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民族关系是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党的领导、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建立和谐民族关系的保证.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是我们建立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而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则为建立和谐民族关系提出了内在的必然要求.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将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起来.然而,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我们应该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特别是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要用“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教育我国各族人民和后代,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把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维护民族团结成为各族人民的自觉行动.增进各民族的了解.在西部大开发和各民族经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采用各种形式的办法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促进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树立民族团结进步的先进典型,形成民族团结光荣的良好社会风气.普及民族知识.使各族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懂得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中,我们各民族又是怎样团结奋斗的,从而提高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提高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豪感.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支边、创业.使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为解决民族地区目前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为少数民族群众的脱贫致富办实事、办好事,为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
民族团结政治论文篇二 民族团结报道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把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紧密联系，视为全国工作的大局。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大力讴歌维护各族共同利益的新人新风尚，揭露和批判破坏民族团结的各种民族渗透和分裂势力的丑恶行为，并造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推动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的报道受到了一贯重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团结的内涵日益丰富。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研究，从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之间以及民族意识生成两个方面分别展开，充分体现出民族团结报道对于民族意识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团结报道;主题与框架;民族意识;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前言 我国对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末，之后民族团结理论一度成为了研究的 热点 问题而持续至今。关注的角度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之研究》中提出的“何为民族团结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观点，这成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定义式提问，对后续的研究开展有着重要意义。之后的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角度转变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内涵与实质。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面对复杂的内在民族团结问题以及外界的复杂因素，民族团结问题的关注角度转变成为了民族关系以及民族问题实质方面。 龚永辉认为民族意识是一种由民族团结意识而转变的精神意识，他在《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1]阐述到民族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缘由，民族意识与社会之间的辩证性关系说明了民族意识是一切团体存在的前提。同样的，廖杨与覃卫国[2]进行进一步深入，他们认为民族团结意识是由一个民族形成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群体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所构建，这种社会关系不同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建立的前提在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共通性。 目前，民族团结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仅仅只是集中于一些概念与理论体系方面，对于民族意识的个案研究方面开展很少。我国民族众多，社会环境、人口比重以及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对于民族团结意识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不断加快，在民族团结方面也做出了更多努力。各类的新闻报刊对于民族团结方面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大力的宣扬，旨在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促进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发展。传播媒介可以某种程度塑造社会认知，进而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形式。然而如何通过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导向，达到激励民族团结意识生成的目的。为此，本文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了如下研究。 1.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的转换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的主题之一 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之一[3]。民族团结的前提在于民族平等。有了民族之间的平等，才有民族内部的团结。其中民族团结报道只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分别为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随着民族歧视的相关政策的废除，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得到了 实现。党和政府也使用了很多手段进行民族偏见以及不信任观念的消除工作导致了各族之间的团结意识基本形成。为了使得民族团结得到巩固，相关的民族领袖进行了民族团结的言辞。毛泽东反复强调：“比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存在着的眼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无论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而“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这些言论大大的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生产。 民族团结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当和国家的兴衰与存亡。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通过目前的民族团结形式看来，毛主席的话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四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4]。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民族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为民族团结互助创造了条件，民族团结互助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然产物，而民族和谐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的结果。民族团结互助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巩固民族平等，逐步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民族团结报道的主题与框架之间的转换 新闻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理论[5-6]是新闻传播学者受到霍夫曼的社会框架理论启发，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框架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条和框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成再现的标记，也就是人们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作为社会真实再现主要 渠道 的媒体，通过报道新闻来建构一个主观环境，以达到其预先指向的目标。所以新闻框架就是新闻工作者使用语言或 其它 符号再现社会真实的过程。新闻框架是媒体对社会事件所建立的思想结构，即对事件定性。它具有“选择与凸显事物”的作用。一般而言，框架具有三层内在结构：高层对事件的主题(事件及事件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界定;中层对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过程、结果影响进行归因、评估;低层运用语言和其他符号对事物 作文 本性的表达。 民族团结报道中框架理论的应用 高层：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团结的高度。 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相关的社会主义团结报道，使得社会公众与政府媒体之间形成一座思想的长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同时大力谱写民族团结的赞歌，促进民族大爱在公众之间得到弘扬与发展，到达民族凝聚力生产的目的，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 中层：民族团结为中心思想，深度报道，整个多元信息。 对于民族团结的 相关报道 中，民族团结始终作为了相关报道的核心予以贯穿，通过合理有序的多元信息进行互动，既体现出民族团结意识的大众化需求，同时通过相关的信息传播方式，从不同方面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报道，使得信息的接收群体可以通过不同侧面与不同层次对于民族团结的相关报道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促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与高层的民族报道形式不同的是，中层报道更注重的是对于多元化信息的框架建立，并进行了相关主题的转变。实现了单一的报道主题向报道框架的转变。 低层：从小见大，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形式报道民族团结 媒体为了获得相关公众的信任与认可，就需要站在相关公众的意识下进行民族团结的报道，这样才可以最好获得公众共鸣心理的产生，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意识的生成。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社会公众最多接触的，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团结与和睦便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理念。任何简单的人和事上升到一种民族团结的角度与高度，对于相关报道主题以及得到了彻底的更换。诸如抢救异族病人、异族同事之间相互关心与相互帮助的小事，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然而这种小事之中一旦有着民族团结问题的涉及，那么就可以被纳入民族团结的报道之中，变为了一种政治的框架形式。民族身份也显然会成为报刊媒体所报道的重点而被设置在标题之中进行强调，如此方式的民族团结报道方式逐渐的变成一种习惯性报道方式而随处可见。 2.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意识的剖析 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其本质与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社会交往导致了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因此从某种社会关系上来讲，不同民族之间生活中相互帮助的琐事就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形式。因此导致了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民族典型问题对于民族团结进行肆意的贩卖用以引导 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其实所报道的只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一般社会关系。 民族团结的相关宣传模式中，异族人们受到了不同民族的救助之类的新闻较为常见。然而相关的事件是否真的能够体现出的是一种民族意识，没有人去考虑。相关的新闻工作者也表示，对于一些好人好事的行为动机绝不是因为对象的民族种族不同。由此可见，相关的简单的社会报道纳入“民族团结”的大帽子显然不合适。一些简单事情的发生原因在于自身处境下即刻意识，并非对于民族意识的深刻认识。 相关新闻对于简单社会关系的民族意识化解读与报道，是否真的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导致了新闻的相关报道方式逐渐发生着改变，同族之间的典型 事迹 由于没有“民族团结”意向的挖掘特点，贴不上“民族团结”的大标签，因此宣传的力度显得小很多。那么这种标签式的“民族团结”报道的效果如何呢。 民族团结的制度化报道方式，不仅会觉得社会上对于一些反常事件的好奇，慢慢的读者的注意力依然会从相关的民族团结之中回归到生活的实际之中，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日常生活的主题。这使得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仅仅只是一个 口号 ，正常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都不是民族团结问题的实质。 相关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逐渐泛滥之后，不仅使得相关的公众有了阅读的疲劳感，同时也得到了相关新闻工作者的思考，逐渐的相关报道走回了正轨，然而一种高歌式的民族团结宣传又没有新意，使得相关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一报道问题更加头疼。 目前，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形式似乎都已经超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初衷，而刻意去突出民族团结表现形式的新颖性与差异性，偏离了民族团结报道的原有理念。声泪俱下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中体现出的是一种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认识的偏差。 3.结束语 民族团结的主题在于促进我国各族民族的团结相处，促进各族人民的相亲相爱以及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的报道逐渐变得制度化，通过一些异族之间的简单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民族团结意识之中，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概念的一种误解与认识偏差。民族意识的生成是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果，而非个人关系所致。因此相关的民族团结 报告 因回归民族团结的主题，回归原有主线。 参考文献 [1]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2]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 [3]王万盈：论我国的民族意识研究，《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白润生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5]艾则孜・阿布杜热依木 报纸要跟上传播时代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维文版“新疆日报”新闻报道发展状况分析，《新疆 财经 大学学报》 2009年02期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2009年已经过去了，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华诞，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又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和坎坷路程。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都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儿女而感到自豪。国庆庆典的壮观场面让每一个人难以忘怀，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树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成为节日期间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几方面的含义： 1、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2、维护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包含着民族内部的团结。3、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4、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内在的联系。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产业视域中的民族声乐教育论文
内容摘要： 文化产业化给我们文化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的民族声乐教育，在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应当居于什么地位？有什么职能？有何种发展机遇？本文从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艺术生产者、当代科技、文化资源、文化市场四个方面，以文化产业的理论视角，初步提出了发展民族声乐教育的新思路。
关 键 词： 民族声乐教育 文化产业 文化资源 文化市场
文化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是伴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集中代表了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新兴产业，因此，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实践与理论的勃兴，为各项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若干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讨，将有利于我们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辨清方向，明确目的，增加动力，取得实效。
一、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艺术生产者
21世纪的国际竞争实质是文化的竞争，文化竞争力成为了综合国力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文化竞争力的载体和直接体现，发展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全面提高艺术生产力。
艺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文化艺术生产者。民族声乐教育是培养文化艺术生产者（歌唱者）的具体手段。中国的民族声乐教育为当代中国培养了众多的歌唱人才，一批优秀的歌唱者创造了一个民族声乐的时代，但这却没有构成相应的艺术生产力和文化竞争力——我们的民族声乐作品有多少打入国际市场？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家每年有多少人能在世界各地巡演？这些国际性演出又有多少经济回报？即使是在国内，问题也很严重：民族声乐的唱片出版远不如“通俗”畅销；民族声乐的专场演出很少且影响不大；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风格手法单一且题材近似；而整个声乐教育界更为尴尬的是大多数声乐学生毕业后要改行……这些现象的存在给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现实性的课题——我们到底该培养怎样的文化艺术生产者！
当今社会，在全球文化产业的环境下，作为文化生产力基本因素而显现出巨大能量的人已经不再仅仅特指歌唱艺术家群体，而是包括与之相关的策划者、制作者、管理者、经营者、传播者、批评者等等。正是由于众多从事文化艺术生产各个环节的人们的合力，才推动了艺术产业繁荣兴盛。民族声乐教育要成为综合国力发展的强大促进力，就要改变现行的教育理念：其一，民族声乐教育要培养具有声音控制表达能力的歌唱者，更要培养民族声乐艺术的歌唱家，他们作为艺术生产者，应能够完成某些特殊时代或地域文化风格的表达；其二，民族声乐教育在以培养歌唱技能为主的基础上，还要拓展教学内容和方法，使歌唱者懂得艺术价值的实现途径与手段——策划、制作、经营管理、传播等，以主动的姿态投入到文化产业的实践中去，改变目前民族声乐艺术产业的外行化和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操作模式，使民族声乐学习者在文化市场中具有更多的主动权和更为广泛的生存发展空间。
二、民族声乐教育与当代科技
当代科技的发展决定着现代文明具有技术品格，从而也决定着民族声乐艺术的生产传播方式的技术化特征。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手段和方法在文化艺术生产各行业的广泛应用，也给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如何使用科技手段提高教育质量的新课题。
面对激烈竞争的文化艺术市场，唯有能掌握科技手段进行艺术生产、积累和传播的艺术工作者，才能够脱颖而出。民族声乐艺术的传播在科技时代已不再是人际传播方式为主，而多为大众传播（广播、电视、网络，CD、VCD、DVD等）方式。现代数字技术为歌唱者创造了无处不在而又简便易用的各种录音、录像、制作加工、编辑合成等设备，每一位歌唱者首先都应该学会怎样使用录音、扩音设备，让自己的歌声符合常规的拾音效果（尤其是那些特别轻柔或特别强烈的声音的表达）。通过录音手段反复磨练具有自己特质的声音，让声乐的传播更富有准确、流畅、细腻、动人的魅力。另外，民族声乐的表演特征可通过数字录像设备得到深刻而丰富的锤炼。歌唱者面对镜头和面对镜子是完全不同的感觉，通过录像，客观地审视自己，才能准确地把握表演的要领和分寸，创造感人的视听效果。这自然需要对声乐教学设备的投入。一架钢琴作为声乐教学设备的全部家当，已显得原始和落后。培养现代化人才需要先进的思想，更需要现代化的设备。学校应对声乐教学提供高科技的教学设备，为培养新时期现代化科技含量高的声乐人才奠定物质基础。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由传播媒体结构而成的信息化世界，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把它称作“地球村”。由于传播技术的发达与普及，人们对于传播媒体普遍具有一种特殊的依赖性：信息、知识、文化娱乐等，都依赖于媒体的传播。民族声乐的发展也毫无选择地依托于传媒。因此，掌握传媒技术方法，提高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一切文化教育事业的紧迫任务。当下的网络媒体已经造成了音乐传播的火爆态势，网络不仅传播速度快，且传播面广，影响力之大已超过广播电视。在此情势下，民族声乐为什么要沉默？为什么不去传播自己而甘当受众？是自以为清高吗？不是！这一方面是传播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技术比较陌生。声乐教师应熟悉并掌握当代科学技术，引导学生去学习、去实践。但事实却相反，有些教师对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不去主动了解，沉醉于传统的声乐教学模式，不思进取，有的甚至落后于学生，造成了教与学的被动局面。教师队伍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落后，是培养文化艺术生产者的一大障碍。其实，网络艺术传播手段也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各类音频视频编辑软件应用十分便捷且效果丰富，流媒体压缩格式的播放效率也越来越高，网络艺术传播已形成了强劲的潮流，冲击着传统的主流媒体。鉴于此，民族声乐教育应当开阔科学教学理念，开拓技术教学内容，加大技术设备建设力度，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从而在人才培养、文化积累、艺术交流、媒体传播、产业提升等各个方面作出新尝试、新探索和新贡献。
三、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资源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但要使文化产业取得强大的竞争力，还必须注重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艺术资源。在发展文化艺术生产力的过程中，文化艺术资源可以超越时间、地域、国家、民族等条件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以求得开发利用，同时促进世界范围文化消费、文化交流、文化贸易。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是当今文化产业的巨大宝藏，如能开发得好，不仅能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同时又能实现良好的社会价值；既能够保持文化生态平衡，同时又能创造出新的文化艺术品类，从而全面加强中国的文化竞争力。在这方面，民族声乐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是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是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先决条件。人类的音乐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宋朝以前的音乐主要是在歌舞形式中发展的，宋朝以后的音乐主要是在戏剧形式中发展的，显然，这些都与歌唱有关。所以说，在当今文化产业的环境中，民族声乐教育有着保护音乐文化资源的责任，这种保护不是封存或遮盖，相反，要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它们展现起来并沿传下去。每一位民族声乐的学习者都应该掌握大量的中国民歌文献和唱法技巧（甚至包括原生态唱法），以使文化物种尽可能持久保留，从而保留住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之源。这或许是民族声乐教育的艰深课题，但却是历史的使命与时代的责任！
有人质疑，现今有多少学生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但它却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引起人们反思的社会问题。著名音乐教育家谢嘉幸老师在《寻找家乡的歌——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观念之三》一文中提到：“如果一种文化一开始就丧失它的个性，它的性格，它的‘灵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中国音乐教育》2001年第11期）这应当引起所有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注意。“音乐是文化的灵魂，音乐是民族的血脉”，它融进了人们的情感，倾诉着人的喜怒哀乐，反映着民族的心理与性格，是具有民族独特风格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提倡重视和保护民族民间音乐并不是封闭保守，是要为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保留一份美丽的风景；如果作为文化灵魂的音乐有一天“进化”得没了个性与民族特色，带给人们无限欢乐的音乐将变得索然无味；我们曾经“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而惆怅，如果不保护“文化生态环境”，中国在多元文化世界里将处于什么位置？谢嘉幸老师倡议，“为了使每一个学生拥有最优化的音乐素质结构”，音乐教育应该“先学乡土音乐，再学民族音乐，再了解外国音乐”。我们的学生既是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者、表演者，又是欣赏者和创造者，重视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认为“世界音乐的丰富多样性给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带来机遇”，而“我们的音乐教育中缺乏文化观念，我们的民族音乐观念一直很糊涂”的现象依然存在。
其次是开发利用。文化产业的主要竞争力，来源于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使之物化为精神产品，传播于世。所谓“合理”的开发利用，主要是禁止一切破坏性的开发。对于民歌艺术的开发而言，一方面，忠诚于历史，保护其原貌；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地开发，让非物质文化渐渐长大。关于民歌艺术的利用。我们主要从民歌艺术所蕴含的历史特征、文化韵味和民族精神方面加以利用——现代戏剧、歌剧、舞蹈、电影、电视剧、电视小品、民族史诗等。一切艺术传播样式都能承载大量的音乐文化资源，只要利用得好，增值同时又能实现社会价值。大型现代吕剧《补天》以史诗的气魄、酣畅的叙事结构和精巧的选材，生动再现了建国初期8000名山东籍赴疆垦荒女兵为改造西北荒原奉献青春、汗水和泪水书写的悲壮历史，弘扬了人性的宽容、坚忍、和谐之美。现代吕剧《补天》的创作汇集了三位国家一级编剧、全国著名青年导演、获得梅花奖的一批优秀中青年演员等。艺术表演、舞美、灯光和音乐创作一起创造了入选2006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之一，实现了艺术创作上的历史性突破，为传统吕剧增添了时代特色，震撼了到场观众的心灵。但它的经济效益又如何呢？此剧在广大爱好艺术的人群中知之又是多少？这样一部优秀的、大投入的戏剧为什么没有产生巨大的艺术与经济效应？是我们的戏不够优秀，还是我们对文化产业的意识不强？拿大型现代吕剧《补天》2004年11月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演出和李宇春2006年5月在上海大舞台的演出票价来比较，吕剧《补天》的最高票价是280元一张，而李宇春的最高票价则是980元。“超女”现象应当承认是文化产业成功运作的范例，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多样的。我们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应有文化产业手段的积极保护，当代中国民族声乐教育也应把保护、开发和利用音乐文化资源并使其充分增值作为自己的分内之责，因为只有民族声乐教育具有这种功能——培养民族音乐艺术的生产者。
四、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市场
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只有形成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才会有文化艺术的大规模生产。文化消费的需求促成市场的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对于艺术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不再以物质资源为核心，而是以知识、智力等精神性资源为核心资源，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制约，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和潜能，使人的主体地位普遍显现和提升，使个体能够自觉地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自我的实现，这才是人们精神的最终消费需求。
民族声乐教育应面向市场，这或许不是个新话题，但却是个新课题。市场在哪里？怎样去面对？实际上，艺术生产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文艺作品，满足了艺术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而这种需求的满足又形成并提高了艺术消费者的审美能力和新的审美需求，反过来推动艺术生产向着更高、更美的境界发展。对此，马克思曾经作过一番形象的解释，他说：“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或者在通常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而为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4页）由此可见，文化生产力作用于人的影响远大于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它对人的心理、情感甚至对人的生理都会产生影响。
培养具有现代市场意识的民族声乐人才，不仅要使他们在理论上了解市场循环的规律，更要锻炼他们具体的市场操作能力。文化产业是专门为大众消费而生产产品的现代产业部门，它的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供市场销售的可互换物而加以生产的。因而其中包含两层生产关系：一个层面是艺术创造者——艺术家、制作者、管理者、传播者及批评者之间的关系。在这当中，艺术的个性表现或风格寻求与把握占主导地位。另一层面是产业生产——包含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艺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等等。在这当中，文化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紧密相连，一切要按市场规律运转，制造需求、占领市场、获取利润成为文化艺术生产的重要方向。要使民族声乐教育能够培养出具有市场意识的人才，就要不断地让学生观察市场、调查市场、策划市场，摸清创造需求的路径和方法，探索营销手段，计算生产成本，锻炼市场意志，从而以专业的技术、全面的能力和全新的姿态，展现出新时代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创造者应有的风采。
谈谈莫扎特声乐艺术作品研究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谈谈莫扎特声乐艺术作品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紫罗兰》中表现了诗情画意的情感这首作品是莫扎特在1785年6月8日创作的，其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成为了当时艺术歌曲题材中的典范，为后来的的舒伯特、勃拉姆等人的音乐艺术创作奠定了德奥艺术歌曲的基础。
【摘要】 莫扎特是十八世纪欧洲古典音乐的大师，在他的一生中创作了三十六首艺术类的歌曲，并在其音乐中融和了德奥艺术歌曲风格和浪漫主义情结。赋予了音乐更多超凡脱俗的感染力和生命力，是首个开创德奥歌曲创作的作曲家。本文通过对莫扎特的声乐艺术作品的分析研究莫扎特音乐中“声”和“情”的融合。
【关键词】莫扎特;声乐艺术作品;“声”与“情”;融合
莫扎特的作品在众多的音乐大家中并不算多，但是这些作品的风格多种多样，旋律普遍比较优美，且具有严谨的结构，其中很多经典歌曲在艺术歌曲历史的长河中有着极其重要的艺术地位和价值。在这些作品中有着独特鲜明的音乐形象和简单质朴的音乐语汇，创作手法十分的细腻。在音乐中实现了对感情的融合。摸扎特的作品在不同的作品中利用音符和节奏的变化表现了音乐的不同情感，下面笔者就不同音乐风格中蕴含的情感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温和的情感情感和意大利音乐艺术的融合
在莫扎特《亲切的平静》中主要通过意大利文写成具有可可风格的精致、典雅的特征，歌词只有四句，内容主要主要表达了对人内心的和平和爱的赞美。在作品中莫扎特将其进行多次反复，其中的情感十分真挚，使人充分感受到和谐之美，同时具有均衡的美感。借助小广板的速度，整部作品的旋律十分流畅、优美，情感十分真挚，给人一种对和谐、光明和美好生活印象。这首歌由于自身古典和气派和优雅从容的风格，经常被女性歌者所喜爱，在音乐会上经常会选择这首曲子。
二、音乐中的咏叹
在摸扎特的《见异思迁的鸟》和《我走进树林》，是其在22岁时为当时的歌唱家奥古斯塔创作创作的，此时他正在Manheim逗留，以上两首音乐均有着当时十分流行的巴黎咏叹调风味。前者主要是通谱歌，歌曲中的旋律和织体比较简单，像宣述调，钢琴在伴奏中大量运用倚音，音乐风格十分活泼优雅。后面一首《我走进树林》中充满了戏剧性，音乐的节奏变化十分快，这个歌曲在莫扎特的创作中特别像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咏叹调。
最需要提的是莫扎特的《当露易泽焚烧她的负心情人的情书时》，虽然有着很长的歌名，但它在莫扎特所创作的歌曲中是特别的。该曲是莫扎特在1787年于维也纳创作的，整部曲子是在短短的二十个小结中完成的，其中充分展示了戏剧性和悲剧气氛，乐曲讲述的是一位露易泽的女孩烧毁了她不忠的爱人寄来所有信件的故事。歌声中宣泄女孩内心的痛苦，有时也会有优美的咏叹。在钢琴的伴奏中感情表达十分丰富，音乐形式变化多种多样，感情强而有力，充分表现主人公内心情绪的起伏。在激荡的音乐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逐渐化为灰烬的信件和熊熊燃烧的火焰。这首曲子展示了莫扎特的抒情和戏剧才华，作曲家本身不幸人生好像就浓缩在了着短短的一首歌曲中一样。
三、音乐中的诗情画意
《紫罗兰》中表现了诗情画意的情感这首作品是莫扎特在1785年6月8日创作的，其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诗和音乐的完美融合。很多音乐学者都认为这首歌在德国的歌曲艺术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这首歌中钢琴伴奏是音乐史上，首次脱离了歌唱的旋律，保持了独立性角色，似乎是作家在缓缓的叙述着心声。这首曲子主要来自《爱尔文和艾尔米蕾》诗篇，其中主要利用拟人化的手法表达作者所向往的谦仰和纯真的爱情。莫扎特在创作中并没有进行传统的分节歌处理方式，而是逐段写成了一首含蓄并优雅的通谱歌，在描述中蕴含着深情，描述了对紫罗兰的美好向往，并哀叹其不幸的遭遇。整部音乐像是在哭泣一般，形象逼真，成为了当时艺术歌曲题材中的典范，为后来的的舒伯特、勃拉姆等人的音乐艺术创作奠定了德奥艺术歌曲的基础。
四、天真的童趣和音乐
1791年莫扎特在即将辞世前创作了三首充满童趣、天真优美的儿歌《初春》、《渴望春天》和《游戏》，有的人猜测这是莫扎特专门为自己的孩子所作的。歌曲中都使用了分节歌形式，结构简短，旋律和节奏很质朴，但是音乐的语言听起来十分美好生动、优美，充满了天真和童趣。明快欢乐的歌曲，令人难以想象此时的莫扎特正处于贫病交加、生活悲惨的处境。他特曾经说过：即便是我的舌头已经品尝到了死亡的味道，但是我仍旧会保持着乐观的创作心态。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的三篇创作中为人们展示的是一个纯净、光明、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世界，使得人们对生活充满了信息和希望。
五、音乐中的风趣幽默
在莫扎特的作品中还利用音乐表达了风趣幽默的情感，例如《警告》和《老妇人》。这些不仅是为男低音写的交响乐伴奏，同时也是未完成的喜剧歌剧的插曲。其中将糖果比作少女，警告天下的父亲要像珍藏糖果一样将自己的女儿保护起来。音乐内容显示十分幽默。映射了当时社会风尚的败坏，在音型中具有鲜明的的民间特色，朴实自然，平易流畅，显示了莫扎特风趣幽默的一面。在《老妇人》作品中，描写的是一位妇人对年轻人进行了品评，在表情一栏中莫扎特特别标注了要“带有一定的鼻音”，这对歌者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要求。凸显了作家细致的观察力和对人物的特点的准确把握。在声乐旋律中使用了一字一音和局部的颤音，形象的的模仿了老妇人说话的特征，具有鲜明的形象特征。
六、小结
本文在结合莫扎特具体作品的基础上介绍了不同音乐中的利用的音来表现的情，两者之间实现了很好的融合，达到了良好的音乐效果，创造了莫扎特独特的艺术品位和魅力。
参考文献
[1]王玮涵.莫扎特艺术歌曲风格特征及声乐语言探微——以作品《亲切的平静》为例[J].金田,2014,04期(04).
[2]张天慧,李巧伟.莫扎特艺术歌曲在声乐教学中的重要价值[J].人间,2015,(13):100-100.
[3]李翔.莫扎特歌剧、艺术作品用于声乐教学之探究——以《鞭打我吧》《阿里路亚》为例[J].大家,2011,(02):7-9.
拓展：莫扎特钢琴作品的风格
莫扎特的钢琴音乐以优美、流畅、明朗、乐观为主要特征。莫扎特创造性继承、发展了阿尔贝梯低音写作手法,增强了低音的旋律性,既吸取了法国库泊兰古钢琴音乐中装饰音的曲雅趣味,又大大地改变了装饰音的形式,使装饰音不再仅仅装饰作用使之为旋律的组成部分。这种新的钢琴语汇创造,不仅形成了莫扎特钢琴音乐所特有的纤巧、优雅的风格,而且对19世纪波兰钢琴家肖邦也有很大影响。
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第2位大师。莫扎特的钢琴音乐是他创作中重要领域,主要钢琴作品,有20多部钢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20首,还有变奏曲、回旋曲和幻想曲等。
莫扎特的钢琴音乐以优美、流畅、明朗、乐观为主要特征。莫扎特在歌剧中表现的非凡旋律天才,也充分显示在钢琴音乐中,如钢琴乐曲中不仅慢板主题气息、宽广、悠扬、婉转,恰似歌剧中的咏叹调,甚至那些轻捷绮丽的华彩经过句,也都是发自心底的歌唱。莫扎特钢琴演奏风格,以典雅,精致,纤巧,细腻而着称于世。莫扎特创造性继承、发展了阿尔贝梯低音写作手法,增强了低音的旋律性,既吸取了法国库泊兰古钢琴音乐中装饰音的曲雅趣味,又大大地改变了装饰音的形式,使装饰音不再仅仅装饰作用使之为旋律的组成部分。这种新的钢琴语汇创造,不仅形成了莫扎特钢琴音乐所特有的纤巧、优雅的风格,而且对19世纪波兰钢琴家肖邦也有很大影响。
《第十一钢琴奏鸣化曲》创作于1778年。1772年莫扎特结束旅行演出后,回到家乡萨尔斯堡任当地大主教宫廷乐长,为了摆脱大主教专横、粗暴、野蛮的压制,希望到别的宫廷谋求职位,于1778年随母亲再度赴巴黎旅行演奏,可是这位当年红极一时的“神童”,如今在巴黎上层社会却受到冷遇,谋求职位落空了,母亲在巴黎又去世了,尽管遭到这种种不幸,但他仍写下了5首优秀巴黎钢琴奏鸣曲,这些乐曲情感内容深刻,大都乐观、明朗,带有一种启蒙时期特有的自信和乐观,然而乐曲中却不时流露出悲哀的阴影笼罩着。这5首钢琴奏鸣曲也标志着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创作的完全成熟。
《A大调 钢琴奏鸣曲》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首乐曲,而上述莫扎特钢琴音乐创作手法及其特征,也充分体现在这首奏鸣曲中。《第十一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是由“主题和6个变奏曲目组成的变奏套曲”。
主题:带有再现二部曲式主题的体裁风格,近似意大利西西里舞曲民谣特性,旋律朴实,明朗富有歌唱性。在性格更为内在而抒情,音乐的安详情绪接近了莫扎特的精神,而表现出温暖情感的深度是空前的。主题优美的行板,6/8节拍,A大调,附点的节奏,音乐时值基本上一拍一音,旋律有意简化,同音反复也为后面变奏留有余地。在主题的4个乐句中,前半段为8小节,后半段为10小节:每句前半旋律流畅抒情,每句后半音响加厚是和弦式陈述。
而每乐句开始都以西西里舞曲特性节奏开始。主题的呈示部分与再现部分是歌唱性,中间部分主要是舞蹈性。整个主题是歌唱性与舞蹈性相互渗透各有侧重。从总的来看“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不能同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抗衡,尤其不能同悲枪,月光,热情比肩。但是在今天世界成千上万架钢琴,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乐谱,永远是放在一起的,肯定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只要人还是人,保有基本的人性……”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曲子总是互补的,就像大阳和月亮、树林和飞鸟、天空和大海、永远是互补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哪里摆着钢琴,哪里就一定有两位作家的钢琴奏鸣曲乐谱放在琴上,这叫做不朽。
演奏他的作品必须把握既含蓄、典雅,又玲珑剔透的音乐风格。具体地说,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旋律性极强。
莫扎特的作品主旋律往往是简单而极富歌唱性的。弹奏时,应清晰突出,不能草草了事,每一个音符都必须弹得透而不燥,实而不硬,富有一定的韵味。
2.要弹出晶莹透亮的音乐。
在指触上要以non Legato为主,用指尖触键,快速而不生硬,奏出均匀清晰的音粒。
3.注重乐句的处理,强弱的对比。 莫扎特的作品很少有大起大落的强弱对比,却差不多每一句都有渐强渐弱的曲线。其作品中很少出现f -PPP的强烈变化,但乐句与乐句之间却经常出现前后照应,强弱对比。有如对话一般,一问一答,错落有致。有时,短短的两个乐句,要弹好都并不容易。
首先,每个乐句本身必须要有渐强渐弱的曲线。其次,句与句之间,必须形成强弱对比。如第一乐句可以演奏得稍微弱一点儿,像是在提出间题。
第二乐句,可以演奏得较第一乐句稍强,以达到回答问题的效果。当然,还有其它的处理方法,但都必须有所变化,形成前后力度和强弱的对比。
4.重视谱面上的所有标记。
弹奏莫扎特的作品不允许演奏者有太多的自由处理,而应较严格的按照谱面上的所有标记及提示进行演奏。如跳音、连音、休止等。这样,才能较准确的表达作者的意图。
5.正确地使用右踏板。
一直以来,弹奏莫扎特的作品是否应该使用右踏板,始终有着争议。我认为应当使用,但要少而精炼,决不能因为使用了右踏板而使织体清晰度,句法和奏法变得含糊不清。应尽量让人察觉不到,只是为了音色使一个难以应付的连奏变得更为容易而短时间地使用。恩格尔曾写过“哲学和美学文献中的莫扎特”,里面大量列举了欧洲哲学家和文学家,是怎样崇拜莫扎特的,其中说:“两百年过去了,作为欧洲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莫扎特音乐不仅活着,而且还成为欧洲时代最强音之一。
谁能想象要是没有了莫扎特音乐,欧洲精神会成什么样子呢?世界难免会觉得单调和寂寞。”正如德国作家司汤达所说:“被莫扎特音乐迷住的人,将无法从其他音乐家的作品中得到满足。”
总之,要演奏和欣赏莫扎特的作品,须在正确理解,恰当地把握之后,才能使它们的美充分显现出来。莫扎特是个天生的音乐家,他所创作出来的音乐是来自天堂的音乐。物质生活的痛苦,全然不能影响其精神。尽管生活极端悲惨,他的作品却全无半点阴暗的气味。都像阳春一般流露着温暖的光,充满了生命力。如果说贝多芬是通过音乐表现其复杂的精神生活,是人生的艺术的话,那么莫扎特则是音乐通过了莫扎特表现其美是艺术的艺术。
莫扎特简介
莫扎特全名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1756年1月27日出生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一个宫廷乐师之家，1791年12月5日卒于维也纳，终年36岁。莫扎特从小就显露出极高的音乐天赋，他4岁跟随父亲学习钢琴，5岁开始作曲，6岁时和姐姐在父亲的带领下到慕尼黑、维也纳、巴黎、米兰、普雷斯堡等很多地方作了一次试验性的巡回演出，这次演出让莫扎特名声大噪，甚至被请进维也纳的`皇宫，为皇帝做表演。这位音乐神童有着惊人的的创作速度，和辉煌的艺术成就，称他是天才一点也不为过。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他创作了二十多部歌剧，四十多首交响曲，五十余首协奏曲，二十七首弦乐四重奏等等，共计六百二十二首作品。莫扎特的音乐节奏清晰明快，旋律悦耳动听，很多伟人和科学家终生都非常喜爱他的音乐。歌剧是莫扎特创作的主流，他与格鲁克、瓦格纳和威尔第一起被称作是欧洲歌剧史上四大巨子。莫扎特的歌剧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时代性和社会性。
拓展：声乐艺术演唱风格
声乐艺术是音乐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世界各族人民经过时间的积淀、历史的洗礼，在实践中发展而来的，是人类文明艺术创造的结晶。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跨越性的贡献。
一、声乐艺术演唱风格概述
声乐艺术，简单来说就是人们通过科学的练习方法，获得美妙的声音运用技巧，并且能够巧妙地运用歌声来表达音乐艺术作品中传递的思想感情。演唱风格描述的是音乐作品体现的主要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征。从音乐创作的视角来看，风格指的是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独特性。关于声乐艺术演唱风格的分类，社会上比较普遍的分法是：通俗唱法、美声唱法、民族唱法。
二、声乐艺术演唱风格的特征
（一）通俗唱法的特征
通俗唱法是当今世界艺术发展的潮流，也是音乐艺术发展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声乐的流派、艺术发展状态，也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现象。它简洁易懂、方便学习、便于表演的娱乐方式，深受大众的喜爱。它的传播速度快、演奏氛围轻松和谐、演奏方式广泛以及较为直接地表达创作者的情感等特点，使得它迅速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青睐者。
（二）美声唱法的特征
美声唱法即美妙地歌唱。在一个多世纪前，这种起源于17世纪意大利的演唱风格传入中国。它旋律优美、音色嘹亮、发音自如，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音乐艺术的步伐。
（三）民族唱法的特征
民族唱法由我国民歌发展而来，是一种极具民族烙印和群众基础的中国传统演唱形式。它是中国人民在大自然中辛勤劳作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它广阔、雄壮、细腻、深邃的特点，展现了中华民族音乐艺术的精、气、神。
三、对声乐艺术演唱风格的思考
（一）对待这三种声乐艺术演唱风格的态度
对于这三种声乐艺术演唱风格，我们不能凭主观臆测去评价它们的好坏与否。造诣高深的通俗作品，在唱法上也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它们能准确地借用歌曲抒发心中的情感，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扬弃的精神去看待这三种演唱风格，撷取其的精华，丢弃其糟粕。
（二）声乐艺术演唱风格的多元化
由于社会的进步，声乐艺术的演唱风格越来越多元化。声乐艺术不会仅仅囿于一种演唱风格，创作者们将会发挥他们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才华，让声乐艺术演唱风格更加具有艺术的高度。只有三种声乐艺术演唱风格不断地融合、不断地加入新鲜的演唱方式，才能创造出更加美妙、空灵、多元化的声乐艺术。
（三）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声乐艺术演唱风格展现出新的趋势
由于时代的发展，区域间、民族间文化艺术交流沟通的机会增多，同一个世界、同一种音符的音乐大同思想，将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的思维和眼界将得到极大的开阔，声乐艺术将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朝气。如今，无论是美声唱法、民族唱法还是通俗唱法，都是声乐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但声乐艺术并不能拘泥于唱法，甚至可以忽略唱法，只要是科学地、自然地、优美地、舒畅地表达真实情感，都极有可能成为声乐艺术演唱风格的新趋势。
（四）跨界演唱风格独具魅力
跨界演唱风格拥有极强的融合性，将上述三种演唱风格以及原生态演唱风格巧妙地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独特的演唱风格，极具艺术感染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风格并不是为了演唱方法而存在，而是强调情感的表达与传递，丰富了声乐艺术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扩大了音乐市场的发展空间，值得读者深究。
四、总结
总之，任何一种声乐作品、演唱形式，都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它们见证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我们应该怀着包容、尊重、敬仰的态度去看待它们，主动担当起传承历史的责任和使命。
拓展：声乐艺术的美学构建
一、声乐的审美概述
（一）旋律美是音乐作品的灵魂。
对歌曲创作而言，也毫不例外。作为音乐与语言结合的综合形式，音乐是其语言体系建构的核心。声乐美的魅力，主要取决于曲作的旋律美。曲调的整体构成，又包括旋律、节奏及和声等。其中，旋律音调是基础，声乐的普及与推广也主要依靠旋律音调的琅琅上口和情感风格的易感明快。音调美首先应该与歌词所提供的情感或情绪特征相适应，或是热情欢快，或是庄严雄伟，或是哀婉伤感，或是悲痛欲绝等等，都要在深入挖掘词意的同时掌握住情感的基调这一总的趋势。
（二）歌曲的分类。
歌曲有多种形式，从旋律、和声及节奏在歌曲创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这一角度也可尝试对歌曲进行划分。譬如传统歌曲旋律特别强调“人声性”，其情感内涵是建立在古典之雅致基础上的；多声部作品就特别讲究和声的编织与协调，具有“原生性”和“学院性”倾向；至于节奏，在非洲等原生住民的音乐中或现代流行音乐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声乐演唱的音质美，是声腔美的造型基础。
音质本身既是声音质感的外在标准，也是歌唱发声效果的显现，它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与方法基础上的。而对技术与方法的欣赏，也是声乐美的重要原因之一。对高音崇拜，在歌剧上曾经一度泛滥就是很好的注脚。现在的流行音乐的包装或明星效应，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建立在歌手独特的声腔基础之上的。这类事例可谓不胜枚举。
（四）声乐声腔的字音美，字音美也是声腔美的重要构成。就中国声乐艺术而言，依字行腔的声音造型方法，就包含了全部字音美的方法与技术总和。即使是西方声乐艺术，对字音美的追求也是一个优秀的歌唱家必须去努力的。以尼科莱盖达为例，“盖达不仅曲目广泛，他的发音准确也是非常引人注目总的说来，优美的嗓音、清晰的发音、无可挑剔的技巧是盖达的特点。”清晰的吐字构成了歌唱家们完美声线的基础，譬如吉利、斯基帕、比约林等盖达崇拜的歌唱家都显示了这方面的优点和长处。字音美是“字正腔圆”整体艺术效果的基础。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掌握与处理字的轻重强弱、高低抑扬、快慢疾徐、顿挫连断等语气、语势，往往也构成歌唱家润腔的依据。
二、多元化的歌唱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对后续的行为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要想形成多元化的演唱风格，就必须以多元化的演唱理念作为前提。民族声乐作为我国传统的声乐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然形成了一定的审美标准和习惯。演唱者一方面要通过刻苦的训练和丰富的实践达到这个标准和习惯；另一方面则要认识到这个习惯和标准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不能突破的。每位演唱者都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尝试和探索，也只有大胆的创新，才能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反之，如果仅是一味的模仿，即便是模仿得再像，也会始终处于别人的阴影之下，没有个人风格，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在演唱技术方面，之前的众多演唱者都对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进行了有机融合，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演唱者则完全可以进行更多唱法的融合，只要是科学的、优秀的，就都可以为我所用。只有树立起一种开放的、探索的演唱观，才能为走出单一化误区、形成多元化演唱风格打下坚实的基础。综上所述，我们从两个方面概括了声乐艺术美的总体构成，表明构成美的因素的具体特征和相互之间的融合关系。我们认为声乐的审美特征，一方面蕴涵在歌唱之中，“声乐性”的多寡强弱是其标尺，声与情是其核心；另一方面是由声乐的客观因素体现的，词与曲的格调韵味起着风向标的作用。
加强民族音乐教育 弘扬民族音乐文化艺术论文
摘要： 我国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是人民音乐才智的结晶，是凝聚着民族精神的宝贵文化财富，是创造、发展我国未来音乐的参照系，亦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高校音乐；教学；民族音乐教育
我国的民族传统音乐是人类文化中的瑰宝，我国音乐教育长期以来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造成了民族音乐教育的缺失，这成为当今音乐教育界的一个关注问题。我作为一名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以多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此谈一谈我的看法。
一、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必要性
1.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需要
所谓传承，就是要尊重和传播历史文化传统。民族音乐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风格与情感的载体与镜像。他凝结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性格。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华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不了解这些民族音乐，就很难真正了解祖国丰富灿烂的文化与文明，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传承与发展。近些年来，甚至高校音乐专业的一部分学生也对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知识表现出一种陌生的态度，他们听惯了迪斯科节奏，电声磁带和通俗音乐，而对优美动听的民歌，旋律委婉悠长的戏曲唱腔，产生了抵触的情绪，还有每年的招生考试中，演唱民歌、演奏民乐的考生却寥寥无几。在迪斯科、爵士、摇滚等外来音乐的旋律中如痴如醉。这种现象若任其发展，不仅可能造成中国民族音乐的后继乏人，而且很有可能造成民族音乐文化的进一步断裂。高校音乐专业作为音乐教育与研究的主要阵地，传承与弘扬祖国音乐文化是其应有之义。
2.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21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创新的需要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可以增强学生民族音乐的积累和储备，增厚学生民族文化历史与情感的底蕴，使学生在与世界其他异质音乐文化的比较鉴赏中，了解各民族音乐的风格特点，培养跨文化的开放多维的音乐视阈。广泛吸纳各民族音乐的.优长，以母语音乐为基础，融汇中西、贯通古今，创作出新的音乐作品。因此，在音乐专业的教学中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培养创新能力，并进而推动当代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3.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培养和提高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人文素养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点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高校音乐专业不仅仅是技艺型人才，更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音乐人才。因为音乐教育不仅是一种知识教育，技艺教育，更是一种审美教育、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民族音乐浓缩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风格、情感，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我国抗战时期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抵御外侮、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通过对《长征组歌》、《梁祝》等作品的学习，可以加强学生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激发学生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为民族音乐发展奉献自己的热情，它对于完善学生的自我人格，培养其审美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途径
1.应在理念上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在大纲、教材和教学方面应形成系统化和科学化。从一个学校的整体看，教材和大纲可以反映一个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极为丰富的音乐，应该将这些优秀的传统音乐的精华和风格编入教材，传授给学生。并将民族音乐作品的学习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安排足够的课时。只有突出了民族特色的教材，才能使我们高校的教学更具有民族化，有价值，立得住，更容易被承认。当然，这里并不排斥世界各国的优秀音乐，同时还应该在吸取外国的民族音乐精华中来进一步充实自己。
2.在具体的教学中，民族音乐的教学应表现在各个学科上，如在声乐课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多演唱一些民歌，浏览大量的我国优秀的民族歌剧；在舞蹈课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多学习一些民族民间舞蹈，或尝试民族歌舞的编导；在和声课上，尽可能多解析一些民族调式；视唱练耳教学中，让学生多演唱民歌或具有民族调式的乐曲；在民族民间音乐课上，让学生广泛浏览、演唱民歌和戏曲音乐；在器乐选修课上要让学生多选学民族器乐，并建立民乐队，开设民乐合奏课。从情感上加深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了解和兴趣。
3.教学方法教师不仅要通过演唱，演奏技能的培养，使学生从技术上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民族特异性，而且还应通过对作品创作背景内在情感、音乐结构的分析、引导学生从深层次上理解民族音乐，体会其中所蕴藏的精神文化内涵。由表及里，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热爱民族音乐，尊重和传承音乐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感。
三、结束语
作为音乐教育者，应志在通过音乐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维护本国家、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从而更好地担当起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文化的重任。我们要不断加强探索和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让高校民族音乐教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使我国悠久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特里斯[M].沃尔克.音乐教育与多元文化．
[2]陶敏霞.中国钢琴作品教学与欣赏.陕西人民出版社.
[3]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
[4]樊祖荫.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界多元化音乐中的作用与地位.中国音乐.2004，（4）.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论文
发展和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需要，也是把我国音乐文化艺术推向灿烂辉煌的需要。下面是我整理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论文，欢迎来参考！
摘要：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具有着独特的民族音乐特色，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民族民间音乐在各民族的交流互动中传承与创新着，并在中国的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对中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传承与发扬，从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出发，对其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对其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承给予了可行性建议，以期能推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族民间音乐；特征；传承与发展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华夏独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积累发展而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民族民间音乐虽历经坎坷，但其精髓依然传承下来，依然保留着中华民族浓郁的文化特征和地域特色，共同构筑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推动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辉煌发展。因此，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分析探索，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的[1]。
一、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分析
民族音乐是在反映本民族文化、生活、地域等特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展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特征。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是当前世界上独具特色和表现力的一种优秀艺术形式，也是我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基础和核心。从一定层面来说，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来源于群众生活，而又深深地根植于群众生活，对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广为流传的民族民间音乐曲目有《十大古曲》《阳春白雪》《十面埋伏》等。近些年来，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却没有产生突破性的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作为传统艺术的民族民间音乐却在不断被人遗忘。尤其是当前形势下，西方各种艺术的不断涌入，人们对中华传统和古典艺术接触太少，民族民间音乐的未来发展不容乐观[2]。更为严重的是，民间音乐中许多种类出现了断流，甚至濒临灭绝。尤其是在教育领域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被人忽视，而流行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充斥着音乐课堂。每年报考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的考生，不仅人数悬殊，更让人心痛的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不懂欣赏，甚至对其存在排斥心理。此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也是民族民间音乐日益没落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快节奏时代的到来，很多人对民族乏认同感。长此以往，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可能会逐渐没落下去。这些，必须要引起相关机构及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二、民族民间音乐的特征解构
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不断地成熟起来。就目前而言，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主要是指与戏曲、曲艺、民歌等相关的音乐。笔者将对这些音乐的特征进行分析解构[3]。
1。即兴性
一般来说，民族民间音乐主要包括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器乐、戏曲、曲艺等，是民间流传音乐的总称。民族民间音乐指的是各民族间流传的所有音乐类别，以歌曲数量最多。如山歌、劳动号子、小调等，都属于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范畴。如《信天游》等歌曲，都有很强的即兴性，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2。流变性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变性特征十分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当前这个时代。很多音乐曲目从一个地区，不断扩散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并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变性，对城市和乡村音乐文化的交互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地域性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地域上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民族民间音乐上。地域性也是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各民族生产生活情况和风俗习惯的重要表述，更是各地区之间人民不同风貌的具体体现。如藏族、蒙古族等边疆地区，其音乐表述形式多为节奏悠扬、风格奔放，这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也与民族习惯息息相关。其属于游牧民族，长期在草原生活，骑马放牧，歌声悠扬嘹亮，也就成为了该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风格；而江浙一带，有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闲适，也有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烟柳风情，音乐多细腻柔婉、清雅秀丽；中原一带，因为自古以来便是战争的集聚地，群雄逐鹿，百姓流离，因此多为慷慨激昂的悲歌……由此可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色彩不尽相同[4]。
4。生活性
我们也可以发现，民族民间音乐曲风动听，朗朗上口，与通俗音乐有着一定的共通性。民族民间音乐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劳动号子，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一种民歌形式，其节奏与相关劳动项目的节奏极为符合。《川江船夫号子》《见滩号子》《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就是这一劳动号子的典型代表。《川江船夫号子》节奏变化多样；《见滩号子》战斗陷入紧张，一触即发；《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则通过悠扬、舒畅的旋律，表现了人们心中的安静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自律美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优美，多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展现了自律美的特征。如《二泉映月》以凄苦哀怨的音调，展示了盲人阿炳坎坷的一生，音乐中优美而又满含悲哀，在节奏和情感表达上都体现着典雅和悲伤的美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民族民间音乐中自律美的表达，能让听众产生深刻的感悟，让心灵随着音乐的流动激荡万分、感同身受。
三、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在“民族艺术进校园”的潮流下，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迎来了美好的春天[5]。如何能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这需要相关部门、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正确定位
正确的定位有助于我们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广义上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就是华夏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五声调式的音乐；狭义上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华夏大地上的生活过程中所展现的具有传统文化、精神及生活特征的音乐。如今，世界主要包括三大乐系，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希腊音乐体系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跃居第三位，不仅是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流长，更是因为这些民族民间音乐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艺术特色，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音乐财富，位居三大体系之一，当之无愧。
2。将民族民间音乐与其他相关音乐有机结合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要获得长远的发展，不能故步自封，需将其与国外音乐、流行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相关音乐进行有机结合，取长补短，以使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变化。山不来就我，我就去就山。我国的音乐工作者也可将民族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到其他作品中，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这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3。对民族民间音乐加强宣传和推广
推广和宣传是民族民间音乐得以发展和弘扬的关键因素。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酒香不怕巷子深”已成为过去式，广而告之才是大趋势。国家正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民族民间音乐有必要站出来，承担起引导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产生重视并加以继承的责任。
（1）民族民间音乐要发展，就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将民族音乐融入现代元素，发展成为大众文化，而不是曲高和寡。
（2）学校有义务要将民族民间音乐引入音乐教育。孩子是中国的未来，学校教育则是铺路的重要基石。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世界音乐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发展。民族民间音乐，不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还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是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通过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加以探讨，能为其长远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笔者衷心的希望，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在正确的定位基础上，通过对各部分特征的研究，将其与其他音乐互通有无，有机结合，以适应当前的时代潮流。我们相信，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中，在时代的历史洪流中，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必将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张军。一首气势恢弘的泰山赞歌——孙京家《泰山赞》诗赏析[J]。教育教学论坛，
[2]丁宁。探究中国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J]。继续教育研究，
[3]方光耀。民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传承的当代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杜亚雄。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之回顾[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民俗 文化 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记忆，积淀着人类的生存智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准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民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 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传统文化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传统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现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当中，如何保证民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民俗文化;当代;价值;思考
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源头，也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和影响，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点点的缩小，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只有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保持认识，才能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指明合理的方向。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是我国民族的根本。民俗习惯的不断传承，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理工了重要保证。另外，民俗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不断的受社会的影响。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当代社会的需求。民俗文化对于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都有着影响，民俗文化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根源，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民俗文化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民俗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其包括民间的 传说 、戏曲、娱乐、技能、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内容，民俗具有丰富性，并且在传统的民间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只有弘扬民俗文化，才能延续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可以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认同感。
在民间，各种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各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形成了庞大的历史信息链。民俗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独特的精神，民俗文化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启迪。民俗文化中承载着具有浓重色彩的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有力的传承。民俗文化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俗文化具有维系的功能，可以使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保持良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丰富的民俗活动，各种民俗活动的进行，可以让人们寄托民族情感，并且对生活和心理进行调剂。民俗文化中包含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是现代社会旅游业中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效益，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我国民俗文化现阶段的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推广，从而保证民俗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我国目前民俗文化存在着变迁与消失的现象，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消失和变迁是正常的现象，但是需要对其中变化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重视和解决。在民俗文化的变迁当中，传统文化价值存在着严重的流失情况。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包括有形的和无形两种流失的方面。传统文化无形流失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西方节日 在进入中国后， 中国传统节日 逐渐的被忽视，传统节日淡化，外来节日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价值流失的有形方面体现上，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和活动不断的减少甚至消失，年轻人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使得传统民俗活动越来越落寞。
另外，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我国对于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很多的开发模式，促进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对于民俗文化价值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 反思 。
首先，对于民俗文化缺乏有力的保护，并且保护方式不够完善。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立法不足，民俗文化存在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很多保护 措施 的滞后性使得民俗文化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
其次，民俗文化过分的受商业操作的影响，很多人在追求利益的同事，过分的利用民俗文化作为经济来源的措施，对民俗文化的长期发展会存在一定的危害。
最后，民俗文化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同化、破坏、伪造等现象。很多地区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模仿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并且采用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的发展。
民俗文化现阶段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地区必须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才能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对民俗文化的立法等手段，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法律基础。在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上，要建立合理的人才库，避免出现人才断层，民俗文化失传的现象。另外，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尊重民俗文化的内涵，禁止对民俗文化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严谨各种基于民俗文化上的模仿、伪造等不良活动的开展。
民俗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事，需要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重点的保护，推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在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上，要提高其各种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从而保证相关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俗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大，只有充分的发展民俗文化，促进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可以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加强相关立法，使得保护民俗文化的行为有法可依，促进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文明，徐载娟，景成，王铁环，刘景慧.托口古镇民俗文化 调研 报告 [J].怀化学院学报，2010(04)
[2]吕红艳.保护与开发：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民俗生态旅游[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4)
[3]王晓洋.浅析名人故居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苏州及其周边地区为例[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02)
[4]王新亮.保护视野下的淮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8)
浅谈民俗文化市场化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
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 市场营销 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民俗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内涵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
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 热点 。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 故事 、民谣、 谚语 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
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活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西藏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韵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否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
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肤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游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 文章 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1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族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入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4结论
总体来说，民俗文化有其地方的独特性，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其发展以旅游业为经济依托，旅游的发展与当地可进人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发民俗旅游时需要注重统一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营销。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发展未必能够长久。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不存在所谓永远的原汁原味，只要社会在发展，民俗文化就在不断演变，也只有不断变化了的民俗文化才更具有生命力，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市场化、商品化也是一种在社会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不可能人为的去阻止改变，但可以人为的引导其正确的发展。
因此，传统的民俗文化当前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其本身的独特性，市场细分，对一些特色民俗文化进行精美包装，以经济带艺术，以艺术促经济协同发展。这样，也许很多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都可以如东巴文化一样发扬开来，再次张现其生命魅力。
1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2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3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自身特色的保持和与时俱进的更新值得提倡）4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齐放（民族文化应具有多样性繁荣）5呼吁我们关注少数民族文化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丰富，历代文人对其中的个别篇章作过深入的研究。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著作。但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全面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60年代，一些民族的文学史得以出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真正起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从80年代开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①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主要力量分布在三条战线，一是各省、区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二是各省区的民间文艺研究会；三是全国文科高校，特别是民族院校。各条战线都有一批专业人才。②研究课题不断深入。领域和选题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前提下，研究方法不断改进。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受到重视。结构主义方法、系统论方法等，也为研究者所尝试。③产生一批理论研究成果。首先是各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进展很快。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型专著。此外，集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的专著和论文集尚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傣族诗歌发展初探》、《歌海漫记》、《壮族歌谣概论》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的注意。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去中国知网搜索，巨多。
发展论文的参考文献
核能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1].潘自强；核能与环境一加快核能的发展是缓解我国能源环境污染的现实途径之一[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8年05期
[2].薛可；核能是安全、清洁、经济的能源一新能源答问[J]；少儿科技；20xx年06期
[3].李正孝；核能源安全吗？[J]；劳动安全与健康；1998年08期
[4].谢满廷；核能是安全清洁的能源[J]；太原科技；20xx年02期
[5].赵世勇；核能是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J]；青海国土经略；20xx年06期
[6].米尔顿·S·普利斯特，蔡德诚；核能源与核安全[J]；科技导报；1986年04期
[7].核能仍是安全清洁的能源[J]；中国能源；20xx年07期
[8].岳建平；能源经济与核能发电的发展研究[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xx年18期
核能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1].刘肖岩，雅科夫列夫；航天器核能源安全[J]；消防技术与产品信息；20xx年06期
[2].宋文杰；外中子源驱动的次临界堆核能系统──可预见的更安全的核能源[J]；中国能源；20xx年06期
[3].宋文杰；寻找更安全的核能源一外中子源驱动的次临界堆核能系统[J]；百科知识；20xx年07期
[4].新快；核的泄漏后各国寻安全能源地热在日本或取代核能[J]；安全与健康；20xx年09期
[5].刘成安，伍钧；裂变核能源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可能[J]；高技术通讯；20xx年02期
[6].戴彦德；核能应成为能源发展主流[J]；绿叶；20xx年08期
[7].彭士禄；核能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希望[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7年04期
参考文献：
[1]景继强，栾洪为.世界核电发展历程与中国核电发展之路[J].东北电力技术，20xx，(2).
[2]杨旭红，叶建华，钱虹，薛阳.中国核电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初探[J].上海电力，20xx，(6).
[3]邹树梁.中国核电经济性分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2).
[4]祁恩兰.中国核电发展的问题研究[J].中国电力，20xx，(4).
[5]叶奇蓁.中国核电发展战略研究[J].电网与清洁能源，20xx，(1).
[6]杜国功，杜国用.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考[J].山东经济，20xx，(3).[责任编辑安世友]
[1]项伟峰.中韩国际物流和贸易结构协同发展研究[J].物流技术，20xx，33（8）：240-242.
[2]蔡芸，汝宜红，杨一铭，等.中韩物流技术竞争力因子分析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11（2）：40-45.
[3]王利梅.中韩区域物流合作必要性探讨[J].物流工程与管理，20xx，11：008.
[4]赵松岭.国内外低碳物流发展的比较与借鉴[J].对外经贸实务，20xx（1）：90-92.
[5]李廷妮，邓春.低碳物流发展策略研究——以国际旅游岛为例[J].物流工程与管理，20xx，35（11）：9-10.
[6]黄超俏.探索中日韩自由贸易合作框架下区域内国际物流发展趋势[J].中国外资，20xx，18：007.
[1]陈秀琴.我国物流管理的现状与发展策略[J].中国商贸，20xx（23）.
[2]张潜.我国企业物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企业家天地（中旬刊），20xx（4）.
[3]赵旭明.我国物流管理的现状及发展策略[J].中国商贸，20xx（12）.
[4]李德伟，范松海.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xx，04：101-105.
[5]石向实.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01：75-81.
[6]廖乐焕，孙丹.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文化经济”[J].黑龙江民族丛刊，20xx，03：66-71.
[1]王庆国.伊春物流业稳步发展现代物流管理亟待强化[N].伊春日报，20xx.
[2]云利珍.我国发展物流业的环境分析和对策建议[J].国际经贸消息，20xx.
[3]刘岩，张增玲.由物流业变化看经济发展.伊春新闻网，20xx-04-29.
[4]杨文慧，王勇，查德利.浅议政府在我国物流业发展中的作用[J].中国物资流通，20xx.
[5]叶家伟，孙建军.发达国家物流模式带来的启示[J].国际经贸消息，20xx.
1、盖笑松： 《儿童入学准备研究与实践》，吉林教育出版社，20xx 年，217 页。
2、魏彩： 《学龄前流动儿童入学准备的调查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xx 年，27 页、71 页。
3、冯晓霞： 《学前儿童教育的均衡发展与入学准备》，《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xx 年第 7 ——8 期。
4、杰克·肖可夫等： 《从神经细胞到社会成员： 早期儿童发展的科学》，方俊明、李亚伟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334 页。
5、孙晓莉： 《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性现状研究》，《现代教育科学》，20xx 年第 6 期。
6、韩世强：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权利保障研究》，法律出版社，20xx 年，103 页。
7、顾微微： 《流动人口子女学前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责任》，《教育评论》，20xx 年第 4 期。
8、齐明珠： 《我国学龄前流动儿童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研究》，《人口与经济》，20xx 年第 6 期。(责任编辑：admin)
1 邹胜勇．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总体交通结构优化[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xx，6(2)：108．
2 David BAYLISS．世界范围的城市交通可达性现状(英文)[J]．TRI杂志(交通版)，20xx(2)：17—18．
3 樊颖玮．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J]．交通与运输，20xx(2)：67．
4 全永棠，孙壮志．关于BRT与轨道交通的理性思考[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xx，6(2)：117．
5 孙章．城市轨道交通的世纪回眸[J]．上海交通运输，20xx(3)：14．
6 P．Y．Loo，L．Y．Chow．可持续城市交通：理念，政策与方法(英文)[J]．ASCE，20xx(6)：76—77．
参考文献：
[1]谢德高.营销战略全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xx.
[2]何辉.从分析作品开始学广告[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xx.
[3]张衔，陈丹镝.名人促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4]张琦.虚假广告及其治理对策[J].社科纵横，20xx(3).
[5]郭健义.水准缺失的名人广告效应[J].名人广告，20xx(12).
[6]马莉.漫谈名人广告[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xx(4).
[7]李喜岷，陈双全.破解名人广告风险[J].全球品牌网，20xx(2).
[8]徐凤兰.理性对待名人广告[J].新闻实践，20xx(11).
[9]陈谦.名人广告探析[J].东方论坛，1997(2).
[10]傅慧芬.名人广告面面观[J].国际广告，1993(2).
[11]张宏.名人广告的战略价值、风险及对策[J].市场营销，20xx(2).
[12]齐尉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论名人在广告传播中的利和弊[J].新闻知识，20xx(7).
[13]喻勤娅.广告法律问题及对策[J].天津市职工现代企业管理学院学报，20xx(10).
[1] 吕争荣. 芜湖市城市居民体育生活实证性考察与发展研究[D]. 安徽工程大学 20xx
[2] 宋士云，吕磊.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研究综述[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xx（05）
[3] 赵保强，张庆利. 论中国竞技体育存在的弊端及改革[J].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 20xx（03）
[4] 王东升，马勇占，孙毅. 论后奥运时期我国体育系统的生态平衡[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xx（01）
[5] 李莹. 国外运动员商业活动管理模式特征、成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xx（05）
[6] 秦军. 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探索古代体育健身思想的演变[D]. 安徽工程大学 20xx
[7] 秦椿林，肖林鹏. 论体育政府利益[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xx（05）
[8] 费瑛. 我国公共体育政策制定中“利益失衡”现象及其解决方案研究[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xx（01）
[9] 杨菲菲. 健美操的审美特征与社会价值开发研究[D]. 安徽工程大学 20xx
[10] 吕争荣. 芜湖市城市居民体育生活实证性考察与发展研究[D]. 安徽工程大学 20xx
[11] 董红刚，方新普，黄文仁. 实现体育利益均衡的条件：基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分析[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xx（06）
[12] 董红刚，方新普，黄文仁. 制度创新：体育利益格局均衡的保障[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xx（05）
[13] 文雄. 发展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思考[J].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 20xx（05）
[14] 薛保红. 芜湖市大型企业员工体育生活方式与压力管理的研究[D]. 安徽工程大学 20xx
[15] 石亚军，施正文.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部门利益”问题[J]. 中国行政管理. 20xx（05）
[16] 杨叶红，方新普. 中国、美国、德国财政制度模式与体育体制的比较[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xx（03）
[17] 廖文剑. 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选择的经验与启示[J]. 中国行政管理. 20xx（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