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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了，其重要程度等同于毕业论文。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历史学就是研究政治史和经济史，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的思路可以说是开阔了一些。历史，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因此无论是什么问题，其实都可以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只是“术业有专攻”，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因此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和历史，主要由理工科类去研究，而“历史”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或是说完全转向了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 除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其他的诸如服装、各种文化现象、思想发展潮流等等都可以成为历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我个人现在更对文化史感兴趣。这部分历史和问题，与社会学、心态学、哲学、思想潮流都有极其紧密的联系。而且研究的问题也都更有趣，更轻松。但要做成学术论文的样子还是很难。 这次要做的论文，我想写写“八大胡同与娼妓文化”的相关事情，想把自己从政治史和经济史中解放出来。这个题目挺变态，但老师没说存在什么道德上的问题。这只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写作，只是了解我们不知道的历史。老师还说让我实地考查。但我现在对历史非常的排斥，论文也许写起来会很痛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心情翻阅资料和书籍…… 对历史研究认识的狭隘，也是现行中学教育的一个的弊病。迫于各种考试，我们的历史课几乎是只将政治、经济和军事，这就给学生造成了极大的误区。而孰知，历史也许就隐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中……
1、浅谈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2、浅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3、何谓“封臣建国”。4、浅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性质、影响和意义。5、浅谈汉民族的形成史。6、浅谈古代西域经济文化。7、古代东北的民族兴起与衰落。8、古汉语“普通话”的变革。9、唐代的宗教文化。10、古代民俗服饰的演变。就先这些吧，也不是很少了，呵呵呵，要还有意见，那就把你的问题再细致点好啦。
朝服的演变，饮食文化之类的~后宫文学~饰品的演变与社会等级之类的~
古代奴婢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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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历史人物评论，那样更好下手，回顾历史人物的一生。
最好选一些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事件展开探讨研究，此事此人对现代教育理念的影响和推动，最后，最好对当前教育体系的一些弊端进行简要的反思和未来中国教育体制该如何发展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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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论文一篇《评价武则天》600字左右 从武则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她的功与过等方面来评价 提问时间: 2005-02-09 12:49:27 评论 ┆ 举报 最佳答案 此答案由提问者自己选择，并不代表新浪爱问知识人的观点 回答：大力水手级别：学弟2005年2月9日 武氏政绩 武则天从以皇后掌权，到由皇帝退位，共当政五十年。总的说来，她是一个有才能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她在当政期间，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在发展的。她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继续推行改革，打破关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引用庶族地主参加政权。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进步的。 唐朝前期，当权集团主要是关陇士族。武则天在夺取政权时，就是遭到这个集团的反对。如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极力反对武则天为皇后，认为她出身寒微，没有资格做皇后。武则天当皇后后，此二人都遭贬逐，先后死去。唐高宗死，武则天临朝听政，徐敬业等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后来唐的宗室李贞等也在河南、山东等地起兵。都先后被武则天镇压下去。武则天更加紧残酷地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杀掉唐宗室贵族数百人，杀大臣数百家。在这些被杀的人中，许多人是关陇士族，或属于关陇士族势力。从此，关陇士族更加衰落。 （二）重用庶族士人。武则天重用庶族士人，采取了如下三项重要措施。其一，在她为皇后时，通过唐高宗下令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氏族志》是唐太宗时修的、内容虽是以唐朝官爵高下作等级，但很注意考究其是否属于士族，旧的士族观念很浓厚。《姓氏录》消除士族界限，完全依照宫品高下为准叙录，这就提高了出身低微的庶族官吏的政治、社会地位。其二，武则天进一步推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录用人才。其中大量的人才出身于庶族。其三，武则天破格用人，如她曾令九品以上官吏及百姓，皆可自我荐举求用。武则天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如她的名相狄仁杰和张柬之，后来开元时期的名相姚瓃和宋蹋等都是她重用或选拔的。 （三）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武则天一再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地方官吏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境内田畴垦辟、家家有余粮的州县长官，可得到升迁。为政苛滥、户口流散的州县长官，要受惩罚。在这期间，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从户口增长情况来看，唐太宗时，户口为三百八十万户，至武则天统治的末年，已增至六百十五万户。 武则天统治时期，也有不少问题存在。她任用了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一批酷吏，株连冤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她用人太滥，冗员太多，官僚机构过分庞大，又崇信佛教，大修寺庙，给人民增加了沉重负担；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破产逃亡。 揪错 ┆ 评论1 ┆ 举报 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 谢谢你提供这么好的文章 其他回答 如果有了满意的回答请及时采纳，不要辜负了回答者 怎样采纳答案 回答：brooks级别：学弟2005年2月9日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皇帝，历史上也只有一个武则天。可是 千百年来，人们对她的评价尽管有赞叹，可总离不开贬责。但以愚之见，那些贬责很多都是无中生有，强加之罪。 人们总说武则天是个热衷与权利的女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 家，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武则天14岁入宫，正值青春年华，美丽聪慧，却得不到太宗的宠爱，屈膝当了10多年才人，太宗死后，又被遣送到感业寺当了5年的尼姑，她怎 能不感叹上天的不公？所幸的是，在当才人时她认识了李治，并使这个未来的帝皇对 她死心踏地，在登基后把她从感业寺接了出来，立为昭仪。 武则天这样聪慧的女人在等了李治多年后，怎甘心只当个昭仪？十几年的宫廷生活，让她深知后宫的残酷，为了自保，更为了满足她压抑在心底十几年的欲望，她必须取得皇后的位置。李治是个多情而又懦弱的男人，他对比他大几岁的武则天几乎是 言听计从。从感业寺出来仅一年，她就挤走了王皇后，并由此开始了她的权力生涯。 李治不但懦弱，而且根本不善于治国。当他发现武则天的才干和魄力后，几乎把 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她，武则天也乐在其中---没有几个人会对权力说不！尤其是武则天这种有才能的女人，在那种封建的时代，更会捉住一切机会。 李治死后，武则天的“靠山”倒了，那些之前对她暗怀不满，却畏于李治的默许而不敢公然反抗的臣子必然有所动静。武则天断然不会让权。这个被养大了胃口的的女人勇于挑战封建陋俗，自己称帝。这是武则天的前半生，不断挑战封建，不断巩固自己权力的时期。 称帝后，武则天精图励治，善用人才，把整个国家管理得仅仅有条，不愧为一个 英明的皇帝，。纵观历史，少有人比与其媲美。 然而人们在评价她时，总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些，而把目光放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她 专制的管治和淫乱的私生活。须知，武则天再怎么厉害，仍是个女人。在女人被极端压抑的年代，她的称帝实属大逆不道，不管她把国家管理得如何，她仍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于是，她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以图国家的安定，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至于她的私生活，其实是小问题，只是许多人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居然也有“三妻四妾”而故意污蔑。武则天也是个人，并且是个大胆的女人，她为什么不能拥有对情感对性的欲望？也许正是她的身分使她觉得心灵空虚，在国事之余，不得不把精力转向，只是调剂罢了，再说，她的男宠也不多吧？只有薛怀义和张易之兄弟等几个而已，比起历代帝皇的三千粉黛根本算不了什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养男宠也是在昭告世人她的皇威，显示自己的权力和男人一样。 总之，武则天是个英勇有为的帝皇，一个敢做敢当的女人，是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 一道风景线。也许有人会质疑我，因为武则天曾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关于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到什么来替她辩护，我只能说也许宫廷里的残酷生存竞争逼得她不得不如此，必经没有哪个女人恨自己的女儿。再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谁没有缺点呢？ 以上只是我个人对武则天的简单评价，哪位看倌对她有更深刻的看法，可以拿出来交流交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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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论文一篇《评价武则天》600字左右 从武则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她的功与过等方面来评价 提问时间: 2005-02-09 12:49:27 评论 ┆ 举报 最佳答案 此答案由提问者自己选择，并不代表新浪爱问知识人的观点 回答：大力水手级别：学弟2005年2月9日 武氏政绩 武则天从以皇后掌权，到由皇帝退位，共当政五十年。总的说来，她是一个有才能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她在当政期间，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在发展的。她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继续推行改革，打破关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引用庶族地主参加政权。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进步的。 唐朝前期，当权集团主要是关陇士族。武则天在夺取政权时，就是遭到这个集团的反对。如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极力反对武则天为皇后，认为她出身寒微，没有资格做皇后。武则天当皇后后，此二人都遭贬逐，先后死去。唐高宗死，武则天临朝听政，徐敬业等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后来唐的宗室李贞等也在河南、山东等地起兵。都先后被武则天镇压下去。武则天更加紧残酷地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杀掉唐宗室贵族数百人，杀大臣数百家。在这些被杀的人中，许多人是关陇士族，或属于关陇士族势力。从此，关陇士族更加衰落。 （二）重用庶族士人。武则天重用庶族士人，采取了如下三项重要措施。其一，在她为皇后时，通过唐高宗下令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氏族志》是唐太宗时修的、内容虽是以唐朝官爵高下作等级，但很注意考究其是否属于士族，旧的士族观念很浓厚。《姓氏录》消除士族界限，完全依照宫品高下为准叙录，这就提高了出身低微的庶族官吏的政治、社会地位。其二，武则天进一步推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录用人才。其中大量的人才出身于庶族。其三，武则天破格用人，如她曾令九品以上官吏及百姓，皆可自我荐举求用。武则天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如她的名相狄仁杰和张柬之，后来开元时期的名相姚瓃和宋蹋等都是她重用或选拔的。 （三）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武则天一再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地方官吏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境内田畴垦辟、家家有余粮的州县长官，可得到升迁。为政苛滥、户口流散的州县长官，要受惩罚。在这期间，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从户口增长情况来看，唐太宗时，户口为三百八十万户，至武则天统治的末年，已增至六百十五万户。 武则天统治时期，也有不少问题存在。她任用了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一批酷吏，株连冤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她用人太滥，冗员太多，官僚机构过分庞大，又崇信佛教，大修寺庙，给人民增加了沉重负担；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破产逃亡。 揪错 ┆ 评论1 ┆ 举报 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 谢谢你提供这么好的文章 其他回答 如果有了满意的回答请及时采纳，不要辜负了回答者 怎样采纳答案 回答：brooks级别：学弟2005年2月9日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皇帝，历史上也只有一个武则天。可是 千百年来，人们对她的评价尽管有赞叹，可总离不开贬责。但以愚之见，那些贬责很多都是无中生有，强加之罪。 人们总说武则天是个热衷与权利的女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 家，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武则天14岁入宫，正值青春年华，美丽聪慧，却得不到太宗的宠爱，屈膝当了10多年才人，太宗死后，又被遣送到感业寺当了5年的尼姑，她怎 能不感叹上天的不公？所幸的是，在当才人时她认识了李治，并使这个未来的帝皇对 她死心踏地，在登基后把她从感业寺接了出来，立为昭仪。 武则天这样聪慧的女人在等了李治多年后，怎甘心只当个昭仪？十几年的宫廷生活，让她深知后宫的残酷，为了自保，更为了满足她压抑在心底十几年的欲望，她必须取得皇后的位置。李治是个多情而又懦弱的男人，他对比他大几岁的武则天几乎是 言听计从。从感业寺出来仅一年，她就挤走了王皇后，并由此开始了她的权力生涯。 李治不但懦弱，而且根本不善于治国。当他发现武则天的才干和魄力后，几乎把 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她，武则天也乐在其中---没有几个人会对权力说不！尤其是武则天这种有才能的女人，在那种封建的时代，更会捉住一切机会。 李治死后，武则天的“靠山”倒了，那些之前对她暗怀不满，却畏于李治的默许而不敢公然反抗的臣子必然有所动静。武则天断然不会让权。这个被养大了胃口的的女人勇于挑战封建陋俗，自己称帝。这是武则天的前半生，不断挑战封建，不断巩固自己权力的时期。 称帝后，武则天精图励治，善用人才，把整个国家管理得仅仅有条，不愧为一个 英明的皇帝，。纵观历史，少有人比与其媲美。 然而人们在评价她时，总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些，而把目光放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她 专制的管治和淫乱的私生活。须知，武则天再怎么厉害，仍是个女人。在女人被极端压抑的年代，她的称帝实属大逆不道，不管她把国家管理得如何，她仍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于是，她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以图国家的安定，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至于她的私生活，其实是小问题，只是许多人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居然也有“三妻四妾”而故意污蔑。武则天也是个人，并且是个大胆的女人，她为什么不能拥有对情感对性的欲望？也许正是她的身分使她觉得心灵空虚，在国事之余，不得不把精力转向，只是调剂罢了，再说，她的男宠也不多吧？只有薛怀义和张易之兄弟等几个而已，比起历代帝皇的三千粉黛根本算不了什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养男宠也是在昭告世人她的皇威，显示自己的权力和男人一样。 总之，武则天是个英勇有为的帝皇，一个敢做敢当的女人，是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 一道风景线。也许有人会质疑我，因为武则天曾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关于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到什么来替她辩护，我只能说也许宫廷里的残酷生存竞争逼得她不得不如此，必经没有哪个女人恨自己的女儿。再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谁没有缺点呢？ 以上只是我个人对武则天的简单评价，哪位看倌对她有更深刻的看法，可以拿出来交流交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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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
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 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
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 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
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
2。 [摘要]通常认为，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抹杀了近代历届中国 *** 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主动、积极的方面，作为史学研究，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和较为客观的理论来对中国近代史予以界定。
[关键词]鸦片战争，半殖民地，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外力影响的严重程度已使该国的独立地位受到重大影响，得这种影响的程度又没有使该国完全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
也就是说该国形式上有自己的 *** ，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受制于殖民者。 因此“半殖民地”概念所描述的状态是一个介于独立国家和完全殖民地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
对于独立的 *** 国家和完全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我们会毫不费力地找出一个分界点，但如何划出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就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半殖民地”是否具有起码的一些客观上量化的指标？ 一般认为，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已成为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定论。 各种近代史著作也是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来叙述历史事件，把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因素与“半殖民地”普遍联系，似乎只有与紧密相连才能说明清王朝的腐败、顽固、落后，才更能说明北洋军阀的倒退、卖国，才更能说明蒋介石南京国民 *** 的反动本质。
从而为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帝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半殖民地”等范式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
3。 摘 要 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 成效 ）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
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
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
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 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
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
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
选题，是撰写论文的开始，是开展史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好的选题可以使研究者少走弯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高论文的成功率。 选题的产生并不是靠拍脑袋可以拍出来的，它有一个实际的形成过程。
要在平时的学习中勤学多问，注意培养疑古精神，增强问题意识，才能在最后的论文写作时候选好选准自己的课题。任何研究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历史学的研究尤其如此。
所以在平时的学习中要注意知识的积累。积累知识并不等于说是要死记硬背大量的历史名词、事件过程等等，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陷入死读书，读死书的泥潭之中。
读书要有目的性，即围绕一定的知识点、兴奋点去读书，有目的有选择地积累知识。这就首先要学会在平时的读书学习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战后冷战历史感兴趣，就可以在平时读书中多留意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学会多问勤思，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并逐渐形成对某一课题的强烈兴趣，对之产生一种追根寻底的冲动，这样才能会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投身于喜爱的课题研究之中，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来。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据学术堂了解，历史学论文的关键词众多，可供检索的有如历史学、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北美洲、美利坚合众国、辽宋金元时代、史学研究、思想体系、社会科学、两宋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历史唯物主义、出版社、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文化机构、历史哲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马克思、海登·怀特、高中历史教学、权利主体、历史教学、分科教学、年鉴学派、历史叙事、高中历史等。
1、 浅谈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 2、 浅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3、 何谓“封臣建国”。 4、 浅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性质、影响和意义。 5、 浅谈汉民族的形成史。 6、 浅谈古代西域经济文化。 7、 古代东北的民族兴起与衰落。 8、 古汉语“普通话”的变革。 9、 唐代的宗教文化。 10、古代民俗服饰的演变。 就先这些吧，也不是很少了，呵呵呵，要还有意见，那就把你的问题再细致点好啦。
如下：
1、 浅谈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
2、 浅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3、 何谓“封臣建国”。
4、 浅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性质、影响和意义。
5、 浅谈汉民族的形成史。
6、 浅谈古代西域经济文化。
7、 古代东北的民族兴起与衰落。
8、 古汉语“普通话”的变革。
9、 唐代的宗教文化。
10、古代民俗服饰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