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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方面，休谟很多方面和洛克都是相似的，他们都同意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只不过，洛克把经验的对象称为观念，而休谟把它们称为知觉。 就人类理性研究的全部对象来说，只有两种，一种是 关系 ，比如数学，勾股定理阐述的就是直角三角形三条边的关系，这种知识是确定的，不需要以现实中的事物作为依据，况且现实中也没有绝对的三角形存在；另外一种就是 事实 ，这种知识的确定性不如前一种，因为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我们不能因为见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就断定天鹅一定是白色的。 但是这种知识也不是完全不可靠，比如我们总能发现用手指触摸火焰会被烧伤，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当我们再次去触碰火焰时，我们还会被烧伤，这样就能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回避一些危险。 那么这种知识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 因果律 。我们在观察到无数次触碰火焰和被烧伤两个事件总是先后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了，触碰火焰被我们称为原因，烧伤则是结果。这也就是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是在许多次的经验中形成的。也就是说， 因果律的基础是经验 。 那为什么我们通过经验就得到了因果律呢？ 触碰火焰和被烧伤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件，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它们一定会先后必然发生呢？假如有一天我们在墓园里碰到了鬼火，当我们触碰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烫手，甚至还有点温暖的感觉。 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因果律的可靠性。因为原因和结果是两个事件，而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我们对这两个事件因果关系的认识来自经验，经验的就是事实，而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存在的。我们能够想象太阳从西边升起，但是我们想象不出一个不符合勾股定理的平面直角三角形。 把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的因果关系是一种中介，而这种中介似乎无法被理性所认识到。 我们可以说，虽然我们总能发现物体被扔上天之后还会回到地面，但当被扔的物体达到一定的速度之后，就会摆脱地球引力冲出大气层飞入太空，被扔和落回地面并不是因果关系，没有克服地球引力和落回地面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 但是引力是真实存在的吗？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力是可以不存在的，物体落回地面的原因可以解释为地球质量对空间的扭曲，而不是引力的吸引。相对论的出现解释了牛顿万有引力理论解释不了的东西，而相对论本身也有无法解释的东西。 这些科学理论本质上是对经验观察的归纳和总结，用来解释我们认识的世界，从而成为某种因果定律来指导我们生活与实践。但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总是能被发现的，这也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所在，而这些解释不了的现象就是不符合我们根据过去经验所总结出的因果关系的现象。 所以说，因果关系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因为两个个事件在过去总是相伴先后发生就由此断定将来这两个事件依然会如此， 从原因里不能推出确定的结果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只能确定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我们是如何由此推出未来的事情呢？休谟在《人类理智研究》中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某种“秘密能力”。我们的感官能告诉我们面前的面包的颜色、松软程度、味道，但是无法告诉我们面包中对我们有营养的性质。同样的，我们只能认识到两个事件有着因果关系，但是 理性无法告诉我们这种因果关系是怎么起作用的。 因果律的作用在于给推理提供指导。一切推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证明的推理 ，这在数学中运用尤其之多；另一类就是 或然的推理 ，即由一个事实推出另一个事实，这也是因果律主导的推理。 那么我们如何保证因果律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试图去证明因果律是有效的，那么就应该意识到，能够证明的前提就是它符合因果律，这样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之中。只能说，因果律是我们习惯的结果。我们虽然不能证明因果律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总能发现它是有效的。 休谟最终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但他对因果律的质疑给科学界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因为科学就是以实验作为基础，通过对实验现象的归纳，从而得出结论。而因果律则是保证归纳可靠性的基础。如果因果律是不可靠的，那么就意味着整个科学界的成果都是值得怀疑的。
作者：〔英〕休谟著，关文运译 1957-10-1 出版在本书中，休谟针对以下问题，作出了回答，提出了新观点，进行了严密的证明和分析，旨在揭开人类认知过程的真实情况和认知能力不可逾越的界限。问题：一是我们的观念从何而来？二是观念之间有哪些关系？三是因果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四是“由经验而得的一切结论其基础在何？2”五是我们如此“现象—>归纳－>世界本质的理论－>推测预言”的认知过程是否成立？具体可参见：
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就此而言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认定道德以理性为基础者，被统称为理性伦理派，以霍布斯、休谟的契约论伦理学为代表。认定道德以情感为基础者，被划归为情感伦理派，以叔本华的同情伦理为集中体现。而对理性的信仰则大体上支配了叔本华以前的西方哲学界。 一 在理性哲学家们看来，同情只属于原始的情感，并不能发挥什么重要的作用。柏拉图强调情感应受控于理性的引导。斯多葛派则因同情与理性的主导观念不符而对同情持否定的态度。在近代对理性的信仰又由于霍布斯开创的契约论伦理学而获得了新的逻辑支点。在霍布斯的启示下，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对人性的理性洞察，运用理性设计制度的方式来避免由人性之恶所导致的冲突，最终使每个人的长远利益都得到保障。这就是说，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对自身本性、自身利益和社会秩序之必要性的理性认知而成为一种（守法意义上的）道德公民，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繁荣。“这样一种有关理性的力量及其与道德关系的乐观主义的见解，在启蒙了的同代人中获得了超出英国的巨大反响，并且影响到了现代的国家理念”①。近代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和法国唯物主义，也由于认定同情远离于理性论证而视其为无用的、甚至有害的。康德当然也不相信同情心对于行为主体的行为具有多大的驱动性力量。需要一提的是，尽管康德也属于理性伦理派，但他的理性道德与契约论代表的经典的理性道德差别巨大。 把道德奠立于理性之基础上的所谓理性伦理派的最经典、最有影响者，当数契约论伦理学。契约论伦理学的提出则要首先归功于近代的霍布斯。他设想了一种自然状态，由于该状态中没有道德规则，没有行为限制，人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结果是大家相互伤害，谁也无法过好。为了避免这种结局，人们建构了道德规范，禁止所有的人互相欺、偷窃、伤害和残杀。虽然这些道德规范对每个人的自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一种安定的社会生活却由此得到了保障。“当我们设想，个体遵守其规则，则他们虽不能达到完全没有冲突地相处（这一点由于资源缺乏而被排除），但他们却拥有可能，和平地调节其冲突并以此方式平衡地享受其劳动成果”②。可见，在霍布斯这里，道德起源于维护人们的基本利益免受他人的侵害，“道德的决定性的理由在于，避免恶行和损害”③，“人们应当道德，因为否则的话别人就会受到伤害”④。于是，在为何要道德或者道德究竟起源于何种理由这一问题上，霍布斯给出了维护利益免受侵害的解答，也就是说，禁止伤害构成了所谓霍布斯式的答案。霍布斯的观点非常鲜明：“就基本道德而言，出于对他人的好处而行动并非首要是指，做对他有用之事，而是放弃损害他人之事”⑤。拜耶茨（Kurt Bayertz）认为，霍布斯式的答案集中体现了道德这个词的狭窄含义。“这个词的狭义便是指对人类起源发生学意义上的伤害的禁止。许多人会觉得这一点不够。但在一种后宗教的、后形而上学的、多元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针对每位主体令人信服地论证，为何应借由道德这一词宽泛的意义来限制其行为自由”⑥。 与霍布斯认定道德起源于维护人们的基本利益免受他人的侵害的解答不同，在契约论伦理学内部，还有休谟式的有关为何要道德这一问题的答案。休谟认定道德起源于对人们的基本利益的增进，而并非是像霍布斯所理解的那样仅仅在于对伤害的禁止。这种对基本利益的增进是通过相互的理性的社会合作得以实现的。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每个人从本性上讲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⑦，休谟也认为，“一种完全的孤独性或许是能够给予我们的最严重的惩罚”⑧。但是，即便是对集体的需求属于人的本性，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与之独立的理由，来说明社会合作对人类的益处。其实这种理由不胜枚举。“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合作性的联合对于为生存的抗争构成了一种优势：联合使共同防御外在的危险成为可能，并且通过劳动分工的可能性给所有参与者带来益处”⑨。休谟特别强调社会合作在对基本利益的增进上发挥的作用，在他看来，“人类个体拥有仅靠自己力量所无法实现的需求。通过相互的合作他们可以共同创造他们所需的、作为单个者却无法生产的产品”⑩。休谟的例子是两位农民收粮，两人都难以独立完成收割自己的。于是便合作，第一天共同收一个人的，第二天共同收另一个人的。这个合作过程顺利完成的前提，是守约。“如果潜在的合作方没有情感上的联系，则他们便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理由，来相互信任并基于此而能够依时而合作”11。这个特殊的理由，就是守约。因而体现在守约上的道德是社会合作的基础与前提。没有道德就没有合作。一般而言，社会合作能够给与合作双方带来从独自而为中无法获得的好处。但是，合作的各方也会担心，如果对方不讲道德，则自己的合作行为便意味着吃亏受损。这种情况特别体现在一次性的合作经历。当然，如果从长期来看，从重复的合作活动的角度来看，则道德“生存”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因为如果合作伙伴是同一个人且合作是重复进行的，如果参与者数量众多，则可能的合作赢利就明显增大，从长期来看会胜于损失的风险”12。《合作的进化》一书的作者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也持同样的观点，“当尽可能多的回合得到博弈，并且这一组人马相互间实施了足够量的互动，在这种条件下，阿克塞尔罗德认为，我们就可以确信，合作在一个没有中心统治总部的情况下才能够在一个自私主义者的世界里出现”13。总之，只要合作是重复性的，只要参与者数量众多，则合作还是肯定会有利于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增进，即便是他无法排除遇到无道德者的风险。而合作所带来的利益，又定能使无道德者发现自己原先的行为得不偿失，他或许可以从一次不合作中获利，但无法持续。“一位毫无顾忌的自利主义者，全然不顾他人的利益，仅仅并且是任何时候都追逐己利，这样在特定条件下就会抽空他自己的基础。成功的自利行为，顾及到其他参与者的利益，考虑到利益的均衡，即便这有时需要做出放弃，或者有时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损失”14。道德意味着自己无法为所欲为，意味着对自己自由的某种限制，但聪明者知道，“这种损失会通过好处得到远比补偿更多的东西，这好处来自于合作和有着可能结果的劳动分工”15。因此道德最终是有利的，这源于以道德为前提的合作能够给所有的人带来益处。 当然，这种道德的实质在于利益的相互性、对等性、平衡性，而不是自我牺牲式的利他。荷兰哲学家布思克斯（Chris Buskes）指出：“相互的利他主义意味着，某个人在某个时候为另一人付出精力和注意力，并期待着某个时候会有一种对此的回报”16。这种回报并非总是直接发生，“这种回报不一定直接回馈给我们，更不是以现金的形式还给我们。它的存在方式之一在于，我们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威望提高了，如果我们显示出乐于助人的话”17。总而言之，道德在于利益的相互性、对等性和平衡性，道德既要克服极端自利，也要避免极端利他。“道德行为最好的论证是相互性原则”18，道德对于所有的人都应是物有所得。而人的这种体现在互助互利上的道德性，也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得以持存的基本前提。“一种社会只有当其成员至少是在某种最低程度上相互合作，才能中期直至长期得以维持。借此互助或相互的利他主义原则便凸显出来了”19。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在契约论伦理学的内部，针对有关人们为何要道德，或者道德起源于何种考量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解答方式。如果说霍布斯式的解答所展示的是道德的消极性的益处，即保护个体不受他人的伤害，那么就可以说休谟式的解答所强调的则是道德的积极性的益处，即道德的存在能够使个体获得好处。这两种解答方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处于相互补充的关系。霍布斯和休谟的“两种论据均表明，一种道德存在和对道德的遵守原则上对于大家都有好处”20。道德构成了社会成员正常的共同生活的基本前提。 值得指出的是，霍布斯和休谟的两种解答或两种论据的共同点就在于正确理解并处理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一方面，他们都不否认人们对正当利益的追求和主张，不否认“每个人都拥有权利，毫无良心顾忌地主张其利益和伸张其需求”21。这样也就完全排除了道德与绝对利他主义之间的必然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由于我们自己的安康从本质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他人，故较为合宜的便是合作以及顾及他人的希冀和需求”22。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早就指出：“只想到自己并且逐利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决不可能过一种伦理上负责任的生活。如果你想为自己而活，就必须为他人而活”23。而道德便在于因他人之故而对自己过度的逐利活动做出限制。美国法学家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 Holmes）的比喻非常形象：“挥舞我拳头的权利止于他人鼻子的边上”24。这就是说，我的确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边界在于不得伤及他人。这样也就完全排除了道德与绝对利己主义之间的任何关系。这也就是说，绝对利他主义与绝对利己主义都是道德所拒斥的，道德容纳和包含了正当利己与顾及他人这两个因素，“道德不是要说，你如果为自己着想便是个坏人，而是说，你如果只为自己着想便是个坏人”25。 由于道德容纳和包含了正当利己与顾及他人这两个因素，既认可善待他人，亦认可善待自己，因而它也就体现了一种不偏激、不过分、合宜、适度和均衡的理性的态度。一句话，道德是合乎理性的。这样一来就涉及到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所谓“理性是这样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够论证、推理，追循抽象的思路，辨别真假”26。理性意味着人们是出于理由来评价、判断和行动。拥有理性者能够正确面对其情感冲动、生物本能、盲目意志，能够在拉开距离的前提下对它们进行审思、检视、评价和必要的约束控制。诉诸理性者善于依据理由进行反思和权衡：“我所乐意的东西对我真的是有利的？对他人是有利的？在道德上真的是正确的？对自身意志做出评价的能力，被人们称为自主的理性。……我们并非总是和无条件地听从我们意志的提示。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面前对这种意志……进行辩护”27。简言之，基于理性就意味着得到理由的辩护或论证。由于正当利己与顾及他人都可以得到理由的辩护，故理性就意味着对极端自利与极端利他的否定，意味着一种合宜的、避免极端的，在自利与他利之间、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调节并使之保持平衡的处事态度。这样，善于理性思维者就能够认清其利益的内在关联，能够在决断时顾及到其行为的长远后果，必要时放弃对其需求的短期的、即刻的满足，从而更快、更好、更便捷地实现自身的总体目标。从道德和理性均合乎人们的总体利益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说：“伦理上的善等同于对于一个人从长远来看……何为理性的东西”28。一句话，道德的就是理性的。 二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以同情为核心的情感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持认同立场者虽不众多，但也还是存在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把仁慈和近爱看成是核心的德性，而同情则属于这种德性，故同情是作为德性论的内容得到研究的。卢梭相信同情为人际间的一种基础性的、前理性的约束性力量。休谟对同情的认可是建立在其情感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他认定“所有的人类行为归根到底都是奠立于痛苦和快乐之基础上的。四种感觉……构成了对我们自己和对其他人做出全部积极和消极评价的底蕴：自豪和羞耻、喜欢和厌恶。于是，休谟便这样地阐发出其情感主义的核心论断：‘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判断之事，不如说是一种感觉之事’：能够引发自豪或喜欢的事情，我们就会争取，能够导致羞耻或厌恶的事情，我们就会努力避免”29。当然，同情伦理的最大代表则首推叔本华。叔本华是霍布斯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否认人的认知能力与道德素质之间的关联性，认为人的头脑可以更清醒，但并不妨碍心灵仍然依旧。他也不满足于康德只讲义务的道德理论的空泛性，认为康德只是说出了我们应当道德地行动，但没有讲清楚为何应当道德地行动。叔本华就是要为道德行为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理由，他的答案是：道德真正的驱动力是人的同情感。与不相信情感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如柏拉图、斯宾诺莎和康德）完全不同，叔本华认定并非人的理性，而是人的同情、移情的能力才构成了道德的唯一基础，这种能力才是唯一真实的道德动力。在他看来，所谓同情就是对他人痛苦直接的感同身受，换言之，同情是一种将他人的存在与感受视为自身的感受的细腻的道德情感，“它是一种对他人受苦的有感触并且不能无所谓之态度的一般的表达”30。同情意味着设身处地地为他人（也包括动物）着想的能力，“在对异在的痛苦的同情中，我们与其换位思考，并且‘在其命运中’观察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随即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命运’”31。通过这种对命运的反思，我们便虚拟地“将自己设置在被我们的行为所关涉到的其他个体的位置上，我们就能够也必须明了自己的道德义务，我们设问：这些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们是否是可接受的”32。叔本华从同情中引导出他的两个德性定理：“不伤害任何人；尽可能帮助所有的人”。这是每种道德的简洁的表述。这样，叔本华便通过同情，将他人的痛苦直接转变成为我的行动的动机，从而清晰地展示了同情伦理所要表达的同情感对道德行为的驱动作用。叔本华之后，霍克海默尔把同情理解为是对他人尊严予以尊重的一种具体的表达。“在作为以团结为活动内容的同情中，个体能够在痛苦着的他人中认识自己”33。20世纪上半叶，在元伦理学领域，把伦理陈述仅仅视为情感表达的假定达到了一个高潮。 毫无疑问，作为道德情感的同情非常重要，它是一种自然的缘于人类本身的相似性的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对驰援的准备与心愿，因而构成了人的道德行为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动机，是伦理道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武克提茨（Franz ）指出：“即便是在一个大众社会里人们也应当期待一种最低限度的关怀之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具备同情、移情的能力”34。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匿名的大众社会里，“也根植着某种情感的结构”35。在一般的环境下，良心的不安与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的的确确都能够使我们自觉远离违规和缺德的行为。而良心、同情感的树立有待于在家庭、学校及工作岗位长期的教育与熏陶，才有可能从一种偶发的情感冲动成长为一种稳固的心理定势、坚定的价值取向和自明的道德直觉。 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像叔本华那样，把同情视为道德的唯一基础而排除了其他，则也就有些偏激了。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回忆和检视一下思想史上出现的对同情伦理的三大驳斥理由，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第一个理由来自于理性主义对情感之缺陷的最经典的批评，即同情作为情感不仅在人际间是各异的，是一种难以度量的、测不准的值，而且即便是对于同一主体而言，它也是不确定的、任意的、主观的、与情境相关涉的；同情感充满了偶然性与随机性，难以经受一种主体间可以理解的批判性的审视，故在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中，无法轻易得到认可。赫斯特指出，属于情感之列的“良心作为道德正确行为的尺度是不可信的，它会失误”36。罗素甚至提醒人们良心可以命令我们犯下最恶劣的罪行。可见，尽管同情心对某些道德行为具有驱动性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缺乏坚实性。“没有哪样强烈的情感……可以要求有一种道德规范那样的约束性”37，“而道德规范要求有一种普遍的适用性”38，每一个人，不论是何种人，不论有何好恶，均必须遵循之。而情感却提供不了这样一种稳定一致的有效性，故同情作为情感无法替代对道德行为的理性反思，无法为一种经过理性的审视与验证的、对所有的人均平等适用的普世性的道德及其约束力提供一种牢靠稳定的论证。康德尽管承认同情之感的美好，但同时也批评这一“良性的激情”是软弱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是盲目的，在他看来，“同情不是道德行为确定的理由”39。 第二个理由在于作为情感的同情的覆盖面是有局限性的。休谟尽管强调同情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构成了人的行为的强大动力，但他也承认同情的适用性仅局限于近亲。的确，我们的道德同情之感，是像一块击入水面的石头所激起的涟漪那样，沿着由内到外、由近及远的轨迹辐射的。基于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来的生物性和情感性的基本结构，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人施予同等的同情，“我们对亲近于我们的人的评价，不同于对陌生人，这是一种天然的本能”40。拥有同情感的同一个人对于不同的对象只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良心不懂得平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不可能不获得比他人更大的重要性。我们如果不是这样，从火中救出别人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则我们以后就会遭受到无法忍受的良心折磨”41。这个例子说明同情感的由近及远性是一种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如果换一种场景，同情伦理的局限性和有害性就明显呈现出来了。据一项全球性的关于道德的思想实验的调查，当问到是否可以用一个无辜的大胖子来堵路以阻挡压过来的电车，从而挽救轨道上五条人命时，四分之三的回答是可以，因为五条人命大于一条。但若问到，如果是用您自己的孩子来堵路呢？结果是无人同意。可见，我们的主观道德情感与普遍的理性道德之间，具有着难以低估的巨大区别。道德情感有时无法体现正确，“尽管我们或许都有这样的理性的洞见，即每个人的生命原则上都是等价的，但这只是原则上而言。事实上我们对亲近于我们的人命与并非如此的人命做出了巨大的区分”42。这个事例清楚说明了情感判断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绝对难以成为道德的唯一的确定基础。 第三个理由在于，同情表现了强者对弱者的非对等关系，不符合道德公正的对等性要求。我们知道，同情所展现的是一种强势的同情者与弱势的被同情者之间不对等的关系与态势，其着眼点在于单方面的强者情感的驱动力，它所提升的可能是同情者在与他人关系中的势力与威严，它所贬低和鄙视的可能是受苦受难的被同情者的尊严，在这里无法体现道德对人际间对等权利与义务的要求。而“从概念上讲道德是一种相互要求的宇宙”43。仅就这一点而言，尽管同情在伦理道德中具有一种重要的价值地位，“但同情……不能成为道德的基础，……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相互的要求便不再属于道德了”44。另外，在现代社会，对于弱者而言最关键的在于权利与正义的伸张，而非仅仅在于对同情与关护的乞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激烈地批评以同情、近爱为核心的犹太-基督教道德是由神甫煽动的奴隶道德，它所体现的只是弱者的怨恨以及神甫对他人统治的兴趣。这样一来，同情便意味着强化而非减弱世间的苦难，“因为同情与一种积极的生活感觉的强化正相反对，恰恰由此而使得消除世间的痛苦变得困难”45。所以尼采自己鼓吹一种自我肯定、抬升生命的英雄道德。 当然，历史上出现的对同情伦理的所有抨击并不能起到完全颠覆同情在伦理道德中的地位的效果。因为“同情是一种力量，一种现存的倾向，它们能够在具体的人性的和社会的关系与关联中得到实现”46。而有关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的争论，即便是到了今天也没有停歇。“我们是否依据理由来决断，抑或是依照与此相系的情感的强大来决断，这是一个我们永无能准确回答的问题。理由是明显的：我们的意识本身就无法清楚地区分情感与思想”47。这表明，直觉、感觉与理性在我们的道德决断中是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因素。“道德感觉保障了个体的连续性，它在大部分日常生活中构成了复杂决断的唯一安全的基础”48。这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多是听从我们迅捷的道德灵感。我们依照同情或反感做出的判断远快于按照道德准则”49。但当感觉与感觉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决断单方面地倒向某些感觉而忽视了其他感觉的时候，当在复杂的社会情境面前要求我们做出巨大抉择之时，我们就需要诉诸理性的引导，需要借由理性来对感觉间的冲突进行化解和调节，需要通过对理据的审视、辩驳、反思和权衡来做出明智的道德决断。由此可见，情感与理性在伦理道德中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立的，情感为理性决断提供了养料并构成了助力。 结束语 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是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伦理学家必须关注和回答的问题。伦理学家要从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思想宝库中汲取已经、正在并且应当左右我们生活的精神养料，对之进行分析阐释，说明尽管这个世界业已高度发展并变得无比复杂，但人类仍然要有道德的导引。接着，伦理学家要从学理上论证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缘由，说明人之所以需要守德，与人既是由理性驱动，也是由情感引导的特性相关，进而从理性合作和情感驱动两个方面来厘清人类服从道德要求的动力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家本身便是人们应当学习和效仿的道德权威。伦理学家的优势更多是在于，具备伦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基本的道德价值与原则以及像自主性、人的尊严这样的伦理学核心理念的意义，善于明晰概念、辨识问题、逻辑思维、理性论证。其作用一方面类似于一个过滤器，在伦理论证中依靠理性的标准和武器来铲除混乱的、矛盾的、不合逻辑和难以说明的论据及立场。另一方面像一只罗盘，对于具体事态的是非判断、情境的道德维度的把握以及有关重大的伦理问题的决断，提供一种普遍的道德标准和致思路径，就像“罗盘并非直接标示正确的道路，而是指出了正确道路如何得以获知”50那样。伦理学家能够对不同场景中的道德行为做出论证，辨析典型事例中伦理因素的构造，帮助人们在复杂的事态中确立一个正确的前行方位，但对道德意识的呼吁和召唤，并不能直接导致对象的行为的贯彻落实，因为这最终取决于行动者自己的自由抉择。“然而就像罗盘只是帮助其使用者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无法强迫其真的去走这条正确认识到的道路那样，伦理学只是引导行为者以道德的方式来确定其意志，而无法强迫其真的去实施道德上得以认知的行为”51。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为此他就必须运用自身的判断力，来决定是否接受伦理学家的建议，来对自己应当走的道路做出选择，并最终为此而承担应有的责任。这尽管对于社会意味着道德安稳感的丧失，对于个体意味着抉择风险的出现，但同时却又体现了人的从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状态的最终摆脱，体现了人类运用自身理智的巨大勇气，体现了自由选择这一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最高价值。
开创性研究，证明婴儿早在能开口讲话和行走之前，就有能力判断他人行为的好坏。但人类的先天道德仍然十分有限。作者指出理性和思索能让我们作出道德决定。使读者可以通过想象、同情和我们人类独有的理性思考能力，超越我们生来就具备的原始道德情感，超越婴儿的局限
谈多元智力理论观照下的高职教育学生评价研究
［论文摘要］ 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从新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智力在个体身上的存在方式及发展潜力，它直接影响教师重塑新的“教育观”、重建新的“智力观”和重构新的“评价观”。在高职院校学生评价中引进多元智力理论，对于促进高职院校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评价是人们对某一事物的价值判断，评价总是基于一定的智力观，采用不同的智力观对相同学生群体进行评价会得到不同的评价结果，智力观在深层次上影响学生评价的形式、实质和效果。 一、对传统智力观照下学生评价的审视 传统智力观认为“智力”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人们可以客观测量并分析其内部的构成要素，并且将智力等同于认知能力，认为是一种遗传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其目的是为选择人才提供依据和手段，其测量的基本方式是借助一些经典的量化手段，如用纸笔问答的形式测出个体的智力量化分值（如智商的测定），并将这个分值作为主要依据来得出个体智力高低、素质优劣的结论。传统智力观通过学生评价在教育领域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目前的学生评价基本上就是通过学习或者学科考试的分数这一量化的认知指标作为主要标准，评价学生优劣的主要依据就是那张记录学生某一时期各科考试分数的成绩单。学生评价的目的就在于根据这些指标来确定哪些学生是智力优秀者，哪些学生是智力较低者，进而选出英才（如目前国内通行的将中学分重点和非重点，中学内部还分快班和普通班）。目前对学生评价的实际取向就是通过学术性知识的灌输和训练使学生获取考试分数的能力，考试分数高的学生就被认为是智商高、认知能力强和素质高，并把这些所谓的高智力学生再精选出来，进行更为精深的学业训练和考试训练（如延续多年并还在延续的高考）。传统学生评价从纯教育角度来讲，就是竭尽所能地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而实际上这种认知能力是相当片面的，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或潜力都被残酷地遏制了，人的智力的发展性、多元性、复杂性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割裂和湮没了。因此，从形式上看学生评价最终走应试化道路就不难理解了。 在目前这种评价的指引下，许多学生被无形地强迫着在他们可能并不擅长的或没有兴趣的方面投入宝贵的青春年华，而他们的智力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发展，很多学生因为考试失败而被视为低智能的人或是低素质的人，其本来具有优势的方面由于受到抑制也未能得到发展，这对学校、对社会来说无疑都意味着是巨大的资源浪费，而对生命只有一次的个体来说就显得太残酷了（学家吴晗和大家钱钟书考清华大学时，分别考了0分和15分，按照现在的高考录取标准是无缘上大学的，更别说上清华大学），更无受教育的公平可言。应试的深刻积弊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应该引起教育部门和界的深刻反思。旅美画家陈丹青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许多大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固然，学习成绩好的人一般会有较高的认知能力，一般也具有较高的.素质，但是这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要全面地、科学地、可持续发展地促进人的智力的发展需要从根本上克服传统智力观的局限性，在认识上非有根本的转变才行。 二、对高等学生评价的思考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正处于初级阶段，前几年各高职院校忙于新校区建设和量的扩张，近年开始重视内涵建设。高等职业教育无论是高职院校的数量还是在校生数都占据了的半壁江山，但是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评价基本上沿袭了普通高等教育的评价方法和手段。 高等职业教育主要面向生产、管理、建设、服务第一线培养具有一定职业素养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说得通俗一点是培养“能工巧匠”的。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是有质的区别的，普通高等教育侧重于科学教育，而高等职业教育则侧重于技术教育。科学与技术本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方面，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产物，技术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科学的作用在于理解，而技术的作用在于制造和实现；科学体系是由命题构成的，技术体系则是由工具、方法和经验构成的。要缩短中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关键是要加快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的步伐。但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只是发展的基础，其本身并不等于经济的发展，还必须将创新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就要靠掌握高技术、能熟练使用现代化设备的人才才能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就是培养这种人才的。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首先是高层次、高技术，他们以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分析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又以较高的理论素养区别于中等专业人才；其次，他们是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的人才，具有某一岗位群所需要的生产操作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善于将新的技术、创意或工程设计转化为实体，并且能在生产现场进行技术及组织管理；另外，他们还应是生产第一线善于进行熟练操作、设备革新、工艺改进以及故障诊断和排除等的人才。因此，对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评价，除考核他们理论知识够用和实用之外，应重点考核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团队精神等非智力因素。而传统学生评价关注学业的最终结果，强调掌握知识的多少、程度，忽视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查以及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感、学习策略、文化意识等素质的考查，忽视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过去重视纸笔测验，这种测验注重对书本知识的考查，只能测量出学生“知道了什么”，而无法测量出学生“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考查，如动手能力、小组协作能力等的记载与考查。职业教育不仅要考查学生知道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考查学生“会做什么”“能做什么”“能做成什么”。 三、多元智力理论及其解读 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学家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智力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并描述性地给出了智力的定义：智力是一种或一组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或制造出一种或多种文化背景下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产品的能力，智力结构是多元的，既可以是某种独特的能力，也可以是能力的组合。加德纳提出了言语—智力、—数理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节奏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我反省智力、自然观察智力和存在智力等九种智力。多元智力理论打破了传统的将智力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能力的认识，并从新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智力在个体身上的存在方式及发展的潜力，因而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在教育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多元智力理论作为现代智力观的一个新视野，无疑为改变我国当前的学生评价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和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多元智力理论的核心是尊重每一个学生的自然个性和公平地看待全体学生，比较全面地评估个别学生的成就，并发展学生的潜能，从而重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最终达到个人全面的提高和发展。多元智力观超越传统智力观的视界在于：智力是人的内在功能的外显形式，是多元的、发展的和可塑的，并只能以人的活动予以确认，只要是人的活动并且这种活动有利于解决问题或创造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产品，都可以认为是智力。一个人，只要不是植物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智力优势和优势领域，这样人人都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发展自己便有了依据和理论基础，也为学生评价带来了新的视角。多元智力理论修正了传统智力理论认为“智力是单一的，可度量的，具有高度遗传性的以和数理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表征”的褊狭观点。多元智力理论认为，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在人的一生中，这些智力不断受先天和后天的影响，而教育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发掘并引领这些智力的发展。
多元智力理论所倡导的是尊重个体差异、尊重每一个个体发展的思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谁聪明谁笨的问题，而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比在哪些方面更聪明，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通过发展自己的优势智力领域而使自己成为人才，学校就是拥有不同智力特征的学生的集合，这有助于教师形成乐观、积极的学生观。由于每个人的智力表现都有各自独特的方式，而每一种智力又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很难找到一个适合所有人的统一的评价标准和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聪明与成功与否。智力的本质更多地表现为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生产或创造出有效产品的能力，这与传统的教学和评价所关注的重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评价的功能也由此发生了质的转变，教师不再只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而更多地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尤其是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的生活经验、阅历和人际沟通能力。教师更容易从多个角度来评价、观察、培养和接纳学生，并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寻找闪光点，发现并培养学生的潜能。多元智力理论不仅认为每一个学生都同时拥有智力的优势领域和弱势领域，而且还提出在每一个学生充分表现自己优势领域的同时，应将其优势领域的特点向弱势领域转移，使弱势领域也能得到发展，这有利于帮助教师确立新的教育观。作为教师要根据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帮助其做好生涯规划，尤其是中短期的目标导学，促进其优势才能的发展，同时学生将其优势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智力特征和意志品质迁移到弱势领域中去，促进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四、多元智力理论对高等学生评价的启示 通过对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分析和对多元智力理论的解读可以看出，多元智力理论为确认学生的不同智力和才能提供了理论基础，为衡量学生的学业成功开辟了新的视野，多元智力理论运用到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评价中可谓是量身订制的“衣裳”。受多元智力理论的启示，笔者认为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中，必须以发展性的评价为指导，坚持评价的多元性： 1.评价主体多样化。评价的主体应是变化的和多元的，评价的主体应和评价的情境有关，应该强调评价主体的多样化和评价信息的多元化，重视自评和互评的作用，评价的主体可以是任课教师、同学、实验实训指导教师、班主任辅导员、宿舍人员及（或用人）单位。 2.评价标准多元化。评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从重视学习结果的终结性评价向重视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重转变，从过分关注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转向对学生职业素养、素质、健康体魄、学习兴趣、情感体验、能力、团队精神等的评价。教师应着眼于学生千差万别的发展现状，坚持从不同的侧面评价学生，注意评价多几把尺子。“一纸定性”是要不得的，“一考定终身”是有害的；高等职业教育不但要“产品”，更要“人品”；不但要高技能，更要高素质。 3.评价方法多维度。从过分强调量化评价逐步转向对质性的分析与把握，把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尽可能地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如问答、技能测试、社会、论文、设计报告、主持或参与群体活动、实习及综合毕业实践报告等；每一次评价或测试要尽可能地覆盖多种相关能力要素，并将评价与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挂钩，使评价更具有职业导向性和实效性。要用实践现场、工作现场的考核代替传统的考场考试，用学生有创意的作品和成果代替传统的试卷试题，用学生的社会调查报告和参加公益活动的热情来取代学生的德育评定，用对学生的全面评价代替抽样。 4.评价态度多赏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除了最基本的生理、安全需要外，更高层次的需求就是对尊重的需求，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和欣赏，得到社会的肯定性评价，这是人们心理的最高需要，高职学生更不例外，因为经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考的无数次考试的失败，上高职院校实在是他们无奈的选择，他们是高考的牺牲品，是传统评价的学业失败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得到过积极的评价，很少得到老师的青睐和父母的笑脸，他们自己从内心也基本认定自己是“差生”，从而失去了自信。我们的评价应该帮助学生找回自信，我们的教师应善于发现学生的点滴闪光点，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让学生充分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自信的力量。 5.评价重心重过程。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学习的阶段性检测只能反映出学习的某些方面，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者，最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收获与成长，因此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应重点放在学习过程的评价上，及时肯定学生在理论学习、技能掌握以及思想品德等方面的点滴收获，鼓励成长，注入动力，要关注学生与自己过去纵向比进步多少，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过程是快乐的过程。 6.评价结果重潜能。学生评价所追求的不应该是给学生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更不应是给学生一个等级分数并与其他同学比较。评价不仅要考虑学生的过去、重视学生的现在，更要着眼于学生的未来；评价不但要使学生在原有水平上有所提高，更要发现学生的潜能，发挥学生的特长，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识别自己的智力优势领域，并把自己的优势领域向弱势领域迁移，带动弱势领域的发展，建立自信，促进全面发展。 学生评价是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元智力理论为高等职业教育学生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视角，是否服“水土”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我们也要知道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和尽善尽美的，多元智力理论也不是学生评价的灵丹妙，其本身也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其对于我们转变教育观念，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合理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评价体系无疑是有借鉴作用和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石伟平，徐国庆.试论我国技术本科教育［J］.职业技术教育，2003（31）. ［2］刘岩.多元智力理论与多元化学生评价［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4）. ［3］吕功曼.多元智能理论与学生评价体系的构建［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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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正变得越来越聪明还是越来越愚蠢?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当IQ值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时，人类聪明的基本遗传潜力可能正在走下坡路。这些发现并非无可争议，这项研究也强调了智力测量的难题：聪明没有准确的定义。瑞典于默奥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MichaelWoodley牵头进行了这项研究，他说道：“这不是简单的智力上升或者下降，智力的不同方面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改变。”除了技术的进步之外，弗林效应是人类变聪明的另一种迹象。由于IQ测试已经在过去的100年里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标准化，为了观察弗林效应，科学家们让志愿者们进行了为前一代志愿者设计的测试。弗林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新一代的志愿者的分数更高。弗林和许多研究人员怀疑，IQ分数的上升反应了现代环境的改善。他们认为IQ分数部分源自遗传，部分源自环境。更好的营养、更多的教育和鼓励也能够解释弗林效应。2012年11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GeraldCrabtree发表了两篇论文，声称人类的智力在2000到6000年前达到了顶峰。他是根据遗传学得出这个结论的，他估计大约有2000到5000个基因决定人类智力。Crabtree估计，在过去的3000年里，所有决定人类智力的基因都至少出现了两次突变伤害。智力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并没有采集狩猎时代那样重要，而且现代人类很少经历生与死的智力考验。为了回顾历史上的智力发展，研究人员并没有研究IQ测试，而是转向了反应时间。Woodley说道，反应时间与IQ有关，而且受到的文化影响小于IQ测试。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把这一新发现作为最终的结果。好消息是，即使Woodley和他同事是正确的，人类的智力也不会缓慢衰退成白痴。而且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IQ分数仍然在不断上升，环境影响似乎超过了遗传的影响。弗林说道：“很显然，我们还没有探索到我们基因的极限。”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智商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而现代研究表明，人才成功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智商，还有情商。在管理领域里成功的那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学校里被认为智商并不太高的人。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他的智商使他具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使他能顺利地到一个单位就职或者从事一项研究工作。如果他情商高，情绪稳定，适应环境能力强，对外界和上司、同事没有过分苛求，对自己有适当的评价。
不因外界的影响而"热胀冷缩"，在受到挫败时能"重整旗鼓"，并能不断提高自身心理素质，从不怨天尤人或悲观失望。这样他的智商和潜能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工作中游刃有余，走向成功。反之，一个人智商虽高。
却以此自负，情商低下，昼夜为自己周围并不理想的环境所困扰，那他的结局或是愤世嫉俗、孤芳自赏，与社会、公司、同事融不到一起；或高不成低不就，一辈子碌碌无为；或是走上邪门歪道，毁于高智力犯罪。由此可见，一个人成功与否，情商与智商一样重要。
要求
题名
1、题名规范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特定内容，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
2、命题方式
3、撰写
英文题名的注意事
①英文题名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名基本上由一个或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短语型题名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
②一般不要用陈述句，因为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义，且不够精炼和醒目。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名，因为疑问句有探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
北朝是一个特别的时代这一时期“五胡”陆续入主中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深度撞击引发了中国历史的巨变，自西北、北方、东北涌入的各“胡”族，为华夏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雄浑质朴、刚健奔放的“草原性格”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原固有的文明胡族主政、胡风炽盛的北朝并非一些人所评价的那样是“文学的荒原”，相反她是一片文学的沃土，北朝民歌就是这一片沃土孕育出的奇葩北朝文学的“贞刚”气质与南朝文学的“清绮”风格相交融，奏出了唐代文学的华彩乐章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学本位出发，结合史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对北朝民歌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论文正文由四部分构成 绪论对北朝民歌的概念范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梳理了二十世纪以来北朝民歌的研究状况简要叙述了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第一章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深入论述了北朝民歌发生的广阔历史背景 第二章从作品的社会内容、艺术特色和思想趋向三个方面总结论述了北朝民歌所取得的成就 第三章从对南朝诗歌的影响、对唐诗的贡献以及后代对北朝民歌的批评与接受三个角度论述了北朝民歌的影响
北方的蒙古早原上，在西北的广大地区，世代流传着灿若凡星的各种民歌。 民歌，是土地上的声音，它载送着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源源不断，绵绵流淌。 民歌，深切的反映人们的生活与情感，经万人之口，通万人之心，是劳动人民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的寄托，是劳动人民心灵深处的声音。因此，一切欢乐和痛苦、无奈和愤怒、爱意和离伤、热烈和谐谑......种种感情都会不可避免的反映到民歌中来。 民歌的作者和传唱者就是劳动人民自己，他们有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与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志，这就要求一定要用自己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来。劳动人民创造民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如《绣荷包》抒发了少女对情人的一片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川江船夫号子》、《打夯号子》等表现了劳动人民在与自然斗争时的豪迈气概；而《长工苦》、《揽工歌》则倾吐了遭受欺凌压迫的长工们的悲苦情怀。 在山东，一说起民歌，大多数人一定都会提起《沂蒙山小调》。小调还被称为“家曲”，在演唱时不受环境、对象的限制。由于小调根植本乡本土，与地方方言结合紧密，包孕着浓郁的民歌情调，展现绚丽的乡土风姿，深受人们喜爱。小调像历史长河中扬帆鼓浪的轻舟，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更新，具有茁壮的生命力。小调的歌词，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加上衬词的穿插，很有特色。小调歌词反映的社会面极为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角落，浓缩着不同的风华，是历史流光的折射，是劳动人民心声的表述。 民歌所表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是非常真实和深切的，是劳动人民心声的深切体现。 我国民族众多，分布很广泛，其居住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50%以上，如此广阔的地域和复杂的自然环境，必然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民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辉煌的音乐传统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样，都对中国的音乐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历史上的多次民族融合，使各民族的音乐在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共性。而伟大的中华民歌就是各民族音乐相互交融、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的结果。民歌就在这一次次的交融中相互学习并被劳动人民广为传唱，正是这样一些朴实真切的民歌，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团结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用民歌这种表达方式传达生活的幸福和民族的团结。所以数，民歌是各民族共同的结晶，是民族凝聚的纽带。 民歌是人与自然结合的产物，黄土民歌是黄土文化的积淀，是黄土人民世世代代的苦难凝成的歌。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先辈们特别不容易，他们需要凄凉婉转或高亢悲怆的调子来抒发情感，民歌就是他们心灵的呼喊。 虽然身在湖北的我从未亲睹黄土地，但我知道我的心连着那片土地，那是中国的脊梁，背负着民族沉重的历史，承受着长久的苦难。在这片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为缓解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压抑感，创造了这样一种具有浓浓黄土味的黄土民歌。民歌记载着民族的历史，是先人生活的记录。不懂得黄土地，不懂得黄土地上的人们，就无法读懂中国。江南小调让我们认识阴性的中国，黄土民歌则使我们了解阳性的中国。听黄土民歌，你会想到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和浑黄浑黄的黄河水。黄土民歌是中国音乐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黄土地区地广人稀，风俗淳朴而民风剽悍，加之茫茫的草原、高山大川对民族性格和乡土文化的直接影响，大部分黄土民歌粗犷、豪放、高亢而挺拔，极富阳刚之气。黄土民歌就是中国民歌的脊梁，是中国民歌之魂。 在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传统音乐的五大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丰富的。其中民歌是最早形成的，在其他传统音乐体裁的形成和发展上，民歌起着积极作用，许多歌舞、曲艺、戏曲和民族器乐的品种是直接或间接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各地的“花灯”歌舞、“花灯戏”“花鼓戏”；说唱音乐中的牌子曲类、琴书类、杂曲类中的大部分曲种；“河北吹歌”等乐种及许多民族器乐曲牌，如《梳妆台》、《剪剪花》等均由民歌发展移植或改编而来。所以说，民歌是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 常听到有人说：“我很喜欢音乐，可就是听不懂音乐。”美国著名作曲家科普兰曾经这样说：“如果你要更好的理解音乐，再没有比倾听音乐更重要的了。”作为大学生，只要相信自己的音乐潜能，不断的倾听音乐，就会越来越多的获得音乐美感。而对于民歌，要在倾听民歌的前提下主动去体验民歌，这样就会产生自己对民歌的感受和理解。作为一个大学生，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增多，求知欲的盛切，如果对祖国民歌知之甚少，当在事业上成功时，会感到自己感情深处的欠缺。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民歌。除了通过反复的“听”，还需要理性的去理解民歌作品，与审美体验相结合，才能进入一个更崇高的情感境界。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在一个各种文化、各种潮流交汇撞击的时代，中国人不能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不能丢掉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民歌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大学生，更应当为保护和延续这些劳动人民世代传承的文化瑰宝做出贡献。愿真正的民歌不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绝响。 一、《中国民族音乐欣赏》课的任务除了让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欣赏之外，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 中国民族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歌舞和歌曲。现在出土的文物中，就有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的吹奏乐器——陶埙。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周代（公元前十一世纪－前256年）就曾出现过庞大的宫廷乐队。特别是唐代（公元618年－907年），音乐高度发展，处于当时世界音乐的先进行列；对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音乐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中国民族音乐一般分为五大类，即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每类音乐又各有多种体裁、形式、乐种和作品，如歌曲又有古代歌曲和民间歌曲之分；民间歌曲中又分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长歌及多声部歌曲等不同的体裁；同是山歌，又因地区、民族的不同而风格迥异，各具特点。又如民族乐器，早在两千多年的周代就有七十多种乐器了。现在经常使用的乐器已达两百多种。按其演奏方法和性能，可分为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四类，这些乐器既能独奏，又能组合成各种形式和乐队进行重奏和合奏，并具有独特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 二、 民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写意性，也就是烘托一种精神氛围，一种心灵感受。比如《高山》、《流水》，并非直接对景色进行细致的描写，而是写情，以情见景。正如子期所说----“巍巍乎志在高山”、“荡荡乎志在流水”，是 “志在”，而非景在也。在这里，有人会认为笔者把写意（和写实相对）和写情混为一谈了。但实际上，写意描绘了客观事物经过心灵投影之后的影象，在很大程度上经过了人的感情的加工，并进一步抽象化为音乐形式表露出来，落在纸上而为谱，发于声则为乐。民乐的这种写意性与民乐体裁大多为独奏或少量乐器合奏，而很少有乐队合奏、协奏这一事实十分吻合。大型乐队长于细致入微的景物、色彩描写，精于大范围气氛的烘托，而心灵深处的意境所至，则是独奏和少量乐器合奏的专利。在西洋古典体裁中，最贴近心灵的是室内乐，如弦乐四重奏之类，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听听民乐吧，你不会失望的。民乐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体性----写个人之意，抒个人之情。这与西洋音乐中的室内乐很相似，但在民乐中似乎没有，或者说很少有与西洋交响音乐相匹配的体裁与作品。不只沉浸在个人情致里，而是反映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的音乐作品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江河水》等，但是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应当说，过于强调意境，过分地沉浸在个人世界中严重地限制了民乐的发展，使民乐的音乐体系没有达到西方音乐体系的广度和繁荣程度。这是十分可惜的。你听民乐，大部分时间不会感到酣畅淋漓、热血沸腾，也不太经常感到缠绵悱恻，美得醉人，但它却能充分调动起你的心灵（如果你真的在听的话），让你产生一种意境、氛围，并融化在其中，从心底里产生最细致、最真挚的情感。这就是民乐，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
中国民歌的分布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处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民歌可分“长调”、“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东部牧区以及阴山以北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牧歌、思乡曲、赞歌等大多属于长调。闻名的曲目有《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主要流行在西部、南部半农半牧区，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著名的短调民歌有《森吉德马》、《小黄马》等。草原文化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地处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的格调。闻名中外的民歌有《阿拉本罕》、《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送我一朵玫瑰花》等。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2）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3）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 3．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聚居地区。民歌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闻名的民歌有《北京的金山上》等。《北京的金山上》原来是一首箭歌（即狩猎歌），最初流传在西藏的东南部林区。如今成了流传全国的新民歌。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带。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聚居在这里。该区民歌有着不同层次的古老文化特征，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民歌大多为“诗、歌、舞”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内容复杂多样，同时存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歌。由于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歌成了他们记载历史、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特殊的、多层次的文化现象。这一地区代表性民歌是多声部民歌。多数民族都有二声部、三部民歌。民歌的分类有“大歌”、“小歌”。大歌以侗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最闻名，大歌又分男声、女声、童声三种，男声大歌一般节奏性较强，曲调明快。女声大歌节奏较自由，旋律细腻、柔和。小歌除二声部外也有单声部民歌。内容以爱情为主，一般是青年男女在室内用小嗓轻声唱。此外还有古歌，以苗族的古歌历史最悠久。内容叙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游方的起因等。曲调富于吟诵性，歌唱者多为老人。侗族大歌50年代即闻名全国，其他民歌如《桂花开放贵人来》、《阿细跳月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曲目。 5．东北部受萨满教影响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以鄂伦春族民歌为代表（包括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族筹），鄂伦春族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社会的痕迹。这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过去以狩猎为生，每当狩猎满载归来，或者民族节日，都要进行歌舞狂欢。他们的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山歌，（2）歌舞曲，（3）萨满调。山歌又分“长调、“短调”，“长调”高亢刚健，节拍自由；“短调”曲调平稳，节奏规整。歌舞曲大多为一领众和形式。萨满调是为请神、跳神、祭祖、葬礼时唱的歌，曲调吟诵式，多为领和。鄂伦春民歌为五声音阶。以宫调式、羽调式居多。他们最喜爱的民歌有《额呼兰•德呼兰》，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歌。此外《鄂伦春族小唱》在全国也很闻名。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汉族民歌区在六个区中属于最大的一个，从寒冷的北方到亚热带的南方，从西北高原、西南高原到东部沿海平原，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另一方面汉族在北方草原民歌区、西北半农半牧民歌区以及西南高原多民族民歌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口，因此，民歌区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情况，汉族民歌区又可以分为十个支区和一个特区。 （l）东北都平原民歌支区；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3）江淮民歌支区；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5）闽、台民歌支区； （6）粤民歌支区；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8）湘民歌支区； （9）赣民歌支区；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11）客家民歌特区。 汉族民歌品种繁多，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 （1）东北部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东北都、苏北北部等黄河下游地带，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基本上是一个沿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属于文化比校发达地区。根据风格上的微小差异，该区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山东、河北及河北、苏北的一部分为第一小区；辽、吉、黑为第二小区。第二小区实际是第一小区的移民区。所以民歌同属近似风格。全区使用东部北方方言。这里民歌以小调为主，其次是秧歌、号子，山歌极少。代表性民歌有《小白菜》、《画扇面》、《沂蒙山小调》、《小看戏》等等。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西、陕西大都、河南西北部、内蒙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聚居地区。东面以太行山为界与东北部民歌区分开，南北各为阴山以南，秦岭以北，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去交通不便，民间音乐较少与外地交流，使用西北都北方方言。民歌以山歌最为突出．包括有“信天游”、“山曲”、“爬山调”以及“花儿”。其次为秧歌、小调。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 《刨洋芋》、《绣金匾》等。 （3）江淮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淮河流域的苏北、安徽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地区、西面以大别山与江汉民歌区为界。该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音乐文化兼融南、北因素，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使用北方方言。民歌以田歌、小调突出，秧歌、山歌次之。闻名的曲目有《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打麦歌》、《彼根芦柴花》等。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江苏南都、上海、以及浙江大部，地处长江下游，是古代的吴、越之地。文化比较发达，人民生活较富裕，历来有江南渔米乡之称。使用方言为吴语。民歌以小调为主，闻名的曲目有《紫竹调》、《无锡景》、《茉莉花》、《哭七七》、《对鸟》等。 （5）闽、台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福建大部、台湾大部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当地汉族一直使用闽南语，此外，两地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民歌以山歌、耘田诗、小调突出，闻名的曲目有《采茶扑蝶》、《茶童歌》、《天乌乌》等。 （6）粤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大都，广酉东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北面以南岭为界与赣民歌区相邻。这里地处亚热带，珠江横贯东西，文化与海外交流较早，使用粤方言。过去广大渔民成为该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民歌以渔歌——咸水歌最为突出。闻名的曲目有《落水天》、《春牛调》、《哩哩美》等。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北、河南西南部以及湖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古代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使用西南方言。古文化比较发达，民间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地方特色。民歌以田歌最突出，其次是灯歌、小调、风俗歌、山歌。闻名的曲目有《黄四姐》、《洪湖渔歌》等。 （8）湘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南以及广西东北角上的几个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这里也是古代楚地。民尚楚风，地袭楚俗，它与江汉民歌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使用的方言不同，本区通用湘语方言。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歌、田歌。闻名曲目有《马桑村儿打灯台》、《一塘荷花一塘莲》、《上四川》等。 （9）赣民歌支区 该区以江西中、北、东部为基本范围，使用赣语方言。地处古代吴、楚之间，吴楚文化对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具有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性质，民歌交融性强。以茶歌最有特色，其次为小调、灯歌。田歌中“打鼓歌”也很突出。闻名的曲目有《杜鹃花开》、《摘茶籽》、《送郎当红军》等。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南以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通用西南方言。代表性民歌是山歌，其次是灯歌。此外川江船夫号子也很有特色。闻名的曲目有《小河淌水》、《赶马调》、《槐花几时开》、《我住贵州贵阳府》等。 （11）客家民歌特区 客家人分布较广，全国有八千余万人口，民欧特区主要指包括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江西东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客家人比较集中，客家系古代因战乱由北方中原一带来的移民，保留有古老遗风，使用客家方言。民歌主要为山歌，闻名的曲目有《灯红歌》、《风吹竹叶》等。
关于民歌的地域文化特色分析论文
【摘要】
民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性格与价值观的象征和标记。辽南民歌（新金民歌、金州民歌）除具有东北民歌火爆、热烈、高亢、刚直的特点，还融合了满族萨满歌舞以及山东民歌因素，体现了鲜明的辽南地域文化特色。
【关键词】
民歌；新金民歌；金州民歌；地域；文化特色
民歌，以人民集体性即兴编创、口头传唱、口口相传、代代传承的民间艺术形式和独特的文化形态，最真实、最深切地表达着民间百姓的感情、意志和愿望，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性格与价值观的象征和标记。作为东北民歌的分支，大连新金民歌除具有东北民歌火爆、热烈、高亢、刚直的特点，还融合了满族萨满歌舞以及山东民歌因素，而体裁类型多样的金州民歌也体现了鲜明的辽南地域文化特色。
一、民歌的基本类型与艺术特征
民歌，即民间歌曲，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集体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经过不断加工、改造、提炼而成的，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带有强烈地方色彩、民族特征。一般来说，传统民歌具有实用性和娱乐性两大功能，并依据不同场合、不同功用、不同表现方式及音乐形式特点，可分为号子、山歌、小调、吟咏调、舞歌、酒歌六大类别。其中号子、山歌、小调是汉族民歌的重要类别。号子用于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配合劳动节奏和有节律的肢体运动而歌；山歌用于山野劳作、休闲或交往时而歌；小调用于休闲娱乐、或轻松劳作时而歌；吟咏调用于民间叫卖、哭丧、诗词吟诵、哄孩、哭嫁等活动中；舞歌用于节日喜庆、日常活动仪式中的民间歌舞表演，是一种融舞蹈于一体的歌唱；酒歌，即相聚饮酒时而唱的歌曲，是我国古老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东北汉族民歌的类型与艺术特征
东北民歌是指流传于东北三省的东北小调，分为山歌、萨满调和歌舞曲等。东北汉族民歌主要有劳动号子、山歌、田歌、小调等。东北汉族民歌的歌词是东北人民生活中语言的诗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多使用衬字衬词，常带有一定叙事性，反映了东北人民开朗豪爽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生活情趣，特别是歌词中方言的运用，更突出了东北的地域特征。东北汉族民歌的`调式主要是以小调为主，其音调高亢嘹亮、旋律宽广、节奏欢快、气韵悠长，声音运用上也比较刚直。歌曲开头常使用重复或者同音反复的表现手法，也使用“加花”、“紧缩”等表现手法。代表性曲目如《东北风》、《小拜年》、《摇篮曲》、《回娘家》等。
三、大连新金民歌的艺术特点
大连新金民歌起于新金县（现普兰店），融合了民歌小调、受满族萨满歌舞影响的单鼓音乐、从河北滦州传来的影调戏、当地民间鼓乐和东北“二人转”，以及山东民间文化等因素。新金民歌既有东北民歌火爆、热烈、高亢、刚直的特点，又有山东民歌质朴、醇厚、诙谐、风趣的特点，同时在影调戏的影响下，还具有了细致、曲折、婉转的韵味。新金民歌的体裁种类丰富，主要有小调秧歌类、单鼓音乐类、皮影音乐类、劳动号子类、古曲类、新民歌类。大连新金民歌的调式大多为大调式，且短小精悍，音调高亢、嘹亮；也有一部分为小调式，用来表现诙谐、幽默的情绪。新金民歌一般采用真嗓演唱，多用衬腔、衬词和甩腔，要求吐字清晰、口形美观。在演唱形式上分为独唱、对唱和“一人领、众人和”等。还有一些民歌是唱、说结合，与观众对答互动。新金民歌的伴奏乐器主要有扬琴、三弦、阮、笛子、二胡、板胡、唢呐、打击乐器等。内容主要有唱男女爱情、劳动欢愉、四季风光、家园美好等。代表作品有《卖饺子》、《打纸山》、《梅花开得好》、《猜花》、《四季花儿开》等。
四、金州民歌的艺术特点
金州民歌体裁类型多样，主要有小调、劳动号子、秧歌调、单鼓调及其他杂调等。金州小调曲调流畅，其调式主要为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节奏多为2/4拍和4/4拍，演唱形式主要有独唱、齐唱、对唱等。金州劳动号子也称为海号子，一般为中板速度，曲调铿锵有力，它鲜明地反映了金州渔民的豪放性情。根据分工不同，金州劳动号子主要有捞鱼号子、摇橹号子、拖船号子等类型。金州秧歌调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小调，作品如《看娃娃》、《小寡妇观灯》、《盼情人》等，另外还有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叙事性的歌调，如《十八相送》、《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金州单鼓调也是一种歌舞音乐形式，起初主要用于祭祀、跳神等宗教性活动，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娱乐形式。另外，当地艺人结合二人转、金州影调、大鼓书等音调，还发展出一种所谓的杂曲杂调样式。除上述金州秧歌调的曲目外，代表性作品还有《卖扁食》、《关花灯》、《二姑娘拜年》、《小寡妇观灯》、《四季调》等。
总之，辽南民歌既有东北民歌的总体特点，也融入了山东民间文化等元素，其质朴、醇厚、诙谐、风趣、细致、曲折、婉转的韵味，凸显了辽南的地域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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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成为作文的素材，那么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议论文有哪些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议论文，供大家阅览!
人类思维与人工智能
摘要：人工智能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人的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对于人的思维模拟可以从两条道路进行，一是结构模拟，仿照人脑的结构机制，制造出“类人脑”的机器;二是功能模拟，暂时撇开人脑的内部结构，而从其功能过程进行模拟。现代电子计算机的产生便是对人脑思维功能的模拟，是对人脑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更不会超过人的智能。 关键词：人工智能 人类思维 发展
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控制论、信息论和思维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运用机械和电子的装量模拟人工脑思维活动的电脑，即电子计算机或人工智能。几十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已经更换了四代，即电子管计算机、半导体计算机、集成电路计算机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目前，正处于第二次计算机革命和第五代计算机的历史转折时期。
人工智能的诞生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哲学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及其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一方面，它打破了精神活动的神秘性，人脑思维活动之所以可以模拟，就在于它有其一定的物理机制和运动规律，证实了意识来源于物质的唯物主义原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意识能动性原理。第二、人工智能强化了思维形式、思维功能过程在意识活动中的作用，提出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新方向、新问题，如思维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思维内容的复杂关系、智能机与人类的关系等。
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伴随着思维模拟的巨大成就，出现了所谓的乐观派和悲观派。二者的错误是一致的：看不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机器思维”与人类思维的本质区别：
首先，人工智能只是对人的部分意识活动、思维活动的模拟。通常人工智能模拟人脑的思维过程可分为五个相应的部分：用机器的输入器模拟人的眼、耳、鼻、舌、皮肤等感官、接受外界的信息;用机器的存储器模拟人脑对信息的记忆功能，把已接收的信息积累起来，以供随时使用;用机器的运算机模拟人脑对信息加工、分析、处理的过程;用机器的控制器模拟人脑的调节、指挥作用，以调节各方面信息，指挥各项指令正常进行;用机器的输出模拟人的效应器官，用以输出信息。但由于人脑的极端复杂性，人工智能智能模拟人脑的部分功能。其次，人工智能没有社会性。人类意识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人在行动时要考虑
到由此引起的这样或那样的效果，人工智能只执行特定的指令，并不探求任务本身的社会意义，不会考虑到社会后果。再次，人工智能不具有人类思维的心理素质。人类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在生理基础上的心理过程，是由人类的情感、直觉、想象、猜测等心理活动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机器思维是人们利用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电气元件和线路所组成的机械的、物理的装置，并用软件方法等模拟人的思维活动，机器思维不是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是纯属无意识的机械的物理的过程。 一、人工智能的本质 人工智能是相对于人的智能而言的。正是由于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所以根据控制论理论，运用功能模拟的方法，制造电脑模拟人脑的部分功能，把人的部分智能活动机械化，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对人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是人的智能的物化。尽管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脑的某些活动，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人脑的功能，但人工智能不会成为人类智能而取代人的意识。
二、人类思维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但人类意识一经产生，其发展并不或并不完全依赖于人脑的自然进化。事实上，人类在探索和认识自身意识活动的本质和特性的基础上，已经通过人工的手段大大地拓展了意识活动的领域、延伸和放大了自身的意识结构。这突出地表现在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发展上。
人工智能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人的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即结构模拟与功能模拟。这种模拟反过来对人的意识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人——机互补的新的放大的意识结构。可以说，人工智能机就是人脑的扩大。人工智能不仅能帮助人完成一部分意识活动，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大大地优越于人脑，如快速准确的计算能力、超大海量的记忆能力等。同时，人工智能机还能代替人完成许多操作性工作，特别是在人无法直接到达的宇宙、深海、高温有毒等环境条件下代替人进行某些探测活动。如果说电脑作为对人脑的模拟离不开人脑，那么今天人脑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电脑。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已形成了人——机互补系统，大大地扩展了人的意识结构。
三、人工智能与人类思维的本质区别
人工智能是思维模拟，并非人的思维本身，决不能把“机器思维”和人脑思维等同起来，认为它可以超过人脑思维是没有根据的。(1)人工智能是无意识的机械的、物理的过程。人的智能主要是生理的和心理的过程。
(2)人工智能没有社会性。人类智慧具有社会性。
(3)人工智能没有人类意识特有的能动性和创造能力。人类思维则主动提出新的问题，进行发明创造。
(4)电脑可以代替甚至超过人类的部分思维能力，但它同人脑相比，局部超出，整体不及。智能机器是人类意识的物化，它的产生和发展，既依赖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又必须以人类意识对于自身的认识为前提。因此，从总体上说;人工智能不能超过人类智慧的界限。关于电脑能够思维，甚至会超过人的思维，电脑、机器人将来统治人类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四、人工智能产生和发展的哲学意义
(1)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发展，有力地证明了意识是人脑的机能、物质的属性，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本质的观点的正确性。
(2)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发展深化了我们对意识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的认识。机器思维即人工智能表明，思维形式在思维活动中对于思维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可从人脑中分化出来，物化为机械的、物理的运动形式，部分地代替人的思维活动。
(3)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将向更高水平发展，反过来推动科学技术、生产力和人类智慧向更高水平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结论：人工智能没有人类意识所特有的能动创造性。人脑的思维活动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它能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发现新事物，并通过实践创造出属于人的新世界。人工智能只能按照人事先为它设计好的程序来运行，机械的模拟人的意识活动，却毫不理解这一活动，更不会提出新的问题来。
总之，人工智能可以代替甚至超过人脑的部分思维能力。但是，人工智能绝不会取代、超越人的意识。人类意识与人工智能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是创造与被创造、支配与被支配、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人机对弈”实验
人工智能主要研究如何使用机器来模拟和实现人类的智能行为。
美国科学家艾什比认为，要制造一个综合能力的机器脑，在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和技术进步。他强调，这种脑一旦制造出来，决不只是简单的机械执行和模仿，它还能够自己学习，发展自己的智慧。
还有一位科学家维纳认为，机器确实能制造得比其制造者更聪明。
他们都遵循了强人工智能观点：计算机不仅使智力工具，事实上具有恰当程序的计算机就可以等同于人类的智力。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没有限度的。
有一个著名的人机对弈实验：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IBM公司安排了一系列计算机挑战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活动，卡斯帕罗夫一直没有输过。1997年5月11日，卡斯帕罗夫同IBM公司的超级计算机“深蓝”之间的又一场对抗赛落下帷幕，卡斯帕罗夫第一次以比负于“深蓝”。在总共6盘的比赛里，卡斯帕罗夫的成绩是1胜、3和、2负。这场“人机大战”的结果轰动了世界，它在世界范围引发人们讨论人工智能能否超过人类智能的问题。这个实验也是强人工智能的重要试验之一。
计算机是没有意识的
但我认为，计算机只不过是一个强有力的智力工具，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它可以不断接近人类智能，而永远不可能超过人类智能。
就拿这个实验来说，其实真正的比赛是在卡斯帕罗夫与深蓝设计小组中的程序员和工程师之间进行的。在某一个领域它很厉害，但是，它不会学习如何下棋，也不会从它下过的棋中吸取经验。计算机能够完成和表现出某种智能行为，仅仅是因为它执行了人们实现编制好的操作规则，就是说，是人类智能决定了机器智能。
不仅如此，机器是连意识都没有的，更别谈其智能超过人类智能的了。
首先，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发展起来的，意识是特殊物质(人脑)运动的产物和活动表现，意识是人类在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时所进行的信息处理过程及其产物和表现。只有活着的、具有生物结构的生物才能有意识，因此，一台人造的、非生物的机器是不能有意识的。
其次，人工智能是无意识的机械的物理的过程，不具备由世界观、人生观、情感、意志、兴趣、爱好等心理活动所构成的主观世界，而人类智能则是在人脑生理活动基础上产生的心理活动，能使人形成一个主观世界。
第三，辩证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的同时，又承认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是人的意识特有的积极反映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主要表现在：意识是能动的，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人是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去确定反映什么、不反映什么、怎样反映，表现出主体的选择性。而人工智能在解决问题时，决不会意识到这是什么问题，它有什么意义，会带来什么后果，它是没有自觉性的。
第四，电脑必须接受人脑的指令，按预定的程序进行工作，它不能输出未经输入的任何东西，所谓结论只不过是输入程序和输入数据的逻辑结果。而人脑功能不仅采取感觉、直觉、表象等形式，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选择建构，从而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反映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做出新判断，既有对当前的反映，又有对过去的追溯和对未来的预测，可以超越特定时空的限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第五，人工智能是机器进化的结果，没有社会性。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脑功能是适应着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况且，生物必须经历一个生长过程，并花费很长的一段学习时间才能逐渐地获得意识，机器是没有生活历史的，所以它不可能有意识。不能说，“深蓝”因为有正确的程序就被称之为有意识的。
但同时，机器智能虽是有限的，也永远不可能超过人类智能;但是，机器智能向人类智能的接近却是无限度的，机器智能可以无限逼近人类智能。
从可知论的观点来看，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没有界限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信息科技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类完全可能造出信息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大的、在某些方面超过人脑信息处理能力的及其，完全可能造出具有自学习和自适应能力、有高度智能的机器，完全可能做到人与计算机直接沟通信息、直接用意识操纵机器。否则，就是承认世界上有不能够被认识、不可知的领域。
从逻辑上讲，只要不是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控制，随着人工信息处理机器的科技进步，也应当可以制造出能够将自我与他物区别开来和主动适应环境的机器，即具有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机器，在理论上对此是不应当有什么怀疑的。
但是，机器具有自我意识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认识论和伦理学的问题。因为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与他物的关系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先解决人和机器的主体客体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机器能否具有主体性，是掌握和控制在人的手中的。所以，只要人把计算机系统(机器)当作客体来认识和实践，计算机的智能就始终不会超过人的智能，更谈不到统治人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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