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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庭坚
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作品有《山谷词》，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2、江万里
初名临，字子远，号古心，南康军都昌（今江西都昌）人。南宋爱国丞相、教育家。自幼神隽颖异，年轻有文名，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进士，为官40余年，历官91任，也曾坐事闲废12年。宋度宗即位，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秉性峭直，力主抗元。
咸淳九年（1273年）予祠。元兵至，为游骑所执，后伺机脱归。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元兵破饶州，江万里率子江镐等投水殉国。著有《宣政杂录》。
3、陶渊明
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
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
4、雷发达
字明所，南康府建昌县梅棠乡新庄（今江西永修县梅棠镇新庄村）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卒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归葬金陵。他是清初宫廷“样式房”的掌案（总设计师），世称“样式雷”，被誉为近代世界著名的建筑艺术大师。
清代初年，雷发达与堂兄雷发宣，因以建筑工艺见长，应募赴北京修建皇室宫殿。雷发达年70解役，著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工程营造录》等著作。
5、余玠
字义夫，别号隐樵。南宋末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官至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分宁县汤桥乡长茅村人（江西修水县黄沙镇瑶村村），侨居蕲州(今湖北蕲春)。
余玠少为白鹿洞诸生，后投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余玠受任于南宋危难之际，竭力经营巴蜀，为支撑南宋王朝半壁河山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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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九江古称江州、浔阳、柴桑、汝南、湓城、德化，有江西北门之称。地势东西高，中部低，南部略高，向北倾斜，平均海拔32米，全境东西长270公里，南北宽140公里，总面积万平方公里，占江西省总面积的％，其中市区规划面积30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是江西省第二大城市。中文名称： 九江外文名称： Jiujiang City别名： 浔城行政区类别： 江西省第二大城市、地级市政府驻地： 浔阳区电话区号： 0792邮政区码： 332000面积： 平方公里人口： 475万(2009年江西统计年鉴)方言： 江淮官话，赣语方言机场： 九江庐山机场火车站： 九江站 庐山站(原九江南站)车牌代码： 赣G著名高校： 九江学院、九江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历史名山——庐山，以其迷人的秀姿，吸引了历代名人高士、宗教界杰出人物在这里驻足，秦皇汉武，亦步入其中……两千多年来，许多杰出的人物为庐山吟唱出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使庐山成为千古名山。庐山，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并处一山，形成了中外历史的独特文化现象。秀丽的风景，多变的景幻，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6年被批准为我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九江境内的鄱阳湖水域是中国最早的渔业基地，也是现今世界上最大候鸟越冬栖息地。每逢冬春之际，大约有两百多种鹤类珍禽在此翔集，有“中国第二长城的美誉”。九江现代交通已形成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历史上便利的交通，曾经使九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交流中心，成为古代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三大茶市”之一。历史沿革九江（浔阳城），山拥千嶂，江环九派，“士高气清，富有佳境”。自古以来。就是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通都大邑。九江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襟江带湖，背倚庐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 九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九江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中“九江孔殷”、“过九江至东陵”等记载，后据《晋太康地记》记载，九江源于“刘歆以为湖汉九水（即赣江水、鄱水、余水、修水、淦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入彭蠡泽也”。长江流经九江水域境内，与鄱阳湖和赣、鄂、皖三省毗连的河流汇集，百川归海，水势浩淼，江面壮阔。九江称谓的来历有两种，一是“九”为古代中国人认为的最大数字，“九江”的意思是“众水汇集的地方”，“九”是虚指；二是“以为湖汉九水（即赣江水、鄱水、余水、修水、淦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入彭蠡泽也”，即九条江河汇集的地方，“九”是实指。长江流经九江水域境内，与鄱阳湖和赣、鄂、皖三省毗连的河流汇集，百川归海，水势浩淼，江面壮阔。 九江开发历史较早，夏、商时期，九江属荆、扬二州之域，春秋时九江属吴之东境，楚之西境，因而有“吴头楚尾”之称。九江作为行政区划最早出现在秦代，秦始皇划天下为三十六郡，就有九江郡。此后九江又有柴桑、浔阳、汝南、湓城、德化等古称。但主要以九江、柴桑、浔阳、江洲著称于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划为36郡，设有九江郡。西汉时，九江始建县，称柴桑，即现在的九江城，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车骑大将军-灌婴在此凿井筑城戍守，称位城，又称灌婴城。三国时属东吴，隶武昌郡。唐时，改九江郡为江洲，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河阳郡，至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江洲，五代十国时，江洲是南唐道德教化之地，故改浔阳为德化，废江洲，宋时，复置江洲。元代改为路，元末陈有谅自称皇帝，以江洲为都，明代，改路为九江府，清沿明制。辛亥革命后废除帝制，1914年设道领县，将九江府改为河阳道，共领二十县，其中德化县因与福建省的德化县同名，于1914年改为九江县。 1917年设九江市，1921年3月，设九江行政厅，次年改设市政府。1932年2月，设立行政区制。1936年又改为九江县，1949年5月7日九江解放。7月19日设九江专员公署，原九江县的农村划九江县，原九江县的市区划分为九江市。1968年4月，成立九江专区革命委员会。1971年2月,改为九江地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改为九江地区行政公署，1980年九江市从九江地区划出，升为省辖市，市辖浔阳、庐山、郊区三区，1983年7月27日地市合并，同时实行市管县体制，现辖九江县、武宁县、修水县、永修县、德安县、星子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等九县、瑞昌市、浔阳、庐山两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共青开发区和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九江名人 陈三立、陈寅恪、陈衡恪、陈封怀、虚云、李烈钧、蒋彝、许德珩（附夫人劳君展）、杜宣、蔡若虹、杨叔子、殷有为、陈邦柱、袁隆平（祖籍德安）、刘谦（祖籍武宁） 古代名人 陶侃、庾亮、慧远、陶渊明、狄仁杰、白居易、李渤、周敦颐、黄庭坚、岳飞、朱熹、江万里历代风韵江环湖绕的九江,早在古代就是高僧名士和文人墨客慕名登临的旅游佳境.魏晋南北朝时,高僧慧永,慧远,名道士陆修静等曾先后来到九江,寻觅净土,筑舍修行.从东晋至清末到九江和庐山为官,访友,游览,隐居的著名文人雅士多至五百余人.由此,九江人文景观胜迹如林. 文学方面,九江是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故土家园;又是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的故里.宋代我国四大书院的白鹿洞书院就在九江.这所有纲领,有校规,有秩序的高等学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靖节之土,有用之才,流风余绪,泽及明清. 九江的山川,曾留下过众多骚人墨客的足迹.明嘉靖《九江府志》称:九江"自陶(渊明),谢(灵运)以来,儒风绵绵,相续不绝;高人闲士,蝉联不绝".他们当中,多是执领风骚的名儒.中国文学史上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诗坛巨擘,文章巨公,如江淹,谢灵运,李白,李渤,白居易,苏轼,苏辙,王安石,陆游,朱熹,杨万里,唐寅,王守仁,紫霞真人,魏禧,潘耒,康有为等,都曾为九江和庐山的天然美景而倾倒,在这里放歌山水,记叙游踪,敷陈掌故,抒发情怀,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题记,墨迹,轶闻,佳话,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千余年来,在九江这块土地上,不仅涌现了众多的文人学士,还培育了许多有才干的军事家和科学家.东晋时,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陶侃,就是浔阳人.与他同时代的周访,周楚,周抚一家两代,为保卫晋室屡建功勋.北宋将领王韶(德安人),南宋将领余玠(修水人),曾率部与吐蕃部落和蒙古军作战有功,分别官至枢密副使和兵部侍郎. 九江曾是兵家逐鹿的战场.从西汉初年刘邦派车骑大将军灌婴追击九江王英布,到东汉末年东吴水军都督周瑜在鄱阳湖上操练水师;从东晋咸和年间陶侃,温峤,庾亮起兵平乱,解建康之围,到南宋绍兴年间岳飞率部五次戍守江州;从元代末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进行争夺天下的麈战,到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林启荣在湖口重创清军水师…… 千百年来,驰骋江州大地的金戈铁马,留下了许多古战场的遗迹.《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诸葛亮舌战群儒","群英会蒋干中计","柴桑口卧龙吊孝"等故事,都与九江有联系.至于朱元璋大战鄱湖十八载的遗迹,则遍布于匡山蠡水之间. 在长达百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九江涌现了众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先烈.其中佼佼者有,维新志士陈宝箴一门四杰,子陈三立,孙陈衡恪,陈寅恪,是我国著名的诗人,画家,史学家.武宁人李烈钧,湖口起兵,反对帝制,维护共和,是辛亥革命元老参考：
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这片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上，涌现出一大批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历史名人。他们或思想深邃，独创一帜；或政绩卓著，留史青古；或技艺超群，影响深远。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不同的历史进程中，绽放不同的光芒，造福当时社会和子孙后代。
1、陶渊明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2、晏殊
晏殊（991年—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南昌市进贤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1055年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献。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
3、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累赠太师、楚国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4、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病逝于钟山，赠太傅。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5、黄庭坚
黄庭坚（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
6、文天祥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自号文山、浮休道人。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状元及第，官至右丞相，封信国公。于五坡岭兵败被俘，宁死不降。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在柴市从容就义。
7、解缙
解缙（1369年－1415年），字大绅，明朝吉水（今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中进士，官至内阁首辅、右春坊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解缙因为才学高而好直言被忌惮，屡遭贬黜，最终以“无人臣礼”下狱，永乐十三年冬被埋入雪堆冻死，卒年四十七，成化元年（1465年）赠朝议大夫，谥文毅。解缙自幼颖悟绝人，他写的文章雅劲奇古，诗豪宕丰赡，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尤其擅长狂草，与徐渭、杨慎一起被称为明朝三大才子，主持编纂《永乐大典》。
8、汤显祖
汤显祖（1550年—1616年），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江西临川人。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34岁中进士，万历十九年，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万历二十六年，愤而弃官归里。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
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作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
9、宋应星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末清初著名的科学家。宋应星一生致力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收集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同时思想上的超前意识使他成为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宋应星的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不同学科，而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10、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1969年），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江有着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古人曾云其“据三江之中，当四达之衢，七省通连，商贾云集”，足见当年之兴盛繁华。山清水秀，风光绮丽，千百年来，让多少文人雅士流连忘返，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文学巨匠，无不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然而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江西的文物大市，九江却异常尴尬地徘徊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外，不能不说是九江人的遗憾。千年积淀 近代放异彩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九江的历史遗产，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全市现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4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65处。在今年5月底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九江再添四处，使“国保”总数达到了八处，特别是美孚洋行旧址的申报成功，填补了浔城市内长期无“国保”的尴尬。悠久的历史为九江留下了璀璨的文化遗产，灌婴筑城鉴浪井、公瑾点军烟水亭、不倒的锁江楼塔……然而，历经岁月沧桑，战火浩劫，存留下来的古代文物已是屈指可数。庾亮楼，古时江州名胜，只能在诗文中寻找当年风光无限的只言片语；九江最早的历史文物———西园浪井，据称“每遇江涛汹涌，人闻井有浪声”。可叹千载悠悠，古井长存，但不知从何时起，井底已听不到涛声了。近代，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打开九江门户，在侵略的同时也为九江留下一系列文物，如1912年设立的日本领事馆旧址，该馆为砖石结构，西式两层红色楼房，门前台阶高一米，台阶以下房基均为麻石结构，顶原为四坡顶，并有顶窗和烟囱，基本保持原貌。1925年“五卅”运动中，该馆前常有爱国人士聚众演讲，也曾被愤怒的九江人民冲击，可谓九江光辉反帝斗争的实证。台湾银行旧址位于湓浦路上，为钢筋水泥砖木结构，面阔24米，进深12米，高10米，是一座两层西式楼房，上为四坡顶，二楼前有小阳台，门前有台阶。当年日本侵略者建此机构，巧取豪夺，攫取九江实业，垄断九江金融，罪行累累。提到近代文化遗产，就不能不提到美孚洋行旧址及相关建筑，它作为个体申报“国保”屡屡碰壁，后在金鸡坡发现了公司的办公楼、油库和别墅，作为系统性建筑，其完整性就非常有代表意义，以小见大，反映了帝国主义大肆倾销石油，经济掠夺的勾当。今年以整体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浔阳市内终有一“国保”，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两大硬件———市区内一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两条历史原貌保存良好的街区，已然得其一。所以，近代史上文物遗存丰富，是九江向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迈进的巨大优势，除以上所述，英国领事馆公寓旧址、九江海关姑塘分关旧址、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九江办事处旧址、九江修道院旧址、同文中学和儒励女中旧址，这一大批西方建筑，与中国古文化相激荡，形成了九江自己的另类风格，不仅成为了城市的形象名片，也是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可或缺的重要财富。两条街区的差距那么，离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到底还有多大差距？其实，所欠缺的硬件，简而言之，就是两条街的差距。也许总能找到几条这样或那样的街道，街道上也不乏一处或几处保存良好的文化遗产，但是零星的点不少，作为整体的、保存原有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风貌的街区却难寻其踪。历史文化单位保护的应有之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单体建筑面貌的维护，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层次，在2002年修改的《文物法》中得到体现，就是要加强单体文化遗产周围历史环境的保护。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宋朝人，就算他的衣食住行完全与古代如出一辙，如果他的邻居街坊全是清一色的现代化家电，想必谁都会肯定这是在拍电视剧，而怀疑宋代人的货真价实性。美孚公司旧址主楼申报“国保”无功而返，而作为一个整体却水到渠成，两相对比，同样是这个道理。就两条历史原貌保存良好的街区而言，庾亮南路和湓浦路颇具潜力，假以时日，应能填补空白。庾亮南路在近代史上为九江文化教育宗教的汇聚：法国传教士所建的天主教堂静谧、肃穆，现仍为天主教徒做礼拜的活动场所。九江修道院旧址于1937年建成，是培养神职人员的高等学府。生命活水医院旧址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该院现仍保留有门诊大楼、住院部及其它附属建筑。这些建筑均为砖木结构，铁皮红瓦青砖墙体，颇具西式建筑风格。同文中学和儒励女中于1867年创办，同文中学专收男生，儒励女中主要招收女生，以圣经为主课，宣扬奴化思想。而湓浦路的意义则在于西方经济渗透的活教材，太古洋行、日本领事馆旧址、日本台湾银行都坐落在附近，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九江的缩影。如何让具有历史风貌的街区在新的时期与新建筑和谐共存，如何让九江众多特色鲜明的点汇聚成面，是文物保护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一些历史气息浓重的街区，采取一定的“迁就”，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修新的建筑时，采取与之相近的建筑形式、颜色、高度和风格，使之相互呼应，成为点与点连接的过度带，将零星的点串联起来，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申报意义深远 路还很长当然，仅仅是硬件达标，并不代表一切ok。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市名胜古迹管理处吴宜先主任谈道，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包含几个方面的要求，要修复历史记忆，整理历史史料，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正确维修历史遗存；“申报的确是一件好事，可以让更多市民知道什么是历史文化名城，身边有哪些无价之宝，如何积极投身于文物的保护。且不论最后申报的成功与否，能达到这样的社会效果，本身就是胜利。”很难想象，没有自身过硬的条件，没有良好的社会基础，没有专门的机构，没有专业的人才，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能够成功。可是，九江在成立文物局方面已经远远滞后，文物保护的管理体制也在完善中，文物保护单位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尚待理清。现在市内很多文保单位，要么作为一般的办公楼来使用，要么长期闲置废弃，铁将军把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2005年，市规划和文化部门共同提出了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方案，分析了九江的区位关系、历史沿革、文物古迹分布，以及重点路段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整治改造，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毕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许多历史文化名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不少已名存实亡，甚至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正因如此，我们更应珍爱身边的无价之宝。
加Q党？！一般来说，以历史人物为题材写评论性文章，标题部分一般可以采用几类方式1，歌颂功绩，以正面形象撰写，如孙中山，可以写：民主之父----一代伟人孙中山，也可以写国父与中华民族（孙中山亦被称为国父）等等2，批判人物，这是一种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负面评价，有支持就有反对，有歌颂就有批判比如针对蒋介石东北的不抵抗政策的批判，可以写做：九一八，国之耻之类的，一般批判类多数是针对某些历史事件及影响，多数不写名字3，综合类，基本上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如孙中山可以写：孙文的一生，孙中山与中华民国，民主与民族等等 题目方面，一个可以一目了然，直接表明主体所评述的人物，简单明了，让人一读就知道要说谁；二个可以不写名字，但提到的历史事件让人能直接联想到某个或某些历史人物，然后利用开篇来引出正题
赵乃抟（1897~1986），字述庭，号廉澄。浙江杭州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达55年、系主任达18年，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1986年12月17日逝世。 1930年携妻、子归国，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后历任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至1949年夏。此后，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赵乃抟从教55年来，对欧美经济思想史和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主要论著有《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欧美经济思想史》、《欧美经济学史》、《披沙录》等等。其中《欧美经济学史》是他几十年研究和讲授经济思想史的结晶，为其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所作；当时他在昆明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白水煮青菜，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写出了《欧美经济学史》。1949年新中国解放后，其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编成旷世巨著、大型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专辑《披沙录》5卷。《披沙录》取“披阅万卷，沙里淘金”之意，其凝聚了赵乃抟毕生心血，被誉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块基石”，也实现了他誓“做淘沙者、拓荒者，为后人铺路架桥”的宏愿。 在55年的长时间里，赵乃抟始终坚持在学术岗位上，孜孜不倦地从事经济科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他是一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锲而不舍、诲人不倦、老当益壮的学者。他早已桃李满天下，学术著作也早已传播到海内外。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许多人早已成为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和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赵乃抟担任角色儿子 学生 丈夫 父亲 老师 同事 朋友 父亲赵绳武 吴震春 妻子骆雯 儿子赵凯华 钱学森 蒋梦麟 龙 云 母亲朱氏 钱家治 邓力群 周炳琳 霍揆彰 马寅初 范长江 胡 适 薛暮桥 蔡元培 千家驹 李四光 郭大力 赛利格曼 傅骊元 刘半农 狄超白 米契尔 陶继侃 徐志摩 王学文 理查德·琼斯 厉以宁 周作人 陈振汉 汤用彤 赵 靖 陈岱孙 胡代光 徐毓楠 范家骧 冯友兰 巫宁耕 丁文江 张友仁 冯祖荀 洪君彦 郑天挺 ·1897年3月28日即丁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江干。·1903年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习古文。·1915年18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21岁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同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免试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同年参加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此后一生恪守进德会的道德规范,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同年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1922年25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赵乃抟为钱学森辅导中文和英文，骆雯为钱学森辅导数学、物理、化学。同年赵乃抟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1923年骆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并与赵乃抟结婚。是年8月赵乃抟26岁时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1924年27岁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30岁《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博士论文初稿写成。·1929年5月32岁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取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同年骆雯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营养学专业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30年33岁博士论文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于美国各大图书馆。同与妻、子归国。·1931年5月接到北京大学聘请他为经济学系教授的聘书，其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出自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提名，并得到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同意。 本年34岁。·1933年36岁时北京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赵乃抟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当然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图书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和学生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1936年为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160周年，赵乃抟写了《国富论学说述原》。·1937年40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被迫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41岁时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老年教授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此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赵乃抟被大家推选为旅行团团长，众人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1938~1945年先住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东院，后因日机频繁轰炸，改在昆明北郊岗头村茅草房内住宿。房子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再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1945年12月1日发生一二·一惨案，赵乃抟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并挽联一幅“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殒命，谁偿此赤血；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以悼念死难烈士。同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北京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时年48岁。·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同年赵乃抟始住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5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同时在南京、天津殴伤并逮捕学生百余人，制造五·二零血案。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是年50岁。·1948年51岁时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交正中书局出版。同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1949年于北平解放后，新开“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课程，并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同年夏天，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该年52岁。·1951年赵乃抟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决心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同年夏，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年10月，赵乃抟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并虑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从当年始赵乃抟开始收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原始资料。·1953年赵乃抟受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剧《萧何追韩信》，感触颇深。·1955年中央文委范长江到北京大学作知识分子报告后到燕南园29号看望昔日老师赵乃抟，使赵乃抟更加下定决心：虽然英语极好，但其决心去啃当时不少领域尚为空白的文化史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他要“肩负起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他虽已58岁，但他想，“天假我以年，我是可以干的。我要做淘沙者，做拓荒人，为后来人铺路架桥”。故断然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领域，转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同年赵乃抟、骆雯夫妇为了祝贺学生厉以宁即将毕业，邀其同游香山。·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经济思想史”课程教案，送还赵乃抟教授。彼时61岁。·1962年65岁时因患甲状腺肿瘤住院，未等病愈即出院。·1963年66岁他又因肝炎再次住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要求老伴送书送卡片，中国经济思想史料第一部分的许多卡片即在病床上整理抄写出来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空前浩劫席卷燕园，赵乃抟被造反派诬蔑为“白专”典型，还被攻击为“死抱着封资修的东西不放”。造反派冲进赵乃抟家里进行抄家，很多资料惨遭洗劫，书籍被撕毁，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写的讲义全部被抄。此时69岁。·1980年83岁的赵乃抟与骆雯其夫妇邀请心爱弟子厉以宁同游陶然亭。·1983年86岁高龄的赵乃抟不辞辛苦地继续从事《披沙录》多卷本的修改定稿工作。·1986年《披沙录（一）》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约40万字，第1版印行10000册。该书的出版，不仅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界的重视，而且也得到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好评。同年赵乃抟脑病发作，住进北医三院专为一级教授加盖的铁皮病房。是年12月17日晨于北京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公墓。享年89岁。·1987年《披沙录（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由其儿子赵凯华于北京大学出版社自费印行《赵乃抟文集》。 赵乃抟1897年3月28日出生于钱塘江畔的杭州江干。父亲赵绳武，在浙江省1897年的乡试中考取为举人，长期担任杭州江干小学校长，辛亥革命后在浙江省教育厅任秘书。母亲朱氏，也是一位读过一些经书和诗文的知识分子。赵乃抟自幼就在父母的督促下读书和练习书法，受到良好的旧式家庭教育。 赵乃抟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学习古文。赵乃抟191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预科学习，每年的成绩都是第1名，因而年年获得奖学金。1918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取得免试入北京大学本科的资格。当时，北京大学本科经济、商学门的主任是马寅初教授，赵乃抟受到他的创新思想的影响，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准备进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继续深造。 蔡元培校长为了改变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旧北京大学学生追求升官发财的腐朽习气，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这个会德戒条按照会员种类有所不同。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之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进德会还“公开罚章”，违反戒条的要受到处罚，并且推举出纠察员来执行。赵乃抟在北京大学参加了进德会，做了乙种会员。他一生恪守进德会乙种会员的戒条，这对于他后来坚持不参加反对党派，不担任反动官僚，专心致志地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赵乃抟教授在担任北大研究生教授时，待遇较一般教授为优，月薪为大洋500元。他为了解决学生中的经济困难，提出每年拨出一笔款项为他的母亲朱氏设立“赵母奖学金”，奖励北大经济学系学业优秀而又家境清寒的同学（见《北京大学周刊》 1936年6月 13日）。为此，成立了由胡适、周炳琳、陶希圣三位教授组成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来决定获得奖金的人选。为了这件事，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给赵乃抟教授，信中说：“廉澄先生：手书敬悉。先生设立助学金，纪念令先母，这是最可敬佩的孝思。我很愿意追随诸公之后，做一个董事。我不久要出国，在出国期中，董事的事情请枚荪先生（按即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代表我，敬复。即祝双安。胡适敬上廿五、六、廿一” 马寅初协助提倡“兼容并包”进行北大改革的蔡元培校长，增聘学有专长的专任教员，解聘不学无术的旧官僚教师。在经济、商学门的办学中，各种学派的经济学说都得到开课讲授的平等地位。赵乃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扎实求学，为他以后研究经济思想史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他受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立志不做官，专心研究学问，做一名有知识的劳工，即脑力劳动者。 可是那时他接到了父亲寄来的要他回浙江到衢州中学教英文并兼教务主任的来信和聘书，他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准备前往工作。离开北京前，他到当时任教育部参事的前浙江第一中学校长钱家治（钱学森父亲）先生处辞行，告以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升学，将回浙江就业。钱老师听了十分为之惋惜，提出要为他留意找个工作机会，使他能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在他刚回到浙江的第二天，就接到钱老师拍来的电报，说已经为他找到在晚间课余当家庭教师的职务，劝他返京升学。于是，他才得以在1918年秋天顺利地入北京大学本科学习。 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在校期间，赵乃抟很喜欢外文，其英语诗作曾被选登在校刊上，其他各科成绩亦于班上名列前茅。赵乃抟还参加了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还参加了1918年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为了给自己筹措学杂各项费用，赵乃抟在大学本科期间，兼做了几项工作。从1918年开始，他在晚清名相翁同龢的后人翁振伯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在晚间给翁同合的几位孙子教课，历时4年，直到1922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钱家治先生替他找的工作。同时，他经过同学余九恒介绍，在北京安徽中学担任高级英文教师。大学本科学习期间，赵乃抟还被由蔡元培先生兼任馆长的国史馆聘请为国史馆编辑，具体任务是翻译一部《希腊史》的部分书稿，以供编写中国历史的参考。 赵乃抟于1922年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就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当时位于美国纽约市区北部的哥伦比亚大学十分著名，又在中国有着重要影响。赵乃抟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作研究生的入学许可后，就于1923年8月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赵乃抟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琼斯进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琼斯的经济学著作有16种之多，又收集到琼斯的大量书信，并且还有有关琼斯的书籍74种和论文52篇。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具的研究后，才开始书写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赵乃抟在他1929年的博士论文《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论文对琼斯经济思想的渊源、体系作了探讨、阐述。论文英文本全文10余万字，分为8章。第1章，制度学派的经济学；第2章，琼斯生平和一般背景；第3章，琼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第4章，地租论；第5章，工资论；第6章，利润论；第7章，琼斯的其他理论贡献；第8章，琼斯的批评家和琼斯的影响。该论文初稿写成于1927年，经过多次修改，于1929年定稿，印成大样，提交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审定。博士论文答辩会于 1929年5月举行，会议由赛利格曼教授任主席，密契尔教授任副主席，答辩委员会由校内外专家十余人组成。他们不断提出问题，赵乃抟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辩。答辩会进行了3个小时，经过表决，论文获得通过，他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于1930年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这篇博士论文，对琼斯生平和经济学说的研究，超过了以前的著作。赛利格曼教授在“经济思想史”课程讲到琼斯的经济思想时，总会说到“一位中国留学生赵乃抟博士对琼斯研究的贡献”，赛利格曼把赵乃抟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内容，并且将赵乃抟的这篇论文指定为参考书，要学生阅读。赛利格曼教授为15大卷《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在该书的“琼斯”这一辞条中，将《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一书，列作参考书目中的第一部参考书。可见，赵乃抟的博士论文在琼斯经济学说的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赵乃抟被图书馆的浩瀚藏书所吸引，因此，尽管在美求学时间长达3年，但他却未看一场电影，而是把美好的青春时光花在了读书学习上。赵乃抟的书桌上有一牌子，上书：“言谈以十分钟为限”；其旁放一只老式钟表，他惟恐时间在闲聊中白白逝去。虽说他是官费生，可官费有限，根本无钱买书，他说每天清晨到一家饭馆刷盘子，以挣上一点儿钱，并把这钱的大半部分用来买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先是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初武汉告急，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相隔3000余里。年富力强的教授们和大学生一起过崇山峻岭到昆明，中老年教授们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这个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大家推选赵乃抟为旅行团团长，周炳琳教授负责外交，魏建功教授负责文书，章廷谦副教授负责伙食，姚从吾、张佛泉两教授负责行李。大家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赵乃抟和陈岱孙轮流担任经济学系主任。赵乃抟开设“经济思想史”必修课和“商业循环”、“社会主义”、“当代经济思潮”3门选修课程。这3门选修课程，每学期各开2门。同时，赵乃抟发表文章的风格有了很大转变，正应了他自诩“不将心事付烟霞”的题诗。在昆明，赵乃抟住在才盛巷2号北京大学办事处的宿舍里。那原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的东院，龙云让给北京大学使用。龙云同北大教授们的宿舍是同一幢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龙云住在最西头楼下，赵乃抟住在东头楼上第4间。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修建了临时宿舍，教师们都搬到那里住宿，赵乃抟住在一间茅草房内，房子是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死难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4烈士，师生们都极为愤怒。赵乃抟前往4烈士灵堂致祭，并且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以及挽联一幅，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同学的滔天罪行。挽联的词为：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殉命，谁偿此赤血； 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1946年12月19日西南联大召开本年度第7次教授会，会议推举由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位教授共同草拟“教授会决吁请政府对此次事变之行政首脑人员速予以撤职处分，务期达到目的”，并通过规劝学生“星期四一律照常上课”的文告——《教授会告同学书》；会议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教授代表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与卢汉省主席、霍揆彰省警备总司令接洽，要求严厉惩办凶手及其主使人，并确保大学师生今后的安全，还要求他们以地方军政当局的名义发表声明，“对合法之自由决予尊重”，“本校罢课已将届月，其中所经过的惨痛之事实，已为国人所共见。本会之措施已屡经议决执行。关于本月一日之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已经政府先行停职议处外，本会并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已于本晚推举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之尊重。同学诸君心怀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内外之情势，如学校早日恢复常态，同学对于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实现，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同人爱护同学，爱护学校，本中心之热忱，经屡次之会议，已请学校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务必复课，务望同学诸君于是日晨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亦勿对上课同学有拦阻之举动，否则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尸位之讥，义不能受，亦当有以自处，谨此忠告，惟同学诸君察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赵乃抟回到北京大学后仍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这时北京大学一年级和先修班设在北京宣武区原名国会街北京大学第四院（现新华通讯社社址），赵乃抟又是那里的主任。1947年国民党政府抛出所谓“经济改革方案”，妄图挽救国统区的经济危机。周炳琳、赵乃抟等15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此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对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经济政策，加以揭露和抨击。1947年5月20日北京各大学和中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1947年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这份宣言认为参加5·20惨案游行的青年学生“情绪熟练热情，精神勇敢，行动严整而有规律，……动机天真纯正”，“我们又不得不置憾于某些当局措置失当，有纵容暴徒摧残学生之嫌”。宣言指出：“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积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同时，又劝说学生“实应珍重其血肉，宝贵其精神。……不废学业，避免无谓牺牲。”（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30日）赵乃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课程长约20年之久，他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于1948年交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49年上海解放，正中书局迁往台北，此书在台北发行了8版之多，而在大陆却极为罕见。赵乃抟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本书……付梓后又承门人北大讲师熊正文君、讲员叶方恬君、助教张友仁君为我悉心校对，多方考证，他们为我耗费了无数的精力与时间，衷心殊感。在本书写成之后，蒙三十年前之窗友和二十年来之同事周炳琳、周作仁两先生于严寒的冬夜和酷暑的夏日，为我评阅，并提出很宝贵的意见，加以删改。他们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又本书初无问世之意，重以周炳琳先生之敦促鼓励，又承老友吴俊升先生之竭力帮忙，始得刊行。他们的热情爱护，尤使我铭感万分。” 1948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深为愤慨，他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在探视中他还对国民党特务的无理要求大声地严厉地加以驳斥。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都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北平解放前夕，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从而实现了他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出绵薄之力的强烈愿望。 1949年赵乃抟在北平解放后，在北京大学停开了“经济学概论”课程，新开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价格概论”课程。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议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1949年夏天开始，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1951年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赵乃抟也报名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具体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1952年夏，我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从1946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赵乃抟住在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等处迁到西郊燕园，赵乃抟于1952年10月间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师队伍得到扩充和增强。这时“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已经后继有人，赵乃抟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当时担任“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工作的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这些教学材料直到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后，才由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送还赵乃抟教授。
徐志摩的情感之路
卖国实践翻案，为汪记“曲线救国”论招魂。他们甚至提出要重估汪伪政权的历史功过，要彻底摆脱国共两党原来对汪伪政权的观点，声称“汪记南京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的补充，它代表了广大“灰色地带”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日本法西斯的利益。与此同时，一些歪曲历史，美化汪精卫、陈璧君、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的文章也纷纷出笼(22)。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背景极为复杂，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亲属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所在地政府或团体的介入，使历史人物研究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许多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成为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许多本不该翻案的问题也重新翻案，使问题越来越繁杂。方伯谦、严复等人的研究都存在这些问题。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后人和所在地的政府或团体希望对这些历史人物评价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一些纪念性的讨论会多说好话，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科学，如果历史学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就只能沦为一种“史学广告”，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那确实是学术的堕落。至于某些研究者，由于知识背景和能力的限制，无法从宏观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实际地位，而是过多地介入感情，甚至可以说，许多研究者研究谁，就爱上谁，不仅自己不能从被研究者的身上疏离出来，而且有些过分武断者甚至不许别人对他的研究对象说一个不字。上述背景与原因还使90年代以来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出现一些过分翻案的倾向，使原本可以接受的结论变成不定的问题。如果说新时期的前十年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还带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的话，那么最近十年的一些翻案文章，则更多地带有搅浑水的意味，带有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的意思。原来说是白的，他偏说成黑的。以否定之否定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创新的捷径。凡此，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工作者所应该注意和克服的。注释：(1)据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2)据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中华书局1983年版。(3)《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4)《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5)《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6)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7)吴泽、谢天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l期。(8)史苏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五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9)余志森：《研究历史人物不可忽视各人特点》，1984年10月15日《文汇报》。(10)简修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11)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12)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
时代与艺术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时代孵化出艺术，艺术又推动了时代进步。
徐悲鸿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领域、表现方法,将一种新的审美品格引入国画,他的这些创新在以后的国画实践中持久地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完全不是他所抨击的“文人画”式的影响,后者是死法,而前者是活法,他给予人的更多是启迪,是面向生活的开放的体系,和“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白石老人的思想殊途同归。深切地领会徐悲鸿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徐悲鸿对于中国画的惠泽,还不仅仅是绘画层面。而这种深刻的内在性,是我们今天学习继承大师时必须予以关注的。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徐悲鸿纵横画坛的时代正是“五四”新文化兴起和对中国命运产生莫大影响的时代,也是时运多舛、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头。说他是“五四”文化的继承者,是时代的产儿,是确切的。那正是中国由愚昧时代向近代文明时代发展过渡的时刻,是中国人民自强图存、奋起御敌、实现崛起的时代。当其时,文化启蒙是压倒一切的使命,由于民族危亡的形势日趋严峻,“五四”所开创的启蒙主义任务也更加迫切。在文艺界文学方面有鲁迅、巴金等对新文化、新人的呼唤,艺术上则有徐悲鸿等对新的民族精神的塑造。徐悲鸿的艺术理论和实践中渗透着浓厚的启蒙主义气息,可以说启蒙主义是他艺术的内在骨骼。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首先,他的中国画革新的真谛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他对素描和准确观察表现对象的强调,对艺术上“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的要求,都体现了一种严格的理性精神。比如,他评论浅绛法的运用,“此作晨雾,颇有效果,因为用同等深浅(极淡)能区别光量,但于花卉,便不适宜,尤其幅幅是浅绛,便显得单调,石溪、石涛最犯此病,此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确为的评。又如他评论金碧山水,“此必在高处且山上全披葱郁之植物,日光斜照,方得此石青石绿之美丽色彩,用赤金钩出,更有意义。因如太阳正射,则山势失其起伏;如反射,则成一片灰色。若用浓墨钩出山势,则嫌太重;倘用淡墨,则又显得软弱。只有用赤金勾出,恰到好处,犹显导光彩,我想大小李将军,当年皆活动于陕西长安一带,可能在秦岭,或在山西五台山习见此处景色”,那些根本没见到过这番景致的人,却强为金碧山水,是“将就用之,实胡闹也”。这种追根溯源的理性精神,难道不是中国画所需要的?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其次,启蒙主义的人文主义气息洋溢在他的创作之中。人文主义的本质在于以人为中心,高扬人性之美,对人内在的高尚品格、道德、德性、理性、智慧乃至人本身的形体之美给予虔诚的认同与歌颂,这就是徐悲鸿认为中国艺术应对人体、人的生活给予特别关注的原因,也是他在“致广大,尽精微”前加上“尊德性,崇文学”要求的本意。看他的《愚公移山》《巴人汲水》,给人强烈印象的便是人体的美,人性的美,劳动的美,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品格美。岂止人物画,他的其他题材的画作,尤其是马,其身上又何尝没有那种豪迈昂扬、刚健有为、积极进取、遇挫弥坚的人的影子?与此相应,一切有违人文、人道的东西便被否定,这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实在难能可贵。这种富有近代气息的人文主义内涵,是传统国画所缺乏的。如果说为中国画注入人文主义质素不是徐悲鸿一人的功绩的话,起码他是极其重要的一员。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再次,艺术参与社会的改造与进步。纵观西方启蒙艺术史,启蒙时代的艺术家多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徐悲鸿所极服膺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其《自由引导人民》产生的效果何逊于革命的千军万马;俄罗斯的启蒙画家列宾,其《伊凡雷帝杀子》又具有何等的社会批判效果,以至于列夫·托尔斯泰在看过后惊呼:“你真棒,列宾,真棒。这里有种朝气蓬勃的强有力的、勇敢的和击中目标的东西。””这话用以评论徐悲鸿也十分确切,他的几乎所有的国画都是对时代有感而发的,他的马是“潇潇思战斗”,雄鸡是期盼“一唱天下白”,《国殇》是对那种“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民族危亡关头英雄主义的赞美……他对此有明确的意识,说:“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方式。欧洲哪一个复兴的国家,不是先从文艺复兴着手呢?”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艺术家之职责,在志于道而已。艺术之道,实足以利天下。艺术之于天下,亦犹药之一种。”。徐悲鸿曾对蒋兆和教诲:“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是认为艺术并非被动,也可以推动时代发展的。中国画之干预现实的新风,也自徐悲鸿始。在一段颠倒黑白的日子里,徐悲鸿的这种艺术介入现实的观念,被用来粉饰太平和歌功颂德,但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末流,不值一晒,没有内在的人文主义气质,启蒙艺术只能沦为蒙昧艺术。望采纳，谢谢！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一定时代的艺术发展，必然和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相关联，并且这种关联往往会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黑格尔是第一个提出“艺术终结”论的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黑格尔辩证的艺术与一般时代的矛盾关系从而导出艺术最终不能满足“时代精神”的需要而走向终结。对于这个理论，本人采取悬置的态度，不予置否。此文的目的不在于争辩“艺术是否终结”，而在于研究黑格尔论艺术与一般世界的关系，辨析艺术与时代的内在联系。一、一般世界情况黑格尔认为，艺术形象的决定因素首先是“普遍的世界情况”，即一个时代的总的情况。他说“理想的主体性格，作为有生命的主体，既然应完成和实现它本身已有的东西，本身就必具有动作及一般运动和活动的定性，要达到这一点，它就需要一种周围世界作为它达到实现的一般基础。”首先，所谓“理想的主体性格”指的是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并不是指某一特定人物性格，而是指一个时代的性格，这个时代的性格与艺术表现和艺术形式的性格统一，如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对应的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主义，对应的艺术形式是神话和史诗;中世纪对应的是冒险主义的骑士精神，对应的艺术形式是骑士文学;而现代对应的是散文气味的市民文化，对应的艺术形式是音乐与绘画。
试论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论文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向来关系复杂，本文从历史层面分析两次艺术史“遭受”的“理论入侵”，最终提出问题：艺术史研究的主旨是艺术还是历史?应怎样协调其间的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
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史及其理论一直关系混乱且始终有争议。从近期这一层面的发展趋势而言，艺术史及其理论二者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颇令人挠头的问题：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或者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艺术理论以何种形式贡献艺术史?
一、高等教育中“艺术史论汇通”
艺术史作为学科建制，其独立于19世纪前期，成熟于同一世纪后期。至今，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艺术史已经成为颇为成熟、稳定、基本的历史学科。西方的很多高校都有“艺术史系”，其和其他学科互动关系很明显，专业性艺术院校则稍逊于综合性大学。而这一情况在中国则正好相反，艺术史至今从未“立户”，而艺术学理论却反之，即艺术史被定位为艺术学理论的分支。
在国外，很多艺术史学科都在对艺术理论加以“召唤”，即使是电影、媒体、设计之类专门性、实践性学科也不例外——如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便有提供多元训练、广泛课程的“艺术与设计史论学院”，以培养未来设计界、艺术界人才。就这一理念不难看出，若缺乏应有的理论介入和训练而仅有知识是不可能达到上述“境界”的。
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艺术学的“正名”，艺术史论之间的“融通”趋势也显得更明显。从中国这一领域的现状而言，不仅艺术内部有艺术理论研究者，其他领域的学者中同样不乏其人。就学科建制层面来说，设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提供了坚实基础给艺术学研究的发展。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层面来说，一方面艺术理论上升至“艺术学科核心”，可以提供理论思维训练给各种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其教学和研究又能对艺术能力、创作实践起到提升作用。尤其是融合两方面修养的做法，给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和坚实基础。
二、艺术史的两次理论“入侵”
19世纪后期堪称艺术史“关键期”，该领域人才辈出，其一个突出的共性特征就在于讲究哲学基础和理论建构——也就是其中人物既是史家，又是理论家——这也就是艺术理论首次“入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和美学的关联被极力撇清，转而汲取养料给艺术理论。第二，将艺术理论边界开放，将之定位为考察艺术品风格而不是解析审美经验、抽象分析之类活动。第三，艺术理论成为了很多基础性概念的来源，故而其成为了艺术史的基础知识系统或支撑学科。在其中，可以看出艺术科学中艺术理论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艺术史热点问题转向了方法论方面，在这一领域的考量已经显得更具文化政治意义、更加多元化，即成为了“跨学科领域”，其领地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和棋代表人物。在此过程中，艺术史及其理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得艺术史已经不再是“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之类活动，而是更像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之间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场，或者说成为了话语表意实践、争取文化表征权利的领域。甚至连研究主题和方法也和传统边界完全不同，对艺术史的地形图加以彻底重绘。
三、艺术研究中的史论张力
尽管艺术史遭到两次“理论入侵”并受到了颇为深刻的影响，然而，艺术史论关系依旧错综复杂。首先，两次“入侵”可见艺术史依赖于艺术理论，其次，“入侵”同样也成为了艺术史内部抵制和反对的状况。具体而言，作为艺术史，其发展依旧有着两种并存的矛盾：其一在于艺术史作为“物的科学”或经验学科，经常会和其他各种理论出现冲突;其二是艺术理论及其形成的不同艺术史范式之间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冲突。
或者说，可以采取不同的概念来对两次艺术史当中的“理论入侵”造成的各种形式艺术史内在冲突加以描述。而其间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艺术史范式以“政治实用主义”转向“审美理性主义”这一改变过程。后者的范式主要所体现得是艺术史在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考察的视角，对艺术历史演变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加以关注，而这样的“现代性建构”活动，往往是与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的现代性有着完全一致的取向，故而其可以被称作“审美理性主义”。而在政治实用主义方面，所体现的则是“对抗话语”这一理论特性，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建构艺术史中“含有”的某一“后现代性”的活动，其具备的突出特征，则再也不将艺术的历史作为一种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之类加以发展的独立系统，而将之作为更为广阔的文化史、社会史、文明史之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中，有着很强的话语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等层面的政治分析。就其中后一种观点而言，其“现代性”体系中设想出的一系列“自主性”、“纯粹性”实际上都是虚空的幻想，故而只有在文化政治层面解析艺术史研究方可获得正确答案。故而在如此背景下，艺术的风格和形式已经被艺术史家所淡忘，转而开始解读其中的文化政治意义，艺术的历史分析活动中越来越多地夹杂了文化领导权、平等、压迫、属下、阶级、种族、社会、性别、身份之类概念。艺术史也从艺术品及其风格的“品鉴场所”变为 “文化战斗”的“战场”，即将知识的生产逐步转变为“资本争夺”。
四、结语
“政治实用主义”取代了“审美理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中越来越体现出理论的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转型。这样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艺术史这一层面所表现出的研究对象和与之配套的方法。
然而，“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实际上并未出现任何形式的缓解。而近期“回归艺术”的艺术史研究倾向，和“审美回归”文学和美学理论的一致，造成了艺术史研究重新定位这一难题。这也就使得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说法，即文学研究中关乎社会历史或心理者均非文学研究范畴。这个说法对研究者有了这一提醒：艺术史与期间一系列理论之间存在的关系至今还没有真正明确化，审美理性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能否兼容和整合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艺术史的方法论日益多元化，趣味和价值日趋多元化，但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潜在危险不可小觑。
文学价值:1.开创了记传体,后世很多文人创作都沿袭此体例,如<五柳先生传><种树郭橐驼传>等,这些都是纯文学作品,与史无关,但却是学习了史记的体例.鲁迅的阿Q正传,乃至现在的这传那传的都是得益于司马迁.2.在表现手法上很先进,后世的小说受益很多.如互现法\于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抓主要人物的主要事件等等,这个很好找了.3.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题材!!!嘿嘿,姑且也算吧4.开创了发愤著书的先河,后来的文人在失意的时候往往效司马著书,藏诸深山:)史学价值:1.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后世史书开创了体例.2.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下层的游侠刺客等首次和王侯将相一起入史书记载,并按人物真实地位来安排入本纪或世家,有事实求是的眼光,这也是开创性的.3.难得的一部不绷着面孔说话的史书,后来的人哪还写过这样的正史呢,可叹!!!
希望这几篇论文对你有帮助
篇名： 《史记》《汉书》表体略说
作者： 王令樾
刊名： 辅仁国文学报
卷期／年月： 21 民 页25-51
篇名： 史记研究成果的总汇--《史记研究集成》简介
作者： 陈水福
刊名： 国文天地
卷期／年月： 22:5=257 民 页94-97
篇名： 形象塑造之范式与「史记」叙事艺术--「史记」叙事话语研究(2)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4:2 民 页19-48
篇名： 「史记」中的黄老之学析论
作者： 陈伯适
刊名： 台中师院学报
卷期／年月： 18:2 民 页125-154
篇名： 隐喻与叙事--「史记」叙事艺术探究之一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3:2 民 页13-40
篇名： 「史记．游侠列传序」章法结构探析
作者： 王胜忠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94:2=560 民 页80-85
篇名： 《史记》兵谋探析--以所载兵家及征引兵法为主
作者： 阳平南
刊名： 中国文化月刊
卷期／年月： 314 [民] 页26-70
篇名： 试论《史记》的「越位性谬误」--文化学意义的讨论
作者： 孙世民
刊名： 国立台中护理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年月： 4 民 页105-130
篇名： 李广：《史记》与《汉书》
作者： 金伟孝
刊名： 洄澜春秋
卷期／年月： 2 民 页51-55
篇名： 「史记」互见法之方式及功用
作者： 魏聪祺
刊名： 国教辅导
卷期／年月： 44:5=367 民 页11-18
篇名： 「史记」与「论语」
作者： 陈桐生
刊名： 孔孟月刊
卷期／年月： 40:10=478 民 页9-18
篇名： 「史记」述「周易」探微
作者： 郭琼瑜
刊名： 中国学术年刊
卷期／年月： 22 民 页33-55 469-470
篇名： 司马迁与「史记」
作者： 叶橘
刊名： 古今艺文
卷期／年月： 27:3 民 页4-11
篇名： 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看《汉代书序》的体制--以「作者自序」为中心
作者： 车行健
刊名：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卷期／年月： 17 民 页263-287
篇名：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较析
作者： 黄榕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84:2=500 民 页64-70
==等概率圆==
篇名 《史记》“戏剧性笔法”探析
作者 李晓风
刊名平原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3期(2007/06)
页次60-63
篇名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作者 向燕南
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页次113-118
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页次174-179
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页次86-89
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史记》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写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终于精通天文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忍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后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有人认为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50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甚至叫《太史公》。 “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的原名。 《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是到了魏晋期间。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编纂方法，它就是后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种体例组成。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和国家初期历史极重要的材料。 《史记》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526500字。它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记述了近3000年的历史。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郑樵在其《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二，在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 《史记》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对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司马迁是歌颂的，因此在《史记》中，把陈胜、吴广两人的事迹列入“世家”，而且将陈胜比作汤、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又如，他也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羽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除此，司马迁还表彰了为国捐躯的刺客，敢于和暴力对抗的侠客。相反，对于汉武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则予以揭露。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封禅书》所记汉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的官吏。如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残和奸诈，活龙活现。 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过：“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这篇《平准书》先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的问题，其结果使财政困难，经济破坏，由此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等等。《史记》中充分体现司马迁重视经济的篇章有：《八书》中有两篇：《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的水利工作；《平准书》记载各地区的经济情况。除此之外，《货殖列传》还记载一些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之辈。可以这样说，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和希腊史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战争上面，或重视政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的问题。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成为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到南北朝时，由于经学衰微，玄学佛学继起，南朝刘宋的裴骃才开始为《史记》作《集解》。隋唐时，又有司马贞为之作《索隐》，张守节为之作《正义》。北宋以后，在《史记》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述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对曹操的评价（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武帝纪》注又引《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写一下诸葛亮吧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 正文如下： 诸葛亮的人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千古无双,万世罕见：“（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拜亮为丞相...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以上引文均出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是人们争论最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用不着争论，在《辞海》、《大英百科全书》等权威辞书里，提到三国时代的大“家”就只有两人：一是曹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或诗人），另一个就是诸葛亮——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争论呢？这是因为，颠覆历史已经成了当今历史学家及其爱好者的特征——许多历史人物已经被评了百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果不颠覆历史，不和传统的历史评价唱反调，如何能一鸣惊人，如何能引人瞩目。所以，过去说不好的历史人物，我一定要为他找一些好处（比如对隋炀帝、对秦桧、对李鸿章）；过去说好的历史人物，我也一定要找点毛病出来（比如对岳飞、对诸葛亮）。于是，历史学界也不是清水衙门了，历史学家们也照样可以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只是，历史真的可以随意颠覆来颠覆去吗？ 首先，作为军事理论家，诸葛亮的军事著述之多，在三国时期无人出其右：《南征》、《北出》、《兵要》、《传运》、《军令》（上、中、下）等有案可稽，《将苑》中“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几句话，已为历代军事指挥人员（包括其他行业有识领导）奉为座右铭； 次，诸葛亮还是三国时代最出色的军事发明家。他推演确定的八阵图，使中国传统军事阵法达到了最高峰；他发明的木牛流马，是当时军队后勤供给最先进的运输工具；他“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是当时最具杀伤力的远程武器，他的这些发明创造同样是当时无人匹敌的； 当然，处在那样一个改朝换代的战乱年代，是否为军事家，主要还要看他的军事实践，即是否有过统兵打仗的经历以及他的战绩。谈及此处，我不由得要先发一段议论：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客观评价了曹操,和荀或,荀攸,贾诩、郭嘉,司马懿后，这几个人的军事才能才被得到还原,他们的确是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在许多关键场合、关键问题上给曹操谋划过具有重要意义的计策！但袁绍阵营中的田丰、沮授甚至吕布手下的陈宫，他们遇事为其主做的分析、提出的建议也都准确、很好，但无奈袁绍、吕布均非明主，所以这几个谋臣的才能被后人忽略了。郭嘉的确给曹操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但并不是曹操的每次胜利都源于郭嘉的计谋：比如，官渡之战，当与袁绍陷入相持时，曹操有心退兵，是荀彧而不是郭嘉阻止了他。更何况，即使郭嘉在，曹操也不是没打过败仗，比如濮阳败给吕布、宛城败给张绣、征刘表张绣中贾诩之计等等，易中天对此没有客观评价？贾诩也一样，曹操征宛城破张绣，贾诩除了献投降计外，别无良策；张绣叛曹后依附刘表，曹操前往征伐，又大破之，贾诩同样束手无策。曹操因袁绍袭许都而撤兵，此时的贾诩灵感来了，这便有了“贾文和料敌决胜”（易中天只提他后面的“料敌决胜”却避而不谈他前面的无计可施呢？郭嘉也好、贾诩也好，有主意他们就可以向曹操献计献策，没有主意他们就可以缄口不言，自有他人出谋划策，何况曹操本人也是足智多谋。诸葛亮则不同，刘备大事小情都要问计于诸葛亮，而诸葛亮则须每求必应。孰优孰劣，还不一目了然吗？马谡给诸葛亮出的主意也是百发百中，如果他没有后来的守街亭，是不是也可称为“天生的军事奇才、其军事能力超过诸葛亮”？如果仅仅出谋划策纸上谈兵就可算军事奇才，那赵括可称“天下第一军事奇才”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军事家，也没有人称其为“军事奇才”。贾、郭只被称之为“军事奇才”. 但只是提供意见,不是决策,你门可知道决策是要考虑无数方面的事情,包括军事,内政,外交,人事,人心,法纪,战略,战术,成功与失败的后果,和后患,而决策者要做的事就是权衡利益,择取最优方案,提供妙计的人顶多是参谋,而懂得决策的人才是帅才啊!世界上懂得谋划的人很多,但是懂得决策的很少!陈寿在《三国志*庞统法正传》中说：“儗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庞统与荀彧（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并驾齐驱，法正和程昱、郭嘉相当——连庞统、荀彧都在郭嘉之上呢. 为了“抗衡”诸葛亮，有些人还抬出周瑜、司马懿说事儿，然而，他们“抗衡”得了吗？ 周瑜，满打满算，就打了“赤壁之战”这一场硬仗，还是在自己的“主场”。即便是赤壁之战，也不是他独自打的：“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诸葛）亮诣先主（刘备），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三国志*诸葛亮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三国志*周瑜传》。无论从哪个资料看，赤壁之战都不是周瑜单独打的。周瑜功劳确大，但不能全都算在他头上； 至于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比，我们还是看看蜀、魏、晋之外中立方人士吴人张俨怎样评价的吧——《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述佐篇论亮与司马宣王书曰：...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主。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讬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汉，或册名於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 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今仲达之才，减於孔明”——这才是客观的评价！ 有些人总是讲这个胜仗是刘备打的，那个胜？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通过司马懿之口夸赞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亮...卒...。及军退仗是刘备打的，可为什么不想想，在得到孔明之前，刘备东投西靠，如丧家之犬；得孔明之后，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这难道是他在得了孔明之后突然自己脑袋开了窍而与孔明没有关系吗？ 比如，火烧博望，有人说是刘备干的，与诸葛亮无关，因为诸葛亮那时还没出山呢？果真如此吗？《裴松之注*三国志》记：“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山是在建安十二年。而“（建安）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同上），夏侯敦、于禁败于博望应该是在曹操北征乌丸之后，如何能肯定地说火烧博望于诸葛亮无关呢？ 让我们看看世人是如何评价刘备与诸葛亮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初，刘备袭蜀，丞相掾赵戬曰：‘刘备其不济乎？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徵士傅干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何为不济也？’”一个“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的人，居然终成鼎立三足之一，没有诸葛亮的“谋”，哪得如此！ 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说过：“...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那末，为什么后来他未待“天下有变”就急于出击曹魏呢？有人说，这是诸葛亮自恃才能穷兵黩武。但问题不能这样看：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天下尽知这是个平庸的皇帝。有诸葛亮在，刘蜀固然可以自保，但一旦诸葛亮去世，则刘蜀必然成为别人（或曹魏、或孙吴）的口中食、囊中物，这一点也是天下尽知。因此，诸葛亮必须要赶在自己在世时完成统一大业，即使力所不殆也要勉为其难以求一逞。即所谓“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诸葛亮《后出师表》）。 明了了这一点，对诸葛亮以最弱小的刘蜀却频繁征讨最强大的曹魏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但弱小蜀汉终究没能完成统一大业，对此，《三国志》作者陈寿认为“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应该说这个看法是比较准确的。然而，有些人却因此诟病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种人真是太浅薄了！ 拿破仑先有法俄战争之败，最后的滑铁卢战役使其再无回天之力，但全世界没有人否定他军事家的地位 纵观曹操一生，尽管有众多谋士为其出谋划策，但也打了不少败仗，特别是灭袁绍、收荆州之后，其实力已是天下第一，尽管如此，还是遭遇了赤壁惨败，以后又在征汉中的作战中折损了大将夏侯渊，失利于刘备。却没人因此否认曹操军事家的地位，而诸葛亮完全凭着自己个人的智慧，统帅千军万马东征西讨，更多的时候都处于以弱敌强之势，却依然能攻城略地斩将夺隘进退自如，怎么就“军事才能平平”呢？这也太双重标准了吧。 更何况，北伐果真无功吗？第一次北伐夺得三郡，虽然得而复失但迁徙人口入汉中扩充了国力；第二次北伐进退有度，因故退兵时斩敌大将王双，令魏军望而却步不敢进逼；第三次北伐夺武都、阴平二郡扩展了蜀汉的版图；第四次曹魏强势攻蜀，诸葛亮以弱抗强，举重若轻潇洒御敌，轻松击退司马懿入寇；第五次北伐，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获得“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之战果。在因粮草不济而退兵时还顺手射杀了名将张郃；第六次北伐兵临渭水，直指长安，以十万军兵对抗二十万众，以弱敌强，主动出击，接连取胜，打得国力最为强大的曹魏及其统帅司马懿龟缩不敢出战。正像前面提到的张俨所说的那样：“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如果不是征战途中诸葛亮病死与五丈原，最后的胜利也许属于诸葛亮。 可惜孔明劳碌过度,天妒天才-------这才是诸葛亮人生最大的败笔-----鞠躬尽谇,死而后已. 至于有些人认为诸葛亮的声誉是被《三国演义》捧起来的，更是荒唐之极。说这话的人，既没有起码的历史常识，又没有起码的文学常识：“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给诸葛亮这样高评价的人是谁，诗圣杜甫。难道唐朝的杜甫也会受明朝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 游过成都《武侯祠》的人都知道它门前有座建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的作者斐度是中唐时期功绩卓著的名宰相；书写者柳公绰是柳公权的哥哥，也是位大书法家，刻碑者鲁建是当时碑刻者中的绝顶高手。因文、书、刻历来为人们称绝，所以此碑被称为“三绝碑”。如此兴师动众，难道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碑文言道：“尚父（姜子牙）作周，阿衡（伊尹）佐商，兼齐管（仲）、晏（婴），总汉萧（何）、张（良），异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丰约，亦皆然矣。”如此高的评价，难道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其实，与其说后人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不如说罗贯中、毛宗岗等人受了前人的影响更确切。因为，毕竟人家生活的年代比我们距三国时代近了好几百年。 最后，我用杜甫的另一首咏颂诸葛亮的诗《《蜀相》》结束本文吧：“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历史人物多了,你要哪位?
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