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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为什么有水就有鱼？这里为什么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建有鱼塘？这里为什么四季无蚊子？这里的人们为什么把田鱼当家禽？这里为什么耕牛勿用绳……许许多多的谜，为小山村平添了神秘的色彩。近年来，龙现村精心设计推出了一批特色旅游项目，如舞鱼灯、插秧、喂鱼、包饺子、磨豆腐、犁田耘田、捕鱼比赛等。这些旅游项目贴近生活，富有创意，参与性强，对于城里人来说既新鲜又有趣，既可动手又可动口，使他们深深感受到劳动带来的乐趣，是无尽的享受。中国田鱼村（龙现村）位于青田县城东南部方山乡境内，距中国石雕城——山口约7公里，背靠奇云山与瑞安市芳庄乡、瓯海泽雅乡交界，是青田侨乡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该地曾有真龙出现，示有吉兆，故名“龙现”。1999年被农业部授予“中国田鱼村”称号， 2005该村的稻田养鱼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6月1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和专家从杭州长途驱车赶赴青田，参加首批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之一——“稻鱼共生”系统项目挂牌仪式。青田龙现村，这个偏僻的浙南小山村，因其独特而和谐的农耕文化，引起世界的关注—— 6月11日晚，在浙南小城青田县的一个小广场上，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重要农业遗产系统中心的莫纳(Mona)博士，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一场民间艺术表演——一群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孩子举着色彩鲜艳、造型精美的青田鱼灯穿梭、跳跃。鱼灯舞姿态简朴、优美，富于浓郁的地方特色。莫纳先生边看边兴奋地拍着手。他也许不知道，正是青田1200多年悠久的田鱼养殖历史，才孕育出了灿烂的田鱼文化。当晚晚会的主角自然不是莫纳先生，但他却担负着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由他代表联合国粮农组织向青田县政府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稻鱼共生系统”牌匾。该项目的发起者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联合国全球环球基金。作为全球首批、亚洲唯一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青田龙现村的“稻田养鱼”让不少专程赶往这个偏僻小山村的专家们心怀不解。就是在青田本地，不少人在喜悦的同时，也认为这“天降之喜”来得有点突然。其实，青田稻田养鱼已有1200多年历史。最早起源于农民利用溪水灌溉，溪水中的鱼在稻田中自然生长，经过长期驯化，形成了天然的稻鱼共生系统。清光绪《青田县志》曾记载“青田田鱼”：“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在稻田及圩池中养之”。改革开放以来，青田实施“千斤粮百斤鱼”的稻田养鱼实验，生态和社会效益明显。2000年，相关课题被农业部列为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并被省政府授予“田鲤之乡”。1999年，龙现村被国家海洋局授予“中国田鱼村”。田面种稻，水体养鱼，鱼粪肥田，鱼稻共生，鱼粮共存—— 今年端午节，对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村民杨民康和他的老婆吴丽贞来说，有点忙乱。匆匆吃过早饭后，吴丽贞就来到村口，和看热闹的村民们一起等待一批客人，其中有联合国官员、北京的专家等。龙现村的“稻田养鱼”被评上“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几天前，村里专门赶工在村口建了一座寓意“稻鱼和谐共生”的石碑，与村口费孝通先生于1999年题写的“中国田鱼村”交相辉映。作为当地的“华侨村”，尽管龙现村765人中，有650多人侨居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以这样的方式名扬世界，却让不少村民感到惊奇，更不知道意味着什么。而吴丽贞却不一样，作为全村最大的田鱼养殖大户，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几天前在杭州召开的一个学术会上，吴丽贞却在会上把“稻田养鱼”的前前后后讲了一遍。虽然不习惯这样的大场面，但吴丽贞明白一点——世世代代养的田鱼，这下让龙现村出大名了。与老婆不同，杨民康对“全球遗产”和“联合国”这些词显得陌生。作为一个老实的农民，他最熟悉的还是自己种的10多亩稻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谈起田鱼来，他却像变了个人：“放鱼一般在2月底，要等田里水温在10℃以上，用生石灰对水田消毒，然后放入用盐水洗过的鱼苗。要清晨或傍晚时放鱼苗，中午水温太高。”放鱼之前，杨民康先将田埂堆高，一般高出稻田50-60厘米。再安上妻子用竹篾、枝条编成的拦鱼栅，以防鱼苗游失。每天还要用小麦、米糠等农家饲料投喂。杨民康最怕下大雨，稻田排水要及时，防止水淹田埂。而闲时，杨民康还到山上捡些樟树枝、松树枝，把它们浸泡在稻田里，用来防治鱼体上生寄生虫。每到9月水稻收割前后，当年放养的鱼即可长成约250克重的成鱼了。走在水泥砌成的田埂上，不时看到鱼在水田中搅动。老杨说这是鱼在找东西吃，不停翻动泥土，就像牛在耕地，促进水稻对肥料的吸收，可以不用人工耘田。田面种稻，水体养鱼，鱼粪肥田，鱼稻共生，鱼粮共存。青田县农业局的有关人士的解释更“科学”：通常稻田里有许多杂草会和水稻争肥料、争水分、争空间，每年最少要耘田除草两次。放了田鱼后，杂草都给田鱼吃掉了，现在一年到头都不用除草。稻谷还可以为田鱼遮阴和提供食物，田鱼又能吃掉水稻无效的分蘖以及稻飞虱等有害昆虫，增加田间通风，能明显减少病虫害。正因为稻田养鱼可以少买化肥农药，不用耘田除草，节省劳力，减少开支，一亩田可以节约劳动工资、肥料、农药等成本300多元。稻田养鱼对杨民康和乡亲们来说，最大的好处被专家们归纳为“四增”和“四节”。“四增”是增粮、增鱼、增水、增收。“四节”是节地、节肥、节工、节成本。说到收入，老杨扳起指头算了一笔账：一亩稻田产稻谷580公斤，田鱼63公斤，每亩总收入在3000元左右。去年他家10亩稻田产稻谷5800多公斤、鲜鱼630公斤，收入3万多元。田鱼还可以加工成田鱼干，两公斤活鱼可以烤公斤田鱼干。老杨和老婆现在几乎天天都烘烤，每个月都能卖，公斤鱼干可以卖到70多元!自家产的鲜鱼不够用，还要到其他村去收购。去年他家烤了1000多公斤田鱼干，赚了4万多元呢。 龙现村有龙潭十八溪，溪流弯弯曲曲地把整个村子揽入怀中。全村面积达100平方米的水潭有两个，30平方米以上的则有十几个。潭边古松相称，石桥横跨，放眼望去，保存完整的300多年的古屋与葱绿的青山形成诗意的图景。龙现村有700多年稻田养鱼历史，村前屋后，田间地头，凡有水经之处，不论稻田、水渠，还是水沟、水池，都随处可见浮游的彩鱼。“有塘皆有鱼，有水则有鱼苗”。因此，村里有一种风俗，村民嫁女，田鱼(鱼种)当嫁妆。“群山环抱龙谷地，绿水围绕村口亭”。来自联合国大学的梁洛辉先生第一次到龙现村，“感觉很震撼”。在他眼中，“稻鱼共生”这个直今保存完整的耕作方式，本身就是“巧夺天工”，而它与龙现村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和谐融合，更让他着迷。“选择龙现村是正确的”。同样被倾倒的还有莫纳博士。虽然之前已看过龙现村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相关材料，但到龙现村实地走一趟后，让他感到更踏实了。莫纳博士认为，龙现村作为一种范例，从更高层次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这，与联合国保护全球重要遗产的初衷不谋而合。负责该项目的联合国另一位官员戴维(David)不停地拍照。讲到龙现村，他用了更形象的语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生物文化多样性在消失，之所以要保护它们，不仅因为它们是美丽的，更是可持续的，如同我们每个人的养老金。它在给农民带来切实的利益的同时，更带来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归属感和环境利益。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也是农业大国。此次“稻鱼共生系统”代表亚洲跻身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令中国农业专家更多一份感慨。“我们不要身在宝山不识宝”，农业部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李立秋认为，这一方面是对传统耕作模式的肯定，也是对这种耕作方式意义的再发现。它有助于我们推动相同模式的发扬光大，毕竟“稻田养鱼”这一耕作方式在我国的华东、西南等地区都有广泛应用。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保证粮食安全、注重农民增收的前提下，要更加注重农村生态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成功多”。南京农业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的王思明教授认为，中国文化讲究“天地人稼”的和谐观念，“稻鱼共生，和为一体”不仅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文化遗产极富特色的代表，其独特价值值得关注。穿行在龙现村的田埂上，面对绿油油的稻苗和游弋其中的五色鲤鱼，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感慨很深。他认为，“稻田养鱼”是生物多样性、生产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体现，是乡村社会与特定自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宜的完美体现，具有提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范例作用。他更强调，保护这一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保护农业文化延续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申遗”是时下中国各地最关注的话题。虽然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但联合国大学的梁洛辉先生认为，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一种农民参与其中的“动态保护”。对利益的考虑不能局限于经济效益，更有生态和文化价值。这样农民的利益才能与遗产“共生”。据悉，为使“稻田养鱼”这一独特的传统农业技术得到更好保护和继承，中国科学院正筹备农业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稻田养鱼”将被列为首批研究项目给予支持。青田“稻鱼共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农业文化积淀，它属于青田，更属于世界。身为东道主的青田县委书记卢春中在兴奋的同时，更多地在思考另一问题，如何小心翼翼地呵护这一祖先留下的“宝贝”。他在授牌仪式上透露，青田将制定详细的保护规划，成立专门的农业遗产保护委员会，落实相应经费，并动员相关专业组织和农民的力量，让它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杨民康一家最关注的是，田鱼以后能不能卖好价钱，也许他们还听不懂专家们的理论，但在更深层次上，他们是相通的。
2014年学校官网显示，学校共有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4个校级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校级：提琴制作研究中心、现代电子音乐中心、音乐治疗中心、嗓音研究中心 1987年至2012年，学院共取得科研成果奖87项，其中省部级以上61项。2013年，学院有国家级项目立项4项。 2013年国家级项目立项一览表 序号 项目批准号 负责人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课题经费(万) 1 12FYS008 王新华 16、17世家西方音乐音高组织体系之演变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5 2 12QKA100 温永红 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 40 3 13FYS006 项筱刚 李凌音乐评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8 4 13AD003 王次炤 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0 中央音乐学院2011-2011年科研成果（论文）一览表 作者名称成果形式出版日期出版/发行单位杨民康德昂族情歌“阿坡翁”当代发展变异状况的考察与研究论文40575《民族艺术研究》李昕Some questions on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Qiuci” music论文2011-1-22Indiranagar Sangeetha Sabha(Regd Trust)India李昕My Understanding of African Pianism论文2011-12-8MRI Press，USA李昕A Brief review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Jazz –styled music in Shanghai论文2011-12-1MRI Press, USA杨民康云南布朗族风俗歌[索]的变异过程及其异文化解读论文2011-1-15《中国音乐学》吕钰秀移动的脚步移动的岁月―马兰农耕歌谣风论文2011-1-15台东杵音文化艺术团杨民康论音乐民族志书写的范式、结构及教学应用论文2011-1-8《音乐艺术》宋瑾后现代主义“小型叙事”与音乐人类学的田野作业论文2011-1-8《音乐艺术》娜木拉如何改进握弓姿势论文2011-1-5《小演奏家》宋学军短暂而辉煌的一部团史——记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论文2010-12-30《中央音乐学院学报》李昕African Music Study in China论文2010-12-15Composition in Africa and the Diaspora, Volume 2肖学俊《对“汗都春”现象的文化解释》论文2011-5-15《音乐研究》宋瑾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论文2011-5-15《音乐与表演》娜木拉掌握大提琴把位的规律论文2011-5-13《小演奏家》陈荃有《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系列活动述评论文2011-4-1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和云峰《关于艺术管理专业教学的若干思考（2）——从中央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四份教学计划看其教学模式与理念的更新》论文2011-3-25《中国音乐》袁静芳南北曲在明代佛教音乐中的传承与发展——兼析明钦定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论文2011-3-15《2010年两岸戏曲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曾永义主编王次炤《音乐与文学》论文2011-3-13《人民政协报》娜木拉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论文2011-3-3小演奏家李晓冬《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西方音乐进程》论文2011-3-1《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何宽钊浪漫主义的文化-美学阐释论文2011-3-1《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胡银岳《二战后日本现代音乐发展研究》论文2011-3-1上海音乐学院杨民康少数民族学生的朋友和知心人——我所知道的田联韬老师论文2011-2-26《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刘悦《论李斯特清唱剧创作中的人文主义宗教思想内涵》论文2011-2-26《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宋瑾新历史主义音乐美学思想论文2011-2-15《交响》姚恒璐《我们这个时代的作曲家》论文2011-2-15《福建艺术》娜木拉如何做到与合作者默契配合论文2011-2-15小演奏家王次炤发人深省 以史为鉴——为《毛宇宽音乐文集》作序论文2011-2-12《人民音乐》王华对高等学校固定资产会计核算和实物管理存在问题的探讨论文2011-2-8《中国经贸》宋瑾斯蒂芬·戴维斯的音乐美学思想论文2011-7-15《中国音乐学》杨民康德宏傣族佛教寺院的信众吟诵艺术及其文化变迁论文2011-7-1《民族艺术》杨民康论原生态民歌舞台展演的意义和作用——兼谈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几种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论文2011-7-1《音乐探索》肖学俊《汗都春平调音乐的传入及发展——锡伯族“汗都春”的历史与现状系列论文之二》论文2011-6-20《新疆艺术学院学报》田联韬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论文2011-6-12《人民音乐》娜木拉关于拇指在按弦技巧中的重要性论文2011-6-7小演奏家杨民康论原生态民歌舞台展演的意义和作用论文2011-6-5《广播歌选》陈荃有中国音乐期刊：脚下的路该要如何走？论文2011-6-1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于润洋《乐之道——中国当代音乐美学名家访谈》论文2011-6-1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宋瑾斯克鲁顿的音乐美学思想论文2011-5-26《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张乐心关于中国贝多芬接受历史的几个问题论文2011-5-26《中央音乐学院学报》沈凡秀德理格奏鸣曲曲演奏CD2011-9-25北京东方影音公司娜木拉晨兴音乐桥论文2011-9-22《小演奏家》杨民康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论文2011-9-15《音乐研究》宋瑾感性学：去蔽与返魅论文2011-9-15《天籁》赵寒阳二胡学习中的几点经验论文2011-9-12《人民音乐》和云峰《再论“原生态”音乐》论文2011-9-1《音乐探索》盛原巴赫音乐与中国文化在澳门交汇论文2011-9-1澳门利马窦学社贾国平现代音乐在中国论文2011-9-1《人民日报》肖学俊《“汗都春”与锡伯族的多重文化认同》论文2011-8-26《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袁静芳历史古老的北京智化寺音乐论文2011-8-15《东洋音乐研究》宋瑾言说音乐的三种术语及隐喻论文2011-8-15《交响》李淑琴中西音乐深度融合下的传奇歌剧——写在歌剧《白蛇传》荣获普利策奖之时论文2011-8-12《人民音乐》何宽钊歌剧“白蛇传”的美学思考论文2011-8-1《人民音乐》杨民康清代北京藏传佛教的道歌演唱与艺僧制度——兼论三世章嘉活佛对传承传播蒙藏佛教乐舞的贡献论文2011-7-25《黄钟》钱茸地域性声乐品种音乐分析新议论文2011-7-15《中国音乐学》杨民康论佛教丛林制度与佛教音乐风格区的相互关系论文2011-7-15《艺术百家》叶小钢《林泉——叶小纲音乐典藏》CD2011-7-15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刘悦《李斯特清唱剧创作的历史贡献》论文2011-7-15《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和云峰《知其难为而为之——关于当代“跨国族群”音乐文化研究难点透析》论文2011-11-15《音乐研究》李萌古筝盛世华章名家协奏曲音乐会《八面风》DVD2011-11-15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付涛涛融会贯通 独树一帜--杨儒怀教授对曲式与作品分析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创新论文2011-11-12《人民音乐》褚历《十番锣鼓的数列结构》论文2011-11-1《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于润洋《谈谈音乐学视域下的和声对位教学问题》论文2011-11-1《人民音乐》于润洋《席曼诺夫斯基的艺术人生》论文2011-11-1《艺术评论》周耀群《2009年西方音乐史研究综述》（中国音乐年鉴条目）论文2011-11-1文化艺术出版社曹晓青中国手风琴新作品专辑CD2011-11-1中国唱片总公司戴嘉枋论“文革”后期对传统音乐的秘密“抢救”论文2011-10-25《黄钟》李起敏罗贯中的理想国探求－走出国家政权更迭的轮回论文2011-10-22《东平湖》杨民康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新变异论文2011-10-15《世界宗教文化》周海宏感性的智慧与内心的真情——借为秦文琛作品评论集作序而作的自我表白论文2011-10-12《人民音乐》何宽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声及德彪西印象主义和声的哲学-美学阐释论文2011-10-1《音乐研究》李起敏借得铁干银钩笔来传雪域春消息论文2011-10-1台湾《美丽宝岛》月刊社潘澜略论席曼诺夫斯基晚期创作中的民族性论文2011-10-1《艺术评论》和云峰《辛勤耕耘一甲子 桃李芬芳忆往昔——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调查、研究、教学60年》论文2011-12-25《中国音乐》和云峰《藏传佛教及其音乐在摩梭人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论文2011-9-25《云南艺术学院学报》和云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理论及案例分析课的设置理念与若干思考》论文2011-9-25《云南艺术学院学报》杨民康从聂耳日记看其音乐创作的乡土因缘和传统回归论文2011-9-25《云南艺术学院学报》李萌古筝《盛世华章》--《铜鼓舞》CD2011-12-15天天艺术出版夏苒记第四届中国ConTempo&瑞士Cultruescapes新室内乐作曲比赛暨Contempo Primo现代室内乐团培训计划论文2011-12-15《2010中国新音乐年鉴》 馆藏资源截至2011年8月19日，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面积4780平方米，馆藏图书乐谱、音像资料、音乐期刊等各种载体形态的资料逾47万件（册），包括古琴、琵琶文字谱、寺庙音乐工尺谱、传统民族乐器演奏谱等珍贵资料，以及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外国作品。另外还有不同语种的专业理论及工具书万余册，音乐期刊1万余册，音像资料万余件，是中国最大的专业音乐图书馆。同时，数字图书馆还拥有《馆藏音乐书籍全文库》、《馆藏音乐乐谱全文库》、《音乐核心期刊全文库》、《馆藏音像资料点播库》等数据库。电子资源覆盖书籍、乐谱、期刊、音视频，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专业音乐电子资源库。图书馆还收藏有中国现代作曲家的资料及手稿，以及许多珍贵的文字和音响资料。1997年，该馆加入了国际音乐图书馆协会(IAML)，成为国内的第一个会员馆。 学术期刊学术性季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是全国艺术类中文社科核心期刊中唯一拥有教育部名栏的期刊，2010年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
水变油事件全称叫作水基燃料，水和柴油以3：1混合，制造出同体积的水基燃料，被某些教授以简单的字面理解，煽动对哈工大的反感，机器人不多说，哈工大全程自主创造。而贿赂门是你自己编的吧，贿赂就不至于在武书连那儿拍那么低了，c9是国家定位的，并不是以谁的印象排出来的，谢谢
。。。楼主这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啊。。。。这么低调的哈工大啥时候夸大宣传了，学术造假。。。根本就没有的事嘛。。。。
1992年月11月22日，一家私营企业——洪成新能源澎化剂有限公司在哈尔滨成立，它的成立与水变油这桩尚未证明的“科学发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它的始作俑者是王洪成。按他的话说，他是经历了7次的实验，直到1983年11月7日才研究成功的。他的理论是配制出一种母液，然后按1：100000的比例兑上普通的水便变成了“水基燃料”， 这种燃料完全可以替代汽油用于汽车的燃烧，而且其燃烧值比汽油还高，成本仅为汽油的千分之一，还没有任何污染。他用类似方法配制的柴油、重油膨化燃料，使用亦优于传统的柴油和重油。
王洪成声称，这种母液的生产很简单，且成本低廉，只用一台简易的机器每20分钟就能生产出1吨，而这1吨就能配制水基燃料10吨。王某的实验已达数百次，现场参观乃至操作过试验的领导不下十余人。一位研究人员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能够自己重视起来，王某的产品一年就可以覆盖全世界，晚一天开发王某的发明成果，人类就多一天犯罪。”
王洪成的“发明”刺激了某些人急于暴富的神经，迎合了某些领导迫切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心志。期间，一些著名科学家卷入其中，因此欺性很大。正如何祚庥院士所尖锐指出的：水变油丑闻的高潮是由科学家掀起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曾联名10位教授上书最高权力层，保证水变油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中央领导没有理睬。去年（95年）5月全国科学大会时他们又跑到会场散发鼓吹水变油的材料，10位教授还在上面签了名。结果宋健把他们撵走。王洪成案发后，14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将事件追查到底，但有关部委的回答是，王洪成是个，但水变油实验还是成立的。那些科学们大部分仍坚持水变油是真的。
在某些科学家推波助澜之下，一些领导对他的“发明”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给予了全力支持。一时间王洪成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此事前后折腾了10多年。后来越搞越大，成立了洪成燃料公司，高峰时全国有三百多乡镇、国营企业投资，总投资额估计超出三个亿。王洪成也一跃成了“大腕”，有关部门向他要配方，他竟提出要给他个副总理干他才肯交出。后来有关部委还是妥协了，给了他一个什么基地副司令。几家重要的部委都为他大开绿灯。1993年1月28日，《经济日报》两名记者发了一篇半版的文章，题目是《水真能变成油吗？》，称此是继传统四大发明以来的中国第五大发明，许多小报更是大加介绍，水变油一下子被炒成热点新闻。
其实，这是一起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在美国被揭穿的伪科学，当时福特汽车公司搞过，后来败露了。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苦于能源不足也开发过这个项目，后来真相大白，山本五十六大怒，杀掉了愚弄帝国海军的。
就王洪成的“发明”方面的科学研究暂且不谈，但他已经犯了几个基本科学常识性的错误。
首先，水和油分子式的不相通性否定了二者之间的转化；其次，王洪成关于石油形成的“独到”理论无任何科学数据及原理加以验证。
然而闹剧却在继续升温，抱着侥幸心理的某些人总希望王洪成能侥幸出现“科学奇迹”。
在这样的背景下，何祚庥感到事态过于荒唐，便写了篇质疑文章，但各大报纸称奉某权力部门通知，对此问题不展开讨论。1994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科普工作几点意见出台，其中提要反对伪科学。在一次研讨会上，科委主任宋健听说何祚庥的文章还未登出，就让何以宋健的名义打电话到科委属下的《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但仍不顺利。最后宋健亲自批条说，争鸣总还是可以的吧？一篇文章就这样拖了两年才得以发表。
此后，科学界怀疑的声音越来越大，揭露文章相继发表。王洪成的行径引起了人们更多的疑惑，狐狸尾巴渐渐露出来了。
95年，何祚庥联合14名科学界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案，要求对“水变油”立案调查。《中国石油报》的一位记者顶着很大的阻力进行调查，基本搞清这一假发明已导致了国家财产4个亿的直接损失。
严重的事态终于引起最高层的重视，决心彻查此案。闹剧的王洪成被绳之以法告终。但它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使科学界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它留给人们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此事哈工大至少损失了两名院士，本来可以评院士的，因为当时许多院士在校长杨士勤、党委书记吴林推动下联名签字证实水变油的科学性，只有马祖光院士拒绝签字，事后也证明老先生的决定是对的，这件事对哈工大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所以，作为工科学生，我们一定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坚持真理，很多事时候在利益的驱动下回蒙蔽我们的双眼，此举当时一度给社会带来一种不需要上大学设置连中学都不用上就可以搞科学的错误价值观，我们要尊重科学，重视知识。
哈工大被它们钉在柱子上了。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我们研究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指导原则。同世界上的其他客观事物一样,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事项都有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种民族文化事项产生之后到底能够存在多长时间, 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民族文化事项传承者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保护活动, 如果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 不符合民族文化传承者自身的愿望, 就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关键词] 民族文化; 发展规律; 保护; 问题[作者简介] 谢国先(1963～ ) , 男,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昆明 650031早在2000 年, 云南省就开始在全国首先实施地方性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在国际国内保护文化遗产的热闹气氛中, 我国有关部门公布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主要是民族民间文化。要保护的既然是民族民间文化, 那么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的各族群众(当然包括各族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如故事讲述家、歌手、工匠、宗教人物等) 就应该在文化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文化部的有关文件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原则是: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长远规划、分步实施, 点面结合、讲求实效。” （注1）从事文化工作的一位官员兼学者认为, 民间文化保护的主体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是学者、官员、教员、普通国民、传媒工作者、法官、文艺工作者、实业家构成的联合体。”（注2） 在这些规定和理解中, 民族民间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的作用似乎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幸好有学者明确指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 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 而政府与学术界至多只能说是个宏观的指导者。”（注3） 本文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 从民族文化发展规律出发, 谈民族文化保护方面存在的一些认识论问题。一、文化与民族文化文化有多种定义, 常见的有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两种说法。狭义文化主要是指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的知识和教养。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会听到乡下的老农说: “我没有文化。”广义文化是一定群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自然环境(地形、气候、土壤、交通、水源、植物群落、动物群落等) 与社会环境(人口规模、技术水平、群体历史、对外联系等) 中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一旦产生,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客观事物。在进行文化研究时, 人们一般采用广义文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 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 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民族文化的任何一个项目同样也要经历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要研究民族文化, 就必须尊重这个客观规律。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互相认同的社会成员所构成的人口群体。语言、宗教、历史、经济、心理等都可能成为社会成员互相认同的标志。民族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别的民族的生活方式有联系又有区别。有联系, 所以不同民族之间能够沟通; 有区别, 所以不同民族会形成自己的认同感与身份感。民族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是人们对一定时期一定群体的生活进行总体认识和总体概括的结果。这个抽象概念的含义总是需要由具体的文化事项体现出来。文化事项本身是纷繁复杂的, 但在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中总有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显得比较突出, 既让群体内部成员自认为可以用来代表自己群体的形象, 也给外来的观察者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或可借用作家与学者的代表作概念, 把一个民族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文化事项称为这个民族的标志性文化。（注4）然而, 不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方性群体的标志性文化究竟是什么, 有一点是确定不疑的: 这种或这些标志性文化不是孤立地存在的, 而是这个民族或地方性群体整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全世界不同群体的文化既有不同的具体表现, 又有共同的总体特征。对全世界不同群体的文化的具体表现的认识, 是我们认识文化的初步工作。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产生出来的以生活描述为主要任务的文化志和民族志, 是我们认识文化现象的素材。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文化的总体特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即: 文化是由一定群体的社会成员共享的; 文化是后天学得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 文化是用象征符号传达出来的; 文化是整合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注5）二、民族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类认识这种规律的可能性。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特别说明了文化的性质和特征, 因此我们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能够在一个合乎理性的基础上进行。民族文化的保护同样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 而不可以用人定胜天的信念取代科学发展的逻辑。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任何一个文化项目从它产生时起, 就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表明, 在我国很有影响的传统节日, 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其现存状态与初始状态相比已经增添了很多内容。（注6）著名的孟姜女故事在先秦时期只有数十字的记载, 到南宋时已经演变为万千言的传奇, 再到近现代时期形成了传说、故事、歌谣、戏曲、祭祀等在同一文化项目之下多种体裁和形式汇聚成的庞大的孟姜女民俗事项群。（注7）变化既是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 也是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有创新,也有淘汰。作为表现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的民族语言, 同样也不能超越这个规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曾说: “也许大家并不都知道, 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注8）我们在对民族语言的消亡深感惋惜的同时, 也要理性地分析民族语言消亡这一现象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也知道, 对于许多少数民族来说, 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 是他们世世代代的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民族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内部交际的媒介, 而且还是同一民族的人们互相认同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思维工具, 语言中已经积淀了一个民族长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语言和文化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中, 他们的文化主要依靠口头语言来保存和传播, 因而口头语言既是民族文化的仓库, 也是民族文化的桥梁。民族语言的丧失就会造成文化空虚, 而别的文化就会乘虚而入。同时, 民族语言的功能不是可以简单地用交际手段来概括的。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表明, 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 语言同化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必然补充, 甚至可以说, 语言同化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深入人心、大获全胜的象征。印加帝国在它所统治的众多部落和民族中推广克丘亚语。西班牙征服这个地区之后, 宗主国的语言成了官方语言, 而克丘亚语在安第斯山地区印第安各民族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又被当做了印第安人团结奋斗的象征。欧洲人征服北美印第安人之后, 也在当地各印第安民族中强行推广欧洲的语言。在欧洲本土的历史上, 有都德的《最后一课》。20 世纪前半期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的时候, 也在当地中国人中强行推广日语。民族语言的作用如此重要, 但是,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民族语言的功能在逐渐降低。以我国的情况而言, 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地把汉语当做族际交流的共同语, 国家的有关政策也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以云南为例, 少数民族已经普遍接受汉语和汉文教育。云南省在2000 年底已经“全面普及了六年义务教育, 71. 6 %的人口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105 个县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注9）云南少数民族的人口越来越多地走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 参与到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各民族的共同生活中, 因此, 学习并掌握汉语、汉文既是他们的主观愿望, 也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学校教育也以汉语汉文的普遍使用和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为重要目标。少数民族人口为了经济生活的富足, 就必须学习汉语汉文甚至外语外文。汉语作为共同语, 是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谋求生存的基本条件。尽管民族语言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最佳媒介, 是民族特点的重要标志, 但是即使是在大学从事民族语言教学的少数民族教授们也不能迫使他们在城里出生、城里长大的后代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 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有学者认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分为两种: 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静态保护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把仍然存留而面临消亡危险的民族文化事项记录下来, 动态保护是让文化事项继续存活。在我们看来,静态保护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行的, 但普遍来说, 如果客观事物的发展已经使得某种文化事项的保护显得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如果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没有感受到保护某种文化事项的必要性, 那么动态保护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高估文化官员和文化专家的游说能力, 既因为大众自有其价值判断原则, 更因为事物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三、文化保护与文化整合性的关系文化整合是指文化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发挥功能。整合性是文化的特性之一。新几内亚西部中央高原的卡保库人是山地农业民族, 其主要经济活动是种庄稼、养猪。（注10）卡保库人文化以财富为中心, 一个人的威望和地位不是通过继承、勇敢或宗教知识来取得, 而是通过财富积累来取得的。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是养猪。因为农业为养猪提供饲料, 所以它不仅创造了财富, 也创造了追求社会地位的基础。在卡保库人中, 养猪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饲料多, 才可能多养猪。猪饲料是甜薯。种植甜薯的主要劳动由妇女来完成。而且, 养猪也是妇女的工作。于是, 对于一个卡保库男子来说, 为了提高社会地位, 就必须多养猪; 为了多养猪, 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娶妻子。但娶妻要用猪充当聘金, 猪多又成为妻多的前提。卡保库人的一夫多妻不仅为社会所允许, 而且为社会所赞赏。卡保库人文化中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还有更复杂的表现。实行多妻制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成年男女性比例的失调(女多男少) , 但是就出生率而言, 男女性别比例大致相当。在卡保库人中, 战争改变了成年男女性别比例, 从而为一夫多妻制创造了条件。另外, 卡保库人结婚后妻从夫居, 且以男性计算世系。这也有利于多妻制的实行。因此, 养猪、多妻、战争、从夫居、父系继嗣、男女劳动分工等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文化要素构成了卡保库人文化的整体, 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改变都必然导致其他方面发生变化。而要人为地保护卡保库人文化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就必须对其整个文化进行全面的保护。但我们知道, 这是做不到的。在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清单上, 口头文学是一个重要项目。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 口头文学的发达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产生的。第一, 学校教育缺乏或不完善。具备一定理解能力的儿童因为不必或不能进学校读书, 老人往往就成了他们的陪伴者和监护人。为了把他们吸引在身边, 老人就得带着他们游戏, 给他们念儿歌、讲故事。童话之所以叫童话, 正是因为愿意听故事的儿童们和能够讲故事的老人们的存在。第二, 娱乐方式相对较少。今天的儿童在电视节目的哺育下长大, 电视中色彩、声音、画面的交互作用比成年人的口头叙述更迷人。虽然传统民间故事也被改编为电视节目, 但与口述的民间文学相比,数量已经大为减少。而且, 除了看电视之外, 儿童和少年还有电子游戏、网上聊天等等, 更不用说学校和家长强加给他们的学习任务了。与传统社会的情况相比, 成人的娱乐方式同样也增多了。现在讲故事、唱民歌之类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仅仅在偏僻的乡村才比较常见。城市社区或大学校园中的故事讲述以及文化部门为了其他目的而举办的民歌表演之类, 与传统社会中口头文学存在的状态相比, 只算是偶尔的点缀。第三, 闲暇时间相对较多。在交通不发达、物资交流受到较大限制的乡村社会, 人们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之外, 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很多。在比较贫穷的人们中间, 口头文学是最方便的娱乐工具, 是不必花费经济代价的消磨时光的好方法。夏衍笔下那些工业社会的包身工之类劳动者恐怕就没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享受口头文学。第四, 宗教信仰普遍存在。在各民族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口头文学作品与神圣世界和神圣教训有关,如神话、史诗、圣徒和英雄的传说、因果报应的故事和歌谣等。这些作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再现或表演既是生活本身的完整性所需要的, 如丧葬仪式上的哭丧歌、送魂词, 也是对宗教信仰进行宣传和普及的过程。正是上述多方面的条件培育成口头文学生存和繁盛的土壤。而随着这些条件的丧失, 口头文学的传统也就不可能保持了。四、民族文化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人们提出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之类的口号, 出于多种动机,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第一, 高喊这类口号的人似乎更重视事物相对静止的一面, 忽略事物绝对运动的一面。运动就是变化。包括文化事项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的统一体, 运动是事物生命的存在形式。第二, 倡导文化保护的人有时把文化形式的存在视为文化本质的直接存在, 认为保护了某种文化的形式和躯壳就是保护了文化本质, 这在保护民族节日的活动中表现得比较突出。节日展示群体传统文化、增强群体凝聚力、调节生活节奏、刺激消费等价值都需要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才能实现。而社会成员之所以愿意参与节日活动, 是因为参与本身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好处。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重视天象、气象和物象, 节气是人们安排农事活动的依据, 而且因为没有礼拜天的说法, 所以节日就成为人们盼望的休息日。参与节日活动不是政府对大众的要求, 而是大众自己的愿望。在已经颁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 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以及二十四节气等文化事项, 都是在尚未找到合适的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情况下暂以政府的名义申报的。”（注11）如果没有具体实在的节日活动, 如果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而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的讲话和礼仪小姐的招徕) , 那么尽管有节日的名称, 却不具备节日的本质, 这是算不得节日的。第三, 我们还要指出倡导保护民族文化的人们的怀旧意识。怀旧意识跟人的生理年龄有关, 但主要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对未来持怀疑态度的人们看重既得成就的价值, 担心未来的人类不能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希望把人类创造出来的产品都留下来, 传之永久。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承认有继承才有创新, 但我们更相信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规律使然。如果谁不承认互相联系而非与世隔绝不可, 继续生活在祖先教他们用篱笆、茅草搭成的窝棚里, 那么我们跟他就很难理性地讨论文化保护问题了。第四, 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民族文化保护主义者的救世主心理。这些人以为各民族的大众没有眼光,缺乏判断力, 需要别人去告诉他们该怎样生活。但不可忘记, 无产阶级早就在《国际歌》里唱道: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民族文化保护的提法如果成立, 就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先回答: 究竟应该保护什么? 谁来决定应该保护什么? 谁来实施保护活动?首先, 究竟应该保护什么。一个民族的文化涉及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积累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事项。以佤族为例, 对坡地的粗放耕种, 春种秋收之前的献祭献牲, 简易草顶小屋形成的散乱村落, 以及木鼓舞、小米酒、鸡肉烂饭等, 都是传统的文化事项。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 这些事项都在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曾经流行的猎头祭祀习俗被视为陋俗且违背国家法律, 在20世纪50 年代末期彻底革除。与猎头习俗相关的其他习俗, 如供奉神林、人头桩等, 也相应地消失了。粗放耕种是适应人少地多的热带环境的生产方式, 在人口增长加快的情况下已不可能长期保持。布局散乱的草屋村落不利于交通、水电、学校、医疗点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利用。所以, 应该保护什么, 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用民族服装来说明这个问题。民族服装是具有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 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事项。民族服装如果要继续存在, 要被本民族社会成员甚至其他民族的人穿在身上, 同样在于它满足人们的需要: 认同的需要, 实用的需要, 审美的需要以及民族服装生产者在经济学上的效益最大化追求等。“据调查,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2000 年内销售民族服装仅为50 套, 西双版纳哈尼族支系亻爱尼人认为民族服装‘制作耗时费工(经过纺棉、车线、织布、制作、刺绣等) , 不易洗涤,洗后容易缩水, 生产劳动时穿着不方便, 还不利于个人卫生。’以西盟县中课乡窝笼村为例, 全村佤族占总人口的89 % , 却找不到一套完整的佤族服装。”（注12） 无论什么民族的什么服装, 如果本民族成员不愿意穿着, 而且本身又缺乏生产的经济价值, 保护之说如何成立? 如果一定要保护, 为谁保护?其次, 谁来决定应该保护什么。文化的载体是人, 是具体的人口群体。民族文化的载体是各个民族的社会成员。民族文化保护这个口号如果成立, 那么保护的过程和结果应该受到这个民族的欢迎, 保护的决定权也应该由他们来行使。但实际情形往往是, 政府官员、非政府官员、掌握书本知识的本族或异族学者是当代社会中控制行政权力、经济权力以及宣传工具的人, 他们一般并不生活(更不用说永久生活) 在这个群体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中, 因此, 这些“外来者”所提出来的文化保护的项目与这个民族的意愿是否符合也是一个未知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由政府出面禁止很多民族的多项民俗活动, 现在的文化官员和文化专家对当时的禁令似乎深恶痛绝, 但谁又能够预见100 年或者200 年之后的文化官员和文化专家会如何评价21 世纪初的文化保护运动呢? 我们或许应该知道, 近些年庙会、年节、乐舞之类传统文化的复兴, 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人们生活的需要而非官员和学者的倡导。以民族服装而言, 各民族的社会成员与文化官员、文化专家相比较, 谁更有权利来决定是否应该保护它呢?再次, 谁来实施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保护的决定者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实践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 是民族文化保护这一堂皇口号之下暗藏的危险悖论。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保护是强势群体通过经济和政治等手段支配弱势群体的生活。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六个民族文化生态村。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遵循村民主导、政府领导、专家指导的原则, 正确处理了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政府、专家三者的关系, 但这种理性认识远未成为高喊保护民族文化口号的人们的共识。一个民族的普通群众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实施者, 但他们往往缺乏强大的话语权。尽管如此, 每个民族仍然可以勇敢地面对别人的指挥棒, 针对别人提出的民族文化保护的口号, 大胆宣称自己的主张: 我的文化, 我做主。然而, 果真如此, 本文的作者是否也成了一个企图行使话语强权的外来者呢? 好在我只是说出了我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事项中究竟应该保留什么、舍弃什么, 最终取决于文化发展的规律。注释：注1：转引自段宝林.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保护[A] . 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编. 中国民俗学会第六届代表大会暨“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 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 350. 未出版.注2：白庚胜. 民间文化保护诸问题[J ] . 民间文化论坛, 2004 , (4) : 81注3：苑利. 《名录》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A] . 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编. 中国民俗学会第六届代表大会暨“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 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 59. 未出版.注4：刘铁梁. 民俗文化的生活性和地方性[A] . 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编. 中国民俗学会第六届代表大会暨“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 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 561. 未出版.注5：William A. Haviland . Cultural Anthropology[M]. pp27～37. CBS College Publishing ,1987.注6：陈连山. 春节民俗的社会功能、文化意义与当前文化政策[J ] . ; 黄涛. 清明节的源流、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功能[J ] . 高丙中. 端午节的源流与意义[J ] . 萧放. 中秋节的历史流传、变化及当代意义[J ] . 以上四篇文章均见. 民间文化论坛. 2004 , (5) .注7：顾颉刚. 孟姜女故事研究[A]. 顾颉刚编.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注8：加利. 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A] . 转引自罗杨. 民族民间文化的处境和决策[J ] . 民间文化论坛, 2004 , (4) . 56.注9：云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编. 云南省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报告[ R]. 之《关于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2001 年2 月9 日在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153.注10：Leopold Pospisil The Kapauku Papuans of West New Guinea. Holt , Rinehart and Winston.注11：苑利. 《名录》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A] . 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编. 中国民俗学会第六届代表大会暨“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 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 60. 未出版.注12：谢沫华、木基元. 论西部大开发中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J ] . 民族艺术研究.2003 , (6) : 331原文出处：《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在其它网站转载，敬请注明出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蛊的传说由来已久。在众多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中，放蛊者大都是苗人。从武侠小说到电影电视，从正史、地方志到边地游记。蛊到底是怎么回事？多数材料上讲述的放蛊事实是不可信的，其中很多内容有相互传抄的嫌疑。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巫蛊不过是某种汉人的类似鬼怪的传说，与苗人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更不可能是一种释放毒物的技术。研究苗人的巫蛊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对巫蛊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巫术想象在建构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权力关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对苗人巫蛊的研究,有助于澄清问题，避免没有证据的想象和猜测。对于苗人社会中的巫蛊信仰背后存在的妒忌、社会排斥和利益冲突的说明，有助于揭示巫蛊谣言希望构建和改变的社会权力关系。就现实需要而言，此项研究至少有如下意义：首先，此研究有助于增加人们对巫蛊谣言的认识。人类学并不是摇椅上的学术，它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是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不管其服务对象和对实际生活的影响怎样，人类学对我们增加对他乡社会现象的认识功不可没。我希望本文能增加人们对巫蛊谣言的认识。其次，此项研究有助于我们消除对于巫蛊及其类似内容误解和偏激想象，更加理智或则更加宽容地对待他人，而不是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对于我的很多被指认为有蛊苗族同胞来说这更为重要，他们遭受到太多的不公正的待遇。由于“巫蛊”问题在苗人社会里隐蔽存在，它又不能公开谈论，更说不上争辩，不幸被想象和谣言中伤的人们有苦说不出。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应当有人为他们说话。相关回顾尽管中国历史上关于巫蛊的记载众多，然而长期没有专门的研究。对蛊进行研究是在二十世纪之后才开始的，而且有西方学术的影响。巫蛊问题真正引起国内学术关注是抗战时期，由于大量汉人迁移到西南地区，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视。内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陈国钧在《苗族的放蛊》一文记述了与古籍资料相似的苗人防蛊的传说和防治之法。作者记述到许多汉人坚信苗人会放蛊，但是作者认为传言中不可思议的地方很多，所谓的“中蛊”可能是由于不卫生条件下的偶然中毒。陈国钧注意到汉人因为和苗人太隔阂又欺凌他们，因而惧怕苗人用蛊毒报复。作者没有与苗人交谈过。陈国钧开启了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此后，李植人在《社会研究》第23期的《苗族放蛊的故事》。李植人通过对放蛊故事分析认为“蛊”的可能是人们对自然疾病的解释。作者指出长期轻视苗夷的观念存在，使得汉人故意夸张形容，将蛊传为一种苗族奇闻。李植人认为所谓苗人放“蛊”只是一种迷信。二者后来都收入了文通书局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它们都指出所谓苗人放蛊是汉人社会的迷信或传闻，而中蛊可能是人们对不卫生的条件所造成的一些疾病的解释。另外，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明确地表明苗人的态度和观念。1960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刊发了李卉的《说蛊毒与巫术》一文。由于两岸分割，作者只能从历史文献的出发，以对文献资料的分析阐发了对巫蛊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一些汉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交往患上寄生虫病，又目睹西南民族的毒药制作，并耳闻那里的黑巫术之风，以致他们将这三者牵扯到一起，变成了书籍文字多有记载的巫蛊传说。李卉认为对西南少数民族使用毒药和黑巫术的恐惧，使得蛊被用以解释汉人遭受的寄生虫病。李卉认为所谓的巫蛊是对黑巫术的特定想象。黛曼（Norma Diamond ）在1988年指出由于苗人与汉人间在宗教实践、婚姻、家庭组织或者生态等方面不可调和的文化的不同造成了汉族对苗族的怪异想象。也就是说，巫蛊是汉人针对苗人的一种谣言和想象。显然，黛曼深化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1]但是，也有认为苗人的放蛊有可能存在。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报告了巫蛊传说和一个巫蛊案件，没有什么分析。当年协助二人调查的石启贵在后来编著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巫蛊辟谬”一节对凌纯声、芮逸夫作了批评。他认为由于苗人过于迷信，人们相信巫蛊谣言并对巫蛊感到恐惧。他指出，“今者社会，众口云云，该以愚多智少，寡不胜众，以故便成一人传虚，百人传是。”[2]石启贵先生注意巫蛊谣言的传播在形成巫蛊信仰中发挥的作用。张紫晨在《中国巫术》一书，高国藩在《中国巫术史》一书，邓启耀在《中国巫蛊考察》一书，袁定基在《论放蛊和防蛊治蛊习俗》一文中，都将巫蛊看成是一种巫术。其中，高国藩注意到“蛊道巫术”在历史上的传承和变化。而邓启耀实际上看到了巫蛊的想象性，即它仅仅是一种信仰——或则说是迷信，它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并形成社会内部的分隔。但是，由于他没有将巫术与巫蛊区分开来。因而不能摆脱巫术理论的影响。詹鄞鑫在《心智的误区》一书、黄世杰在《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一书中相信巫蛊是一种实在的巫术技术。但是，除了收集许多神奇的传说之外，他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巫蛊确实是一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布依族婚俗资料整理与简介[内容提要] 布依族历史悠久，名称繁多，古代称“濮”或“僚”、“都匀蛮”，以后各代有“西南蛮”、“蕃”、“仲家蛮”、“八番”、“仲苗”、“青仲”、“仲家”、“水户”、“仲蛮”等称谓，新中国成立后，统称布依族。 本文试图从研究报告、专著、期刊、学位论文、论文集等方面简单介绍近代以来我国学者们对布依族婚姻研究的状况。[关键词] 布依族; 婚姻; 专著; 期刊; 研究报告布依族早在上古就生活在今贵州地区，是云贵高原东南部的原驻民。其历史悠久，名称繁多，古代称“濮”或“僚”、“都匀蛮”；唐代史称“西南蛮”，宋元以后称“蕃”、“仲家蛮”；元、明、清称“八番”、“仲苗”、“青仲”、“仲家”、“水户”、“仲蛮”，新中国成立后，统称布依族。布依族与壮族同源，由古代的“僚”、“百越”、“百濮”等部族演变而来。近几十年的时间，国内学者对布依族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专著、期刊、学位论文的出版层出不穷，如黄义仁先生的《布依族史》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布依族宗教信仰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布依族简史》、《布依学研究》、蒋英的《布依族铜鼓文化》、吴文定的《布依族服饰与地理环境》、《论布依古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等，与此同时，婚姻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下面将简单介绍一下布依族婚姻方面的资料，回顾学者们的艰苦历程一：研究报告布依族主要聚集有贵州地区，所以对布依族的研究也就自然的以贵州为中心，贵州省对其研究出来的成果是最多的。如伍文义先生的“平塘县上莫乡布依族社会历史及婚姻丧葬”，文章中的第二部分婚姻习俗就论述了布依族婚姻[1]；“镇宁扁担山布依族婚姻调查报告”[2] 此篇从民族学、社会学角度对扁担山布依族婚姻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其性质以及它对布依族社会发展的影响，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要确立婚姻必须经历“请布社”、“卡介”、“得娟”、“艾把”、“得把”等过程，此外，还对榔梢习俗作了一些讲述；“水城特区猴场、红岩民族乡婚俗与节日礼仪调查报告”的第一点谈论婚姻[3]；雷广正的“平塘县掌布乡布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其中的第十五小点—婚姻、丧葬[4]；赵崇南的“望谟县乐康乡布依族生活习俗调查”，文章中的第四小点论述了姓氏、婚姻、家庭[5]；唐合亮的“三都县周覃镇布依族生活习俗”的第六点谈论了婚姻制度、家庭、家族[6]，给我们介绍了完成一桩婚事大致有如下过程，即提亲、吃开口饭、订婚、讨八字、送报、结婚；“惠水县羡塘乡民族婚俗与家庭状况调查”的第二点就说到婚姻制度[7]；邹晓辛的“长顺县广顺区苗族布依族习俗调查”[8]。二：专著光写婚姻的专著较少，但在其它专著中写关于布依族婚姻的资料却很多，诸如；邹绍志编著的《中华奇婚异俗》第371---382 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1年9月,其中有“追打‘鲍鼓’”和“吹木叶、送花包”等到文章，所谓追打“鲍鼓”就是指追打男方到女方接新娘的人。追打“鲍鼓”是一种极有特色的婚俗事像，在举行婚礼之前，男方要请两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去接新娘，称之为“鲍鼓”和“娅鼓”（即伴郎和伴娘）；此外还有李朝龙和李廷兰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录》中的婚俗篇， 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年8月；布依族简史编写组的《布依族简史》中的“婚姻、节日、丧葬”， 贵州人民出版社,；黄义仁,韦廉舟的《布依族民俗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王伟,李登福,陈秀英的《布依族》 民族出版社,；黄义仁的《布依族史》 贵州民族出版社,； 马之骕的《中国的婚俗》 岳麓书社,；“中国各民族不落夫家婚俗的比较研究 ”[9]；王伟、李登福、陈秀英合著的《布依族》中的“婚姻家庭” 民族出版社 1996年8月；赵叶等合著的《少数民族的风情》中的“布依族的跳月择婚”和“布依族的浪漫婚俗”，后一篇介绍了甩糠包、唱浪哨、送蔗糖、抢硬币等婚俗，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6年1月等等；三：期刊布依族婚姻的期刊资料可以说较其它方面资料更丰富一些，开国前后不久的有陈国钧的“北盘江夷人的婚俗”[10] 发表在贵州苗夷社会研究312页 ，陈赤子的“北盘江夷人（仲家）婚俗”[11] 社会研究53期；“仲家婚俗”[12] 新贵州概观388页；赤子的“夷人婚俗”[13] 新贵州概观390页；冯深的“‘不落夫家’—一种日趋没落的民族婚姻习俗”[14] 光明日报1957年4月26日3版；范宏贵的“‘谈谈坐家’和‘不落夫家’”[15] 史学月刊1959年12期；汛河的“出嫁歌（哭婚调）”[16] 山花1962年11期和“布依族的婚俗” 贵州文史从刊1981年3期；莫俊卿的“布依族‘戴假壳’习俗” 民族文学1980年9期和“扁担山布依族的‘戴假壳’风俗——论母权制和父权制的斗争”[17] 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1期；龚佩华和史继忠合写的“布依族婚俗分析”[18] 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3期；亚光的“布依人的婚礼”[19] 山花1982年5期；马启忠的“布依族婚姻习惯的调查”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3期等。此外，近几年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也数不胜数，如吴文定的“布依族婚姻礼仪”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05期；何岭的“布依族婚礼八仙乐整体性量化分析—以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布央’八仙乐为考察案例”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 2005年04期；张明仙的“文化视野中的罗平布依族当代婚姻变迁—以云南省罗平县鲁布革乡木纳村婚姻状况调查为例”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05年05期 ；刘洁的“布依族妇女婚姻状况改变的意义”和“论布依族妇女婚姻状况的变化及其原因” 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分别为2005年02期和2004年03期；张明仙的“罗平布依族婚恋歌谣与婚俗”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 2002年04期；肖毓的“布依族妇女的婚恋观” 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年03期等等。四：论文集论文集资料也有不少，诸如：严汝娴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 其中西南地区篇里收集的陈秀英的“布依族”；《少数民族民俗资料》（下册）第53---62页,其中收集了韦廉舟的“布依族的婚嫁礼仪”、罗竹香的“布依族的要荷包”和莫俊卿的“布依族戴‘假壳’习俗”三篇文章；欧阳若修和韦向学编的《中国婚俗集锦》 第117---133页 漓江出版社 1986年11月，其中收集了黄震尧先生的“布依族的婚姻习俗”、陈克进的“布依族的‘浪哨’和婚礼”、郑秩威的布依族的‘跳月’、冯俊科和“布依族的‘不落夫家’婚俗”和何彩孝的“匆匆离去的新娘”五篇；刘柯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风情》 云南出版社 其中收集了“布依族婚俗”和“罗甸布依族的婚礼”两篇文章等等。五：学位论文岑勇的“浅析兴仁县鹧鸪园村布依族婚姻习俗” 贵州民族学院民放文化学院民语班02001级；此文谈论了布依族婚姻，经历过封建包办、向自由选择的演变过程，自由选择的一桩完整婚事，一般要经过择偶、提亲、订亲、结婚四个程序，每个程序礼仪丰富多彩，其中存在着一些落后的礼仪，导致婚姻的悲剧。罗恩艳的“贵州黔西南州布依族婚姻习惯法研究” 贵州民族学院法律系。六：汇编汇编的资料相对要少一点，主要有“民族志资料汇编” 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 和“贵州省布依族婚姻资料索（汇）编” 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 1963年3 月19页。前者收集了马启忠、杨若芝的“布依族婚住薄⑽馑承摹白显撇家雷濉薄⒗坠阏摹肮笱羰形诘鼻卤す绮家雷迳缁岬鞑椤比辔恼隆：笳哐芯康淖柿峡梢运凳茄芯坎家雷寤橐鲎钣腥ㄍ缘淖柿希酉吕春臀蚁爰蛞亟樯芤幌隆\此篇文章分十点论述，第一，写择偶——婚姻的限制。布依族青年男女婚姻的缔结，一般是父母包办的，但由父母之命缔结的婚姻，并不是毫无约束的，由于种种历史、社会的原因，还受到一些封建关系、传统习俗和迷信禁忌的限制。如同宗不婚、要八字相容、亲上加亲、女大于男、门当户对、民族间的限制等。二，订婚。其中讲了些订婚的约束力、财礼等内容。三，结婚。其间论述了镇宁地区、北盘江流域、安顺地区、贵阳地区、龙里贵定地区、兴仁地区等结婚形式。四，“坐家”和戴“假壳”。坐家：妇女结婚后不常住夫家的风俗叫坐家。戴“假壳”：在男家需要新妇来家长住时，还得经过一次戴“假壳”手续，假壳是一种形似畚箕的女帽，以竹笋壳为架用青布包扎制成。，五，赶表。布依族青年男女常利用各种机会公开或半公开的追求异性，对唱情歌，倾吐爱慕之情，这被称为“赶表”，有的地方又叫“闹门墙”、“玩表” 、“扬哨”等。六，逃婚与抢亲。七，离婚。八，再醮与续弦。再醮：寡妇可再嫁。续弦：中年与青年男子丧偶，都可以续找对象。九，纳妾。主要是在解放前。十，入赘。即招婿。布依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同宗不婚，不同辈分者不能通婚。解放前，布依族一般不与外族通婚，布依族家庭中父亲具有绝对权力。布依族青年男女一般在赶场中物色意中人，如果互相满意就上山对歌，布依族称之为“浪哨”，“浪哨”是会朋友的意思。这个社交活动不只限于未婚男女，巳婚者也可参加。参加“浪哨”活动，对未婚者来说是初恋，对“巳婚”青年来说，如果他（她）对父母包办的婚事满意，那只是来炫耀唱歌的才能，反之，则表示对包办婚姻的反抗。“浪哨”中除唱情歌外，还唱苦歌、告状歌和逃婚歌等。过去有的青年男女对歌多年，情投意合，于是双双逃离家乡去远处安家，有的逃不出封建制度的罗网，便双双以死殉情。 布依族结亲过程颇为讲究，一般要经过“择偶”、“订婚”、“要八字”、“结婚”四个环节。布依族青年男女，不论是自由择偶还是经媒人说合，缔结婚姻必须举行订婚仪式，一门亲事一经谈定，男方家马上择定日期邀请二三人携带礼物去女方家举行订婚仪式，称为“吃订亲酒”。解放前，布依族有过“不落夫家”和“戴假壳”的习俗，即新娘在婚后，回娘家长住，有的住一两年或三五年，有的长达十几年。每年在农忙时节，回到夫家。如此往返，直到妻子怀孕，或长大成年，之后才到夫家定居下来。“戴假壳”是丈夫为了及早结束女方“不落夫家”生活的一种方法，如果妻子被戴上了假壳，即可到夫家定居。参考书目：[1][4]贵州民族调查（之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84年10月[2] 贵州民族调查（之三）.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85年10月[5][6] 贵州民族调查（之四）.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1986年8月[3][7] [8]贵州民族调查（之五）.贵州省民族研究所[9] 王承权.民族研究，1993 年6月，P 40-51[10—19]贾忠匀.布依族研究资料目录. 学苑出版社，1988年10月。
注册考试已经结束一周了，这一周的感受是：虽然晚上得加班，但是心里面很轻松，不是一般的爽！ 我是从17年8月份就开始启动备考，刚开始准备连考试模式，考什么都不知道复习起来相当吃力，只能对着辅导书做题，前面两个月看的是李向阳的辅导书，边看边做题，因为考点不熟悉、题目不熟悉做起来很吃力一本书做下来百分八十以上是不懂不会做或者各种犯错的。每个章节的开始都想放弃，感觉真的太难了，但是每次都硬着头皮咬着牙做下去。后来想想这个阶段其实帮助不大，只是大致懂得了考试考什么，题目长什么样，哪些是主要规范，有哪个模块等等，而做过的题目基本上是忘记的。 做完李向阳的辅导书，华南虎的辅导书也到手了。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我用电子版把华南虎的题目按章节扣出来装订成一章一章的，先通读每一章的考点坑点并注释到规范上，再做每章的题目，虽然经历过李向阳的复习阶段，但是题目依然错误率很高，因为根本记不住题目，做过的题目再做依然陌生，甚至上一次做对的题目这次还会做错。加上工作的原因，停停走走花了很长时间完成第一遍，也不能说完成，后面从检测开始的章节我就不看了，因为往年这些章节考的比较少（这个做法给我后期留下了很大的漏洞很难弥补）。这个阶段做题基本上是对着规范做，在规范上涂涂画画。 华南虎粗略过完一遍之后有几天的迷茫期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复习。因为没有计划，所以我又开始从第一章做题，这次复习我开始用配套的速查手册（很多老师强烈不建议用），感觉比翻规范舒服多了，知识点考点坑点都总结的相当到位，而且携带方便，我在同安上班不用带一堆规范和厚重的案例一本在身上方便了许多。从这个阶段开始到考试我就以手册为主了！。这轮复习相对来讲轻松一些，但依然存在很多错题（这些错题我有收集但是其实没怎么回顾）。这一轮复习比较快，我顺带把检查这一章也复习了，感觉又完备了一些。 这个时候李涛老师把我叫过去问了复习情况，听闻我的复习计划和复习方式很不放心，认为务必使用规范作答不要用手册。我认为已经习惯了，就没有改正继续按自己的思路复习。这个阶段正好大家都在做真题章节，我给自己排了52天把章节做完。因为有了前面几轮的复习，基本上真题做起来没那么吃力。 时间所剩无几，把次要规范过了一遍，顺带开始知识题复习。 零零碎碎的事： 套题练习： 停考风波： 今年这场考试可谓一波三折，年初的时候知道出题组更换组长，组长放话干掉市面上所有辅导机构辅导书，出题三从一大。后来又知道题型改革，30选25，变成25没得选，从难度上给考生心理造成不小压力。关键是7月份考务信息迟迟不发，各种猜测声，各种谩骂声铺天盖地。有了15年停考的经验教训，今年大家打电话给住建部，考务中心，甚至给总理留言，可是个别部门推诿扯皮不敢给考生明确，搞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最终也不知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还是原本就能举行，考试如期进行，不得而知。 说到这件事有两句话想表达，一是，感谢那些努力发声推动考试进行的考友，他们让我明白不要坐以待毙，要努力去争取。一是，那些散布绝壁不考消息，对坚持复习的考友各种嘲笑谩骂的SB说“CNMB”不知道他们后面有没有后者脸皮去考试！ 考友：17年华山论剑群通过率超过80%，知识平均分160+，案例平均分80+，以前还有个小鱼儿群，这些群里高手云集，他们有很明确的目标，有清晰的复习思路最重要的是有持之以恒的态度。可见有一群好的考友对赢得考试有很大的帮助。 刚刚接触考试，可以加一两个大群，在群里可以了解到考试的模式，市面上的评价高辅导书和考试的最新动态和信息，也可以共享资料已以及学习方法；但是中后期不建议加太多群，容易沉溺其中，看似天天讨论，其实都是在浪费时间。 我自己建立了一个十多人的考群，但是我没有很好的运营所以并没有给考友带来什么好处也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是我有一个考友他有报了班，这次考试他们班里预测的考点有好几处命中，我们在考前有讨论对考试有很大的帮助。感谢考友！ 模拟题：纵观整个注岩考试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探期，大概在02年到04年，那时考试刚刚开始组织，模式，考点都不明晰；第二阶段是学院派时期，时间是05年到11年，这段时间以老一辈专家李广信为代表的中心思想是注重原理，难而不繁；第三个阶段是实践初级期，时间12年到17年，以武威为首的命题组改变了以往的出题风格，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计算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第四个阶段是航海新世界时期，18年由杨素春组长正式拉开序幕，新世界的特点是变革！让你摸不着北，而且18年只算做牛刀小试，即将迎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大风大浪。 最终考试： 总体上看今年的考试没发挥好，这样子说不知道合不合适，其实基本上已经尽力在发挥了，可能是没有深刻掌握。 知识题相对简单，尽量做完题目，不懂的地方就跳，原本计划整体过完一遍后还剩一点点时间查缺补漏，后来发现涂完卡检查一遍后时间所剩无几，但是通过基本没问题，分数高低就看做的那部分的正确率了。案例做的比较吃力，早上大概做了18题，能够选择答案的只有16题左右，下午做了18题基本上能选答案。做题速度和做题量比平时模拟差很多！上下午都是先做稍微熟悉的题目，结果做一遍下来只能做十三四道，而且花了不少时间，剩下的题目要么不熟悉，要么没思路，总体上做题量偏少，这个有一方面原因是题数从30选25变成只能做25道题导致，还有一方面原因是自己做题太慢而且多次发生低级错误导致。两天考完发现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做到20题左右，自己却做的不好有点伤心。 经验教训：
杨幂一直都是时尚界的佼佼者，杨幂多次参加杂志封面的拍摄，每一本杂志的销量都很可观。大家只注意到杨幂拍摄杂志封面照片的良好身材，大家却忽略了杨幂保持身材做出的努力。娱乐圈的女明星特别注重个人身材，尤其是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明星。
杨幂不仅成立了个人公司，杨幂还接连出演了多部电视剧，从而奠定了杨幂在娱乐圈的知名度。随着杨幂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杨幂参加颁奖典礼和商务活动的次数增加。每一场颁奖典礼和商务活动都考验着明星的良好状态，杨幂出席任何一场活动，都会给人一种无懈可击的感。杨幂之所以能够保持良好的身材，是因为杨幂进行锻炼和健身，并且杨幂拥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控力。
众所周知，杨幂作为娱乐圈的前辈，自然拥有着一套比较成熟的减肥小妙招。杨幂曾经参加过某一个节目的录制，杨幂只吃了一根米线。众所周知，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吃饭，既然杨幂减少了主食的摄入量，那么杨幂就需要增加蔬菜和水果人的摄入量。蔬菜和水果蕴含着大量的水分和维生素，反而会使人们保持良好的身材。
我们之所以无法达到明星的减肥速度，除了饮食方面不注意营养均衡之外，我们也没有办法达到明星的强大自控能力。一般情况下，明星会制定比较详细的减肥方案，他们会按照减肥方案的条条框框控制自己的行为。与此同时，明星还会按时健身和锻炼，从而保障身材的匀称性。杨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健身，这也使得杨幂获得了良好的身材。切记体育锻炼和健身的幅度不应太大，避免肌肉拉伤和精力损耗。
杨幂之所以可以长时间保持良好的身材，是因为杨幂对自控制力特别强。如果杨幂没有非常强大的自控能力，杨幂也不会长时间保持良好的身材。与此同时，杨幂拥有着非常强大的饮食规律，蔬菜和水果是杨幂最经常吃的食物，反而减少了馒头和米饭的摄入量。除此之外，杨幂的内心十分强大，根本不会被外界纷纷扰扰，扰乱个人计划。
在平时生活中经常会做一些健身的运动，而且在饮食方面也总是吃一些低脂低糖的食物，一直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身材。
如今女星动不动就玩全裸，全裸写真更是随处可寻。女星拍摄裸体写真，无非为以下几个目的：为公益而裸，为艺术而裸，为美丽而裸，为博上位而裸，为金钱而裸《时尚健康》作为该活动在中国地区的媒体发起者和积极推行者，自2003年将粉红丝带引入中国以来，每年十月的粉红封面都会精心选择本年度中国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女性代言，全裸上阵拍摄视觉震撼力十足的粉红大片。我们在欣赏她们唯美妖娆的胴体的同时，也为她们的勇气啧啧称叹。下面我们就盘点一下为公益全裸出镜的30位美丽女星。苏梓玲 日前，苏梓玲为《粉红丝带》拍摄了一组全裸公益写真。席间，苏梓玲也呼吁女性要关爱乳房关爱健康，并自称自己是G罩杯系天然。 蒋雯丽、陈数、白百何 2012年度《时尚健康》粉红特刊封面大片，特别邀请了蒋雯丽、陈数、白百何担任代言人。传递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的理念。 陶虹、杨幂、李艾 2011年度《时尚健康》粉红特刊封面大片，特别邀请了陶虹、杨幂、李艾担任代言人。从2003年曾担任《时尚健康》第一任粉红大使的陶虹，到只有25岁，克服了许多心理羞涩勇敢站出来的杨幂，以及永远给人以乐观向上健康感觉的李艾，都在杂志中与女性朋友们分享了他们精彩的故事，并身体力行地将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乳腺癌预防的健康理念，传播出去。 李艾：我们的身体要取悦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陶虹：爱护自己，才能更好地爱身边那些爱你的人。 2011年，受邀《时尚健康》、深受国内外瞩目的时尚小天后、好莱坞新宠儿朱珠也为粉红丝带运动第一次献身，全裸出镜。朱珠表示：能够参与粉红丝带运动自己非常荣幸，就像自己宣言一样：请关爱离你心房最近的地方。
说到明星大家都把她们和 时尚 的穿衣打扮的代名词，随便翻开一本 时尚 杂志周刊都是琳琅满目的明星在秀 时尚 ，杨幂作为明星的她对 时尚 的追求也是不甘示弱的，也是打破 时尚 纪录的实力明星一枚。在 时尚 圈内即有一定的影响力。 杨幂每次都以不同的风格出场，从头到脚一副全新造型登上杂志登顶流大刊ELLE封面，也让杨幂成为第一个连霸八年这本杂志的人唯一女明星，金发红唇的全新形象看上去变化确实有些大，大家不细看还认不出她。 每个人对于 时尚 的驾驭力是不同的，穿出来效果和风格也也不一的，不管你怎样改变造型，那种渗透到骨子里的风格是改变不了的，而杨幂在影片中那种堪称完美的风格和驾驭力，在 时尚 私服穿搭教科书也是一绝，尤其是杨幂在综艺节目中的 时尚 穿搭造，不就是真人版的穿搭模特吗？ 杨幂不管是在综艺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是走休闲风的搭配，让我们见得最多的穿搭就是卫衣了。杨幂把戴帽造型肥大的卫衣穿出 时尚 街头的感觉，这种自信可是没有几人能做到的。 戴帽卫衣和不戴帽的两种卫衣在设计上就有本质的区别，戴帽卫衣因为多了帽子，视觉感会更加的明显，戴帽卫衣在生活中，略胖的人上身会比身材瘦小的人穿着稍微那么受看，但是杨幂却把这种风格穿出时髦的街头范，这就显示出她对这类衣服的驾驭力有多强悍。 杨幂的戴帽卫衣都是那种印有字母外形也不算太夸张的款式，除了衣服够肥大多，衣长要遮到臀部，袖子长手掌不外露，就好似有意买大两个尺码的样子。 这种外型夸张而肥大的卫衣，搭配上紧身的休闲裤或是小脚裤，就能更好的修饰出大长腿，能更好的给身材不戴帽子的卫衣其实也就是圆领的卫衣，而圆领的卫衣想要穿出街头潮流的 时尚 感，也是需要对廓形细节上做到极至。 局部字母印花图案的卫衣和纯色卫衣能带有不一视觉冲击，在搭配上更多选择而不是那样的单一，这种卫衣上身后效果就是上身看上去有点臃肿。但是杨幂却是穿出了新高度。 和卫衣一样，杨幂也多次穿T恤装被抓拍，而杨幂在T恤穿搭造型上也百出新异，T恤因为单薄材质，所以在穿法上的搭配也是层出不穷的。 无论是什么衣服颜色搭配上最重要，同一款卫衣，搭配不同穿出来的风格和品味就不同。