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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引用是要算重复率的！所以引用人家文献的时候最好用自己的话改写一下。满意请采纳。
为了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如今对论文查重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众所周知，论文一般由标题、目录、摘要、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等部分组成。而且论文的查重内容主要包括字数、论文的格式和段落、章节转换、文字、摘要、结论等以文字形式展示的内容，而论文中的公式、图表、图片等非文字部分不参与查重。简单地说，论文中的文字是查重的主要对象。通常，系统会检查论文的内容，然后通过章节进行检查。查重中的比对范围包括各类已发表的期刊、会议论文、专利内容、历年研究生论文、互联网资源等。
肯定会的，但是你可以只应用他的主要观点，就只有一两句话。
这几天，同学群里，毕业论文查重是正在讨论的热门话题。在毕业之前，要早点写完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写完后，不是大功告成了，这只是一个开头，苦难的论文查重就来了，而且查重并不是一次就能合格，有可能要多次论文查重。如果论文查重结果合格的话，也要注意一个时间问题，因为网络论文每天更新几千万篇，万一有和你论文内容相似的论文或者语句上传网络了，很可能你的论文查重就功亏一篑了。现在是2月底，马上就要到六月了，时间过得很快，6月是毕业答辩。现在有一部分学生完成了毕业论文。有些学生在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无论是写自己的毕业论文还是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你必须充分了解论文查重，并高度重视论文查重这个事情。写论文的时候，去多看别人之前写的论文，这些文献一定有和你表现的中心思想一样。或者和你的毕业设计有共同点。参考这些文献，然后引用一些内容，这些引用部分很有可能在论文查重中被论文检测系统查出来。知网查重的字数限制是多少？论文引用，有两种表达方式，会被论文查重软件系统标明为引用：引用的语句有双引号。系统在识别双引号时认定该句是引用的。如果有很多这样的引用你的论文查重率会提高。论文中双引号越多，论文查重率也越大。另一种是这样的【1】引用符号，也是会被系统认定为引用的。论文引用多少，另一个影响查重因素是看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论文查重系统。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选择权威性高的查重软件，比如知网论文查重系统，维普查重，他们有数据库很大的共同点，数据库的优点是精度高。如果要降低论文查重重复率，可以减少引用，这个如果太多，也是不能通过论文查重的，只有一种引用是可以的，那就是引用你已发表的论文，但是也有一个比值，这个比值一般不能超过20％。
都是查重的。毕业论文是对我们几年学业成的学习成绩，我们必须在写完毕业论文后才能顺利毕业。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要求学生在毕业时写毕业论文，也要求学生检测毕业论文。一般来说，只有通过检测的毕业论文才有资格参加论文答辩，只有通过检测的毕业论文才能顺利毕业。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检测论文的要求有多严格。如果查重率不符合要求，毕业论文属于不合格论文，不能参加论文答辩。很开心为你解答，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查重的，学校会统一对毕业论文进行查重，当学生将论文提交至学校工作人员处后，学校会使用统一的查重系统对毕业生论文进行检测，由于数量庞大，会在一周左右的查重时间后得出结果，并且学校工作人员会记录每个毕业生论文的重复率，若学生论文重复率在学校标准范围内，即可通过毕业论文查重环节，迎接下一阶段的答辩环节。
会，毕业设计是会查重的
毕业设计是会查重的，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一样，都是要求查重的。众所周知，不同的专业会有不同的毕业要求，总体上来说会有两种：一种是学术型的，就是毕业论文；一种是实践型的，就是毕业设计。
大家都知道，每位毕业生都必须要参加毕业答辩，并且合格之后才可以顺利毕业。不同的专业对于学生毕业答辩的要求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分为两种：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不论哪一种形式，都必须要得到老师认可，取得合格之后才可以拿到学位证书，顺利毕业。
毕业设计是指学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设计解决某一类实际问题的总结性作业，是学校考查学生能力的重要依据。切记，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一样，是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重要凭证，因此，也是需要进行查重的。学生们要脚踏实地，认真对待，尤其不允许抄袭。
在毕业设计完成后，不要着急提交，要反复检验是否有存在错误或不合理的地方，进行多次修改。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先自己进行查重。查重一般是在网上进行，通过将你的毕业设计和网上已有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十分钟内就会显现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非常详细的。
美术学不属于美术科目，一般来说应该并不会查看这方面的内容。主要还需要看你学校给你的安排，如果你的学校需要查看毕业作品，那你最好教一个毕业作品出来。
毕业设计源代码部分需要查重，查重部分为论文正文部分所有内容。
论文查重标准与原则：
1、论文查重的标准在30%，只有论文的检测查重率在30%标准以下才能进行毕业答辩，如果论文的查重率在50%以上很有可能要被延迟毕业。
2、论文的查重率在30%-50%之间一般学校会再给一次查重机会。这个查重标准是一般的普遍标准，学校具体的查重率是多少还是要根据学校的相关文件要求或者咨询指导老师。
3、查重系统在查重前会设置一个阈值，如果阈值为5%，那么此段落对同一片文章的引用低于5%是检测不到的，但是超过5%就会认定为抄袭。
4、对超过阈值的段落再次进行检测，出现连续13个重复字符认定为抄袭句，然后把所有的全部重复率进行再次计算得出总的重复率。
扩展资料：
虽然不同学校或者不同专业对于毕业论文的查重率的合格标准是不尽相同的，但一般情况下，绝大部分高校规定的论文查重率合格标准是不可以超过30%的。当然，有一些重点院校或者专业规定的毕业论文查重率的合格标准会更严格，要求论文查重率要在20%甚至10%以下。
实际上，对于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讲，如果学历越高，那么对于毕业论文的查重率合格要求往往就会更为严格。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
例如：本科的毕业论文查重率一般正常的合格标准是要在30%或者20%之内，而硕士的毕业论文查重率的正常合格标准则需要在15%甚至10%之内。当然，博士的毕业论文查重率的合格标准显然会更加严苛，通常是需要在10%或5%之内。
总之，如果是针对本科的毕业生论文，通常合格的重复率标准基本是在30%以下的，或者更为严格的要求是在20%之内。
事实上，以本科毕业论文来说，论文查重率只要小于30%基本上能够参加论文答辩了。如果毕业论文查重率达到小于15%的情况，那还能去申请评定院级优秀论文，小于10%的话能去申请评定校级优秀论文的资格了。
能如果我们的论文中含有代码，是可以被查重系统进行检测的，论文查重系统的原理和算法是我们传什么样的内容到系统，论文查重系统会跟我们上传的内容跟自己的论文数据库进行对比分析，如果数据库存在跟上传的论文一模一样的代码就会被认为论文中存在抄袭。论文系统通过不断的发展和更新，目前的对比库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要想顺利通过查系统的检测就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随着打击学术不端行为的加大。随着各种论文查重系统的不断升级，论文的查重检测越来越严格。很多人可能会问:论文中的代码查重吗？paperfree小编下面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1、 论文中的代码是否再次检测？ 1.代码实际上属于论文查重的范畴之一，但如果是word版本，使用WPS公式编辑器，则不会被查重；如果提交PDF版本，代码部分将被查重。 2.另外，有些学科的代码是一样的，也会被查重。毕竟代码属于论文的正文部分，查重是必须的。重复次数超过控制范围后，也会被标记为红色，影响论文的查重率。 3.知网近年来更新非常快。在最新版本的知网查重系统中，新增了源代码库，内容非常完整，可以支持等源代码的检测和比较。 论文中代码如何降重？ 1.对于论文中查重率较高的部分代码，建议大家将其转换成图片，简单的操作就是将原始内容截图，重新插入论文。 2.除了转换成图片，还可以适当删除查重率高的代码，或者以其他形式表达，但要注意代码的书写是否正确。 3.如果引用的代码查重率偏高，很可能是引用部分设置的格式错误造成的，需要调整格式。 4.代码的原创性也很重要，所以要尽量独立编写代码；对于一些重复率高的代码，应该尽量少用。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你要多长的？这么长够了吧？！论毕淑敏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彭文辉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湛江 524048摘要：著名当代女作家毕淑敏的很多作品集中描写了苦难和死亡，从中体现出医学人文关怀的两个侧面：品味苦难和直面死亡。除此之外，她十分关注女性的生活，女性的心理，女性的地位等等，笔下很多的女性篇章表现了她深沉的女性主义创作意识。综观其作品，透析出了浓烈的人文关怀。本文将分别从对苦难的关注，对死亡的思考，对女性主义的关怀三方面来探讨毕淑敏创作中体现的人文关怀精神。On Bi Shumin creation of humanistic concernPeng Wenhui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institute, zhanjiang, Guangdong, China 524048Abstract: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Bi Shumin who has works which discribing the suffering and works reflecting medical care are two sides of the humanities : tasting suffering and facing addition,she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women'life , women's psychology,the status of women ,and so on;in her articals ,there are a lot of works refering her deep sense of feminism creation . All her works ,almost of them are dialysing the concerning of humanism .This artical will divine into three parts ,to think of death,to pay attention to suffering ,to care of the feminist This help to discussing the concern of humanism which exposing in Bi Shumin's : Bi Shumin humanistic care suffering Death Women复旦大学哲学系俞吾金教授在《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一文中提到：人文关怀概念的主要含义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等”。①换言之，人文关怀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毕淑敏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女作家，她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女作家，得到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她太正常太善良……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②确实是这样，她的作品显示出对人类社会现状的深切忧虑；她在剖析社会弊端现实的同时,也赋予我们一个审视当代世界的全新视角。其充满对生命理解和思考的作品，稳健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当代人广泛关注。鉴于人文关怀已成了毕淑敏创作中的核心内容，本文将通过其创作心态和其作品的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毕淑敏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一、对苦难的关注毕淑敏是一名由军医向文学转型的著名当代作家，年轻时曾经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毕淑敏要面对不幸的年轻生命的凄然逝去，要面临难以捉摸的怪异天气、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还有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在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人的生命变得尤为脆弱，生存变成了一件尤为艰难的事，刹那间生命之火就有可能熄灭，过程之快竟然让人来不及挽救。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对毕淑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她说：“单调刻板的生活，奇异严酷的环境，让我思考人与自然、宇宙、永恒、生死和命运，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③作为军医的她面对无法与之抗衡的神奇的大自然时，开始过早地思考人的生死命运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当然源自于昆仑山上的军旅生崖，她曾说：“我之所以写起小说，就是因为对昆仑山的热爱。”④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苦难的生活历程，对她以军旅小说创作走上文学之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毕淑敏通过对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描写，充分表现了人们顽强的生存信心，表现了一种对军旅人强烈的人文关怀。《昆仑殇》和《阿里》都写到了军人们恶劣的生存环境。那里是“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简直是无人区，刮起的“飓风夹着漫天黄沙滚滚而来，沙石填平人的耳轮、眼窝、头发的每一根缝隙，皮肤上的每一条纹路。”军人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现实环境令人难以生存，随时在驱逐生命。号长李铁用生命在空气极为稀薄的高原吹起集结号；肖玉莲不顾女性生理弱点，坚持穿越无人区；游星为了“我的”国土，自愿申请守卫高原阿里。他们从不向恶劣的环境下屈服，充分体现了“军人不惧怕牺牲”的精神，而且充分展现了我们可爱的保家卫国的军人顽强意志。不仅是反映军旅的苦难生活，对底层人物的苦难也有所关注。毕淑敏1980年转业回北京后，曾在一家军工业的工厂担任卫生所的所长，开始观察普通下层工人的生活，由此她开始对普通人的苦难生活展开思考。她在《女工·序》中说：“我远没有她们那样吃苦耐劳执拗，我仰慕她们，期待她们幸福。”正是从这种人文关怀出发，毕淑敏认真地写下了很多普通人物的种种苦难，并表现出深深的同情。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他们默默无闻的过着自己卑微的生活，不但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而且要受到周围人不应有的歧视，倍感凄凉。毕淑敏从此表现出对低层的人文关怀，其仁者之心处处都有，人文关怀遍及人间每个角落。《女工》中的浦小提原本是工厂里的一个普通女工，在被丈夫白二宝赶出新居后，她只能和女儿挤在工厂的一间平房里，这房里除了针线，再没有一丁点值钱的东西。厂里的改革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又发不出，但她为了让女儿读自费本科，宁愿买断工龄，变得一无所有，无依无靠，从此过着一种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流浪般的打工生涯。当代社会已经沦落为一个崇拜金钱的社会，没有金钱的一些小人物处处受难。一是上层人的蔑视。首先是受到老板的侮辱：“她慢慢地走出了这座小楼，听到老板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喊：‘你这个臭娘们还挺狂的！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下岗女工多的是！’”有钱有权，仗势凌人，对穷人毫不留情地给予精神上的打击。再次是受到雇主的鄙视：“白二宝想刺伤浦小提。如今，你是下人，我作为主顾，有权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雇主变成了精神压迫者，丝毫没有平等观念。尤其是白二宝发了财之后，已完全看不起帮助自己升官发财的妻子浦小提，道德和人性尽丧。二是同学们的轻视。“大家都忘了浦小提还没有自我介绍……吃饱喝足之后，有几个人假装不动声色地看表。”这些曾经同处一个起跑线的同窗也对她不屑一顾。面对这一切不公正、不平等，苦难人物表现出不卑不亢的性格，有着顽强的生存意志，有着拼搏的奋斗精神。浦小提拒受高高在上的同学施舍式的帮助，坚持自力更生，给别人“专司做饭，收入成倍的增加”。她成了自强自立的社会中坚，只要不低头就有出路，体现毕淑敏对社会低层的热爱，对低层人自信、尊严的赞美。对贫困地区物质和知识的贫乏的问题，毕淑敏也有所关注。《源头朗》是塞外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这是一块苍凉苦寒的贫瘠之地，一个第一次走出源头朗的叫“火石”的小男孩到大城市生活，发生了种种无知搞笑的行为：把龙虾错认为大虫，把咖啡当作药汤，固执认为人体三大营养要素是柴火、粮食、水……源头朗的贫穷落后就可想而知了。但火石有着强烈的求学梦想，为了能得到学费，那怕是出卖自尊，结果他违愿用家乡土话帮助记者完成录音任务。作者借此来呼唤一种人格平等的同时，亦表现了苦难人物心中理想和现实压迫的种种矛盾，呼吁全人类来共同关注苦难，帮助苦难的人们。二、对死亡的思考一个作家写作本身离不开丰富多样的生活经验，作为一个有过军人和医生双重生活经历的作家，毕淑敏经历最多的是死亡，所以写作必然离不开对生存与死亡的感悟。毕淑敏说：“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当他最后凋零的时候，是否应该享受人的尊严？他是否应该有一种安宁？人为什么而生？人将怎样结束？每一个人都面临生与死，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去关注更广大的生命，帮助他们认识生与死。”⑤毕淑敏敢于正视死亡，对于死亡有着毫不畏惧的描写，很多死亡过程写的尤为详细，她是带着“帮助人认识生与死”的神圣庄严的使命去写作。她的创作充满对死亡价值的思考。毕淑敏的文学推崇一种伟大的牺牲，一种舍生取义的死。《臧红花》中的高羔子不幸中弹，本可以利用臧红花来止血，等待救援，但他知道这是珍贵稀罕的藏红花，是给士兵田久麦的妻子治疗不孕症的时候，“他挣扎着把藏红花塞进肚皮上的茶杯里……肠管已经冰冷，鲜血不再流淌，水杯的边沿已经冻住。高羔子气力耗尽才做妥一切。”藏红花保存下来了，高羔子却在微笑中牺牲了。为了别人的幸福，高羔子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也是充满价值的。《最后一支西兰地》里焦如海作为一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没有低沉下去，而是继续发挥生命的余热。他带领了一班学生，还将救治自己的最后一支西兰地奉献出来，救治对医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狗——阿随。他在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信念：“阿随是一条生命，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医生的职责就是修补生命，延续生命。生命是平等的，神圣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生命价值观里充满了平等意识。但他最终因心脏病突发，无“西兰地”特效药急救以至猝死，更表现了一位医生为医学献身的崇高精神。《教授的戒指》同样在抒发医生甘于为医学事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伟大。《教授的戒指》写了陶教授利用手上的戒指能感受到病人体内的电流，从而能够亲身感受病痛，“由于自身的痛苦加上病人的痛苦，犹如一把双刃的斧头，加速伐着她的生命之树。”他将全部心血献给了拯救病人的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找到了一种已经像黄土一样流失的美德：无私地为人类而奉献的精神。他们这些人充分实践了死亡的崇高价值。叔本华认为：“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⑥因为哲学灵感由人的本质特征（人的意志）决定的，它能够给人提供精神力量，让人豪不畏惧地看待死亡。毕淑敏忠诚于死亡的描写，就是看到了生命的顽强坚定意志，而死亡并不触犯生命的尊严和意志。相反，为了实现这种生命意志，有时是必须付出生命为代价，换取本性的高尚纯洁，这是值得我们悲悯的。其作品充满对生存质量的思考。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和科技进步，人们已由过去朴实单纯的“治病救人”的医学要求发展到从生命的开始到临终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得到公正的、有效的、合理的全程优质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从关心人，减轻病人精神和肌体上的痛苦为出发点，使其在有限的日子里过得舒适和有意义，提高晚期病人的生命质量。临终阶段的病人生存质量与临终关怀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医学从来就不曾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是包容人类社会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体，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它穿透人文与科技、道德生活与商业运作，世俗关注与终极关怀的各个层面，表达着人性、知性、理性的深刻关系。”⑦《预约死亡》里，毕淑敏扮作患者走进了临终关怀医院，目睹临终医院的情况不容乐观：五男二女要求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中国没有实行安乐死的法律，病人活着的唯一用处是感受痛苦；医院环境太简陋，像贫民窟；大学生到医院无偿服务，只为了得到学校品行打分等等。这些都说明病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中国人尚不重视对临终病人的关怀。因为“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贞洁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中国人看重生命的数量，忽视生命的质量。”一直以来中国人错把延长生存时间当作关怀象征，甚至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种种的落后传统观念，导致人们忽视了生命质量和临终关怀。生存质量的终极目标是让病人安然愉快地到达另一个世界，在此，毕淑敏更加关怀生命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通过不人道的死亡叙述，表现了这位当代女作家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层次上的死亡，以对生命的糟蹋来控告对生命态度的不重视。《昆仑殇》的“殇”就是死亡的意思，文章写的其实就是昆仑山上一次死亡的历程。拉练首长“一号”为了和“呢军帽”较高低，实际上是为争一要职，于是请求上级到最艰苦的地方昆仑山创造奇迹。“拉练的宗旨是什么？不就是模拟实战、自讨苦吃吗？！倘若单是为了安全，他尽可能在军区的会议上保持沉默，尽可以装装样子走走过场……既然在出发动员时对战士们讲了这是打仗，他就不能姑息原谅任何一种避重就轻的方案，拉练就是打仗，他必须使他的部队每时每刻都记住这个血的前提。”“一号”怀着“打仗吃苦、血的前提”去拉练，已将战士的生死摆在了第二位，悲剧成了必然的事。为了模拟实战和有震撼效果，他命令战士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下，一律“摘下皮手套，用解放鞋换下毛皮鞋”，结果造成许多士兵手脚严重冻伤；在挑战“山顶是一层完整的极坚硬的岩板石，其边缘则像墙壁一样陡峭”的“桌山”过程中，金喜蹦、李铁相继牺牲。此刻，拉练的成败与否，不仅关乎“一号”和昆仑部队的声誉，也关乎牺牲将士的荣辱，于是“一号”作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决定：穿越无人区！“那是一个极端狰狞而残忍的地方。没有植物，没有动物，甚至没有死亡，因为哪里从未存在过生命。”加上暴雪和狂风，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次的计划中，女兵甘蜜蜜、肖玉莲因体力不支牺牲了。死亡触发了参谋长郑伟良的良知，他违背了“一个优秀士兵最要紧的素质就是服从”的军纪，请求“一号”取消穿越无人区的决定，他的言语中透出了深深的人性关怀：“拼命驱赶战士们投入人为的苦难之中，绝非治军的上策。军人不惧怕牺牲。但不能据此漠视军人的生命！”“未来的战争可能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爆发，我们没有必要、同时也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进行事先演练。”“况且，象这样肩冰衔草式的原始行军方式，自身的供给尚无法保障，又能有多少战斗力呢？它只能模糊人们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以为有了精神就能打胜仗。其实，战争的物质性是异常直接的。吃苦不是目的，只是一种达到胜利的手段。我敢说，如果红军有毛皮鞋，他们绝不会穿草鞋去翻越夹金山。抛却了这个实质，反而津津乐道于复制苦难本身，不正违背了先辈们的意愿吗？红军正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受苦，自身才去受非人的磨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追求苦难而忽略军人生命的价值，正是对传统的背叛。”……这一段段发自肺腑的抗争之辞，迸发出作家对个人生命的极度关怀。虽然说郑伟良违背了“服从的军人天职”，但这恰恰反映了关爱生命比任何天职都重要。在谈自己在写《昆仑殇》的体会时就说：“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过的事情，我只敢描述我确有把握的情景。这真是我的悲剧，他们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坠在我想象的翅膀上，使它无法飞翔。”⑧这无疑表现出女作家关注生命悲剧的意识倾向，正是悲剧才是我们看到了人文关怀精神。关爱生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前提，在生命面前，一切亵渎都要让步。毕淑敏对死亡的描写有着与众不同的超人认识，让我们感到了人的生命真谛的存在。《生生不已》是一篇极富哲理内涵的小说，探讨了鲜活的生命的归宿与传承问题。女工乔先竹的女儿姜小甜患上了不治之症，最终因医治无效死亡。在她患病到死亡的过程中，她的父母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千方百计的要求袁医生救她们的女儿的性命。但对于这种不治之症，医生也只好束手无策，因此，从姜小甜的死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表达这样的观念：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最终归宿，但世人却不愿面对现实。“人一生下来就站在通过死亡的传送带上，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全然不理会死亡，无论是死亡的哲思，还是死亡的意像，甚至是死亡的字眼。”⑨乔先竹在痛失女儿后，不顾身子虚弱，开始重新孕育一个新的生命，为此付出了死亡的沉重代价。在这我们看出作者在传达这样的观念：超过爱自己去爱另外一个个体是母性的特征。在生——死——生的轮回传承中，毕淑敏浓缩了人类生命永恒的规律。《红处方》中的戒毒医院所长简方宁被庄羽陷害，染上毒品之后，不愿失去对快乐和悲伤的感觉，宁愿用生命来维护自己对家庭、对戒毒事业的热爱情感，正如她死前所说的，“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具备高尚的情感，假如这一切都不存在，生命又有何意义何价值。”在这里，毕淑敏告诉人们：在生命中，人不能没有情感，否则就是去了人生的意义，简方宁为维护崇高的生命意义献身了。从形形色色的人生中，毕淑敏对各种死亡进行了深刻思考，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人性的肯定，对死亡的超人认识。三、对女性的爱护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毕淑敏的创作体现出了第二阶段的鲜明特点：“对女性身份的确认和人道关怀称为女性写作的重心，乃是基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所产生的价值迷惘，以及针对所谓现代化的反人性叙事观点。”⑩毕淑敏也说过，女性在社会上的声音总是很微弱。在现实生活中，毕淑敏身兼多种社会和家庭角色，因而她笔下便出现了女性角色的自我体认，女性美和女性价值的自我追寻，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面对的种种困扰和艰难选择，女性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的种种痛苦和抗争，女性在爱情婚姻路上的不幸遭际和误区，构成其创作的种种内涵。一是母性的无私奉献。在《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一文中，毕淑敏提到母亲的伟大。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煮着牛奶，洗着衣服，以为等孩子长大了可以好好享受。孩子上了幼儿园，女人买菜做饭还要工作，以为孩子上学可以享受。孩子读书，女人为培育孩子转动与家、学校、市场、培训班里。孩子上大学，有了工作，以为一切会好起来，可是已经成了奶奶，要照看孙子。直到有一天，“女人就这样老了，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冥冥的梦幻中，安静地睡去。”母亲为子女付出了一生，从来没有机会去享受，母爱是如此雄伟。在《血玲珑》和《生生不已》中，同样写到了母亲为孕育下一代做出的伟大牺牲。卜绣文为使患有白血病的女儿有一个相同骨髓的配型者，不顾自己已步入生育的黄昏年龄，毅然两次怀孕，并在医学泰斗的精心安排下，签下了生死契约——“血玲珑”计划。《生生不已》则写了主人公乔先竹在女儿甜甜死后，精神受到巨大的打击，身体单薄得摇摇欲坠，但她还是执着要重新怀孕，创造出另一个生命。她们不顾生死，凭的就是母性，她们是以母性的爱挽救生命和承传着生命的伟大。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女性有着对延展生命的本能热枕，以生儿育女的艰难显示了母性的伟大无私，这种无私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女性并不仅是以自己的辛劳，而是以自己遭受的痛苦来偿还生命的债务，女性身上展示出的这种力量，才是真正的伟大！女性主义的关怀。她把目光投向居女性癌症首位的乳腺癌。《拯救乳房》关注癌症患者，由国外归来的心理学博士程远青带领着“癌症治疗小组”，进行艰难的团体治疗旅程。小组里，既有面临提拔的公务员，也有学业优秀的女硕士，有为哥哥透析不惜卖淫的妓女，也有患乳癌却不得不扮女装的须眉男子——因为乳癌而面临的生理、心理的压力，在一步步的治疗中得到了不断释放，每个人也重新认识了个体生命的重要价值，摆脱了对癌症的恐惧。在所有癌症病变的器官中，乳房对于女性的意义，远远已不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而已，它的缺失同时也带来审美的缺失、爱的缺失以及自尊与自信的缺失。在此，毕淑敏敢于大胆挑战传统，关注女人最隐秘、最恐惧的话题，证明了她对当今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同情和关爱。毕淑敏小说中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对在男权的社会里，女性受到不平等的对待问题，予以揭露和控诉。《血玲珑》中的匡宗员因强奸而侥幸逃脱，他拼命读书，出人头地之后，疯狂无耻的寻找性爱，自认为是个成功人士就可以占有一切，包括女人，这是男性的一种罪恶思想。卜绣文为了事业和家庭也只能屈服其下，表现了女性处于社会的一种劣势地位，犯罪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受难的女人还要受难。《君子于役》中对某高原留守处麻处长将军人妻子丁宁当成战备物品一样看待的非人到的做法进行谴责，从侧面反映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于女性生存的压迫。《女工》中白二宝对浦小提吆吆喝喝训斥的态度，体现了家庭中以男性为中心，女性还是弱势群体。《女人之约》中的郁容秋十分在乎讨债的对象性别，好利用美人计将男人征服，反映了男性对女性占有的欲望，女性为了讨债成功，只好满足于男性的欲望，这种畸形恶劣的现象并不少见。可见，女性在当代社会还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受到男权不公平的对待。毕淑敏在《女士，你多大年纪》里提到女权主义的涵义：“那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平等，在素质和价值上的完全平等。”所以她以探讨女性幸福来写作，追求男女素质和价值上的平等，呼唤着社会共同关注女性地位的提升。可以看出，毕淑敏写女性，包含着对人类生命特别是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审美。《寻觅优秀的女人》里，指出优秀女人应是善良、智慧、美丽的。《素面朝天》里提醒不化妆的女性更美，因为“掩饰不单是徒劳，首先是一种软弱。”《握紧你的右手》里提醒女性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梦想。《致强暴的女人》表示了对这种女人的同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醒女性要振作，“不要为这一朵阴云，从此暗淡了原属于我们的明媚的天空。”此时的毕淑敏已不仅停留在一个医学者的角度剖析女性形象，而是从一个女心理医师的角度，关怀女性价值，她在步履维艰的确立自我，追问人性的途中，凸显着女性心灵的迷茫。从男女的不平等，跳跃到女性的心灵，提倡爱护女性，她始终以一种女性主义的目光，关注女性的幸福、自由、尊严和权利，是独特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当代的人文主义关怀问题,在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等问题以外,又增添了新的内涵,即“不仅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在,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毕淑敏正是以一个治疗者的身份来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充满关爱，对未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充满顾虑，充分体现其启示录般的人文关怀。她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创作了丰富各异的人物形象，高扬了人性思想。其中人文关怀中的生命伦理和道德规范，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有益的尺度。笔者认为，毕淑敏的人文关怀可以总结为：不畏苦难，珍爱生命，男女平等。毕淑敏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是值得中国当代文坛去关注研究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 三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 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 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 四 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 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 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 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无为，其实它的意思并不是单纯的什么都不做，道家事实上是在强调自然的作用，就是说，当你顺应自然的规律，不要人为跨越自然的过程，或者强制改变。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意思就是说，当我发现事情可以做，我就顺应规律作，我发现事情遇到阻力，我就自然地放下，其实，举个例子，如果你谈恋爱，你发现这个爱情已经没有意思，失去了味道，你不会因为社会的道德约束而勉强维护感情，而能够当放手就放手。不过，我说的这个例子不一定好，因为人人有自己的情况，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因为社会的约束或者人为的希望而强制改变生活的什么东西，因为一旦你开始改变一个东西，你就违反了它的自然规律，你就等于拔苗助长，这样能听懂吗？ 所以，他对于生活的指导意思，其实说简单也简单，因为如果你悟出来了，做起来一点困难都没有，说难也难，因为如果你无法跳出自己控制事物的欲望或者混乱的思想，你就没有办法做到，永远都不能。 指导就是，学会认清并且顺应自然的规律，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不要因为自己的主观愿望刻意去改变什么，比如说，一个很小的小孩希望去旁边玩沙子，他妈妈突然说：“别玩了，脏！”然后，就要试图阻止小孩，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利用自己的父母权威来压制小孩自然的探索的本性，这将会给他的未来留下深刻影响，负面影响。 然后，当你能够用一种欣赏的，而非得失的眼光看整个世界，你就会懂得放手的妙处，你不去希求得到什么东西，你就是这么生活，体验每一刻的生活，不去处心积虑的要获得什么，就是顺应自然过好每一刻，这时候你会发现，反而你生活中具备了所有你需要的美好的东西，你会觉得生活非常快乐，充实，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的哲学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庄子的哲学主要接受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它生于天地万物之，而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然而它又是自然无为的，在本质上是虚无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庄子认为人活在世上，犹如“游于羿之彀中”，到处充满危险。羿指君主，彀指君主的刑罚和统治手段。对于君主的残暴，庄子是一再强调的，“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所以庄子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是追求自由。 与佛教相类似的，庄子也认为人生有悲的一面。《齐物论》中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庄子认为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这是个体精神解放的境界，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并不否认矛盾，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庄子用“无为”来解释这一术语，与老子不同，这里“无为”是指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称为“无待”，意为没有相对的东西。这时，人们抛弃了功名利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句被普遍认为《逍遥游》一篇主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主旨。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一般人很虚伪，“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撄人之心”，这样会导致 “天下脊脊大乱。而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对知识的爱好，只会使人心更加败坏，“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 流沙河认为，庄子的为人主要有四点，“一曰立场，站在环中。二曰方法，信奉无为。三曰理想，追慕泽稚。四曰修养，紧守心斋。” 所谓环中，就是不持有任何立场。《内篇·齐物论》中有“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杂篇·则阳》中有“得其环中以随成”。无为在《庄子》中经常出现，庄子认为无论治国还是做人，都要无为。但无为颇难解释，流沙河认为是“伪”或是“人为”的意思。“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是追求自由。“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所谓心斋就是要排除心中的种种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