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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山财的学子伤不起，自己慢慢找吧。。。呵呵
查阅汉唐史啊
开发佛教文化旅游资源除了发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资源潜力之外, 还可以考虑在没有或缺乏佛教文化内涵的生态旅游景点增设有关的内容。当然,不管遗留的或新增的,都要有所规划,不能盲目滥建,而且要有宗教部门和佛教僧侣参与,如理如法施行,切忌胡搞乱来,弄得不伦不类。寺院一定要有正信正行的僧人住持,按释迦圣教律仪严谨,道风纯正,开展规范的宗教活动。一方面必须剔除附佛外道的迷信成分, 坚决抵制腐朽落后的东西和商业化风气的影响和侵蚀。佛教文化不能变质串味,否则佛教文化生态旅游也就失去了其特定的文化依托, 不成其为佛教文化生态旅游了。另一方面,又要按“利乐有情”的菩萨精神的太虚大师、赵朴初大居士等倡导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佛教革新思路,善于吸收现代科学文明进步的新内容,贴近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 为发展旅游事业, 繁荣社会主义经济,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 孙丰念,. 论佛教文化的旅游开发.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05, (04) [2] 高春梅. 我国铁路客运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探讨. 铁道工程学报 , 1997, (03) [3] 毛秉仁. 论资产经营责任制下的调度指挥. 铁道经济研究 , 1999, (04) [4] 胡玉乾,杨海岩. 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发展刍议. 江苏交通 , 2002, (09) [5] 张超广. 探视网上旅游.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04, (01) [6] 李智,谭永朝. 信息化社会中道路交通的现状及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 2000, (01) [7] 杨建兴. 浅析“网运分离”改革中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 铁道经济研究 , 2000, (04) [8] 冷秀华. 关于假日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北方经贸 , 2001, (11) [9] 吴慧. 浅谈中国旅游立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合肥联合大学学报 , 2002, (03) [10] 周宇. 内蒙古生态旅游开发应注意的问题.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 2004, (01) 善哉善哉，切勿诽谤。。
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化？从唐代几位诗人，留下的诗文中就可以看出
凡夫到成佛的经典“菩提道次第”一书“掌中解脱”
21世纪青年追随乌托邦色彩，理应为自由奋斗，在向望的生活中得到方向，寻找当时拥有最初梦想的自己
大正新修大藏经35册之后为各部之疏，均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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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我为大家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你们喜欢。
浅议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摘要：弘扬中华文化,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的发展;重新认识;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66-02
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生以及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可以上溯到5000—7000年以前。按照文化的总体倾向及本质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从先秦时期到前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与成型期，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的要素构成与本质特征基本成型。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动荡年代，由于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竟然造就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传统文化，使得我国古代文化不仅跨越了南北的广大地域，而且内容更丰富、更多样化，显示出了华夏文化的多元性的特色。
从历史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演变来看秦汉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从先秦至汉，完成了中原华夏多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和构架基本形成，她们之间此消彼长、融会贯通，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
(二)佛教东渐、儒道释并存与理学的形成
东汉时期，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第一次受到外来文化——佛教的挑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乱、灾祸、死亡随时降临，于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便扎根盛行。正是在这儒、道、佛等多元融汇的和各家思想多向演化的历史洪流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示了它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佛教日益民族化、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排斥、适应与融合
宋后，一方面中国各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资本主义体内萌芽，中国封建文化日益突显。鸦片战争之后，士大夫门领略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势，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清醒的意识到旧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转变形态了。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低估与复兴
中国近代文化过程，从文化层面观察，是一个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并试图对自身做出调整以适应西方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中国甚至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传统进行重新认识。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自20世纪初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反传统激流的喷涌
从1919年到1980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是激进的和全面的反传统主义，儒家传统首当其冲，这是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演变的第一阶段。
从1917年提倡白话文开始，“五四运动”开辟了全面彻底地否定儒家文化的进程，对传统的否定由政治层面进入文化层面。领导“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靠移用西学、西政就可以解决的，必须要以西方的现代文化全面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五四运动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是“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她们是从西方启蒙思想中借用来的救中国的思想武器。
直到““””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在思想方面，过去那种否定一切人类文化传统的做法改变了。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回到了“五四”时期的起点。整个80年代全面拥抱西方文化和全面谴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这成为当时强劲的思想潮流。
(二)对传统的重新认识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逐渐退潮，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复兴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恢复，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复兴儒学的呼声由弱到强，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
首先，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根绝，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层中和日常生活之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传统社会历来发挥着“齐人心、正风俗”的作用。历史进程表明，人们摧毁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大家一致接受的、足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体系来重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因而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缺失、精神失落和信仰危机。然而，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在经过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人们重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来摆脱价值危机，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意识。
其次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逐渐走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重新倾向于肯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价值认同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凸显了文化认同的问题。在人类交流日益便利和频繁的背景下，越是与不同文化接触，难么“我是谁”的问题就越突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根植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才能真正在全球多元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个民族，乃至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真正依靠纯粹外部文化来建立“自我”，只能深入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实现“自我”的确立。目前，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它将在经济和政治上为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转变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有一批真正理解、认同儒学价值，同时又能欣赏、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知识分子，对重建儒家传统做了不遗余力的努力。这股浪潮至今在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毫无疑问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单纯地依赖于某一种文化形式,而是在新的实践下实现各种不同文化形式的互斥互补、交融碰撞、综合创新。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创立的不同文化形式,有互相排斥、冲突和对立的一面,也有融合、互补和统一的一面。我们不能“蔽于一隅”,而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予以审视。因此,不管何种文化,在当代中国都将面临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或者说都面临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对那个时代的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和解答,在今天要想发挥其积极作用,就必须实现其创造性转换,使其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上都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四、结语
因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通，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刘向阳、刘志扬、韩书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浅析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如何选择、如何继承、如何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要既不失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生活品味，都需要不断的尝试与反复的验证。关于这个话题可研究的层面很多、能借助的方法也很多，我们就从中国元素的角度来讨论现代服装设计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关键词】传统文化 中国元素 服饰 设计
从古至今，服饰，作为人类形象外在的表征，它的风格化，个性化，民族化的艺术魅力，集成了具有丰富感性和理性内涵的服饰文化。这种与人类生息共存、形影相伴的文化现象，是民族、宗教、信仰、民俗、艺术、社会、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等多层因素通过服饰语言的生动映现。
一、如何设计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服饰产品
如何在传统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时尚化改造，是服饰设计人员经常思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也是中国服饰产品实现自身特色，走向世界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中国传统服饰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装设计的突出点是具有一眼就能看出的中国味道，中国漫长的历史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了常见的立领、侧衩、盘纽、滚边、还有纹样、配色特别是风格理念等很多中式元素可以在现代设计中加以应用，这就需要设计师具有良好的中国服饰文化素养，不断努力挖掘。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文化中国元素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例如，历代皇室所穿着的、使用的物品，即使形式不同、用途各异，但无不是传递皇家身份地位的文化中国元素;而民间的剪纸刺绣又处处流露出祈求吉祥平安之意。我们一定要学会批判的继承，并不是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中国元素都适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所谓的不适宜，同样更多的体现在内涵上。因此我们应该明确的认识到哪些中国元素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中国元素又传递了怎样的文化信息。这便给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能够找到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元素，还要将这些元素巧妙的运用于现代设计之中，这便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现代服装设计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然是结合，那一定不是简单的剪切与粘贴的关系，纯形式的结合也不具备说服力。事实上，继承传统文化所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形式与内涵，同样包括传统文化中，形式与内涵之间的转化机制，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规律的把握，只有掌握了规律，明白了传统文化中国元素是通过怎样的组合、变化方式来传达寓意，才能使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出现合理而丰富的变化。
(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
我国由于地域广阔，各地地形、气候、人文条件都不同，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氛围。蒙古的云纹图案在蒙古服装和蒙古包中很常见、满族人的旗袍、广西的蜡染，西藏的单肩外套、青花瓷和剪纸的图案、盘扣、刺绣立领、侧开叉这些传统的工艺都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艺术。这些不同的民族艺术表现形式和工艺流程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是我们服饰设计灵感的来源。
(三)现代服饰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服饰局部应用。
局部处理是“画龙点睛”之功效的亮点。运用得当，品味耐人寻味，平淡中见神奇。大面积中冷色调中加入少许暖色，都能体现亮点运用的张力所在。而这种亮点张力，则需要文化内含浓缩的基垫，才能赋予其永恒。在中国装设计中通常较为常见的是将中装中的立领或门襟、盘扣等因素通过有效的再现，来表达设计者的风格，这几个点的应用最具有说服力和征服性，让人一眼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服饰的精粹所在，并能通过西方服饰体系中的以人体为根本的合体裁剪，更好地表现女性的优雅、含蓄的特点，在设计过程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传统服饰的屏幕
中国元素传播途径广泛，在国际交往中，尊重对方，和平共处，不失国体。与夫人在很多次的国事访问中都着有中式服装，表现出大国的文化内涵和优雅的风度。受到了各国媒体的关注和赞赏。与世界相融，中国元素赢得尊重，举世瞩目的2008北京奥运，就是最好的例范：五星，五环，象形的中国结，福娃蕴含人面鱼纹“天人合一”理念，奥运火炬祥云源自汉唐云气纹：渊源共生，和谐共融，这是祥云图案的文化寓意。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伊始，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就被带入激情与惊奇之中，感受有着古老历史的中国独特的欢迎仪式。开幕式通过卷轴画卷、活字印刷、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奥运五环、火炬环球传递、运动员脚印图画作品等世界元素的完美结合，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处处闪耀着中国元素，展现着世界上绵延至今的5000年中华文明的内涵。
三、传统服饰国际化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除了能满足使用要求，更注重环境氛围、文化内涵、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服装设计不同艺术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发展和变换，是服装艺术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的服饰艺术是中国深厚人文传统的重要一部分，它经历了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古朴的秦汉服装、娟秀的魏晋南北朝服装，还是富丽的隋唐五代服装、高雅的宋装及华贵的明清服装，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中国传统服装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程式化的宽体式样，平面化的裁剪结构，装饰性的服用材料，精致的服装配件和含蓄美的社会理念来进行最简化的形容。在装饰上，由于传统服装是平面直线裁剪，表现二维效果，所以装饰也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装饰。装饰手段是中国传统的镶、嵌、滚、盘、绣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虽造型简练，但纹样色彩斑斓，美不胜收。日本的和服及其配饰最初主要是受中国唐代服饰的影响而产生。韩国服饰也是从中国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优雅且有品位，是韩国的传统服装，也是韩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在奥斯卡颁奖的舞台上国际影星巩俐所穿的礼服都是具有很浓郁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由此我们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流行的!”
参考文献：
[1]赵连元.审美艺术学[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王熙元.新概念展示设计[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3]梁梅.意大利设计[M].人民出版社，2000.
这个问题很大，只好简单讲一讲。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主流基本是儒、释、道三家。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和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织。就像体内输入的外来血液，虽然是外来的，但已和我们自身血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从中国哲学史来看，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始终贯穿着佛教的哲学思想；而宋明理学，基本骨架也都是佛教思想；一直到近代，维新代表人物梁启超、康有为、谭词同也还是秉承了佛教的思想理念来推广社会改良。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
至于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 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
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佛教道德观也对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说，就是沿用至今的生活准则。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教对中国语言方面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以语言的变化会影响到文化。佛教对于中国的语言有极大的影响，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佛教传入的话，大概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拼音。因为我们的拼音是根据我们过去所谓的反切来的，而反切又是根据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时的启示来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文体的影响。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的通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佛教。我们从敦煌遗书里面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唱经文，或者讲经文，它们其实都是对于佛经的一种通俗的宣讲。
佛教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佛教讲空，讲境界，讲空灵，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包括诗歌、绘画、书法，等等，只要去看看我们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理论著作，从《文心雕龙》开始，到后来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都能够看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绘画画像的肖妙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音乐梵呗的感人
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比如说从治国的理念、制定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世俗领域里面，生活习俗里面，特别是民间习俗里面，只提到儒家，显然是不行的。道家、佛教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大大地超过了儒家。
我们从汉族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影响更深一些，所以会说它是主要的。但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到西南地区、云南地区可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核心文化也是佛教文化。
所以，儒释道确实是中国文化里面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一个鼎至少有三个脚才能站得住，缺一个脚都不行。这个鼎就是中国文化，这个鼎就是儒释道这三个脚给它支撑起来的。我之所以将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分成三讲，就是希望大家既要看到它们的不同，也要看到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一面。
总之，中国的儒释道这三种思想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地来支撑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
参考文献：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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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论区分与二谛论———对海德格尔与大乘佛学的比较研究 一、存在论区分的佛学意味 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论区分,就是对存在者与存在自身的区分[1](P91)。区分表明“存在”不是存在者(形而上学的现存性),而是与后者隔着“无底深渊”,它是所有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完全的他者”(schlechthinAndere)[2](P477)。而且这“存在自身”是全无意蕴、不可把握、不可言说的,所以相对于一般存在者的“有”,它就是“无”。但是这个“无”又被认为是“有”的来源,所以“无”乃是“本无”。存在论的区分就是“有”与“无”的区分。 中国哲学也讲“有”、“无”之辨,《道德经》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古印度的奥义书也提到有无、真俗二谛的区分。但只是在大乘佛学那里,二谛的区分才有了存在论的意义。“二谛”即真谛和俗谛。俗谛即经验的存在,是“有”(相当于海氏所谓“存在者”);真谛即存在的本然真理(即海氏所谓“存在自身之本质”),是“空”。这种“空”、“有”之分,与海德格尔的“有”、“无”之辨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海德格尔的有、无之辨与大乘佛学的空、有之分,都是克服了对“有”(存在者)的执著,而达到对“本无”(存在之本质的真理)的证会。大乘佛学所说的“空”包含三方面的意义,即空的本体、空的作用(空因缘)、空的意义(空义),也就是空性、空用、空义三者。海德格尔哲学的“无”,类似地也包含了这三个方面。无论是有、无之辨还是空、有之分,总的思路都是有“遮”有“表”,或寓“表”于“遮”。 首先,海德格尔关于“无”作为存在之本质的思想,相当于佛教论空的“性”的方面。佛教的“性”就是真理、本体的意思。大乘佛教把本无、空当做存在的究竟真理,海氏的“无”也是在类似意义上的存在真理;这个真理之所以被称为“无”或“空”,就是为了强调它决然不同于“有”(一般的存在者)。海氏认为形而上学只看到“有”而没有看到比“有”更加本真的“无”,所以“存在”始终不是被作为“存在自身”,而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性”来把握[2](P266),“无”也被理解为“不存在”。但无”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自身本质的运动,因而它比一切存在者更真实地‘在’”[2](P266)。所以说“本无”是纯粹的“有”,是“有”的真理[3](P110)。这个“本无”,就类似于大乘佛教作为诸法实相的“空性”。大乘佛教,特别是中国的大乘佛教,还往往把“空”、“本无”当作“有”的本体,而认为一切都是从真如法界产生出来的。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本无”、“存在之发生”,也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源。“无”的“无基础”(Abgrund)反倒是存在与世界的“基础”(Grund)。“无”就是存在之为存在的本源的敞开,在这种意义上说,“无”倒成了“有”的来源,“从无中,一切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产生了”[3](P110)。 “无”作为存在由之得到展开的境界就是自由。自由是存在真理的本质[4]。存在的本质是阐释的揭示、设定活动,而存在者则是被揭示、被设定的东西。作为被设定的东西,存在者就有几分“惰性”,因而是不自由的。而存在自身作为揭示、设定的活动具有“无规定性”,所以它是自由。人只有了无挂碍,才能真正领会这种“无”之自由。在海氏那里,所谓“无”(Nichts)的本质是“无化”(Nichten),后者不是存在者的消灭,而是对存在者的滞碍状态的否定[3](P105)。无化就是自由。这个自由与“空”的精神一致。空也包含自由,因为它不受存在者的束缚。而中国佛学强调“空”是“无住生心”,这就与海德格尔的旨趣则更加契合。“无住生心”并不将空理解为一个凝固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圆融流转的本体。“无住”破除了对某一存在物的“执著”,使存在理解能够达到无碍无滞、自在圆融的状态;“无化”也是这样一种自由,它使此在克服了存在理解的片面性,从而将此在带到存在之为存在的整体面前[3](P105)。 其次,海氏谈无也旨在克服形而上学,这类似于大乘的空用或空因缘(此处“空”作动词解),也就是“破执”。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于见“有”不见“无”[3](P106),这也就是佛教所谓的“执著”。人们脱离与“无”(时间性)的关联,而将存在理解为在者的“在者性”(Seiendheit),绝对理念、实体、绝对精神、权力意志都属于这个“在者性”的范畴。故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k)其实仍是“形而下学”(Physik)[6](P19),它只看到“在场”而没看到“使在场”[7](P72—74);只看到在敞亮中的“有”,而看不到作为使物现身的牵引的隐藏的“无”。它本质上就是对这个“无”的逃避。人们畏惧“无”,因而不得不总是攀缘“有”,于是设定了一种“最实有的有”,即绝对理念、至善等,企图以此抵抗“无”的侵袭而获得安全。同样,基督教的“本体神学”(Onto-theo-logie)把上帝当作最绝对的“有”,而作为自由存在的本真的“无”,则被贬低为罪恶;所以它的本质也是“逃避虚无”。而海氏的基础存在论,则可以看做是企图切断这逃避之路的尝试[8](P216)。用大乘佛教的话来说,“逃避虚无”就是对“有”的执著沉湎,而迫使人重新面对“无”,就类似于佛教的舍“有”证“空”。所以说,海氏的存在论也旨在破执。 “破除执著”的智慧不一定专属于佛教,也并非专属于东方思想。其实柏拉图将超感世界和感觉世界截然划分,也是“破”对感觉世界之“执”。但形而上学往往是破了旧的“执”,又产生了新的“执”———对超感世界之“执”。现象学还原也是“破执”。“还原”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存在设定之取消”[9](P22),这其实也是“空”的意思,其结果是只留下具有直接明证性的先验意识。在佛教看来,这相当于以“心”(主体)空“境”(客观世界),但仍然留下了这个“心”(先验意识),因而“空”得还不究竟;这个“心”,作为自身满足的实在,在海氏那里就被消解到此在的时间性之中①。在诠释学的本体论中,没有形而上学的自我(心),有的只是语言阐释的时间性运动,用佛教的话说,这是连现象学的空“境”之“心”也“空”掉了,所以是“空亦复空”。“心”只是语言的“心”,“自我”也只是语言的“自我”,但这个“心”、“我”就只存在于语言转化为“非我”(事物)的时间性过程中,所以伽达默尔说语言是最“无我”的[10](P125—126)。这个时间性的语言意识,与大乘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概念实谓异曲同工②。 最后,海氏谈无的目的也是为了彰显存在的本然真理,这类似于佛教论空“义”的方面。佛教二谛的真、俗之辨,在于遮有显空;而海氏存在论的有、无之分,也是为了“把存在从存在者凸显出来”[2](P465)。海氏认为旧的形而上学都是从存在者方面规定存在,导致对存在自身本质的遗忘,甚至这种种遗忘也终被遗忘[6](P20),但“无”的“无化”使世界作为存在者整体变得无关紧要,此在失去与存在者整体的因缘关联,反倒使它不得不直面存在自身,即虚无、深渊或存在发生的神秘源泉,这与大乘遮伏“俗有”而诠显诸法“空性”的意趣是一致的。 至于如何达到对“无”的体会,海德格尔的解释类似佛教的“悟”或“禅观”。在芸芸众生平庸的生活中,“无”似乎从未照面,然而每个人都可能曾体会到“无”的隐秘存在[6](P3)。比如,当我们登临泰山之颠,领略“齐鲁青未了”、“荡胸生层云”的胜境时,山河大地似乎变得如此新奇,就好像它们刚刚产生,这种感受就来自“无”。而使“无”真正得以现身的情境是“畏”。畏不是一般的情感内容,而是一种类似于“禅观”的情态,在这里,“所有事物和我们自身都陷入无差别状态……围绕着我们的存在者整体的退隐压迫着我们。我们不能执[注释：这实际上就是破“我执”。齐默曼的一部研究海德格尔的论著的标题就是“自我的消失”,意指一个逐渐克服自我中心的过程,其中“非本真状态是 日常的自我主义的强化;而本真状态则是它的消解”([M].Ohio:OhioUniversityPress,.)。这一过程就是破除对 自我作为不变的实体、作为自我满足的主体性或自我理解的执著,而复归于语言的时间性运动。② 阿赖耶识不是“我”,它没有常住的实体,而是不断转化、生成现实世间,相续恒流,且由于我们现实的存在理解与行为抉择的影响(熏习)而不断形 成和改变,因此,它的存在是“时间性”的。大乘佛教将数论、吠檀多的常我消解到阿赖耶识的流转中,海德格尔从此在的时间性出发来破除形而上学 主体,二者的思路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在海氏哲学中“自我”就是语言,在唯识中阿赖耶识又作“意言识”,实即语言意识;二者都将存在发生(缘起)归 结到语言的运动中。所以,海德格尔谈“无”与大乘佛教不但目的一致,而且归宿也极相似。佛教论“空”,本来就包含一种时间性意识,因为“空”、“无我 ”是从标榜诸法“无常”而遮破外道的执“常”来说的,这与海德格尔揭橥存在的时间性而破除“有”(现存性)执,在思路上也是一致的。]持事物。在存在者的消失中,只有这种‘无执持’还保留着。畏揭示了无”[3](P103)。禅法也是要求修证者“离差别相、离众生相、受者相”来现观本然的“空”性(“无”)。另外,所谓的“无差别”既不是事物的日常存在状态(“有”),也不是事物消灭后留下的虚空(“无”),而是“非有非无”;佛教“空观”也不是对有的完全否定,而同样是要达到“非有非无”的境域(即“本无”)。海氏的无全无定形,故不可取著,也就是说不能像一般存在者那样可作为执著、攀缘的对象,这与佛教“破执”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像佛教对空的现观一样,海德格尔这种“无”的证会是“无言”的,因为在“无”中,存在者整体消失了,所以语言所说的东西及使言说成为可能的存在关联,都归于寂寞。海氏用哈姆逊的一首诗来描绘这种虚无空寂的境界:“他,端坐在这里,两耳之间,倾听着真正的空寂……虚无撞击着虚无,什么都没有,连个空空的洞也没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6](P27) 二、二谛论与存在论区分 何谓二谛?《中论·观四谛品》曰:“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中论》青目释云“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诸贤圣真知颠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义谛名为实。”在大乘佛学中,二谛不仅是对世界的两种解释,而且是存在的两种意义。其中真谛就是存在的本然的真理,即所谓真如法性,它就是“空”或“空性”;俗谛是经验的存在物,是世俗习惯安立的存在,佛教称之为“有”或“俗有”。这种“空”、“有”之分,与海氏存在论的“有”、“无”之辨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其实“空”、“有”二谛的区分,就是一种存在论区分。佛教二谛之说把奥义书对上梵和下梵的区分转化为“空”、“有”之别,从而将它提高到存在论的层面。空是存在(世间有)的本质和真理,但又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存在者(俗谛),是一切“有”的“完全的他者”,所以与其称之为“有”,毋宁称之为“无”(“有”作为“虚妄”,反倒是在“空”的基础上,“颠倒妄执”而显现出来的)。 和海德格尔的区分一样,二谛的提出也是为了“凸显与‘有’(存在者)相对的‘本无’境域”,本无即是空,乃是离言绝相的冥性本体。空作为“本无”,既不是作为现存性的实“有”,也不是作为现存性的反面的“非有”,所以它是“非有非无”。小乘有部执“有见”,认为一切法究竟实“有”;方广部执“空见”,认为一切绝对虚无(非存在)。在大乘佛学看来,两者都不正确。真“空”既不落在“有”一边,也不落在“非有”一边,而是“非有非无”,即“中道”。后来中国的三论宗依龙树二谛义发展出四重二谛之说,最终以一切可说皆是俗谛,惟“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绝对境界为真谛①。 二谛论也旨在消解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仅西方有,东方也有。西方的形而上学执著于“有”,而看不到“(本)无”,东方形而上学也是如此。二谛论就是要解构存在者的“有”而揭示作为存在自身真理的“无”(即“空”),这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的旨趣也是一致的。 形而上学就是“执”。而佛教所破的执,不外法、我二执(人我执与法我执)。在印度思想中,小乘佛学、胜论等属于经验的实在论,奥义书和薄伽梵歌属于一种超验形而上学,这都属于“法执”。同海德格尔类似的是,佛教破法执开始也是从存在的时间性意义出发,因为外道和小乘有部的法执,是执“诸法实有,法体恒有”,认为诸法是没有时间性的常住实体。但佛说“诸行无常”,就是揭示它们是刹那生灭、没有常住自体;大乘佛教的缘起论(如唯识的阿赖耶识缘起)也强调一切存在者都是在存在相续流转的时间性中显现出来的。另外,大乘之破“我执”与海氏解构主体性的思路亦可相互发明,正如唯识的阿赖耶识实际上是将数论派和吠檀多派的非时间性的超验实体的自我,消解到精神的自我转化、永恒流转的时间运动(即识转变)中。业力报应本身就是佛教对人的存在的时间性的领悟,业力说表明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意识,而是由他的过去形成的,这与解释学哲学的对人的历史性的阐明是一致的(用伽达默尔的话说,“人的现在就是他的过去的结果”)。所以自我消解于时间视阈,或消亡于业力流转,其旨趣是一致的。 大乘佛教的空也包括了对印度神学的解构。海氏标榜“存在论区分”,是要打破基督教的本体神学中作为最高存在,作为永恒的、超验的、高居尘世之上的绝对者的上帝,从而使人们敢于直视虚无。在印度思想中,在晚期奥义书阶段才建立关于梵的超感世界的形而上学,然后薄伽梵歌将梵等同于神,将形而上学贯彻[注释：①在大乘佛学中,对存在本质的追问始终保持了它的原始性。在西方思想中,存在的本质的追问一开始就被转化为对存在者存在的根据(理由)的 探寻,现代科学将根据完全理解为因果功能的关联,理由解释最终变成一种由技术生产的实际需要确定方向的合理性解释。这在造成西方人的存在 理解的狭隘性的同时,也使对存在本质的追问完全被掩盖了。但在大乘佛学看来,根据解释也好,合理性解释也好,其实都属于俗谛(即存在者范畴 );只有依真谛(本真的思或在)才能显示存在本质的真理,即真如、空性。空、有义殊,真、俗迥异。这就避免了存在本质的追问与一种理由探寻的混淆 ,保证了存在论发问的纯粹性。]到神学中,这也属于本体神学的范围。二谛论就包含了对这种本体神学的解构。大乘以“无分别”、“不二”、“中道”为二谛的正观,因而要将这个超验的神“空”掉。另外,大乘佛学也反对小乘将涅与世间对立起来,舍世间以趣涅,而主张万法一如,无有分别,“不住生死,不住涅”,从而打破了本体与现象的分割。对超验世界的解构必然要求人从理想的“天堂”下降到现实的生活世界。用佛教的话来说,这叫做“即色即空”;用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是重新回到“地球”。 破“有”的目的在于显空。有学者指出,佛教所说的“业”同海德格尔所谓“技术本质”一样,是造成存在理解的遮蔽的原因[11](P183-185)。不管是西方的形而上学,还是东方的“有”论,都遮蔽了存在的本然真理,所以要“破”(但显然佛教“破”得更彻底)。大乘佛学认为一切存有皆无自体,是故对它们要加以“遮破”,最终要体会到“一切法本无,因缘皆悉空”,达到“无所得”的境界。但“无所得”也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旨在领会作为诸法实相的“空性”。一切皆空,惟空寂明净之理体为实。但理体之“实”不同于形而上学的实在、实体(即所谓“我”),而是破除“我”相之后显现的事物真实不妄的体性。 《金刚经》解“空”为“无住生心”。中国佛学理解“空”、“无执”,一直都是从“无碍”、“无滞”的意义上理解的,因而始终贯彻了“无住”的精神。这个“无住”的存在论意义与海德格尔的作为“无化”的自由相同。“无住生心”就是要在没有执著的情况下,保持心的圆融无滞,自然流转。用禅宗的话说,这就是“心体无滞”,“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不仅执妄的心要除,而且执真的心也要除,以达到心体完全的自由。这个自由不同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更不是任性的妄为,而是去除遮蔽(无明、执),始终保持对存在真理(佛性)的开放性;从存在论上来说,这个自由与海德格尔对“无”的领会是完全一致的。 “本无”、“空”不属于存在者之列,因而不是语言所能诠表的。中国的玄学常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印度的奥义书也说名相“仅仅是言说之徒劳”,而真有非言诠所表[12],西方的神秘主义者也常常感叹语言的局限性,这都是强调本体“玄之又玄”,因而不是现象界的语言所能表达的。但“本无”可能比他们的“本体”更“玄”,这“玄”就“玄”在它完全不属于任何存在者范畴,与世界不存在因缘的关联,因而不可说。大乘佛学和海德格尔的“本无”,就是这样一个言说无法达到的境域①。大乘认为一切可以言说的都是俗“有”而非真“空”。“有”是在“空”的基础上,“颠倒妄执”而显现出来的,这“颠倒妄执”就是名言戏论,即人的日常言说。所以“有”只是语言的产物,而“空”则是言诠之外的冥性本体。故释迦有“默王”之称,而佛教乃为“无言”之教。大慧菩萨应该灭诸戏论,以般若智“现观”真如实相,这就是《摄大乘论》所谓“如哑受义”。 三、结语 不能否认,发生在海德格尔与佛教思想的这种类似性,除了由于二者思想发展所具有的共同逻辑之外,东方思想对海德格尔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1](P2)。首先,海氏提出“存在论区分”,就受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启发,现在学界已承认,基督教的这类思想与印度奥义书的神秘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海氏还可以通过众多途径了解并利用当时的东方哲学研究的成果[11](P24)。海氏对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主要沾惠于马堡的神学家鲁道夫·奥托。海氏声称存在是相对于存在者的“完全的他者”(schlechthinAndere)就是借用奥托的用语,而后者的这个提法,就是受到佛学和印度思想的启发②。 比较哲学研究的任务是促成思想的对话,一场成功的对话应使我们不仅看到双方“同”的方面,同时也看到“异”的方面。存在论区分和二谛论固然都在破“有”而证“无”,但两家对“(本)无”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佛教的“本无”、“空”,是完全非语言性的存在(在印度佛教的中观学和唯识学中,它还是完全非精神性的东西),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冥然之境,二谛的区别说到底就是言说法(语言性存在)与离言法(非语言性存在)之别(空“不可说”,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与语言完全不同的存在)。而海氏所谓“无”或存在的本质就是语言或语言的本质,“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论区分就是语言本质和语言中的存在者之分(存在本身“不可说”,是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语言[1](P97),语言可以“说”一切,但不可说自身)。与此相关的是,在海氏看来,本无或存在的发生就是时间;而佛教的“空”则是千古一如,完全是非时间性的。佛教立足于诸法的刹那无常对实有的破斥,固然与海氏依存在的时间性“破”形而上学[注释：①只是这两个“本无”的意义不同,它们“不可说”的原因也不一样,见后文的讨论。② RudolfOtto:“西方(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的奇特的‘无’,与佛教的‘空’或‘空性’,意义是一样的。东方思想的空与西方思想的无,都是‘完全的他 者’的神圣表述。它不可言说,因为它本质上绝对与一切存在的、可说的东西不同。”( 30)]的实体概念有共同的逻辑,但佛教在这一点上的立场是“破而不立”:“无常”是俗谛,是世俗法的存在状态,但存在的本质(真谛)则是全无时间的空性、真如,这就与海德格尔的看法相反了。海德格尔用时间性概念来“破”形而上学,同时又把时间性“立”为存在的本质,所以他是“破中有立”。另外,虽说海氏谈“无”在形式上也是对形而上学的执著的“遮破”,但这只是意味着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的克服,并不像印度大乘佛教说“空”那样,是对世俗生活的完全否定。谈论“无”的目的不是为了达到佛教的空虚寂灭,相反倒是为了使存在更自由地展开。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有着很大的区别,它的特点是心、性一如,理、事圆融。所以,它所谈的“空”不再完全是一种非精神性的、不动的东西,而就是心(精神)、性(本质),就是存在的自由(无碍、无住)和真理(佛性)。在教法上(以禅宗为代表)它主张“平常心是道”,放弃了彻底否定世俗生活的态度,因而它与海氏思想显得更加契合。这也许就是海德格尔本人对印度思想不太热心,而对中国禅宗的教法却情有独钟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M].Frankfurt:Vitto rioKlostermann,1989. [3][M].London:Routledge,1978. [4][M].FrankfurtamMain:VittorioKlostermann,1978. [5][M].Tuebingen:. [6]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M].Tuebingen:MaxNiemeyerVerlag,1976. [8]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M].Hamburg:Fe lixMeinerVerlag,1980. [10][M].Tuebingen:. [11][C].Honolulu:U niversityofHaiwaii,1987. [12]Brihad-仭ranyakaUpanishadⅣ·4·[M] 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 Heidegger’s“OntologicalDifference”andMahayana’s“Twi-satyas”Theory WUXue-guo (DepartmentofPhilosophy,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Abstract:Heidegger’sdifferentiationbetweentheBeingItselfandbeings,namelythatbetween“Noth i ngness”and“beingness”issimilartotheMahayanaBuddhistdistinctionbetween“Sunya”and“bhava”int hatbothbyvirtueoftheovercomingofobstinacyin“beingness”areaimedtoreachrecognitionof”N othingness”,sothatwesayHeidegger’ egardthe“Twi-satyas”theoryofMahayanaBuddhismalsoasakindof“OntologicalDifference”.Justl ikeHeidegger’s“Nothing”Sunyaisthetruthandessenceofbeing,italsocontainsasitssignificancet hedeconstructionofMetaphysics.“Sunya”inChineseBuddhismisnon-fixedness(WuZhuoranike t a),whichmeansfreedominthesameontologicalsignificancewithHeidegger’s“Nothing”.Theprin c ipaldivergenceintheHeideggerianandMahayanatheoriesconsistsintheirdifferentunderstandingof“ Nothingness”.Sunya,theNothingnessinBuddhism,isabeingabsolutelynon-linguistic;Sothed ifferencebetweenthetwo“satyas”isinfactthatbetweenthelinguisticandthenon-linguistic;ToH eidegger,however,theNothingnessasBeingitselfisjustthelanguageitselforitsessence,sotheO ntologicalDifferenceisjustdistinctionbetweenthelanguageessenceandthebeingscomingintothisl ’sNothing(Nichts)istimeitself,whereastheSunyataofMahayanaB eyWords:OntologicalDifference;Twi-satyas;Nothingness;Sunya;bhava;freedom
认识佛教 净空法师讲述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不是学术，不是哲学，那佛法究竟是甚么呢？佛法就是佛法。为甚么呢？因为哲学有能觉，有所觉，这是哲学。佛法也有能、所，但是能所是一不是二，这是非常非常难懂的。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佛法讲到高级的时候，万法一如，性相不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第一段是缘起。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释迦佛是在三千年前降生在北印度，现在的尼泊尔。依照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载，佛是出生在我们中国年代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圆寂在周穆王五十三年，世寿七十九岁。我们一般讲佛住世八十岁，说一个整数，佛是七十九岁灭度的，说法四十九年。佛法正式传到中国，是后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五年传到中国来。佛的历史，我们通通省略掉，今天我们著重的是佛教的教义。甚么是佛教？第二段，解释佛法的释义。甚么叫佛？甚么叫法？我们学佛了，总要把这一件事情搞清楚。‘佛’是‘佛陀耶’的略译，这一句话是印度的梵文，我们用音译，而且把尾音省略掉，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用一个主要的音‘佛’。在中国古时候，没有这个字，而是佛教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新造的这个字。在没有人字边的这个‘弗’，‘弗’当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们中国古时候就有。那么‘佛’与这个音相同，但是他是人，所以就借用这个字的音，加一个‘人’，造一个新的字，这个‘佛’字就变成佛教的专门名词了，它的意义是智慧觉悟的意思，是智、是觉。那么既然是智觉的意思，实在讲也可以翻译，何必用这个原来的音呢？诸位要晓得，佛陀这一个字的含意，虽然是智、是觉，但是跟我们中国这两个字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这是不得已，非要用音译不可。翻译之后，再加以解释。它这个智，不是普通的智慧。在一般解释里面，它包括三种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甚么叫一切智呢？如果拿现代哲学里面的术语，就很容易解释。一切智，就是知道宇宙万有的本体，哲学家所讲的本体论，你对它彻底明了，没有错误，这个智慧叫‘一切智’。所以一切智是空，万法皆空，一切万法的体性是真空，这是第一种智慧。第二种智慧是道种智，这是知道一切万法的现象森罗万象。所以这个种是种种，宇宙之间森罗万象，种种法太多太多了，不甚枚举。这些法怎么来的？根据甚么道理来的？人是怎么来的？山河大地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个太阳系怎么来的？星星是怎么形成的？这是很高的智慧。如果对于宇宙一切万物怎样形成的，这些都懂得了，都知道了，也没有错误，这个智慧叫道种智。比前面那个智慧，的确是要高，要复杂了。第三种智慧，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叫一切种智。因为有一些人知道‘一切智’的，不知道‘道种智’。有知道‘道种智’的，也知道‘一切智’，仍不能圆满。换句话说，一切智跟道种智圆圆满满的，那就是对于整个宇宙人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才叫一切种智。所以‘一切智’，罗汉就证得了，‘道种智’菩萨证得，‘一切种智’佛才证得。这三种智可以说是罗汉、菩萨、佛陀。所以必需要加以解释，跟我们普通观念当中的智慧不相同。智是体，有体，当然就会起作用。作用是甚么呢？作用是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是大觉。在我们儒家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可以把儒家这一段话，解释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明明德’就是‘自觉’，‘亲民’就是‘觉他’，‘止于至善’就是‘觉行圆满’，这三个名词，不能详细跟大家解释，要解释我们的时间决定不够用。这是用儒家跟佛法配合，确实是非常之接近，这是‘用’。这是智的体与用，这叫做‘能觉’。有‘能’当然有‘所’，所觉的是甚么呢？就是‘法’。‘法’是佛教里面的一个代名词，甚么代名词呢？就是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的总代名词。我们这里解释心、境、事、理，括弧里头宇宙万有之总代名词，就用这一个‘法’来代表，所以这个就是‘所觉’。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不是学术，不是哲学，那佛法究竟是甚么呢？佛法就是佛法。为甚么呢？因为哲学有能觉，有所觉，这是哲学。佛法也有能、所，但是能所是一不是二，这是非常非常难懂的。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佛法讲到高级的时候，万法一如，性相不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都是讲能所不二，这是我们现在哲学里面所没有的。所以它不是哲学，它可以包括哲学，它在哲学之上。哲学不能包括佛法，佛法可以包括哲学。这两个字简单的解释，也就是我们对于一切万事万法，有智慧，能够正确的认识，能够彻底的、究竟的、圆满的明了，这叫做佛法。所以常说佛法无边，当然是无边。因为一切万法没有边际，我们的智慧没有边际，对于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个叫做佛法。第三，甚么叫做佛教？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佛陀教育。中国人自古喜欢简略，佛陀教育就称做佛教，把陀、育省略掉。佛陀是大智大觉，前面说过了，所以佛陀教育就是智觉宇宙人生的教育，这是佛教的真正面目。今天的佛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看到的，有四种不同的形态出现在世间。第一种形态，就是传统的佛陀教育。传统的佛陀教育这个不多，在我们世间不多见，可以说很少见，大家都忘掉了，疏忽了，不知道佛教是教育。第二种是学术，就是佛学变成了哲学了，这也有相当多。一般学者，他们学佛，都是用这一种态度，都是把佛教当做哲学来研究。我最初学佛入佛门，也没有超越这个范围，也是把佛教当做哲学来研究。第三种，可以说是最普遍、最广大的，就是佛教已经变成宗教了。它本来不是宗教，现在已经变成宗教了。这个实在很不幸，不过变成宗教也还好，为甚么呢？不太害人。诸位要知道，凡是宗教通通是迷信，佛教里面没有迷信。宗教都是迷信的，宗教都是感情的，所以宗教讲求热诚。佛法里不讲这个，佛法讲理智，佛法讲智慧，不讲感情。佛法不迷，决定不是迷信，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佛教本来不是宗教，现在变成宗教了。那么我们想要学佛，你是学佛陀的教育呢？你还是学佛教的宗教呢？这是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的。第四种，最不幸的了，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佛教变成邪教了，变成外道了。很多不如法的，用佛教的名义，欺一切众生，我想诸位同学也时有所闻。我们在报章杂志上常常看到，在佛门中为非作歹，这变成邪教。这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四种不同的形态，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第四段，我们要讲佛法所求。佛法既然是佛陀智慧的教育，那它是求甚么呢？教育的目标在那里呢？此地要告诉诸位同学，教学的目的，经上有一句话，我们常常会看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也是梵文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诸位在这个表里一看就晓得，翻成中国字，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先从下面讲起，先讲正觉。觉就是觉而不迷。佛法承认世间有一些人，他觉悟。像我们世间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他的确有觉悟，他有相当程度的觉悟，但是佛法不肯把这个正字标志给他。这个正字招牌是佛门独有的，这个招牌不能给他。他虽然觉，不是正觉。那么甚么才是正觉呢？正觉在佛法有一个标准，必需见思烦恼断尽了才叫做正觉。换句话说，虽然你有觉，可是你还有人、我、是、非，还有贪、嗔、痴、慢，你这个觉，不算正觉。正觉的人，我执一定破除了，贪、嗔、痴、慢、见思烦恼断尽了。所以正觉是谁呢？是阿罗汉。在佛法修学，如果你要得到这一个成就了，你真正成就正觉了，那你就有一个好像学位的名称。我们现在世间读书，你读到某一个程度，得到一个学位。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可以得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佛法也有学位。所以罗汉、菩萨、佛，都是佛教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你要是证得正觉了，换句话说，你就得到阿罗汉的学位了。如果你得到正等正觉，那你就得到菩萨的学位了。‘等’是‘等于佛’。等于佛，当然还没有成佛。甚么时候才等于佛呢？必需明心见性，才能够等于佛。没有到明心见性，你怎么样也不可能等于佛的。因为佛跟凡夫，乃至于跟阿罗汉，用心都不一样。阿罗汉以下都用八识，我们凡夫都用八识，佛不用八识，佛是转八识成四智，明心见性。佛用的是真如本性，就是用真心。阿罗汉以下是用妄心。所以你要是能用真心，不再用妄心了，那你就等于佛了。佛用真心，你也用真心，当然你跟佛就差不多了，所以叫正等正觉。到正等正觉，你得的学位就是菩萨，菩萨是正等正觉。那么修学到了极处，没有比这个再高，就是菩萨毕业了，没有比这个再高，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没有比这个更上的，这就是佛陀。所以诸位要晓得，佛门里面讲的佛陀、菩萨、罗汉，就是佛教教育里面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的成就，给他这个名称，是这个意思。下面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觉了’，就是决定不迷，了是明了。就是明了宇宙人生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通通明白了，通通觉悟了。所以佛法所求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佛告诉我们这种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的本能，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如果从外面得来的，换句话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成就。佛说这个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换句话说，我们人人都可以做佛，人人应当做佛。这是佛法、佛教教育里，常常提示的。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应该有的。大乘起信论，马鸣菩萨告诉我们：‘本觉本有’。‘本觉’是甚么呢？无上正等正觉，这是我们的本觉，我们本来有的。‘不觉本无’，不觉我们现在迷了，迷甚么呢？把我们的本觉迷了，把我们自己无上正等正觉迷了，迷失了。诸位要晓得，这是迷失，不是真正的失掉。几时你觉悟，你这个智慧马上就恢复。你的智慧恢复之后，跟十方诸佛无二无别。所以佛在华严，在圆觉上，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佛眼睛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以佛教是绝对的平等。佛教我们每一个人，顶天立地。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也就是成就我们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通通明了，佛法求的是这个。所以他跟宗教不一样，宗教里面一定要有个宇宙主宰的神明，佛教里面没有。我们供佛，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供养他是纪念老师的意思，没有把他当神明看待。我们供养菩萨，菩萨是我们早期的学长，他也是佛的学生，他是前面的学生，我们是后面的学生。我们跟观音、势至菩萨是同学的关系，他学的在我先，我学的在他后，他是我的老学长，是这个关系。当然老学长学问智慧比我高得多，他有能力教我，我们也可以把他当做老师来看待。但是他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实际上是同学，同一个老师教的。一切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佛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称‘佛’，称为‘本师’，我们自称为‘弟子’，弟子是学生。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只有在教育里面才有师生关系。所以大家明白，不要迷惑了。 第五段讲它的教学方针，这一定要知道的。佛教教学方针，在彻底破除迷信。佛教里觉而不迷，彻底破除迷信，启发正智，令能明辨，就是明了。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能够明了与辨别宇宙人生一切万法，那是真的、假的？你能够辨别，那是正、邪？甚么是‘是’、‘非’？甚么是‘善’、‘恶’？甚么是‘利’、‘害’？你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学佛，决定没有颠倒。所以佛教非常非常之伟大，非常之难得可贵。建理智，不是感情；大觉，不是迷惑；奋发，不是懈怠；进取、乐观、向上的、慈悲济世的人生宇宙观。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惠以真实之利，看了好多遍。佛陀教育给我们是真实的利益，圆满大乘，解决众生一切的苦难。连生死问题都能解决，其余的都是小问题了。最大的问题是怎样超越六道轮回，怎样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不生不灭，这是大问题。所以世间的小问题，鸡毛蒜皮，那不足以道的。大问题都能解决，何况小问题呢？我们要真正懂得，真正肯修学，学了这一身本事，没有一样问题不能解决，获得真、善、美、慧，永恒幸福的教育目标。所以大家要真正晓得，佛教教学目的目标，没有一个不响往来修学的。所以佛教超越宗教，因为它是教育。我过去在天主教的学院教过一个学期，他们的研究院学生都是神父、修女，我在基督教的神学院跟他们上过课，我都劝他们皈依三宝，好好的学佛。为甚么呢？学佛绝对不违背他的宗教。譬如你信了基督教，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今天皈依三宝，到佛门里面来学佛，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和你是上帝的儿女，没有冲突嘛！你在家里有父母，你在学校有老师，不能说我到学校念书了，我就背叛父母了，没有这个道理，到这里来是求学。如果你不肯到佛教里面来求学，上帝虽然说这个儿女很好不错，但是很可惜没有受过教育。如果到佛门里来接受佛陀教育，上帝很光彩。我这个小孩好，是最有智慧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上帝脸上也光彩。任何宗教徒都可以接受佛教的教育。所以如果把佛教也变成宗教，那么它就冲突了。好像我学了佛教，就背叛了我的教了。如果大家知道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换句话，这个问题就解开了。所以佛教跟任何宗教不冲突，跟任何国家、社会通通没有冲突。它所求的是真、善、美、慧、永恒幸福的目标。那我问你，你学宗教要不要求这个？你要求这 个你没有智慧不行，你辨不到！所以一定要把佛教认识清楚，佛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现在有很多排斥佛教的，为甚么排斥呢？对佛教无知，不了解。看到外面拜拜，这种是宗教的迷信的佛教，所以说佛教是迷信。人家说我们是迷信，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为甚么呢？你到外面寺庙一看，真的是迷信。你们这些学了佛了，皈依了，甚至受了戒了，问你们迷不迷？迷啊！佛教是甚么？不知道。修的是甚么？也不晓得。学的是甚么？也不晓得。你怎么不迷呢？所以人家说我们迷信，我们没法子回答人家，是迷信嘛！总得要搞清楚。不搞清楚，我们没辨法接受。那么教学的目标，我们明白了，才晓得佛教是这样的圆满，这样的美好。那么教学的纲领是甚么呢？这个很重要。抓到纲领，修学就容易了。大乘佛法以三皈、四弘、六度为教学最高指导纲领。这就是我们常讲佛教修行。修的是甚么？修行后面有个简单的表—修正行为。这两个字的意义要搞清楚。 甚么叫修行？修行是修正行为。行为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大。佛法用三条，身、口、意，通通包括了。身体的一切造作，身的行为。口里面的言语，是口的行为。心里面的念头，思想、见解、念头是你心里的行为。行为有了错误，要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所以修行，人家一听到修行，以为一定是吃长素，是每天敲木鱼念经，这个叫修行？这误会了，都搞错了。真正修行在那里呢？起心动念。我念头起来了，晓得我念头错了，马上把它改正过来。这个念头，我是利己损人？我这念头起来是贪、嗔、痴、慢？这错了，马上改过来，这叫修行。修行在那里修？在起心动念之处。我们开口说话，想想这话该不该说？不该说， 说错了，我们要把它修正过来。我们身体的一些动作，如法不如法？不如法，我们把它修正过来，这个叫做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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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世界性三大宗教之一。它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中国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之一。浩瀚的佛教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欲认识中国文化，不可不了解佛教，不可不稍知佛教典籍。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今已2000年。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历史上真实的佛教决不是一种孤立的信仰,它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任一起。中国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和继承关系，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然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中国佛教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佛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汉代佛教。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翻译的主要是禅经和《般若经》。这时期，人们把佛教看成是黄老之学的同类，禅学被看作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佛教是在与道教方士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道时期。第二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佛教。 此期佛教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著名大师有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和僧肇等。重要佛学思潮，一是般若学?quot;空论，二是因果报应 和神不灭论。此期，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所谓玄学是以《老子》、《庄子》、《周易》这几部书作为基础结合当时的现实政策而发展成的一种不同于汉代经学的新理论。它研究体用、有无、本末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广泛地影响了当时佛教的发展。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隋唐佛教。此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它中国化的时期。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已极为丰富，随着政治的统一 ，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融合趋势的加强，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创立了不少新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每一宗都有自己的理论和修持体系，师道相传，谨守不变。唐统治者（除唐武宗外）实行儒、佛、道三教并行政策，使佛教得以昌盛，同时促进了儒、佛、道的融合。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学治世、佛学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使其作用互补，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摄取儒、道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理论。如天台宗把道教的丹田、炼气等说纳入自己的学说，倡导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华严宗不仅把儒道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 以《周易》的元、亨、利、贞四德配佛教的常、乐、我、净四德；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配佛家的不杀生、不邪谣、不饮酒、不妄语。这就把佛教的理想境界、道德规范与儒家的德性、德行等同起来。禅宗则更进一步，不仅不提倡念佛、拜佛、坐禅，甚至呵佛骂祖，主张性净自悟，凡夫即佛，在日常生活中即可实现成佛理想。这种思想深受道家的自然主义、玄学家的得意妄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自我逍遥的影响。隋唐佛教的特点是系统性、宗派性。第四个时期是宋元明清佛教。此期的佛教由盛转衰（主要指汉族地区），佛教与中土固有文化和民俗进一步融合，在民间信仰上树立了广泛而牢固的基础，但并无新的宗派产生，主要是禅宗还在流传，其次是净土宗。在理论方面也无创新，主要是证明佛教理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不违背，提倡三教融为一体，表面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也掺杂了佛教思想。概括这一时期佛教的特点是，结合了中国封建政治、伦理，使之更加中国化。第五个时期是近代佛教。此期，由于受到西方外来思想的冲击，佛教思想也无形中受到国外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佛教部分理论成为沟通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外来思想的一个中间环节。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后，一些倡导改良运动或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学者，对佛学理论都有所发挥。并且和新的思潮结合在一起。以上是中国佛教发展史的粗略轮廓和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佛 教 概 述:佛教是广泛流行于亚洲的宗教和哲学。它对东方世界的宗教、文化、社会生活发挥重要作用。佛教于公元前5世纪兴起于印度。 佛陀的生平与教义：佛教创始人为乔答摩·悉达多。他出身于今尼泊尔南部边境武士氏族释迦族，故称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3年前后。他发觉社会生活徒劳无益，浩瀚的哲学著作使人无所适从，终于舍弃家室妻儿，向当时最有名望的精神导师学习瑜珈，刻苦修炼。直到发现如无健康即亦不能进行修炼时为止。公元前525年前后，他在菩提伽耶一株菩提树下彻悟成佛。他宣传自己的教义，约公元前480年死于拘尸那。 原始佛教的根本教义主要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无我论和业报轮回说。 四圣谛即苦、集、灭、道 十二因缘即指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个生命环节； 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 佛教可分为三大部派：即古代部派、大乘佛教和密教。各大部派之下又有若干支派。在佛教兴起后的300年中，共有18部派（实际上不止此数）。部派不限于某一地区。 古代部派： 上座部是古代佛教的主流。这一派不着重探讨形而上学问题，而强调研究人的精神与物质的组成因素，认为人只有了解这些因素和抑制另外一些因素的方法，才能达到阿罗汉的解脱境界。在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前232）从上座部分出一切有部。上座部注重三藏中的《经藏》。一切有部则重视《论藏》，认为一切事物实有，但不承认人是永恒不变的存在物。根本说一切有部是一切有部的支派。4、5世纪世亲所著佛教哲学典籍《阿毗达磨俱舍论》就是根据一切有部的论藏所撰。此论是中国（包括西藏）佛教教理的主要根据。经量部重视三教中的《经藏》，认为业力因素（行）非实在体，瞬息即逝，消逝以后，立即再现，产生新力。人凭借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此派认为过去和未来，就直接意义而言，都不存在。此派教义是唯识宗的先驱。佛教于公元前483年在王舍城召开第一次结集大会，会上在戒律问题上发生分歧，产生弥沙塞部。此派不承认有经历生死轮回的生命。法藏部于公元前2世纪未或公元前一世纪初脱离弥沙塞部而成。此派在三藏经典之外，增加《菩萨藏》《陀罗尼藏》二藏，并认为人纯粹是有名无实之物。正量部是从成立于公元前3世纪的犊子部分裂出来的一个部派，认为人与其组成因素并不完全相同的本体。律宗奉三藏经典中的《律藏》立宗，强调遵守清规戒律，公元7世纪兴起在于中国。8世纪中国僧人鉴真将此宗传入日本。 过渡部派： 大众部是一部分信徒于公元前3世纪从佛教主体分裂而成。此派主张戒律宽和，不重视佛陀在世言行，而强调佛陀超然于万物之上。这些观点后来由大乘佛教进一步加以发展。 说出世部源出于大众部。该派认为，一切事物皆无实体，佛陀完全超出世间，他的历史事迹都是幻象。 犊子部成立于公元前3世纪初。此派认为人真实存在，经历轮回生死，从一生到另一生，而其他万物无此特性。 成实宗以《成实论》为依据，兴起于中国，传到日本。此宗主张一切事物只有名称，而无实体，过去已不存在，未来尚未兴起，现在瞬息即逝。因此，事物的连续性仅存在于幻觉之中。 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兴起于印度，传到中亚、中国、日本、爪哇、苏门答腊甚至锡兰。大乘佛教倡导“人法二空”，不以阿罗汉而以俱有成佛本性的菩萨为理想表率，重视对众生的慈爱。菩萨甘愿把自己的善行功德转施与人，令他人受益。大乘佛教认为静止修炼可以使人达到空无所想的境界，由空入空，结果般若即智慧本身也归于徒然。大乘佛教认为佛有三身，即化身、报身和法身。 大乘佛教的主要宗派有中观派（空宗）、瑜珈派（唯识宗）、华严宗、一乘法门（天台宗）、净土宗和禅宗。 中观派（三论宗，空宗）是公元2或3世纪印度论理学家龙树所创立。龙树和弟子圣天在“有”与“空”、肯定与否定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中间观点。公元5世纪，龙树的《大智度论》、《中论》和《十二门论》以及圣天的《百论》自梵文译为汉文。后三部著作是中国和日本中观派三论宗的基本典籍。此派于公元625年从中国传入日本。中观派教义从未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仅为学者研究论理学和哲学的依据。 据传瑜珈派（唯识宗，法相宗）是由5世纪世亲兄弟二人所创，6世纪的安慧也曾起奠基作用。该派认为，只有“识”才是真实的，思想与心识是究竟实体。心识以外的一切外在事物都不存在。人通过瑜珈修炼，即可消除谬见而获得彻悟。瑜珈派的基本教义由6世纪僧人真谛传入中国。发展成为法相宗。7世纪由日本僧人道昭传入日本。 华严宗强调万物同一，相信绝对真实的存在以及现象与本源的同一。此宗于7世纪兴起于中国。对11世纪新儒学思潮有重大影响。此宗在725—740年期间传入日本。 法华宗（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中心典籍。该宗于5世纪兴起于中国，9世纪由日本僧人最澄传入日本。天台宗的中心教义为“三谛”之说，即一切事物皆为假名（假谛），一切事物空假不二，名为中道（中谛）。 净土宗奉《阿弥陀经》，宣传个人解脱不靠自己努力或集聚功德，而在于信仰阿弥陀佛，称念佛名，依靠佛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宗教义于3世纪传入中国。日本僧人源空在日本创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其弟子亲鸾创更为激进的净土真宗，该宗允许僧人结婚，鼓吹无须过寺院生活，只需信仰阿弥陀佛，即可往生极乐世界。 日莲宗于13世纪在日本兴起，奉《妙法莲华经》。创始人僧人日莲认为《法华经》是佛教教义的精华，主张以佛教安邦定国。日莲死后不久，弟子日兴另立新派，名曰莲正宗。1925年灵友会兴起于日莲宗内部。1938年从灵友会中分裂出立正佼成会。日莲正宗另一组织创价学会创于1930年。 相传禅宗由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于520年左右传入中国。其基本经典为《入楞加经》。此宗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悟得此理谓之“开悟”。这种悟境非文字语言所能表达，必须亲身体验。禅宗于7世纪传入日本，12世纪大盛，对日本文化如武术、能乐、诗歌，花道、茶道等均有影响。 密教： 真言宗密教以大日如来为主要崇拜对象，鼓吹通过身、语、意三密相应而即身成佛。密教与后期大乘佛教的曼荼罗乘有密切关糸，7—8世纪由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金刚从印度传入中国。9世纪初，日本僧人空海将此宗自中国传入日本。 现代亚洲的佛教： 佛教在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缅甸过去以国王为僧伽的保护者，佛教是该国新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积极政治力量，数十年间主张均贫富并行民主。锡兰（今斯里兰卡）曾有摩诃僧伽联盟联合正统佛教各派，抵制西方利益，反对西方统治集团（主要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至今佛教在斯里兰卡仍为拥有信徒最多的宗教。泰国以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大乘佛教和上座部在越南均流行。柬埔寨有多处上座部寺院。柬埔寨和老挝的佛教在政治上左倾。中国在1966年以前整理并发掘佛教文物，出版两种值得重视的考古刊物以及有关敦煌石窟的书籍。这种活动在“文化革命”期间中断，现以恢复。在日本，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新教派次第出现。 佛教基本教义:佛教术语。梵文vi（分析、分割）和jnana（智）的合成语，意指对对象进行分析、分类所起的认识作用。在佛教教义中有多种含义：1、一切精神活动的主体，是“心”、“意”的异名。《俱舍论》卷第四谓“心、意、识体一”，随义建立种种名相”，“集起故名心，思量故名意，了别故名识”；2、以的一种特殊功能，与“心”、“意”略有不同。谓能缘之心对所缘之境有了别作用。《成唯识论》卷五称“识以了境为自性”；3、五蕴中之“识蕴”，即小乘所讲“六识”和大乘所说“八识”的心王；4、十二因缘中之“识支”。《俱舍论》卷九有“于母胎等正结生时一刹那位五蕴名识”之说。 识是佛学的中心思想之一,其说遍于大小乘、显密教、性相宗。有一识、二识、三识、五识、六识、八识、九识、十识等不同学说。 八识瑜伽行派和法相宗主张八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前五识属于感觉，第六识既管思维，也管感觉。第七识以“恒审思量”即不停顿地起思虑作用为其特性，其作用胜过第六识，并联系第八识与前六识，名为末那。第八阿赖耶识也叫藏识，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三义。以含藏一切诸法种子，为有漏无漏一切有为法的根本。一些大乘派别多沿用八识说，但稍有变化。《大乘义章》卷三所讲八识，其中第七识名阿陀那识，第八识名阿梨耶识。 九识性宗主张九识。即于八识之外，另立证有无为的真如识。梁真谛译《摄大乘论》，将第九识名为庵摩罗识，又名无垢识或清净识。但唐玄奘译《摄大乘论》仍用八识，以第九识为第八识异名。谓第八识有染净二分，取染分的有为有漏名阿赖耶识，取净分的无为无漏名庵摩罗识。 十识密宗依《释摩诃衍论》讲十识。其第九识名多一识，第十识名一一心识，又称一切一心识。 十一识梁真谛译世亲《摄论释》卷五，将识分为十一种：1、身识。眼、耳、鼻、舌、身五根；2、身者识。即染污识；3、受者识，谓意根；4、应受识。色、声、香、味、触、法六尘；5、正受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6、世识。生死相续不绝之识；7、数识。一乃至阿僧只数之识；8、处识。器世界；9、言说识。依于见闻觉知的一切言说；10、自他差别识。谓自身他身依止上之差别；11、善恶两道差别识。指生死多种之差别。 一识成实学派及经部只讲一识、谓一识依于六根而缘六境。密教亦有主张一识之说。 二识《大乘起信论》说有二识：1、阿梨耶识，又名无没识；2、分别事识，又名意识。即依阿梨耶识而生，能分别色声等六境的眼耳等六识，合称分别事识。 五识《大乘起信论》又根据识的作用立五识：1、业识。谓依根本无明之惑而始动本心之识；2、转识。即转业识而生能见作用之识；3、现识。随能见的作用而现所见的幻妄境界之识；4、知识。对自心所现之境而生种种邪分别之识；5、相续识。由邪分别而于爱境生乐觉，于不爱境生苦觉，苦乐之念连续不断，并依之而起惑业，使生产死相续之识。前三识相当于《成唯识论》中阿赖耶识的自体分、见分和相分；后二识属于意识的作用。 此外，尚有主张五识或六识的，其含义与八识之前五识、前六识略同。而显密两教皆主张有无量识，认为外境无量无边，如来智慧又甚深无量，故识亦是无量。（元湛）
。。。。。，分数也太少了
佛教史释迦牟尼创立的。他揭示了宇宙的真相，是我们人类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