判断,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亟待升级。对此我们建议:一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外向型经济优化升级。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作用。三是完善有关管理政策,避免部分传统行业过快衰退。四是加大引导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参考文献:[1]戴祖祥.我国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1981-1995[J].经济研究,1997,(7).[2]魏巍贤.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J].统计研究,1997,(5).[3]马丹,许少强.中国贸易收支、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6).[4]管涛.汇制改革初见成效——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评估[J].国际贸易,2006,(2).[5]尹祖宁.弹性汇制下更应关注和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J].经济学动态,2006,(6).[6]胡均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结构的影响[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山东济南分行 刘连营;中共山东威海市委党校 邓卫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7期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这是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够新了吧,紧跟时代:-----------------------正文内容-----------------------《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一、 金融危机不会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 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二、 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下调至。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三、 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下滑为2008年的,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和;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和。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论文

中国汇率问题研究 摘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事关我国进出口形势、国内优势产业的生死存亡等,中国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际法要求的范围内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应争取遵循国际法途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争端机制内解决问题。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原因 国际法 解决途径 “人民币升值论”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提出指控。2009 年来,西方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陈年旧调再次喧嚣尘上。西方国家不厌其烦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美国。长期以来,美国以美中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力促人民币升值,尽管美国明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明显改善其国际贸易状况,但仍然不遗余力地促压人民币升值,原因在于:一是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自己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打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最终削弱中国同美国的议价能力;二是通过促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全球热钱引入中国,吹大中国国内资产泡沫,并在泡沫顶峰时反手做空,使中国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日本。 2.欧盟。相对于美国而言,欧盟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但自2007 年初开始,欧盟的态度一度超越美国变得异常强硬。欧盟之所以突然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于人民币虽然兑美元升值,但相对于美元兑欧元的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兑欧元同样是贬值的。这一方面增加了欧盟成员国对华出口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使得中国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比进入美国更容易,其结果是欧中之间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为减少贸易逆差,欧盟选择联手美国共同压迫人民币升值。 3.日本。与美国、欧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以2008 年商务部统计为例,截至2008 年10 月,日本一直居于中国前10 大贸易逆差来源地第3 名,仅次于我国台湾和韩国。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在于贸易差额问题,而是争夺亚洲领导权以及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 可见,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合力压迫人民币升值并乐此不彼,归根结底就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西方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如果我们贸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必将给我国经济各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在世界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出口一度萎缩,此时提高人民币汇率无疑是对出口的又一沉重打击。 第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在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R&D)和服务业为主来讲,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世界经济整体环境依然并不乐观,这对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国际游资而言,具有升值预期以及进入相对安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国际游资由于具有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的特点,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潜的在冲击。况且,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直接产生影响。三、人民币汇率自主性的国际法依据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国家主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与平等的特性,而国家货币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在处理国内外一切与货币事务相关领域的体现。传统上,主权国家可独立自主地应用本国的货币主权,原则上他国不得干涉与反对。但随着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各国之间在行使本国货币主权时不仅要综合考虑本国的各种因素,还要考虑到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 IMF作为限制和协调各国对外行使货币主权的专业国际组织,它规定:凡是加入IMF 的成员国就意味着该国同意授权IMF 行使原只属于各国的部分货币主权,从而使各国原有的货币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 宗旨和章程的约束,承担IMF协定中相应的义务,比如在外汇安排、汇兑措施、国际收支和划拨等方面的义务。表面上看,这种让渡会使国家的货币主权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时,国家在让渡自身部分货币主权的同时却又能对等地享有、获得来自他国相应的货币主权的补充。也就是说,只要这种让渡是以平等互利为前提和基础,就意味着国家不会丧失本国货币主权的自主性。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的承诺是保证履行IMF 协定第8 条款项下的义务,即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而这一早已完全兑现。因此,当前我国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在已经履行了IMF 协定义务的基础上,遵照其要求进行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理由对之加以指责和干涉。这也从根本上赋予了我国自主运用汇率制度的权利。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化解决途径 针对西方国家无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明确IMF 为人民币汇率争端解决的主要机制。近年来,西方国家因为IMF 执行措施的力度没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强硬,试图舍弃IMF 而寻求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汇率义务本该由IMF 来衡量,不能因IMF 执行规则的力度不够,就该另起炉灶。因此,西方国家的这种打算是避轻就重,试图滥用WTO 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对此,我国政府应该表明西方国家援用WTO 的有关协议来挑战我国汇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协定的规定及其管辖权于不顾,既有违于IMF 和WTO 在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 本身的规定。 第二,详细研究IMF 有关货币汇率的争端解决机制。IMF 成员国关于汇率争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争议成员国将投诉或争议提交IMF 理事会或IMF 执行董事会审议;成员国对IMF 或成员国之间对《IMF》条文解释产生争议,则提交IMF 执行董事会裁决;如果执行董事会所审议或裁决的投诉和争议与某一无权单独指派执行董事的成员国有关,该成员国可以派代表列席会议,执行董事会也可以对该成员国提出此种要求;与《IMF 协定》解释争议有关的成员国对于执行董事会的裁决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该裁决作出后的3 个月内要求将该争议再提交IMF 理事会作最后裁决。这些磋商程序看似简单,然而应用起来却无比复杂,因此,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把握人民币汇率争端的主动权,增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 参考文献: [1]杨松.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温建东.从IMF 和WTO 规定看人民币汇率[J]. 金融研究,2004, (6) . [3] 陈斌彬. 从国际法的视角看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合法性[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 [4]方蕾.对西方关于人民币汇率指控的国际法解读[J],经济研究导刊,2006(6). [5]郑玲丽.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法思考[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4).

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研究的论文,这个简单的很,

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写:第一是、人民币与全球第一大货币美元之间的关系,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 整,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方面入手;第二是、我们中国坐拥庞大美债,所以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这一方面也可以展开来写;第三是、随着人民币加入SDR,未来对汇率会有很大影响!这也为走势稳定提供了基础! 中国须捍卫汇率自主权。当然,中国亦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通过扩大内需市场减 少对出口的倚赖,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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