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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交通方式可以从古诗中看出来，以下是我整理的从古诗看古代交通论文，欢迎参考阅读！
在我们研究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交通，交通大体上包括什么？
交通是指：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通常来讲交通包括：交通形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交通状况，通讯情况和发展的主要过程。好了，那么，我们就又明白我们研究性学习主要包括什么了。我们研究性学习主要研究内容就是：交通形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交通状况，通讯情况和发展的主要过程。
我国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曾经写下了关于古代交通的一篇作品，这就是李白于唐玄宗天宝初年写的《蜀道难》。我们的研究就从《蜀道难》开始。
先欣赏《蜀道难》：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从雌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这首诗大体上按照由古及今，自秦入蜀的线索，抓住各处山水特点来描写，以展示蜀道之难。在我们还在回味李白给我们带来的诗境美时，我们也会有点害怕。在李白的这部作品中对蜀道的描写似乎有夸张的成分，给文章中的蜀道添加了一些文学性，艺术性再创作的色彩。那么，我们要问：“蜀道真的那么难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秦，蜀之间被高山峻岭所阻挡，由秦入蜀，太白峰首当其冲，只有高飞的鸟儿能从低缺处飞过。太白峰秦都咸阳西南，是关中第一高峰。这在当时是不可逾越的的险阻。青泥岭则更险，古人说“悬崖万仞，山多雨云。”
那么，这样艰险而且天气不好的蜀道可怎么过呢？我们看文中这样一句话“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从这句我们能发现什么呢？“ 天梯”这很显然是我国古代，至少是唐朝时的一种交通设施，是供行人过路用的。我们再看一句“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句写的是蜀中要塞剑阁。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在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有一条三十里长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峭壁中断如门，形成天然要塞。因其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这里面又出现一个交通设施就是：栈道。栈道是比较古老的一种交通设施。它是在悬崖上凿孔支架木桩，铺上木版而形成的窄道。栈道这种交通设施是在特殊地形和特殊情况中产生的。栈道的出现，恰好说明了蜀道的艰险。这与李白的文中说的是一样的。在当时，唐朝的交通情况，尤其是边关，要塞的交通情况是不太好的。当时还有首诗也写到蜀道的险。
《路次覆盆驿》
曾上青泥蜀道难，架空成路入云寒。
如何却向巴东去，三十六盘天外盘。
所以，李白才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就不难发现，上面诗的题目中出现了一个“驿”字。那么，“驿”是什么呢？它是古代的一种交通设施吗？
我们说：“是”。这里面，“驿”就是驿站。在古代，驿站是供传递政府文件或物品的人更换马匹，休息，住宿的地方。我们结合下面一首诗再来仔细研究一下。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杜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本诗主要在后两句。”宫外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急奔而来，身后扬起一团团的红尘；宫内，妃子嫣然而笑。我们乍一看，这两个镜头好象互不相关，却都包含着诗人精心安排的悬念。“千门”为何而开？“一骑”为何而来？诗人故意不忙说出，直到读者憋到非知道不可时，才含蓄委婉地揭示谜底：“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两字透出事情原委：。《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到：“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以至京师。”由此我们便知道，为杨贵妃送荔枝是有专门的运送小组的。而且，是通过官府的驿道送到京师的。我们今天吃荔枝一点不难。但是，在唐朝要想吃到荔枝，而且是新鲜的必须夜以继日地运送。为了快速，唐玄宗命用官府驿道运，几天就到。自然，这里面的交通工具是：马匹。设施是 ：驿站和驿道。
我们很熟悉山海关。它是一个关卡。关卡是古代交通险要或边境出入的地方设置的守卫处所。比如：阳关。我们来看《送元二使安西》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诗里就提到了阳关。阳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是古代通西域的要道。同时，阳关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关卡。丝绸之路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发达的一条通商道路，从长安到罗马，绵延熟万里。在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骆驼和车。
现在，我们不妨对以上的研究作以梳理 ：
交通形式：陆路交通
主要交通工具：（人力），马，车，骆驼 等
交通设施：天梯，栈道，驿站，驿道，关卡（丝绸之路）
交通概况：长途时间长，路途比较艰辛和险恶，不是十分发达（以土路，山路，石路为住）
上面我们研究了陆路交通并作以简单的总结。那么，既然有陆路交通，就有水路交通。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中国古代水路交通的情况。
我们先来欣赏《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王维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这是一首送别诗。是作者于唐玄宗天宝十二年，是为晁衡（当时的日本访华使）回日本送别时而做。我们先来想一下，晁衡要想回日本必须通过水路。而在当时，虽然有水路交通形式，有大型的船等交通工具，但是走水路这一方法还是很冒险的。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王维在诗中是怎样写的。诗的开头就发出：“茫茫沧海简直不能到达尽头，又怎么知道沧海一东是怎样一翻景象呢？”的感叹。三四句大意是说：“中国以外，那里最遥远呢？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现在友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呀。”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例如林宽的《送人归日本》
《送人归日本》 林宽
沧溟西畔望，一望一心摧！
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来。
波翻夜作电，鲸吼昼可雷。
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
其中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应当说是相当精警的句子。但是，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
十六世纪，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就是通过水路交通到达我国的。当时，马可*波罗是从泉州崇武港登上我国土地的。在水路交通中，主要的工具是船，主要设施是港口。我们再联合上面两首诗里我们能感受到当时水路交通虽然存在但不是特别完善。可是到了明代时，我们的水路交通就比较成熟了。但还摆脱不了时间长，危险性大，长途航行艰苦等主要缺点。
我们看完了这两首诗我们就可以对古代水路交通的情况做一下梳理。
交通形式：水陆交通
主要交通工具：船
交通设施：港口
交通概况：风险大，危险性大，明朝以前发展不完善，不成熟，航行时间长，艰苦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交通的定义。交通是指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所以交通中运输是一方面。邮电通信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古时的通迅情况。我们先来欣赏一组诗。
《淮上与友人别》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
《送别》
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上面一组诗是中国古代的送别诗。送别诗的情感大多数是凄凉的，诗中会透漏出一点凄苦的情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这于我国古代的交通通信有 关。上面我们知道，不管是水陆交通，都有时间长的特点。这会给人们之间的信息交往带来困难。严重的会出现信息隔断的现象。这样看来，我国古代的人，尤其是亲人们的书信来往，信息交流会很困难。所以，人们就会产生“人去何时归？”的思想感情。这也就是中国古代会出现大量的送别时和送别时的感情会如此凄凉的原因。
我们通过对古诗的探究和综合其他的文献资料我们对中国古代交通的发展作出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1、马2、船3、车
1路远，所以思乡的，想家的，怀念自己妻子儿女家人朋友的比较多2出行方式：坐车，步行，坐船，骑马。其他的随便找点诗就可以挑的出来，就不赘述了。
和现如今比起来，古时候没有飞机和火车等交通工具，交通似乎不方便。不过，仔细一读古诗，则会发现，古人的交通工具也别具趣味。对于大多数古人来说，慢悠悠的牛车可能最普遍了。牛车速度虽慢，但负重能力强，最适合农用。杜甫在《上兜率寺》中写道：“兜率知名寺，真如会法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庾信哀虽久，何颙好不忘。白牛车远近，且欲上慈航。”据《法华经》记载，“有大白牛，肥重多力，形体殊好，以驾宝车。”坐着白牛车，于悠悠路途中，并不耽误赏景，可算是一大乐事了!马也是古代较为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孟郊在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46岁进士及第，从此别开生面。因此，诗一开头就直抒胸臆，说以往在生活上的困顿与思想上的局促再不值得一提。今朝金榜题名，郁结的闷气已如风吹云散。眼前天宇高远，大道空阔，骑马疾驰，四蹄生风，诗人心中的抱负抒发得淋漓尽致。牛车给人厚实的感觉，深得农人们的钟爱;而骑马则更显英姿飒爽，意气风发。这两种交通工具，显然都不适合大家闺秀。深闺女子出门，一般都坐轿子。李白在《宫中行乐词》中写道：“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在诗中，“步辇”即为轿子。不过，轿子也分为多种，有供大家闺秀乘坐的轿子，也有供爬山的游人们乘坐的轿子。另有首诗写道：“绝壁临江千尺余，上头一径过肩舆。舟人仰看胆俱破，为问行人知得无。”诗中的“肩舆”便是扛在肩头上的小轿子，既可抬着轿子走一般的路，更可攀登险峰，可谓轻巧便利。有牛、马、轿，自然也少不了江南水乡随处可见的轻舟。柳宗元在那首脍炙人口的《江雪》中写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孤舟独钓，别有一番风趣，但也显得凄凉无比。古人的交通工具，主要分为两种，一为畜力，如牛车、马车和驴车，以及“春风鸾镜愁中影，明月羊车梦里声”中的羊车;另一种则为人力，如轿子，还有人力车。如此看来，尽管今天的交通工具更为便利，但古代的车马更别有一番趣味。
“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是对古代几种主要交通工具性能的总结。交通工具，总的说来，可分为畜力和人力两大类，畜力交通工具有骡车、牛车、驴车、羊车、大车、驴、骆驼、马等。人力交通工具有船、人力车、三轮车、轿和白桥、扛肩、担挑、冰床等。古代交通工具有：1、骡车，又称轿车，是用骡子驾辕的一种车。据陈育丞先生介绍，骡车是辛亥革（蟹）命前北京的一种主要载人工具。向有“京车”之誉。骡车由车身、车轮和车轴、车围、套具四部分构成。车身有车辕、车前盘、车厢、车后尾四部分，主体是车厢。车厢有穹形顶棚，有门有窗。官用骡车车轮较高，辐条较细。车毂凸形，车轴稍长，俗名“陕西脚”。普通骡车车轮俗称“笨脚”，跑车车轮特别沉重，以免翻车。北京骡车的车轴（轴承）很有名，车行时触发出一种极清脆悦耳的响声。车子跑快了时，远远听去仿佛是京剧鼓板“单皮”在“放丝鞭”。只有北京的工匠具有制造这种车轴的技能。车围有内围、外围之分。外围用蓝布，在距车底盘约半尺的地方向上翻卷，卷起的部分，改用杂色缎，镶以黑缎边缘，名为挽手。内围，下部用杂色缎，镶黑边，名为卧厢。上部与车顶多为白色或淡蓝色。夏天，外围两侧各开大小不同的纱窗。纱窗之上加蓝布遮阳，下熏黑绸飞瞻，名小帐子。车前也架遮阳，名大帐子，夕阳西下或晚上行车，大帐子已不需用，便撤去。夏天，为了车厢通风，撤去里围，只留卧厢及车顶，周围遮以熟罗帘子，以防日晒。雨天，车外加油布。冬天，车上罩以灰色或黄色的氆氇雪顶。套具则包括骡子驾辕时用的鞍子、夹板、笼头、缰绳等物。鞍子较大者，称为大鞍车，多是王公贵人、满族命妇乘坐的。车夫三人，两人拿辕，一人牵骡，皆步行。另有小鞍车，用途较广，人人可坐。清末一些纨绔子弟多在小鞍车的制作和装饰上争奇斗胜。北京骡车所用的骡子，多来自陕西，人称“西口”，以颈长、胸宽、腰瘦、胫细者为优。毛色则以“缎子黑”、“野鸡红”、“菊花青”、“墨里藏针”、“香青”等为上乘。北京车把式的技术是很高超的。在最繁华的大栅栏，路仅容两车击毂而过，北京的赶骡车者也既能避人，又能避车，绝少事故。过去北京的骡车，有自用的，也有营业性的。自用的，无需多说；营业的，就是专门拉送客人的。但只有“站口儿”一项。所谓“站口儿”，就是骡车营业者白天在固定的一处胡同口等待乘客赁坐。起初多自己赶车，待收入渐厚，便再拴一辆，可雇人执鞭代赶。2、骡驮轿，是用两头骡子驾驮的一种轿。这种交通形式实质上是坐轿，但这种轿不是前后2人或4人或8人抬行，而是前后各有一头骡子驾驮着轿杆而行，故称骡驮轿。这种轿比一般轿略大，可坐2人。轿内备有寝具，可以躺卧，是适于长途旅行的一种交通工具。一般可日行百里。行途中有两人赶骡，一人徒步，一人骑驴。3、驴车，是由驴拉的车。过去，北京的驴车很多。后来骡车，马车兴盛起来，驴车日渐减少了。驴车也有自用的和营业的之分。自用的驴车，如粮店有自备驴车，外出送货用。郊区农民有自用驴车，用以进城拉粪土或卖瓜果蔬菜等农产品。营业驴车是用以拉送乘客的。有“站口儿”和“跑趟子”两种。“站口儿”者和营业骡车一样，在一定的处所等候雇客，或送一程，或包车来回。 “跑趟子”又叫“跑海”或“趟子车”，即赶着驴车沿着一定的路线来回拉客。过去，在天桥到永定门，东四到朝阳门，西直门到海淀等路段，都有趟子车。趟子车由某地到某地，是有定价的。因这种车较简陋，定价也很便宜。早到的乘客抢占前辕坐处，比较舒适。后来者便盘腿坐在车厢内，比较苦。最后上车者，只能坐在车尾，有被颠簸下来的危险。民国以后，这种驴车逐渐绝迹。4、牛车，过去，北京的牛车主要是慈善机构育婴堂用以捡拾婴尸的。牛车上有一个大木箱，后面开一洞口，洞上悬一幅黄色布匾，上书“陆地慈航”四字。每日拂晓，育婴堂有人赶着牛车到处转，遇到婴尸多为被掐死的私生子便拣拾起来，从洞口放入牛车上的大木箱内。有的被拣回的婴儿尚未断气， 还可以救活，也收养在育婴堂内。5、羊车，这是少数人家特地制造的一种小型轻便的敞车，由一头山羊驾车。可以用来驮载一两个小孩外出游玩。6、骑驴，驴是既易饲养又较驯服耐力的牲畜。骑驴代步，方便省事。从前，北京城内骑驴往来的人多有。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初一日，北京大风，有人骑驴从正阳门前过，被风倦起，落到了崇文门地方，人驴俱无恙。北京城内也有人家养驴营业，招客骑行。从新街口到西直门，交道口到安定门，东四到朝阳门等街上，多有这样的营业驴。从宣武门到白云观，营业驴更多，以便人们到白云观赶庙会、进香或游玩。所以，今宣武门东河沿街旧称赶驴市。这里的驴似乎更有灵性，雇客付钱骑上去后，不用驴夫跟随，驴就主动地驮着雇客快步跑到白云观，停蹄不动，待雇客下来。早在白云观的合夥驴夫拉到客后，用手一拍驴身，驴又自觉地跑回赶驴市。这大概是因为这种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赶驴市与白云观之间，也就有了经验了。驴，不仅可供人骑，，而且还能驮货物。7、骆驼，具有温顺、吃苦、耐劳的天性，用来驮运货物，胜过驴骡。过去，北京西郊石景山一带和南郊南苑一带，有不少靠骆驼为生的驼户。他们饲养几头骆驼，或驮脚，或跑买卖，挣钱糊口。驮脚的是为别人驮运货物，挣份脚钱。跑买卖的是拉着骆驼到外地贩运货物，既挣脚钱，也赚货利。旧日北京的驼户主要是从门头沟驮煤，从大灰厂驼灰，从西山里驼木材等，到北京城里送货或贩卖。拉骆驼按“把”而计，大把8只，小把6只，一般一个人拉一把。为了途中互相帮助，常常好几把一起走。但民国以后，现代交通逐渐发达，对进北京城的骆驼队也有新的限制，只准3只为一把。如果6只或8只一把，前后有六七丈或八九丈长，影响城内交通。过去，北京的骆驼都是从口外贩卖过来的。据陈琪先生讲，他的太爷就因去口外贩卖骆驼发了家。但是，拉骆驼主要在春、秋、冬三季，尤其冬天最忙。夏天，要赶着骆驼到口外去放牧。8、人力车，又称洋车或“胶皮”，南方多称东洋车或黄包车，是清末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一种人力载客车。这种车的车形，大家在电影电视中都看到过，两个车轮承托个一个半圆形或方形车厢，车身前有长长的两根车把，一个人坐在车上，一个车夫拉着车跑。北京出现的第一辆人力车，名叫铁皮车（车轱辘用铁皮做成，故名），是日本人送给慈禧太后的御用车（现在颐和园内陈列着）。后来，北京便有人仿造，所以清末北京街市上多见铁皮车。民国以后，车形多有变化，铁皮轮换成胶轮，车厢多改为半圆形。黑色、棕色、黄色的都有。那时候，虎坊桥的“西福星”、崇外上三条的“东福星”、东华门大街的“懋顺”、西四的“华馨”，还有“起顺”、“双和顺”、“悦来”等字号都是制造人力车较有名车行。有钱有势以及社会名流之家，往往自购人力车，雇专人包拉。大量的人力车都是一些车厂子的，穷苦的车夫租车拉客；像朝阳门大街的“马六”车厂、“繁华”车厂，崇外上头条的“五福堂”车厂等，都属大型的，它们都拥有一二百辆车。一些小车厂仅有二三十辆或一二十辆车。旧日的北京城里，人力车是主要交通工具。在十字路口、胡同口，常有三五辆或十来辆人力车在等座。尤其在戏园子、饭馆子、澡堂子、东安市场、西单商场、旅店、火车站、天桥、公园、八大胡同（妓院）等处，候客的人力车更多。拉人力车的，分白天班和黑夜班，又有拉包月车和拉散座的分别。比较有名的人力车夫，还获得“一溜烟儿”、“伊犁马”、“花裤腰”之类的绰号。旧社会北京的人力车车夫是极为辛苦极为悲惨的。他们忍受着车厂主的残酷剥削，又常常受到一些恶棍警察的敲诈勒索。每天早出晚归，满街奔跑，挣几个钱仅能糊口而已。新中国成立后，人力车才完全取消。9、三轮车，是30年代后期才出现于北京城内街巷上的。据任有德先生回忆，北京的第一辆三轮车是日本侵略者送给汉奸江朝宗的。后来三轮车逐渐增多，成为北京城内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三轮车靠车夫登踏而行，比人力车省力，而且可以拉两个人。现在北京街头上仍可见有载人三轮车。载货的三轮车是平板，叫平板三轮。10、手推车，是一种独轮车。车轮在车身下面，居中。二车把在后，末端系有车襻。人推车时，车襻搭于颈后和两肩，两手分握车把，向前用力，推动车轮运转。车轮车轴原为木质，较笨重，推车费力。车行时，车轴摩擦车耳，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后改进为胶轮轴承，推车省力，且无噪声。手推车功用较广，既可载人，又可运货。旧日北京卖水的、卖菜的、掏粪的，以及农民运土运粪、运稼运粮，大都用手推车。11、喜轿和白轿。过去，北京的平民百姓也用轿。一般结婚时用的轿叫喜轿，送丧时用的轿叫白轿。喜轿是结婚时新娘坐的，一般为红轿，轿夫4人，前后各2人，有的地方除红轿外，另有两乘绿桥，是男方娶亲太太和女方送亲太太坐的。20年代后，流行新式婚礼，北京人结婚才渐渐改用马车或汽车迎亲。白轿是旧时有钱人家发丧时用的。老北京的风俗是，送葬的晚辈乘坐白轿。若是女人，限于已婚者，未嫁女子不能坐白轿。12、扛肩、背负和挑担。扛肩俗称“窝脖儿”，是旧北京城里的一种行业。干这行的人主要是为人搬家或代人送嫁妆。极少数“窝脖儿匠”为皇室扛运贵重陈设，这样的“窝脖儿匠”专归皇宫懋勤殿绳子库管。窝脖儿需有一定技能，一般人“窝”不了那些又长、又高、又重、又易碎的物件。他们的“窝”法是，先将要搬运的物件放在一个一尺半长、一尺七八宽的长方木板上，并用软线绳捆绑好。然后由二人抬起，放在“窝脖儿匠”的垫有一根下铺棉布垫板条的肩上，“窝脖儿匠”一手扶物件，一手前后甩动，两眼向前平视，迈大步急行。到达目的地后，仍需二人将肩扛物件接抬下来。除了肩膀能扛外， “窝脖儿匠”还需有健步如飞和拆装各式家俱的技能。清末北京有名的“窝脖儿”范茂贵，仅用4天时间，就把60斤重的铜狮子“窝”到遵化马兰峪的慈禧太后陵墓去。背负就是背运东西，甚至背人。清末，北京多大雨，街路积水成河，没膝没腹的，一般人难以通行，遂有专门背人过街而挣几文钱者。至于旧时北京卖菜的、卖鱼虾的、卖鲜花的以及煤铺送煤、灰铺送灰、饭馆送酒菜等，多是担挑。扛肩、背负、担挑，都是以人力为主的交通运输形式。13、船是主要的水路交通工具。古代的船也是多种多样。远的不必说，明代有黄船（御用）、马船（由川滇转送马匹专用，永乐迁都北京后，专用运送官物）、快船（水军征战用）、海运船（备使西洋诸国）、供应船（为皇室捕渔用）、后湖船（在南京后湖，为楼座船，供游览用）、战船（征战用）、粮船（又分遮洋船和浅船二种，均用于漕运）等等名目。② 清代则有粮船（漕运用）、战船（又有外海与内河战船的区分）、水驿船（用于水路驿站）、应差船（又有沙船、便民船、黄快船、楼唬船、宣楼船、大江差船等细目，备官府随时差遣）、救生船（专于江河激流险滩处备抢险救生用）、浮梁渡船（藉以渡河用）等等类分。③ 但是，在北京地区能见到的，仅黄船、粮船、水驿船、浮梁渡船等而已。黄船，在上面的《御用交通工具》部分，曾谈到龙舟，就属黄船之类。《明会典》载：“国初造黄船，制有大小，以备御用。至洪熙元年（1425年）计三十七只；正统十一年（1446年）计二十五只。常以十只留京师河下听用。”④ 《养吉斋丛录》所谓前明遗留于北京皇城西苑太液池中的“蓬岛飞龙”一船，是否就是明代留用于京师湖中的黄船之一呢？颐和园内至今存有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雕造的石舫，光绪十九年（1893年）稍加改造，改名清宴舫。这个石舫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并无实用价值，但通过它可以想见明清黄船的样子。明初南京后湖（即玄武湖）船或许与其相仿。14、粮船，是专门用于漕运的船。海运粮船叫遮洋船，河运粮船叫浅船或剥船。北京作为金、元、明、清的帝都，它的粮食供应和财源完全仰赖于东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大规模的漕运，就没有北京作为千年帝都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当年北京的粮船是很多的。永乐初，无论是海道运输的遮洋船，还是运河运输的浅船，都能由直沽（今天津）溯白河而至通州。后来只有蓟州军饷用遮洋船海运，北京和通州国库里的粮食，全由浅船运输。明万历年间，用浅船运达京、通仓的米粮达370万石，而遮洋船运至蓟州的军粮仅24万石。同时间内，全国造船共12143只，其中浅船占95％以上。据文献记载，一只四百料浅船，底长5丈2尺，头长9尺5寸，梢长9尺5寸，底阔9尺5寸，底头阔6尺，底梢阔5尺，头伏狮阔8尺，梢伏狮阔7尺，梁头14座，底板厚2寸，栈板厚1寸7分，钉1尺3钉，龙口梁阔1丈，深4尺，使风梁阔1丈4尺、深3尺8寸，后断水梁阔9尺、深4尺5寸，两 〓（上“广”下“敢”）共阔7尺6寸。打造这样一只浅船，需用楠木7根，楠木短枋、连二枋、连三枋各一块，榆木1根，杂木5根又3段，大小钉锔700斤，艌麻200斤，油灰200斤，桐油30斤。⑤ 清代的运粮剥船大小有变。例如顺治初年造的粮船，船底长5丈2尺，中间阔9尺5寸，龙口梁、使风梁阔均不过1丈4尺，断水梁阔不过9尺，船体大小与明代浅船相仿。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题准，各省粮船式样改定为长7丈1尺，阔1丈4尺4寸，较以前增大。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因“各省漕船过于高大沉重，行走濡滞”为由，议准北河官设剥船1500只，每只身长5丈8尺，中阔1丈8寸，后阔8尺1寸，九舱，每舱深3尺，装米300石，⑥ 又比康熙时船小了许多。15、水驿船是水路驿站专用的船只。样式不见记载。明代于通州设有水驿，必定有水驿船无疑。16、浮梁渡船，是以船作桥渡河涉江的交通方式。据《清会典事例》卷939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将顺天（府）通州额设桥船五十内，拨给三河县泃河六船。”这样以来，通州的桥船尚余44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拆造通州桥船二十二，作为定额。”此后，通州则有22只桥船。雍正元年（1723年），“古北口滦河设渡船四，交与汛官管理。”乾隆五年（1740年）题准，“直隶省古北口渡船朽坏，别设渡船二，增设桥船十四。”作为浮梁渡船，需要的是坚固耐用，无需精雕细饰，所以这种船如同运货的马车、骡车、大车一样，样式简单，制作省力。无论黄船、粮船、水驿船和浮梁渡船等，除顺水时可借助水力、顺风时可借助风力之外，主要还是船夫的纤拉和撑划。也就是说，仍是一种以人力为主的水上交通工具。17、骑马。马是古代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本次论文主要介绍马。历朝历代的驿站，都备有若干马匹，以供递送文书的人或过往官员骑乘。马跑得快，跑得远，将士出征离不开它。但在北京城内，文武大臣上朝，除了少数高官之外，都要骑马。
和现如今比起来，古时候没有飞机和火车等交通工具，交通似乎不方便。不过，仔细一读古诗，则会发现，古人的交通工具也别具趣味。对于大多数古人来说，慢悠悠的牛车可能最普遍了。牛车速度虽慢，但负重能力强，最适合农用。杜甫在《上兜率寺》中写道：“兜率知名寺，真如会法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庾信哀虽久，何颙好不忘。白牛车远近，且欲上慈航。”据《法华经》记载，“有大白牛，肥重多力，形体殊好，以驾宝车。”坐着白牛车，于悠悠路途中，并不耽误赏景，可算是一大乐事了!马也是古代较为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孟郊在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46岁进士及第，从此别开生面。因此，诗一开头就直抒胸臆，说以往在生活上的困顿与思想上的局促再不值得一提。今朝金榜题名，郁结的闷气已如风吹云散。眼前天宇高远，大道空阔，骑马疾驰，四蹄生风，诗人心中的抱负抒发得淋漓尽致。牛车给人厚实的感觉，深得农人们的钟爱;而骑马则更显英姿飒爽，意气风发。这两种交通工具，显然都不适合大家闺秀。深闺女子出门，一般都坐轿子。李白在《宫中行乐词》中写道：“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在诗中，“步辇”即为轿子。不过，轿子也分为多种，有供大家闺秀乘坐的轿子，也有供爬山的游人们乘坐的轿子。另有首诗写道：“绝壁临江千尺余，上头一径过肩舆。舟人仰看胆俱破，为问行人知得无。”诗中的“肩舆”便是扛在肩头上的小轿子，既可抬着轿子走一般的路，更可攀登险峰，可谓轻巧便利。有牛、马、轿，自然也少不了江南水乡随处可见的轻舟。柳宗元在那首脍炙人口的《江雪》中写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孤舟独钓，别有一番风趣，但也显得凄凉无比。古人的交通工具，主要分为两种，一为畜力，如牛车、马车和驴车，以及“春风鸾镜愁中影，明月羊车梦里声”中的羊车;另一种则为人力，如轿子，还有人力车。如此看来，尽管今天的交通工具更为便利，但古代的车马更别有一番趣味。
“舟车劳顿”，语出古语，想必车马船帆是中国古代远途的主流交通工具。
在历史性典籍中，长途交通运输首选船舶，傍岸后陆路交通运输再转乘车马。
通过参研典故成语，早在三十万年以前，中国古人就已经发明了航海的船舶考察全球，并完成了绝大的经纬线测绘工程，撰写了黄帝《万年历》又称《黄历》。
而经纬线测绘工具，更是需要车马由陆路运送到航海的船舶上去，较之海船的发明制造不逞落后，更况“年”字的绕日测算工具已经应用，何况车呼？
“轿”字从车，与车同类，也是中国古代的陆路的客运交通工具。
其次，便是“马”，“车马”一词，马既是托拽牵引车辆的输出动力，亦是供人骑乘的代步工具，马早在原始母系社会就已经是人的好朋友了，没有道理不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交通运输工具，更有牛车不在话下。
而独轮手推车，更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短途快捷方便的运输交通工具。
交通工程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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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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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精神财富、发明创造。智慧生物为更好地认识世界而团结协作，就构成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文明存在的前提是智慧生物。其余由智慧生物创造出的各种现象只是文明的附属品。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 文化 研究论文 范文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 全文如下：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 雕刻 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 故事 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 传说 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 方法 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 收藏 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 总结 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____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____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已经改革开放了，应该很繁荣吧
集市是指在一个指定的地点，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买者和卖者聚集在一起进行商品交易等活动的一个有组织的公共场所⑴。集市贸易，顾名思义，就是在集市上进行的贸易，它是我国商品流通的重要形式之一。集市和集市贸易密不可分，有集市必然有贸易，而有贸易的发展才能导致集市规模的扩大，否则，集市不会长久存在。我国的集市有多种类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各有不同，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亦有所差异。按集市交易的时期，可划分为定期集和不定期集；按集市日贸易的早晚，可划分为早市、午市、夜市；按集市的地理位置，可划分为山乡集市、城市集市和边疆互市等；按集市交易的规模，可划分为大集市和小集市；按集市发展的层次，可划分为乡村集市、市镇集市和城市集市；按集市交易的内容划分，主要有牛市、马市、猪市、柴市、煤市、花市、鸟市、布市、米市、药市、蚕市、桑市、茶市等专业性市场，但大多数集市兼营多种内容，发展为综合型集市。集市的名称也各有差异。华北地区称之为“集”，长江流域称之为“市”，华南地区称之为“墟”，西南地区称之为“场”或“街”。从集市贸易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各朝各代集市的名称也有所不同。中国的集市贸易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日中为市”。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剩余产品的增多，在夏商时期形成了集市贸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加强实力，采取重商的措施，促进了集市贸易的繁荣。到唐宋时期出现了 “会市”、“草市”、“坊市”等不同名称的集市。明清时期，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几乎每个县都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集市，综合性的定期集市如庙会、灯会等也丰富了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明清时期集市贸易的另一特点是市镇贸易的繁荣，在江南一些地方，草市、集市的规模扩大，交易频繁，逐步发展成为店铺林立的商业中心——市镇。中国古代集市从“日中为市”、“会市”、“草市”发展到市镇，虽然名称不同，但却是市场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大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开始发展，大量外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及一些中国经济作物的大量出口，使近代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集市和集市贸易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首先表现在华北地区集市数量的增长和集市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相继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中国大批的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到《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沿海和内地的重要城市开放殆尽，这一方面有利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另一方面客观上也给沿海和内地一些地区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在明清时期，华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江南地区。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华北地区集市和市镇数量都有了急剧的增加。以山东为例，据专家调查显示，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半个多世纪中，山东省的镇集数（包括县）从2150个增加到7272个，每县平均拥有的镇集数从个增加到个，增长率为⑶。河北、山西、河南等省也有较大的增长。“从清初至清末，直隶（关内）集市数从1313个增加到1820个”⑷，同时期山西集市场址数也有10%的增幅⑸。而且民国期间三省还出现更大规模的集市增长高潮，以至到1935年，“河南97县共有集镇2243处”⑹。因此，“如果说，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是江南市镇勃兴的黄金时代，那么，华北平原的市镇勃兴，则大致上是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里”⑺。其次，近代以来集市贸易主体和贸易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集市的贸易主体为买者和卖者两种，买者即消费者，卖者又可划分为坐贾、行商，或者划分为本地居民和客商。虽然名称不同，但他们尤其是商人们为了谋取利润纷纷来到集市上从事交易。西方列强也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纷纷向中国倾销商品，用他们的商品来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渗透到中国的每个角落，同时从中国掠夺廉价原材料，近代中国农村、市镇的集市贸易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侵略者提供了方便。因此，在近代中国的集市贸易上又出现了一些受雇于外国资本家、洋行的商铺、货栈或者商贩。他们往来于集市之间，销售西方商品又从中国人的手中收购原材料，有时，还没等农民们把农产品运送到集市，在半路上就被商贩们抢购一空。贸易主体的变化，必然导致贸易内容的变化。以往交易的内容多是农民手工业者自己生产的产品，属于商品生产的比重较小，然而现在洋货大量充斥其中。如外国的沉香、砂仁、燕窝、玳瑁、洋参、皮货等等，还有直到现在人们都记忆犹新的洋火、洋丁、洋油。与此同时，为适应对外出口的需要，中国农作物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集市贸易上，大量中国的丝茶及土特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农作物的商品化仅仅依靠国外市场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应该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加强区域间经济的交流。随着日本、印度丝茶贸易崛起，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中国丝茶的出口量就逐渐减少。第三，近代以来，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建设，使集市的功能也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众所周知，集市贸易有调剂余缺，满足人们人常生活的基本功能。每逢集日，人们提起菜篮，带上稍许钱币，来到集市购买自己日常所需。有些卖者在卖掉自己的农副产品后，往往也会购买一些生产资料及生活必需品。通过集市贸易，买卖得以进行，利润得以实现，从而为再生产提供条件以满足消费，如此循环往复，调剂余缺。在近代以前，在陆路运输中，“华北和其它一些地区的货运主要依靠牛马车、骆驼等”⑻。这种畜运方式运量小，速度慢，极大的影响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也不利于集市商品的集散，使集散货物量小、速度慢，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895年后西方列强纷纷抢夺筑路权，从而促进了近代中国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的修建。原来需要一年半载才能运输到的货物现在十天半月就能运输到，从而为远距离贸易打下了基础。这样，交通设施的便利，使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的产品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聚集到一些大的集市，又通过集市贸易迅速地运往全国各地，区域之间的差异得以互补，全国范围内的余缺得以调剂，集市的集散功能得到最大发挥。此外，集市上旅馆、茶铺、饭庄等服务设施的增多也是近代集市贸易上的一大亮点。近代时期，集市上各种商铺林立，十分繁华。他们的设立为来往行人尤其是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提供方便，从而赚取利润。对商人们来说，这些服务设施不仅是吃饭、住宿的好地方，也是商人获取贸易行情甚至完成交易的地方。在这里的交易有时可以躲避官府的督察，甚至可以避免上缴一些赋税，这也是这些服务设施繁荣的原因之一。可见，近代以来，集市和集市贸易都有了相应的变化，集市数量尤其华北地区集市数量有所增加，集市功能更加完备，集市的贸易也更加繁荣。但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疆域广大，地区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等条件的不同，往往导致了各个地区集市和集市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从集市的发展层次来划分，有山乡集市、乡镇集市和城市集市，这本身就使集市发展的不平衡。从横向区域来比较，早在明清时期，华北地区和江南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的差异就很明显。近代以后，东部地区对外开埠通商，东部经济发展迅速，西部相对落后，更进一步加深了东西部的差距。因此，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近代集市和集市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区域化、专业化集市的大量存在和综合型集市的发展，是近代集市和集市贸易的另一显著特点，这在集市贸易的内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各地区自然资源不同，生产不同的产品，如江南地区盛产水稻，华北地区盛产小麦；苏杭地区丝织业发达、两湖地区茶叶贸易繁盛等等。区域产品的不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地集市上交易的内容，从而使地区内的贸易体现了一定的地区特色，但地区间分工的不同却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区域化的差异越大越可能促进了地区间贸易的交流，这其中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化交通设施的建设，他们的身影频繁的来往于各区域集市之间，带走本地的特色资源，带来外地的特色产品。商人们利用价格差异，赚取利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间的交流，加强了地区间的联系。集市的贸易内容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本地的资源，外地产品也大量进入，集市贸易增多，集市规模增大，在专业性集市大量存在的同时，一些集市也出现了向综合型集市发展的趋势。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集市和集市贸易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特色。如近代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的修建虽然有利于集市功能的发挥，有利于集市贸易的发展，却为西方列强侵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提供了方便。集市上替外国资本家、洋行代理的商铺、货栈、商贩则直接为外国资本服务，但这些不能归结于集市和集市贸易本身存在的问题。应当看到，集市和集市贸易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一可喜的现象，其长期存在和发展，有利于促进商品的流通，繁荣我国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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